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为了我的痔疮，出来遛个弯罢了。”他特别强调“痔疮”两字。
“少来了，打什么猎呀！”邮政所所长闷闷不乐地答道。这人块头大，驼着背，头发灰黑浓密，甚至从耳管和鼻孔里都钻了出来，长着两道弯弯的浓眉、一双深陷的眼睛。
“您看，”迪洪·伊里奇伸出手掌和五根粗粗的手指，激动地说，“您看：咱们家乡现在荒成这样了！啥也没有，连个鸟兽的影子都没有！”
邮政所所长停了下来。迪洪·伊里奇走上前问好。
“林子砍光了。”邮政所所长说。
“打猎来啦，安东·马尔凯奇？”
“砍得精光，连根拔起！”迪洪·伊里奇应和道。
不过他友善地打招呼：
突然又加了句：
“这老家伙，你看他，干吗蹚着泥水闲逛。”
“脱毛，全都在脱毛！”
纳斯塔斯雅·彼得洛瓦娜老早就打算进城去熟人家串串门，这次终于下了决心。送走她后，迪洪·伊里奇漫无目的地在田野里转悠，这时，尤利亚诺夫卡邮政所所长萨哈洛夫背着猎枪恰巧经过公路，这人对农民穷凶极恶的态度是出了名的，农民们说：“邮信的时候吓得手脚都打战！”迪洪·伊里奇走到路边，抬起眉毛瞅了他一眼，心想：
为什么从嘴里冒出这么一句话，迪洪·伊里奇自己也不清楚，但他觉得言之有理。“全都在脱毛，”他想，“如同牲口度过漫长的寒冬一样……”与邮政所所长告别后，他仍久久地站在公路上，不满地四处张望。天上又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刮起了讨厌、潮湿的风。在起伏不平的田野——冬小麦田、耕地、麦茬地和棕色的灌木丛上空，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阴沉的天空仿佛就要压到地面。积满雨水的道路像一条条闪闪发光的锡带。人们在车站等着开往莫斯科的邮车，那里飘来茶饮的香味，不由得让人向往起舒适、温暖、洁净的房间，家庭或外出远行……
再说平时铺子忙得直掉脑袋，却没有个帮手。纳斯塔斯雅·彼得洛瓦娜也帮不上什么大忙。迪洪·伊里奇只在秋收斋戒前雇了几个短工，现在一个个都回去了。只剩下雇了一年的厨娘，绰号“油饼”的打更老头和傻瓜小奥斯卡。光照看牲口就得费不少力气。过冬的绵羊有二十只。坐在猪圈里的六只黑毛大公猪总是郁郁寡欢，打不起精神。三头母牛，一头阉牛和一头红毛小牛犊站在牛栏里反刍。后院里拴着十一匹马，而在马栏里还有一匹灰色种马——性子刚烈，体形庞大，毛发密长，胸围宽阔——别看它块头大，却值四百卢布。它的上一代是纯种种马，身价高达一千五百卢布。所有这一切都得有人照料。
晚上又下起了瓢泼大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迪洪·伊里奇睡得不安生，牙齿痛苦地打战，身上发冷——想必是晚上站在公路招了风寒——搭在身上的厚呢子大衣还滑落到了地板上。从小时候起，后背一受凉迪洪就会做梦：暮光、狭窄的小道、奔跑的人群、性子烈的黑马拉着的笨重消防车……他醒来划了根火柴看了眼闹表——才三点——于是捡起呢子大衣正要睡过去，却又感到有些不安：有人要偷铺子、盗马。
幸好这件事也就稀里糊涂地不了了之了：罗德卡下了葬。送殡时新媳妇哭得声嘶力竭，哭得情深意切，甚至哭得有失体统——本来送殡哭丧也就是按俗套办事，不用动情——迪洪·伊里奇一颗忐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
有时他觉得自己是在丹科夫的铺子里，门外，夜雨滴滴答答敲打着屋檐，门铃不时叮当作响——贼来啦，牵走了他的种马，要是发现，准把他给宰了……有时意识又返回到现实中来。现实也让他放心不下。窗外老头在打更，但一时间，那声音仿佛又离得他很远很远，看门狗班扬准是凶狠狠地一直追到野地里，疯狂地撕咬着什么人，后又突然出现在窗户下汪汪直叫。于是迪洪·伊里奇打算起床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是不是一切都好好的。可刚决定起床，大大的倾斜的雨点借着风势又重又密地敲打着黑暗中的窗户。不，睡觉比什么都来得好……
迪洪·伊里奇一想到他们的窃窃私语，手就成天到晚一直打战。大家都认为是她下的毒。
门砰地一响，湿湿的寒气吹了进来——打更老头“油饼”抱着一捆麦柴簌簌地进了屋。迪洪·伊里奇睁眼一看，外面是个雾蒙蒙湿漉漉的黎明，窗户被雾气笼罩。
“这可不关咱的事，彼得洛瓦娜……鬼知道……咱可管不着……管不着，比方说……”
“生火吧，老伙计，赶紧生火吧，”迪洪·伊里奇用刚睡醒的沙哑声音说，“咱还得去喂牲口，喂完后你再睡。”
雅科夫连忙回答：
老头一夜之间仿佛瘦了许多，由于寒冷、潮湿、劳累，脸色铁青。他用凹陷无神的眼睛看了迪洪·伊里奇一眼。他依旧戴着顶湿湿的帽子，穿着湿湿的短上衣和被雨水泥水浸透的树皮鞋，嘴中嘟囔着，困难地跪倒在炉旁，把气味浓烈的冷麦秆塞进炉子，然后对着炉口吹火。
“是不是她毒死他的？”
“舌头是不是让牛嚼了？”迪洪·伊里奇一边下床，一边哑着嗓子喊，“嘟嘟囔囔什么东西？”
没找到钱，她便直起身，看一眼站在他面前头戴檐帽，身穿粗布上衣，却打着赤脚的雅科夫，看一眼他那不知道什么颜色的歪胡子，又问：
“巡了一整夜，还叫去喂牲口。”老头耷拉着脑袋，好像说给自己听。
“烦死人了！”柜台后面的纳斯塔斯雅·彼得洛瓦娜模仿着迪洪·伊里奇的腔调说道，不过是恹恹、腻乎乎的语气。她在低头翻着装钱的抽屉，哗哗啦啦折腾了好久，昏暗中就是找不出需要的零钱。“烦死了，现在哪儿的便宜些？”
迪洪·伊里奇瞥了他一眼：
迪洪·伊里奇在一个寒冷阴霾的清早回到家中，湿润的打谷场上还留有烟味，村里的公鸡在懒洋洋地打鸣，雾霭中，几只狗还在门廊睡觉，一只老火鸡蹲在屋旁边黄叶凋零的苹果树枝上打吨，田野里，两步以外什么也看不见，风在吹散灰黑的浓雾。迪洪·伊里奇没有睡意，但又觉得极其疲惫，所以像往常一样快马加鞭——这是一大匹枣红马，尾巴给扎住了，身上湿乎乎的，因此显得更瘦、更黑、更英俊。迪洪转过脸，避开风，竖起右边冰冷潮湿的衣领，从湿漉漉的眼睫毛底下看着衣领上一颗颗银色的露珠，看着飞快转动的车轮裹上一层厚厚的黑泥，泥水像喷泉一样飞溅而来，沾满了他的靴子，看着奔跑的马腿和马湿乎乎耷拉着的耳朵……当他带着满脸泥点子飞奔到家门口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雅科夫拴在柱子上的马。他急忙把缰绳缠在马车杆子上，跳下车，直冲进铺子大门——惊呆在那里。
“我看见你是怎么巡夜的！”
“好，你说吧，有啥可说的？还能咋办？啥也不用操心！给她点钱得了——就这么着吧。你想想，柴火生不起来，吃的吃的没有，埋死人也埋不了！以后把她再雇过来，给我当厨娘……”
说完，他穿上上衣，忍着胃部的痉挛，走上踩得全是泥水的门廊，迎来灰暗清冷的早晨。到处都是铅色的水坑，墙壁也被雨水淋黑了……
库兹玛接话：
“没用的下人！”他没好气地想。
“看在耶稣的面上，别再说了，”迪洪·伊里奇再一次打断他的话，“还是让我谈谈正经事吧。”
小雨几乎不下了，“到晌午还得下大雨。”他想。看着从墙角毛茸茸的班扬向他扑来，满是吃惊：它的眼睛一闪一闪，吐着鲜红色的舌头，喘着热乎乎的粗气……它是跑了一夜，叫了一夜啊！
“我才不会呢，”库兹玛生气地回答，“还是听听丹尼斯卡的事儿吧！他告诉我：‘闹饥荒那几年，我们这些学徒常常到考尔拉亚·斯洛博达溜达。那儿的妓女多得很呀，可一个个饿得皮包骨！给她半磅面包，她就趴在你身子底下把它吃个精光……多么可笑！’……请注意那句‘多么可笑！’”库兹玛严肃地说道。
他抓着班扬的项圈，蹚过泥水检查所有的门锁。然后把它系在谷仓下，回到走廊，看了看厨房和屋子。屋里弥漫着热乎乎的臭气；厨娘睡在光溜溜的长凳上，用围裙盖着脸，撅着屁股，双腿收到腹部，脚上套着沾满灰尘的破旧大靴子；奥斯卡上穿长款羊皮袄，脚踩树皮鞋，躺在床板上，头埋进满是油渍的枕头里。
“他这个坏蛋！”迪洪·伊里奇斩钉截铁地说，“你可别在我面前说他好话啊。”
“这婆子定是鬼混了一夜！你看看她，放荡了一晚上，到了天亮才躺到长凳上！”迪洪·伊里奇心生厌恶地想。
“丹尼斯卡说：‘快饿死啦’。”
他环顾一下漆黑的墙壁，不大点儿的窗户，盆里的泔水，宽大的炉灶，大声呵斥道：
“等等，”迪洪·伊里奇打断他的话说，“谢雷他现在怎么样了？”
“嘿！老爷们，该醒醒了！”
“没错，没错！全世界数咱最穷，可是没有像咱一样看不起穷人的。用什么话伤人最狠？骂他穷！‘你这穷小子，没饭吃了……’给你举个例子，就说丹尼斯卡……就是那个谢雷的儿子……那个靴匠……前两天对我说——”
厨娘生起火，煮着喂猪的土豆，烧着茶饮。奥斯卡光着脑袋，困得直打跌，给牛马送谷壳去了。迪洪·伊里奇亲自打开吱吱呀呀的院门，第一次走进布帘子、松垮棚子和猪圈包围着的肮脏畜棚。尿、屎、雨混合成一团厚厚的褐色泥浆，没过脚踝。而换上厚绒毛的马匹就在这里来回走动。灰头土脸的绵羊在角落里挤成一团。那匹被阉割了的棕色老马独自在黏糊糊的空槽边打盹。方方的院子上空荒凉、阴沉。蒙蒙细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圈里的公猪也一个劲儿病恹恹地哼哼唧唧。
没想到库兹玛接过话：
“烦透了！”迪洪·伊里奇想，突然间向拖着麦秆的更夫厉声吼道：
“那照你所说，当个要饭的岂不是更好？”迪洪·伊里奇嘲讽地问。
“干吗在泥浆里拖，你这老蠢货？”
“是啊，我们可是‘优等民族’，‘优等’得不得了呢！你读一读历史，绝对毛骨惊然：兄弟亲家自相残杀，父子反目成仇，到处是杀害和欺诈……俄国的古老史诗也是轻松欢快：‘撕开他白白的胸膛’，‘把他的肠子倒在地上’，……伊利亚怎么对待自己女儿的？‘踩住她的左脚，拽住她的右脚’……那歌谣呢？总是千篇一律：后妈‘恶毒贪婪’，公公‘凶狠爱找碴儿’，坐在炉旁像只套着绳子的老公狗，婆婆‘凶神恶煞’，坐在炉旁像只拴着绳子的老母狗，小姑子们则‘汪汪乱叫，到处告密’，小叔子们‘恶毒地嘲讽人’，丈夫‘不是蠢货就是酒鬼’，公公吩咐‘打老婆要狠狠地打’，而媳妇得拖地板擦门槛，炖菜汤烙烙饼，对亲爱的丈夫说：‘给你盆脏水洗洗脚，给你块裹脚布擦干了，拿着条绳子去上吊’……迪洪·伊里奇，还有比咱们这俏皮话更粗野的吗？谚语又咋说？‘一个死的换俩活的’……愚蠢比盗窃更可恶……”
老头把麦秆放到地上，瞧了他一眼，心平气和地说：
茶饮早就凉了，蜡烛也熄了，屋里青烟弥漫。洗手池里浸满了发臭的烟头。窗角上铁管子的通风口敞开着，里面的气流时不时得打旋，发出尖厉的响声和沉寂的哀号。“和教区议会的一个样。”迪洪·伊里奇想，可是这里烟味那么重，十个通风口可能都不管用。雨水在屋檐上滴答作响，库兹玛像钟摆一样从一个墙角挪到另一个墙角说：
“你才是老蠢货。”
“他们竟然教这些白痴手淫而取乐！”库兹玛接着厉声说道，“他们往老姑娘的门上涂焦油，让狗去咬乞丐，用石子扔房顶上的鸽子！要知道，吃鸽子可是大大的罪过，圣灵就附在鸽子身上呀！”
迪洪·伊里奇迅速张望了一下，看奥斯卡是否已经出去，确定奥斯卡走了后，他很满意，快速走近老头，也装着心平气和的样子，给了老头一记耳光，扇得他脑袋直晃，又拽住他的领口，用尽浑身力气把他推出门外。
迪洪·伊里奇狡黠一笑：没错。有次把莫特亚放糖箱子里装火车托运。站长是他老相识，也就许了。箱上还贴有“小心白痴”的标签。
“滚！”他吼道，气得脸煞白，“别让我再看到你，你这废物！”
“对，就是他，你不是把他搞来逗乐的吗？”
五分钟后，被轰出门的老更夫肩上背着个袋子，手里拄着根拐杖，已经沿着公路回家了。迪洪·伊里奇哆哆嗦嗦地给种马喂水，喂新鲜的燕麦——隔夜的它不吃，只是舔舔。喂完食，迪洪·伊里奇蹚着粪水大步走向厨房。
“你是说鸭子脑袋莫特亚？”迪洪·伊里奇问。
“准备好了没有？”他推开一条门缝问。
“是啊，你自己不也雇了个……那个傻瓜名字叫啥来着？”
“着什么急啊！”厨娘没好气地答道。
“可是你也应该明白，”迪洪·伊里奇情绪激动地打断他，“哪儿的无赖都不少。”
厨房里飘着热腾腾的煮土豆的淡淡气味，土豆从铁锅里捞了出来。厨娘和奥斯卡两人正用杵子一边捣一边撒上面粉，这捣土豆声使迪洪·伊里奇没听见回答。他“砰”的一声关上门喝茶去了。
“现在想想，还有比我们的民族更残酷的吗？城里的小偷从摊上偷了块不值钱的薄饼，结果摊主们都去追，追上了就让他吃肥皂块。要是发生了火灾或是斗殴，全城人一窝蜂跑去看热闹，若火很快扑灭，斗殴制止，他们就摇头惋惜：怎么这么快就完了，真可惜！看到有谁死命打自己的老婆或狠狠揍一个孩子，取笑一个孩子，他们甭提多开心，多带劲儿！”
走进门厅，顺脚踢开门槛旁又脏又重的垫子，便去墙角里洗漱。墙角凳子上放了个锡面盆，面盆上方的墙头挂着盛洗手水的铜壶，小隔板上放有一块椰皂。他洗脸的时候弄得铜壶叮当响。一会儿斜眼竖眉，一会儿哼着鼻子气不过，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听完哥哥的话，库兹玛沉默了好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掰着手指头，把关节掰得咯咯作响，最后冷不丁地说：
“哼，这些该死的雇工，现在还撒手不干了！你说他一句，他还你十句，你说他十句，他还有一百句等着你。哼，你们这都是胡扯！现在不是夏天，你们这样的穷鬼一抓一大把。到了冬天缺吃的，你们这些狗娘养的就得滚回来求我。”
“都赖我啊，弟弟，都赖我！”
自从米哈伊尔节过后，手巾就一直挂在铜壶旁边，脏得够戗。迪洪·伊里奇瞥了眼手巾，咬着牙，闭着眼睛摇头说：
流言当然无法查实：“毕竟谁也没有亲眼看到，可能是多扎瞎说。”但流言引发的议论却远没有停息，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等着罗德卡回来收拾他老婆。迪洪·伊里奇从工人嘴里得知果园里发生的事，变得激动不已——要知道这会闹出人命的呀！但结果实在出人意料：米哈伊尔节前一晚，罗德卡回家“换了件衬衣”，然后“闹肚子死了”！这是谋杀，还是真的闹肚子，谁也不知道。消息传到福尔格尔的时候天色已晚，但迪洪·伊里奇当即命人将马套上车，夜里冒着雨去见他的弟弟。兄弟见面后，喝了点茶，又喝了点果酒，迪洪·伊里奇情绪激动地望着弟弟忏悔道：
“唉，天上的圣母啊！”
十月份，罗德卡在铁路上干活，新媳妇赋闲在家，偶尔到庄园的花园里打打零工，赚个十五二十戈比。她的举止古怪：在家沉默不语，哭哭啼啼，在果园却欢欣鼓舞，高声谈笑，和多扎·南妮一起唱歌。多扎长相俊俏，可有点傻里傻气的，像个埃及女人，跟租下果园的一个城里人同居。不知道为什么，新媳妇偏偏跟多扎要好，给那城里人的弟弟，放肆无礼的小伙子暗送秋波，并在歌声中暗示她正思春。他们之间有没有奸情，人们不得而知，但结局却特别悲惨：喀山圣母节前夜，哥俩回城，在他们的小屋里“举办晚会”——他们邀请了多扎·南妮和新媳妇，玩了一整晚。他俩拉着手风琴，请两个姑娘吃薄荷饼，喝茶，喝伏尔加酒。到了黎明，哥俩套好马车准备上路，突然间大笑着把喝醉的新媳妇按倒在地，捆上她的双手，把她的裙子统统撩到头顶上，团成一团，用绳子捆起来。多扎吓得逃跑了，躲进高高湿湿的草丛，她看见迪洪哥俩驾着货车，飞快地驶离了果园——她看见新媳妇挂在树上，裸着下身。那是个凄惨、阴霾的清晨，果园里小雨淅淅沥沥，多扎泪流成河，抱着新媳妇抖得牙齿打战，她发下毒誓，要是把这事传出去，她多扎·南妮定被天打五雷轰……可是没到一个星期，新媳妇的丑闻便在杜尔诺夫卡传开了。
大厅里面有两扇门。左门进去是个半明半暗的狭长房间，小窗户面向院子，用来接待客人。屋里有两张长沙发椅，硬得跟石头一样，坐垫上包着油布，上面爬满臭虫，有活的，有压死了的，也有干瘪的。窗户间挂了幅将军像，海狸毛色的短腮胡须，样子英俊威武。画像四周有很多小像，都是俄土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下面附有题词：“我们的子孙和斯拉维克兄弟们将铭记我们父亲的光辉事迹，铭记这位英勇的战士如何击溃苏里曼帕夏，战胜异教徒敌人，带领子孙登上了云雾缭绕、飞禽盘旋的崇山峻岭。”从另一扇门进去则是主人的卧室。在右边靠门处，放着一个亮闪闪的玻璃橱。左边是白色的炉子和炉台，炉子有一块裂开了，裂口用泥巴糊上，这样一来，它就像个被折磨的干瘦的人，迪洪·伊里奇看到它就心生厌恶。炉后是张双人床，床头挂着条红绿相间的羊毛毯，印着猫耳虎的图案。门对面墙下的橱柜上铺着针织台布，台布上摆着纳斯塔斯雅·彼得洛瓦娜结婚时的珠宝盒……
现在迪洪办起事来坚定许多。自己赶走了罗德卡，又把生意交给了弟弟库兹玛，他觉得满心欢喜：“我弟弟靠不住，又肤浅，不过先凑合着用吧！”他回到福尔格尔，十月份拼死拼活整整忙了一个月。十月份的天气像是为了营造和谐的氛围，一直晴空万里。然而突然间，天色骤变，狂风暴雨接踵而至，杜尔诺夫卡出了意想不到的事。
“铺子有人找你！”厨娘推开门缝喊道。
不过，他把弟弟派到杜尔诺沃庄园后，这歌便唱得比以前更带劲儿了。在把杜尔诺沃交到弟弟手里之前，他故意找罗德卡的碴儿，说新缰绳被狗咬坏了，要辞了他。罗德卡傲慢地一笑，蛮不在乎地回小木屋取他的东西。新媳妇听到丈夫被辞退的消息，表现得也很平静——她和迪洪·伊里奇分手后又变得默不做声，不敢看他的眼睛。过了半个钟头，罗德卡马上要离开了，却又和新媳妇一起过来求情。新媳妇站在门槛上，脸色惨白，垂着婆娑的泪眼，默不做声；罗德卡低着头，揉揉手中的帽子，扭着令人厌恶的脸，差点也哭了起来。坐在那里正打着算盘的迪洪·伊里奇挑了挑眉毛。只通融了一件事——没为新缰绳扣他的工钱。
湿雾蒙蒙，天色又像黄昏一般，小雨淅淅沥沥，不过风向变成了北风——空气也因此清爽了许多。货车驶出站台的汽笛声也比从前欢快、响亮。
“我们只唱一首歌：什么物件，卖了什么价？”
“你好，伊里奇。”门廊上一个兔唇农民朝他点头致意。那人头戴湿湿的满族皮帽，牵匹淋湿的花斑马。
接着，他痛苦地撇撇嘴：
“你好，”迪洪·伊里奇斜眼看着那人兔唇间一颗白晃晃的大牙，漫不经心地回答，“买什么呀？”
库兹玛摘下眼镜，低头沉默的时候说道：“库兹玛·伊里奇，我们只唱一首歌……”
他给那人匆匆称了盐和煤油，匆匆回到了房里。
库兹玛低头戴上夹鼻镜，把书举得远远的，透过镜片，神情严肃地读了起来。像其他自学成才的诗人一样，诗句大都是模仿科特索夫和尼基金的：倾诉贫困和厄运，挑战那即将消散的乌云。但是他的脸颊上泛起了红晕，声音也开始颤抖，迪洪·伊里奇的眼睛也闪闪发亮。诗写得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诗的是他的亲弟弟，一个身上散发着廉价烟和旧皮靴气味的普通老百姓……
“连祷告的时间都不给我留，这帮狗杂种！”他边走边嘀咕。
“能不能念几首给我听听啊？请念上三四首吧！”
靠墙桌子上的茶饮已经烧开，咕咕嘟嘟响着，悬在桌子上方的镜子挂上了一层白雾。窗子和钉在镜子下面的石版画也沾满水珠——石版画上是个魁梧的汉子，身穿土耳其黄袍，脚套摩洛哥红皮靴，双手举面俄国国旗，身后则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圆顶塔楼。画两旁是镶在龟壳画框里的照片。在最显眼的地方挂着幅著名牧师像，穿一身云纹绸教士服，胡子稀疏，腮帮稍肿，一双小眼眼神犀利。迪洪·伊里奇一见赶忙朝墙角里的圣像虔诚地画十字。随后他取下熏黑的茶壶，倒了杯茶。这茶有一股浓烈的白桦树枝味。
迪洪·伊里奇又感到很激动：书的作者是他的弟弟，灰皮封面上赫然写着“库·伊·克拉索夫诗集”！他翻了翻手里的书，胆怯地说：
“连祷告都不让做，”他想，痛苦地皱着眉头，“这帮该死的，都怪他们！”
“喏，给你！我向你的请求和我的懦弱让步了。书写得不好，句子没有深思熟虑，而且是很早以前写的了……但是没办法，拿去留着吧。”
应该想想有什么事忘记了，做点什么事，或干脆躺下好好睡一觉。他希望有个温暖安静的环境，清晰坚定的思想。他站起来，打开绑着陶瓷铃铛的玻璃橱柜，拿出一瓶山梨伏尔加酒和一只矮胖的小酒杯，上面写着：“修士也贪杯”……
金丝雀不唱了，人们都聚到了酒馆里来。从市场的铺子里却传来鹌鹑悠扬洪亮的鸣叫。库兹玛一边谈论事务，一边细细聆听，有时还低声称赞：“太妙了！”待到谈妥，他用手掌一拍桌子，慷慨激昂地说：“好，一言为定！”接着，他把手插到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厚沓纸，抽出一小本灰皮儿书，放到他哥哥面前说：
“我还是算了吧？”他大声说。
“好了，好了！”库兹玛用手指敲着桌子，打断了他的话，“这是咱们最喜欢干的，也是咱们糟透了的弱点：说一套，做一套！哥哥，俄罗斯人就这副德行：现在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将来也照样过下去。好吧，接着说正事吧……”
可是他斟了一杯，干了，又斟了一杯，又干了。一边喝一边就着厚厚的椒盐卷饼，在桌旁坐下。
“我也想进天国，可是有罪进不去。”
他狼吞虎咽地喝着杯里的热茶，把糖放在舌尖上吮吸。一边喝着茶，一边心不在焉又心生疑虑地斜眼瞅着墙上的黄袍大汉和龟壳画框里的照片，甚至还瞅了一眼身穿云纹绸教士服的著名牧师。
谈话变得难以进行。“他说得也对。”迪洪·伊里奇想，两只亮闪闪的眼睛盯着桌子看。但是他总想回避关于上帝，关于生命的探讨，然后说：
“我们这些过着猪一样生活的人没工夫信教！”他想，接着像是和什么人为自己辩解似的，粗鲁地补充道，“到乡下住一阵子，喝喝酸白菜汤就知道了！”
“老生常谈！”他厉声说，“你停下来好好想想，怎么可能呢？一辈子猪狗不如的生活，叹口气就勾销了，有没有这样的道理？”
瞧了瞧牧师，他觉得一切都值得怀疑……连他平时对牧师的虔诚都值得怀疑。如果好好想想……不过他赶紧转眼盯着克里姆林宫。
库兹玛摇摇头。
“说来惭愧！”他嘟囔着，“我还从来没去过莫斯科！”
“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迪洪·伊里奇皱着眉反驳道，“人人都有罪，但《圣经》上说：只要呼口气，一切罪过便得赦免。”
是啊，他没去过。为什么呢？是公猪不让他去！先是放心不下买卖，然后也放不下酒馆和客栈。现在种马和公猪也拖他的后腿。别说莫斯科了，连公路旁的那片白桦林，想了十年也没去成。他一直想逮个晚上，带上毯子、茶饮在树荫下、草地上坐会儿——但这想法却从没有实现过……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就五十岁了，一切都快走到了头，光着屁股玩闹的场景仿佛就在昨天。
“嗯，差不多，”库兹玛狡黠一笑，“你上教堂，是吧？要不是又穷又怕，你早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吧。”
龟壳镜框里面的一张张脸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躺在地上（其实是躺在黑麦田里的）两个人是他，迪洪·伊里奇和年轻商人洛夫托夫索夫——两人手里端着半杯黑啤酒……那时两人的交情好得很啊！他还记得两人在灰蒙蒙的谢肉节拍照的场景哩！但这都是哪会子的事儿了？洛夫托夫索夫又去了哪里？甚至生死未卜……另一张照片上，三个城里人像石头一样呆呆地站成一排，头发梳成平整的中分，穿件绣花衬衫，外套长礼服，脚踩铮亮皮靴——那三人是布奇涅夫、维斯塔夫金、博格莫洛夫。中间的维斯塔夫金手捧盛有面包和盐巴的木托盘，上面盖块公鸡绣花巾，布奇涅夫和博格莫洛夫各捧圣像分站两边。拍照那天刮风扬尘，人们都在等待主教及省长光临谷仓开仓仪式，迪洪·伊里奇还加入了欢迎省长的队伍，这使他无比骄傲。但是那天又留下什么印象呢？只记得在谷仓旁等了五个来小时，白茫茫的尘土在风中翻滚，省长身材修长，衣服整洁，穿镶金边的白裤、金色绣花外衣，戴顶鸡冠帽，慢悠悠地向列队走来……当他开始讲话，接受面包和盐巴的时候，众人都很害怕，他的手又白又瘦，超乎寻常，皮肤像蛇皮一样又薄又亮，干瘪瘦长的手指上留着透明的长指甲，戴着闪亮的宝石戒指……如今省长已经不在人世，维斯塔夫金也死了……再过五年十年，人们聊起迪洪·伊里奇也会说：
“难不成你是分裂派的？”迪洪·伊里奇问，他又想了想，“这下可完了，我非得丢下杜尔诺沃不可！”
“已故的迪洪·伊里奇。”
“我不去教堂……”
炉子越烧越旺，屋里也更加暖和、舒适，镜面变得清晰起来，不过窗外什么也看不见，玻璃成了乳白色，说明天已经大亮。饿猪烦人的哼哼声越来越响，但哼哼声突然变成兴高采烈的吼叫：想必是听到了厨娘和奥斯卡端着盆猪食走向它们的声音。迪洪·伊里奇放下关于死的幻想，将烟头扔进洗手池，穿上他的外衣，匆忙地往院子里走。他迈着大步，扑哧扑哧蹚着粪水，亲自打开猪圈门，贪婪而忧愁的眼睛久久盯着奔向黏腻猪盆抢食吃的公猪。
但库兹玛自顾自地说：
另一个想法突然打断了他对死的想象：人固有一死，但人死后也可以树碑做榜样。他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孤儿，要饭的，小时候两天吃不上一块面包……但现在呢？
“没错！”迪洪·伊里奇说，“最好还是谈咱的事。”
“你的一生应该被人传诵。”库兹玛某天嘲笑他说。
“树皮鞋！”库兹玛讽刺地说，“这该死的树皮鞋咱们穿了两千年了。怨谁啊？是鞑靼人害了咱！我们那时还年轻。不过，那边的欧洲人也受过害，受过蒙古人的害。日耳曼民族的历史也不比咱们长多少……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话题！”
但其实没有什么可嘲笑的。如果一个乞丐，从小不认几个字的小毛孩能成为现在的迪洪·伊里奇，说明他还挺机灵的。
“咱们想不了这么远，弟弟，”迪洪·伊里奇说，“你去乡下住一阵子，喝喝烂菜汤，穿穿粗糙的树皮鞋就知道啦！”
厨娘目不转睛地盯着公猪相互挤蹭，把前蹄放到猪槽里。突然她打了个嗝，说道：
库兹玛用手戳戳胸口和额头。
“哦，上帝啊，但愿今天没灾没祸！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好像在院子里放牲畜，羊啊，牛啊，猪啊……统统都是黑色的！”
“我是说，搭窝成家也得先想想为了啥。我要成家，就得过像样人的生活。”
迪洪·伊里奇心里又开始难受起来。就是这些该死的牲畜！光这些牲畜就能要了你的命：不到三个钟头，又得拿钥匙开门，往整个院子里送饲料。松垮棚子里有三头奶牛，单栏里关着红色小牛犊和公牛俾士麦：现在就得给它们喂干草。马和绵羊中午要吃麦麸，种马呢？鬼知道该喂它什么！他从门上面的栅栏缝里伸出脑袋，翻着上嘴唇，露出粉红的牙床和雪白的牙齿，皱起鼻子……迪洪·伊里奇没来由地大发雷霆，突然向它吼道：
“什么叫‘没什么好结果’？”迪洪·伊里奇问。
“你这畜生，真该遭雷劈！”
“正是如此。我也算周游过世界，见过世面了，然后呢，哪儿也没有比我们更可怜、更懒散的人了。即使他不懒，”库兹玛撇了他哥哥一眼，“也是个不成器的，花尽力气撑起个家，又有什么好结果？”
天上下起了雨夹雪，他的脚弄湿了，冻僵了。他又喝了些山梨伏尔加酒，吃了点葵花子油炸土豆和腌黄瓜，接着又喝了蘑菇白菜汤和小米粥……喝得他满脸发红，头脑发沉。
“你说得对，”他说，“我们是野蛮的民族，没有理性。”
他用脚踢掉脏皮靴，连衣服都没脱就躺倒在床。可是想了想一会儿又得起来：天黑前要给马、牛、绵羊喂麦秸秆……不行，还是把麦秸秆和干草拌在一起，浇点水，再加上盐……要是放纵自己的话，准会睡过头。迪洪·伊里奇伸手到橱柜上拿起闹钟，上了发条。闹钟又嘀嘀嗒嗒地走了起来，韵律均匀的嘀嗒声使屋子变得更加平静。迪洪·伊里奇的思路渐渐模糊了……
迪洪·伊里奇皱着眉头，用手指弹着桌子。
然而恍惚间，突然听到了教堂粗沉响亮的教堂歌声。迪洪·伊里奇吓得睁开了眼，一开始只认出两个农民扯着嗓子大声唱歌。屋外天寒地冻，湿大衣的气味从厅里传进来。后来他坐起身，才看清楚那两个人：有一个是瞎子，麻脸，小鼻子，长嘴唇，头盖骨又大又圆，而另一个是马尔卡·伊万诺维奇！
“咱俩不一样，我不想说我比你能耐，但我就是不一样。比如，你以自己是俄罗斯人为豪，可我，哥哥，远不是个斯拉夫主义者！我不多说了，再说一句：看在上帝的面儿上，别再说自己是俄罗斯人了，我们是野蛮的民族！”
马尔卡·伊万诺维奇过去也只不过是小小的马尔卡尔，人们都叫他“四处游荡的马尔卡尔”。——有一天，马尔卡尔顺公路出去时走进了迪洪·伊里奇的小酒馆——脚踩树皮鞋，头顶无边便帽，身穿油腻腻的军大衣，手拄镶铜边的长棍，棍子的顶端有个十字架，末端是支矛头。肩上背个背包，挎只军用水壶；头发又长又黄，脸盘又灰又宽，鼻孔像猎枪的两个枪筒；断了的鼻梁像个木鞍架，而眼睛和鼻梁的感觉一样，闪亮中透着犀利。这人恬不知耻，快速拿起烟，一根又一根抽了起来，鼻孔中冒着烟气，语气粗鲁、简短，容不得别人反对。这口气正好对迪洪·伊里奇的味儿——很明显，“是条名副其实的汉子”。
“要知道，我也是俄罗斯人。”迪洪·伊里奇插了一句。
迪洪·伊里奇立马帮他脱下军大衣，留他做自己的助手。可没想到马尔卡尔竟是个小偷，不得不将他暴打一顿，撵出店门。过了一年，马尔卡尔成了全县出了名的灾星，人们一见到他就像遭了难似的害怕。只要他走到人家窗下，悲伤地唱起“与圣者一起安息”或者给一块神香、一撮香灰，那家定会死人。
“我可不这么想，”库兹玛还嘴道，“我呀，哥，我怎么跟你说呀？我是那种奇怪的俄罗斯人。”
现在，马尔卡尔穿着原先那套衣服，手里拄着棍子在门口高唱，瞎子翻着白眼珠子和他一唱一和。看着瞎子这令人难受的模样，迪洪·伊里奇一下就断定他是个在逃的罪犯：像头凶残的野兽一样令人害怕。然而更可怕的是这两个流浪汉唱的歌。瞎子忧郁地抖着扬起的眉毛，用他带鼻音的、令人作呕的高嗓门吼着，马尔卡尔亮闪闪的眼睛一动不动，发出嗡嗡的男低音。结果形成一种无比高昂、粗鲁而又和谐、有力、恐怖的古教堂合唱。
“啊，你可得注意，书读得太多，钱袋子会变瘪的！”迪洪·伊里奇摇了摇头，撇了撇嘴说，“再说，读书也不是咱这种人能干的事。”
瞎子起头儿唱：
“年头没变，要骗钱也行，但是，这么做不合适。我可以去经营，闲着的时候读读书，自我提升。”
全世界都将泣不成声！
迪洪·伊里奇叹着气：“唉，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年头了。”
马尔卡尔“铿锵有力”地重复：
“别怕，我不参与政治。但是你可禁止不了所有人的思想。我不会给你添麻烦，我会好好经营的。不过，话说清楚了，我不会骗别人的钱。”
泣不成声，泣不成声。
迪洪·伊里奇抬起眉毛。
瞎子吼道：
“你知道，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在救世主面前，在圣主面前。
他说起话来一板一眼，挑着眉毛，一会儿解开，一会儿又系上衣服最上面的扣子。系上扣子，他又继续说：
马尔卡尔傲慢地张开鼻孔，大声威吓：
“我得先告诉你，迪洪·伊里奇，”他在迪洪·伊里奇沏茶的时候说，“我得让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他狡黠地笑笑，“让你知道自己在跟谁打交道……”
罪人都必忏悔！
库兹玛比他矮一点，也更瘦一点。长一张消瘦的脸，颧骨微微凸出，皱着灰色的眉毛，小眼睛绿油油的。他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接着又用他的低音伴着瞎子的高音，口气凛然地唱：
“你好，又见面了。”
难逃上帝的审判！
一大早，酒馆还没来客人。阳光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户，照耀着潮湿的红桌布，刚用麸皮擦过的黑地板有股马厩味，跑堂的穿着白上衣和白裤子。笼中的金丝雀（不像是真的，而像是上了发条的玩具）正在啁啾。迪洪·伊里奇坐在桌旁，神色紧张严肃，他要了两杯茶，耳边响起了早就熟悉的声音：
难逃地狱的火海！
于是迪洪·伊里奇在达耶夫酒馆的桌子上给弟弟写了张语气坚决而简短的便条，说是两人年事已高，应该重归于好。第二天就在酒馆里和好如初并进行了一次事务会谈。
突然间他停了下来，呼哧呼哧喘了两口粗气，和瞎子一齐用已经习惯了的傲慢口气命令道：
“一点儿不错。”熟人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虽然他和城里的许多人一样，认为库兹玛的诗是从别人的书和杂志上“抄”的。
“老板，来杯酒暖和暖和。”
“好——啊！”迪洪·伊里奇听到慢吞吞地说，“库兹玛还挺有能耐！我想问问，书上真的这么写；库兹玛·克拉索夫诗集？”
没等回答，他就跨过门槛，走到床边，把一张画塞到迪洪·伊里奇手里。
他从城里一个熟人那儿得知，库兹玛有好长一段时间在地主卡萨特金家当主管，最令人吃惊的是，他还成了“作家”。没错，他出版了一整部诗集，书脊上还印有“作家文库”的字样。
这只不过是从插画报上剪下的一张普通画，但迪洪·伊里奇一看不由得毛骨悚然。几棵树被暴风雨压弯了树干，乌云中一道刺眼的闪电把人劈倒在地，下面的注解写着：
机会来了，迪洪·伊里奇与他的兄弟重归于好，并说服他接手杜尔诺沃庄园。
“让·保尔·里希特尔遭雷劈。”
不过，谁来代替他呢？
迪洪·伊里奇吓了一跳。
他头脑里浮现出一个狂野的想法：运作运作，让罗德卡在什么地方被房屋或土坯砸死……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那些让他沉醉不已的莫大希望，最终还是泡了汤：新媳妇没有怀孕！事已至此，何必继续玩火？应该赶紧摆脱罗德卡，把他撵走，越快越好。
但他慢慢地把画撕成碎片。然后从床上爬起来，穿上靴子，说：
迪洪·伊里奇立马带上门溜走了。
“吓唬傻子去吧。小子，你，我可是清楚得很！随便拿点儿什么，赶紧上路吧。”
“你说什么？”
他走进铺子，给站在门廊的马尔卡尔和瞎子拿了两磅椒盐卷饼、两条腌鲱鱼，然后用更严厉的口吻说：
罗德卡不紧不慢地坐到凳子上，瞥了他一眼：
“请上路！”
“你这个浑蛋在干什么？”
“烟叶呢？”马尔卡尔厚颜无耻地索要。
有一次，迪洪·伊里奇恰好撞到这一暴行，忍不住大喝一声：
“我自己还抽不上呢，”迪洪·伊里奇打断了他，“你小子，别想跟我讨价还价！”
接着他扬着鞭子，把她揍得眼前昏暗。
停了会儿，他又说：“照你干的那些勾当，绞死都不够！”
“你说什么？”
马尔卡尔看了眼在一旁站得笔直的瞎子，扬起眉毛，问：
从那以后，罗德卡一见到自己的老婆，就想起她和迪洪·伊里奇睡觉的事，常常痛苦万分，无论白天黑夜都往死里打她。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可怕。不清楚这个被戴了绿帽子的庄稼汉怎么知道的真相，但罗德卡终究还是知道了。他长得精瘦，瞎了只眼，手臂像猿猴一样长而有力，小脑袋上留一头黑色短发，他常常低着头，皱着眉，用他凹陷下去的、亮闪闪的独眼看人，样子可怕得不得了。当兵的时候学了几句乌克兰语，倘若新媳妇胆敢反对他简短、粗俗的话，他便慢悠悠地拿起皮鞭，带着邪恶的笑走上前，慢悠悠地问：
“教友，你说呢？是绞死还是枪毙？”
热乎乎的脏水，火辣辣的身体，还有汗水的味儿……迪洪·伊里奇一把钳住新媳妇的手，扔掉她手中的抹布，抱住她的腰，搂得紧紧的，以至于骨头都吱吱作响——然后抱她到另一个房间，里面有床。新媳妇转过头，瞪大眼，已经不再挣扎了。
“枪毙好，”瞎子正经八百地回答，“最后死得痛快。”
“老东西，小心我泼你一身脏水！”
夜幕降临，大片的云朵变成青灰色，泥浆开始上冻，带着冬天的冷清。送走马尔卡尔后，迪洪·伊里奇在门廊上跺了会儿冻僵的脚，然后回到屋里。他没脱衣服，坐到窗前的椅子上，点着烟，陷入沉思之中。想起了夏天、暴动、新媳妇、弟弟和老婆……想起现在还没付短工的工钱。他总爱拖欠工钱。在他这打过零工的姑娘小伙儿秋天一天到头站在他门下哭穷诉苦，吵闹过，也放过狠话。可他却无动于衷，他大喊上帝可以做证：“家里只剩下两戈比小钱，不信你们搜！”他翻着自己的口袋和钱包，装作气疯了的样子往地下吐吐沫，好像自己受了冤枉，怨那些讨债的“不要脸”……但现在想想，这种做法并不妥当。他对待妻子也冷酷无情，时不时地冷落她。突然间，他感到惊骇无比：上帝啊，连她是什么样的人，我竟然都不知道！她咋活的？想的啥？这么多年伺候他，心里啥感觉？
于是他落了空。而罗德卡因为瞎了一只眼，提前从军队回来了。那是在杜尔诺夫卡人造反过后，迪洪·伊里奇立即雇了罗德卡和他媳妇到杜尔诺沃庄园干活，借口“现在不靠当兵的，啥事儿也办不了”。圣伊利亚节前，罗德卡进城买新扫把和铲子，新媳妇在家擦地板。迪洪·伊里奇跨过水洼进屋，望着趴在地板上的新媳妇，望着她那溅上脏水却白白嫩嫩的小腿和婚后变得丰满的身子……他猛地转动锁上的钥匙，一股强大力量和欲望促使他向新媳妇奔去。新媳妇迅速站起身，抬起愤怒的、通红的脸蛋，手里拿着湿抹布，大声嚷道：
他把烟头扔了，又点上一支……呵，马尔卡尔这小流氓还挺机灵！可是这么机灵，怎么猜不出啥人啥时候遭啥难？至于迪洪·伊里奇自己，时日也不多了。毕竟，年纪也不小啦！多少跟他年纪差不离的，早都死了！人是逃不过生老病死的。有孩子也不管用，他不了解孩子，在孩子眼里，他只是陌生人，对于活着的和死去的至亲也是如此。世上人多得像满天星星，而生命却如此短暂，从出生、长大，到死，如此匆匆。对彼此知之甚少又很快遗忘。仔细想想，真是要疯掉！原先他对自己说：
新媳妇一动不动，低着头，挥着草耙。
“我的一生应该被称颂……”
“你听见了吗？”迪洪·伊里奇低声问。
但是又何必称颂呢？没什么可称颂的，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颂的。自己度过的日子连他自己都不记得。比如说，小时候的事儿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只恍惚记得一年夏天，一个同龄人和一件轶事：他烧了人家的猫尾巴，结果挨了一顿打。有人送了他根短皮鞭，一个锡口哨，他别提多高兴了。有一回，醉酒的父亲叫他——声音既亲切又忧伤：
而新媳妇死一样沉寂。
“过来，小迪洪，宝贝，快过来！”
“我给你买踝靴和丝绸披肩……白送你！”
他突然揪住了自己的头发……
两年前，罗德卡是个身材消瘦、闷闷不乐的青年，两年前从尤利亚诺夫卡投奔雅科夫的鳏夫哥哥费多特。后来结了婚，埋了在婚礼上酗酒身亡的哥哥，便参军去了。新媳妇自此来庄园给人家当女佣。她皮肤白皙嫩滑，面颊红润，睫毛低垂。这睫毛把迪洪·伊里奇迷得神魂颠倒。杜尔诺夫卡的农妇一出嫁，就把辫子盘上头顶，用头巾包住，像是一对奇怪的犄角。她们穿着破旧深紫色带流苏的裙子，戴着类似无袖衬衫的围裙，脚穿树皮鞋。而这样打扮的新媳妇——人们习惯这么叫她——依然显得特别好看。一天傍晚，新媳妇独自一人在黑漆漆的谷仓里打扫麦穗，迪洪·伊里奇瞥了一眼，见四周无人，迅速上前对她说：
要是倒腾买卖的父亲现在还活着就好了，迪洪·伊里奇也只是出于怜悯，赏这老头一口饭吃，不会去了解他、关心他。对待母亲也一样，若问他：还记不记得母亲？他的回答是：我记得有那么个驼背老太婆……晒牛粪、生炉子、偷偷喝酒、不停埋怨……别的就都想不起来了。他在马托林商店做了差不多十年工，却感到恍如一日：四月的雨淅淅沥沥，滴滴答答落在锈迹斑斑的铁板上，而铁板则被“砰”的一声扔进铺子旁的货车……一个灰暗、阴霾的晌午，一群鸽子落到另一家卖面粉、黍米、麦麸铺子旁的雪地上，扑腾着翅膀咕咕叫——而他和弟弟则在门口用牛尾巴抽陀螺……马托林那时年富力壮，脸色紫红，下巴刮得很干净，脸颊两边留着两撮姜黄色的胡须，后来也剃掉了。他现在穷得咣咣响，老得不成样子，穿着褪色呢子大衣，戴一顶高筒帽，从一家铺子跑到另一家，从一个熟人转到另一个，下下跳棋，到达耶夫酒馆坐坐，喝点小酒，稍稍喝醉，然后不停地说：
这一年，迪洪·伊里奇已经五十岁了，但是当父亲的念想并没有因此而磨灭，因为他跟罗德卡发生了冲突。
“咱是小人物，喝点，吃点，付了钱——然后回家！”
事后得知，真发生了这样的奇迹：在同一天里，几乎全县农民都参加了造反作乱。城里的旅馆好长一段时间家家客满，都被来城寻求当局保护的地主占了。事后，迪洪·伊里奇每想起来不由又恼又羞，因为他也上城求助过。他恼是因为县里的农民嚷嚷了一阵子，纵火焚烧和破坏了几个庄园后，也就平静了下来，不久马具匠像没事人似的又来到福尔格尔的杂货铺，一进门槛，便彬彬有礼地脱下帽子，似乎没有发现迪洪·伊里奇见到他时脸为之一沉。但仍有传闻说杜尔诺夫卡的农民想要打死迪洪·伊里奇，因此他每次从杜尔诺夫卡回来总怕路上天黑，不得不在马裤袋里藏支沉甸甸的手枪，他还发誓要找一个夜晚把杜尔诺夫卡烧成灰烬，在水塘投毒……传闻后来不了了之。但迪洪·伊里奇已经决定摆脱杜尔诺夫卡：“奶奶的钱不算数，自己口袋里的钱才保险！”
马托林见到迪洪·伊里奇，差点没认出来，可怜兮兮地笑笑，问：
从远处传来说话和叫喊的声音，其中两次去顿巴斯煤矿干活儿的万卡·克拉斯内的嗓门尤其大。而后，庄园上空突然腾起暗红色烟柱。庄稼汉纵火焚烧了果园里的窝棚，承租果园的城里人逃跑时把手枪忘在庄园里了，现在叫火烧得子弹噼噼啪啪开了花。
“难道你就是小迪洪？”
“该死的畜生，站住！”迪洪·伊里奇向刚想抬腿起步的小公马喊道，“给我站住！”
而迪洪·伊里奇今年秋天第一次见到弟弟的时候也差点儿没认出来：“难道这就是库兹玛？与我走街串巷、游走多年的亲弟弟？”
可谁也没有被他的威胁吓住，冲他背后发出了震耳欲聋的骂声、吼声、口哨声……然后他围着庄园打转，害怕地停下来，听着里面的动静，后来赶车上路，到与铁路的交叉口方停下来，面朝车站那边的晚霞歇了口气。四周静悄悄，空气暖和而潮湿，天色已然昏暗——天边虽还留有残霞，但平展展的田野已经黑得像深渊了。
“你老了，弟弟。”
“你给我等着，米奇卡！”最后迪洪·伊里奇无奈地说，晕晕乎乎地冲出人墙，向轻便马车奔去，“你等着瞧吧！”
“可不是吗，是老了些。”
“你才流氓！”他号叫着气得满脸通红，“你，你这个老浑蛋，难道我不清楚你有多少地？二百俄亩？可我所有的地只抵得上你门廊那么大。为什么？你是什么人啊？我问你，你是什么人啊？从哪个娘胎里生的？”
“可老得太早。”
马具匠接过他的话立即还嘴：
“就因为我是俄国人，所以老得快！”
“哈，原来是你这流氓，跟着闹事儿的学样，也学会了一手？”
迪洪·伊里奇点了第三支烟，犹疑地望着窗外。
然而后来发生了一些丑陋的事情：在暮光中的田野里，迪洪·伊里奇满怀愤恨，伤痛和恐惧独坐在他停在田野的轻便马车上，他的心怦怦怦直跳，双手颤颤发抖，脸红得发烫，听觉像野兽一样灵敏，听着从杜尔诺夫卡村传来的叫喊声，回想起刚才那一幕，一大群人蜂拥而至，一看到他立刻越过山沟冲向庄园，骂骂咧咧地涌进院子，在门边把他团团围住。他手中只有一条鞭子，挥舞着，忽进忽退，绝望地跟人群拼杀。但是步步逼近的马具匠更勇猛地挥舞着棍子——他凶神恶煞，身强力壮，挺胸收腹，鼻子尖尖的，脚踩皮靴，身穿紫色棉布衬衫，代表众人大吼一声，说是出了告示，“要把此事了结”，全省同一天同一时间了结，把外地雇工从地主的庄园赶走，换上当地的——天一个卢布。迪洪·伊里奇喊得更声嘶力竭，企图压过他的声音：
“难道在别的国度也一样？”
但农户们盼望的“告示”果然下来了。一个星期天，有谣传说杜尔诺夫卡在开会制订攻陷庄园计划。迪洪·伊里奇听了，气愤地瞪着眼睛，带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愤恨劲儿，准备好去“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他大喊：“把马套上车！”十分钟以后，他已经乘着套上小公马的双轮轻便马车飞奔在去往杜尔诺夫卡的路上了。雨后，太阳躲在灰蒙蒙的云朵里，云被染成了大红色，白桦林树干也被染成了猩红，在一片雨水洗涤过的油绿田野中，货车道和那黑色的泥土特别显眼。小公马的屁股和尻带已磨出粉红色的沫子了，但迪洪·伊里奇还是紧紧地拽动缰绳，快马加鞭，到了铁道处，他掉头向右，返回田间小路。突然间，他看到了杜尔诺夫卡，便开始怀疑造反的传闻是否属实。四周一片祥和宁静，夜晚的云雀悠然啁啾。空气中弥漫着清新、湿润的泥土味和野花的香气……然而突然间，他的目光落到了开满黄香草木樨的庄园上：农民的畜群在那儿放牧，造反真的开始了！迪洪·伊里奇抖动缰绳，飞驰过畜群和牛蒡、荨麻间的谷仓，穿过满园麻雀的樱桃果园、马厩、下房，然后冲进了院子。
不，不可能。他认识的一些熟人也去过国外——像商人鲁卡维什尼科夫，他们都说……就算鲁卡维什尼科夫没说，也可想而知。就拿在俄罗斯的日耳曼人或犹太人来说吧：他们做事有条不紊，彼此了解，是朋友，不仅是酒肉朋友，还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好友：告别以后相互通信，父母和亲朋的照片代代相传；教导爱护子女，和他们一起散步，和他们平等地交谈——所以子女长大后也有值得回忆的东西。而我们俄罗斯人呢？相互仇视、妒忌、诽谤，一年只探望一次，若遇到某人突然来访，才忙个不停地收拾屋子……客人来了又怎么样，连一勺果酱也舍不得给！来客要无主人劝说，一杯也不多喝……
因为几个小小的杜尔诺夫卡，就坏了做生意的心思，想起来就难受。杜尔诺夫卡总共不过三十多家农户，坐落在一块荒凉的山沟沟里。另一边则是地主的小庄园，这么点儿的小庄园也和对面的农户天天盼着什么“告示”……要是能盼来一队哥萨克兵，带上他们的马鞭子就好了！
窗外驶过一驾三套车。迪洪·伊里奇目不转睛地仔细打量。拉套的是精瘦的快马，拉的四轮马车也是重新修葺过的。这是谁家的呢？附近没有哪家有这样的三套车。这一带的人穷得要死，有时三天都吃不上面包，连圣像的金缕衣也扒下来卖光，窗户玻璃破了没钱买新的，用枕头堵窟窿，屋漏没钱修，下雨的时候，天花板像筛子一样往下滴水，地上都是盆啊、桶啊……接着，靴匠杰尼斯卡也走了过来。他要去哪儿呢？手里提了个什么东西？是箱子？真是个蠢货，上帝啊，原谅我说这冒犯话！
“既然知道，我也就不隐瞒了……他们议论才出的告示，好像真有那么个告示——不能按原来的价给老爷干活儿……”
迪洪·伊里奇机械地穿上橡胶鞋，走到门廊。外面已是初冬青色的薄雾。他深深吸了口新鲜空气，又停下来，坐到长椅上……是啊，格雷和他儿子也算是个家！迪洪·伊里奇想象着自己和杰尼斯卡一样，手提箱子，踩着稀泥回杜尔诺夫卡。他仿佛看到了他的庄园、沟渠、农舍、黄昏、弟弟家里的灯光……库兹玛一定是坐在那儿看书。新媳妇站在寒冷黑暗的门厅，在不太暖和的炉子旁边，烤着手和后背，等着吩咐“开晚饭”！她抿起干裂的嘴唇，想这些什么……是什么呢？是罗德卡？说罗德卡是新媳妇毒死的？纯属胡说八道！但是如果她真的毒死了罗德卡……哦，主啊，如果真是她毒死的，她心里是什么滋味？她的心里压着多厚的墓石啊！他想象着站在自家的门廊上远眺杜尔诺夫卡村，远眺沟壑后斜坡上黑漆漆的农舍，那些谷棚和院子后面的杨柳树……柳丛后是田野，田野左边是铁路岗亭，暮色中，客车亮着一串灯光从那儿驶过。随后农舍也亮起了灯。夜越来越黑，也越来越温馨——但每次望着新媳妇和格雷的小屋，心里就泛起一丝难过，两家都坐落在杜尔诺夫卡村中央，只隔着三家院子，都没亮着灯。格雷家的孩子像鼹鼠一样待在漆黑的屋子里，赶上农舍点着灯的夜晚，惊喜得不得了……
“知道！我知道他们胡诌了啥！”
“啊，罪过啊！”迪洪·伊里奇站起身来，语气沉重地说，“不，天理不容，一定有补救的办法。”说着便向车站走去。
“开大会？鬼知道！胡诌一通，比如说……”
下霜了，车站飘来的茶饮味儿更香了，那儿的灯光越发明亮，三套车的铃铛也响得更欢。真是辆漂亮的三套车！看着赶车人的瘦马，破破烂烂的车身，溅满泥浆的歪斜车轮，就觉得可怜。车站门“吱吱呀呀”地开开关关，站门前是一个小花园。绕过花园，迪洪·伊里奇登上高高的石台，石台上架着能盛得下两桶水的铜茶饮，正在炉子上冒火舌，就在那儿，他偶遇了要找的人——杰尼斯卡。
“那干吗星期天开大会？”迪洪·伊里奇突然间生气地问。
杰尼斯卡右手提一只灰色皮箱，上面镶满锡铆钉，用绳子捆着，而他正站在台阶上低头沉思。头戴新帽，脚套旧皮靴，身上穿件破旧、厚重的粗布大衣，衣服盖过腰部，两边的垫肩耷拉下来。他身材不协调，上身长，下身短。加上他那过腰的呢上衣和歪斜的靴子，腿显得更短了。
他又勒了勒缰绳，好像马没有站稳一样。
“杰尼斯卡，”迪洪·伊里奇喊道，“你这无赖，站这儿干啥？”
“造什么反啊！”他赶快嘟囔道，“咱老百姓都是老实巴交的，老实得很……”
对什么事都不吃惊的杰尼斯卡平静地抬起黑黑的、睫毛长长的、带着忧郁笑容的眼睛，接着摘下帽子。他头发灰不溜丢，厚得不行，脸色灰黄，像是抹了油，不过眼睛很漂亮。
雅科夫又马上变得谨慎起来，笑着挥挥手：
“你好，迪洪·伊里奇，”他用城里人的悦耳调门回答道，并像往常那样略显羞涩，“我上……上……图拉。”
“你们那怎么样？还等着造反？”
“能问问，去干啥呀？”
迪洪·伊里奇摇摇头，沉默了一小会儿，然后打定主意说：
“可能……能找份活儿干……”
“哪能呢，他倒扑到我胸上，像蛇一样扭动……揪他头发吧，他头发还是剪短了的……揪他的衬衣扣子吧，揪坏了还可惜。”
迪洪·伊里奇打量着他。手中提只箱子，从大衣口袋里露出一卷红红绿绿的小册子。那大衣……
“你儿子也真够傻的！应该照俄罗斯的规矩给那死娘们点儿颜色看看！”
“这身打扮可不像图拉城的少爷！”
“把死人的骨头捣碎，充作烟丝……”
杰尼斯卡也仔细看了看自己。
“哪种纸烟啊？”
“你说的是这呢子上衣吗？”他谨慎地问，“我到图拉一赚到钱，就去买件轻骑装。今年夏天卖了点报纸，混得还算不错。”
“她成天跟她男人告状不算——还想毒死我哩。有一次，我感了冒……想抽根烟解解闷……她呢，卷了根纸烟放我枕头下……要不是我发现得早，我就上当了！”
迪洪·伊里奇朝箱子努嘴问：
雅科夫转了转眼睛又说：
“那是啥玩意儿？”
“是啊……他说我跟她有一腿……”
杰尼斯卡垂下眼答道：
“儿子吃醋了？”
“我买了只箱子。”
“就是因为儿媳妇，真希望这死娘们得风瘫死掉……”
“是呀，穿轻骑装就得配箱子！”迪洪·伊里奇嘲讽道，“口袋里是啥？”
环顾四周，雅科夫用手指甲抓着胸脯说：
“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生气啦，谁惹你生气啦？全是因为儿媳妇？”
“让我瞧瞧。”
雅科夫和其他农民一样爱动气，特别是谈到他的家务事和生意的时候。他平时几乎不露声色，但眼下急脾气却占了上风，虽然说话气得断断续续，声音颤抖。迪洪·伊里奇存心想煽风点火，便故作关心地问：
杰尼斯卡放下皮箱，从口袋里拿出小册子。迪洪·伊里奇接过册子，仔细翻看。有歌集《玛璐霞》、《放荡妻子》、《暴力下的贞女》、《致父母、老师、恩人诗集》、《无产……》。
“啊，上帝啊！”他叹口气，颤抖着说，“钱啊，我就没有开店铺的钱……还有我那小子，可别提他了，他可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迪洪念到此处，迟疑了一下，站在一旁的杰尼斯卡当即迅速而谦虚地提醒：
这俏话说得雅科夫心里美呀，不过他更加矜持了。
“《无产阶级在俄国的作用》。”
“瞧你说的，谁不知道你交了好运，女儿嫁了人，儿子娶了媳，口袋鼓鼓的都是钱……你还不知足啊？”
迪洪·伊里奇摇摇头。
“呃，叫我咋说呢，买新的好是好，可是手头有点紧嘛。”
“真新鲜！吃都吃不上，却买手提箱，买书，这竟是些什么书呀！难怪人家说你捣乱分子。听说你连沙皇也骂，小心点儿，老弟！”
雅科夫狡黠地笑着，点点头。
“我反正没有地产，”杰尼斯卡苦笑道，“也没触犯过沙皇。他们胡编乱造，搞得我像个死人一样。其实欺君犯上的事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莫非我犯神经病？”
“你好，我说呀，你这顶檐帽早该拿去当乌鸦窝了！”
门吱吱呀呀响了，走出一个灰白头发的退伍警察——是个得哮喘病的士兵，后面跟着个油光头发、小眼睛、肥胖臃肿的食品部售货员。
“你好，迪洪·伊里奇！”他矜持地答道。
“请让让，老爷们，我们要抬茶饮……”
雅科夫戴顶檐帽，上穿件麻质衬衣，下穿条又短又重的裤子，光着脚，坐在货车的车把上。他提了提缰绳，勒住了那匹膘肥体壮的牝马。
杰尼斯卡拎起箱子把手，退到旁边。
“你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买顶红色小帽吧！”他讽刺道。
“定是从哪儿偷来的？”迪洪·伊里奇瞥着提箱，回想起他来这儿的目的。
他的正屋、厨房、杂货铺和曾经卖过便宜酒的谷仓都在一个铁皮房顶下，其他的草顶雨棚从三面围住这间房，因此形成了一个方方正正、舒舒服服的生活空间。屋对面，沿路的是排谷仓，谷仓右边通往车站，左边通向公路。公路后面有一小片白桦林，迪洪·伊里奇心里一烦得慌，就上公路溜达。公路像条白色的丝带，经过一道道山口，向南边低处的田野绵延开来，直到远方的小木屋又上坡，与一条来自南方的铁轨交会。如果碰上杜尔诺夫卡村来的人——当然是指那些精明能干的，像是雅科夫，大伙都称他雅科夫·米奇季奇，因为他“富”，也很小气——迪洪·伊里奇就会叫住他。
杰尼斯卡垂着头一声不吭。
迪洪·伊里奇愤愤地咬着牙出去了，走上公路，久久望着杜尔诺夫卡村起伏的麦田。
“箱子是空的，是吧？”
而厨娘却调侃地说：“这里面蟑螂可真不少哩，不信你来看看！”
杰尼斯卡大笑起来：
“你个疯婆子！要把蟑螂都敲出来，啊？”
“空的……”
厨娘搬着个小橱柜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把它打开，扣在地上，用拳头捶着底部。迪洪·伊里奇好像突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慢慢地摇着脑袋：
“让别人赶出来了？”
“蠢货，冲着我抖口袋干吗？”
“是我自己要离开的。”
帮手叶戈尔卡拿着面粉袋儿去商店外面抖落粉尘。他的额头长得像楔子，头发又粗又厚。“为什么傻瓜的头发都那么密，额头凹下去，脸像倒过来的鸡蛋，眼是暴出来的金鱼眼，白睫毛上的眼皮子像牛犊：一张嘴就合眼，一合眼就张嘴，好像脸上少了块皮肤似的。”迪洪·伊里奇气冲冲地骂道：
迪洪·伊里奇叹气道。
可是又有别的消息说，少于五百俄亩的土地也得充公，他立刻慌张、多疑、心不在焉起来，家中的所有事儿都惹他生气。
“跟你爹一样，”他说，“他总是那样：人家撵他走，他却说，‘是我自己离开的。’”
“对，说得好！”
“我要是说谎，我眼睛就瞎掉。”
“谁啊？老爷吗？那就是另一码事了。像他这种人，把他所有的地都收走都不为过！”
“算了，算了……你回家了吗？”
“蠢货，万一这私有田主子不是个会过日子的人，是个懒汉咋办？”
“在家待了两星期。”
天气燥热，摞在院子对面谷仓旁的松木板散发着香味。林子后面的车站里，发热的货车车头在咝咝喷气。迪洪·伊里奇站在门前，没戴帽子，眯着眼睛，狡黠地笑着回答：
“你爹又没活干了吧？”
“不，伊里奇，可别这么说。出个公道点儿的价钱，你就能把它买下来。要是照你说的那样白拿，可就不对了……”
“现在闲着没活。”
当他听到或读到私人拥有五百俄亩以上的土地才会被没收时，他自己也变成了“挑事的”，甚至还跟农民争辩起来。一个农民恰巧站在他的商店旁边说：
“现在！”迪洪·伊里奇嘲讽道，“你真是个土老帽儿，还想冒充革命党呢！想学狼，可是改不了狗尾巴。”
“咱就别拐弯抹角，直说了吧，像是换政府啦、平分土地啦，连小孩儿都明白。也就是说，为谁效力清楚得很，当然，只是不吱声罢了。不过得注意，不能让他们真吱声，不能让他们太张狂！否则他们会把所有东西砸得粉碎！”
“你也是同样的货色。”杰尼斯卡低着头，心里暗暗反驳道。
他忘了“犹太人”，接着说：
“这么说来，谢雷就坐那儿闲着抽烟？”
“现在老百姓忒保守了，啥也不说！”迪洪·伊里奇说。
“因为他什么本事都没有。”杰尼斯卡附和道。
不过一谈及没收土地归于国有，他就气得直冒烟：“都是犹太人干的好事儿，还有那些穷酸样的学生！”可是他不明白：人们都嚷嚷着要革命要革命，到头来不还是老样子，一点儿没变：太阳照常升起，黑麦照常开花，一辆辆货车照常开往车站……使他不明白的还有老农们都不吭声，或者是说话躲躲闪闪。
迪洪·伊里奇用手指敲了敲他的脑袋：
“他们把那个部长收拾得真叫人痛快啊，”迪洪·伊里奇说着说着就一阵狂喜，“连尸骨也没留下！”
“你个傻瓜，至少不该露傻气！哪儿有当众作践亲爹的？”
起初，革命和流血使他高兴：
“一条老狗，不能算是爹，”杰尼斯卡满不在乎地说，“是爹，就该给我饭吃，他养活我啦？”
听到俄军惨败的消息时，他还幸灾乐祸地说：“太好了，这下杀了这帮王八蛋的威风！”
但迪洪·伊里奇没听他说完，因为这恰好是个机会，可以开始谈正事。他打断对方的话，问：
“自己的地都顾不过来呢！”迪洪·伊里奇以严厉的、命令的口吻说，“这打仗简直就是胡闹！”
“你真是满嘴空话！有去图拉的车票钱吗？”
说起战争，起初他还吹着牛皮：“你瞧好儿吧，老弟，哥萨克会剥下那些黄鬼子的皮的！”但不久他又换了语气。
“买票做什么用？”杰尼斯卡回答道，“上帝保佑，我一进车厢，就躲到座位底下。我就到尤利亚诺夫卡。”
从那次迅速的、难忘的赶集回来之后，迪洪·伊里奇就喝起了酒，而且经常喝，虽然喝不到烂醉如泥，但也喝得满脸通红。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生意，也不妨碍他的健康，而且用他的话说“酒能活血”。如今，他经常把自己的生活比作苦役、套索、金笼子。但他的步子迈得更坚实了，好几年单调乏味的生活就这样过去了，一切合起来就像一个工作日。后来发生了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大事——日俄战争和革命。
“那怎么读你那些小册子呢？在座位底下可读不了。”
车上了路，过了罗夫诺伊村，路两旁都是燕麦地。燕麦又瘦又细，夹杂着矢车菊……在离杜尔诺夫卡不远的维塞尔基村，一大群白嘴鸦长着银白色的大嘴，站在中空的、疙疙瘩瘩的爆竹柳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种鸟喜欢往火灾现场飞，那几天下来，维塞尔基只剩下村名和废墟里烧黑了的房架子。废墟里还冒着青烟，散发出一种酸臭味……一提到火灾，迪洪·伊里奇像是被点击过一样说：“这下完了！”他霎时脸色惨白，他的财产一样也没上过保险，很可能顷刻间化为乌有……
杰尼斯卡想了想。
“难道你们的水是甜的吗？”农民笑呵呵、有礼貌地反问道，“我们一直以来喝的都是这样的水，这算什么啊，关键是没有粮食……”
“有了，”他说，“当然不能总待在椅子底下，等有机会溜进厕所。在厕所里，读到天亮都行。”
“这水多脏啊，你们就喝这？”
迪洪·伊里奇眉头紧锁：
“帮我卸下马嚼子吧？”迪洪·伊里奇把马赶下充斥着牲口味儿的池塘。老农将一块蓝色的、大理石形状的肥皂扔到岸上，顶着打过肥皂的灰不溜丢的脑袋，害羞地遮住下体，赶忙执行命令。马贪婪地把头伸进水里，由于池水又热又脏，马又把头缩了回去。迪洪·伊里奇轻轻地对马吹了一个口哨，摇摇帽子说道：
“听着，蠢货，你已经老大不小的了，别唱那些老调了。回杜尔诺夫卡去干点儿正事。因为你这模样，看着都让我恶心。在我那儿……连看家的都比你日子过得好。开始我可以帮你办点货，凑些家具……挣了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还能接济你父亲。”
货车走到半道的时候，路过一个叫罗夫诺伊的大村庄。干热的风横扫过空荡荡的街道和被热浪烤蔫儿了的柳树林，小鸡们忙着在门槛旁的灰渣里吃食。颜色怪异的教堂突兀地伫立在光秃秃的牧场上。教堂后面，一块用干粪坝拦起的浅浅泥塘在阳光下闪烁——一群牛站在泥塘的黄汤中不停地排泄。而一个赤身裸体的人却在那里洗头。他站在齐腰深的水中，胸前戴着一个闪闪发光的铜十字架，脖子和脸都晒黑了，而他的身子却白得出奇。
“他有什么企图？”杰尼斯卡想。
在城门外，路转了弯，轰隆隆的货车落到了后面，前面是片宽阔而炎热的草原，他突然又重新觉得世上最最重要的还是“买卖”。唉，周边的人们真是穷啊！老农民们一无所有，全城的庄园衰败不堪，连个小钱都拿不出来……这里需要强势的管家啊，强势的管家！
迪洪·伊里奇拿定主意把话说完：
他勒住了马，让她们先过，并向那村妇挥了挥鞭子。
“你也该娶亲啦。”
“先生，您的车轮掉了！”
“行——呀。”杰尼斯卡想到，不慌不忙地卷了支烟。
一个躺在车上睡觉的人，穿件撕成一条一条的棉衬衣，仰着血迹斑斑的胡子和结了血痂的鼻子，身子挺得直直的，睡觉时来回滚动，活像具尸体。另一个人试图追赶被风吹落的帽子，不小心绊了一跤，迪洪·伊里奇幸灾乐祸地猛抽了下鞭子。他还遇上一辆装有筛子、铁铲、坐有村妇的货车。这些妇女背朝着马，身体随着货车上下颠簸，其中一个人头上反戴着一顶新买的童帽，另一个在唱歌，第三个大声笑着，挥着手向迪洪·伊里奇喊：
“行，”他平静地回答，语气有点忧伤，没抬眼，“我不反对，娶媳妇也是可以的，这比找婊子强。”
“唉，一帮该死的穷鬼！”
“你算是开了窍，”迪洪·伊里奇接话说，“不过老弟，得注意啊，你得理智，怎么养孩子得想着点，这是需要钱的。”
喝得醉醺醺的老农赶着他们的马从集市上回来了，货车掀起腾腾的尘土——他们的头发有的姜黄，有的灰暗，有的乌黑，却又一样的丑陋、消瘦、邋遢。迪洪·伊里奇赶着轰轰隆隆的货车时摇着头说：
杰尼斯卡哈哈大笑。
“现在倒是谦卑得很！等到晚上歇息的时候，准像狗一样相互乱咬！”
“你笑啥？”
路上一群朝圣的姑娘们，个个拄着拐杖，怕是被疲惫和酷暑折磨坏了。她们谦卑地向迪洪·伊里奇鞠躬问好，但他认为只是做作：
“咋不笑？喂养，又不是喂养鸡啊，猪啊。”
有条公路从坟地经过，消失在起伏不平的田野尽头，但是从没有人走过，人们更愿意走旁边尘土飞扬的货车车道。迪洪·伊里奇也走后一条。一辆破旧的出租马车迎面飞驰而来——省城里的马车夫把马赶得真快！——车中坐着个城里来的猎人，脚旁边卧着只花斑猎犬，膝盖上放着套了套子的猎枪，脚上踩双高筒皮靴（用于沼泽地上），虽然省城里压根儿就没有沼泽。迪洪·伊里奇咬牙切齿地说：“真该让这懒鬼去当长工！晌午的太阳灼烧着，热风呼呼地吹着，万里无云的天空像块儿石板。迪洪·伊里奇时不时地转过脸，躲避路上飞扬的尘土，他变得更加气急败坏，更焦急地眯着眼睛，看着那瘦小的、干枯的麦子。
“孩子可不比鸡和猪少花钱。”
他想起了自己的孩子，被哑厨娘睡觉时压死的孩子，不禁潸然泪下。
“娶谁啊？”杰尼斯卡冷冷一笑，问道。
科斯佳正睡得香。
“娶谁？想娶谁都行。”
树上叶子别作响，
“让我娶新媳妇？”
所有的墓志铭都以感人肺腑的语言谈到了平和与安息，谈到柔情，谈到人世间不曾有过也不会存在的爱，谈到待人的忠诚，对上帝的顺服，对天国的热烈希望。在那里友人得以重逢，而天国的乐土只有在这里才能相信。墓志铭还说唯有死后方才平等，人们像对待亲弟兄一样亲吻乞丐，使君王和主教一律平等……在围栏最远的一个角落里，在炙热的阳光下昏昏欲睡的树丛中，迪洪·伊里奇看到了一个孩子的新坟，十字架上刻有两行诗文：
迪洪·伊里奇满脸通红。
“死人复活也是如此，所种的是腐败的，复活的是不腐的。”
“蠢货！新媳妇有啥不好？脾气好，干活儿又勤快……”
迪洪·伊里奇觉得这诗纯属胡编乱造。但是——哪儿会有真理呢？树丛里就遗弃着一块像是脏石蜡做成的颚骨——人的唯一残骸……但这是所有的东西吗？鲜花、丝带、十字架、棺材和尸骨统统都会腐烂、灭亡，化为乌有！不过迪洪·伊里奇继续走，又读到另一碑文：
杰尼斯卡沉默了一会儿，用指甲抠着皮箱上的铆钉头，后来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拉着长调说：
德高望重……
“能当新媳妇的有许多，不知道你指的是谁……是跟你同居的那个吗？”
亲近邻里，
迪洪·伊里奇已经恢复了常态。
效忠沙皇，
“同居不同居，关你蠢猪屁事！”他的回答迅速而且威严，吓得杰尼斯卡连忙顺从地小声说道：
但他周围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景象。他走在小路上，甚至有一种愉悦的感觉：他发现坟地多了，立着的石碑和锈迹斑斑的十字架之间又添了几座新坟。“1819年11月7日凌晨五点去世”这样的墓碑读起来令人悲伤。在一个萧瑟的秋天清晨死在一个古老的小县城可不是件好事儿。但在近旁的树林中却有一尊白色的天使塑像，天使的眼睛凝望着天空，下面的像座上刻有一行金字：“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由于恶劣天气和时间打磨变得生了铁锈的墓碑上能辨认得出几行诗句，那诗是为了纪念某个高级官员的：
“这是赏我的脸……我只不过……随便说说……”
要人命就像收租一样！
“行了，别说废话。我要叫你过得像个人样，知道不？送你一笔娶亲费，明白不？”
死神可怕，
杰尼斯卡心中暗自盘算。
迪洪·伊里奇在一个十字架上读道：
“我先去图拉一趟……”他说。
迪洪·伊里奇从容不迫地穿过树林和坟上的十字架，沿着小路朝古老的木教堂走去。在集上他剪了头发，刮了胡子，因此看上去年轻许多。病后身体也消瘦了些，加上他那晒黑了的皮肤（只在剪去鬓角的三角太阳穴处留下一块嫩白的皮肤），他对童年、青年时代的回忆，他头上这顶新的帆布帽子，也使他越发年轻。他边走边左右张望……人生是多么短暂，多么浑浑噩噩啊！而他周围这块儿圈起来的坟地在和煦的阳光下又是多么的平和、宁静。一阵热风吹过晴空下挺拔稀疏的树梢，在墓碑下投射它们摇曳着的淡淡阴影。待风止树静，火辣辣的太阳又射到了花儿上、草上。树丛中的小鸟儿又唱起了甜甜的歌，蝴蝶无精打采，一动不动地待在发烫的小路上……
“公鸡想找金谷子！图拉城能给你多少好处？”
“是的，经常吵……”
“在家只能饿肚子……”
“你们也时常吵架吧？”
迪洪·伊里奇解开衣服，把手伸进厚呢外衣的口袋里，打算给杰尼斯卡一枚二十戈比的硬币，可转念一想：“乱花钱也挺蠢，再说，这家伙会说我收买他，反而扬扬得意起来。”于是装成找什么东西似的。
“老婆子一共有十二个呢，老爷。”
“哎呀，忘了带烟，给我卷一支。”
“如今你们人很多吧？”
杰尼斯卡递过烟袋。门廊上面的灯亮了。迪洪·伊里奇借助昏暗的灯光，出声念烟袋上的白线绣字。
迪洪·伊里奇摘下帽子，抬起眼睛，向着圣母升天图在额头上又画了个十字，接着问：
“烟荷包赠我意中人作永久留念。”
“行，老爷”。
“有意思！”他说。
老妇人站起来，鞠了个躬，嘟囔道：
杰尼斯卡羞答答地低下眼睛。
“你好，老奶奶，”迪洪·伊里奇把马拴到大门旁的柱子上说，“您能帮我看一会儿马吗？”
“这么说来，你已经有意中人啦？”
白色的大门旁坐着一个织袜子的老妇人，像童话中的老太太那样，戴着眼镜，嘴扁扁的。她是坟地附近孤老院中的一个老寡妇。
“那样的母狗哪儿都是！”杰尼斯卡毫不在意地答，“娶媳妇，我当然愿意，圣诞节前我肯定回来，愿上帝保佑……”
第二天早晨，阳光明媚，天气炎热。迪洪·伊里奇沿着古道往回返。首先，他出了城区和市场，后来又渡过了被皮革厂弄得又酸又臭、浅浅的小河。接着又上坡，穿过考尔拉亚·斯洛博达。他和弟弟曾在市场上给马托林商店当过伙计，现在市场上凡人见了他都还鞠躬问好。他童年时住在斯洛博达，这半山坡上原是一个个土坯房，屋面腐败、发黑，到处晒着当柴烧的牛粪块，散落着垃圾、炉灰、破烂……如今，迪洪·伊里奇出生和成长的棚屋已经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幢新盖的小木房，在它的入口处挂了张生锈的牌子：“教堂的裁缝索伯列夫”。斯洛博达的一切都和往常一样。门槛旁的猪啊、鸡啊在觅食，门前竖着高高的杆子，杆子上挂着羊角。蕾丝女工们白净的脸颊隔着花盆，透过小窗户向外望。赤脚的男孩儿挂一个肚兜儿，放着拖着树皮尾巴的风筝。文静的、亚麻色头发的女孩儿们在墙边玩儿她们最爱的游戏——娃娃的葬礼。在山头的一块平地上，迪洪·伊里奇冲着坟地画了个十字。坟地的围栏后面、古树中间，本是财主济科夫的可怕坟坑，死者刚下坑，填土的时候坑就陷下去了。他想了想，掉转马头，驶向坟地大门。
一辆满是污泥的货车经过小花园驶进门廊。车辕上坐着个庄稼汉，埋在货车麦秆里的则是尤利亚诺夫卡教堂的助祭戈洛罗夫。
集市散了，经车轮碾压和人畜踩踏的牧场上尘土飞扬，布满了垃圾和粪便，几乎空空如也。但迪洪·伊里奇像是跟别人赌气似的继续在热浪和尘土中守着他没卖出去的马。上帝啊，这是多么好的地方啊，黑土有一俄尺版厚，真肥啊！但是不到五年就会闹一次饥荒。这个城市的粮食买卖在全俄罗斯都是出了名的。但是全城只有一百个人能填饱肚子。那集市又怎么样呢？乞丐、傻子、瞎子、瘸子，整个有一个团那么多，只看上一眼就让人害怕、难受。
“开走了吗？”助祭惊慌地问，一面把穿着新鞋的脚从麦秆堆里伸出来。他那棕红头发乱成一堆，帽子滑到了后脑勺上，因为风吹和激动，脸红红的。
他又用象牙勺子吃了份儿像雪一样的冰激凌，凉得太阳穴直发疼。
“你是问火车？”迪洪·伊里奇搭腔，“没有，还没进站呢。”
“卖冰激凌喽！”一个穿红衬衫、秃着头、汗涔涔的大肚子老头在旁边喊。
“啊，感谢上帝！”助祭高兴地叫了起来。不过他还是跳下车，急忙直冲进门去。
他叫住了克瓦斯小贩。
“好吧，就这么定了，”迪洪·伊里奇说道，“咱们圣诞节前见。”
“来杯克瓦斯吧，冲鼻子的克瓦斯！一戈比一杯，比汽水儿还好喝！”
半明半暗的候车室又湿又冷，充满湿乎乎的皮袄、茶饮、烟和煤油的气味。那么多的烟气，使得人的喉咙都觉得痛。门不停地开关，提着马鞭的农夫聚在一起大声喧哗——那是些尤利亚诺夫卡的赶车人，在这儿做生意，有时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一个做粮食买卖的犹太人竖起眉毛，戴顶高筒礼帽，穿件带兜的大衣，肩上撑把伞，在人群中穿梭。售票处附近几个乡下人在为老爷的漆布箱过秤，代行站长助理职务的电报员冲着他们嚷嚷。这个电报员是个年轻人，腿短，脑袋大，一撮卷曲的黄额发按哥萨克的样式从帽檐下露出来，飘散在左太阳穴上。一条青蛙花纹的猎犬蹲在肮脏的地上，睁着悲哀的眼睛，浑身一个劲儿打战。
他晒得很黑，变得消瘦枯槁，满脸灰尘，他内里痛苦，全身虚弱无力。犯了胃病，痛如刀绞，不得不去医院救治。他在听得见回声的走廊里坐等了两个小时，闻着令人生厌的石炭酸味儿，觉得自己不再是迪洪·伊里奇了，倒像是在他主子或是上司家走廊里等着使唤的下人。医生像教堂执事一样脸颊红润，眼睛明亮，穿一件窄小的、有铜臭味的黑色双排扣礼服。当医生喘着粗气将冰凉的耳朵放到他的胸前时，他赶忙说：“胃几乎不疼了。”但还是因为害怕真得了病而服下了一剂蓖麻油。回到集市上，他就着辣椒和盐巴，大口大口地吞下一杯伏尔加酒，接着他又吃起了香肠和粗面包，喝茶，喝生水，喝酸白菜汤——但是喝了那么多还是感觉不解渴。几个熟人“请他喝啤酒清爽清爽”——他便去了。后来碰到克瓦斯小贩在叫卖：
迪洪·伊里奇挤过人群，走到食品柜跟前跟营业员闲聊了一会儿。后来他就回家去了，杰尼斯卡还站在台阶上。
每个人他都得回答。迪洪·伊里奇得咬紧牙关答复，但他开出的价格却吓得买主们空手而归。
“我想求你一件事，迪洪·伊里奇。”他说，比平常更加腼腆。
“要什么价？”
“还有什么事？”迪洪·伊里奇没好气地问，“要钱？不给。”
牧场上绵延一俄里的集市像往常一样嘈杂、混乱。马在嘶鸣，孩子们在吹笛子。旋转木马的围栏里在演奏进行曲和波尔加舞曲。喋喋不休的男男女女从早到晚沿着满是尘土飞扬、畜粪遍地的通道，在货车、帐篷、牛马、货摊和散发出一股油腻味食品摊儿之间来来往往。像往常一样，一大群马贩子声嘶力竭地讲着价钱；瞎子、穷鬼、要饭的和瘸腿的排着长龙，唱着难听的歌。警察局长的三套车响着铃铛从人群中缓缓穿过，他的车夫穿一件棉绒坎肩，戴一顶孔雀翎帽子……光顾迪洪·伊里奇的客人有很多。有黑头发的吉普赛人，有身穿帆布长袍、脚踩破皮靴的红头发波兰籍犹太人，有穿着褶皱上衣、头戴帽子、皮肤晒得黝黑的地主。来的还有英俊的轻骑兵巴赫金公爵和他穿英伦套装的夫人，以及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老英雄郝沃思托夫。他身材高大，但骨瘦如柴，黝黑的脸上布满骇人的皱纹，穿一身长长的军大衣，一条耷拉着的裤子，脚上套双阔头靴子，头戴顶有黄色商标的帽子，头发染成了死气沉沉的棕色，帽檐下露出两个鬓角。巴赫金相马时侧着身，小胡子底下显出矜持的微笑，还摆动着他樱桃色裤子里的一条腿。郝沃思托夫呢，他慢吞吞地向马靠近，见马用愤怒的眼神盯着他，赶紧收住脚，好像要跌倒似的。他抬起拐杖，用低沉而毫无感情的声音一个劲儿地问：
“不，不要什么钱，请你读读我写的信。”
“真是太受罪了。”在那几个日日夜夜，这种想法常常出现在他的脑海。
“信？给谁的？”
圣彼得节前，迪洪·伊里奇在城里的集市上过了四天四夜，一来忧心忡忡，二来燥热难耐，三来晚上失眠，他变得越发沮丧。往年他非常热衷赶集，在暮光中给车轱辘上油，在他和老长工坐的车上填满干草，备好枕头和呢子大衣。他时常夜里出发，吱吱呀呀一路走到天明。在车上，他们先是兴致勃勃地聊上一会儿，抽抽烟，互相讲讲古老的恐怖故事，像是商人赶路夜宿时被谋杀之类的。之后，迪洪·伊里奇就躺下来睡觉——在梦中听得见往来人群交谈的声音，马车东摇西晃像是一直走在下坡的路上，感觉惬意极了。面颊在枕头上翻来翻去，帽子从头上滑落，清凉的晚风吹拂着脑袋，真是太爽了！一觉醒来，太阳还没升起，粉红色的露珠却在绿油油的麦田里闪烁，在远处眺望青翠的低地，白色的小城隐约可见。他舒舒服服地打了个哈欠，朝着远处钟声响起的教堂，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然后从老长工手里接过缰绳，和清晨冷风里冻僵的孩子一样虚弱，脸色像日光下的粉笔一样惨白……这一回，迪洪·伊里奇让老长工自己驾着货车，他独自坐一辆两轮轻便马车。夜色温暖而明亮，但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把马车赶得飞快，觉得极其疲惫。集市、监狱和医院的灯火从十里外的城里就能看得到，可他觉得永远都无法接近这遥远而朦胧的灯光。而位于谢普纳亚广场的客栈酷热难耐、臭虫泛滥，客栈门口常常能听到轰轰隆隆的声响，就这样大货车驶进了客店院子的石板地。公鸡早早就开始打鸣，鸽子也咕咕地叫个不停。天空的鱼肚白透过窗子映进来，刺得他再也合不上眼。第二天晚上，他想在集市的货车上过夜，但睡得也很少。帐篷里亮着灯，外面人喧马嘶，熙熙攘攘。黎明时分，眼皮刚刚合上，监狱和医院的钟声却响了起来。一头牛紧挨着他的头发出可怕的叫声。
“给你。早想给你了，没敢给。”
“那黑麦才叫人喜欢呢。即使在黑夜里，你也能看见它。你跨出门栏，看着月光下的田地：那里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你走出去瞧瞧，它们都闪闪发光哩！”
“信里说啥？”
他更加刻薄地向顾客们说道：
“不过是……写了写我过的日常生活。”
“你可别吓唬我！”迪洪·伊里奇打断了她的话，忽地扬起了眉毛，“你可塞不住每个人的嘴巴。”
迪洪·伊里奇从杰尼斯卡手中接过纸片，塞进衣袋，踩着上冻而有弹性的污泥回家去了。
“哎呀呀，你看看你，”纳斯塔斯雅·彼得洛瓦娜埋怨起来，“说话也没把门儿！他们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的！”
现在他重新来了劲儿，想干活儿，他高兴地想到又该是喂牲口的时候了，只可惜一时气愤，把“油饼”赶走了，如今他只好夜里不睡觉，自己干啦。奥斯卡这人靠不住，大概他已呼呼大睡，要不就跟厨娘一起大骂主子……迪洪·伊里奇从厨房亮着灯光的窗下蹑手蹑脚地走过过道，把耳朵贴在厨房门上细听。门后传来嬉笑声，接着是奥斯卡的声音：
“我家铺子快关门大吉了！”迪洪·伊里奇提起他的烧酒生意就一字一句地自嘲起来，“可不是吗！垄断啦！财政部长想独揽这生意咧！”
“还有这么个故事。从前，村里有个庄稼汉，穷得不能再穷。有一天这汉子出门耕地，花斑狗紧随他身后。他犁地，花狗在地里嗅呀、刨呀，像是找着什么东西，忽然汪汪叫了起来。咋回事？庄稼汉走近一看，坑里有个铁罐……”
夏天好像故意变得燥热干旱起来。黑麦完全烂在了地里。他总想把一肚子的埋怨向顾客们倾吐。
“铁罐？”厨娘问。
生养后代的希望全部落空，迪洪·伊里奇更是频频地想：“我这么忙忙碌碌到底是为了谁啊？”国家垄断对于他而言简直是往伤口上撒盐。他的双手开始颤抖，眉头紧锁，嘴巴歪着，痛苦万分——尤其是在他说“瞧好了”这句口头禅的时候。他和以前一样，看上去年轻一些——脚踩双羊皮软靴，身穿绣花衬衫，外面套件双排扣夹克，但他的胡子白了，也稀疏了，凌乱了……
“你听着。铁罐就是普普通通的铁罐，可里面藏着金子，多得没法数……当然农夫一下子发了大财……”
“一群狗会过来嗅我的脑袋……”
“净瞎谈！”迪洪·伊里奇暗想，可好奇地想听下文：那庄稼汉后来怎样了？
迪洪·伊里奇果然领她去了一趟扎顿斯克。不过他在半路上想，上帝一定会惩罚他。惩罚他总是忙忙碌碌贪恋世俗，只在复活节的时候才去一次教堂。而且亵渎上帝的想法还不时钻进脑袋：他常常将自己和圣徒的父母相比，他们不也很长时间没有孩子吗。这想法当然不能证明他是个聪明人，但是他早就发现自己身上还住着一个更蠢的家伙。就在出行前，他收到了一封来自阿索斯圣山的信：“对上帝最最虔诚的恩人迪洪·伊里奇！愿上帝赐你和平与救赎，愿万人称颂的圣母保佑你，使你免遭她在阿索斯圣山上的世俗之苦！我有幸知悉你的善行，你慷慨解囊，资助修建圣殿。我的茅屋已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于是迪洪·伊里奇寄了十卢布用于修缮僧舍。他早就不再那么天真了，他非常清楚，阿索斯圣山上破败不已的僧舍太多了，怎么能相信捐上区区十卢布就能让自己扬名天下。不过他还是寄了钱。捐了钱，却没得来善报，纳斯塔斯雅·彼得洛瓦娜最后一次怀孕在剧痛中度过：生下最后一个死胎之前她刚刚睡着，突然间开始哆嗦、呻吟、尖叫……她自己说，做了一个既叫人狂喜，又叫人恐惧的梦，先是看见穿金缕衣的圣母沿着田野向她走来，歌声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和谐动听；不料，从床底下突然跳出一个小鬼——黑暗中虽然分辨不清，但她心灵深处的眼睛却看得一清二楚——这小鬼还趾高气昂地吹着口琴呢！睡在谷仓檐下的阴凉处比睡在屋里的羽毛褥子还舒服。不过纳斯塔斯雅·彼得洛瓦娜有些担心：
“庄稼汉发了大财，置田买产，像个大商人……”
“看在基督的面上，让我朝圣一番吧……”
“不比咱那铁腿子差。”厨娘在一旁插话。
此时，迪洪·伊里奇脸色骤变，纳斯塔斯雅·彼得洛瓦娜看着他，既没有感到尴尬，也没有感到惧怕——只是哭了起来，泪眼婆娑，轻轻地说：
迪洪·伊里奇冷冷一笑。他知道，人家早就管他叫“铁腿子”——谁都有个绰号！
罩着暗红色的塔夫绸蚊帐……
可奥斯卡继续说道：
他闭上了眼睛，很快进入梦乡，
“比他还富……可是啊……他的狗突然死了。他伤心得没法。咋办？应该厚葬啊……”
请别敲阁楼的门！
爆出一阵大笑。奥斯卡本人也笑了，还有一个老的，他一边笑，一边咳嗽。
别来打搅我们，
“那不是‘油饼’吗？”迪洪·伊里奇心里一咯噔，“啊，感谢上帝！我曾对这傻蛋说过：你会回来的！”
那是张鲜亮的摇篮。
“庄稼汉去找神父，”奥斯卡往下说，“他央求神父说：我的狗死了，应该安葬它……”
他睡高高的阁楼，
厨娘又乐得忍不住嘟嚷：
他的小床在哪儿？
“瞧你这嘴皮子，笑死我了！”
我的宝宝睡哪儿？
“让人说完嘛！”奥斯卡高声说，接着以陈述的腔调一会儿形容神父如何如何，一会儿形容庄稼汉如何如何。
有一次，迪洪·伊里奇不经意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厨房，发现自己的老婆正靠在厨娘孩子的摇篮旁边，一只麻花雉鸡叽叽叫着，在窗台上啄食玻璃上的苍蝇，她则坐在床板上，晃着摇篮，用可怜而颤抖的声音唱着古老的摇篮曲：
“‘神父啊，我的狗死了，应该安葬它。’神父跺脚骂道：‘怎么安葬？狗也要进墓地？我要让你戴上脚镣手铐，让你坐牢！’‘神父啊，那狗可不是普普通通的狗，它临死的时候，说要捐献教堂五百卢布。’神父跳起来：‘笨蛋！我哪是怪你不该给它下葬？我是骂你不懂该葬在什么地方。应该把它葬在教堂院子里！’”
“数数嘴里有几颗牙齿。”
迪洪·伊里奇大咳，推开门。桌上亮盏油灯，灯罩破口处贴的纸片被烟熏得黑黑的。厨娘正在灯下用木梳子梳理湿淋淋的头发，不时停下来冲着灯光，看着梳子。奥斯卡叼支烟，仰头大笑，并晃动着穿树皮鞋的双脚。炉灶旁，有红色的火星在昏暗中忽明忽灭——准是抽烟斗的火光。迪洪·伊里奇推门刚一出现在门槛上，笑声戛然而止，抽烟斗的那人怯怯地站起身来，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藏进衣袋……没错，是“油饼”！不过迪洪·伊里奇装作早上什么事都没发生，兴高采烈地、非常友好地喊道：
不过，得到的答案也是胡说八道：
“伙计们，该去喂料了！……”
“我要不要和那个人打官司？”
他们提着灯笼在院子里来回走动，灯光照亮了结了冰的牲口粪和散落在地上的麦秆。食槽、柱栏投下一道道大大的阴影，栖息在檐下草垛上的鸡群惊醒了，飞落在地，往前冲着身子，逃往四面八方。马看到灯光扭过头来，一双双大大的紫眼睛显得奇怪而庄重，而且像抽烟似的呼呼从鼻孔里往外吐热气。迪洪·伊里奇放下灯笼，抬头仰望天空，高兴地看到院子上方方正的天空洁净无云，多彩的繁星闪烁着光芒。北风吹过草棚顶时，发出清脆的沙沙声。土墙缝里透过一丝丝凉气……谢天谢地，冬天来了！
他卜的是：
喂完料，吩咐过送茶饮后，他提灯走进冷飕飕的、香气四溢的铺子，挑了条上好的腌酸鲱鱼。饮茶之前吃点咸的也不赖！就着茶吃完鲱鱼，喝了几杯甜中带苦、红里带黄的花揪伏尔加酒，又斟上一杯茶，这才从口袋里掏出杰尼斯卡的信，开始辨认那潦草的字迹。
“让我试试……”
“杰尼斯卡赚了四十卢布便收拾东西……”
这时，迪洪·伊里奇说：
“啊，四十！”迪洪·伊里奇想，“这破衣烂衫的小子居然得了四十卢布！”
“你命中注定一死，地里败草必除。”
“可杰尼斯卡到了车站，钱却被小偷偷得一戈比不剩，走投无路，发起愁来……”
“我会有几个孩子？”
要认出这潦草字迹既困难又乏味，不过长夜漫漫，无事可做……茶饮咕嘟咕嘟响个不停，油灯映射出宁静的光，平和而寂静的夜晚透着丝丝忧伤，窗外的梆子声在寒冷的空气中回荡……
“像狗爱棒子。”
“我发愁父亲脾气那么大，这叫我怎么回家……”
“我丈夫爱我吗？”纳斯塔斯雅·彼得洛瓦娜问。
“上帝啊，这笨蛋是在说谢雷脾气大哩。”
从弗拉季米尔来的小商贩们在小酒馆里面喂过马——所以在屋里面出现了一本《全新占卜大全——纸牌、豆子和咖啡豆的简易占卜法》。到了晚上的时候，纳斯塔斯雅·彼得洛瓦娜常常戴上眼镜，将蜡搓成小团占卜，迪洪·伊里奇则时不时地从旁瞟她几眼。但是得到的答案不是有所冒犯，就是含糊不清，毫无意义。
“我最好还是去密林中找棵高大的枞树，拴上捆绳子，永远了断我这个身穿新裤却没有靴子的人的苦命……”
后来，他甚至开始惶恐不安起来：一个老婆睡觉的时候把孩子压死了，另一个总是生死胎，这可如何是好！纳斯塔斯雅·彼得洛瓦娜最后一次怀孕的时候日子可不好过。迪洪·伊里奇有些感伤，还爱发脾气；纳斯塔斯雅·彼得洛瓦娜则偷偷地祈祷，偷偷地流泪，在圣像灯的照耀下，显得十分可怜。她晚上经常会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看看在睡梦中的丈夫，然后费力地跪倒在地板上，痛苦地望着圣像低声祷告，最后像老妇人一样忍着剧痛爬起来。从小时候起，迪洪·伊里奇就不喜欢圣像灯和它们在教堂里发出的虚幻灯光，这一点他都不敢向自己承认。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十一月的一个夜晚，在考尔拉亚·斯洛博达一间偏斜着的小棚屋里，一盏圣像灯亮了起来，灯光是那样的温和、伤感。他父亲纹丝不动地躺在圣像下面的板凳上，闭着眼，尖尖的鼻子向上扬起，蜡黄色的双手扣在胸前。在他不远处，用红布遮挡的小窗户外面，有人唱着哀伤的歌曲，有人在哭喊着，手风琴不入调地拉着，为入伍的人送行……现在，家里的圣像灯时常亮着。
“‘没有靴子’！这倒是实话。”
“不，我一定会有个孩子的。”他跟熟人这么说，“没有孩子的人生不完整，就像漏种了一块儿地……”
迪洪把信纸扔进刷牙缸，支着胳膊注视起油灯来。
膝下无子和客栈濒临倒闭是迪洪·伊里奇生活中的两件大事。迪洪年纪越来越大，很显然，他已经当不了父亲了。起初他还对此调侃一番：
“我们是个奇怪的民族，多么丑陋的灵魂！有时像条恶狗，有时又愁容满面，自怨自艾，如同杰尼斯卡或他自己——迪洪·伊里奇……”
“烟怎么卖？”
窗户玻璃开始结霜滴水。远处传来悠扬的梆子声，响亮、清脆……“唉，要是有孩子就好了，要是能有个漂亮的寡妇能代替我那臃肿的老婆……老婆每天烦人地讲她那公爵小姐和一个叫波利卡尔皮的虔诚修女。可是，为时已晚，为时已晚……”
“你爷爷结婚的时候都没抽过这么好的烟！”
迪洪·伊里奇解开绣花衬衫领，苦笑地摸了摸脖子和耳朵后面陷下去的地方……耳朵后面有个坑，是衰老的第一个征兆。脸成了马一样的瘦脸！其他地方也不好。他低下头，把手插进胡子——胡子也白了，又干又乱。“不，全完了，全完了，迪洪·伊里奇！”
“店老板，有没有上好的香烟？”
他喝呀，喝呀，醉意浓浓，牙关咬得更紧，眯着眼睛凝视油灯上一动不动的火苗……“你想想，去亲弟弟那儿走一趟的工夫都没有，因为猪缠着你。即使放你去了，也没多大乐趣。库兹玛会跟你讲一大堆道理，新媳妇会抿着嘴，垂着眼睛站在一旁……仅仅这双垂眼就足以让你撒腿就跑！”
“便宜得很！”
心一阵阵疼痛，头晕目眩……从哪儿听到这首歌的？
“火腿怎么卖？”
在那寂寞的夜幕，
“兄弟啊，谢天谢地，今年我存了一大堆火腿，应有尽有！”
百无聊赖处，
“伊里奇，给我称一磅火腿！”
来了心上人，
商店变得越发忙碌起来：
将我轻轻爱抚……
“你真是个蠢货，什么都不晓得！”
“哦，想起来了，那是在利比典的客店里听到的。在那冬天的黄昏，蕾丝女工一边坐着织蕾丝，一边用响亮的高音唱：
“你往酒里面放鼻烟了吧？”
“亲吻，拥抱，直到离别
“亲爱的，那是你嘴巴甜！”
……百般的亲昵……”
“喔，彼得洛瓦娜，你的伏尔加酒可真烈啊！快，再给我来一杯。”
头脑里乱作一团，一会儿觉得前程似锦，有欢乐，有自由，有无忧无虑的日子，一会儿感到绝望伤痛，一会儿又说：“只要口袋里有钱，就不愁找不到女人！”忽而又气急败坏地瞅着油灯狠狠地骂他弟弟：“哼，装作教师先生，像大主教一样说教人……其实就是穷光蛋一个！”
迪洪的小酒馆一面朝向公路，一面朝向车站，另一面朝向粮仓。秋天来临的时候，酒馆旁边会传来低沉、哀伤的、咯吱咯吱的车轮声：一排排装满谷子的马车从马路两端摇摇晃晃地驶来。滑轮一会儿从通道滑向纳斯塔斯雅·彼得洛瓦娜经营的客栈，一会儿滑向黑漆漆、脏兮兮、充斥着肥皂、鲱鱼、廉价烟草、薄荷蛋糕和石蜡气味的商店，不断发出刺耳的噪声。这时，客栈里突然响起一阵对话声：
伏尔加酒已经喝光，烟气把房间熏成黑的了……他只穿件单薄的上衣，摇摇晃晃地踩着凹凸不平的地板走进黑暗的过道。新鲜空气夹杂着狗毛味儿和干草味儿，两颗绿莹莹的光在门槛上闪了一下……
“你看看你，你这个笨蛋！干吗老在这个蠢货身上白费力气？你总是跟他们讲道理，却没有一点儿用。你看看他，站着的时候总是叉着腿——就像埃米尔布哈拉国王！”
“班扬！”他喊道。
而纳斯塔斯雅·彼得洛瓦娜听着这话时，便会怨声载道起来。她面色蜡黄，身材臃肿，头发稀疏灰白，怀过好几次孕，胎儿都是女孩。她走起路来有些内八字，一摇一摆的，像只鸭子。
他朝班扬的头猛踢一脚。
迪洪·伊里奇自己也向农民们证实了这一点。他经常意味深长地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可不能大手大脚的。给我拉车，就得戴我的马套子。但我这么做也是讲公道的。兄弟，我是个俄罗斯人。我不会白要你们的，但是你们也要记清楚了，我可是一块铜板也不白给！”
星光灿烂。黑沉沉的大地死一般寂静，夜色在闪闪星光中更显温柔。一条微微泛白的公路横在中间，两端消失在暮光中。远方传来沉闷的仿佛发自地下的隆隆声，声音越来越大，突然从东南方穿过一列特快列车，汽笛声响彻四方，一串灯火通明的车窗闪着白光，拖着一股女巫辫子似的浓烟，越过公路驶过去了。
在秋天黑压压的日子里，他要拖着疲惫的身躯追赶那些勒索村子税款和货款的地方警察，他也要向地主购买未收割的作物，并廉价出租土地……他还跟一个哑巴厨子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迪洪觉得：“这不是件坏事，至少她不会四处散播谣言！”那厨子给他生了个孩子，可是在睡觉的时候把孩子压死了。后来，他娶了老沙克霍娃公主的一个中年女佣。结婚后，迪洪得到了嫁妆，已“不再”是如今一贫如洗的德诺沃家族继承人了——那个有些发福却温文尔雅的绅士。虽然二十五岁时就已经秃了顶，但脸上却长满了漂亮的栗色胡子。当迪洪继承了的诺维克家族不算丰厚的家产时，村子里农民都为之叹服，为之骄傲：的诺维克家族的全部财富几乎都归了卡拉索福斯。对于迪洪能够不停地东奔西走，农民们也叹服不已：他卖出、买入，几乎每天都在家产上运作，就像雄鹰紧紧注视着每一寸土地。农民们称叹道：“他可真厉害啊，是个能管家的人！”
“这车从杜尔诺夫卡附近经过，也从格雷、小偷和小鬼身边经过……”迪洪·伊里奇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打着嗝回上房了。
到了大概四十岁的时候，迪洪的胡子已经变得白花花的了。但是他依然和以前一样苗条高挑，外表俊朗，不苟言笑。他的脸仍然是黑黝黝的，略有痘痕，肩膀依然那样宽阔；说起话来声音尖细，傲慢唐突；行动起来则快速敏捷。只是比起以前，他的眉头常常锁得更紧，眼神也变得更加犀利。
瞌睡的厨娘端了一铁罐油腻的菜汤，垫着油烟熏得黑漆漆的抹布，送进灯油将尽、烟气熏天的房间。迪洪·伊里奇瞥她一眼，说：
就这样，他们兄弟俩漂泊了几年，可是突然有一天，两兄弟却差点自相残杀，之后他们就分道扬镳，以免再冒这样的险。库兹玛找了一个放牛的活儿，迪洪则在离的诺维克五俄里的沃尔谷车站旁的公路边租了间小酒馆，开了家客栈和一家纳税商店，售卖一般商品、茶叶、蔗糖、烟草和牛肉。
“快给我出去！”
小物件都锁在贮存箱里。而所谓的小物件就是小镜子啊、香皂啊、戒指、棉布、手帕、针和椒盐卷饼等物品。在贮存箱里也存放着他们拿小物件换来的所有东西：像是死猫啦，鸡蛋啦，手织帆布和旧衣裳……
厨娘转身踢开门，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克拉索夫斯的父亲是个小商贩。他在这一地区走街串巷，有一段时间曾居住在老家的诺维克，在那儿开了家小商店，可后来却破了产，又转而酗起了酒，最后回到镇上，不久后就死了。克拉索夫斯的两个儿子迪洪和库兹玛，起初在商店给人家干活，后也做起生意来，他们常常拖着中间带有储藏箱的运货马车，忧郁地喊着：“太太们，有小物件卖了！太太们，快看看小物件吧！”
迪洪·伊里奇拿起盖特萨克的日历，用锈迹斑斑的钢笔蘸了蘸锈住了的墨水，紧咬着牙，懒散的双眼没精打采地睁着，开始在日历的各个方向无休无止地写着：
克拉索夫斯的祖父着实交了好运，获得了自由。他离开家乡来到城里，并很快发了迹。他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大盗。他在考尔拉亚·斯洛博达给老婆租了间棚屋，让她定居于此，制售蕾丝谋生。而他自己，却和一个穷困潦倒的乡巴佬儿贝克曼·贝托夫在省城一带活动，抢劫教堂。他被捕时的表现有好长一段时间为村里人津津乐道。他站在那儿，身穿一件棉绒土耳其长衫，脚踩双羊皮靴子，肆无忌惮地扬着颧骨，转动着双眼，极其“谦卑”地忏悔，承认了他干下的勾当：“是的，老爷。是的，老爷。”
“盖特萨克盖特萨克盖特萨克盖特萨克……”
仆人们给克拉索夫斯的曾祖父起了个外号叫吉普赛，他是被杜尔诺沃老爷的猎犬咬死的。吉普赛夺走了主子杜尔诺沃老爷的情妇。杜尔诺沃叫人把他押到杜尔诺夫卡村外的小山坡上，接着向带过来的一群猎狗大喊一声：“上！”吉普赛坐在地上呆了片刻，然后撒腿就跑，可是他怎么能跑得过猎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