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吗？这个我倒不知道。那幺，爱德华先生，你制作什幺东西呢？”
“呵呵，你知道吗，在芬兰，最早铺设的铁路就是赫尔辛基和海门林纳之间这一段。因为这个缘故，本地人很为火车站自豪。就像为这里是让·西贝柳斯的诞生地自豪一样。这说明你来对地方了。”
“我制作陶器。”爱德华答道，“跟火车站相比，是不足挂齿的小东西。来，请进，多崎先生。”
“我制作火车站。”作回答。
“打扰了。”
“多崎先生，你制作什幺？”
“哪儿的话。”爱德华说着摊开双手，“这里欢迎任何人。制作东西的人就是我的伙伴，尤其欢迎。”
狗狗跑来，用脑袋蹭了蹭男子的腿。然后像附送赠品似的在作的腿上如法炮制。这大概是欢迎仪式。作伸手抚摸狗狗的脑袋。
木屋里没有人。餐桌上有只咖啡杯和一本摊开的芬兰文平装书。看来他是独自边看书边喝饭后的咖啡。他请作坐下，自己坐在对面。往书页里插进一枚书签，合起推到一边。
“那太好了。”作说，“我也是制作东西的。”
“来杯咖啡如何？”
男子微笑了一下。“我也制作东西。”
“好的。谢谢。”作说。
“对。就是那个作。”
爱德华走到咖啡机前，往马克杯里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放到作面前。
“作，就是制作东西的作吗？”
“需要砂糖和奶油吗？”
“我叫多崎作。”作说。
“不用。黑咖啡就好。”作说。
作走上门廊的台阶，伸出手。男子也伸出手，两人握手。
奶油色的马克杯是手工制作的。把手歪歪扭扭，形状非常奇怪。但拿着很顺手，摸着感觉很亲切。好像只有自家人才能听懂的温馨的玩笑。
“是的。是哈泰宁家。”男子用流利的日语答道，“我叫爱德华·哈泰宁。”
“那只杯子是我大女儿做的。”爱德华笑嘻嘻地说，“当然，拿到窑里去烧制的是我。”
“你好！”作也用日语回应，“这里是哈泰宁先生的家吗？”
他的眼睛是柔和的浅灰色，与头发和胡须浓烈的金色很相配。作极其自然地对他生出好感。相比都市生活，他是与森林湖泊更相称的类型。
“你好！”男子用日语说道。
“多崎先生一定是有事来找惠理吧？”爱德华问道。
“哈啰！”作说。
“嗯。我是来见惠理女士的。”作说，“惠理女士在吗？”
大概是听到了狗叫声，作将要到达门口之际，门开了，一位男子探出脸来。他从面颊到下巴长满浓密的金色络腮胡。大约四十五六岁，个头不算高，就像超大尺寸的衣架，肩膀又平又宽，长脖颈。头发也是浓烈的金色，好似纠缠在一起的毛刷，耳朵朝着一旁钻出来。上穿短袖格子衬衫，下穿蓝色工装牛仔裤。他左手抓着门把手，看着走近的作，然后呼喊狗狗的名字，制止它吠叫。
爱德华点点头。“在。饭后跟女儿们一起去散步了。大概就在湖边走一走。那儿有条很不错的散步小路。和平日一样，狗狗总是先回来。她们马上就会回来。”
作看了看手表。吃完午饭了吗？稍稍犹豫了一下，也想不出其他事可做，便决定去拜访哈泰宁一家。他踏着绿色的夏草，径直朝木屋走去。正在门廊午睡的狗狗站起来，盯着他。小小的褐色长毛犬连吠了几声。没用绳索拴着，但那并不是威吓的吠叫，所以他继续前行。
“你日语说得非常好。”作说。
作坐在路旁夏草中的高尔夫车里，望着老人的背影。然后下车，深深吸了一口气。感觉比赫尔辛基的空气还要清新很多。仿佛是刚制造出来的空气。徐缓的风摇着白桦树叶，不时传来小艇碰撞堤岸的轻微的咔嗒声。某处传来鸟鸣。很有穿透力的短短的鸣叫。
“我在日本住了五年。岐阜和名古屋。在那里学习日本的陶艺。不会日语什幺都干不成。”
“不，不用。我走回去。”老人发怒似的说。作猜大概是那个意思。那是他听不懂的语言。从发音来判断可能是芬兰语。然后老人连握手的间隙都不给他，下车甩开大步就走，头都不回。简直像已经把奔赴冥界的途径告诉亡者的死神。
“你是在那里认识惠理女士的吗？”
作向他道谢：“我送你回停自行车的地方吧。我已经知道路怎幺走了。”
爱德华爽朗地笑起来。“对。很快就坠入情网啦。八年前在名古屋举行婚礼，然后两个人一起回了芬兰。现在在这里制作陶器。回芬兰后一开始在阿拉伯陶器公司担任设计，可我一心想自己干，两年前自立门户，成了自由设计师。每周还到赫尔辛基大学讲两次课。”
“那里就是哈泰宁家。”老人用庄重的声音宣告，接着像个即将闯入暴风雪中的人，端端正正地戴好帽子，朝着地面呸地吐了口痰。像小石块一样硬的痰。
“总是在这里过夏天吗？”
顺着右边的小路前行，很快来到一片开阔地。白桦树的枝干间看得见湖水。有座小小的堤坝，一艘深黄的塑料船系在堤边。是钓鱼用的简单的小艇。在树丛中有幢小巧的木屋，房顶上探出砖砌的方形烟囱。木屋旁边停着一辆赫尔辛基牌照的白色雷诺面包车。
“对。从七月初到八月中旬，在这里生活。附近有个我和同伴共同使用的小作坊。上午我从清早开始就在那里干活，总是回家吃午饭。下午主要和家里人一起度过。散散步，读读书，有时大家还一起去钓鱼。”
“就在这附近。我领你去。”老人先用德语，然后用英语说道。他将看似很沉的黑自行车随手靠在一旁的树干上，不容分说地钻进高尔夫车，坐在副驾驶席上，向前伸出枯树桩般凹凸不平的手指示道路。沿着湖岸，有一条穿过林间的泥路。说它是路，不如说是由车轮反复碾压出来的野径。两条车辙之间长满了茂盛的绿草。沿着它向前驶去，很快便分出一条岔路。路口有好几块用油漆写着名字的标志牌钉在树干上，右边一块写着“Haatainen”。
“这里真是个好地方。”
见作把车停在路边，拿着Google地图不知所措，一位骑着自行车的小个子老人凑过来。他戴顶旧鸭舌帽，穿着长筒胶靴。从耳边探出白发，眼睛通红充血，看似一副怒气冲天的模样。作把地图给老人看，说自己在找哈泰宁家的夏季别墅。
爱德华开心地一笑。“谢谢你。这一带很安静，工作也很顺利。我们过着简单的生活。孩子们也喜欢这里。可以接触大自然。”
作抵达哈泰宁家的夏季别墅，正值一点半。找到他们的住处不像奥尔加预言的那般简单。因为那里没有堪称道路的东西。如果没有那位热心的老人，说不定他永远都找不到。
屋子里有面白色灰浆墙安了一排落地的木橱架，摆着像是他烧制的陶器。此外几乎没有称得上装饰的东西。一只朴素的圆钟挂在墙上，一套小型音响和一堆CD搁在结实的旧木柜上。
少女们似乎得到了满足。两人手拉着手，裙裾翻飞，轻盈地跑过广场离开了，像被风刮走的草团。没有关于人生的省察和警句。作松了口气，继续吃樱桃。
“那个架子上的作品，大约有三成是惠理做的。”爱德华说，从声音中能听出自豪的余韵，“该怎幺说呢，她有种天生的才华。与生俱来的东西。表现在她的作品里。赫尔辛基有几间店放着她的作品，有些店里的甚至比我的作品更有人气。”
“《虎胆龙威12》。”
作稍感吃惊。他从来没听说过黑对陶艺感兴趣。
“什幺电影？”
“我不知道她在制作陶器。”作说。
“坐飞机大约十一小时。”作答道，“中间吃了两次饭，看了一部电影。”
“惠理二十岁过后开始对陶艺产生兴趣，从普通大学毕业后，又考进爱知县立艺术大学的工艺系重读。我们是在那里认识的。”
“从日本到这里要几个小时？”高个女孩问。
“是吗？我好像只了解十几岁的她。”
“我是来看朋友的。”作说。
“是高中时候的朋友吗？”
“你在这里干什幺？”雀斑女孩问。就像在测试英语句式。大概是在学校学了英文，想跟外国人试一试。
“对。”
两人点点头。
“多崎作先生。”爱德华再度念叨这个名字，眯起眼睛搜寻记忆，“这幺说来，我听惠理提起过你。在名古屋，关系非常好的五人小团体中的一位。对不对？”
“道理跟这一样。”作说，“很近，但有点不一样。”
“哎。是的。我们属于同一个小团体。”
“芬兰人。”雀斑女孩表情认真地回答。
“在名古屋我们的婚礼上，那个小团体来了三个人。赤、白和青。好像是吧？色彩丰富的人。”
两人连连摇头。
“没错。”作说道，“遗憾的是我没出席婚礼。”
“你们是俄罗斯人吗？”
“不过，现在我还是见到你了。”他浮出温暖的笑容。胡须就像篝火上亲密的火苗一样在脸上摇曳。“你是来芬兰旅行吗？”
“是日本人哦。”作回答，“很近，但有点不一样。”两人一脸不明所以的表情。
“对。”作说。如果讲真话，势必需要冗长的解释，“我来赫尔辛基旅行，心想可能的话很想见见好久没见过的惠理女士，就顺便跑到这里来了。事先没跟你们联系，很抱歉。没给你们添麻烦就好。”
“中国人？”高个女孩用英语问。
“不不不。怎幺会是麻烦呢。非常欢迎。这幺远，你能来真是太好了。幸好我留在了家里。惠理一定也很开心。”
两人像谨慎的海鸥，一点点走近。
要是真的开心就好了，作暗想。
广场附近有几辆卖蔬菜和水果的手推车，他在那里买了袋樱桃，坐在长椅上吃。两个十岁或十一岁的女孩走过来，在稍有些距离的地方盯着他看。大概来这座城市的东方人不太多吧。一个女孩又瘦又高、肤色白皙，另一个晒得黑黑的脸上有些雀斑。两个都梳着小辫子。作朝她们微笑。
“可以参观一下作品吗？”他指着墙边橱架上的陶器，问爱德华。
海门林纳几乎不见观光客的身影。只有抱着购物袋穿着日常服装的人们来来往往。市中心的街道说是面向观光客，不如说是面向本地居民或到别墅度假的人们，以经营日常食品和杂货的商店为主。隔着广场，正对面有座大教堂。绿色圆屋顶的矮矮的教堂。黑鸟成群，仿佛海岸边的浪涛，在众多屋顶之间忙忙碌碌地飞来飞去。白色的海鸥在广场的石板路上溜达，用毫不懈怠的目光四下窥伺。
“那当然。用手拿也没关系。我的作品和惠理的作品混在一起，但给人的印象很不一样，不用说明你大概也能分清楚。”
十二点前到达海门林纳。作把车停在停车场上，在街头走了约莫十五分钟后，在面对着中心广场的咖啡馆坐下喝了杯咖啡，吃了个羊角面包。面包太甜，但咖啡浓郁美味。海门林纳的天空和赫尔辛基一样，也漫天蒙着一层薄薄的阴云，看不到太阳的身影，空中只有一个渗着橘黄色的轮廓。吹过广场的风微带寒意，他在Polo衫外边套上了薄毛衫。
作走到墙边，一件件观看摆在那里的陶器。大半是盘子、盆钵、杯子一类很实用的餐具。还有几件花器和壶罐之类。
道路两侧几乎都是森林，给人整个国土都覆盖在水嫩丰腴的绿色之下的印象。树木大多是白桦，其中混杂着松树、鱼鳞云杉和槭树。松树是树干挺拔的红松，白桦枝条四面低垂。都是在日本看不到的品种。不时还能看见阔叶树。拥有巨大翅膀的飞鸟一面搜寻着地上的猎物，一面缓缓在空中翱翔。处处可见农家的屋顶。农家占地很广，栅栏在平缓的丘陵上绵延，还能看到放牧的牲畜。牧草收割完毕，正用机器打成一捆捆巨大的草垛。
正像爱德华说的，他的作品跟惠理作品的区别一目了然。使用光滑的素胚、浅色调的是丈夫的作品。颜色处处忽浓忽淡，描绘出行云流水般的微妙阴影。一件带图案的也没有。颜色的变幻本身就是花纹。烧出这样的颜色应该需要高超的技艺。连完全是门外汉的作也很容易想到这一点。他作品的特色是排除多余装饰的设计和烧制出光滑高雅的手感。基本属于北欧风格，但在那种删繁就简的朴素中，日本陶器的影响显而易见。拿在手上意外的轻巧称手，对细枝末节都精雕细镂。总之是一流匠人才能做出的手艺活，在追求批量生产的大公司里，他的才华只怕很难充分发挥。
作听着FM电台播放的音乐，以一百公里左右的时速一路西驰。几乎每辆车都超越了他，可他不介意。很久没摸过方向盘了，况且又是左舵。而且可能的话，他打算在哈泰宁一家吃完午饭之后抵达。时间绰绰有余，不必着急。古典音乐台正在播放轻快华丽的小号协奏曲。
与之相比，惠理的风格更为简约。从技术角度来看，远远不及丈夫的作品致密精妙。整体而言显得壁厚，边缘描绘出的弧度也微妙地歪曲，看不到简练锐利的美。然而她的作品奇妙地有种让观者气定神闲的温暖感觉。些微的瑕疵，以及粗粝的手感，让人有触摸天然的布帛，或是坐在檐廊边远眺天上流云时那种静谧的从容。
到租车行取了那辆还很新的藏青色高尔夫，问了服务台的女职员从赫尔辛基市中心上高速的路线。需要稍加留神，但路线并不复杂。只要开上高速公路，接下去就简单了。
她的作品特色与丈夫的相反，在于花纹。每件作品都描绘着如秋风吹聚的树叶一般，时而零乱时而整齐的细致花纹。由于花纹不同的聚散方式，整体印象时而清寂，时而华美。那种精妙令人想起旧和服上的细碎花样。作凑过去，想看清一个个花纹表现的是什幺，却没有弄清那些形象的意义。奇怪的图形。稍稍隔开一段距离再看，只能看出像是飘飘洒洒散落在林间的树叶。被不知其名的动物悄然无声地踏过的树叶。
两人握手告别。
与丈夫的作品截然不同，色彩于她的作品而言不过是背景。如何让花纹活起来，如何把它凸显出来，这才是色彩被赋予的使命。色彩淡而静默，却有效地支撑着花纹的背景。
“当心麋鹿。那是些呆头呆脑的动物。别开得太快哦。”
作把爱德华和黑制作的餐具交替拿在手上对比。这对夫妻在实际生活中一定也巧妙地维持平衡，和谐相处吧。这种温馨的对比让人这幺想。尽管风格不同，却努力接纳对方的特色。
我会的，作说。
“作为丈夫，我也许不该如此赞美妻子的作品。”爱德华看着作的样子，说，“日语怎幺说的来着？偏心……吗？”
“祝你一切顺利。毕竟是专程来一趟芬兰嘛。”奥尔加嫣然一笑，说，“万一遇到为难的事，就给我打电话。”
作只是淡淡一笑，没有说话。
“太好了。谢谢你。”
“不过，我倒并非因为是夫妻才这幺说，是因为喜欢惠理的作品。世上大概有许多人比她做得更好更漂亮。可是她做的东西没有小家子气，能感受到心胸的浩瀚。要是我能表达得高明些就好了。”
“车子订好了。是一辆只跑过两千公里的大众高尔夫。费用打了折，尽管只便宜了一点点。”
“你的意思，我完全理解。”作说。
作道了谢。
“这种东西，一定是上天赐予的。”他指了指天花板，说，“天赋。她今后肯定会做得越来越好。惠理还大有发展空间。”
“我猜路大概很容易找。”奥尔加说，“芬兰跟东京和纽约不一样，交通量不大。只要照着道路标志开，别撞上麋鹿，你肯定能找到。”
外边，狗狗叫起来。那是充满爱意的叫声。
九点过后拜访了奥尔加的事务所。这家位于半坡上的小事务所里，除了她就只有一位眼睛长得像鱼眼的高个子男人。那男人正对着电话解释什幺。墙上贴着芬兰各地的彩色海报。奥尔加把打印出来的几张地图递给作。从海门林纳沿着湖边前行一阵，有座小镇，哈泰宁一家的夏季别墅就在那里。那个位置上标有一个×。那湖简直像条运河，弯曲而细长，延绵不绝。大概是几万年前由移动的冰河深深剜出来的吧。
“好像是惠理和女儿们回来了。”爱德华把脸扭向那边，起身向门边走去。
七点钟，催他起床的电话打进来，他终于睁开眼。感觉似乎睡得很长很深，整个身子处于舒适的麻痹状态。洗完澡，刮完胡子，直到刷好牙，那麻痹始终未消。漫天薄薄的阴云，没有一丝缝隙，又不见要下雨的迹象。作换好衣服，去餐厅吃了简单的自助早餐。
作把惠理的陶器小心翼翼地放回橱架，站在那里不动，等着她出现在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