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在寻欢作乐呢。”梅尼绍夫若有所悟地说。
马车转了个弯，经过牧场。那儿正准备赶集，有的地方已经支好帐篷架，堆着车轮，陶碗，匆匆忙忙搭起的炉子已经生火，飘着油炸饼的味道；场上还有灰色的吉普赛大篷车和拴在车轮上的牧羊犬。再往前走，公家酒馆附近，一群青年男女挤在一起嚷嚷。
“碰上什么喜事啦？”库兹玛问。
库兹玛耸耸肩。鬼知道草原上的这些家伙在想什么！“不过，这地方可富得流油，”他跷着腿坐在光板车上，身下只垫了块破抹布和一小把麦秆，眼睛打量着街道，苦痛地想着。“多好的黑土地呀！路上的泥浆油油地发蓝，树、草、菜园子浓密墨绿……可那些农舍却都是土坯房，房顶上晒着牲口粪。”农舍旁停着一辆快干裂的运水车，运来的水里游动着蝌蚪……这算是富裕人家了。可场上的谷棚已经破旧不堪。有牲口院，有大栅门，房子是麦秆子做的屋檐，砖砌的墙有两排，分正屋和偏屋，房间壁还用石灰画了图案：一处画根棍子，棍端画两个分杈，像是枞树；另一处画了个公鸡模样的东西。小窗也用石灰添上弯弯曲曲的花边。“这也算创作！”库兹玛冷冷一笑，“要说是，也是穴居时代的。”两扇板门上用木炭画了个十字架。门廊一侧横卧着一块大墓石，看来是为爷爷奶奶那辈准备的……是的，这人家可以说是富户了。但房周围是没过膝盖的泥浆，台阶上躺着一头猪，窗户小得很，里面黑咕隆咚：高床板啦，纺织机啦，大炉子啦，泔水桶啦，塞得满满当当……而家是个大家庭，孩子成群，冬天还有小羊羔、小牛犊……湿气弥漫，烟雾腾腾，以致屋里总有股霉味，孩子挨了一耳光，又哭又叫，妯娌对骂：“叫雷轰死你，贱母狗！”盼对方“大斋戒噎死”。婆婆摔炉子，摔叉子，又摔碗，举起青筋暴露的黑手朝媳妇扑过去，喷着唾沫星子咒骂……公公有病动弹不了，便不停地说教……
“指望着哩……”
“听说马卡罗夫还活着，只是不让说。”
“指望啥？”
“开了。”
“那不明摆着吗，指望家神赐福呗！”
“掌柜的，杜马开会了没有？”
“嗨！”有人在大伙顿足声中高唱，“不耕耘，不得收，薄荷饼送到姑娘手！”
他一个劲拉扯马缰。“嘿，简直拿你没办法，该死的！”最后发现是白费力气，也就作罢，放松了下来。沉默许久，突然问：
人群后站了个个不高的汉子，穿着朴实、干净——脚踩树皮鞋，缠着裹脚布，沉甸甸的新裤子和灰色的短上衣都是家织布料缝的，他忽地一挥手，灵巧地跺跺脚，用高音嚷道：“让开些，让老爷瞧咱露一手！”说罢钻进人圈，在一个高个小伙面前疾速摆动双腿。那小伙戴着檐帽，正低头着了魔似的扭动着皮靴，一面，脱掉黑上衣扔到一边，身上仅剩一件新棉布衬衫，阴郁而苍白的脸汗涔涔。
“不假。”梅尼绍夫表示同意。
“我的儿子！宝贝！”在不停的喧闹和踩踏声中，穿羊毛裙的老太婆则伸出双手向小伙哭喊，声音震耳欲聋：“看在基督的分儿上，行啦，你会累死的！”
“你瞧，孩子生下来，都托你的福，长个好模样儿。”
不料宝则儿子仰起头来，咬牙切齿地挥舞拳头，满脸怒气，跺脚狠骂：
“娶了……”
“你这臭婆娘，一边去，别叨叨！……”
“得，别瞎扯了，”库兹玛严肃地说，“赶早去医院看病！娶亲了吧？”
“她把辛苦织出的布全卖了，把钱通通花在儿子身上，”梅尼绍夫解释，“爱儿子都爱疯了。因她是个寡妇。可儿子天天醉酒，待她没好脸色……真叫活该！”
“咽东西——倒是不痛……”
“‘活该’是什么意思？”库兹玛好奇地问。
“咽东西的时候痛吗？”
“娇惯孩子，那就活该遭罪受……”
“说有病，也只是喝冷克瓦斯喝多了。”梅尼绍夫避开库兹玛的目光，顾自嘟囔着。
农舍旁，长椅上坐个瘦长男子，腿像两根棍子插在靴子里，破裤子下面尖尖的膝盖上搁着他没有血色的大手，一顶帽子像老年人那样压到额头上，瞪大痛苦的、祈求般的眼睛，没有了人样的瘦脸拉得长长的，半张着灰白色的嘴唇……
“有病吗？”库兹玛指指他的脖子。
“纸糊灯笼，”梅尼绍夫指着病人说，“闹肚子，半死不活两年了。”
“梅尼绍夫……啊！该死的，快走啊！”
“怎么，纸糊灯笼是他的绰号吗？”
“姓呢？”
“绰号……”
“名字倒挺美！”库兹玛试探性地想。接着又问：
“真蠢！”库兹玛说道。
“叫阿赫瓦纳西……”
另一个农舍旁坐着一个小妞，她扬起身注视着路人，一边伸出舌头，把嚼碎的黑面包喂着她臂弯戴睡帽的婴儿。库兹玛不忍看这伤心的景象，赶忙掉过头去……打谷场尽头，柳树在风中沙沙作响，斜插的一个稻草人两只空袖飘飘荡荡。同草原连成一片的打谷场叫人看了总是那么使人忧伤难过，再加上这稻草人，这秋天的云，为万物平添了一份青绿的味道，野地里呼呼吹来的风，鸡群在长满叶藜和艾草、露了顶的谷棚里闲逛……
“你叫什么名字？”库兹玛问。
远方露出两长条绿林，那是长满橡树的峡谷，人们称它为裤子沟。从裤子沟到卡托科沃的一路上，库兹玛遇到了雹子雨。梅尼绍夫的马见快到村子，终于撒腿跑开了。库兹玛眯起眼，捡起身下的湿麻布遮住头，手已冻得发麻，可冰冷彻骨的水流不断灌进呢大衣的领子，破麻布被水淋得越来越重，并且发出一股粮仓的霉臭味。雹子往头上打，车轮溅起的硕大泥点子往四处飞，车辙下的水哗哗流，不知什么地方的受惊羊羔咩咩叫……最后，库兹玛再也透不过气，索性掀掉头上的破麻布。雨渐渐地小了，天也快近傍晚。草场上的牲口成群成群地从库兹玛乘坐的货车，穿过绿油油的田地，往农舍跑。一只细腿黑绵羊跑到一边去了，见一只赤脚婆娘在追赶，她撩起湿漉漉的裙子，露出雪白的小腿肚。西方，村头处天越来越亮，而东方庄稼地上空，灰蒙蒙的积雨云后面悬起来两道彩虹。空气中飘着绿野浓郁的湿味，院落一片温暖。
到了第四站，他出了月台，雇了辆车。农民车夫先开价七卢布，说是距卡扎科沃有十二俄里路程，后减成五个半卢布，最后其中一个说：“给三卢布，我拉你去，都别废话啦。现在可不比从前……”不过口气还是软下来，陈词滥调地说：“饲料贵啊……”终于以一个半卢布的价钱成交。道路泥泞难以通行，车又小，马瘦弱得像驴，竖起两只大耳朵。车慢慢驶出了车站院子。马车夫坐在车杆子上拼命拽着缰绳，似乎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来帮着套马。在车站上，他吹嘘他的马“撒开腿就再也收不住”，眼下显然在为这话感到惭愧。但最窝囊的还是他本人：年纪轻轻，身材魁梧，脚裹白色裹脚布，穿双树皮鞋，上身是带腰带的短衫，破旧的檐帽压住黄黄的头发，身上透着有炉子但没烟筒的农舍气味以及大麻的气味——全像古时候的农夫，但是脸色苍白，不长胡子，脖子粗肿，声音喑哑。
“请问哪儿是东家大院？”库兹玛问一个宽肩膀、穿白衬衫红羊毛裙的婆娘。
他转身用哆嗦的手抹去夺眶而出的泪水，掏出烟袋来卷烟。一下子思绪又乱了：“朝圣的是人民，阉割派教徒和教师难道就不是人民？废除农奴制才不过四十五年，怎么能责怪人民？那么究竟怪谁呢？人民自己！”库兹玛的脸又变得阴沉了、消瘦了。
婆娘站在石阶上，手牵着哇哇大哭的小姑娘。小姑娘的号声尖厉刺耳。
“我说：太好了！”库兹玛高声说。
“大院？”她反问，“谁家大院？”
“什么？”
“东家的。”
“太好了！”
“谁家的？啥都听不见……啊，你呀，死丫头，哭什么哭，噎死算了！”她把小姑娘一扯，后者被扯得转了个身。
“往火里扔……”
又去另一家农院打听。过了大路往左，然后向左拐，经过一处门窗统统钉死的贵族老式庄园，下坡来到小河桥头。梅尼绍夫脸上、头发上、外衣上不住地往下滴水，被雨打湿的白睫毛胖脸盘显得更加呆笨了。他正好奇地瞭望前方。库兹玛顺他的目光看去，对岸山坡上便是卡扎科夫家茂盛的果园以及由坍塌杂物棚和石墙残迹围起的大院，院中三株枯死的枞树背后露出东家的住所：生锈的红铁皮屋顶和灰色的外墙。可桥下聚集着一群庄稼汉在看热闹。原来在他们前面刚被雨水冲刷过的陡坡上，三匹瘦马拉着四轮篷车在泥水中挣扎，车旁站个雇农，破衣烂衫，但模样挺俊：一大把红胡子，眼睛很机灵。这会儿他脸色苍白，拉紧马缰吆喝：“驾，驾！”那些庄稼汉却打哈哈，吹口哨，一个劲喊：“呼啊，呼啊！”车上坐个穿孝服的少妇，她焦急地向前伸出双手，长睫毛上挂着大大的泪珠。焦急的神情也流露在坐在他一旁的男子眼里。那是胖子，火红胡须，紧握手枪的右手手指上的婚戒闪耀夺目。他不停地挥动左手，穿着驼毛上衣，戴着暖呢帽感觉有点儿热，便把帽子推到脑后门上。他们对面坐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白白的皮肤，包着大围巾，睁大好奇的眼睛东张西望。
“说那儿的人把地主往火里扔？”
“这是米什卡·西维尔斯基家的，”从三套车旁驶过时，梅尼绍夫冷眼瞧着孩子，扯着沙哑的嗓门说，“昨儿西维尔斯基被烧死了……活该！”
“从沃龙涅什回来。”他殷切地回答，但声音微弱。
地主卡扎科夫的事务由村长经营。村长当过骑兵，身材魁梧，是个粗人。一个拉着一车湿淋淋青饲料进院子的雇工说，有事该去下房找。这天村长遭遇不幸，婴儿死了，库兹玛没受到啥好礼遇。他留梅尼绍夫在门外，自己朝下房走去。此时恰好村长的老婆满眼泪痕，腋下夹着只听话的麻花母鸡从果园回来。台阶上，在廊柱之间，一个穿斜口衬衫和深筒靴的年轻人见她走近，喊道：
“朝圣回来啦？”
“阿加菲亚，你抱它去哪儿呀？”
他不愿再看阉割派教徒那双年轻女管家式又短又肥的小脚，以及婆娘般厚实的姜黄脸，薄嘴唇……初中教师波洛佐夫也不错！他披件灰斗篷大衣，亮亮的眼睛，滚圆的鼻子，亚麻色的胡须垂到胸口，倚着拐杖亲切地频频点头称是……库兹玛走到旅客上下的车门走道口，吸了一大口寒冷清新的新鲜空气，心中颇为畅快。雨哗哗地敲打顶棚，两侧水流如注，水花四溅。车身摇摇晃晃。雨声、车轮声混杂在一起。迎面而来的电话线如波涛般此起彼伏。浓密、青翠的榛树林一转眼就掠了过去。忽然，一群男孩从路旁探出头来，大声喊着什么，库兹玛感动得笑了，脸上布满了细小的皱纹。忽然看见前面对面站台站着个朝圣的，一副沧桑善良的庄稼汉模样，一把白胡子，戴顶宽沿帽，用绳束着呢子大衣，背一个口袋和一把锡壶，脚上套双短筒靴。库兹玛用盖过车轮声和雨声的嗓门向他喊道：
“抱去宰了。”村长老婆哭丧着脸回答。
“宪法啊！”库兹玛用尖细的声音打断了阉割派教徒的话，站起身跳下马车，朝车门口走去。
“让我来吧。”
“观点？你也有观点？你还左得多？你光屁股的时候我就见你满地乱跑！你差点儿没饿死，也跟你爹一样是要饭的！你该给专员洗脚，喝冷水！”
阴沉的天空又掉起雨点。年轻人丝毫没有察觉地走到冰窖，开开门，从门槛后抄起一把斧子。一分钟后“嚓”的一声，无头麻花鸡伸着血淋淋的脖子在草地上跑开了。跑一阵，绊倒一次，打个滚，扑腾着翅膀，羽毛和血渍洒得满地都是。年轻人扔下斧子往果园扬长而去，村长老婆抓住断头鸡，走到库兹玛跟前问：
“观点？”坐在年轻人一旁的一个胖阉割派教徒，面粉商切尔尼耶夫突然用侏儒的尖嗓子叫喊。他穿双圆瓶口靴子，一直用那双猪眼在看那年轻人。此时没等对方明白过来，嚷道：
“什么事？”
在从前，车厢里大多谈论大雨或大旱，谈论“粮价是由上帝决定的”。现在许多人都在翻阅手中的报纸，谈论的话题又都是杜马、自由权、土地归公，谁也没注意车厢上空的瓢泼大雨，虽然坐在车厢里的粮商、农民、田里出身的小市民没有一个不盼着春雨的。一个瘸脚年轻士兵从走道过来，得了黄疸病，乌黑的眼睛流露着哀伤。他拄拐往前移动，摘下满洲高筒皮帽，像乞丐一样伸向每一个旅客，以讨得施舍。人们群情激奋地议论政府，议论部长杜尔诺沃和官家的燕麦……并把过去曾大加赞赏的事拿来嘲讽一番：在朴茨茅斯，维嘉为吓唬日本人，怎样命令他将自己的箱子捆起来……坐在库兹玛对面，留着法式小平头的年轻人红着脸激动地插话：“打扰一下，各位先生，你们在大谈自由……我给一个税务专员当文书，同时写一些文章寄给首都报纸……我写文章管他什么事？他说他也赞成自由，可他听说我写了篇文章说我们消防工作做得不太好，就把我叫去训话：‘狗娘养的，你再写这玩意，我拧下你的脑袋！’请问，如果我的观点比他的左……”
“来租果园。”库兹玛答。
村边土屋门前站着个穿破鞋的高个老头，手里拿根长长的棒子木棍，见有行人，便装作老态龙钟的样子，双手拄棍，耸着肩，愁眉苦脸，好像力不从心，田野里潮湿的冷风吹乱了他一头灰发。触景生情，库兹玛想起父亲，童年……果戈理的咏叹调突然浮现在他脑海：“罗斯，罗斯！你奔向何方？”他暗地寻思：“罗斯！罗斯！”全是空话，见鬼去！“议员打算往河里下毒”——更应该这样说……造成如此局面，该怪谁？不幸的是人民，首先是人民！……库兹玛绿莹莹的小眼突然间像近来一样噙满泪水。前不久他去巴布伊市场上的阿夫杰伊奇酒馆，院子里泥浆没踝，从院子到二楼的腐朽木梯臭气熏天，连他这个见过些世面的人也觉得恶心。掀开蒙有破毛毡的油腻、沉重的大门，酒馆里烟雾弥漫，碗碟的碰撞声、跑堂的脚步声和留声机嗡嗡的吵闹声震耳欲聋。他走进一个客人较少的房间，坐下要了瓶蜜酒……脚下踩的地板上满是呕吐物、柠檬片、鸡蛋壳、烟头……可他对面靠墙坐着个穿树皮鞋的高个农民美美地笑着，摇动头发蓬乱的脑袋，全神贯注地倾听留声机里发出的喧响。桌上摆着一公斤伏特加酒，一只杯子，几片白面包，那庄稼汉却不吃不喝，只是看着自己脚上的树皮鞋晃动脑袋。忽然他察觉到库兹玛正盯着他看，立刻瞪大欣喜的眼睛，抬起长满黄色卷胡子的可爱脸蛋，受宠若惊地说：“哎，我这是顺道来。”接着，像为自己辩解，又说，“先生，我兄弟在这儿做买卖……是我亲兄弟……”库兹玛含着眼泪，咬紧牙——唉，该死，百姓窝囊成什么样啦？“顺道来”看望阿夫杰伊奇被认作莫大荣幸！这还远远不够，当库兹玛站起来说“再见”的时候，庄稼汉忙不迭站了起来，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想到他在这样的豪华场所坐着，还被当做要人看待，就感激不尽，赶紧回道：“请别见怪……”
“你跟费奥多尔·伊凡纳奇说去。”
“天知道……”
“他在哪儿呢？”
“议员？你这傻瓜，难道议员会干这样的事？”
“马上要从地里回来了。”
“来审一个议员……据说那议员想往河里下毒。”
于是库兹玛在下房敞开的窗子外等待。往里望，半明半暗中有炉灶、铺板床、桌子。窗下长凳上放着洗衣盆——其实是一口形似洗衣盆的棺材，其中躺着死去的婴儿。大脑袋的婴儿几乎没有头发，小脸蛋发青……有个胖胖的盲姑娘坐在桌子旁用一把大木勺子从汤盆里掏牛奶和面包碎块。苍蝇在她头上嗡嗡，又在死婴脸上爬动，随后落进了汤盆的牛奶中。但盲姑娘像座石像似的直愣愣坐在那儿，眼睛凝视着黑暗，仍在掏吃的。库兹玛开始感到害怕，忙转过身去。冷风一阵又一阵地吹来，乌云越积越多，天空越来越暗。院里耸立着两根柱子，柱子横梁上像挂着圣像似的挂了块大铁板。那就是说，住这里的人夜里害怕，是用它来报警的。院中间还躺着几条瘦猎狗。有个男孩，八岁左右，拉着辆声音刺耳的小车在狗群中来回奔跑，车上坐着他的小弟弟，长张牛脸，浅色头发，戴顶大黑帽。主宅阴森森的，在这暮光将临之际，住里面的人大概寂寞难耐吧？“至少也得点个灯啊！”库兹玛想。他疲倦极了，觉得从城里出来快一年了……
“他们来咱县城干吗？”
他在果园里度过了黄昏，又度过了夜晚。从田间骑马归来的村长没好气地说“果园早租出去了”，对他提出的借宿要求轻蔑地嘲笑道：“你倒机灵，上这儿来住客店！像你们这等四处流浪的人眼下多着呢！”不过最后起子怜悯之心，准他在果园的浴室里过夜。库兹玛打发走梅尼绍夫，绕过屋子，沿菩提树林荫道朝果园入口走去。从敞开的黑暗窗户里，从防蝇铁网后传来钢琴优雅的叮咚声和醉人的歌喉，这声音既不与黄昏也不与这宅地协调。林荫道的尽头好像世界的边缘，那隐隐约约地露着一角白云蓝天。一个暗红头发的庄稼汉，没系腰带，也没戴帽子，穿双沉重的皮靴，手拎个桶，正沿着肮脏的林荫道过来。
“是的。”
“你听，你听，”他一边走一边嘲讽道，仔细倾听着这歌声，“唱得多带劲！”
“两个审判员吗？”
“谁唱得这么起劲啊？”库兹玛问。
“被马踢伤的，”那人打开院门说，“好啦，眼下只剩两个客人了。”
庄稼汉抬起头，停顿了一下。
“怎么会呢？”库兹玛问。
“东家少爷，”他嬉皮笑脸地说，“听说他唱了七年啦！”
“腿瘸了……”
“哪个少爷？宰鸡的那个吗？”
“不，不，”脚就在上坡路上，心里想着，“兔子尾巴长不了啦！”到了坡顶，已能见到空旷绿野当中车站的红砖房。他冷冷一笑。议会！议员！就说昨天他回到花园之前，按照过节的惯例，公园张灯结彩，放烟火，村警乐队演奏《斗牛士》、《在河畔，在桥边》、《马特奇什》舞曲和《三套车》，演奏《加洛普》曲时还插进对白“嘿，可爱的姑娘们”。他从公园回到客店，拉了半天门铃——没人答应。周围静悄悄地也没有一个人影。广场西面街尽头处是日落后青蓝色的寒冷天空，他头顶上的乌云聚集了好大一片……最后，总算有人拖着脚步哼哼哧哧地进了门，那人将钥匙在锁孔里拧了一会儿，嘴里嘟囔着：
“不，另一个……这还不算啥，有时亮开嗓子唱‘今天是你，明天是我’，真是妙极了！”
不过从他声音可以听出，他是忍着笑说的。列车员身上的制服大衣让人看着都觉得沉重无比，腰带挂在仅有的一颗扣子上，旧长靴上粘满干泥。过了歪斜的小木桥，往前便是被春汛冲出的一道山沟。山沟旁长着一排瘦弱的柳丛。库兹玛闷闷不乐地瞧了瞧柳丛和村上众多的茅草屋顶，那飘浮在屋顶上空的青色烟云和嘴里叼根骨头的大黄狗……
“他是在练歌吧？”
“这帮丫头片子，凑在一起没啥好话说！”走在库兹玛面前的列车员呵斥道。
“练得有多棒！”
库兹玛身后几个小妞儿踩着一块块石头跨越村头浅浅的小河，一边用尖细的嗓音唱：“把猫皮往下扒，你分得小猫爪。”
一字一停，话带嘲讽，满不在乎，库兹玛不由多看他一眼。头发像雨伞一样，从四面披散下来。脸不大，没什么特殊的地方，是那种古俄罗斯式的，苏兹达尔公国时期的长相。大靴子，瘦身材，而且硬得像块木头。肿眼泡，老鹰眼，瞳仁带着金边，垂下眼帘的时候像个普通的汉子，可一抬眼帘甚至有些毛骨悚然。
他想起村警在县里公园演奏的事来。最近上边派了整整一百个哥萨克来县里，三天前在商业街上一名醉酒的哥萨克走近公共图书馆打开的窗户，对着管理小姐一边解裤，一边强迫要她买下他那个《算数》课本。当时一旁站着个年老马车夫，指责他不害臊，不料哥萨克拔刀砍了他的肩膀，并破口大骂，追逐吓得四散奔逃的行……
“你是看果园的？”库兹玛问。
“太不可思议了，”他心里想，“以前遇到这种天气，杂货铺和小酒馆里的人懒洋洋地打哈欠，啥话也不说，现在大家都在热烈谈论杜马，造反和火灾，还说什么‘穆罗姆采夫刮了总理的鼻子’……瞧这情景，兔子尾巴长不了。”
“看果园的。不看果园又看啥？”
“唉，还谈什么宪法！”库兹玛讽刺地说道，跨过水洼，沿着被雨水淋黑了的破栅栏，湿漉漉的花园和坡上一溜破败房屋的窗户走去。房屋一直绵延到山脚下，这里已是县城的尽头。
“叫什么名字？”
“新消息在车站被警察扣下了。”
“我啊，叫阿基姆……你呢？”
报童停下来，亮着眼睛回答道：
“我是来租果园的。”
“晚啦，小伙，有新一点儿的消息吗？”
“哈，错失良机啦。”
库兹玛讥讽地笑道：
阿基姆讥讽地摇摇头，走开了。
“大罢工啦！”
风一阵比一阵紧，把绿树上的水珠全都吹落下来。果园后面的什么地方响起一个个闷雷，白蓝色的闪电照亮了林荫道，到处都听得到夜莺的歌唱。很难明白在这沉重、铅灰色的云天下，在被风吹弯的枝丫上，在潮湿稠密的灌木丛间，夜莺怎能如此卖力，如此兴高采烈，如此甜蜜热烈地歌唱，发出一串串银铃般的颤音，更难明白守夜人怎能在烂窝棚里、在湿麦秆上、在风中过夜。
五月初，乍暖还寒时节，下着蒙蒙细雨，县城上空的云团如秋天般阴沉。库兹玛穿了件旧呢外套，戴顶旧帽子，套双磨损的靴子，向普西卡尔村后的车站走去。一路晃着脑袋，牙缝里叼着烟，堆着笑容，双手插在短外套里。有个赤着脚的男孩夹着一大叠报纸迎面跑来，边跑边活泼地喊着他的陈词滥调：
守夜人一共三人，都得了病。年轻的那个过去是面包师，如今成了流浪汉，正发着烧。另一个也是流浪汉，犯了肺痨，他自己说“没啥，只是肋间发凉”。阿基姆有夜盲症，是由机体恶化引起的，一到黄昏就看不清东西。库兹玛进窝棚时，脸色惨白、性格随和的面包师正蹲在窝棚旁，撩起棉衣袖口，露出一双瘦弱纤细的手臂，在木碗里淘小米。米特罗凡这个个头矮小、肩膀宽阔、脸色黝黑的病秧子浑身上下穿着湿透的衣裤，踩双马蹄似歪斜的破鞋，站在面包师一旁，耸着肩，睁大褐色的亮眼盯看他干活。阿基姆此时提来一桶水，动手给泥灶生上火，鼓吹着火焰，还进窝棚抱来一把干燥些的麦柴塞进烟气腾腾的炉灶底下，做这些的时候张大嘴巴呼啦呼啦喘气，对同伴们的打趣漫不经心地嘲笑，有时却说上几句机智的狠话。库兹玛闭上眼坐在窝棚一旁的湿椅子上，时而倾听谈话，时而倾听夜莺啼鸣。阴暗的天空里电闪雷鸣，一阵阵潮湿的夜风吹过林荫道，把冷冷的水珠吹落他身上。由于饥饿，又抽了几口劣质烟草，他的胃隐隐作痛。稀糊面似乎再也熬不熟了。有个念头在他头脑里转悠：也许有一天他也会像这些更夫那样过野兽般的生活……一阵阵冷风，远方单调的雷鸣，夜莺的啼鸣，阿基姆懒散的、漫不经心却极其刻薄的话和那刺刺拉拉的嗓门都刺激着他的神经。
春天，在和迪洪言归于好的前几个月，库兹玛听说县里卡扎科夫的果园要出租，便急忙赶去打听事宜……
“我说，阿基姆，就买不起一根腰带吗？”面包师装作好心地说，同时瞅了眼库兹玛，要听阿基姆怎么对答。
这念头使他很高兴。“是的，是的，”他想，“正是时候！”他真是需要休息，过清贫纯洁的生活。他已渐渐衰老，胡子变得花白，往后梳的卷曲分头看上去也稀疏铁青，脸色黑了，脸盘瘦了，颧骨更加凸出了……
“你等着瞧，”阿基姆不假思索地语带讥讽地回答，一边撇出铁锅中翻滚的沫子，“等咱们在东家这儿干完夏天的活，不但给我自己买腰带，还给你买双崭新的皮靴。”
他已经堕落到无可堕落的地步，可这反倒救了他。犯过几次严重的心脏病后他马上停止酗酒，断然决定开始过一种最简单的劳动生活，比方说租个果园或者菜地……
“‘崭新的皮靴’，我可没求着你买。”
“主祷文你大概背得不那么熟吧！”
“你脚上穿的是双破鞋呀！”
一个面若母狮的老太太从这里经过，她停下来，皱着眉看了看库兹玛，举起拐杖，恶狠狠地，字正腔圆地说：
阿基姆说罢便精心地品尝起沫子的味道。
最妙莫过酒浆！”
面包师难为情地叹了口气：
“最好莫过行乐，
“咱们哪儿能穿得上靴子！”
库兹玛臃肿的眼睛一亮，接话说：
“别往下说了，”库兹玛插嘴，“你们倒是说说吃得咋样。每天就喝这稀粥？”
才是聪明人……”
“你想吃啥？鱼？火腿？”阿基姆舔着勺子，头也不回地问，“那好呀：几两白酒，半斤鲶鱼，一块火腿，掺着果汁的茶……但这连稀粥也不是，老兄，连稀糊面都算不上，就是一锅烂粥！”
“喝得醉醺醺，
“有时候是不是也熬点儿蔬菜汤喝？”
在基辅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不会在卡萨特农场待得太久，前景渺茫，势必穷困潦倒。后来果真如此。他在农场又待了一小段日子，但处于一种耻辱闲窘的境地：总是醉醺醺的，衣衫不整，嗓子也哑了，满身廉价烟草的味道，难以掩盖颓废的样子……后来堕落得更厉害：回到他原来住的县城，靠剩下的几个钱勉强过活，整个冬天只好在霍多夫客店的床板房过夜，到巴布伊市场上的阿夫杰伊奇酒馆打发光景；大部分的铜钱都办了件蠢事——出版他的诗集，然后厚着脸皮向阿杰夫伊奇酒馆的顾客们半价兜售……然而这好像还不够，他还成了逗笑的小丑！有一次他站在市场上一家面粉铺旁，看乞丐怎么向走出门来的商人莫如新拍马屁。莫如新的面容犹如映照在铜茶饮上的脸，一副刚睡醒的可笑神情，反而对一只正舔着他亮皮靴的猫感兴趣。但乞丐并不因此气馁，他捶胸耸肩，提着沙哑的嗓门赞叹道：
“我们那汤啊，你瞧瞧是啥样的？泼到狗身上，狗也烫去一层皮！”
库兹玛从一旁应和：“是呀，是呀，唱得对。”
库兹玛摇头叹道：
不再有人如此受苦！
“你因为有病，脾气才那么大，还是治病去吧！……”
唉，愿主保佑，做母亲的，
阿基姆没有回答。灶门里的火已渐渐熄灭，铁锅底下只剩一小堆暗红的灰煤渣。果园更暗了。风鼓起了阿基姆的衣衫。亮蓝色的闪电不时把人们的脸庞照亮。米特罗凡坐在库兹玛一旁，把身子支在木棍子上。面包师坐在菩提树下的一段树桩上，听到库兹玛最后几句话，面容严肃地说：
我们多么不幸，我们多么痛苦！
“在我看来，一切都由上帝安排好了。上帝不给你健康，什么医生也帮不了你的忙。阿基姆说得对：注定哪天死，怎么也拗不过。”话中充满了对命运的顺从和忧伤。
瞧瞧我们，做母亲的，
“医生！”阿基姆眼盯着灰烬，语带讽刺地说，“医生！……老兄，医生只知道盯着他门的钱袋子，我恨不得把那家伙的肠子拉出来！”
三个乌克兰人是从契尔尼科夫省来的。库兹玛总想象着那是个荒凉的地方，都是些茂密的老林子，三个人与猛兽徒手搏斗的事令他想起弗拉基米尔王子时代，想起原始森林，想起农夫的远古生活。喝得醉醺醺的库兹玛哆嗦着手一边斟酒一边感叹：“啊，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宪兵和那几个唯命是从的穿袍子狗腿子使他憋了一肚子气：宪兵蛮横，三人迟钝，全都该诅咒。罗斯，古罗斯啊！……酒劲上了头，眼前浮想联翩，把一切夸大到不自然的程度，库兹玛热泪盈眶。“‘勿反抗’行得通吗？”他想起托尔斯泰提出的主张，不由摇头苦笑。邻桌有个衣着整洁正在吃饭的年轻军官背朝他，库兹玛饶有兴趣地瞪眼看他：雪白的制服短得要命，高高的腰身都露了出来，让我上去帮他往下扯一下，要是他跳起来嚷嚷，就给他一耳光，看他反抗不反抗……他到了基辅，把正事撂到一边，连着三天饮酒作乐，在城里和第聂伯河陡峭的河岸闲逛。在圣索菲亚大堂祷告的时候许多人都惊奇地打量着站在亚罗斯拉夫石墩前的一个消瘦的俄罗斯人。这人样子真是奇怪，祷告结束了，人们也散去了，看守人把蜡烛熄灭了，可他咬紧牙关，稀疏的灰胡子垂到胸口，闭起深陷的双眼，倾听响彻教堂上空悦耳的钟声，表情既痛苦又幸福……傍晚时，又见他在大堂附近跟一个跛脚男孩坐在一起，泛起忧伤暗淡的微笑，张望大堂的白色围墙和秋空中金色的教堂圆顶。小男孩光着头，肩上跨个粗麻袋，瘦弱的身上披件脏衣裳，一手端着个只有一戈比小钱的木碗，另一只手不停地变换位置和姿势，像摆弄着什么东西般摆弄他那仿佛不是长在自己身上的右腿。右腿已经变形萎缩，膝盖以下光秃秃的，长着金色汗毛的腿肚子细得出奇，被太阳晒得黝黑。四周并没有什么人，他无精打采，疼痛难忍地仰着几经风吹日晒，满是灰尘的短平头，袒露出孩子纤细的锁骨，任凭苍蝇叮着他的鼻涕，不停地拖长声音唱道：
“并非个个医生捞钱。”
自那以后，他又一事无成地度过了好几年。和他同居的女人产后发热死后，他到沃龙涅什当过一段时间的中间人，后来又在利佩茨克的一家蜡烛店里当过柜台，在卡萨特金庄园当过办事员，一度成为托尔斯泰的狂热信徒，差不多一年不吸烟，一滴酒不沾，不吃肉，手里不离《忏悔录》，还打算跟着反教堂仪式派迁往高加索……不料有一天他受人委托去基辅办事……那是天气晴朗灿烂的九月末，空气新鲜，太阳不再灼热，列车向前奔驰，车窗大开，色彩缤纷的树林从窗外掠过……可令库兹玛意想不到的是一大群人挤在涅仁的候车大厅门旁围住什么人叫喊，争吵越发激烈，库兹玛心跳加速，朝他们奔去，很快钻进人丛，见到车站站长的红帽子和高个宪兵的灰大衣。那宪兵正斥责三个乌克兰人，他们恭恭敬敬地站着，神情有些固执，身穿厚短粗大衣，脚踩巨大靴子，头戴褐色绵羊帽，可皮帽勉强遮住绑着绷带的圆脑袋。绷带上的血已经结痂，发硬，眼睛肿胀，臃肿而呆滞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净是发干变黑的伤口。原来是这三个人被饿狼咬伤，现去基辅的诊所治疗，他们身无分文，几乎每到一个大站都得饿着肚子等上一整天。库兹玛得知不让他们上这趟车，只因为这车是“特快”，他顿时怒火中烧，在一群犹太人的助威声中冲那宪兵嚷叫，跺脚，因此把他临时拘留，还将他的一言一行做了记录。他一边等下一班车，一边喝得烂醉如泥。
“我也不是个个都能见着呀。”
苏霍诺瑟……多年来一直回荡在库兹玛的脑海中。考尔拉亚·斯洛博达的这个卑贱老头，他的全部家产只不过是沾满臭虫尿的草垫子和老婆遗留下的带着虫眼的大衣。他靠要饭维生，贫病交迫，以每月半卢布的租金在卖熟食的女摊贩屋里找了床板过活。按女摊贩看来，他只要卖掉家产，生活现状就能大大改善。但他十分珍惜这份遗产——倒不是出于对逝者的怀念，只不过心中认为，自己虽然不能与他人相比，但总算有点儿财产。他觉得这份家产值个大价钱：“如今这样的女式大衣哪里找？”他不反对，压根不反对卖掉它，反而开价高得荒唐，买主听了简直目瞪口呆……库兹玛对村里的悲剧十分了解，不过当他思考如何叙述时，不由得陷入村上的琐碎小事，勾起他对童年、青年时代的回忆，于是思路如一团乱麻。苏霍诺瑟在他丰富绚烂的想象中淹没了，转而想写自己的心声，把摧残他生命的一切披露出来。可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东西莫过于单调和平庸，它以令人难以理解的速度化成令他束手无策的琐事……
“没见着就别空穴来风，胡说八道！”米特罗凡厉声说，转身朝向面包师。
“难道苏霍诺瑟不是人民，不是俄罗斯？整个俄罗斯不过是个乡村，你好好记着！看看周围，照你说这是城市？每天傍晚牛羊满街，烟雾笼罩，连隔壁邻居都看不清楚。你还叫他‘城市’！”
阿基姆一反笑呵呵的平心静气的常态，瞪大鹰眼白痴似的嚷嚷：
“要写就写农村，写人民，”库兹玛说，“你自己也经常说：俄罗斯，俄罗斯……”
“什么，我空穴来风，你住过医院没有？住过吗？啊？可我住过，我住过七天。你那医生给了我几个白面包？几个？”
“算了，算了，你现在知道的还少得很，尽力而为吧，别一口吃个胖子。介绍给你的题材，关于苏霍诺瑟的，你写了吗？还没有？真笨！多好的题材！”
“笨蛋，”米特罗凡打断他的话，“并非各个病号都能吃上白面包，要看你得的是啥病。”
他翻了半天也没能找到，便开始寻着眼镜，心急如焚地摸索着各个衣服口袋，最终停下来摆摆手，摇摇脑袋，皱着眉说：
“啊，还看你得什么病？那叫他自己吃去，叫他撑破肚皮噎死！”阿基姆大声说道。
“你读吧，”他从中找出一叠揉皱了的纸和剪报，“读这一沓宝贝吧……我读啊，剪啊，抄啊……我死了，它会对你有用的，这都是有关俄国艰难生活的记录。但是，等一下，有一个小故事我要找来读给你听一听。”
他气愤地看了看众人，把勺子往“稀糊面”里一搁，进了窝棚。
他无奈地笑了笑，把喇叭烟卷放在一边，打开小桌的抽屉。
阿基姆喘着粗气呼哧呼哧点亮灯，窝棚里顿时显得舒适宜人。后来他从顶棚里拿出勺子，扔到桌上，向外面叫喊：“端稀糊面啦！”面包师应声站起端铁锅。“请上桌！”他经过库兹玛身边时说。但库兹玛只要了一块面包，撒上些盐，津津有味地嚼着回到长椅上。天全黑了。白蓝色闪电像被风吹散显得更宽、更快、更亮。每打一个闪，枝头的绿叶如同在白昼里看得一清二楚，转眼就被黑暗吞噬。夜莺也不唱了，只有窝棚上方的一只还在甜美热情地啼鸣。“他们甚至不问一声我是谁，我是从哪儿来的，”库兹玛暗想，“唉，这伙人啊，真没出息！”他开玩笑地向窝棚喊：
另一个也眯着死气沉沉的眼，艰难地挪动着下巴说：“是的，是的，我早说了，每时每刻都要学习，思考……不断观察周围的一切，观察我们悲苦贫穷的生活……”
“阿基姆，你怎么不问一声我是什么人，从哪儿来？”
一个人阴着脸狠狠地抱怨道：“应该写，否则会像野地里的牛蒡草一样枯死……”
“问它干吗？”阿基姆回道。
九几年，巴拉什金得疝气死了。库兹玛最后一次跟他见面是他死前不久。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会面啊！
“我倒想问他另一件事，”那是面包师的声音，“他估计杜马能给咱多少地？你说呢，阿基姆？”
从这样的苦日子中解脱出来后，库兹玛在胸前画了个大大的十字。但总得想法糊口啊！在叶利茨附近，他跟一个牲口贩子干了没多久，就去了沃龙涅什。他早就爱上沃龙涅什的一个有夫之妇，对那儿魂牵梦萦，一待就是十年，住在粮食收集站附近，当中间人并时不时地给报纸写些有关粮食的短文。他用托尔斯泰的杂文、谢德林的小品解闷，不料绵绵愁思涌上心头，萦绕不散：虚度光阴，他这一辈子很快就要完蛋了。
“我没文化，”阿基姆答，“你从粪堆里看得明些。”
他整整五年都花费在做买卖上，这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啊！能上一次城就算是莫大的幸事，可以休息、访友、闻到面包房和铁皮屋的味儿，可以在托戈瓦亚街的鹅卵石上漫步，喝点茶，吃点白面包，在“卡尔斯”酒馆听波斯进行曲……商铺的地板是用茶水洒过了的，鲁达科夫门前举行有名的逗鹌鹑游戏，卖鱼的、卖菠萝的，以及廉价烟草发散着特殊的气息……巴拉什金见库兹玛走近来便露出亲切却又丑陋的笑容……之后就诅咒谩骂起斯拉夫主义者，把别林斯基和最恶毒的谩骂连在一起，慷慨激昂地列举许许多多的人名和引语来相互攻击，最后得出最绝望的结论：“现在真正完蛋了，我们在一个劲儿地倒退，倒退到亚洲人的野蛮啦！”老头叹着气，忽然压低嗓门，环顾四周说道：“你听说了吗？萨蒂科夫快要死了。这是最新消息！据说给他下了毒药，他们说……”而第二天一大早，又是货车、草原、热浪或者泥泞，在颠簸的货车上看书真是让人痛苦至极……他久久地凝视远方的草原，在心中酝酿甜蜜而又忧伤的诗句，可是往往会被别的思路打断，考虑自己的出路，或者怎样和迪洪拌嘴……路途中尘埃和焦油的气味令人兴奋，薄荷饼的香甜和猫皮的臭味令人窒息……更不用说连续两星期不换一次衬衣，吃着干冷的粮食，靴子变了形，走路一瘸一拐，脚磨出了血泡，夜宿别人家里或是过道里……这些年真是苦不堪言！
大概面包师对他的话又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一时语塞。
对，该做的就是学习。可是找什么时间学，上哪儿学呢？
“他这是冲我来的，”米特罗凡向库兹玛解释，“有一次我说起咱这样的罗斯托夫的无产阶级苦穷人，冬天只能在粪堆里避冷生存……”
“啊，那么古罗马克洛西姆斗兽场、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无数的教派，还有那宗教改革家路德又怎么说呢？不，别想糊弄我，没那么容易！”
“出城找个粪堆，掏个窝，像猪一样钻进去，也不怕冷，多自在！”阿基姆乐呵呵地接话道。
“那么俄国的殉道者、苦行僧、圣徒、托基督之名的先知、分裂派教徒呢？”
“笨蛋！”米特罗凡回答道，“有啥好笑？你要是穷得没办法，也会往里钻。”
“去你的卡拉塔耶夫吧，我看不出他有啥优点！”
阿基姆放下汤勺，无精打采地看着他，却突然怒目而视，张着空洞的鹰眼，怒气冲天地喊叫：
“普拉东·卡拉塔耶夫……”
“哼，穷！你想富，按钟点计活？”
“为什么不写叶罗什卡？不写卢卡什卡？老弟，若我提笔也能写出个金枝玉叶，声震文坛！为什么写卡拉塔耶夫而不写拉祖瓦耶夫和克鲁帕耶夫？不写吸人血的、放高利贷的神父，腐朽的助祭，萨尔特奇哈一类的女地主，卡拉马佐夫和奥博罗莫夫，赫列斯塔科夫和诺兹得廖夫，或者，远了不说，为什么不写你那浑蛋哥哥？”
“那又怎么样？”米特罗凡也开始怒吼，鼻翼像非洲人那样呼扇呼扇，亮眼直瞪着对方，“一天干二十个钟头给十二个戈比，行吗？”
“不，我偏要歌功颂德！毕竟这些作家正是我们人民的儿女。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便是公认的人民的典型。”
“啊，你想干一个钟头的活净挣一卢布？叫你财迷心窍不得好死！”
“别来歌功颂德那一套！”巴拉什金又嚷嚷道。
争吵开始得快，平息得也快。一分钟后米特罗凡一边喝着稀糊面，一边心平气和地向库兹玛说：
“请允许我提醒你，是非常伟大的人民，而不是‘这样的人民’。”
“他自个难道不是财迷心窍。他这死瞎子，为一个戈比能在祭坛上吊，你信不信？别人给他十五戈比，他就把老婆卖了。上帝有眼，我可不是说笑。在我们利佩茨克有个老头叫潘克福，以前也看守果园，现在已经告老回家了，那人专爱干那些……”
库兹玛不断摸索长礼服上的扣子，一会儿扣进扣眼，一会儿解开，皱着眉，堆起笑容，回答道：
“这么说来，阿基姆，你也是利佩茨克人？”库兹玛问。
“仁慈的主啊！普希金被打死了，莱蒙托夫被打死了，皮萨列夫淹死了，雷列耶夫被绞死了……托斯托夫斯基刑场被绑，果戈理被逼疯了……还有谢谱琴科呢？波列扎耶夫呢？你说该怪政府？可俗话说，有什么样的仆人，就有什么样的老爷，老百姓也是罪有应得。啊，世界上哪儿还能找得出像俄罗斯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民？该受三倍的诅咒！”
“是利佩茨克的斯图邓卡村人。”阿基姆回答，一副冷漠的模样似乎谈的那事与他无关。
他重新捡起卷烟，气冲冲地感叹道：
“他和他兄弟曾共处过，”米特罗凡确信地说，“地和房子两人共有。不过人们觉得他傻乎乎的。老婆呢，不用说，不得不逃离他。为什么逃跑呢，就是因为刚才说的，潘克福跟他谈交易，潘克福出十五戈比，他让潘克福替他去储藏室过夜，他果真让潘克福去了。”
“蠢货，胡说些什么！你是否好好想过，我们‘无师自通’落得个什么下场？”
阿基姆不做声，只是时不时用木勺敲桌子，眼盯着灯火。他已经吃饱了，抹过嘴，坐在那儿想什么事。
老年的巴拉什金又高又瘦，无论冬夏都穿同一件霉绿的厚呢子大衣，戴同一顶暖帽，大面盘上的胡须刮得干干净净，嘴歪向一边，说起话来尖酸刻薄，嗓音低沉苍老，灰黑的面颊上布满扎人的银白硬毛，突起的绿油油的左眼珠斜视着，正好与嘴歪的方向相同，那样子，看了就叫人害怕。有一回，他听完库兹玛关于“无师自通”的一番话后怒气冲天，瞪大眼珠，把烟卷一扔，任烟丝散落在鲱鱼罐头上，怒斥道：
“伙计，别耍嘴皮子，说一套，做一套，”最后他开口说，“我让他去了又怎么样？她又没少一根汗毛？”
母亲死后，兄弟俩卖掉她的遗物，离开马托林铺子开始做起小买卖。但库兹玛仍常去他原先待过的县里，像从前一样和巴拉什金保持友谊，巴拉什金赠给他或者建议他读的书，他都热心阅读。说实话，在和巴拉什金谈论席勒时，他也想借用老头的手风琴玩玩。他十分赞颂《烟》这部小说，说“聪明人不读书也心明眼亮”。他拜访科里佐夫坟墓时狂喜地抄录满篇别字的碑文：“埋在这碑下的是沃龙涅什市民，诗人亚力塞·瓦西列维奇·科里佐夫，他沐浴圣恩，无师自通而成为饱学之士……”
阿基姆一边出神地听着，一边扬起眉毛呵呵笑，他那非洲黑脸上布满一条条呆滞的皱纹，表情既快乐又忧伤。
后来他痛感这些小诗笨拙、低俗，蔑视异邦人尖头帽这种粗野言语简直一文不值！
“最好用枪毙了他，”他说，声音分外刺耳，口音格外浓重，“叫他来个倒栽葱最好不过！”
偷偷摸到沙皇的枪炮……
“你指谁？”库兹玛问。
头戴剪头帽，
“我在说这夜莺哩……”
可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库兹玛咬牙切齿地说：
想把俄罗斯抢。
“你这家伙坏透了，真像只禽兽。”
派出军队，
“是来咬我的……”阿基姆回敬道。接着打了个嗝，站起身说：
土耳其人打起了仗，
“怎么的，咱们就这么干熬灯油？”
在七七年，
米特罗凡开始卷烟丝，面包师收拾各人的木勺，阿基姆则离开桌子，背朝油灯匆忙地画了三次十字，又朝窝棚的黑暗角落深深鞠了一躬，甩了甩又干又直的头发，然后抬起头来开始低语祈祷。他那巨大的身影投射到木箱上折成了两段。祈祷完又匆忙地、一遍遍地画着十字，弯腰鞠了一躬。库兹玛愤恨地瞅了他一眼。连阿基姆这样的人居然也祷告！若问他是否真信上帝，他那鹰眼珠子定会从眼眶里蹦出来！他会说：“我又不是鞑靼人！”
于是库兹玛迎合市场上那帮人的口味，开始写他们那时候常常议论的俄土战争：
库兹玛觉得出城来这儿已是一年前的事了，现在再也回不去了。头上的湿帽子成了负担，靴子里拖泥带水的双脚隐隐作痛。一天下来由于风吹，满脸火辣辣的。他从长椅上站起来，迎着潮湿的风，向门外的野地里，向荒芜的教堂院子走去。库兹玛刚起身离开长椅，从窝棚照向泥路的微弱灯光便被阿基姆吹灭，四周一下子被黑暗笼罩。蓝色的闪电显得更亮、更突然，亮彻整个天空和果园，直至果园深处，浴室边的枞树，但它突然熄灭，一切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黑得令人头脑发昏。沉闷的雷声又在远方响起。库兹玛站住定了定神，辨明道路电线杆上昏暗的灯光，便沿着池岸簌簌作响的老菩提树和枫树慢慢地来回散步。雨点又重新洒向他的帽子，他的双手。忽然，漆黑的天空裂开了一道缝，风中的雨丝挥洒在荒地上，幽蓝的闪光照出一匹湿淋淋的细脖子马。他瞥了一眼荒地上惨白、铁绿的田野，马匹突然抬起了头，使库兹玛不禁毛骨悚然。他反身朝大门走，摸黑走进枞树林间的浴室时，雨已倾盆如注，就像小时候的那场大雨一样，大得使他想起《创世记》的洪水灭世。划亮火柴，见窗下有张大木板床，于是脱下外衣，卷起卷巴卷巴搁到床头，摸黑上了床，叹口大气，像老年人那样平躺下来，闭上疲惫的眼睛。上帝啊，这一趟跑得多荒唐，多艰辛啊！他怎么想到来这儿的呢？东家的宅里现在也一片漆黑，映在镜中的闪电一闪而灭……窝棚里的阿基姆此刻也在瓢泼大雨中睡熟了……据阿基姆说，浴室里常闹鬼。他真相信有鬼吗？但他振振有词说他已故的爷爷——总是爷爷，而且是已故的——进谷棚取麸皮，就见过鬼盘腿坐在里面，头发蓬松像狗一般……库兹玛抬起一条腿，把手腕放在额头上，唉声叹气地进入梦乡，睡熟了……
“好哇，”别人对他说，“那匹马该有多大岁数了？哎，库兹玛，库兹玛，写些符合实际生活的东西不是更好，比如说，写这场战争……”
整整一夏天，他都在找活干。租园子的事看来太愚蠢了。回城后思考了一番现有处境，转而开始谋求管家或者办事员的职务来，最后，只要能有口面包吃，干什么都不在乎。但是奔走啦，运作啦，找人说情啦，全落了空。现在他已然完全绝望：连一点点希望都看不到。在城里他早被看作怪人，酗酒、游手好闲使他成了人们的笑柄，对他这样的活法感到惊奇，后来简直抱怀疑态度。本来嘛！哪有这么大岁数的市民无家可归，还是个单身汉，住客店，穷得只剩一个箱子和一把雨伞！库兹玛也开始对着镜子自己照照：瞧瞧自己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他夜里睡“通铺”，跻身于往来歇宿的旅客中间。上午天热，他在热浪中穿梭，到市场小酒馆转悠，打听哪有空缺。下午睡一觉，坐在床头读读书，眺望尘土飞扬的街道和热浪中的蓝天……这个饿得消瘦的，花白头发的小市民为什么卖命，为谁而活？他自认为信奉无政府主义，却又解释不清什么叫无政府主义。坐着读书，然后叹气，在房中转来转去，或者蹲下身来打开箱子，重新整理一遍破书，手稿，两三件褪色斜领衬衣，一件旧斜衣襟长衣，一件坎肩，一张揉皱的出生证……然后，然后又干啥事？
于是库兹玛模仿科里佐夫的格调写了一首诗，说一位年迈的勇士把自己骑的忠实宝马送给了他的儿子。勇士赞颂说：“我年轻时它曾背我游走四方。”
夏日白天相当漫长。城里本就燥热，加之客栈又在街角处，从早到晚备受烈日焦烤，晚上，热浪烤得人头昏脑涨。而窗外人声鼎沸，一丁点儿响声就叫你没法安生入睡。但是因为跳蚤咬，鸡打鸣，牲口粪臭气冲天，干草棚也没法睡。整个一夏天，库兹玛从来没打消去沃龙涅什街的念头。至少得上走火车道间的沃龙涅什街走一趟，瞧瞧那些熟悉的白杨树，市区后面那个淡蓝色小屋……不过，又何必呢？为此要花去十卢布到十五卢布，为省下这笔钱，晚上就不点蜡烛，白天不吃面包，何况这么大岁数还念念不忘旧时相好，真是丢人，至于克拉莎，还能算是他的女儿吗？几年前，曾见到她坐窗口织蕾丝，小脸蛋那么文静可爱。但，那也只是像她母亲……
“上帝原谅，你真是个笨蛋！‘过早的’！这大肚子商人早该见鬼去啦！再说你怎么知道他想啥？强盗不是把他杀了吗？”
入秋时，库兹玛已拿定主意，不去修道院当修士就干脆拿刀抹脖子。现在秋天已经来临，市场飘散着苹果、李子的香味，语法学校的学生多了起来。傍晚时分，走出客店院门，经过十字路口时，木器广场后面西沉的太阳闪耀得刺眼，左面直通远方市场的那条街也整个沐浴在残阳的余晖里，栅墙后一个个小花园覆着灰尘和蛛网。普罗佐夫身穿宽松斗篷，头上的软帽换成了孔雀翎帽子，正朝你走来。公园眼下空无一人，露天剧场关了，夏天卖马奶和柠檬的售货亭关了，木屋里的小卖部也关了。一天，库兹玛坐在露天剧场旁，心情那么沮丧，乃至真动了自杀的念头。夕阳西下，红霞满天，凉风阵阵，被夕阳染红飘落的树叶在绿树成荫的街道上飞舞，教堂钟声在召唤人们去做彻夜弥撒。在这平凡的、深沉的安息日，小县城的钟声使他万念俱灰。突然从露天剧场台后传来咳嗽和喘粗气的声音……“难道是莫继卡？”库兹玛想，果然是他，“鸭头”莫继卡从楼梯后走了出来，穿双当兵穿的棕红靴，一件粘满面粉的过膝学生制服——想必他刚逛过市场，戴顶被车轮碾过无数次的烂草帽。莫继卡合着眼，吐着唾沫，踉踉跄跄地走过他面前。库兹玛暂且止住了眼泪，主动向他招呼：
在那儿，库兹玛开始写作。第一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商人在可怕的雷雨之夜经过穆罗姆森林，投宿黑店被强盗所杀。库兹玛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他临死之时的祈祷，他的心事，以及他如何哀叹自己不公正的一生，他“过早地断送了”的性命。但市集上的人毫不留情地泼他冷水：
“莫继卡，过来聊会儿，抽支烟……”
他的经历也就是俄国一切自学成才者的经历。他出生在一个有一亿多文盲的国度，长在迄今仍斗殴致死人的考尔拉亚·斯洛博达，身处极端的野蛮和愚昧之中。教会他和迪洪识字识数的是他邻居，胶皮鞋铸型工别尔金。别尔金之所以教他俩，也只是因为闲着没事干。在斯洛博达，胶皮鞋听都没听说过！与其懒洋洋地坐在墙角边披散着头发，光着脚晒太阳，对着两脚间的灰土地吐口水，倒不如从别人身上捞几个“买酒钱”花。在市场上的马托林商铺干活时，兄弟俩学会了读书写字。库兹玛渐渐迷上了书本，这是市场上的一个自由主义者，臭脾气的老头，拉手风琴的巴拉什金送的。但在铺子里可没时间读书！马托林时常斥责：“该死的小鬼，再看那些书，我扯下你的耳朵！”
莫继卡返回坐到椅子上哆哆嗦嗦地卷着烟，那副昏昏沉沉的模样大概没有弄清身边坐的是谁。是谁在向他抱怨生活中的不幸……
在思考自己生活的时候，他自我谴责，又自我辩解。
第二天，正是莫继卡给库兹玛送来了迪洪的字条。
诗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写着玩”。他想要讲述他如何沉沦，以前所未有的无情笔触描绘自己的贫困可怕的日常生活，这生活使他变成了畸形人，“无花果”。
九月底，库兹玛便迁往杜尔诺夫卡村了。
库兹玛一辈子都在梦想读书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