肥猪没有被拉走，女人送到县医院去洗胃，乡上来了人，乡上派出所也来了人，对尚家父子和陈老幺进行分别谈话。那一下午，尚家河坝村的人也很忙碌，三五成群，叽叽喳喳，打听的打听，交流的交流，东家进西家出，村子里显得很热闹。乡上的干部和乡上派出所的人却十分恼火，：把尚家父子抓起来，好像不妥，不抓吧，也好像不对；对陈老幺怎么处理也不好说，给他处罚吧，他的女人都进医院了，不处罚他吧，他做的事又肯定是不对的。
陈老幺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出去看一下。直到听到他的女儿哭泣着大喊：我阿妈喝农药啦！他才急忙跳出里屋朝外奔跑！
（新闻链接）：陈幺弟的女人在尚家河坝也是个有名气的人，主要是因为她能骂人、会骂人。她骂人时，想象力特别丰富，无论是什么，都能纳入她的“骂题”，最让人想不到的是，她总是能把任何东西都与男人、女人的某种器官扯到一起；最让人吃惊的是，她骂人时完全不受时空的限制，从祖宗十八代到将来的某个时候，她都能骂到；最让村里人害怕的是她可以边走边骂，从村头走到村尾，有时可以坐在野地上，有时却在人家的家门口，她可以声泪俱下，披头散发，骂上一整天也不累，尽管已经声嘶力竭。
陈幺弟女人天亮起来煮早饭，煮猪潲水，看到脸色发灰的陈老幺就知道他一夜未睡，一边骂，一边就喊他去睡。陈幺弟迷迷糊糊地睡到快吃晌午饭时，就听到尚老大的声音：这是他自己亲笔写的。你把他喊来一问不就清楚了？同时，陈老幺就听到自己女人尖利的哭喊声。陈老幺悄悄爬下床，把里屋的门锁上，他都不明白到底是怕自己的女人进来，还是怕尚家几爷子进来。隔了一阵就听到猪在叫，听到玻璃瓶子砸到地上发出的响声，听到她的女人撕心扯肺的哭嚎声。
可是这回，她没有骂上一会儿，居然就喝农药了。也是，村里人却都能理解：那是她辛辛苦苦喂了一年的肥猪，容易吗？
久走夜路要撞鬼，陈幺弟就撞上了鬼。那一天夜里，先还赢了好几十元钱，后来却越输越凶，明明荷包里再也掏不出一分钱了，陈老幺却提出：“干脆整大点”，尚光荣老汉说：“不好吧？大了就是赌博哦”。陈幺弟死活不听，几个人就开始了“整大的”。半夜过去，虽是冬天，陈老幺觉得浑身发热，光着上半身写下了一张用自己家里那口肥猪作抵押的纸条。写完了又接着打，陈老幺还白抽了尚老汉一包三元钱的香烟。结果是，陈老幺一败涂地，天快要亮了才“梭”回家去，不敢惊动家人，悄悄呆在厨房里灶台边发愣。
武记者写完了这篇名叫《财路》的新闻，写完后，自己觉得内容好像有些单薄，或者说内容有点灰暗。于是他就想加上一些诸如“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类的句子，他认为，有了这样句子，这篇新闻才有价值，可是这样的句子放在什么地方合适呢？他决定放一放再来修改，再作添加。
这些年来，尚家河坝的好多人也都打麻将上了瘾，一天不摸麻将，就心慌暴躁，坐在麻将桌前才能浑身通泰，陈幺弟就是这样的人。尽管人家都对他说，不要同尚老汉家的“父子兵”在一桌，陈老幺就是不听，在他看来，尚老汉麻将手艺也不过一般，尚老大好点，尚老三只能说将就，尚老二简直就是“黄棒”，桌子上凑数的角色。前前后后，陈幺弟赢了尚家几爷子将近200元钱，你说他陈老幺怎么会把尚家几爷子的麻将手艺放在心上？
打工
父子四人就这么过日子，三个儿子都到了应该成家的年龄，远远近近，没有哪户人家愿意把自己家的女儿许给他家，尚老汉家就是一个火坑。
五里沟到龙川县城里只有五里路，翻过一道山梁，再下一个坡就是县城。好多年来，五里沟的人一直是天不见亮就挑一担或者背一背兜菜进城，卖完回家还不到吃晌午饭的时间。五里沟的人把卖菜叫做“上街”或者“下街”，就像别的地方人们说的“赶场”那样。
尚老汉不干正事，几个儿子学着他老子，也不做正事。老伴走了，这四爷子越发不像是过日子的人户，地里的庄稼勉强也收一点，猪圈里再也没有喂过猪。不想下地做活路，四爷子凑在一起就打麻将。父子间也要论输赢，抓一把四季豆权当钱用，一个人多少颗。哪个输了，就罚把屋子里的尿桶提出门去倒了，这尿桶是四个人夜里懒得出门撒在桶里的。把桶腾空，白天打麻将也好用。再输，就让输的人煮饭，其实那饭也简单，不过是抓把玉米面丢进锅里煮成糊糊，却有个说法，叫做“打搅团”。
近些年来，县城里人们“过场”越来越多，五里沟的人上街卖菜居然找不到地方了，到那个脏水横流的菜市场去，菜贩子要驱赶他们，说，他们是交了“摊位费”的，五里沟的人要卖菜也可以，但要把“摊位费”交给菜贩子们再说；挑到街头去卖，就有穿戴如公安局的人来把他们赶走，这些人叫“城管”，在五里沟卖菜的人们看来，他们专门给自己过不去。“城管”们又凶神恶煞，几句话不对路，动不动就把鲜嫩的黄瓜、茄子、白菜、莴笋丢到地上，五里沟卖菜的人哭得呼天抢地，最后还是得乖乖离去。
这尚老汉其实不到六十岁，而老伴却过世了四、五年。村里人背后说，尚老汉的老伴是累死的。她一个人一年到头，每天都要“经佑”四个人，老的、小的，吃喝都要管。猪圈里的猪，地里的庄稼，没有一样离得了她。
好多五里沟的人于是就不敢上街去卖菜，菜贩子们就来收。一斤一角钱、两角钱收去，又一斤一元钱、两元钱卖给那些“街上”的人，为了一角钱可以讲半小时价的“街上”人也买。五里沟的人硬是想不明白，自己四角钱、五角钱一斤卖给他们“街上”的人究竟是不是错了？
说起来没有人相信，但是在尚家河坝，尚老汉四爷子就是这么霸道，不要说杨干稀儿不敢惹，村子里就没有敢同尚老汉一家叫板的人，包括村支书、村主任在内。
其实，“街上”的人们对此也有议论，议论菜价，议论菜市场，当然也议论“城管”。本来“城管”做的事是把街头管得有秩序一点，现在却成了专门赶走乡村人的机构，人们就是弄不清究竟是“城管”做得不对。
没办法，尚老大就把杨干稀儿喊来骂了一顿，说杨干稀儿不该骗他家老爷子，老爷子年纪大了，年纪大的人心软，有时是稀里糊涂的。杨干稀儿懒是懒，但是他好说话，扯了几句，还是又同意把地换回来。
“城管”们却感到委曲得不得了，乡村里来的人骂他们，城镇里的人也要骂他们。他们工作的动力全部来自县上分管领导对他们的鼓励、打气，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了，“城管”们自己都不晓得该咋个办。
谁也没有想到，过了没几天，却来了一伙人，那些人开着机器，把那个山坡突出的部份挖下来，泥土石块用车运走，路面一下子宽大起来，尚老汉四爷子都傻了，白忙了一阵，他们连一辆车也没有逮住。
武德浩觉得这里面有新闻，他就到五里沟去采访采访。
尚光荣尚老汉就带着他的儿子，在这块地边搭起了一个棚子，三个儿子轮流住在破塑料布棚里，父子四人想得很周全，防备夜晚里有车闯进地里时他们没有人在现场。
可惜他去得却不是时候，那个把“城管”打伤的胡家老二、外号叫做“牛板筋”的年青人出远门打工去了；那个让“城管”上门赔礼道歉的余家媳妇，同自己的男人一起出了远门，也是打工去了。在家里找不到钱，五里沟好多青年男女都外出打工，武德浩一下子就想到了“劳务输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一类的话题，这也是绝好的新闻题材，武记者心头一动，决定对五里沟这个现象来一个跟踪报道，说不定弄出点名堂来，就又能得到领导的夸奖表扬。
尚光荣听说之后，就拿出一块地来和杨干稀儿交换，杨干稀儿先还有点犹豫，明摆着的，这块地有搞头。尚光荣就对他说：这块地，换也得换，不换也还是要换。再说了，这块地在你手里只会给你找麻烦，哪天乡上喊你把鸡贩子的钱也退还了，你咋办？我给你的那块地的土壤好，水又近，你哪点吃亏了？杨干稀儿想了想自己又搬不到别的地方去，尚老汉儿的三个儿子没有哪个是好惹的，也就答应下来，反正，总算白白得到了150元钱。
毕竟只是五里路的山路，武记者就三天两头往五里沟跑。跑了一段时间，武记者就对五里沟外出打工的人们有了一点大致的了解。外出做工的男男女妇大多数都是在外面干重体力活路，不是在修筑公路的工地上背水泥、抬石头，就是在城市里的房屋建筑工地上搬运钢筋、当上下车的装运工。
不料，几天以后，杨干稀儿却被乡上叫了去，让他退还给那个小车驾驶员150元，还让乡上干部好好地骂了一顿。原来，那辆小车是县上一个什么领导的车，领导你也敢敲诈？
例外的是，胡家老二“牛板筋”当上了一家什么公司的保安，据说工钱也还可以。有照片寄回来，大盖帽，说不清是灰色还是蓝色的制服上有黄色的肩带，裤子上有红条条。“牛板筋”在相片背后歪歪倒倒地写了一句话：阿爸，你看我（向）像不（向）像城（官）管？抚摸着相片，“牛板筋”的阿爸倒是喜欢得很，倒也是，想一想其他那些外出打工的人，再没有一个人有照片寄回家来的，武记者就不忍心指出相片背后的那些错字。
恰好，村里有几个人也走这里路过，便一窝蜂围住小车驾驶员，开口就要驾驶员赔偿500元钱，小车驾驶员低声下气，最后赔偿200元脱身。杨干稀儿年前年后就挣了300元钱，那块地里出的菜，做得好，一年到头也只有100元钱。村里人都羡慕，杨干稀儿分上了一块“宝地”。
别说寄回相片，就连写信回来的人也很少，这些跑出去的混账东西！村里老人们见到武记者差不多都会这样骂，骂了又叹气。最近，人家胡家老二“牛板筋”还写信回来了呢。听到这个信息，武记者就跑去胡家探个究竟。农民人家都实诚，马上把信拿给武记者看，不看还好，一看就把武记者就吓了一跳。“牛板筋”来信说他已经辞去了那份保安工作，现在他去了外省的一个城市，而且到一个工作轻松并且能发大财公司上班了。要他家里给他赶快寄去三千元钱，过不多久，他就能挣到几万、十几万。还说，家里和亲戚朋友愿意来都赶紧来，他可以引荐，一个人交上三千元，也能很快挣到几万、十几万。收到信后，“牛板筋”家里东拼西凑，已经凑了二千元钱，准备凑齐了就给他寄去。
钱来得如此容易，杨干稀儿就后悔：早晓得，应该喊他赔我150元！事有凑巧，过了年不久，杨干稀儿两口子那天刚在地里点上了两路洋芋，两辆小汽车会车，一辆贴着山坡飞驰而过，另一辆小车却跳进了地里，刚点在地里的洋芋白生生地翻出地面来，到处都是。
武德浩急忙劝告“牛板筋”家里人，说这个钱寄不得，“牛板筋”肯定上当受骗了。武记者苦口婆心地讲起了什么是“传销”，讲起了“传销”的骗人的手段，讲起了好多人受骗上当后的悲惨结局。胡家的人吓得不知怎么办，就央求武记者千万千万同“牛板筋”联系一下，联系上了劝他赶紧回来，不要把命都耍丢了。武记者回到县上就照信上的联系方式，想了好多办法联系“牛板筋”，可是无论怎么努力，就是没有办法联系到那个身陷“传销”的胡家老二。
杨干稀儿正好想到地里掐几棵葱回来吃，看到一辆摩托车冲进了自己的菜地，便飞一般赶上去把摩托车主扭住。开摩托车的人是一个鸡贩子，一只鸡还没收到，差一点出了车祸，魂都没得了。杨干稀儿问鸡贩子：你看咋个办？我这么一地的菜。其实，也只好有十几棵白菜。鸡贩子连声说：我赔、我赔！杨干稀儿张口便要鸡贩子赔偿100元，鸡贩子果然掏出100元钱来交给杨干稀儿，骑上摩托一溜烟就跑了。
武记者着急，胡家的人着急，五里沟的人都着急。“传销”两个字几乎天天都挂在人们的嘴边，但，“牛板筋”是出了远门的人，家里面的人又能怎么样呢？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呐！五里沟老年人的叹息几乎变成了哀叹。而在这时，却传来县公安局要余家人到城里去领回媳妇的消息，据说余家媳妇和贩卖婴儿的事情扯上了。不要说余家，整个五里沟的人都吓了一跳，看来，连那么老实的余家媳妇也遇到了说不清楚的事情了。
那一年，杨干稀儿在地里种了些白菜，还有一排小葱。土地里没有上足肥料，菜长得就不好，杨干稀儿也不在意。快过年了的一天早上，一辆大汽车已从弯道上转过来，不料，迎面来了一辆摩托车。摩托车开得飞快，看到迎面来的汽车，不由慌了神，把摩托车直接开进了杨干稀儿的菜地里。那辆大汽车喇叭长鸣，轰隆隆的径自开了过去。
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事情的过程也简单。余家媳妇在建筑工地上实在吃不消沉重的体力活，与同在一起打工的丈夫商量好了，丈夫还留在那里打工，她先回家，家里也有好多活路没有人做。前往省城的车上，余家媳妇与同车抱着小孩子的一个女人认识了，到省城时，那女人要余家媳妇帮忙抱一下小孩出站。余家媳妇说自己不出站，要买车票回龙川。那女人说，就几步路，手里东西多不好抱小孩子，出了站就有人接。余家媳妇想：就几步路，出了站再回来买车票也不迟，抱了小孩子就跟着那女人走。可是，一辆警车却拦住了她们，余家媳妇也被当成贩运婴儿的嫌疑人员被警方询问，事情弄清了，省城警方表示歉意，免费把余家媳妇送回龙川，这才有了县公安局让余家来领人的事情。
尚家河坝的村头，是国道318线经过的地方。这公路在这里很是别扭，一边是山坡，一边却紧靠着一片庄稼地。当年划分承包地时，人们都嫌这块地靠公路太近，人在地头劳作时要吃公路上扬起的臭灰尘。而且这块地离水沟远，离村子远，种到地里的东西看守不方便，容易遭贼。这块地就分给了村子里出名的懒汉杨干稀儿，杨干稀儿懒是懒，但好说话，再说，村子里也没有几个人出来为他报不平。再加上杨干稀儿的婆娘也懒，两口子认为，有块地就是了，离水沟远，天上就不落雨了？管它在哪里，路要多走几步，可地里的活还要少干一些呢。
出远门真的不容易，就连做点好事，给人帮忙也有可能受骗上当，余家媳妇差一点成了人贩子。五里沟没有出门的人谈起出远门，十有八九都开始摇头。胡 家的人就更为没有一点音讯的“牛板筋”着急，就打算出去找，那么大的地头，那么多的人，上哪里去找？胡家的老年人愁得夜里睡不着觉，白天就神情恍忽地站在大门口张望。最可怜的是“牛板筋”的女人，在老人们面前她不敢哭，不敢说什么，她只能把她对她男人的担忧、思念藏在心里头。
（新闻背景）：现实情况就是这样明摆着，凡是距离县城远一点的地方，不通公路的乡村，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就要“好打整”一点，民风淳朴，老老实实的人多。而只要是顺公路，离县城近的地方，狡猾的人就多一些，这些地方就是县上有位领导总结的“是出刁民的地方”。尚家河坝就是出刁民的地方，而尚家河坝的尚光荣一家四爷子就是刁民中的刁民。
一直到地头的粮食都收完了，树上的树叶也都掉得差不多了。没有任何征兆，家里没有一个人想到，“牛板筋”突然出现在他家的大门口。过去五大三粗的壮汉，现在瘦得皮包骨头。浑身又脏又烂，肮脏的头发遮住脸，把跨出门倒水的“牛板筋”的女人吓了一大跳。
（本报讯）新闻导语：尚家河坝陈幺弟打麻将输了一头大肥猪，赢家尚光荣带着三个儿子去拉猪。陈幺弟的女人喝了农药送医院，乡派出所却为到底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问题犯难，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在调查当中。
原来，“牛板筋”所在的那个传销组织，让当地的工商局和公安局捣毁后，把传销头目抓来关了，对其他人就做出了谴返回各自所在省的处理。火车把“牛板筋”送到省城，省城距离龙川还有三百公里，身上只有几元钱，买不起汽车票，只好走路往家赶。这八、九天的路真不好走，肚皮是空的，鞋子又破了。风里雨里，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幸好一路有好心人，这个给一碗饭，那个给一个馍馍，总算是过来了。
武记者这次得到了去尚家河坝采访的任务。尚家河坝修了一条水渠，解决了尚家河坝一多半土地浇灌的老大难问题，对龙川县来说，也是一条极有报道价值的重要新闻。尚家河坝距离县城不远，而且顺公路，来去都比去别的乡村方便，武记者很快就把这条新闻采访回来，当天夜里就播放出来。正当电视里播放这条新闻时，武德浩却猫在屋里写他认为可以在报纸上登出来的新闻：财路。
“牛板筋”说着说着就呜呜的哭起来，因为五里沟家里没有电话，那封信是人家写好了让他抄一遍寄回来的，在写信前，他已经当保安挣的两千多元钱就全交了。可是人家说，三千元才有入门的资格，后来就不准出门，只是天天催他劝家里人带钱过来，让他劝亲朋好友带钱过来。他说武记者帮了他们家的大忙，不然还不晓得下场是怎么样的凄惨。
拉广告到处碰壁，但“本职”的事情却不能不去做，新闻记者的“本职”就是采访新闻。
“牛板筋”的遭遇只能算是五里沟外出打工人员的一桩“个案”，武记者开始就是这么认为的，其他的打工者总会有些名堂的。武记者还是决心把自己计划的“跟踪报道”进行到年底，他以为到了那时，打工者们的故事、经历会让自己更好了解事情的本真，他的这篇新闻才有可能比较全面，有价值。
武记者跑了好多路，却都是白费力气。“原富建筑公司”的汪老板认定武记者让自己吃了哑巴亏，在电视上露了一回脸，当了回好人好事的代表，给自己傻瓜儿子娶媳妇的事情连说也不敢说出口了，简直是被这个记者当成猴耍了一回。武记者话还没说完，汪老板就一口就拒绝了广告的事情。“龙川饭店”也算得上一个有点钱的企业，却也不愿意打广告，女老板柳金芳说得绝：愿意到我这里吃饭、桑拿的呢，不看广告也要来的，不想到我这里来的呢，广告牌立在他门口，他也是不来的。
可惜的是，年底时到五里沟一打听，那些出门打工的人没有挣回来武记者所希望的那么多钱。甚至有两个人在外干了一年，却只拿到了不到一半的工钱，龙川县劳动局费尽心机为他们讨说法，人员派出去了两、三拨，都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武记者甚至想过，县劳动局还不如把那些出差人员的经费给这两个村民，说不定还用不完。但，那是不行的，用打醋的钱打了酱油，谁也说不清，何况，欠债的并不是龙川县。
台上领导要武德浩完成一个新任务：给电视台拉广告，越多越好，而且视情况可以给武德浩数量不菲的奖金。当然，这条规矩对所有的记者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明白，拉到广告就有钱。但龙川这个地方没有几个老板愿意上县电视台打广告，说句老实话，这些老板还没有变成具有商业眼界的企业家，或者说这里的企业原本算不上什么企业，一个小县城市场也只有那么大点，又没有什么像样的、可以称为品牌的东西。虽然如此，哪个对钱有仇？听到自己也能得到奖金，每个记者都认认真真到处串。
看来，武记者想得到领导夸奖的新闻节目没法做出来了，原来想好的，事先设计的新闻标题，如“五里沟村村民某某外出打工回来盖新楼”、“五里沟村外出打工收入到达多少、多少”、“五里沟村村民外出打工不仅学到新技术，而且思想观念也得到更新”，等等，都没法写出来了。没有采访到扎实的内容，新闻是没法写出来的。没有内容，就连新闻标题也不能写出来，更不要说什么导语了。
财路
背景，好像无论写什么，背景都是应该是有的，但他在五里沟听到的东西究竟是不是新闻的背景也成了问题，例如：五里沟外出打工的人员没有文化，没有技术，只能做粗、重、脏、累的笨活；农民们对土地、对家园的眷恋，成为了他们怕出远门的心理障碍，这些算不算是背景？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听到高亮一次又一次地跑到乡上问那些干部咋办！高万发就感到好笑，心里说：咋办？凉办！我这个支书未必是抽签抽的？我这个主任也不是抽签抽到的，而是乡上让我当的！咋办！该咋办还咋办！
他觉得吃不准问题多。再有，这些外出打工人员们所处的环境有些问题算不算是一个什么背景？，仅仅是这些打工的人们所去过的那里的环境有问题，还是更宽的环境也有问题？弄不明白的事情实在太多，作为只是一个县电视台的记者，武德浩也不容易，为了挖掘山村的好新闻，他也算尽力了。
过了很久，高亮也没有服气，几次找到乡上的干部理论，说，干海子村村民们的这次自发选举，同后来才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精神完全一致，乡上干部问他，“组织法”里哪一条规定要用抽签来定结果？高亮依然不服气，说，不抽签，你们说该咋办？
武记者再没有心思再去挖掘所谓的“新闻链接”素材，连背景都弄不明白，哪些能“链接”当然就成了问题，何必花费那么多精力？武记者思来想去，到底还是想明白了：五里沟山村本无新闻。
谁知，这消息传到乡上，乡上好长一段时间竟没有任何反应。后来惊动了县上，有关领导大为光火，乡上这才派来人员，宣布干海子村的这次选举无效，村主任还是高万发。
惨案
高万发没有了抓拿，只得硬着头皮把这件事报到了乡上。
庙子坪村出事了，出大事了。车内气氛凝重，武德浩不好如平时那样东问西问，而是抱着他的摄像机，静静坐在县长身后，一声不吭。桑塔拉小汽车在还算平整的路面上跑得飞快，人在车上有点坐不稳当。县长脸色铁青，甚至可以说是怒气冲冲。后面还跟着两辆小车，县公安局长、县政法委书记，各带一帮人，紧紧跟在县长的车后面。通往庙子坪村的这条公路是条老土路，这条路上平时是拖拉机、农用车的天下，今天那些不可一世的拖拉机、农用车的驾驶员们们听到警报器一响，都赶紧停在路边，从来都是违规搭乘顺路车的村民们，此时站在拖拉机车厢里也都是一个个满面的惊愕：出什么事了？死人啦？这么急！
高万发就说：搞封建迷信得到的结果不作数，村里的人们就起哄：你自己是同意了的，现在又来说这种话。如果抽到的是你，高亮也不干，那怎么办？我们总不能一天接一天地都来选哪个当村主任吧？再说了，神树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了，最好还是不要得罪树神。
还真是死了人。
这个童子娃娃是村子里高老幺的大孙子，是村小学里人们公认的“读书读得”的娃儿。虽说调皮捣蛋倒也“精灵”得很，嘴巴里嚷到“晓得、晓得”，双手抱住签筒一阵猛摇，一根竹签毫无声息地飞了出来。邱二皮把竹签举过头，斜着眼睛向上看，看清楚了才大声读出来：高亮！
庙子坪村主要由两大姓人家组成。解放前，“吴家大瓦房”和“黄家庄房”是这两姓人的代表人户，有事都由这两户人出头。姓吴的就跟“大瓦房”走，姓黄的都拥护“庄房”。在庙子坪，人们对“大瓦房”和“庄房”有时也称为所谓的“四合天井”，其实，同北方人家的“四合院”也相差不多。不过呢，“大瓦房”和“庄房”比别的房屋要高大、宽敞、气派，难怪住在“大瓦房”和“庄房”的都是地主，过去的好长一段时间，这些地主都抬不起头。
人们正在猜这写在地上的字是什么意思，二皮突然倒在地上，众人大吃一惊，他却又站起来了，对大伙说：刚才树神附身，让他“扶乩”，写在泥土上的那句话，就是树神的旨意了，树神是让小娃儿来抽上一签。也顾不上过问村里人们那惊愕的样子，他又是一番伏地向神树祈祷。老半天才从地上站起来，手把手地教那个小孩摇晃签筒。
这些年不同了，庙子坪村的年青人们已经不知道还有“地主”这样的说法，上了年纪的人也渐渐把“地主”忘记了。可自己姓吴还是姓黄却没有忘，姓吴的就要维护姓吴的，姓黄的就要帮助姓黄的，因为“五百年前是一家人”。虽说是出了点什么事，再也没有“大瓦房”或者“庄房”这样的人户承头，但总还是有人会出来承头的。“吴万元”就是姓吴人户公认的承头人，而姓黄的人户拥护的是“黄光头”。吴万元一家，还在十多二十年前就是“万元户”，所以说话办事一直显得底气十足。黄光头不仅力大无穷好打抱不平，而且能说会道。以前叫“队长”，现在叫“主任”，本来是村子里“关火”的角色，但是庙子坪村暗地里的规矩却是一个姓的人只能当一年，而且还主要是为了应付上头，具体做的事情是去开个会，从县里要点什么东西回来。而涉及到村子里纠纷、恩怨则由两姓人户坐下来商议解决。这些事，“队长”也好，“主任”也好，作不了主。
村子里的人没有想到抽签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叽叽喳喳，嘻嘻哈哈，人们乱成一团。二皮这时却冷静得很，仰面朝天，眯着眼，把左臂举过头，大指姆却忙碌着，掐完食指，又掐中指、小指。突然，他用一种人们平时从没有听到过的声音说：待吾神写给你等。他从人堆里一把拖出一个七、八岁的童子娃娃，又从自己带来的背筐里取出一根油黑光滑的小木棍，他用木棍在泥土上下左右地写画了一阵，仍然用那古怪的声音说：娃娃读来。原来地上有字，大家就让那小孩子读出来，这娃儿读到：小子再抽即是。
死人的起因简单，过程却一言难尽。黄三姑同吴幺娘家的屋子原来隔着一条路，这条路上能赶过去一头大水牛。黄三姑重修她家的屋子，房屋起来后，高出了吴幺娘家的房屋一层半楼。吴幺娘家的房屋好像一下掉进了地坑里，而且两家人中间的那条路也不见了，过一个人也要侧着身走。两家人为此开始了不断的吵架、打架，两家不和，全村不宁。吴万元带头，要所有姓吴的人户为吴幺娘家凑一些钱，也把房屋修得高大一些，但前提是要黄三姑家把占去的那条路让一半出来。黄光头却说，让出也行，但得赔偿拆除和重新修房屋的费用，你吴万元再有钱，也得讲个先来后到。双方就这么僵持起来，好像哪一方都有理。
二皮再一次向树神祷告后，这才叫两个人过来摇签，摇出来的人就是新的村主任。老支书闭上眼，按照邱二皮的指点，上下左右一摇，果然有根签就飞出签筒来。二皮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高亮。便大声读出声来：高亮！轮到高亮来摇签，也是按照邱二皮的指点，摇了两摇，签从签筒里跳出来，二皮捡起来，看了一眼，高声读道：高万发！
乡政府所在地距离庙子坪村很近，抽一支香烟的功夫就能走到。乡上派出所增添了两名新手，其中一名就是才从学校出来的民警宁强。这天到庙子坪村来核对外出打工人员数，刚进村，正好碰上两家人大打出手。宁强见状，赶紧出面制止，黄三姑正在气头上，哪里把一个嘴巴上胡子都没变黑的小民警看上眼。她与吴幺娘对骂占不到上风，这吴幺娘骂起人来可是庙子坪村人人都害怕的角色。这时宁强又上来劝说，她就指着宁强一顿乱骂，先说宁强想上吴幺娘的床，后来又说宁强想到吴幺娘家上门当女婿。吴幺娘没有骂宁强，口口声声都在诅咒黄三姑，说她修的是“娼房”，黄三姑是个“老娼妇”。黄三姑骂不过，嘴里一边嚷一边就抓起石头朝吴幺娘冲过去。挨了臭骂的宁强虽然气愤到了极点，但还是忍气吞声，一见又要打起来，便扭住她的胳膊朝后拖。吴幺娘趁机朝黄三姑头上、脸上一阵乱打乱抓。两边的男男女女都一涌而上，幸好，黄光头和吴万元赶来，好歹劝住众人，算是给了这个小民警一个面子，这天总算没有闹出事来。
邱二皮先在树前点上香、点燃蜡烛，烧过了纸钱，然后伏在地上向树神说明原委。磕头磕完，向树神的“通白”也就完成了。二皮从背筐拿出一个签筒，把签筒里面的竹签都倒出来，放进了两根新签，一根签上写着：高万发；另一根签上写着：高亮。
事情却没有到此为止，黄三姑第二天早上就到了乡上派出所，说宁强抓住她就是给为了吴幺娘帮忙，安心让吴幺娘打她。宁强在所长的强迫下，赔了礼，道了歉，黄三姑还是不依不饶，要让派出所、让宁强赔偿医药费，让她到乡卫生院检查她又不去。惹恼了乡长，乡长跑来拍着桌子、指着黄三姑鼻子大骂了一通，黄三姑还是油盐不进。有位深知庙子坪情况的乡干部，赶紧派人到庙子坪去通知黄光头来，黄光头来了，直到下午才把她劝走。宁强气得连饭也吃不下：当警察就该这么受气？自己是不是太窝囊了？
到神树面前去抽签！此言一出，全村响应。
庙子坪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宁强还得去。怕什么就来什么，刚进村迎面就碰到黄三姑，黄三姑骂着骂着就冲了过来，还舞动着她的“围腰帕”就向宁强打过来，谁会想到，她在她的“围腰帕”里包了一块石头，石头打在宁强脸上，顿时额头上裂了一个小口，鼻血如注。宁强用手抹了一把脸，瞪了双眼朝黄三姑慢慢走过去。黄三姑扭头便跑，边跑边喊：警察打死人啦、打死人啦！
二皮毕竟是二皮，他突然想起了村庄外边那棵千年大杉树，那是棵全村人心目里的神树。树木下一直有一个三尺来高的木棚，却修得像座房屋，顶上盖了几十片瓦，有门，从门外朝里看，里面只有一个木牌，木牌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字：神杉树王之位。这棵树是干海子的“风水树”，保佑着这方水土和众人。
庙子坪的事情只好另外派人去完成，不管所长、乡长怎么劝说安慰，宁强却怎么也忘不了打在自己脸上的那一石头。他就想不明白，凭什么那个黄三姑就该那么横蛮不讲理？自己没有错，还得给泼妇黄三姑道歉，走到哪里讲这个道理自己也没错。乡长，所长没有时间来劝宁强，因为这时节，乡上，村上、派出所的人多次在一起，研究解决黄三姑和吴幺娘这两家人的争端的方案，议来议去，后来是决定把两家人喊到乡上来，坐下来调解。
但是这回人们虽然也叫起了“先生”，二皮却有点郁闷，因为以往叫先生时，不是因为有人去世，就是因为有人病了，请他去“做道场”，请他去“驱鬼驱邪”。做那些熟悉了的“过场”，他是应心得手，而今天是让他断出哪一个能当村委会主任，是他从没经历过的，得不到钱不说，关键是他不知该怎么断。
死人的事就发生在调解的那天下午。调解其实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且可以说是不欢而散。宁强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大家准备散了出门时说了一句：这黄三姑实在太不讲理了。黄三姑和她的家人们听到这句话，一下子就把宁强围了起来，有人破口乱骂，有人就对宁强又推又打，宁强忍无可忍，正要还手，却被所长喝住，而且马上让其他两人把宁强推进所长的办公室关了起来。宁强咆哮如雷：老子不穿这身警服了！凭啥子老子就该这么受气！
在干海子，只有外号“邱二皮”的光棍会跳神，这是多年前是从他老子那里学来的，也算是子承父业。平时人们都叫他二皮，只有请他跳神时才会叫他先生。叫他先生时，邱二皮就很高兴，因为随着一声“先生”，就会有好吃好喝，还有“红封封”，邱二皮“受活”得不得了。
黄三姑是在回家的路上被宁强打死的，一颗子弹从脑门射入，黄三姑死了还张着嘴，像是还在骂人。黄家人当时是被吓坏了，枪声一响，四下逃窜。后来却聚集起来，哭天哭地，把乡政府、派出所围了起来。就这样，整个龙川县都被震惊震呆了，县长铁青着脸不说话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新闻链接）：多少年来，干海子的村民们把教书的人称为先生，把能为人把脉看病的人称为先生，有时也把穿戴干净、整洁的人也戏称为先生。而卫高氏所说的先生，却是指会为人算命，或者会“跳神”的人。
宁强自己投了案，他是看到了所长挂在墙壁上的手枪才突然萌发了想法，而当时的想法，只是去吓唬吓唬那个横蛮的恶女人。他翻窗跳墙追上了黄三姑和她的家里人，而那女人却不怕枪，反而拍着胸部、拍着脑门说：你娃娃有屁儿，就朝老娘这里打。打就打，那么近，连响声也没有听到，那个凶恶的女人就喷着唾沫倒下了。宁强在对武德浩说这些时面无表情，嗓音低沉。
人们都听清楚了：找先生来断。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老支书和高亮。这个老支书，多少年来一直在与先生作“坚决的斗争”；高亮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回到村里后，经常把村里唯一的一个先生当成傻瓜逗着玩。现在看他们俩怎么办！这两个人也没有想到过，自己能不能当上村主任，还得由他们都看不起的先生来决断。像是在人们的意料中又像是在人们的意料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两个竞选者，居然同时点头并异口同声地大声说：那好吧！
为了不影响龙川县招商引资，为了龙川的对外形象，为了全县的发展大局，现在我宣布一条纪律：任何人不得对外公开这件事。坐在角落里的武德浩明显地感到县长说这话时，那锐利的目光从自己的脸上掠过。县长强调：当这件事有了最后的处理结果，才能对外公布。而且，对外的口径必须经过宣传部门，任何人不得擅自作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不行的，不允许的。在这关键时期，关键问题上，不能没有组织纪律。
只见她站起身来，没有了牙齿的嘴巴一张一合，说了句什么话，手还比划着，很认真的样子。她身边的儿女们赶紧为她大声“翻译”说：找先生来断。
县长就这个问题还说了很久，武德浩却没有了听下去的兴趣。自己在心里说道：这都啥子年代了？还能把一件事捂住？不过，武德浩不敢把这话说出口，而且他也没有资格在这样的会上说话，就连他的顶头上司台领导也没有在这样的会上说话的资格。他很想听听台领导的看法，他能从台领导的眼神里猜出一些东西来，可台领导一直在忙于做笔记，头埋得很低，他看不到表情。
她的儿女年纪与高万发差不多，可她有一个孙儿在大城市里的大学里当老师，有一个孙女在与龙川县邻近的一个县里当副县长，孙儿孙女好多年都没回来过，但是她的孙辈们都没有忘记她。时不时，村里人都能听到他们给卫高氏又带了什么东西回来了，又寄了多少钱回来了。村里人好生羡慕，卫高氏是有福份的人，一般来说，只要是有福份的人说话都有人听。
散会后，武德浩把采访到的所有录像带资料，所有的文字资料，按照要求全部交给台领导。台领导还对他叮咛说：有些事先不要张着嘴到处说，晓得不？就是人家问起也要稳起，晓得不？晓得，晓得，武德浩说得诚恳：我这个人别的优点没有，就有听领导的话这一点，你是晓得的，我就有这点优点。武德浩看到台领导点头又点头，心里却有一种说不明的骚动。本来，他还在汽车上就把这条新闻暂定名为“枪声”，新闻的导语、新闻背景以及他从来就十分重视的“新闻链接”素材都选定了，他以为自己可以把这条新闻“做得很深”。他隐约感到，这条新闻与自己的前途有关，这条新闻做好了很可能会是自己的“成名之作”或者说“出名之作”。现在好了，用不着再操这个心了。出名也好，成名也罢，都没有听话、听领导的话重要。
就在这时，都坐在泥土地上的人群里颤巍巍地立起一个人来。这人是干海子村受人尊敬、让人赞羡的“总老辈子”，有人说她80多岁了，有人说她90多岁了的卫高氏。
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县长们领导们的意料，省城里的《大城晚报》、《经济快讯》、《拂晓晓报》等几个销量很大的“小报”和省电视台的《非常事件》栏目赶到了龙川县，一致要求采访、报道“庙子坪事件”。而且，这些无孔不入的家伙，居然已经到庙子坪村里去过了，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掌握了个八、九不离十！更让县里头头们苦恼的是，他们中已有人把这件事写给了仅供省上领导们参阅的“内参”，同时，《大城晚报》上刊出了一则一句话的新闻：龙川县一位民警打死了一名女村民，事件原因、过程，以及结果本报正在追踪。
这是一个哪一方也没有料到的情况。连想也没有想到过会出现的事情，事先也就没有想到过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大家都要想得到最后的结果，怎么收场，一下把全村人都难住了。
到底还是惊动了省里。从上到下，各路工作组不断进入龙川县。宁强被判了死刑，黄三姑家得到了赔偿、抚恤；派出所所长被免职、调离，乡上一班人、县上一群人都受到了处理。工作组还进驻庙子坪村，在村子里开展内容和名目众多的各种教育活动，一时间，庙子坪村比别的村庄热闹得多了。
选举的结果，没有向高亮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也没有出现老支书所盼望的情形。别的地方要满18岁的人才有资格投票，但这回干海子村却规定只要“做得动活路”的人都有资格投票，投票的人群里，最小的才14岁。问题是，投同意老支书票的人一共只有33人，而高亮也正好有33票。
省上来的新闻媒体还没过瘾，他们不断用他们手里的工具发问：在这样的事件面前，当地的新闻媒介做什么去了？你们的责任心呢？你们的舆论监督在哪里？这又引起了龙川老百姓们的共鸣，人们就起哄：追查责任、追查责任。不凑巧的是台领导恰在这时得了病，而且还不得不住院治疗。台领导的级别是科级，据说台领导的助手就应是副科待遇。武德浩就在这种情形下得到了这个待遇，当然也还有责任，这就是：台领导要做的事得由武德浩承担起来。
接下来这两天，高亮更是逢人就说他当上了主任会怎样、怎样。嘴巴说得白泡子翻，白天黑夜，张家进王家出，公开明白地说，拜托大家投我高亮一票。老支书也没闲着，他不显山、不露水，不动声色地就对几乎所有的人都打了招呼：把票投给我，不要、也不准投给那个“毛桃子娃娃”。
但到底是件好事，几个哥们儿就凑在一起为武德浩的提拔祝贺。
高亮这么一问，就把老支书惹毛了，心里说，你娃娃光看到树子长得高，不晓得树子的根根有好深。本来想到了把这件事向乡上汇报一下，转念又想，这高亮不就是一个“毛桃子娃娃”？这点事也要向乡上请教，显得我这么多年的支书白当了。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竟定下了一件干海子村的大事：三天后，全村人开会，选举产生干海子村的新村委会主任。
气氛是热烈的，啤酒、白酒都灌了些进肚皮。别小看了，第一步重要，虽说副科的前头还有科级，科级的前头是副处，或者说副县，还有处级、正县，以后还有厅局级、还有省级。第一步就是基础，将来，别忘了咱们这帮哥们儿！喝得迷迷糊糊的武记者听到哥们儿在为自己安排前途，眼前却老是晃动着一排阿拉伯数目字，那是《大城晚报》上一个记者公开的电话号码。不过，这却是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那一天，他在一个公用电话上拨了这几个数目字。通话时，他当然没有告诉对方自己也是一个记者，自己这个记者算什么？
高万发对于高亮的这些“天壳子”先是付之一笑，后来发现高亮天天说，把村里的人心都有点说乱了，才决定给高亮打个招呼，本意是想让高亮闭上他那张臭嘴，做点正事。没想到还没说上三句话，高亮竟问老支书，敢不敢和自己一起来竞选干海子的村委会主任，看一看村里人会选哪个？
庙子坪村发生的这条新闻还当真和自己的“前途”扯上关系了！可是这“前途”明明就是因为一排数目字才出现的，才让他得到了据说是等同“股长”的这个职务。可能是酒精的作用，这个问题还没有想清楚，武德浩不晓得为啥子又想起另一个问题，他突然想弄清楚：现在还有“股长”也算是一级领导的说法吗？他想，明天，等到酒醒了得去打听一下。
高亮说这些话不是在屋子里，不是只对几个人说，而是哪里人多就在哪里说，也不分时间，有人听他就说，有人问他就解释。高亮说，他见过省城边上的农村里、沿海的农村里选村主任，人家都是这么到处“演讲”的，而且是向发达国家学来的。过了没多久，全村人都晓得高亮的这些想法，好多人的心里都活动起来：说不准高亮还真能把这些事情办到呢。办到了是好事，是天大的好事呀！
石头
高亮说，如果他当了干海子的村主任，他就要带着村里人修一条水渠，让干海子村有一半的土地旱涝都有收成；还要带领村民修一条下山的公路，让村里人外出都坐车，药材、山货出山不再靠人背；等到村里有了钱，就把电线拉过来，要让干海子的夜里也亮起来，人家户里有电视看。
“野牛凼”是离龙川县城最远的一个村庄，这个村落还有另外一个地名叫做“滚牛凼”。一个地方有两个地名，这是因为这个村子背后的山谷里，藏着一个当地人称为“海子”的湖泊。湖泊不宽，没有看到有水流进去，也没有看到有水流出来，一年四季不干涸，再大的雨也不涨水。其实湖水不深，以前有人就看到过野牛在水里打滚。人家户喂养的牛来不了这里，湖泊四周都是人们所说的“老林子”，老林子里野牛、野猪一类的野物多，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高亮说，哪个愿意当村委会主任，就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还要把自己怎么样当好村主任说出来，要把自己能为村民办些啥子事情说出来。村民就根据他的想法、说法，决定自己选还是不选他。
野牛凼这地方，沟深石头多，地少出产薄，是县里干部们人人都知道的苦寒之地。没有想到，到了这一年，野牛凼一下兴旺起来，兴旺的原因是野牛凼的石头值钱了。野牛凼的石头是红颜色的石头，就是这种石头一经打磨刨平，就成了修房子用的高级建材。乡上的干部、县上的干部陪同着一些外地人来到野牛凼，一批又一批，都是来看这些漫山遍野红石头的。顺着一条小河，修通了一条能过农用车、拖拉机的土路，这条土路连接到了公路边。在那里，突然出现了用石棉瓦搭起的、没有围墙的一排排厂房，厂房里安上了用电带动的圆形钢锯。钢锯锯石头，震耳欲聋，虽然淋水不停，依然是尘土飞扬。那些被打磨得四四方方，平平整整的石头，红里透亮，上面还有说不准是金黄色、还是带点黑色纹斑的花纹。公路上天天有车来拉石头走，都是直接拉到外地去了。
高亮说，沿海和省城边上的农村里，村委会主任是村民们投票选出来的，想选哪个人是村民自己的事情，旁边的人不能说三道四。
野牛凼的“二簸簸”就因为石头一下子发了财。原先，“二簸簸”家的成分高，是地主。合作社时代是人人都看不起的“单干户”，承包土地那一年，他家承包的土地没有一块在平坝里，都在坡坡坎坎上，而且零零星星不成片，地里石头又大又多。现在“二簸簸”的运气来了，那些人图运途近，就来买这些距离公路近的地里的石头，一块石头根据大小，要卖几十、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二簸簸”卖了些石头，自己也在公路边搭起了自己的厂房，买回来两盘电锯，当上了石材老板。钱不够，就找村里的几户亲戚凑了一些，刚过了半年，“二簸簸”本人就不说了，就连那些凑了钱的亲戚们，连本带利都赚了一大笔钱。
高亮说，支书有支书的事情，村主任有村主任的责任，各负其责。
野牛凼的人再也没有心思做地里的庄稼，天天围绕着来买石头的老板转。大石头卖完了卖小石头，把半人深的玉米苗也扯了，挖开泥土，看下面是不是有石头埋着。而顺着小河的土路还在朝深沟里延伸，在更远的沟里，有几处高耸入云的红色石峰，野牛凼的人把那里称为“红岩子”。但是，县上，乡上的人说，“红岩子”属于国家，不准私人去开采，天天都响着轰隆隆的爆破声，野牛凼的人都知道那是“国家在放炮”。
高亮说，支部书记是党员选出来的，村委会主任是由村民们选出来的。
“二簸簸”是真的有运气，他家的那些承包地里都埋着红石头，挖了一层又一层，就连他家的老房基下面也是一块连一块的红石头。“红岩子”的石头国家不准炸，自己地里、屋基下的石头没有人说不准动。“二簸簸”在村里说：他准备再安十盘电锯，愿意入股集资的人，到了年底不仅能拿本钱，还能分红利。也有个条件，入股集资的人户再不能把石头卖给外来的老板了，都得卖给“二簸簸”的“野牛红石材厂”。村里人都从心底里感谢“二簸簸”：到底是一条沟里的人，这个“二簸簸”自己发了财，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乡亲们。有这样的好事，家家户户都想多凑一点钱，如果有人要买自己的破房子，好些人户也情愿卖掉，宁愿一家人暂时没有住处，也要尽量多凑些钱。就连村子里的“袁瓜瓜”，他连一二三都数不清楚，也晓得出点小钱就能挣到大钱，拿了二百元钱到“二簸簸”那里，吵闹着也要“入一股”。
没有想到这年却跳出个不晓得盐咸，不晓得醋酸的“冲天棒”来，说，他能当干海子村的村委会主任，这个人还不到三十岁，是高万发本家的孙子辈，名叫高亮。高亮也进城打过工，同其他打工的人不一样的是，他打工不是老是呆在一个地方，而是到处跑，到过广州，到过上海，在省城里去打工的时间最长。回来时也没有看到他带了好多钱回来，村里人说他几年下来，“嘴劲”倒是练出来了，无论说到哪里，他总能讲出一套又一套的理由来。对还是不对，村民们说不上，是不是道理，村民们也不清楚，只晓得现在的高亮“会说得很”。
一个人如果运气来了，哪个想挡也挡不住，做任何事都那么顺！“二簸簸”想买电锯，那位最先办起石材厂的外地老板正好想把他的电锯处理了，有点莫明其妙，明明是赚钱的时候，这个老板却说他不想再干这生意了。这些电锯虽说用的时间长了点，但价钱便宜，便宜到了不到新电锯的一半。“二簸簸”把想买的电锯都看了一遍又一遍，每一台都能用，每一台都是好好的。没费多大力气，“二簸簸”的厂房不到一个月就扩大了，十二盘电锯通夜不停，乡亲听到那声响，觉得好听得不得了，电锯每转一下都会有钱朝自己飞来呀！
老支书叫高万发，好多年的支书了，后来乡上又让他兼了干海子村的村委会主任。支书也好，主任也好，村里人看来都是一样的，如果有人说还要有个生产队长，村里人会认为，还是他高万发，高万发就是百十来号村民的主心骨。村子里有一个六十多岁的人“主火”，村民们都习惯了，就像高万发也习惯自己具有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乡人大代表好多种身份一样。高万发能当几十年的村领导，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村里人觉得他“威信高”，威信高是人们说他做事总算“公平”，其实就是好事坏事人人有份，比如有人打架“角逆”，他就是各打五十大板；二是高万发在村里的辈份高、年龄大，村里除他之外的两个党员都要比他小十多岁。一般来说，成了爷爷辈的人做事看问题总能把住“火候”，老支书才能“主火”，早已是村民的共识。
“二簸簸”忙着弄石头赚钱，他家里的其他人也没有闲着。拖着有病的身体，“二簸簸”的老子，指挥着女婿、女儿和老伴忙着整地。大石头被买家和儿子弄走了，没人买的石头被老人用来砌成坚固的保坎。一块又一块的小地终于连成了几块大地，而且平整了许多。只是，要把生土放在下面，上面盖上熟土不好办，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熟土。老人自有老办法，他把那条路边的土背过来，把村子里脏水沟的污泥也弄进地里，还把因为开挖石头弄倒、弄死的灌木、杂草都弄到地里放火烧，烧得乌烟瘴气。老人计划着，哪块地先点豆子；哪块地种点洋芋；玉米地里间种些什么小菜；猪圈里的肥料出完后，马上得割些草回猪圈沤起，不要多长时间又有了上好的肥料。
（新闻背景）：干海子村一直没有通公路，22户人家，113人。多少代人来都是天亮起床下地，天黑回来烧锅煮饭，吃了上床睡觉。直到近些年，才有一些年青人跑出去又跑回来，说是进城打工挣钱。没有见到这些年青人找了几个钱回来，倒是把村子里人们该有的本分丢了不少，带回些村子里的人都觉得莫明其妙的风气和东西。比如，邓家的邓二拐，腿有毛病没有人笑话，可出回门回来把头发染成黄的，像玉米的须，就让人笑得直不起腰。高老幺的女子，跑出去帮一个开衣服店的老板，老板没有赚到钱，没得钱给高老幺的女子，拿给她几件衣服当工钱。那些衣服，怪里怪气，穿到身上，肚脐眼也露在外头。高老幺的女子还喜欢得很，穿起那种衣裳回到干海子来“洋盘”，惹得村里人笑落了牙齿。高老幺抓住他女子那一顿好打，高老幺晓得，他女子把他的脸皮“臊尽”了，越打越有气，不是老支书出面拉住就说不定要出人命。
身体又有病，自己也是那么大年纪的人了，图个啥呢。真是“磨命”，不下地做活路就过不得了？“二簸簸”是好心好意劝老人家不要去弄那些地，还是和自己一路，在那些红石头上想办法。只要有了钱，想吃啥就买啥，人一辈子那么累做啥子！老人家瞪起有些昏花的眼睛，恨恨地应道：哪个都不种地，地头没有东西长出来，你就是有钱也没有地头买，饿死你龟儿子！把“二簸簸”骂跑了，老头子又给女婿、女儿、老伴安排了活路，他自己扛起锄头也到了地里，他总是有做不完的活路，跟他在一起的人也总有做不完的活路。
（本报讯）新闻导语：干海子村66名村民自行选出了新的村主任。这次选举是在乡里没有安排，县上也不知情的前提下举行的。令人吃惊的是干海子村的这次村民“自发”搞选举，竟然有着与以后才颁布的有关法律、规定有那么多相同、相近的地方；更令人吃惊的是再稍后，已经看到了有关法律和规定的乡上却敢于宣布这次选举无效。
因为这个原故，从中学毕业回来的“二簸簸”一直看不惯他老子，两人好像天天都要发生一次吵闹。“二簸簸”看不起他老子，还因为他老子是“地主子女”，地主，总是游手好闲，吃香喝辣的，哪有地主子女像他老子这样，从没有过空闲的？而且作为“地主子女”的儿子，“二簸簸”时常有一种在人前挺不起腰的感觉，父子俩三天两头总有冲突。家里得不到安生，姐夫、姐姐不敢说什么，只有老婆婆出面说几句，可是，她的嘴又笨。你们俩爷子不吵不闹，太阳都不得落山，这是“二簸簸”的老娘劝架时经常爱说的一句话。
竞选
终于到了有一天，老头子把“二簸簸”从家里赶了出去。起因就是“二簸簸”还要扩大他的厂房，要他老子把刚开始卖石头时找的钱拿出来。老头子怒火冲天，抄起根扁担就要打“二簸簸”。为了自己的面子，“二簸簸”就对村里人说，家里有上门的姐夫照料，我从我家里分出来了。也是，一个大小伙子让自己的老子赶出家门，说起来是有点不好听。但是村里人觉得顺理成章，自古以来就是树大分桠，儿大分家嘛。于是，“二簸簸”住进了自己的厂房里，过的日子比他家里的人舒气多了，吃饭有酒有肉，衣帽光鲜，不晒太阳不淋雨。
哥们举起酒杯起哄了，在“你小子真滑头”、在“你真是一个舞得好”的起哄声里，趁着没醉，武记者悄悄地离开了小酒馆。他还要回去整理他的采访笔记，他又有了一个不像是新闻标题的新闻标题：竞选。
转眼到了年底，集资最多的人户分到了500元钱的红利，集资少的人户只拿到手150元钱。已经能把领带打得像县里干部一样的“二簸簸”解释说：他在等石材的价钱上涨，价钱好了再出手。村里人也仿佛听到消息，说开石材厂的人多了，石头都卖不出好价钱了。此时他们并不心慌，手里有东西在嘛，等等也不要紧。都看得到锯了半年多的石头，码得齐齐整整，好多车都拉不完。只要价钱一上去，这么多石头不定要多赚好多钱，何必要低价卖出去？
武记者说，哥们听我说两句，今天的这个仪式搞得好，好就好在成为了一条好新闻，你们想到过吗？原来所谓的“新闻”也是可以制造的。可是众位哥们儿要记住，我可是要真心真意地表扬那位汪老板的，人家也是实心实意要帮助齐老三他们家的。汪老板是真高尚，人家没有什么私心，而我们这些人也是高尚的，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私心。
“二簸簸”安抚了人心，又吩咐近期不要开电锯，穿好西装打好领带，搭了辆农用车，出门了。村里人都放心，他这是去“跑销路”去了。“二簸簸”这一去却是两个多月没有消息，村子里集了资的人户开始有些不安，就跑去找到“二簸簸”的老子打听，他老子和家里的其他人也不晓得他的去向。人们慌了神：人们都晓得，“二簸簸”的老子就没有集资。到了此时却生出了怀疑：再说也是亲老子，这老头子当时为啥不集资？正当人们六神无主时，“红岩子”的炮声也停了，崎岖土路上看不见了拉石头的农用车，看来是出事了，一定是石头卖不出去了，不然，为啥子“连国家也不放炮了”？
当天夜里，武德浩和他在教育局等单位的几个哥们在小酒馆里喝啤酒，喝到兴头上，哥们儿中就有人夸他“舞得好”，帮了一个穷人家的大忙；有人却说他“过头了”，让那个汪老板吃了亏，还说不出话来。
野牛凼的明白人们，有的到县上去，有的到乡里去，有的找亲戚，有的问朋友，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证实，石头的确卖不出去。失望归失望，村里人还是盼望“二簸簸”回来，盼望有个说法。说实在的，人们的心头都还怀着希望，如果、万一、假若、说不定，白天黑夜，人们心头不晓得闪过了多少个想法。可人们心头又明白，“连国家都不放炮了”，他“二簸簸”也没有回天之力了。
过了两天，由县教育局、团县委、县妇联一起举办的“捐赠仪式”的新闻果然十分热闹，有县上领导讲话，有爱心代表讲话，也有受赠的代表致谢意。汪老板没有讲话，他有些木讷地站在一群人中，脸上的表情有些古怪，不像是在生气，也不像是在笑。齐定芳站在受捐赠的一群学生中，她仍然同平时一样，脸上没有笑容，却明显地有一种显得吃惊的表情，可那表情却让武记者认定：齐定芳那种吃惊的表情是一种轻松，一种从心底里涌出来的轻松。
人们的一腔怨恨都发在了不晓得在哪里的什么专家身上，因为野牛凼的人听说，是专家说的，这种红石头里有放射性的东西，对人体有害，不能用来修房子。这些牛日的专家，吃饱了就打胡乱说，放射他妈的x，我们就在这些石头堆里过日子，有哪个看到过这些啥子放射不放射的东西？
台领导一时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是叮嘱道：要让受资助的人也说话，要有互动，才吸引观众，才能打动人。
又过了段日子，野牛凼整个村落里再没有人提起自己的“集资入股”，人们就连“二簸簸”的名字也很少提及。没有人出来说要大家放宽心，都是人们自己想通的：生就的土巴里头刨食吃的命，还要乱想有钱？东想西想，吃了不长！蚀财免灾，蚀财免灾！
采访戛然而止。台领导看了很不高兴，好好的一条新闻线索，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处理。赶紧把小武找来，小武却胸有成竹地说：光表扬汪老板，这条新闻就显得作用不大了，通过县教育局组织的活动，让更多的家庭有困难的学生都得到帮助，不就更加有意义吗？领导，还有后续报道呢，你就看好吧！
村里人都没想到，“二簸簸”的老子有一天却找到了村委会，他要村主任把他自己多年存下的二万三千元钱，分给那些给“二簸簸”集资的人户，年老体弱的老人要替自己的儿子还债。村里人一听说这件事，就是对“二簸簸”恨得要死的人，突然也不那么恨“二簸簸”了，老人的行为让大家心里其实不好受。因为这些钱中的绝大部份，是老人同“二簸簸”撕破脸皮得到的。从根子上说，承包地有老人一份，而老房子却是老人的。地里，屋基下面的石头也有老人的份，老人就是以这些理由争来了两万元钱，而现在，都拿出来为儿子还债，村里人唏嘘不已：变牛变马都是为儿为女。
汪老板显然没有想过这件事，对着镜头，张着嘴，半晌才说：不会，我当然不会拒绝参加这样的仪式。武记者说，那好，到时我们一定会在现场看到您的义举，龙川人都会被您的爱心感动，您带了一个好头，您是我们龙川人的榜样，所有的企业家、所有的人都应该向您学习。
可是，“二簸簸”从村里集走了差不多八万元，这点钱还差得远。“二簸簸”不会从此就不回来吧？村子里没有一个人心里有底，但村子里也没有人因为这件事就不想过日子了，总不能什么事也不干了吧？万一“二簸簸”回来了说一分钱也没有，你还能把他的屁股啃两口？村里人又开始了在庄稼地里忙碌。有意无意，人们都在向“二簸簸”的老子学习，平整土地、生土上面盖熟土，理通水渠，撒层肥料，不管怎么着，总得在地里种些东西，秋后多少也会有些收成。在地头做活路心头就是踏实，人累了，好多事也懒得再想了。
接着，是武记者对汪老板的采访对话。问：汪先生，拿出两万元去资助一个家庭困难的大学生，你是不是觉得这是在为了明天的龙川更加美好做贡献？汪老板一愣，说：是，当然是为了明天龙川更好，不过，我没说过要拿两万。武记者说：谢谢您这么有爱心，根据县招办的领导说，对于新入学的大学生，两万元也就差不多了。当然，刚才汪老板的意思是还能多拿一点，是吧？那当然是您的爱心，您的美意，谢谢您。现在我再问汪先生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你是把现金直接拿给这个学生呢，还是愿意参加县教育局主办的一个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将会有和您一样的爱心人士，向家境不富裕的学生们捐款、捐物，您不会拒绝参加这样一个仪式吧？
不仅是那些年，其实是自古以来，野牛凼的人就是忍得，不管出了什么事都忍得，就像这条因为挖石头变得千疮百孔的山沟，就像那座变得伤痕累累的“红岩子”石峰，面对热闹，面对冷清，一直就那么沉默着、忍着，似乎也像是在观察着、等待着。
同这位领导道别，紧接着，武记者对着镜头说，龙川县就有这样的爱心人士，为了培养龙川的建设人才，他就愿意资助因为家境困难的新入学的大学生求学，这位人士就是我们龙川的企业家汪原富先生。
武记者好些年后才知道野牛凼的这个“石头故事”，他是奉命到野牛凼采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新闻时，野牛凼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告诉他的。他没有挖空心思地去写什么新闻导语，写什么新背景，也没有去寻思所谓的新闻链接，他不过是把听到的记了下来，而且只是大概的内容。时间过去得太久，他知道这些事已经不是新闻，他要采访的新闻是野牛凼引进、种植果树苗的事情，这种果树苗是一种外地引进的新品种，名叫“大红李”。
台上领导关心的这条新闻，终于在两天以后才播放出来。新闻一开头却是在采访县上教育局的头头儿。武记者问教育局的领导：包括路费等各种费用在内，新入学的大学生大概需要多少钱？那位领导说：不一样。武记者却对这个问题不放弃，还追问着：一般来说，大概是多少？领导只得挠了挠头皮说：一万多？两万？可能就差不多。武记者问：你说是两万？
农事
武老师，你一定要帮帮我，我宁愿不去读书了，也不到汪家去受那个罪。齐定芳说得眼泪汪汪。齐定芳的母亲更是要给武记者跪下磕头，正说着，齐老三扛着一把锄头回到了破屋里，武记者早没有了采访一下齐老三的兴趣。心里堵得难受，大脑里却是一片空白，一心想把这条“好新闻”搞得“有声有色”的武记者有点沮丧地搭上了一辆回县城的农用车。
本来，台上给的具体任务是来采访一篇野牛凼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大胆开拓，自力更生建成了“万亩果树园”的新闻。而到了野牛凼，武德浩才发现，那“一万亩果树园”由散落在坡上、沟边的几百块小地构成，果园没有成片还不是问题，问题是那些从外地引进的“大红李”果树苗根本就没有成活，村民们都在骂人，骂得那个难听，武记者觉得自己也在挨骂。
齐老三先还是没有答应，到了后来，旁人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因为汪老板有一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巴，也许是因为汪老板许诺要帮齐老三把几间房屋重新翻新，齐老三最后又答应下了这门亲事。齐老三别的本事没有打老婆倒是会的，任他老婆呼天喊地，任他儿女怎么哀求，他却认为他这是为他的女儿上学校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以正面表扬宣传，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的思路来完成这篇新闻是做不到了，既然是引进新品种的果树苗出了问题，来一篇揭露“坑农、害农”恶劣行为的新闻报道说不定更有意义。武记者就顺着这个思路，开始了他在野牛凼的新闻采访。野牛凼的村民们当然没有想到那么多，他们众口一词地指着一个人骂，这个人叫盛小兵，是乡上派来帮助野牛凼脱贫致富的包村干部。武德浩认识盛小兵，听说乡上的几个领导，还有县里有的领导都认为这个人工作大胆有能力，关键是敢于开拓。武记者还听人说过，这个盛小兵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人头。
从那以后，汪老板就暗自为自己的儿子留意，一定要找一个“精灵”的女孩子给自己当儿媳妇。齐定芳也是他早就看上了的，本来是想等她考不上学校，回到营盘种地时再说这件事。没想到这齐家的女子考上了却没有钱去报名，汪老板认定这也是一个机会，便不失时机地找到了齐老三。
村民们骂人时，都不称盛小兵的大号，而是一口一个“盛吹吹”。“盛吹吹”是盛小兵的绰号，好多人认识他，其实也只知道他的这个绰号，而不晓得他的大名。现在野牛凼的人们干脆改了他的姓，叫他“神吹吹”了。
汪老板为自己的儿子取名汪光宗，如今已是三十出头，是十里八乡人人都晓得的“瓜娃子”，生下来就如此。汪老板没有发迹时，一直也没给自己这个傻瓜儿子“提亲”的念头。后来有了点钱，一次在酒桌上听人说，傻瓜男人娶个“精灵”的女子，生下的儿女一定是聪明的。还举例说，过去了的很早时候，烧柴沟某家的傻儿就同大草坪一户人家的女儿“开了亲”，生下了双胞胎，现在都成人了，“灵醒得不得了”。
野牛凼的人一直都在想脱贫致富，可就是没有门路。耕地只有那么一点，地头收点玉米、洋芋刚好混个肚皮不饿，一年到头，见不到几个现钱。一年前，“神吹吹”到了野牛凼，看到这个情形心里也发急。盛小兵从心底深处想让野牛凼面貌大变，让这里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找到齐定芳时，武记者却大吃了一惊，齐定芳脸面浮肿，双眼通红，没有一丝欢喜的模样。问她话，她也不说什么，过了好久才说了一句：武老师，你要帮帮我。从齐定芳母亲的口里，武记者才把事情原委弄清楚，原来，齐老三答应了把女儿齐定芳嫁给汪老板的儿子，汪老板这才答应出钱让齐定芳去读书。而且，在去读书前就要把结婚证扯了，把门过了。
当然他也明白，如果他能在野牛凼做出点成绩来，组织上就不会对他只是没完没了的考验了，以往，组织上找他谈话时总是说他实干这个方面还欠缺。现在，上头不断强调“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这正是可借的东风。地里的几颗玉米、几坨洋芋能值几个钱？一直那么种下去，只会一直穷下去。他要借野牛凼这个舞台，把“调整”的戏唱好，野牛凼的人富了，自己肯定也就上去了。
营盘村距离县城不算远，搭上一辆农用车，不到中午就到了。这地方之所以叫做营盘，据说是过去一直是皇帝驻军的地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现在不驻军了，驻足的是一辈又一辈的老农民。
他发现了“大红李”，这种水果似李又似桃，更可贵的是这种水果成熟的季节，恰好是龙川这个地方别的水果都还没有成熟，想一想，人们正没有水果吃的时候，“大红李”上市了，能不赚钱？虽说费了一些周折，可“神吹吹”到底与邻县一个可以大量供应“大红李”果树树苗的苗圃联系上了。紧接着，“神吹吹”就把村里人召集到一起算账：这个新品种科技含量高，头年栽下二年成活，三年就挂果，如果说每棵树平均结果一百斤，一斤只卖三元钱，一棵树就是三百元，那么十棵树就是三千元。一百棵树呢？一千棵树呢？
小武当然知道自己工作过的那所中学里有一个相貌好，读书成绩好，脸上却少有笑容的女孩子。武记者心里说，看来这个汪老板其实还是个好人，有钱而且心好，这就难能可贵了，汪老板还算龙川这个小地方有境界的人物。于是就在心里决定，先去采访齐定芳，回头采访汪老板，这条“好新闻”的落脚点就在汪老板的崇高境界。主意一定，武记者就直奔营盘村。
“神吹吹”看到野牛凼的人们笑逐颜开，就底气十足地宣布说：我们野牛凼要家家参与，人人动手，建起万亩果树园，种上一万亩“大红李”！到那时，你们会愁得不晓得自己手里那么多钱咋个花，钱多了也愁人呢。人们哄堂大笑：钱多了还愁？你就吹吧！“神吹吹”说，不是吹，三年一晃就过去了，到时你们就晓得了。树上一挂果，票儿就来啦。果树种得多的钱就多，种得少的当然钱就少，不种的就没有钱。
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汪老板愿意出钱让齐定芳去上大学。
这样算账的村民会开了不下五次，一家一户串门有多少回，“神吹吹”自己也记不清。接连不断的开会成效十分明显：野牛凼家家户户都掏出了买“大红李”树苗的钱，而且树苗一到，人们一点不敢耽搁，挖坑、浇水，全部种下地去，家家户户的庄稼地头都出现了一派充满希望的绿色，一株株小小的树苗，在种下地的那段时间，给野牛凼带来了无尽的欢声笑语。
自己的女儿考上大学却没有钱去报名，齐老三独自一人躲在玉米林里流泪，她的老婆却在四下漏风的灶房里嚎啕大哭。反倒是齐定芳劝了老爹，劝老妈，说，大不了不去读就是了。而在实际上，齐定芳到处打听贷款读书到底有哪些手续，一次究竟能贷多少款。
县里召开乡镇工作会议时，分管县长在“野牛凼建成万亩果树园”的发言稿上作了批示，主要精神有两点：一是要总结推广野牛凼的作法、经验；二是要县上的新闻单位开展宣传，大造“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声势。会议结束，武德浩奉命马上就朝野牛凼跑，本来是想到乡政府拉到“神吹吹”一起去，不巧，“神吹吹”却到邻县的那个苗圃去了，原来，野牛凼种下的“大红李”果树苗还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出了问题，小树苗仿佛在一夜里全都变黄干枯死了。
这条新闻的“出彩点”就在于汪老板为营盘一个考上了大学，却没有钱去报名的女娃娃提供了学费，还有读大学期间的生活费。这个女孩子叫齐定芳，人长得好看，生成读书的料。她的老子人称齐老三，人前人后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除了在地里吃苦，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屋里穷，齐定芳从小就不得不同她的娘老子一起在地里劳动，农村人，地头的活从来也没有完了的时候。就是这样，齐定芳读书的成绩却一直都好，小学时还看不出来，到了初中、高中，她的学习成绩在她的班上始终是头一名。
武德浩的采访成了村民们骂人、出气的机会，武记者也只能硬着头皮听着，拍着，记录着。仅仅是骂骂人，发一下气并不能解恨，更不能解决问题，村民们想到了到乡上讨个说法。他们不是空着手去，而是把那些干枯的果树苗捆好，肩扛手提，拿到乡政府院落里堆成了一个大大的干柴垛子。这些果树苗，有的是两元钱一株，有的是三元钱一株。大多数人户买果树苗都花了二百多三百块钱，买得少的也有一百多元钱，而有几户人家为了买果树苗却花了五、六百元钱，相当于这些人户一年全部收入的一半！
汪老板大名叫汪原富，龙川县营盘村人。营盘是个人口近千的大村子，人多自然出的人才也就多。汪原富最先到县城里是当一个建筑工地的包工头，干了几年自己成立了“原富建筑公司”，汪原富就当上了老板。
乡上的书记、乡长都出来讲话，要高度有高度，要分析有分析，要理论有理论，要感情有感情，就只是在买了果树苗的钱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上，说不到村民们的心里去。大家都记得，“神吹吹”说过，乡上“大力支持野牛凼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一切行动”，还说过“野牛凼种植新品种果树的工作都是在乡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乡上总不能说自己知情，都是“神吹吹”一个人做的事吧。可乡上的领导却就是这么说了：乡上正在考虑处理“神吹吹”。村民们却听不进这些，处理不处理“神吹吹”是乡上的事，自己的钱哪个来赔？即使不是赔吧，乡上是不是多少给一点补偿？
这天早上，武德浩刚进县电视台的院落，台领导就对他喊道：我们龙川出好新闻了，出好新闻了，你快去、快去，快去采访汪老板。
两边怎么也说不到一起去，村民中的女人们开始了哭号。这时就看到有个人几步就冲到了那堆干枯的树苗边，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打火机，从地上抓起几张破纸，点燃，丢进枯树苗里，好像连烟也没有冒起来，就听到“噼噼啪啪”一阵响声，紧接着就烈焰腾空了。凶猛的火焰在风里乱摇，眼看火苗就要烧到乡政府那幢破旧的木头平房。乡上的干部、野牛凼的村民们先像是都傻了，接着又像是睡醒了，齐心协力冲向大火。一时间，乡政府院落里人声鼎沸，烟雾迷漫。
助学
也没有用多长时间，火倒是灭了，对话的气氛却出现了逆转。村民们刚来的时候，乡上的干部们全都陪着笑脸。把火扑灭了，乡长一开口就是要把放火的人送到乡上的派出所里去。“放火的人”是野牛凼村的王天富，有个绰号叫“鱼骨棒”，那绰号的意思好像是认死理，头脑里有包。“鱼骨棒”还不晓得事情严重了，继续在那里打胡乱说：乡上不赔钱，我就把乡政府烧了！很英雄的样子。乡长也不理他，叫乡上文书快去派出所，让派出所的人到乡政府来。
而今天，张二杆打了刘狗儿，两个村里的人也没有回过神来，为了争点水淹地，亲戚打了亲戚，花那么多的钱，送那么多的礼，住院的住院，进班房的进班房，亲戚就不像亲戚了。但是，是亲戚总还是亲戚，坎上、坎下还是连在一起的，白龙沟的那股水依旧先流到了坎上，然后又从坎上流到坎下。
风头变了，乡长那群人人数虽少，此时显然处在了上风头。除了“鱼骨棒”还在那里口齿不清地嚷，野牛凼来的这群人顿时安静下来，没有人哭闹了，也没有人说话了。这群人里到底还是有明白人，几个有点年岁的人不知怎么就陪上了笑脸，轻声细语劝乡长不要生气，说这个“鱼骨棒”其实也不是真要放火烧乡政府，你们当干部的，大人大量，哪能同“鱼骨棒”这样的人较真呢？乡长绷着脸就是不搭理，乡党委书记这时出来说了话：王天富和他家里的人留下，其他的人都先回去，树苗的事和“神吹吹”的事等调查清楚了再说。
（新闻链接）：放马坪村和大沟村地连着地，甚至房屋连着房屋，两村相距近得很。两个村里的人习惯于把放马坪村称为坎上，把大沟村叫做坎下，坎上坎下，几步路的功夫。两个村的人自古以来就有“开亲”的传统，坎上的女子嫁到坎下，坎下的男子“上门”到坎上。坎上坎下的人家户，转来转去，转弯抹角到底都沾点亲，舅子的老表，老表的舅子，反正都亲在了一起。张二杆家和刘狗儿家其实也沾亲，细细算来，这门亲隔得还不算太远，论辈份，张二杆该叫刘狗儿一声表叔的。解放几年后，两个村是一个“合作社”，叫做大沟合作社；过了些年头又叫大沟生产大队，坎上叫一小队，坎下叫二小队；又过些年头，到了现在又改称做“放马坪村委会”和“大沟村委会”。都是亲戚，多少年，不论是合作社还是在生产队，从来没有生分过，他们一直都是自称是生产队的“社员”，乡上干部把他们称为村民，他们常会半天回不过神来。
雄赳赳地来，垂头丧气地往回走，武记者望着这群人的背影子，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武记者先就劝过他们不要到乡上去闹，可是他们没有听。看到他们灰溜溜地离去的此刻，武记者在有一刹那间有点想哭的感觉，他觉得这些人真的不争气。他们不会冷静，连冲动也不会。可是说到底，这群人做的事情不像是有什么不对的，但是他们又好像是做得不对，起码是在方式方法上。乡上处理这件事，说要调查清楚再说也没有错，有人在乡政府院落里引起大火，把当事人留下批评教育或者说还有别的一些处理也好像没有错。现在，这些都同他的采访任务没有什么关系了，他的直觉却告诉他，这次的采访任务很可能不会圆满，是采访还欠深入？还是采访角度出了问题？
过了几天，乡上来人说，刘狗儿住院的医药费理所当然的该由张二杆家支付，还要赔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杂七杂八，一大堆钱。刘狗儿家到底没有把张二杆告到法院，但是张二杆还是需要关半个月才可以回家。听到这个结果，两个村里人就夸刘狗儿家“还是仁义”，可村里也有怪物说：仁义？没得票子，没有送去那么多东西，你看仁义不仁义。
县上领导和台领导听说了事情已经成了这样，也就不再要求一定要有这条新闻上电视，只说小武辛苦了。这件事能不能成为新闻播出已是盖棺定论，照理，作为记者就可以松口气，放心去干别的事了，可是武记者心里就是丢不下这件事，他以为，凭着“神吹吹”的口才、交际本领，一定能把那些卖“假果树苗”的单位或人揪出来，而且，大气候是明摆着，从上到下甚至全社会都在关心农村、农民、农业问题。还给野牛凼村民们一个公正，只是时间的早与迟。他认为到了那时，他会做出一条“坑农、害农绝没有好下场”的新闻来。
跑是跑不脱的。刘狗儿不到中午就送到龙川县医院，几乎同时，张二杆连同那把铁锹也进了公安局。放马坪和大沟的村民们不知道躺在医院里的刘狗儿和关在公安局的张二杆那一下午在做些啥，只晓得那一下午张二杆的娘老子把刘狗儿家的门槛都快踢破了。先是提去一筐鸡蛋，一桶菜油，虽说要过年了，却还没有杀年猪，只好提去了两大块腊肉。随后又提起去了烟酒，那是张二杆的家人特意才从县城里买回的。天擦黑时，张二杆的娘老子又提去了两只鸡，一只母鸡，一只公鸡，本来这只公鸡是张家喂来自家人过年用的。
事情却没有像武记者所想的那样去发展。辛辛苦苦出了趟公差，“神吹吹”跑了半个多月带回的结果是：新品种“大红李”对于土壤、气候，甚至海拔都有要求，不是哪里一栽都会成活、挂果的水果树。人家那个苗圃说是野牛凼不按科学规律办事，才没有种活“大红李”。自己没有作对，还说果树苗是假的，是败坏苗圃的名声，再闹就会要求道歉、赔偿。而且苗圃聘请的专家也专程到了野牛凼，得出了野牛凼这个地方并不适宜栽种“大红李”的结论。野牛凼的人这回可是真的傻了，他们真还没有想到过种一棵树还要那么多的“科学”！
两个男人都看了一眼水沟。张二杆喝道：你狗日的把我的水放到你地头，我看你是讨打！刘狗儿回骂道：你杂种敢把我地里的水断了，你杂种是皮子发痒了。互骂间，两个男人就扭在了一起，只听到张二杆的巴掌在刘狗儿的背上打得“啪啪”直响。刘狗儿的女人捡块石头也冲过来，把手里的石头朝张二杆身上乱砸一通。正在这时，刘狗儿的老子提起一根木棒也从屋里冲了出来。张二杆一看对方人多势众，情急中一把推开刘狗儿的女人，抄起倒在地上的铁锹，“砰”的一下打在刘狗儿脑壳上，刘狗儿惨叫一声，仰面朝天倒在水沟边。正在跑着的刘狗儿老子呆了，手里的木棒不知怎么就掉在了地头，他的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站在地坎上瞪着张二杆，双眼翻白！倒是刘狗儿女人突然发出一声尖利哭嚎，吓得张二杆浑身一哆嗦，丢下铁锹，撒腿就跑。
乡上和县上领导视野开阔得多，心胸也要开阔得多。说，这回“大红李”种植不成功，是野牛凼的乡亲们在改革开放前进道路上所付出的学费，要学习哪有不付学费的道理？当然，“神吹吹”也受到了处理，不仅没有得到提拔，反而受到了一次记过的处罚，调离了工作了多年的那个乡，很是委曲地去了另外一个乡。由于他长期在农村工作，对基层工作十分熟悉，新去的那个乡的领导们还是要他担任“包村”的工作，“神吹吹”就成了上湾村的“包村干部”。
张二杆想也没有想，就把正在流向刘狗儿家地里的水堵住，又把水截到水沟里面，看到水已经朝下流了，这才对着不远处的刘家，扯开嗓门骂了起来：刘狗儿，我日你先人！你狗日的出来。刘狗儿这时刚起床，眼角上还糊着眼屎，听到有人在屋外骂祖宗，心里就有火，光着上身就跑出来。骂人的是张二杆，刘狗儿就更冒火。因为这张二杆是放马坪村、大沟村人人都晓得的“天棒”，仗着身强力大，到处惹事生非。张二杆骂得难听，刘狗儿也不示弱，一边跑过来也就一边也破口大骂：你杂种胀饱了，天一见亮就跑到这儿来“撒村”，我日死你先人板板！刘狗儿的女人听到叫骂声，蓬头垢面地从灶房里跑出来，一边高声喊着刘狗儿的老子：阿爸、阿爸！一边就跟着刘狗儿朝张二杆冲来。
护林
张二杆家的地在大沟尽头，每回放水，都是放马坪、大沟各家各户放完以后才能往地里放水的最后一家人。这次轮到他家放水时，他家地里的莴笋早就无精打采，叶子黄了，干得点得燃火。放水的时候是天要擦黑的时候，看到水慢慢地流到地里时，张二杆和他的老子都舒了一口气，放心大胆地回到屋里睡瞌睡。哪晓得天亮时到地头一看，只有距离水沟最近的地边有点湿气，几块地里根本就没有进水。地边沟里也只有水流过的痕迹，这沟里的水是让人给截走了！张二杆提着一把放水用的铁锹，顺着水沟就往上跑，一直跑到白龙沟的水流进放马坪的时候，看到了那小小的一股水正流进刘狗儿家的地里，地里的小葱水灵灵得迎风摇摆，莴笋叶子青幽幽的，好像都在笑。
与上湾村紧紧相邻的下湾村是龙川县主要的林区，上湾村地处阳山，下湾村地处阴坡。阳山只长草，阴坡树林密。好多年来，下湾村护林的任务重，防火的事一点大意不得，防有人偷砍树木更是一件不好办的事。武记者到下湾就是要报道一个基层的护林防火先进单位，下湾村保护林木的工作抓得好，武记者的采访没有费多大力气，树林就在眼前，要说的话，有关方面已经给了材料。这个村的林业工作抓得好，关键是这个村的村主任得力。
白龙沟里出来的水先要从放马坪经过，再到大沟。因为水是从上朝下流，好多年的规矩了，放马坪人户的土地都放了一遍水后，就必须把水放下去，让下面大沟人户的庄稼也用上水。等大沟里的人户都浇上了一遍地，放马坪的人户又才能浇地，一直都是这样，人们也习以为常。这股水的水流虽然不大，一户人家有一天一夜放水淹地的时间还是就差不多。
下湾村村主任得了病，是武记者采访报道的这条消息播出半年后的事，至于蔡主任的病因，则是武记者更后来才听人讲起的，当然没有新闻价值，可武记者却有了记录点轶闻的习惯。只是，武记者现在已经不太在意新闻导语、新闻背景以及新闻链接这些“劳什子”，他费尽心机写的那些他以为地区报纸会用的“新闻”，一篇也没有见报，连个回音也没有。
老年人们的叹息是有道理的，放马坪村和大沟村除了种些玉米、洋芋来填肚皮，花钱主要是靠种点小菜弄到公路边去卖，娃娃上学，病了吃药，还有其它杂七杂八的开销，都靠这些地里的小菜。钱靠的是小菜，小菜靠的是这股水，这股水就是钱。
下湾村的村主任是六十出头的蔡大胜，村里人却称他是“蔡大声”，因为他喉咙大，嗓门高，他大喊一声，全村都能听到，钻进一片树林里一吼，几片树林里都有他的声音回响。村上没有专门的地点办公，蔡主任的家就是村委会。他家里的两面墙壁上挂满了内容相同的锦旗、奖状，年代时间不同，都是说下湾村或者说老蔡护林工作成绩突出。这也是老蔡最引以为荣、为自豪的话题，他不仅是村主任，而且还是资格很老的护林员。
（新闻背景）：自从过了寒露，老天爷就忘了朝地面了洒几颗雨水，也不见飘几片雪花落地。眼看就要过年，天天都是大太阳，庄稼地里的泥土干得一脚踩下去就成了扬尘。从好远的白龙沟里流出来的那股水流得懒懒散散，显得有气无力，像是病了。上了点年纪的人就叹气，说：年道不好呢，干冬，干冬，干的是今年冬天，没有雨水，难过的是明年。
老蔡这天心里有事，脸色有点阴沉。县林业局转给他一封举报信，举报信是用电脑打成的，信上只有两行字：下湾村有人偷盗树木。举报人：下湾村村民。连年月日也没有，哪个晓得这起偷盗是最近，还是过去的事？再说，那么宽的林子没有具体地点，累死人也不见得能找到树木被砍伐的地方。下湾村的人举报下湾村的人，这让蔡大胜疑惑不解：有啥子事不直接对老子反映？信不过老子了？说不定是外村人在乱说、诬蔑，这年头，人群里的怪物是越来越多了，蔡主任在心里叹气，对这些事，哪个都没有办法哟！
（本报讯）新闻导语：12月7日， 放马坪村刘狗儿与大沟村张二杆因为争水淹地发生打架事件，刘狗儿被张二杆打伤住院，张二杆被刑事拘留15天，赔偿医药费。
可是，平时总说：家贼难防，偷断种粮。外来的人进林子，总有眼睛看着，可如果是本村的人进进出出树林就难得提防了，本村人要偷砍一棵树木方便得很，而且不好发现。说不定真是本村人干的呢？想来想去，老蔡也只好在心头叹气：村里面的人心已经不同往些年的人心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哪个都没有办法哟！
干冬
下湾村的树林年年都要“间伐”，蔡主任告诉村里人，这是为了防止出现“过熟林”，也是让正要老化的树木产生效益，发挥作用。一个又一个有关护林工作的术语，让蔡大胜说得溜顺，村民们也晓得，这就是一个老主任、老护林员的水平，换个人，哪个能行？
可小武却到底舍不得他得到的这些“乱七八糟”的素材，心里说，成不了电视上的新闻还成不了报纸上的新闻？报纸上的新闻不就是讲究新闻导语、新闻背景，还有新闻链接这些么？我就按照报纸上这些规矩给地区的报纸写起去，说不定报纸就用了。于是有一天，他就写出了他自己也深知不怎么像是新闻标题的、第一条新闻的题目：干冬。
“间伐”不是想砍就砍，“间伐”与否，在哪里“间伐”，“间伐”多少全就在蔡主任一句话。同意了的，就是为了保护森林的“间伐”，如果蔡主任不同意或者不晓得，那就是“乱砍乱伐”。乱砍乱伐是要受到处理的，处理的条款是现成的，上头都有规定。老蔡顺手拿起一个本子，用手指头蘸着口水一页一页地翻，翻到了就读给应受到处罚的人听。问：听清楚没有？答：听清楚了。听清楚了就好，按照规定，该写检讨就写检讨，该罚款的就罚款。
这样的“请教”多了，台里的领导和他的同行在背后都摇头：这小武到底是半路出家，没有经过系统培训，新闻业务的底子还是太差了。小武却开始有点明白过来，他一直称为老师的同行，还有台领导，从来就没有采访过、没有写过“任务”以外的“新闻”。他们那里早有一套既成的规矩，规矩就是规矩，自己采访的这些东西真还不太可能成为台里所需要的那种新闻。
自古以来，下湾村的人就把上山进林砍木头叫做“片墩子”。人们带着斧锯进林，选好树木，砍倒以后，分成两段或者三段，再剥去树皮，一般都放在阴凉处一段时间，等木头阴干以后再运出山林弄成木板、木条，制成门窗用料，或者打成家具。“间伐”也是“片墩子”，人家户里有了要用木头的地方，就会来找蔡主任，问他有没有可以“间伐”的树子了？得到了老蔡肯定答复后，人们才敢上山进林“片墩子”。
不料，有的同行们看了他采访回来的一些“新闻素材”大笑不已，说，啊，这条，有点小品的意思，哦，这条呢，有点黑色幽默。有的同行则当面问他：这也是新闻？台领导对他私自采访回来的东西也不满意，问他，哪个让你去管这些鸡毛蒜皮、绿豆芝麻，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新闻！听安排，喊你去完成啥子任务就去完成啥子任务，异想天开的东西，少来！
当了四十多年的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干了三十多年的护林工作，蔡大胜早就驾轻就熟，村里没有事情能瞒过他，树林里有啥子响动他一清二楚。村民们当然晓得老蔡的“王法”，获准进林“片墩子”也不敢多砍，一棵就是一棵，两棵就是两棵。现在竟然有人写信到县林业局举报：下湾有人偷盗木头，是不是弄错了？想是这么想的，可老蔡还是把村里的护林队人员召集起来，让他们赶紧进林子去搜索一遍，看树林里有没有可疑的蛛丝马迹。
也许是自己没有把握好这些素材的新闻内涵，也许是自己没有找到这些新闻的切入点，与向同行、领导请教那些“任务新闻”怎么写、怎么剪裁不太相同，小武这回的请教是真心的。当然，他向自己的领导和同行们请教，出发点是有些自私：总不能把辛辛苦苦采访来的东西都丢了吧？
护林队的队长是老蔡自己，副队长是老蔡的堂弟，成员有老蔡的幺儿子，还有两个远房的侄儿。不是老蔡一定要用亲戚，而是下湾村就是这么个情况，人家户绕来绕去，总是要沾点亲，都成了亲戚，只剩下远近的区别。而且现在这支护林队，忠于职守，情况熟悉，每年都要在林子里抓到一、两回偷盗木头的人，蔡主任从来就没有去想过护林队的人员也该轮换一类的事情。
越乱想越忘乎所以，他对自己说，自己到底在大学里“滚了一水”，虽说算不算得上知识份子还不好说，但总比有的人强一点吧？可能比好多人都强！不能让他们一直牵着鼻子走，自己也试着走几步看情况如何。自从有了这些想法，他开始对一些不是任务的东西有了关注的兴趣，如果发现了一些可能有点“新闻价值”的事情，他就会跑去采访，吃了好多苦，受了好多累，可是事与愿违，好多东西却往往不能变成新闻报道出去。
查明了情况，老蔡就跑到县林业局去汇报：下湾村的树林里平安无事。说了几大背兜话，县林业局领导却黑着脸，一言不发，又递给他一封举报信。举报信还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内容却多了许多，而且矛头直指蔡大胜。信上说，某年某月，蔡大胜同意村民某某“间伐”砍树两棵，“片成墩子”后，蔡大胜得了一筒“墩子”；某年某月，蔡大胜收了村民某某的“礼信”，默许了这个村民以“捡干柴”为名偷偷到树林里去“片墩子”，伐树一棵；某年某月，蔡大胜为自己家里装楼板，让护林队为他砍树两棵；某年某月，蔡大胜让护林队某某和某某，偷卖给外地来的一辆大汽车五筒“墩子”；某年某月，蔡大胜……蔡大胜看出一身冷汗，急忙看署名，也是下湾村村民。
没有因为领导的表扬昏头，小武反而开始陷入了时不时的困惑。他发现他的朋友、哥们给他提供的新闻线索越来越不是那么回事。问题出在哪里一时也说不清楚，可有一点，不论他怎么样采访，那些“新闻”总会变成对他的朋友们、哥们的表扬和夸奖。他觉得他的这帮哥们儿，其实也是农民，是穿上了皮鞋和西装的农民，可他们却要领导、指引那些光脚赤膊，有时也穿戴得“周吴郑王”的农民。看上去是两群人，实际上却没有好多差别。他大不敬地继续乱想：甚至就是龙川的书记、县长也如此。
高一脚低一脚，老蔡昏昏沉沉往村里赶。脑海里老是回响着林业局领导的那句话：老蔡呀，想不到几十年来，你做了这么多的事。领导是说自己做了那么多的有功劳的事，还是指那封信上所说的那些事？杂种，我自己都记不得了的事他都还记得，哪年哪月他都说得那么清楚，这个杂种究竟是哪个？此刻的老蔡心里很苦，很累，他一边在嘴里念着：人心隔肚皮，人心隔肚皮，一边还得走路，又还得心里面把村里人的“脸貌”一张又一张地翻看，究竟是哪一个？
小武当记者没有多长时间，不仅任务完成得好，而且电视节目里果然就多了好些来自山村的新闻，因为这个效果，更因为小武的工作态度，电视台领导经常表扬他。
老蔡回到家就病了，可他还强撑着。他不怕那封举报信，他老蔡是大风大浪都见过的人，信上提到的好多事，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了，要查也没有办法查，没有人能拿出证据来，他不怕。他是气病的，晓得他有那么多事的人，不仅是下湾村的人，而且肯定还是他身边的人，不然，哪里会了解那么多、了解那么细？可是这杂种到底是哪个？
还有一层，当这篇新闻播放出来时，领导的署名、老同行的署名总是在小武的前面。而且小武发现，只要有领导署名的稿件总是比只有记者署名的稿子容易通过，这也是一个人懂得虚心得到的回报。
开始几天老蔡只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坐立不安。他一天到晚，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却又不进任何人家户，疑神疑鬼，扯着大嗓门指桑骂槐，到处寻衅起事，把下湾村搅得鸦雀无声。
第二招是虚心请教。请教又得分若干层次，比如写新闻稿，就虚心向原来的老同行们多学、多问。一篇新闻稿的切入角度，篇幅的长短，素材的取舍，小武都向老同行们学，别人叫修改就修改，从不与老同行们争执。这才只是第一层次，接下来，一篇稿子在基本搞定后，小武会把稿子拿去向台领导请教，台领导如果有事，他会一直等到领导有空，听了领导的教诲，他会马上就按领导的指示对稿子进行修改，直到领导满意为止。
又过了几天，老蔡就没有精神走路了，睡在床上又开始发烧，迷迷糊糊地昏迷中他也在骂：杂种，你有本事站出来，你杂种在老子背后捅刀子！一家人轮流服侍他、经佑他，西医也看了，中医也看了，神也跳了，到山背后的庙子里愿也许了，老蔡的病就是不见好转。
开始时，小武有事无事都主动给这些人打一个电话，从电话里听到什么，小武就在脑壳里打几个转，判断有没有“新闻价值”，如果有，小武扛起摄像机就跑。过了一段时间就不是小武找这些人，而是这些人来求他了。原来，乡长、村长们发现自己在电视里露脸也是件风光的事，他们发觉自己的形象原来也是这样的有派头、这样的有风度。
这天深夜，蔡大胜突然来了精神，说想要喝水。守在他身边的幺儿子欢喜得流出眼泪来，一迭声地喊着：阿爸、阿爸，你醒过来啦！你好啦！你把一家人都吓死了。
小武的第一招是抓住时机，请人到县城茶楼里坐一下，大不了再去小酒馆里喝几杯，当然，他所请的人当然不是成天都穿着草鞋、赤膊光背，“背太阳过山”的那些人，不过，小武心里真是没有看不起农民的意思，他自己的家就在龙川县的农村里。他请的人“都有用”，这些人都是乡镇、村子里的“头面人物”或者是“消息灵通人士”，再加上他自己已经有了“无冕之王”的身份，很快就同好多乡长、村长成了无话不说的哥们、朋友。
老蔡却连连摇头，挣扎着对自己心爱的幺儿说：我要是不晓得那个杂种是哪个，我的病是好不起来的。
不过小武却有办法，本来他就有一个“舞得好”的绰号么！他早就听说过记者有“无冕之王”的说法。没有摄像机时就很得人尊重，而现在肩膀上还扛着摄像机，就更能让人敬畏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小武懂得“关系就是资源、关系就是生产力”的道理。初试锋芒，两招过后，武德浩几乎就成了龙川县电视台的“王牌记者”。
幺儿子说；当真啊？你晓得是哪个病就会好？
但是，要让远在山村里、农民堆里发生的事情变成电视里的新闻又谈何容易？那么宽的地方，那么远的路途。
是啊，老子晓得了是哪个，收拾了那个龟儿子，我的病就好了。
小武你可要争口气哟，电视台的领导语重心长。
老蔡的幺儿子沉默了好一阵，终于怯生生地说道：阿爸，你说了的，你晓得是哪个病就好了，我说了你千万不要冒火，千万不要生气。那……那两封信是我写到林业局去的，没有想到就把你害得生了这场大病。
这当然不是说电视节目里没有来自山村的新闻，而是现在的人们难得侍候，尽管是龙川县这样的小县城，还是动不动就有人提意见，人们说龙川县电视台的新闻是“天天当官的开会，条条领导们讲话”。县上领导听到了这些说法也尴尬，才从中学里把一直被埋没的小武“发掘”出来。
听了幺儿的话，老蔡猛地从床上坐起来，一双眼珠子瞪得比牛眼还大，嗓门也大得吓人：你再说一道，是你，你娃娃写的信？为啥子？为啥子？
电视台的领导对他吩咐道，调你来，主要是为了把电视节目里的山村基层的新闻抓起来，把山村里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出来。
老蔡的幺儿低下头：事情都成了这样子，我也就说实话了。我想同龚表叔家的四妹结婚，就是那个你喊的老弯家的四女子结婚。可是四妹说，除非我当了下湾的村主任，还有就是防林队的正队长，不然的话，她就不嫁给我。
小武全名叫武德浩，这是他父亲给他取的名字，可从小，他的同学就叫他“舞得好”，后来学校里的同事也这么叫他。小武当然是个聪明人，事情的大小他从来就分得清。对这个绰号小武不喜欢却并不拒绝，为了一个绰号不值得把人得罪了，有人愿意叫,就让别人叫去好了。调离了中学，县城里的人们当就再不称他武老师，而改称他为“武记者”，虽然，背地里还是叫他“舞得好”。
你就写信了？你就害我！老蔡此时感到了五雷轰顶的滋味，他觉得天旋地转，扳命似地嚎道：你这个忤逆不孝的狗杂种，我这一辈子好强、好胜，老天爷却给了我这样的报应，报应啊报应！
但是县长和电视台的领导还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这就是年青力壮，大学毕业而且在地区报刊上发表过诗歌的、县城中学的教师小武。
一家人都惊动了，全家人就一齐数落蔡老幺，蔡老幺听着家里人的痛骂，一边哭泣，一边辩解：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我只不过是想写信让上头把阿爸撤换了，等我当上村主任，当上护林队长，四妹就会答应跟我结婚了，没有想到阿爸会得病，阿爸，我错了，我不结婚了。
龙川县以农为主，自然农民就多。县城不大，管的地方却不小，但差不多都是些高山、峡谷。在高山峡谷里有好多村庄，就由这些村庄组成了龙川县。龙川县电视台的新闻都来自那些深藏在沟壑山岭的小村庄里，要想采访到一条新闻不容易，不仅路途遥远，那些不通公路的地方，还得步行。扛着摄像机走山路，很累人。在小县城里找一个能写新闻稿，又有体力的记者并不是件好办的事。
也不知道听没听到家里人的说话，听没听到幺儿子的忏悔，老蔡在“啊”了几声后，再也不出声，口角边流出了口水，眼睛里流出了泪水。
小县城也有个还算响亮的名称，叫做龙川县。
第二天，老蔡果然就下了床，虽然目光呆滞，举动有些迟缓，却也能吃能喝，他不再同任何人说话，眼睛总是朝空无一物的天空、远处张望。几天过去了都是这样，家里人赶紧把他弄到医院去作了全面检查，医生说因受刺激，得了什么痴呆症。医生的话总有些拗口，也不好懂，但下湾村的人却都明白了：蔡大胜傻了，变成了人们所说的老“瓜娃子”。
改行
武记者记下了这则算是轶闻却不是趣事的事情，他心里清楚，这也更不是什么新闻。山村，龙川县这样的山村，要找条新闻真不容易，不比大城市，甚至比不上别的地方。山村里只有旧闻，还不要说发生在许多年前的事是旧闻，就是发生在当前的事，同人说起，人们也不会认为这些事是新近发生的，山村距离时代到底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