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卡斯托尔普举起胳膊做了一个姿势，仿佛在说书上写的东西尽管很多，但正、反两方面都可以解释，因而要判断谁是谁非是相当困难的。当然，这位拉手摇风琴的人发表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这是可以预期的。即使如此，汉斯·卡斯托尔普还像往常一样准备侧耳倾听他的高谈阔论，——哪怕他的话不堪入耳，不值一听……而且试图接受他的教导。不过为了某种“教育学”上的观点，他远远不愿放弃自己雄心勃勃的事业；尽管格恩格罗斯的母亲说什么“亲切的小小的调情”，尽管可怜的洛特拜因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尽管他听到那位空气注入得过多的女人如痴如狂的笑声，他仍旧觉得自己这番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益的，是颇有意义的。
“可是书上这么写着：‘让死者埋葬死者’，”意大利人说。
“两口儿”的儿子名叫劳洛。他已收到了一些花儿，是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尼斯出产的紫罗兰花，附条上写着“由两个富有同情心的病友赠送。祝早日恢复健康”。附条上不署名纯粹是装模作样，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些花是谁赠送的。“两口儿”是一个皮肤黝黑、脸色苍白的墨西哥女人，有一回她在走廊上遇到这对表兄弟时，用忧伤的、邀请的手势结结巴巴地恳求他们亲自去看她儿子一次，接受他的谢意，他已是她唯一的、最后的一个儿子了，现在他也快死去。他们立即照办。从外表上看，劳洛是一个非常俊俏的小伙子，眼睛炯炯有光，鹰钩鼻，鼻孔一张一翕，嘴唇也很漂亮，上面长着一撮黑黑的小胡子。不过他有些自吹自擂，姿态富于戏剧性，所以这两个来客，不论汉斯·卡斯托尔普也好，约阿希姆·齐姆森也好，一离开他的病室就十分高兴。在病室里时，“两口儿”披着一条开司米黑围巾，黑色的面纱在下巴下面打了个结，曲着膝盖在房里踱来踱去。她狭狭的额头上全是皱纹，乌黑光亮的眼睛下面有两个大大的泪囊，嘴巴很大，一侧嘴角忧伤地垂向下方。她不时向坐在床上的这对表兄弟走近，像鹦鹉学舌般的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一些伤心话：“两客儿，你们知道，先生们……先走了一个，现在另一个又要走了。”[19]漂亮的劳洛也用法语讲话，讲起来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使人难以忍受，内容不外是他打算像西班牙的英雄那样毅然死去，像他那高傲的弟弟费尔南多一模一样，他弟弟也是像西班牙的英雄那样离开人间的。他说时不住打手势，并且把衬衫拉开，露着黄澄澄的胸脯——这是命运在他身上留下的标记。他一直这样说下去，后来突然一阵咳嗽，一层薄薄的、淡红色的泡沫涌到他的嘴唇上来，他的长篇大论再也发挥不下去了，表兄弟也乘此机会悄悄离开病室。
“真是这样，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您得永远为我操心。您真太够朋友了。‘生活中叫人担忧的孩子’，这话多么动听啊。只有作家才想得出这种话来！我真不知道听了您赐给我的这个雅号后是不是受宠若惊。不过我不得不说，听起来倒美得很。不错，现在我跟‘死神的孩子’在打交道，他们也许就是您刚才所谓的那种人。要是我有时间，我就在附近的重病人中间来来去去，对疗养根本不放在心上。您知道，这些人不是在这儿吃喝玩乐，过着放荡的生活的，而是一个个地死去。”
访问劳洛的事，他们两人以后再也没有提起，对于劳洛的举止，他们也只是闷在心里，不作任何判断。不过他们访问了彼得堡的安东·卡洛维奇·费尔格后，心里倒比较舒畅。他躺在床上，一脸大胡子显得挺和善的，凸起的喉结也不叫人讨厌。大夫也给他打过人工气胸，他好容易才从这个手术中慢慢恢复过来；他，费尔格先生，为此几乎断送性命。他的胸膜受到了严重的振荡，也就是胸膜振荡。在施行这种时兴的手术时，它是一种常见的意外事件。不过费尔格的胸膜振荡特别凶险，身体完全垮了，而且昏迷不醒，令人极为担心。总之，他身体上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症状，因而不得不中断手术，暂时搁一下再说。
“别把您表哥扯进去吧！要是人们对你们俩有什么议论，责任总要您来负，这点丝毫没有疑问。少尉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物，心地单纯，稳健而富有理智，这种人不怎么会叫老师担心。您别设法使我相信，什么事都是他在指挥，两个人中间，您比他更起作用，因而也更容易受外界不良的影响。如果我可以直言不讳，那么您是生活中叫人担忧的孩子，别人不得不为您操心。此外，您也已经允许我为您操心了。”
费尔格先生一说到打气胸的过程，和善的灰色的眼睛就张得大大的，而且脸如死灰，看来他对这种手术十分害怕。“打时不用全身麻醉，两位先生。嗯，咱们这个可受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是禁用的。人们依旧有知觉，打这种针时，头脑里一清二楚。可是局部麻醉并不深，两位先生，只是表皮上有些麻木。把你身子打开时，你仍旧什么也感觉得到。不过这只是一种压榨感。我捂住脸躺着，这样什么也见不到。助理大夫和护士长掐住我的身子，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我只感到自己被压得紧紧的，原来他们打开了我的皮肉，用什么针在硬戳。这时我听到顾问大夫说：‘准备好！’于是他开始了，用一种很钝的工具来穿刺胸膜，工具看来一定很钝，不能很快穿透。他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当的部位，可以戳一个洞让气体送进去。当他用工具在我的胸膜上移来移去时，哦，先生们！我的先生们！我只觉得自己彻底完蛋了，究竟什么滋味，我真无法形容。我的先生们，胸膜这东西是动不得的，谁也不该去动它，也不希望去动它。这是一个禁区，上面长着皮肉，它自成一体，一辈子也碰不得。现在，他却把它打了开来，东碰碰，西戳戳。我的先生们，这真叫我受不了。多可怕呀，我的先生们，我从来没有想到，世界上居然有这等可怕的、叫人作呕的感觉，只有地狱里才有！我昏过去了——一连昏迷了三次，一次眼前一片绿色，又一次一片棕色，还有一次一片紫色！此外在昏迷中，我还闻到一股臭气，随着胸膜的振荡，连嗅觉器官也受到了影响，我的先生们，闻到的只是一股硫化氢的气味，好像是地狱里散发出来的。尽管如此，在我走开时，我还听到自己的笑声，不过这种笑声不像是人发出来的，而是一种不体面的、十分讨厌的笑声，我有生以来没有听到过。因为，先生们，他们掠起你的胸膜，就好比在非常令人难堪地、非常可怕地、非常不近人情地抓您的痒，不但非常丢人，也十分痛苦，这就是所谓胸膜振荡，愿仁慈的上帝保佑您，不致吃这个苦头！”
“这事不值得一提，塞塔姆布里尼先生。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我的表哥和我……”
安东·卡洛维奇·费尔格回忆起这段“骇人听闻”的经历时，往往不寒而栗，现在复述一次，仍感到毛骨悚然。他一开始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平凡的人，对一切“崇高”的东西都完全没有资格过问；在理性和情感方面，人们不应对他提出任何特别的要求，而他对任何人，这方面也从不苛求。只要这点没有异议，他说起过去的生涯来就头头是道，饶有兴味。由于疾病，他同这种生涯一刀两断了——他本来是火灾保险公司的一个职员，经常出差到外地去。他曾从彼得堡出发周游俄国各地，访问了保过险的各家工厂，对经济上可疑的一些厂家作了一些查勘，因为根据统计数字，火灾往往发生在经营不善的那些厂里。正是基于这一理由，他才得以找种种借口出差到某一企业单位调查，并向公司汇报情况，以便通过高额的“再保险”或调配保险费的方法避免可能遭受的损失。他谈起自己在俄国辽阔的国土所作的冬季旅行，谈起在严寒的冬夜里跋山涉水，有时躺在滑雪车里，有时裹着羊皮毯，当他醒来时，他看到一些狼在雪地里瞪着眼睛，它们像星星般地闪闪发光。他随身带的放在匣子里的一些食物，不论菜汤，还是白面包，都冻住了，当他到达驿站换马的当儿，再把它们热一下解冻，以备享用，那时就像第一天烤出来时那样的新鲜。如果中途天气忽然暖和起来，那就糟了，那时他带着的冻成一块的菜汤就会融化，流个干净。
“天晓得，工程师。听说您跑来跑去，十分引人注目。您也投身到慈善事业中来啦？您想靠做做善事来替自己的行为辩护吗？”
费尔格先生就这样讲述自己的事，讲到中途不时唉声叹气。他还说，只要大夫不再在他身上试行人工气胸，什么都是挺美好的。他的话没有什么崇高的意境，但实事求是，娓娓动听，汉斯·卡斯托尔普更有这种体会。听到谈起俄罗斯帝国和俄国人的生活方式，谈起茶炊、独木小舟、哥萨克人和木屋搭成的教堂——教堂有许多洋葱般的圆顶，好像一丛丛蘑菇——汉斯觉得很有益处。他让费尔格先生把话题落到俄国人的种族上面，叫他谈谈富有北方民族特征而情绪奇特的异国人，他们的眼睛更显得离奇而变幻莫测。还叫他谈谈俄国人的亚洲血统，他们凸起的颧骨以及一半像芬兰人、一半像蒙古人的眼锋。汉斯还怀着人类学的兴趣谛听他讲俄语，只听到这种东方语言从费尔格先生怀着善意的小胡子下以及怀着善意的喉结里快速地、一泻千里地滚滚而出。这些话在汉斯听来更觉得津津有味，像少年时那样入了迷，因为从教育学的观点来看，他正在禁区上流连忘返。
在此以前，汉斯·卡斯托尔普靠顾问大夫和护理人员的帮助，又满怀同情心结识了疗养院里别的几个重病人。约阿希姆也不得不跟他一起去访问他们。汉斯去访问“两口儿”的儿子时，他也一起去。“两口儿”的第二个儿子还活着，第一个儿子的病室早已打扫一清，而且用甲醛消过毒。他们还去看过一个名叫特迪的孩子，他本在名叫“弗立德利西亚努姆”的一所学校里求学，最近因为病重才上疗养院来。此外，他们还去访问了一个名叫安东·卡洛维奇·费尔格的保险商，他是德国人和俄国人的混血种，脾气很好，对自己的病痛从不叫苦。另一个探访的对象冯·马林克洛德太太，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但爱卖弄风情。像上面提到过的其他人那样，她也接受了一束鲜花，还让汉斯·卡斯托尔普不止一次地喂粥吃，当时约阿希姆也在场……这对表兄弟渐渐地获得了“撒马利亚人”[17]和慈善僧[18]的名声。有一天，塞塔姆布里尼对汉斯·卡斯托尔普也谈起了对方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
他们常常在安东·卡洛维奇·费尔格床边待上一刻钟。他们还乘此机会去探望“弗立德利西亚努姆”学校里出来的那个名叫特迪的金发孩子，他只有十四岁，风度优雅，容貌俊美，由一位特别护士照料，穿的是一件雪白的丝绸睡衣，上面系着一条带子。据他自己说，他是一个孤儿，家境十分富裕。他在等待大夫为他试行一次较深的手术，将有病的部分切除。在他的自觉症状较佳时，他有时离开病床，穿起漂亮的运动衫，同下面的伙友们厮混一小时。娘儿们爱跟他打趣，他也侧身恭听她们的谈话，例如涉及艾因胡夫律师、穿一条轻便裤子的姑娘以及弗兰慈欣·奥伯但克的谈话。过后他又上床睡了。特迪这孩子就是这样悠闲自在地打发日子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除了睡睡玩玩等待手术外，他对生命再也没有别的指望了。
顾问大夫的话为什么会叫她格格地大笑，到现在还是个谜。不知是因为他的话粗里粗气呢，还是她不相信他的话。也许她虽然相信贝伦斯——看来她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不过“她的生命危在旦夕”这种话在她听来实在可笑得要命。在汉斯·卡斯托尔普看来，最后一种可能性较大；实际上，她像大珠小珠落玉盘般地纵情狂笑，只是因为她像孩子般的轻率任性，小鸟样的脑子什么都不懂。他对她的笑颇不以为然。虽然他给这位嗜笑的齐梅尔曼夫人送了花，可以后没有再见过她。后来她靠氧气维持了几天生命，就在她丈夫的怀抱里死去了。院里拍电报叫他来，他总算及时赶到。汉斯·卡斯托尔普从顾问大夫那儿得悉她的死讯，又听到他说了一句：“这女人真像一只大鹅儿。”
五十号病室里住着冯·马林克洛德太太，名唤娜达莉亚，黑黑的眸子，耳上戴着金环。她爱卖弄风情，喜欢打扮，不过她是妇女中的拉撒路[20]和约伯[21]，上帝赐给她各种各样的病痛。毒汁似乎流遍了她的整个机体，因而各种可能患的疾病，她都同时染上或此起彼伏。她的皮肤也令人怜悯地受到了感染，到处生着又痛又痒的湿疹，连嘴角也不能免，用勺子吃东西时十分困难。她体内各部分，例如胸膜、肾脏、肺、骨膜甚至脑子，都患有炎症，因而很容易昏迷过去。这些炎症在冯·马林克洛德太太身上交替发作，有时还由于热度和剧痛而引起心力衰竭，这使她极其苦恼：例如食物不能正常下咽，仿佛在食道里哽住了。总之，那女人十分可怜，而且在世上孑然一身。她为了另一个男人，曾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这个男人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后来又被她的情夫遗弃了。这个情况，都是表兄弟听她亲口说的。现在她虽无家可归，经济来源还没问题，因为她丈夫依旧在寄钱给她。她利用了他的一片好心，也可以说是经久不衰的爱情，可内心并无任何不恰当的自豪感。她对自己看得一文不值，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不光彩的、有罪的女人，因而像约伯一样以惊人的耐心和毅力以及女性固有的抗击生活冲击的能力，忍受一切苦难，并且战胜了她那黄褐色肉体上的种种病痛。由于某种难以出口的理由，她总爱在头上系一条白白的纱带，她甚至把这当作是一件合适的装饰品。她经常调换饰物，早上佩戴珊瑚，晚上又换上珍珠。汉斯·卡斯托尔普送给她一束花，她非常高兴，把这显然看成是对她的一种殷勤而不是什么施舍，于是这对年轻人在床边喝茶。她用一只小茶壶[22]喝茶，除了大拇指外，每只手指到关节处都饰有蛋白石、紫晶和绿宝石。不一会，她就把自己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说给这对表兄弟听了，讲话时，耳朵上的金环一摇一晃的。她说起她那值得尊敬的可又令人厌倦的丈夫，以及她那些同样值得尊敬的而又令人厌倦的孩子，这些孩子全像他们的父亲，她对他们从来没有特殊的热情。她也谈起那个同她一起远走高飞的少年，她对他那充满诗情画意的柔情蜜意赞誉备至。可是他的亲人施展了阴谋诡计和强硬手段，把他们俩拆开了，而那个少年见到她病了也感到厌恶。她已有半张脸布满了湿疹，她那固有的女人气质把湿疹也战胜了。
她上山时病势很轻——不过病还是有的，否则就不会上山了。也许病不太轻，只是比重病人轻一些罢了。人工气胸在她身上取得了显著的疗效。这是一门新兴的外科技术，很快就受到人们的欢迎，而且成效卓著。这种治疗法极其灵验，齐梅尔曼夫人的健康状况有了可喜的进步，她的丈夫（她已结婚了，虽然没有孩子）满以为她住了三四个月就可以出院。于是为了消遣起见，她去苏黎世作了一次旅行，除了聊以自娱之外，并无其他目的。她在那边尽情作乐，但后来觉得有必要补打一些空气，于是委托当地的一位大夫干起这件事来。他是一位顶呱呱的、很有趣的青年医师，哈哈哈，哈哈哈，可是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啦？他在她胸口里打的气太多了！别的称谓都是多余的，“气打得太多”这个词儿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大夫本来是一片好心，可惜他干起这行来不太熟练。总而言之，气打得太多以后，胸口就发闷，呼吸也困难起来——哈！嘻嘻嘻！于是她又回到山上。贝伦斯大发雷霆，叫她立刻卧床休息，不准走动。这样一来，她就变成了一个重病人。她实际上虽没有热度，但事情糟极了，完蛋了——哈哈哈，他的脸，他的脸显得多可笑啊！她翘起手指头指着汉斯的脸呵呵大笑起来，连她的额角也开始发青了。可是她说，最可笑的莫过于贝伦斯发脾气、讲粗话的时候了。当她发现大夫在她的胸口里打了过量的气时，她禁不住大笑起来。“您的生命危在旦夕，”他直截了当地、毫不隐讳地像一只熊那样向她嚷道。“哈哈哈，嘻嘻嘻！请原谅我。”
汉斯·卡斯托尔普对那个玩腻了她的少年嗤之以鼻，听后耸了耸肩膀表示不屑。对于那个乳臭未干的风流少年身上的弱点，他看作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在他以后再去看这位不幸的马林克洛德太太时，他找机会给她做一些小小的护理工作，这些护理工作不需要任何基础知识，比如说中午自己用膳完毕后小心翼翼地替她喂粥；如果她有食物哽在喉咙里咽不下去，就递给她小茶壶喝水，有时帮助她改变卧床的姿势，因为除了一切病痛之外，她还有一个手术时留下的创口，她躺着十分不便。当他去餐厅或散步回院时，他总上她那儿安慰她几句，给她帮上几手。这当儿，他总要约阿希姆先走一步，说自己还得在五十号病室待上一会，照料一下病人。这时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幸福地充实起来了，这是一种助人后所体味到的乐趣，他暗自感到自己的行为很有意义。此外他又窃喜自己的所作所为混合着基督教的殉道色彩，无可指摘。实际上，它是那么虔诚，那么温情，那么值得赞美，因而不论从军人角度还是从人文主义者和道学先生的角度上看，都谈不上违背严肃的道德原则。
“这么说，您在这儿是专门来访问发烧的病友喽？”她问。“您这人真有意思，真够朋友，哈，哈，哈！不过您要想一想，我一点寒热也没有，也就是说，我到前几天为止实际上一点热度也没有，连半分热度也没有……直到最近发生这件事为止仍旧这样……您倒说一说，这是不是您生平听到的最滑稽的事儿？……”于是她气喘吁吁地在滴溜溜的笑声中向他讲起自己的经历来。
对于卡伦·卡斯特德，那就更不在话下了。不论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希姆，都对她特别关怀，照料备至。她是顾问大夫的门诊病人，他要求表兄弟替她行行好。她来山上已有四年，本人没有经济来源，只靠一些硬心肠的亲戚过活。人们认定她必死无疑，曾一度把她赶下山去，后来顾问大夫提出抗议，于是把她送上山来。她住在“村子”里，靠微薄的赡养费生活。现在她已十九岁了，身材瘦小，油光光的头发，一双怯生生的眼睛射出某种光泽，但她竭力想掩盖它，这种光泽是与肺结核病人脸上所特有的红潮互相呼应的。她那沙哑的声音颇有典型性，但婉转动听。她几乎不住地咳嗽。由于手指生了坏疽而开裂，指尖都贴上了膏药。
她称得上是漂亮的，脸儿清秀，线条异常分明，看去倒还顺眼，还长着一个小小的双下巴。但她的嘴唇有些发青，鼻尖也有这种色调，无疑是缺乏氧气所致。她的手又瘦又细，令人油然而起怜悯之心，睡衣的花边袖口对她十分合身，说起话来，袖口也像她的两只脚那样忙个不停，不肯安定。她的脖子像姑娘的一样，在柔嫩的锁骨上有所谓“盐碟”，她的胸部在纵情的笑声和急促的呼吸下一起一伏，也显得线条毕露，看去十分娇媚，焕发着青春的气息。汉斯·卡斯托尔普决定也送给她或带给她一束美丽的鲜花，这些花水淋淋地，香气扑鼻，它们也是从尼斯和戛纳进口的。齐梅尔曼夫人那种兴高采烈、上气不接下气的劲儿，也使汉斯受到感染，不过心里有几分担忧。
顾问大夫在两兄弟面前为她说情。他们俩本来都是好心肠的小伙子，这一回就格外殷勤了。他们先给她送鲜花，接着又上“村子”的小阳台上去探访可怜的卡伦，后来三个人就一起进行种种异乎寻常的活动：一会儿去参观滑冰竞赛，一会儿去看双联雪橇比赛。现在，咱们山上的冬季运动正遇上热火朝天的季节。有一星期光景，人们像欢度节日那样，文娱体育活动一个紧接着一个，好不热闹。对于这番景象，这对表兄弟以前只是偶尔才注意到。约阿希姆对山上的各种娱乐都抱有反感。他上山不是来消遣的，他到这里来，压根儿不是为了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只要生活舒舒服服，玩的花样多，就心甘情愿地住下去。他唯一的目的，只是尽快地摆脱病魔的纠缠，以便下山服役，真正的干起工作来，而不是做什么卧疗。现在他做卧疗，只是不得已的一种“替代”办法，不过他也不愿牺牲卧疗的机会。大夫禁止他参加冬季的文娱活动，他本人也不愿站在一旁瞪着眼睛看。至于汉斯·卡斯托尔普呢，他把这种事看得很认真，当作是自己分内的事。作为山上的一个成员，他很想亲眼看看这儿人们的生活动态，这儿的人们把这片谷地看作是一个游乐场哩。
“哈哈哈哈！”她像珠落玉盘般地狂笑起来，胸部一起一伏。“这个贝伦斯啊，他真可笑得要命。他这人真滑稽透顶，逗人发噱，真叫人笑弯身子，笑痛肚子。卡斯登先生，卡尔斯登[16]先生，不管您叫什么都行，请您坐下来吧。您的姓名多可笑呐，哈，哈，嘻，嘻！请原谅我吧！请您坐在我脚边的那把椅子上吧，不过请允许我蹬蹬大腿，这个我可……”说到这里，她张开嘴儿长叹一声，又银铃般地大笑起来：“这个我可忍不住哪。”
现在，他对可怜的卡斯特德小姐怀有仁慈的同情心，他在观点上有了一些改变。约阿希姆对此也不能向他提出任何责难，否则就有失基督徒的身份了。他们把女病人从“村子”寒碜的住所中带出来。在阳光明媚的严冬天气中，他们经过以“英国旅馆”命名的英国区，沿着大街蹓跶。繁华的店铺在大街两旁林立，雪车在街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享乐的富人和游手好闲的人，还有疗养地的旅馆里和其他大旅馆里的客人，他们都不戴帽子，穿的是由贵重衣料制成的新式运动衫，由于曝晒在冬日下，又受到积雪反光的照射，脸上都现出一层青铜色。他们一直来到离疗养地旅馆不远的、位于谷地深处的溜冰场。夏季这里本是一片草地，充作足球场之用。这时响起了音乐声：疗养地旅馆里的小乐队，在位于四角跑道顶部的木亭的走廊上奏起乐来。在木亭后面，积雪的山峦耸向深蓝色的天空。他们从入口处走进去，穿过人群（这些人都坐在由三方面围绕跑道的向上高起的座位上），终于找到了座位，抬头观看。职业滑冰运动员穿着紧身衣，也就是绷紧的黑色运动衫，饰有金银花丝带的外套上镶有毛皮，此刻一会儿跳来蹦去，一会儿前俯后仰，一会儿又团团打转，大显身手。这时有一对名噪一时而艺技无与伦比的职业滑冰专家上场，一男一女，他们表演的绝技是举世罕见的，因而赢得了全场的掌声，乐队也吹奏喇叭，以示祝贺。有六个不同国籍的青年人在举行速度竞赛，他们弯着腰，两手叉在背后，有时用手帕捂住嘴，在四角跑道上跑了六次之多。音乐中响起了铃声。人群中不时爆发出一阵阵鼓动性的欢呼声和喝彩声。
汉斯·卡斯托尔普一眼就把她认出来了。几星期来，她一直和萨洛蒙太太以及那个狼吞虎咽的学生同桌而食，以前也一直纵声大笑，后来就看不见她的踪迹，年轻的汉斯再也不把她放在心上。既然他见不到她的影踪，他还以为她可能已经动身下山了。现在居然又在这里看到了她，而且用的是“气打得太多”的诨名，他很希望对方能把它的意义解释一下。
竞技场上的人群五光十色，三个病人——表兄弟和他们保护下的一个姑娘——都在昂首观看。有一些头戴苏格兰帽和牙齿洁白的英国人，正在和异香扑鼻的法国女人搭讪。这些女人从上到下穿着毛线衣，有的甚至穿起灯笼裤来。还有一些脑袋不大、头发涂得油光光的美国人，嘴里叼着烟斗[23]，身上披着粗皮往外翻出的皮衣。此外还可见到一些胡子拉碴、风度翩翩、看去阔气得近于野蛮的俄国人以及马来亚血统的荷兰人，他们都坐在德国人和瑞士人中间。这里还可以散见各种各样国籍不明的人，他们都讲法语，其中有的是巴尔干人，有的是近东人[24]，真是一个光怪陆离、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汉斯·卡斯托尔普很偏爱他们，但约阿希姆却觉得这些人猥亵卑下，不屑一顾。孩子们竞相戏谑，连蹦带跳地在角逐，一只脚沾满了雪，另一只脚穿着滑雪鞋。孩子们有的在滑雪时，手里拿着雪铲，前面还搀住一个姑娘；有的在赛跑时，手里各擎着一支烧着的蜡烛，胜利者到达目的地时，那支蜡烛仍不该熄灭；有的在跑时必须越过一些障碍物，或者用锡勺子把土豆捡起来，投入跑道上的喷水壶里。大伙儿都笑逐颜开。人们把家境最富裕、最有名望和风度最优雅的孩子一一指点出来，还指出了谁是家私足足有几百万的荷兰富商的小女儿，谁是普鲁士王子的儿子，还有这么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他的名字竟和举世闻名的一家香槟酒公司相同。可怜的卡伦看了这番景象也欢腾起来，而且连连咳嗽。她高兴地拍起手来，她的手指尖儿都开裂了。她真是说不尽的感激。
“从字面上来理解，”顾问大夫说。“非常恰当，一点不带隐喻。让您听她亲口说说吧。”走不了几步路，他们就来到“气打得太多”那个女病人的病室门口。顾问大夫推开里面的两道门直冲进去，一面命令伴随他的汉斯等着。当贝伦斯进去时，病室里传出了响亮而欢乐的笑声和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但声音十分短促，好像透不过气来，但一忽儿又戛然而止了。几分钟后，当人们让他这位富有同情心的访问者进去时，他又听到了这种笑声。贝伦斯把躺在床上的一位金发女人介绍给他，女人用一双碧澄澄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他。她的背靠在枕头上，身子半坐半躺，显得局促不安；她不住地笑，笑声像银铃一般，明彻响亮，一面连连喘气，仿佛缠绵床侧反而使她兴奋，逗她快乐似的。顾问大夫介绍客人的那种谈话方式，她也高兴得大笑起来，当大夫告辞时，她不住说“再见”、“再会”，同时连声道谢，在他背后挥手示意，随后又用悦耳的声调叹息起来，发出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还用双手托住起伏不停的胸部。她的上身穿着一件上等细麻布衬衫，两条腿一刻不停地在摆动。她叫齐梅尔曼夫人。
表兄弟俩又带她去看双联雪橇表演。这儿距他们的终点不远，离山庄疗养院和卡伦·卡斯特德的家都没有多少路，因为跑道是从沙特察尔普山峰蜿蜒而下，一直通往西面山坡里住宅区中间的“村子”。那儿建起了一座岗亭，每一辆滑雪车出发时，就由起点站来电话通知。这时低而扁平的雪橇沿着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弯弯曲曲的跑道从高处一一滑行而来，它们相互间隔开一定的距离，跑道两边都堆着一堵堵的积雪。驾雪橇的是穿着白色绒线衣的男人和女人，胸口系着各种国籍的五光十色的佩带。他们看到滑雪者的脸都是红通通的，显得很紧张，雪花不住扑往他们的脸飘落。有的雪橇撞到角落上，翻了身，把人扔到雪里，于是旁观者就拍起照来。这里也奏起了音乐。观众有时坐在小小的看台上，有的在跑道旁边铲过雪的小径上推推搡搡地来往。以后在上面又架设了木桥，桥上也拥着许多人，木桥下面不时有竞赛的双联雪橇沙沙地疾驰而过。汉斯禁不住想：疗养院里抬出的尸体也是经同一条路从桥下沿着弯弯曲曲的小径咔嚓咔嚓地送往下面一个又一个的谷地的。他把心里的想法也对其他两个人说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说，顾问大夫的这句话是从他的嘴里套去的，汉斯请求他说说他的用意何在。如果允许他跟大夫一起去，他是很感激的。不过“气打得太多”的女病人究竟是谁，这个诨名又应当如何理解呢。
一天下午，他们甚至把卡伦·卡斯特德带到“高地”上一家放映电影的戏院里。她对一切都十分满意。这里的空气十分污浊，他们三人以前吸惯了山上纯净的空气，现在觉得很不舒畅，胸口很闷，头脑里也混混沌沌的。生活的镜头，在他们发痛的眼睛前的幕布上一一掠过，生活被切成一片片的小块，短暂地匆匆而过，各个镜头时隐时现，闪烁不定，有时还伴随着一些音乐，音乐把人们从眼前的生活带到往昔的各种景象上去。尽管电影的表现手段有限，却能把人间一切庄严华丽的场面和七情六欲统统体现出来。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关于恋爱和凶杀的故事，剧情在一个东方暴君的宫廷里默默展开，场景移动得十分迅速，绚烂壮丽，而且把各种细节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剧中人物有的热衷于统治欲，有的卑躬屈膝，一味盲从，洋溢着残酷、贪婪、嗜血成性的气氛，后来转成特写镜头，使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刽子手胳膊上的肌肉——总之，这出戏的构思，是煞费苦心地为迎合世界上各个文明国家里观众内心深处隐秘的愿望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想：身为批评家的塞塔姆布里尼，对这种违反人道的演出准会嗤之以鼻，而且准会以他惯用的直率的讽刺口吻猛烈进行抨击，谴责人们滥用技术，竟为如此蔑视人性的场面增添声势。汉斯把自己的这些想法悄悄告诉了表哥。斯特尔夫人则恰恰相反。她当时也在戏院内，坐在离三人不远的地方，聚精会神地观看。她那红通通蒙昧无知的脸由于极度快乐而变了形。
“在这间病室的大门关上之前，您已迫不及待地向她正式献过殷勤了吧？您对我那些关在笼子里吹肺泡的人儿有点儿动心，我真高兴啦。相比之下，您本人就显得结实了。这是一种美德。嗨，让咱们说句公道话，这真是您本性上的一种美德。我能不能乘此机会向您对这里的情况稍稍介绍一番？要是您有兴趣看看的话，我的笼子里还有各种各样的金翅雀坐着呢，比如说现在吧，我正赶着去看护一下我那个气打得太多的女病人。您一起去好吗？我介绍给对方时，说您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病友就得了。”
此外，在他们所见到的其他一些人的脸上，表情也是相同的。不过当一系列的画面结束，图像上最后闪烁的余晖已经消失，剧院里的灯光也已熄灭，在观众面前只呈现一片空白的幕布时，场里居然连一点喝彩声也没有。剧中人一个也不见了，观众无法鼓掌致意，以感谢他们的艺术造诣。人们刚才欣赏过的那出戏中聚在一起的各个演员，此刻早已无影无踪，刚才人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动作时的影子，人们已将他们的活动分割成几百万张图片，拍下了瞬时快照，以便今后可以经常迅速地将它们任意放映出来，使时间的各个片段重新呈现在观众眼前。幻觉消失后，人们一片沉默，这种沉默显得奄奄无生气，也叫人厌恶。他们无可奈何地垂着双手，眼前一无所有。他们揉眼睛，茫然凝视着前方，对眼前这一片明亮感到羞惭，恨不得再回到黑暗中去观看影剧，重温刚才那番热闹的场景——当时的场面是多么栩栩如生，而且还有音乐伴奏哩。
“嘘——”贝伦斯接腔说，同时耸耸肩膀。他顿了一下，以便对方彻底领悟他耸肩膀的含意所在。接着又说：
暴君在刺刀下张开嘴巴，吼了一声死去了，可人们听不见他的吼声。接着，大伙儿看到了世界各地的景象：有头戴大礼帽，身佩大绶章的法兰西共和国统领坐在四轮马车上回答人们欢迎词的场面，有印度总督出席印度王公结婚仪式的场面，还有德意志皇太子在波茨坦军营里巡视的场面。观众可以看到纽梅克伦堡[25]土著部落的风土人情，婆罗洲的斗鸡场面，一丝不挂的蛮人用“鼻笛”吹奏曲子，捕捉野象，暹罗王宫里举行的盛大仪式，日本的一条以妓院著称的街道，有许多艺妓在木栅后面坐着。还可以看到萨莫耶特[26]人裹着毛皮外套、驾着驯鹿拖着的雪橇在亚洲北部白雪皑皑的荒原上驰骋。俄国朝圣者在希伦[27]祈祷，一个波斯的罪犯正在受笞刑。这些人在各个镜头中都反复出现，空间已不复存在，时光也倒流了；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地点和时间像玩弄魔法似的一转眼从东转到西，由过去变为现在。一个年轻的摩洛哥女人穿着有条纹的丝衫，佩戴着项链、手镯和指环，半裸的胸部一起一伏。这时突然出现她的特写镜头，显得栩栩如生。她的鼻孔张得大大的，眼睛充满了兽性，脸部显出蠢蠢欲动的神态。她咧开嘴巴露出雪白的牙齿笑了起来，一只手遮在眼睛上，手指像她皮肉那样亮光光的，另一只手则向观众挥舞致意。观众不知所措地呆望着这个富有魅力的幽灵出神。她若隐若现，观众的视线无法把她捉摸住。她的笑容和举止使人们想到的不是现在，而是过去，因而要回答对方的音容笑貌是毫无意义的，人们对此只感到无能为力。于是幽灵消失了。这时屏幕上一片空白，幕上出现了“剧终”字样。演出到此结束，人们默默地走出剧院，而另一批观众又从外面蜂拥而入，渴望享受刚才那样的演出场面。
“我站在这儿，看到里面已经清理过，”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早上好，顾问大夫先生。小莱拉……”
斯特尔夫人跟他们一起走了出来。在她的怂恿下，他们还一起上疗养地旅馆的咖啡馆，这使可怜的卡伦异常高兴，她合起掌来称谢不迭。咖啡馆里也有音乐。这里有一支穿着红色制服的小乐队，由一位捷克或匈牙利的第一小提琴手指挥演出。他和乐队里其他人不在一起，站在一对对舞伴中间，演奏提琴时身体在狂热地扭摆。餐桌上的场面十分阔气，人们把各种名贵的饮料递来递去。表兄弟叫了几杯橘子水，使自己和他们的保护人凉快一些，因为天气很热，室内尘埃又多。斯特尔夫人则要了一杯加糖的烧酒。她说，这个时候咖啡馆里的生意还不是最兴隆。一当夜阑人静，跳舞的场面还要热闹得多。晚些时候，几所疗养院里的许多病人以及散居在旅馆里和这个疗养区的一些病人，都纷纷上这儿来，人数比现在还多得多。有一些重病人在这儿跳舞后不久就一命归天，把生命中那杯欢乐之酒打翻了，最后in dulci jubilo，[28]口吐狂血。从“dulci jubilo”这句话里，斯特尔夫人的粗野和缺乏教养达到异乎寻常的程度。这里的第一个词，她是从大夫的意大利文的音乐词汇中借用的，因而念作“dolce”[29]；第二个词，则使人想起了Feuerjo[30]，Jubeljahr[31]，或者天晓得是什么词儿。在斯特尔夫人卖劲地讲拉丁文时，表兄弟却一心一意伏在杯子上咬紧麦秆，不过她对此显得若无其事。她执拗地露出兔子般的牙齿，想用含沙射影和讽刺挖苦的办法搞清这三个年轻人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对可怜的卡伦来说，斯特尔夫人有一点看得十分清楚（而且她也说出口来）：她外出漫步时有两个漂亮的骑士同时护送，也许是十分合适的。不过表兄弟方面的情况，表面上还不容易看清楚。尽管她十分愚蠢，没有知识，但凭她做女人的直觉，事实的真相却能看得相当清楚，即使看到的不可能是全部，而且观点十分庸俗：她知道（而且还冷嘲热讽地发表过议论），这里真正扮演骑士角色的乃是汉斯·卡斯托尔普，而年轻的齐姆森只是推波助澜。在她看来，汉斯的心上人是肖夏太太，而可怜的卡斯特德只是作为肖夏太太的替身才让他伴着，因为他无法公开接近另一个女人呀。这只是斯特尔夫人鄙俗的直觉，没有足够的根据，道义上也站不住脚，真是有眼无珠，岂有此理。因此当她用戏谑的口吻俗不可耐地向汉斯·卡斯托尔普陈述自己的这种看法时，他只是用慵倦而轻蔑的眼光向她瞥了一眼，作为回答。不过同可怜的卡伦交往，确实像他所有其他的善行那样，能填补他内心的空虚，使他朦朦胧胧地得到一些慰藉。但同时这种乐善好施就其本身来说，也是一种目的。在他给受尽折磨的马林克洛德太太喂粥时也好，在听费尔格先生讲述那段地狱般的肋骨振荡的经历时也好，或者在看到可怜的卡伦怀着喜悦和感激的心情用指尖贴着膏药的手儿鼓掌起来时也好，他总感到一阵满足，这种满足心理即使是感染性的，有些休戚相关的成分，但同时又是直接的、纯粹的。它渊源于一种与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所代表的学究式观点迥然不同的道德思想；在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看来，把Placet experiri[32]应用到实践上去似乎也是值得的。
一个“荒弃了”的房间，一个腾空了的房间。房间里的家具都是七颠八倒的，病室的两扇门都敞开着，而且经过清理。只要有人上餐厅或去户外时经过这儿，就会看得清清楚楚。这番景象是意味深长的，不过人们也已习以为常，看了后也不多说，特别是当他们自己也住进了这种“撤空了的”、清理过的房子，感到住了后也十分安逸。有时你了解到这间病室本来是谁住的，这时你就会浮想联翩。八天以后，当汉斯·卡斯托尔普走过莱拉·格恩格罗斯的房间，看到这番景象，心里就有这种感受。他的眼光一接触到这间病室，就对里面的各种景象十分反感。他站着往里瞧，思潮起伏，心烦意乱。正在这时，顾问大夫走了过来。
卡伦·卡斯德特住的屋子，离通往水道和通向“村子”的铁道处不远，因而表兄弟俩想在早膳后带她一起作例行公事式的漫步，倒是十分方便的。如果他们向村子走去以便踏上大道，他们眼前就会呈现仙霞峰小小的山峰和再远处右方的三个尖峰，人们称它们为“绿塔”，但它们现在也披上了耀眼的阳光照射着的白雪。再右边更远的地方，是达沃斯村山峰的圆顶。离山坡约四分之一高度的地方，人们可以看到一座墓园，也就是“达沃斯村”的墓园，它四周有一道围墙，可以一览下面的胜景，也许从这里可以眺望湖畔的风光，因而这里是人们散步时流连忘返的所在。
要劝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对表兄弟认为，顾问大夫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医师，手术十分高明，权衡这个问题时应把这点考虑在内。后来大家一致认为，这个问题还是由动身上山的洛特拜因老先生来决定吧。他们告别时，年轻的弗利茨又抽抽搭搭地哭起来，虽然他只是由于软弱才哭的。他泪流满面的情景，与他那干巴巴的、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和讲话方式形成奇异的对比。他要求两位先生下次再来看他。他们也乐意地答应了，但后来无法兑现。那个玩偶制造商当晚就到，第二天上午病人就去动手术，以后，年轻的弗利茨就再也不能接待客人了。两天以后，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希姆经过洛特拜因的病室时，看到房间已经被清理过。阿尔弗蕾达小姐已带着她的小箱子离开山庄疗养院，急匆匆地到别的疗养院去护理奄奄一息的重病人了。她临走时叹了一口气，夹鼻眼镜的丝带在她的耳朵后面迎风飘动。在她眼前展现的前程始终就是那么一回事。
在一个明媚的早晨，他们三人一起登上那儿。现在，每天天气都是挺好的：风和日丽，碧空如洗，冷而高爽，到处闪耀着一片银白色。这一对表兄弟，一个脸孔红扑扑的，另一个脸呈古铜色，他们都不穿大衣，因为在这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大衣反而成了累赘。年轻的齐姆森身穿一件运动衫，脚踏一双橡胶套鞋；汉斯·卡斯托尔普脚上穿的也是一双橡胶套鞋，但着了一条长裤，他认为穿短裤子不够大方。新年已过，现在已是二月上旬了。一点也不错，自从汉斯·卡斯托尔普上山以来，年份的数字已换了一个样，现在，日历上已标志着更高一位的数号了。大地的时钟上一枚巨大的分针，又向前推进了一个单元，不过这枚分针并不是巨大无比的，不能计量一千年的光阴，现在活着的人很少能体验到这种分针的走动。同时，这种分针也不能标志一世纪或仅仅十年的光阴——这是办不到的。标志年份的指针能向前推进一个小小的单元，虽然汉斯·卡斯托尔普上山还不到一年，而是只有半年多一点时间。这种分针像某一只大钟中以五分钟为单位计时的分针，现在暂时停住不动，过一会又会继续前进。可是指示月份的指针还得前进十次，也就是说比自从汉斯·卡斯托尔普上山后，它还得多上两三次——他不把二月份计算在内。因为一个月开始就好比一个月已经结束，正如兑换了的钱同花去了的钱并无二致。
这个重病人不过二十多岁光景，但头上已是光秃秃的，稀疏的头发呈灰白色，面色苍白而憔悴，两只手很大，鼻子和耳朵也相当大。看到客人登门造访，借此机会可以散散心，他感激得流下泪来。当他招呼两位客人并把一束花收下时，他由于情感脆弱真的哭起来了。接着他就马上谈起欧洲的花卉贸易来，尽管说话的声音低得宛如耳语一般；此外还谈到花卉的买卖越来越兴旺发达，谈到尼斯[14]和戛纳[15]的花圃里的花大量出口的情况，说起人们每天如何把花儿从这些地方装运到各地，还谈起柏林和巴黎的批发市场和对俄国的供应量。因为他是一个商人，只要他活着，他的兴趣总不外乎商业方面。他又悄声告诉他们，他的父亲是柯堡的玩偶制造商人，他送他到英国去受教育，想不到在英国染上了病。他发寒热时，大夫本来把他的病看成是伤寒，于是就当伤寒来治，叫他吃流质，因而他的体重大大减轻。在这儿山上，大夫叫他应当吃一些，他也遵命。他坐在床上汗流满面，满想滋补一下，可是已太迟了，他肠子可惜已受到感染。家里给他送来了猪舌头和熏制鳗鱼，都不济事，他再也消化不了。贝伦斯打电报叫他的父亲上山，现在可能已从柯堡出发，因为现在大夫要对他动决定性的手术了，也就是肋骨切除术。虽然成功的可能性看来越来越小，但无论如何总得试一下。洛特拜因用耳语般的声音实事求是地说了这些话，对于手术问题，他也完全从商业角度出发——只要他还活着，他总是从商业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他悄声说，根据院方规定，手术费连脊髓麻醉在内，共一千法郎，因为整个胸腔都得动一下，一共要切去六条到八条肋骨，问题只在于这笔钱是不是付得起。贝伦斯劝他动手术，大夫对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而他自己却犹豫不决，他搞不清楚，不动肋骨让自己安安静静地死去是不是更明智些。
有一回，三个人漫步到达沃斯村山腰的墓园边。为了使故事讲得详尽无遗，一丝不漏，他们这次郊游也得在此交代一下。这个主意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出的，约阿希姆开始时有顾虑，怕可怜的卡伦受不了，但后来也想通了，同意了，认为对卡伦瞒三瞒四是毫无意义的，也用不着像胆小的斯特尔夫人那样，在卡伦面前畏首畏尾地不敢提起一切足以使她想起自己最后归宿的事儿。卡伦·卡斯特德对自己晚期的疾病并不抱什么自我欺骗的幻想，她对自己的病情如何，以及手指尖的坏疽究竟意味着什么，心里也一清二楚。她也知道，她那些冷酷的亲戚是不愿耗费巨大的开支，把她的遗体送回故乡去的，也许在她死后，上苍将在那边山头上给她安排好一块勉强容身之地。总之，人们也许可以看出，上墓园兜一圈，对她来说在道义上比别的一些事情（比如看双联雪橇竞赛或看电影）更为合适。对长眠在山上的人作一次访问，总不失为一种亲切友好、合乎礼仪的行为，只要不要把墓园单纯看作是名胜古迹或闲游之地就得了。
好心的约阿希姆对此也无可奈何，他只得一块儿去。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冲动和行善的心情，比他表哥的抗拒情绪更加强烈，约阿希姆至多只能一言不发，垂下眼睛，以表示自己的不满，因为他拿不出什么论据可以驳倒汉斯，只能表明自己缺乏基督那样的献身精神。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从中获得利益。约阿希姆站在军人的立场上也不爱这么做，这点他也心中有数。但要是此举能使他感到欢欣鼓舞，能对他起促进作用，那又怎样呢？真是这样，他就只好把约阿希姆沉默的反抗撇在一边，自行其是了。他同表哥商量要不要给年轻的弗利茨·洛特拜因也送花去，或亲自带些花去，虽然这个濒死的人是一个男性。他很想这么做，他觉得送花是十分恰当的。上次他买漂亮的紫阳花时，高兴得了不得，因此他打定主意，希望洛特拜因这样的男青年在临终时能有什么东西调剂一下心情。花儿并不一定在生日才送，因为对待垂死的人好比对待永远过生日的孩子一样，不必拘拘束束。他这样琢磨了一番后，就再一次同表哥到那家散发泥土温馨气息的花店里去。他带了一束束新近浇过水的、香气扑鼻的玫瑰花、丁香花和紫罗兰花，在阿尔弗蕾达·席尔特克内希特的陪同下走进了洛特拜因的病室。洛特拜因的病情，也是她告诉他们的。
他们像鹅儿般地慢慢踱到山上。小径上的积雪才铲除不久，他们只能一个接着一个向上走去。他们把位于斜坡上最后的一些别墅都抛在后面和下面。登山时，他们所熟悉的景色又一一映入眼帘；这些景色在冬日显得灿烂夺目，只是位置的远近稍稍有些异样，而视野也更加广阔。在东北角谷地入口的地方，望去更为空旷，人们所盼望的湖景也历历在目。湖口的四面长着许多树木，圆圆的湖面已经冻结，上面披着一层白雪。在最远的河岸后面，山坡似乎与地面连成一片，而在山坡后面，又可以看到一些不知名的积雪的山峰高高地耸向蔚蓝色的天空。他们站在墓园入口的石板门面前眺望这片景色，然后穿过嵌装在石板门里的铁栅门进入墓园，铁栅门只是虚掩着。
这些都使汉斯·卡斯托尔普深受感动，而且十分痛苦。此外，少校太太说“调情”这个字时，发音不很正确，这特别使他难受。她不按英文发音[13]，而是用德文的“i”字发音，他为此异常恼火。他也不是什么风度翩翩的骑士，他来探访小莱拉，只是为了抗议院方现行的自私自利的制度，让自己扮演医师和教士之类的角色。总之，事情落到这样的结局，少校夫人竟把这事的性质理解成这个样儿，他感到很不自在。不过他的计划终于实现了，心里不免乐滋滋、甜丝丝的。有两件事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一是散发泥土气息的花店，二是莱拉潮润的小手，它们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这事既然已开了一个头，于是在同一天他又跟阿尔弗蕾达小姐约好再去探望一个人，那就是她在护理的那个小病友弗利茨·洛特拜因。小病人对他的护士小姐已经厌烦透顶，尽管他已经活不长了，如果所有的症状都没有错儿的话。
在一排排墓穴之间，横贯着一条条小径，小径上的积雪也已经铲过。墓穴的四周围起了铁栅，墓上也堆满了雪，显得高高凸起。雪在坟顶上堆得齐整而均匀，坟上有石头和金属制成的十字架，还竖立着一块块雕有圆形饰物或刻有铭文的小小纪念碑。但这里既看不到人影，也听不到谁在说话。这里肃静无哗，仿佛与世隔绝，而且静得出奇，静得令人有一种神秘感。在某处灌木丛中，站着一个石雕小天使或爱神丘比特像，它那小小的头上斜戴着一顶雪帽，手指放在嘴唇边，很像是这块地方的守护神，也可说是沉默之神。人们深深感到这种沉默之神是反对说话的，在它面前只能不吭一声，但这种沉默却是意味深长的，远非没有内容和实质。如果这两位来访的男客戴着帽子，那么脱帽致意也许正是时机。可是他们都光着脑袋，连汉斯·卡斯托尔普也没有帽子，因此他们只能毕恭毕敬地走，全身重量落在足趾球上，仿佛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微微欠身致礼。卡伦·卡斯德特在前引路，他们在她后面缓步走着。
两个青年人想安慰她一番，说姑娘的身体也许会好转的。但少校夫人只是泣不成声，并再次向他们道谢，感谢他们为姑娘送来了紫阳花，还感谢他们特此前来看她，使她能获得少许的宽慰。可怜的小宝贝现在只能孤零零地、痛苦地躺在那儿，而别的年轻姑娘却能享受生活的欢乐，同漂亮的小伙子跳舞。疾病是扼杀不了人们的七情六欲的。他们给她带来了一丝阳光，我的天哪，不过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紫阳花宛如舞会时的一束礼物，而和两位风度翩翩的骑士聊天，对她来说也好比某种亲切的、小小的调情，她，格恩格罗斯太太，早已把这点看在心里了。
墓园的外观很不规则，初建时延伸成狭狭的长方形，方向朝南，后来也向两侧扩展成长方形。显然，增大面积是非常必要的，于是又把附近的田地并入。如此，目前墓地里又满是新冢，不论石墙两旁还是墓园内部不怎么惹人喜欢的地方，都是这样。以后这里究竟是否还有容身之所，谁也看不清，说不准。三个外来客人在墓碑间的小路上小心翼翼地来回踱了很久，他们不时停下脚步，想努力识别碑上刻的死者姓名和生卒年月。石碑和十字架都不很精致，看来耗钱不多。铭文上刻有世界各国人们的姓名，有英国人、俄国人或其他斯拉夫民族，还有德国人和葡萄牙人等等。但从日期方面看，死者都很年轻，他们的生命历程总的说来都非常短，出生和死亡之间总共不过二十年左右，有的二十年还不到。埋葬在这块地方的差不多都是乳臭未干的青年人，几乎没有上岁数的人，他们都还没有定型；他们从世界各个角落会聚到这儿，终于横下身来，长眠于此。
她带着痛悔的心情，口口声声说，生病的罪责在于她，这病完全是她遗传给那可怜的孩子的，她的丈夫完全不相干，一点责任也没有。她说自己年轻时也得过这病，不过她敢保证这病只是暂时性的，病势很轻，时间也很短。后来她确信自己彻底战胜了疾病，因为她希望结婚。她真想结婚，生活下去。她终于完全恢复健康，跟她那亲爱的、身体挺棒的丈夫结婚，他对疾病这类事根本不放在心上。尽管男方这么健康结实，不幸的事仍无法防止。在孩子身上，那可怕的、已被埋葬和忘却了的东西又露出头来。它还没有了结，它要毁灭那个孩子。而她做母亲的呢，却早已逢凶化吉，欢度晚年。那可怜的小亲亲呀，她快死了，大夫再也不抱希望了。罪责只能由她一个人来负，这是过去的经历造成的。
在墓园深处、草地内部靠近中央的某个地方，有一块扁平而空旷的场地，大小有人体那么长。它正好位于两个坟茔之间，坟前的石碑上挂有永久性花圈。三个游客在它面前不由自主地站住了。姑娘站在伴随她的两个小伙子面前。他们在细读石碑上哀怨动人的词句——汉斯·卡斯托尔普放松身体，两手交叉在胸前，张开嘴巴，显得睡眼惺忪。年轻的齐姆森却镇定自若，但站得笔挺，而且身子还稍稍向后仰。这时，表兄弟俩同时怀着好奇心偷偷瞟了卡伦·卡斯德特一眼。她也注意到了，径自羞答答地、谦逊地站在那边，脑袋略略歪向一边，噘起嘴唇强作笑容，同时急匆匆地眨巴起眼睛来。
濒死的人是一位十分秀美的金发姑娘，眼睛蓝得像毋忘草一样。尽管她大量出血，而且只能靠尚未感染的残余肺组织勉强呼吸，她的模样儿还很妩媚，但娇柔中并不显得十分凄楚。她向他们道了谢，还寒暄了几句，声音很低，但十分悦耳。说话时，她的面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以后一直不退。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姑娘和她的双亲面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客套了几句，而且说了些抱歉的话。他压低了嗓门说话，情绪有些激动，同时满怀着尊敬和温情。他并不怎么犹豫，就在床边跪了下来——他一向很容易情感冲动——紧紧拉住莱拉的手有好长时间。不过这只温暖的小手现在不但有些潮润，简直可说是湿漉漉的，因为姑娘身上大量出汗液。她身体上的水分经常排出得这么多，看来如果不用柠檬水一个劲儿作补充，使渗出的汗液能获得补偿，她的皮肉也会萎缩。她的床头柜上，就放有一只盛满柠檬水的大腹瓶。做父母亲的固然十分伤心，还是不失礼貌地同这对表兄弟寒暄了一阵，并且问起他俩的身体情况。少校是一个肩膀宽阔的汉子，额头很低，小胡子一根根地竖起。小姑娘体弱多病，与这个彪形大汉的体质显然是不相干的。倒是他的妻子身材矮小，肯定是结核型的女人，她把这种素质遗传给女儿，似乎感到忐忑不安。莱拉在交谈了十分钟后，显得十分疲劳，而且过度兴奋。这时她脸颊上的红晕更厉害了，毋忘草那样的蓝眼睛不安地闪着光。阿尔弗蕾达小姐的目光向表兄弟示意，他们就起身告辞了。格恩格罗斯太太送他们到门口，自怨自艾，使汉斯·卡斯托尔普深受感动。
[1] 此处指耶稣。
莱拉·格恩格罗斯没有专人看护，而是由米伦东克小姐和大夫们直接照料。护士小姐阿尔弗蕾达也在她的病室进进出出，因而她能把她护理的结果告诉年轻人。那个小姑娘自知命在旦夕，对陌生人的友好姿态自然怀着稚气的喜悦。这盆花正好放在她的床边，她用双手抚摸它，用温存的眼光注视它。她要亲眼看到有人给它浇水，哪怕在咳嗽发作得最厉害时，她那忧伤的眼睛依然瞅着它。她的父亲和母亲（父亲格恩格罗斯是一位退伍少校）为此也十分感动，十分高兴。他们在疗养院里一个熟人也没有，无法猜到送花的究竟是谁。席尔特克内希特小姐再也忍不住了——她自己供认了这一点——终于把隐姓埋名的人说了出来，告诉他们这些花是一对表兄弟送的。她向表兄弟转达了格恩格罗斯父女三人的邀请和谢忱，隔了一天，表兄弟俩就在女执事的陪引下，蹑手蹑脚地踏进莱拉的病室。
[2] 法夫尼尔是北欧著名传说《尼伯龙根之歌》中守住宝物的一条龙。
他买了一盆美丽的紫阳花，附上一张名片，上面不署名，只是写上“祝您早日康复。两病友敬赠”几个字，叫花店送到垂危的小姑娘住的病室里。他满腔高兴地办了这件事。花草的气息和花店里暖洋洋的气氛，使他感到十分快慰。外面冷，里面暖，他的眼睛不由滴下泪水来。他的心头怦怦乱跳，感到自己颇有骑士风度，是一件既勇敢又谦逊的壮举。在这件事上，他悄悄地赋予它以象征性的意义。
[3] Bel Canto，意大利文，是一种以发声洪亮圆润为特点的歌唱风格。
在表兄弟一层楼房上离他们病室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名叫莱拉·格恩格罗斯的年轻姑娘。根据阿尔弗蕾达小姐传来的消息，这位姑娘快要死了。她十天里吐了四次狂血，父母亲都赶上山来，想趁她一息尚存之际带回家去，但看来这是办不到了。顾问大夫不允许把这位可怜的格恩格罗斯小姐带去，她是受不了的。她不过十六七岁光景。这一回，汉斯·卡斯托尔普看到能实现自己计划的真正机会了，可以送一盆花给那个姑娘，还可以致以恢复健康的祝愿。虽然莱拉的生日现在还没有到——人们可以预见，她是活不到生日那天的，因为汉斯·卡斯托尔普已听人说起，她的生日是在明春——但对她表示这番同情和敬意也无伤大雅，于是他的主意定了。他在中午和表哥一起到离疗养院不远的地方散一会儿步。他们来到一家花店里，店里的花卉散发出夹杂着泥土潮润气息的阵阵香味。汉斯怀着激动的心情，敞开胸脯吸入其中的香气。
[4] 地名，在今奥地利境内。
汉斯·卡斯托尔普亲身经历了这场风波。他表面上虽装得十分紧张，表示对此事甚为关切，但心底里却不以为意——也许上帝会帮助他的。波波夫也许真的会被鱼刺鲠得断了气，可是实际上却没有窒息。他在神志昏迷时本来是喜怒无常的，刚才人们又何必那么关怀他呢。此刻他精神饱满地坐着大吃大喝，仿佛他刚才并没有像疯狂、暴躁的醉汉那样发作过一阵子。他准是什么也记不起了。不过他这副样儿，并不能使汉斯·卡斯托尔普同情他的疾病，使他对他更加尊重。波波夫妻子的一举一动，汉斯也同样看不惯，这个女人在汉斯眼里，只是显得更加轻浮。山上的人经常那么轻佻，汉斯一向抱有反感，唯其如此，他才不顾院规，想与重病人和奄奄一息的病人结交，以事抵消。
[5] 拉丁文：安息吧。
吃饭时，顾问大夫本人也在场，是他和米伦东克小姐以及几个年轻健壮的餐友，一起把这个灵魂出窍的人从餐厅一直带到大厅里，当时病人脸色蜡黄，口吐白沫，身体僵直，不成样儿。在大厅里，大夫们、护士长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那个昏迷不醒的汉子身边忙了好一阵子，然后用担架把他抬走。可是过不了多久，人们看到那位波波夫先生又神色自若，笑容满面，在他那同样是神色自若、笑容满面的妻子陪同下重新在“上等俄国人”餐桌边坐下，把午膳用完，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6] 拉丁文：主啊，让他永远安息吧。
这一切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它们不很能满足汉斯·卡斯托尔普精神上的需要。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起可怕的意外事件，它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事情是在用膳时发生的。在最近上山来的病人中，有一个名叫波波夫的，职业是教师，瘦骨嶙峋，沉默寡言，他那娘儿也同样骨瘦如柴，不吭一声。他们用膳时都坐在高等俄国人餐桌上。当时人们正吃个痛快，不料那男人忽然发起羊痫风来，像书上经常描写的那样恶魔般地大叫一声跌倒在地（患那种病的人往往会遇到这种突然袭击），在自己的椅子旁边躺了下来，两脚两手不住扭动，模样儿非常可怕。刚才端来的是一盆鱼，这就使情况更复杂化了，人们害怕波波夫在浑身痉挛时会让骨头鲠住喉咙，有生命危险。餐厅里引起一阵骚动，情况非笔墨所能描述。以斯特尔夫人为首的娘儿们，包括萨洛蒙太太、雷迪施、黑森弗尔德、马格努斯、伊尔蒂斯、莱费以及我们能喊出姓名来的其他一连串女人，都吓得死去活来，各人有各人的姿态。其中有几个娘儿们简直同波波夫先生不相上下。她们尖声怪叫，十分刺耳。只见她们眼珠翻白，嘴巴张开，上身发颤。其中有一个竟装腔作势地昏迷过去。刚才大伙都狼吞虎咽，受了这场惊吓，有些人的喉头就给哽住了。一部分就餐的人看到哪儿有出口，就往哪儿跑，一直跑到户外，有的甚至通过游廊的大门溜了出去，哪怕外面的空气又湿又冷。整个事件带着某种离奇色彩，叫人看了作呕，它那恐怖的场面还姑且不论。不知怎的，人们把这件事同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最近的演讲中所阐述的一些观点联系起来了。这位心理分析学家正好上星期一在讲演会上谈起爱情是一种致病的力量，而且说它很容易使人昏倒在地。他说，在心理分析的学说尚未创立以前，人们时而把这种疾患看成是某种神圣的现象，甚至是某种预兆，时而看成是“中邪”的标志。当时大夫说话的口吻已带几分诗意，也用上一些极其严谨的科学词汇，说它们无疑是爱情和头脑亢奋两者的混合。总之，大夫是用怀疑的态度来看待疾病的，因此，凡是听过他讲学的病人，对教师波波夫这次疾病的发作必然会有这样的看法：大夫的讲演应验了，刚才的事不但是一幅凄惨的景象，也是一件神秘莫测的丑事，怪不得许多女人都掩起脸来溜之大吉，显得怪难为情的。
[7] 《唐·卡洛斯》系十八世纪德国大诗人、戏剧家席勒（1759—1805）的著名悲剧。剧本通过16世纪西班牙太子唐·卡洛斯和他继母之间的恋爱悲剧，猛烈抨击了专制制度，鼓吹民主自由思想。
卡罗琳·斯特尔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女人。要是说有什么力量扰乱了汉斯·卡斯托尔普内心的平静，使他的正义感无法伸张，那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女人。她讲话时经常滥用字句，说漏了嘴，这已叫人够受了。对于临死时痛苦的挣扎，他不用德文的Todeskampf，而是不伦不类地用“Agonje”[9]这个字。如果她谴责某某人狂妄无礼，她会用“insolvent”[10]这个字眼。在谈起日食成因的天文学过程时，她会信口开河地乱说一通。对于一块块的积雪，她会说什么“容量实在可观”。有一天，她说了一番话，竟使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吓得目瞪口呆：她说目下正在看疗养院图书馆里借来的一本书，这书会叫他感兴趣的，书名是席勒译的《贝内德多·切内尼传》[11]，她专爱用某些表达方式，由于它们都是一些陈词滥调，使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很不好受。例如她总爱说：“这真是到顶啦！”或者说：“你真也一点儿预料不到！”长时期来，人们曾用“光彩夺目”（“blendend”）这个时髦的口头语来代替“闪闪发光”（“glänzend”）或“出色”（“vorzüglich”）这两个词的意义，但现在已废弃不用，失去了生命力，甚至显得过时。她谈话时总抛出最时兴的用语，例如“糟糕透顶”这个词儿，她一本正经也好，讽刺挖苦也好，什么场合下都用上了；不论对比赛雪橇、面食制品和她本人的体温，她现在都一概说成是“糟糕透顶”，使人听了十分刺耳。此外她很爱闲聊，一谈上口就滔滔不绝。她有时还会说出这种话来：今天萨洛蒙太太穿起一件华贵的、用带子束紧的内衣，因为她要接受检查，所以穿起漂亮的内衣打扮一番给大夫们瞧瞧。她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汉斯·卡斯托尔普本人也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太太们把检查身体看作是一件乐事，而对结果如何却并不怎么关心；她们可借此装饰一番，卖弄风情。另外，斯特尔夫人又会振振有词地说，那个有骨结核嫌疑的、来自波兹南[12]的雷迪施太太，竟每星期一次须在顾问大夫贝伦斯面前一丝不挂地在房内来回走动十分钟。对于这种话，人们又该说些什么才好呢？这种说法既不真实，又令人反感。可是斯特尔夫人发誓说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位可怜的女人谈起这类事来为何那么卖劲，强词夺理地絮聒不休，似乎也难以令人理解，因为她本人的身体状况也很棘手。她的老毛病常常发作，一会儿觉得自己心惊胆战，一会儿又忍不住哭哭啼啼，据说发病的原因要么是她那“懒病”越来越深，要么是体温不断上升。有时她呜咽着走到餐桌边，娇嫩而又红润的双颊泪汪汪的，又掩起手帕号哭起来，这时，贝伦斯就会要她卧床休息，而她却想知道大夫在她背后说些什么话：她究竟是什么病，病情究竟如何，她想把真相搞个水落石出！有一天她谈起一件事，这事使她吓破了胆：原来她发现自己那张床的床脚朝向房门，当时她真吓得浑身抽搐。要理解她的愤怒和恐惧可并不怎么容易，特别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一点也不理解。这有什么关系？这又怎么样？病床的位置为什么不该保持原状呢？天晓得，他怎能理解这个呢？“最要紧的是床脚……”她绝望地闹着，病床的位置非马上改变不可，虽然从此以后她的枕头对着光线，使她的睡眠大受影响。
[8] 《汤豪舍》，德国19世纪著名作曲家和剧作家理查·瓦格纳（1813—1883）所作的歌剧。
维护和亲自保持这种尊严，是他内心孜孜以求的事。现在，他在山上和这些人一起已住了半年左右，他觉得这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他对这些人的饮食起居、生活习惯和观点都渐渐看在眼里，而且看得十分透彻，感到很不合自己的脾胃。就拿那两个瘦棱棱的、爱穿奇装异服的小伙子来说吧。他们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八岁，诨名叫作“马克斯-莫利茨”，他们总在晚间跳出窗口，不是打扑克牌，就是和女人们厮混，大伙对他们早已议论纷纷。最近，也就是新年后的八天光景（我们必须记住：在我们讲故事时，时光一直向前无休止地流逝），人们在早餐时传开了这么一个消息：一天早晨，浴室师傅看到这对宝贝儿穿着褶皱的衣服躺在床上。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大笑起来。不过，如果说这件事已叫他面红耳赤，那么另一个人的事迹与之相比，也就算不得什么了。这个人是余特博格地方的律师，名叫艾因胡夫。他年约四十岁，胡子尖棱棱的，满手是黑黑的汗毛，吃饭时与塞塔姆布里尼同桌，坐在已经恢复健康出院的那个瑞典人席位上已有好一阵子了。他每夜回院时喝得酩酊大醉，最近连夜间也不回来，人们甚至看到他睡在草地上。他们把他看成是十分危险的浪荡子。斯特尔夫人说，有人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在某一时刻曾从艾因胡夫的病室里走出来，她能指出这个女人是谁，尽管她在山下已经订过婚。当时年轻女人只穿一件皮袄，下身除了一条轻飘飘的裤子外，看来什么也没有穿。这真是一件丢人的事——不仅仅在广义的道德观念上是丢人的，就是汉斯·卡斯托尔普本人也觉得不光彩，使他内心阵阵发痛。事情甚至发展到如此程度：他一想到这位律师，就难免想起弗兰慈欣·奥伯但克，她就是那个头上纹路光滑滑的小闺女，几星期前由她母亲陪同来到山上，她母亲是内地的一位贵妇人。弗兰慈欣·奥伯但克来院接受初次检查后，大夫认为她的病并不重。可是也许是治疗不奏效，也许是山上的空气对像她那样病例的人一开始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也可能是那小妞儿心里有什么疙瘩或情绪过分激动，伤了她的身体：上山几星期后，她重新作了一次检查，检查后她走到餐厅里，在空中摇晃起她那只小手提包来，用清亮的嗓子大叫：“哈哈，我还得住上一年！”听了这话，整个餐厅的人都像荷马史诗中的诸神那样纵声大笑起来。但两星期以后，有一个消息不胫而走：艾因胡夫律师在对弗兰慈欣·奥伯但克“耍流氓手段”。不过这是我们正派人的说法，或者不如说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说法，因为在传播消息的人看来，这种事谈不上什么新鲜，不必大惊小怪地用这种激烈的字眼。他们只是耸耸肩膀，意思是这种事总是双方情愿的，任何一方不愿意就不会发生。至少斯特尔夫人抱这种态度，她对这个颇成问题的伦理观也是如此。
[9] Agonje：系法文Agonie及英文Agony之误拼，意为临死时的痛苦挣扎。
“唔，有机会时可以提一下，”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因为实际上他内心有一些复杂的动机，他这一愿望就是由这些动机产生的。他抗议院方的利己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动机而已。同时起作用的还有一个因素：他精神上特别希望自己能以严肃和尊敬的态度来对待痛苦和死亡，他希望和重病人及濒死的人接近后，能使自己感到满足，精神更加振作起来，以期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不致为日常的、每时每刻伴随着他的各种痛苦所纠缠。在听到塞塔姆布里尼的某些指摘后，他对这方面的要求尤其如饥如渴，有关的例子简直不可胜数。如果有人问起汉斯·卡斯托尔普来，他首先也许会举出山庄疗养院中的这样一些人：他们自己也承认根本没有什么病，可以为所欲为，仅以一些微恙为借口待在山上，实际上只是在寻欢作乐，因为病人的生活方式对他们合适。就拿我们前面顺便提到过的寡妇黑森弗尔德来说吧，她是一个极其活跃的女人，酷爱打赌。她同每个男人打赌，对每一件事都要打赌——过一会天气将会怎样，用膳时将端来什么菜肴，病友们的身体常规检查结果如何，某人在院里还得住上几个月，她都同别人打赌。另外，她对于体育竞赛方面，例如二联雪橇、带帆雪橇滑冰或滑雪运动究竟谁是冠军，某些病友之间谈恋爱时间的长短以及其他往往微不足道或无关紧要的事，她都要打赌一番。她还同人家赌巧克力，赌香槟酒，赌鱼子酱，这些东西当时在餐厅里都是时髦食品。有时她拿钱、拿电影票，甚至拿接吻的次数来作赌注，——一句话，凭着她这股打赌的劲儿，她给餐厅增添了不少朝气和生气。不过她那频繁的活动当然不能打动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心，在他看来，光是她的存在就似乎有损于疗养院的尊严。
[10] insolvent，英文系“无偿债能力”之意。其实是insolent（傲慢的，狂妄的）之误。
约阿希姆想不出许多可以反驳他这个意图的话来。“这可不合院方规定哪，”他说，“这样一来，你就多少违反院规了。不过如果真的提出这个要求，也许可以破例，贝伦斯也许会同意的，我想，你不妨引证一下你对医学的兴趣。”
[11] 实际上，斯特尔夫人这里是指意大利16世纪著名雕刻家切里尼（1500—1571），由于她对文学艺术一无所知而又自炫博学，混淆了艺术家的姓名，称他是Benedetto Cenelli。
“不错。你是以军人的身份说这话的。我承认，军人对这种事是十分清楚的。寡妇谈起你们职业时的那番话倒很有道理，这个职业确实是十分庄严的，因为你们遇事非得异常严肃认真不可，你们是在跟死神拼搏哪。你们那套军服紧贴身子，一尘不染，领带十分挺括，使你们看来气度非凡，仪表堂堂。此外，你们等级分明，以服从上级为天职，相互之间开诚相见，彼此非常尊敬，有西班牙人的风度。对于这点，我从心底里佩服不已。我们市民阶层不论在礼仪和举止方面，都应当有更多的军人气概，这样更好些，我认为这样更加适合。我觉得，不论世界和生活本身，都要求我们大家都穿起一身黑服，在脖子上是一条硬的折叠领，而不是你们那种衣领，还要求大家在彼此交往时都严肃而虚心，规规矩矩的，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总会死去。我认为这样才是对头的，合乎道德原则的。你瞧，塞塔姆布里尼还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和自命不凡的地方，将来我要向他指出才是。他认为，他不但理解人类的尊严，也掌握人类的道德原则；他大谈其什么‘生活中的实际工作’和他那进步的星期日活动，仿佛人们在星期日除了进步之外，没有别的可想。他还谈起如何有系统地消除人类的‘苦难’，你对这点一窍不通，可他已对我教导过一遍了。他说要编纂一本辞典，借此有系统地消除人类的苦难。依我看来，这并不符合道德原则——可是这有什么用呢？这个我当然没有对他直说。他苦口婆心地向我说教，像往常那样油嘴滑舌地说，‘我警告你，工程师！’可是各人的想法有各人的自由。——先生，让我思想上有自由的权利吧。我再要对你说一些话，”他最后说。（这时他们已上楼走进约阿希姆的房间，约阿希姆准备卧疗。）“我要把心里的打算对你说一说。咱们住在这儿，与死人为邻，而且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苦难深重。但咱们对这一切不但要装得若无其事，而且还要处处提防，免得接触到这个题目。对此装作视而不见。当咱们用晚餐和早餐时，它们就会把那位有绅士风度的骑手悄悄抓去。我认为这是不道德的。斯特尔夫人就是因为我提起了死人的事而大发雷霆。我这样做太愚蠢了。她固然是一个没有文化教养的女人，在最近一次用膳时，她竟认为‘遇事勿大声，做人顶聪明’这句话是从《汤豪舍》[8]那儿搬来的，不过她多少还有点人情味，别人也一样。我已打算好今后要多多关心屋子里的重病人和垂危的病人，这将对我有好处——刚才咱们访问了那个寡妇，使我多少受到益处。我上山的最初几天，曾从门缝里瞧见二十七号病室里那个可怜的罗依特，一定早已上路去看他的祖先去了，在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当时，他那双眼睛是多么大啊。可是这里还有像他那一类的人，院里的病人已经挤得满满的，上山的人永远不会缺少。阿尔弗蕾达小姐或护士长，甚至贝伦斯本人，也会帮助我们和这些病人建立起某些关系，他们这样做是轻而易举的。假定有个快要死去的病人过生日了，而咱们也知道这回事——其实，这种事总会让人知道的。好，于是咱们就上病人的房里，给他或她献上一束花，以两个病友的名义关心他们，去的时候可以隐姓埋名，对他们可以说一番‘祝您早日恢复健康’一类的客套话，‘恢复健康’这个词儿，在疗养院里一直是最最温文有礼的。要不了多久，这些病人当然会认出咱们来的，不论他或她，都会透过病室的门缝向您友善地致意，尽管身体十分衰弱。也许有什么女人请咱们进去招待一会，而咱们在他死去之前能相互说几句富有人情味的话。我就是这么想的。你同意吗？就我个人来说，我已打定主意了。”
[12] 波兹南，今波兰地名。
“你的话我同意，”约阿希姆说，“放纵和疏懒，我当然也受不了。一定要有纪律。”
[13] 调情；原文是“Flirt”，系英语。
“Requiescat in pace[5]，”他说。“Sit tibi terra levis. Requiem aeternam dona ei，Domine. [6]你瞧，当发生什么丧事，或者人们在死者面前说话或者谈起死人时，拉丁文就又发挥起它的威力来了。拉丁语是这种场合下的官方语言。你可以注意到，死亡真是一件与众不同的事。不过用拉丁文谈话来表示对死者的尊敬，是不符合人道精神的；你得知道，丧事用的拉丁文，不是那种高雅的拉丁文，它的说法完全不同，也许可以说截然相反。这是教会里的拉丁文，是僧侣用的一种中古时代的方言，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种枯燥单调而适用于冥府的唱词之类。塞塔姆布里尼一点也不喜欢它，人文主义者、共和主义者以及这一方面的学者都不用这种语言，这是另外一种人说的，另外一种人创造的。我觉得，人们对这种精神倾向或精神状态必须心中有数；说得更加确切些，世界上有这么两种人：一种是虔信宗教的，一种是信奉自由思想的。这两种人各有各的优点，可是我心底里却反对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也就是塞塔姆布里尼式的人，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理解人类的尊严，这未免言过其实。另一种人对人类的尊严也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们要求人们温文尔雅，崇尚礼仪；他们在这方面比‘信奉自由思想的人’更加讲究，尽管他们特别着眼于人类的弱点和容易堕落的本性，而死亡和解体的思想在其间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你曾看过《唐·卡洛斯》[7]这出戏吗？你还记得西班牙宫廷里发生的场面吗？那时国王腓力普一身黑色服装，戴着最高勋章，披着金羊毛，慢慢地把帽子脱下，这顶帽子跟我们的西瓜看去十分相似——他脱帽时向大臣们说：‘卿等戴上帽子吧！’或者别的一些话。应当说，国王这样做极为得体，不能说他过分随便，有失体统。相反，王后却说了这样的话：‘在我们德国境内，情况可不一样。’当然，她太刻板了，太繁琐了，应当更亲切些，更富于人情味些。可是什么叫富于人情味呢？不论什么东西都是富于人情味的。我得说，西班牙人那种敬畏神明、谦虚庄重、一丝不苟的作风，是富有人情味的表现，值得尊敬。另一方面，人们用‘富于人情味’这个词，可以把‘放纵’和‘疏懒’掩饰一下。你一定同意我的观点吧。”
[14] 法国地名，以产花卉、香水和葡萄酒等而闻名。
这时表兄弟回到自己的楼房里。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次访问表示满意，对于刚才会见时所得的印象，精神上十分兴奋。
[15] 法国地名，靠近地中海，气候温和，是疗养胜地，以出产花卉等而驰名。
汉斯·卡斯托尔普站在死者床边，对死人的事显得颇有经验，十分内行，但态度十分严肃虔敬。“他似乎在打瞌睡呢，”他出于人道精神说，虽然“人道”两个字还远远谈不上。于是他机灵地压低了嗓音，同那位绅士风度的骑手的未亡人交谈起来，问起她丈夫的患病历史，问起他最后这些日子和时刻是怎样度过的，又准备怎样把遗体运送到卡林西亚[4]去。说话的口气一半像大夫，一半像道貌岸然的神职人员，显示出他既满怀同情心，又深谙其中内情。寡妇用拖长的澳大利亚口音说话，鼻音很重，说时不时抽抽搭搭地啜泣起来。她觉得这对年轻人对陌生人竟然这样关心，真了不起。于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她说，他的表哥和他自己都有病在身；另外，他本人年幼时有许多亲属死去，临死时他曾站在他们的床边，自幼父母双亡，也可以说对丧事早已习以为常了。寡妇问汉斯，他选择的是什么职业？他回答说，“本来”是一个技术人员。“本来吗？”她问。原来汉斯那句“本来”的意思，是说他毕业后到正式工作这段时间内，他忽然病了，而且在这儿山上得待上一段时期，日子长短难以确定。这段间隔相当长，也可能是他生命中的转折点，谁又能说得上来呢。（这时，约阿希姆用探索的目光惊惧地看了他一眼。）他的表哥又如何呢？——他在山下时想当一名军人，是一名候补的军官。——“哦，”她说，“打仗当然也是一种职业，应当认真对待。一个军人在某些情况下还不得不跟死神打交道，而且对死亡的景象也得预先好好地习惯起来。”她送这对年轻人出门，连连道谢，态度十分亲切。鉴于她的处境十分可怜，特别是她丈夫死后还得为他付一笔代价高昂的氧气费，她的态度不得不使他们肃然起敬。
[16] 齐梅尔曼夫人搞不清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姓名，所以误将卡斯托尔普喊成卡斯登或卡尔斯登。
通过阿尔弗蕾达小姐的介绍，他们终于来到死者的房间。房间在二楼，正好在他们病房的下面。那位寡妇接待了他们。她是一个瘦小、蓬首垢面的金发女人，由于经常守夜而憔悴不堪。她的嘴前捂着一块手绢，鼻子红通通的，穿的是一件厚厚的方格呢大衣，领子高高翻起，因为室内很冷。暖气已关掉了，通往阳台的大门敞开着。两个年轻人悄声说了一些他们认为该说的话，于是女人伤心地挥一挥手，陪他们穿过房间，来到床前。他们毕恭毕敬地踮起脚尖向前挪动步子，站在死者的床前细细观看。两人的姿态各有千秋：约阿希姆仍不失原有的军人风度，两脚立正，半弯着身子致哀；汉斯·卡斯托尔普却懒懒散散，垂头丧气，两手叉在胸前，脑袋歪向一边，神态同往常听音乐时相仿。这位绅士风度的骑手，头部高高枕起，两只脚在棉被底下显得高了些，因而身体看去格外扁平，几乎像一块木板似的。他的身体在结构上是细长的，是生命一系列复杂的生殖循环的产物。在他的膝盖上放有一只花圈，凸出在花圈上的棕榈树枝触到他那黄苍苍的、瘦骨嶙峋的大手上，两只大手交叉在一起，放在凹陷的胸口上。他的脸也是蜡黄的，十分消瘦，光秃秃的头顶，鹰爪鼻，高高凸起的颧骨，一丛浓密的、茶褐色的胡子——由于胡子十分浓密，就显得他那灰沉沉的脸颊陷得更深了。眼睛闭着，闭得紧紧的，有些不大自然；汉斯·卡斯托尔普一定在想，它们不是闭着，而是人为地盖上去的。人们称这种做法是最后的一次行善，尽管这种好事宁愿做在活人身上，而不要替死人做。同时，这件事必须干得及时，病人一死就马上做去，因为一当肌肉内形成肌浆球蛋白，眼皮再也合不上了，病人就会瞪着眼睛躺在那儿，令人有一种意味深长的“假寐”之感。
[17] 撒马利亚系古代巴勒斯坦城市，以色列王国的首都。根据《圣经》记载，撒马利亚人乐善好施。
汉斯·卡斯托尔普亲眼去看这位死者。按照院规，院方对病人的死亡是保守秘密的，但汉斯藐视这种规章，硬是去看，因为他认为院里对病人封锁消息，什么也不让知道，什么也不让看到和听到，是一种自私的做法，他偏偏不把这种院规放在眼里，还要采取实际行动对抗。他在餐桌上曾试图和别人谈谈死者的情况，但别人一听到这个话题，就异口同声地责备他别说了，口气十分固执强硬，使他又羞又怒。斯特尔夫人甚至发起火来。她问汉斯，你居然说出这类话来，心里存的是什么主意？你这人受的究竟是怎么样的家庭教育？院规对这种事严格保守秘密，不让病人知道这种事，现在居然有一个毛头小伙子公然对此高谈阔论，这还了得？何况又是在端出烤肉的时候，在布卢门科尔博士在场的时候说这番话的，他每天都可能遭到不幸，赶上这位骑手的。（后面这句话，她是悄声地说的。）如果这出悲剧真的重演了，她可要控诉哩。这样反而促使这位受责备的青年人作出这样一个决定，而且表示了这样的愿望：他要亲自去看看这位已长辞人间的病友，在他的床边致最后的默哀和敬意。他劝说约阿希姆和他采取一致行动。
[18] 16世纪，圣·约翰·冯·戈德（1495—1550）曾创办一个慈善团体，其成员以护理病人为职责。
这一年的圣诞节过后不多几天，新年还不到，绅士风度的骑手就去世了。这对表兄弟是从阿尔弗蕾达·席尔特克内希特（也叫贝尔塔小姐）那儿获悉的，她是可怜的弗利茨·洛特拜因的护理人。她在走廊里遇见了他们，用谨慎的口吻把这件事说了出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深表同情，部分是因为这位绅士风度的骑手发出的、象征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咳嗽声，是他上山时最初印象之一（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这种印象，使他脸上泛起了红潮，以后这种红潮也一点不肯褪去），一部分是道义方面的原因，也可说是精神方面的原因。汉斯缠住约阿希姆要他同这位女执事谈很长时间，她对此津津乐道。她说，这位绅士风度的骑手能活过圣诞节，真是一件奇迹。他早已表现出自己是一个英勇顽强的骑士，他临终前是靠什么呼吸的，很少有人理解。好多天来，他自然只靠吸取大量氧气苟延残喘，光是昨天就吸了四十瓶，每瓶六法郎。这得花一大笔钱，这位骑手先生自己也算得出。你们倒想一想，他去世后，他的太太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了，他就是在太太的怀抱中同她诀别的。约阿希姆不赞成花去这么大的一笔开支。既然他已病入膏肓，干吗还要叫他受苦，花了这么多钱有意拖日子？病人糊里糊涂地消耗了宝贵的氧气，不该受到什么责备，因为这是院方硬要他吸的。反之，疗养院管理部门考虑这个问题时应当理智些，应当看老天爷面上让他自顾自走那条不可避免的路，经济条件姑且撇开不谈；如果考虑到经济条件，那就更不该这样了。不过活人自然也有他们的权利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汉斯·卡斯托尔普强烈反对这种说法。他表哥的说法同塞塔姆布里尼的几乎一模一样，对病痛毫无恻隐之心。那位绅士风度的骑手终于死了，别打趣了吧，再要对他表示关切也来不及了，而对死者表示关心和尊敬，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汉斯·卡斯托尔普坚持这样的观点。他只希望贝伦斯在这位骑士临终前没有大声呵责他，毫无礼仪地辱骂他。席尔特克内希特小姐说，连辱骂也没有机会。这位有绅士风度的骑手只作了一次小小的、不经过考虑的垂死挣扎，想从床上跳出来，不过只消稍稍暗示他一下，告诉他这种打算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就足以使他永远打消这个念头。
[19] 引号里的话是法文，由于墨西哥女人发音不准，原书中拼法也不正确。
圣诞节第二天，人们感到与平时稍稍有些两样，与平时的星期日及每星期的其他日子有所区别。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圣诞节也就这样成为陈迹。如果说圣诞节过了一年又会在遥远的未来降临，也同样正确。到那个时间只要十二个月，又会周而复始——比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里已消磨的只多七个月。
[20] 在基督教中，拉撒路往往作为看护的象征。
伴奏的钢琴家也是当地人。肖夏太太坐在第一排，但她利用休息时间溜了出去，因而汉斯·卡斯托尔普从这个时候起可以静下心来倾听音乐（它毕竟是货真价实的音乐），一面还可以在歌唱时看看印在节目单上的歌词内容。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对这位本地歌唱家瓮声瓮气的“美声”[3]发表了一些灵活的、不着边际的评论，还讽刺地对这次晚会感到满意，说今晚在此感到十分亲切，说完这些话也就悄然走了。说句老实话，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两个人走后（一个是细眼娘儿，一个是道学先生），心头倒感到十分轻松，这样可以自由自在地专心听歌。他觉得高兴的是：在全世界，甚至在某些特殊环境下，人们到处可以听到音乐声，甚至到南北极探险时也可以听到。
[21] 约伯在基督教中常喻作坚韧不拔的人物，《旧约全书》中有《约伯记》。
随着歌声飘荡。
[22] 指病人卧着时可以饮用的一种小茶壶。
我的情思，
[23] 原文Shagpfeife，指细切烟丝用的短柄烟斗。
这天晚上举行了一次音乐会，为节日增添了不少声色。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音乐会，山庄疗养院的管理部门为病人特地印发了节目单，还准备好一排排坐椅。这是一次歌唱晚会，由定居在当地并且在当地授课的一位职业歌唱家主唱。她穿着一身舞台礼服，领口下侧挂着两枚奖章。她的手臂细得像两条手杖，嗓音单调平板，别有风味。歌声在她居住的高地上回荡，情调十分忧伤。她唱道：
[24] 原文Levante，欧洲人对于土耳其、希腊及埃及等国人的称呼。
圣诞节第一天，天气潮湿，雾气沉沉。贝伦斯说，疗养院里人们实际上坐在云层里，因为山上没有什么雾。不过云也好，雾也好，人们好歹感到一阵湿气。积雪的表面开始融化，形成一个个孔隙，雪水又黏又滑。在卧疗时，人们的脸和两手都冻僵了，比晴朗的严寒天气更加难受。
[25] 岛名。
院长一走，病人们就坐在牌桌边玩起牌来，一些俄国人仍像往常一样，麇集在小客厅里。有些病人则仍在大厅的圣诞树旁站成一圈，眼看一支支蜡烛在小小的金属器皿里渐渐熄灭，同时一小块、一小块地品尝着悬在树上的糖食。在已经为翌晨第一次早膳作好布置的一些餐桌旁，零零落落地坐着一些病人，彼此相隔的距离都很远，他们两手托着脑袋，各自在沉思默想。
[26] 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一种人种。
这天晚上，病人为顾问大夫赠送礼品，因而晚上的聚会显得热闹隆重，生气勃勃。顾问大夫带着儿子克努特和米伦东克小姐一起参加半小时的聚会。送礼仪式在那间陈设着光学娱乐用品的客厅里举行。俄国人送的礼物是一只又圆又大的银盆，中央刻有受礼人姓名的花押字，这种礼物显然是不合用的。其他病人送给他一把长长的卧椅，虽然椅子上既没有套子，也没有垫子，只用一块布遮盖起来，但至少可以躺下来休息，椅子枕头的地方可以调节，贝伦斯躺着试一下感到十分舒适，于是他胳膊下夹着这只无用的银盘，伸手伸脚地仰面躺下身来，而且闭上眼睛，像木锯那样打起呼噜来，他那副模样，真像法夫尼尔[2]怀着宝物似的。大伙都兴高采烈，连肖夏太太看到这副姿态也笑得前仰后合，眼睛眯成一条缝，嘴巴张得大大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看出，肖夏太太笑的时候，不论眼睛和嘴，竟和普里比斯拉夫·希佩笑时一般无二。
[27] 巴勒斯坦城名，在耶路撒冷之南，亚伯拉罕之墓即在此城。
节日的晚餐行将结束时，塞塔姆布里尼走来在表兄弟的餐桌的一角坐了一会儿。他穿的衣服和平时一模一样，嘴里叼着一根牙签。他对斯特尔夫人冷嘲热讽，后来又絮絮叨叨地说起木匠的儿子和人类的法师[1]来，说人们今天正在幻想中庆祝他的生日。他说耶稣这个人究竟是否存在，谁也说不准。不过他那个时代诞生了一种思想，也开辟了一个胜利的航程，这种航程一直绵延到今天，从不间断——那就是每一个人在精神上都应当保持尊严，而且一律平等；一句话，应当有个人民主。人们给他斟了一杯酒，他说正是鉴于基督教这种思想才干杯的。斯特尔夫人认为他的话“模棱两可，缺乏情感”，站起身来表示抗议。这时其他餐桌的人都开始走向客厅，因此斯特尔夫人桌上的人也跟她一起离席。
[28] 似是而非、拼法不准确的拉丁文，意为：在甜蜜的狂欢中。
餐厅里的圣诞树灯火通明，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还散发出阵阵香气——这些都在人们的头脑里和心里唤起对节日的思念。病人们梳妆打扮：男人穿起社交时的礼服，女人身上装点起饰物来，这些饰物也许是亲爱的丈夫从山下某个国家寄来的。肖夏太太本来穿的是当地流行的羊毛衫，现在却换上了一件沙龙式的十分花哨的衣服，显得大胆泼辣，也可以说带有民族风格。这是一件浅色的、用刺绣绣成的衣服，束有腰带，衣服上镂有细细的金丝，颇有俄国农家女子或巴尔干女人的风味，说不定也有几分像保加利亚人。衣服上的皱裥雅致大方，使肖夏太太显得异常丰满妖媚，以前塞塔姆布里尼总爱说她有一副“鞑靼人的脸相”，特别说她有一对“草原狼的眼睛”，现在看来确实十分恰当。在上等俄国人的餐桌上，人们兴致勃勃，起先只在那边桌子上乒乒乓乓地响起喝香槟酒的声音，后来别的餐桌上也几乎都喝了起来。在表兄弟那张餐桌上，是那位大伯母为她的侄女和玛鲁莎斟酒，后来她又替每个人斟酒。菜肴是精选的，最后两道点心是乳饼和糖果，再佐以咖啡和利口酒。有时，枞树的一根树枝会突然熊熊燃烧起来，人们得花一番力气把它扑灭，于是大家慌作一团，尖声怪叫。
[29] 意大利文：柔和之意。
这个节日，对于山庄疗养院里人们的生活规律几乎没有什么干扰。早在几天之前，在餐厅右面下等俄国人餐桌边一个狭小的角落里，已放起了一株枝繁叶茂的枞树，它的香味，有时透过一道道丰盛的菜肴上散发的热气，一直传到就餐的人们那儿，餐厅中七桌中的某些人闻到这股香气后，眼神中流露出某种忧思的神情。十二月二十四日晚餐时，枞树已装点得五光十色，上面有锡纸箔窄条，玻璃珠镀金的枞果，悬在网里的小苹果以及各式各样的糖果，在晚餐期间和晚餐以后，彩色蜡烛一直在树上燃得亮亮的。即使在那些所谓“卧床不起”的病人的房间里，小树上也灿烂放光；每人房间里都有一株小小的枞树。在圣诞的前几天，邮包纷至沓来，约阿希姆·齐姆森和汉斯·卡斯托尔普也收到一些从遥远的家里寄来的包裹。这些礼物都包扎得很细心周到。他们在房里把礼物摊开来：有意味深长的衬衫、领带，有皮制或镍制的奢侈品，还有许多节日糕点，以及坚果、苹果和杏仁糖果之类。表兄弟用犹疑的眼光细细看着这些贮备物资，一面自问在山上究竟何时才能享用。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是夏雷恩把包裹寄给他的，是他同舅舅们商量好后，把这些礼物采办好后寄给他的。吉姆斯·蒂恩纳佩尔的一封信就近在身边，是厚厚的一叠私人信件，不过是打字的。舅父代表舅公和本人向汉斯致以节日的问候，并祝他早日康复，同时也出于礼仪预祝他下一年的新年能过得愉快。汉斯·卡斯托尔普也不失时机地为蒂恩纳佩尔参议写好节日的贺信，另外还附上一张病情报告单。
[30] 烟火的意思。
就这样，圣诞夜一天天逼近，终于有一天它降临了，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当山上的人们第一次谈到圣诞节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十分惊奇，那还是整整六星期以前的事。按照他原先的估计，他在山上也得待上这么长一段时间，卧床时间也一起算在里面。尽管如此，六星期光阴在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回忆中似乎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特别是前半阶段，而后半阶段就显得无足轻重，几乎算不了什么。现在他觉得餐厅里的人们对时间掉以轻心是很有道理的。六星期，这时间可不像每星期七天那么多；当你进一步考虑到从星期一到星期日又从星期日回到星期一只是一个短时间的循环，那么一星期又算得了什么呢。人们经常要问下一个较小的时间单位的价值和意义如何，目的是为了要理解：即使把这些时间加在一起，也没有多大结果，它的效果，只不过是同时大大缩短，变得模糊不清，以致萎缩和消失。一天的日子，如果从人们用午膳的瞬间算起一直到二十四小时以后重新用午膳的时间为止，又算得什么？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只是二十四小时的光阴而已。那么一小时又是什么呢，如果这一小时是在卧疗、散步或用膳中（这是人们尽量消耗时间单元的方式）消磨掉的话？仍旧什么也没有。可是把这些“一无所有”总括起来，按其性质来说也没有多大了不起。只有在时间的最小单位面前，这件事才显得了不起，那就是每日七次的七十秒钟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人们将体温表噙在两片嘴唇之间，以便将温度曲线继续记录下来。这些时间倒是富于生命力的，而且十分重要。它们扩展到小小的永恒，时间的长河像影子般的流逝，它们在这上面形成了十分坚实的多层结构……
[31] 德文：狂欢的年头。
顾问大夫有一个名叫克努特的儿子前来度假，和他的父亲一起住在边房里。他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只是他的颈椎骨有些凸出。人们都感到年轻的贝伦斯似乎近在身边；女人们看到他总是嘻嘻哈哈笑个不停，而且在他面前很爱打扮，还要吵吵嚷嚷地惺惺作态。她们口口声声说在花园里、树林里或疗养室碰上了他。他本人也接待一批客人：有几位大学里的同学到山谷上来，总共有六七个学生，他们住在村落里，但与顾问大夫同桌而餐，他们结成一伙，跟别的大学校友在疗养院里逛来逛去。汉斯·卡斯托尔普避而不愿见到他们。他对这些年轻人敬而远之，必要时，他总和约阿希姆一起避开他们，不爱见他们的面。山上的人，同这些哼着歌曲、挥动手杖、逍遥地荡来荡去的小伙子隔阂很深，汉斯不愿听到、也不愿知道他们的任何情况。此外，他们大多数好像都是北方人，其中很可能有汉斯的同乡。汉斯·卡斯托尔普很怕见到同乡人，他经常怏怏不乐地在思忖，会不会在山庄疗养院里遇到什么汉堡人，尤其贝伦斯曾经说过，这个城市里经常有许多人上山疗养。也许有的人是重病号或奄奄一息的人，人们无法见到。能见到的，只是一个两颊深陷的商人，据说他来自古赫哈文，两星期来一直和伊尔蒂斯太太同桌。汉斯·卡斯托尔普见到他后，知道山上的病人除了自己餐桌外从不轻易同其他餐桌上的人接触，而且他本乡乡土的范围十分广袤，心里很高兴。他本来很担心会有其他汉堡同乡上山来，现在看到这个商人在山上丝毫不惹人注目，心中宽慰不少。
[32] 拉丁文：试一下也好。
圣诞节后没多久，那位骑手先生就去世了……圣诞节正好在他去世之前降临人间，这个节日共有两天，要是把圣诞夜计算在内，总共有三天之多。汉斯·卡斯托尔普怀着恐惧和翘首企盼的心情等待这个节日的到来，心里在琢磨山上的人们究竟是怎样过节的。结果，他发觉这些日子的早晨、中午和晚间仍旧和往日一样，平淡无奇，只是气候有些异常——冰雪融化了。从外表看，人们对规定的这几天节日稍稍作过一番装饰与点缀，而实际上，节日在人们的头脑里和心里也无形中起过一些支配作用，然后在人们心里只残留着一些“节日毕竟与平日不同”的印象，渐渐地成为过去的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