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袭击呀。”她说，随后在膝盖上摊开双手，“那很开心啊。”
作解释道：“她是我高中时代的好朋友，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我猜她根本没想到我会来看她。我想忽然去敲她的门，让她大吃一惊。”
“要是他们也觉得开心就好啦。”
奥尔加脸上微微浮出好奇的神色。
奥尔加问：“她是你以前的恋人吗？”
“要是能麻烦你帮这个忙，就太好了。不过我有个请求。”作说，“打电话时，别把我的名字说出来。可能的话，我想不事先通知，直接去看她。”
作摇摇头。
“不知道地点在哪儿。听录音只知道是在芬兰国内，还有这个电话号码。我想大概可以打电话询问地址。”
“不，不是那样。我们属于同一个友人团体，仅此而已。但我们关系很好。”
她摇摇头。
她微微歪了歪脑袋。
“那地方远吗？”
“高中时代的朋友很难得。我也有个高中时的朋友。现在还经常见面聊天。”
“录音里的声音好像是她丈夫的。”奥尔加说，“他们全家上个周五离开赫尔辛基的公寓，到夏季别墅去了。要到八月中旬才能回来。他留了那里的电话号码。”
作点点头。
作拿出手机，按下黑家里的电话号码。奥尔加从包里取出草稿纸和细细的金色圆珠笔，放在膝盖上。听到电话通了，他把手机递给奥尔加。奥尔加神情认真地聆听录音，迅速记下需要的信息，然后挂掉电话。一看就是个心灵手巧、精明能干的女子。跟沙罗大概谈得来。
“你的朋友跟芬兰人结婚，来到这里。而你跟她很久很久没见面了。是这样吧？”
“我来帮你听听那段录音。”奥尔加说。
“已经十六年没见面了。”
他觉得像是在接受评估，观察他是否配做沙罗的恋人。好歹能有个及格分就好。他暗忖。
奥尔加用食指揉了几次太阳穴。“明白了。我不说出你的名字，想办法把地址问到手。让我来想个好主意。你能把她的名字告诉我吗？”
“谢谢你。”
作把黑的名字写在草稿纸上。
奥尔加盯着他的眼睛，笑嘻嘻地说。
“你们的高中在日本哪座城市？”
“只要能办到，我很乐意帮忙。有事尽管跟我说好了。”
名古屋。作说。
作微微一笑。要好的私人朋友。他在大脑中重复。
奥尔加再次拿起作的手机，按下录音里报出的电话号码。铃声响过几下，对方接起了电话。她用芬兰语彬彬有礼地跟对方交谈。她在解释什幺，对方也在提问，她再次简短地说明，口中几次提到惠理这个名字。几个来回后，对方好像终于理解了。奥尔加用圆珠笔在草稿纸上写了些什幺，然后郑重地向对方道谢，挂断电话。
“她在电话里说，你是她要好的私人朋友。”
“非常顺利。”奥尔加说。
很好。工作好像很忙，总是飞来飞去。作答道。
“太好了。”
“好久没见到沙罗了，她好吗？”她问。
“他们这家人姓哈泰宁。丈夫叫爱德华，在赫尔辛基西北方一个叫海门林纳的城市郊外的湖边有座夏季别墅，他们在那里度夏。当然惠理和孩子们都在一起。”
沙罗多次来过赫尔辛基，每次都是跟奥尔加一起工作。两人不单是工作上的伙伴，奥尔加私下里对沙罗也有好感。
“没说出我的名字，你是怎幺问到这幺多的？”
两人握手后，并排坐在大堂中央的大沙发上。
奥尔加调皮地微笑。“我撒了个小小的谎，冒充联邦快递的投递员。告诉他从日本的名古屋给惠理女士寄来一个包裹，问他应该转寄到哪儿去。是她丈夫接的电话，听我一说，很爽快地把转寄地址告诉我了。这就是地址。”
奥尔加身穿瘦瘦的牛仔裤配长袖白T恤，是个金发女郎。大概过了二十五岁。身高一米七左右，脸蛋胖乎乎的，气色很好。给人一种出生于富裕的农家、同温良聒噪的鹅儿一起长大的感觉。头发拢在脑后，肩挎黑色漆皮包。像邮递员一般姿势端正，大步走进宾馆大门。
她说着，把草稿纸递给他。然后走到大堂经理的办公桌前，要了份芬兰南部的简略地图。她摊开地图，用圆珠笔在海门林纳标了个记号。
“现在事务所正好下班。三十分钟后我去你那里。能在大堂见面吗？”
“这就是海门林纳。夏季别墅的准确地址用Google查一查吧。今天事务所已经关门了，我明天打印出来给你。”
是的。作答道。
“到海门林纳需要多少时间？”
“多崎先生，你现在在宾馆里吗？”
“这个嘛，论距离的话大约是一百公里，从这里开车去，顶多一个半小时吧。高速公路笔直通到那里。坐火车可以坐到城里，但从城里到他们家还是得开车去。”
作说明了现状。是来见朋友的，可她家里的电话设为录音状态，自己听不懂里面的芬兰话。
“我租辆车。”
“啊，多崎先生，沙罗对我说过你的情况。”奥尔加说。
“海门林纳有一座美丽的湖畔城堡，还有西贝柳斯的诞生地。不过多崎先生你一定有更重要的事吧。明天，方便的时候来我办公室好吗？事务所九点开门。附近就有家租车行，我会替你安排好，去了就能租到车。”
作自报姓名，说是沙罗介绍来的。
“有你在身边，真是帮大忙了。”作向她致谢。
“我就是奥尔加。”那位女子用发音纯正的英语答道。
“既然是沙罗的好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奥尔加眯起一只眼说，“能见到惠理就好了。要是能让她大吃一惊，那就更好啦。”
“请问奥尔加小姐在不在？”作用英语问。
“是啊。我差不多就是为了这个才来的。”
一个女人用芬兰语说了句什幺。
奥尔加犹豫片刻，毅然开口问道：“这跟我当然没关系，但你万里迢迢跑到这里见她，难道有什幺重要的事？”
时针指向六点半。沙罗告诉自己的旅行社事务所肯定关门了。可是试试又不会吃亏。再次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按下那家事务所的电话号码。跟预想相反，事务所里还有人。
“对我来说也许是重要的事。”作说，“但对她来说也许不算重要。可以说我就是为了确认这一点才来的。”
作挂掉手机，放进口袋里。再一次深呼吸。有种不太妙的预感。黑现在可能不在家。她有丈夫和两个孩子。眼下正是七月。没准真像沙罗说的那样，全家暑假出游，去马略卡岛玩了。
“事情好像相当复杂。”
在大堂一隅的安静处，用在机场买的手机往市内黑的公寓打了电话。电话是录音状态，传出一个声音粗重的男人用芬兰语说的约二十秒钟的录音。最后有信号声，好像可以往里面录信息。作一声不响地挂断电话。稍过片刻再拨这个号码，同样的情况又重演了一遍。录音里大概是她丈夫的声音。内容自然听不懂，但有种说不出的明快和积极。是没有不满、生活富裕的男人发出的健康的声音。
“以我的英语能力，要解释清楚也许太困难了。”
下楼来到大堂，向大堂经理桌前的红发女子要了免费的市内地图，然后说了沙罗她们旅行社驻当地的事务所地址，请她用圆珠笔标上记号。那家事务所与宾馆只隔三个街区。他听女经理的建议，买了市内公交车、地铁及有轨电车通用的交通卡，请教了相关的乘坐方法，还要了张线路图。她大约过了四十五岁，长着一双淡绿色的眼睛，和蔼可亲。和年长的女性交谈，作的心情会变得像平日一样从容自然。看来在世界各地都一样。
奥尔加笑道：“不管用什幺语言，我们的人生中总会有解释起来太困难的事。”
洗完澡换好衣服，已经是黄昏时分。窗外却像正午一样明亮。天空清晰地浮着半只白色的月亮。望去像一块用旧了的浮石，被谁扔到了天上，因为某种缘由滞留在那里。
作点点头。锤炼关于人生的警句大概是芬兰人共同的特性。说不定跟冬季太长有关。但的确如她所说，这是个与语言无关的问题。恐怕是。
作对侍者说，递给他两枚一欧元硬币当作小费。侍者微笑一下，像聪明的猫咪般静静走出房间。
她从沙发上起身，作也站起来，两人握了手。
“谢谢。这房间就可以。”
“那明天早上我等你。大概会有时差综合征。况且就算时间很晚，天照样亮得很，不习惯的人也许睡不好。为防万一，你向宾馆约个叫醒服务好了。”
沙罗为他选了市中心一家古典雅致的宾馆。在英俊的金发侍者引领下，乘坐摇摇晃晃的古董电梯，入住四楼某个房间。有古老的家具和一张很大的床，褪色的墙纸上描画着细巧的松叶图案。浴缸是旧式的老虎腿，窗户是上下开合的，配有厚厚的帷幕和薄薄的蕾丝窗帘，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怀旧气息。从窗口可以俯瞰中央行驶着绿色有轨电车的宽阔大街。让人心平气和的房间。尽管没有咖啡机也没有液晶电视，反正他也不用那些东西。
我会这幺做的，作说。她把挎包挎上肩头，踏着很大的步子横穿大堂，出了门。始终面向前方，没有回头。
出租车行驶了大约三十分钟，开到赫尔辛基市内的某宾馆大门前，作才发现没有看看旅游手册确认该付多少小费，还是根本不用付。（仔细想想，自己事先没做过任何关于这个国家的功课。）所以比计价器显示的价格多付了一成，算作小费。司机似乎很高兴，递来一张收据。看来这幺做没错。就算错了，肯定也没有让对方不快。
作折起她给的草稿纸，放进皮夹里，把地图塞进衣袋。然后走出宾馆，漫无目的地在街头闲逛。
是芬兰人都像这样，喜欢满口说些关于人生的警句，还是这位司机的性格倾向？如果可能，作希望是后者。
至少弄清了惠理人在何处。她就在那个地方，和丈夫以及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起。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她愿不愿意接纳自己。就算坐飞机穿越北极圈来见面，说不定她也会拒绝见自己。这种情况完全可能。据青说，就是黑在强奸事件上率先站到白那边去，要求抛弃作。作无法想象白惨遭杀害、小团体解散之后，她对自己怀有怎样的感情。也许是冷漠至极。总之只能赶去那里看看。
“那好啊。”司机说，“假期和朋友是人生中最精彩的两样东西。”
时间已过八点，正如奥尔加说的，天完全没有要黑下来的意思。许多商店还在营业，人们在亮如白昼的大街上漫步。咖啡馆里，人们喝着啤酒或葡萄酒谈笑风生。走在圆石铺的老街上，不知何处飘来烤鱼的气味，很像日本的快餐店里烤青花鱼的香味。作肚子饿了，便迎着气味追溯而去，走进一条小巷，却没找到源头。在大街上逛来逛去，香味渐渐淡薄，最终消失了。
“不，请了假来看朋友的。”
他不喜欢在吃的东西上想来想去，嫌麻烦，便走进一家映入眼帘的比萨屋，坐在露天餐桌边，点了冰红茶和玛格丽特比萨。耳边仿佛响起沙罗的笑声。专程坐飞机到芬兰，就吃了玛格丽特比萨回来吗？她大概会乐不可支地这幺说我。但比萨远比预期的美味。好像真正是炭火烤出来的，焦黄薄脆，香喷喷的。
“是来芬兰造火车站的吗？”
这家朴实的比萨屋几乎爆满，坐满携家带口的食客和成双成对的年轻情侣。还有成群的学生。人人都手持啤酒杯或葡萄酒杯。多数人都毫无顾忌地抽着香烟。环顾四周，独自一人喝着冰红茶、默默地吃比萨的也只有作了。人们兴高采烈地高谈阔论，耳边传来的（大概）都是芬兰语。餐桌边的客人似乎都是当地人，看不到貌似观光客的身影。直到此时，作才认识到自己已然远离日本、身在外国。不管在何处，吃饭时他几乎总是孑然一身，因而不怎幺介意这种状态。但在这里，他并不单单是孑然一身。他在双重意义上是孑然一身。他是异邦人，周围的人们都在用他无法理解的语言纵声谈笑。
“对。”
这与他在日本一直感觉的孤立又很不一样。相当不赖，作想。双重意义上的孑然一身，或许与孤立状态的双重否定一脉相通。就是说，作为异邦人的他在这里处于孤立状态，完全合理。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如此一想，就变得心平气和。自己无疑置身于正确的场所。他扬手喊来侍者，点了一杯葡萄酒。
“工程师？”
葡萄酒送上来不久，来了一个身穿旧西装马甲、头戴巴拿马帽、拉手风琴的老人，牵着一条尖耳朵的狗儿。他像拴马一样，娴熟地将牵狗绳拴到街灯杆上，倚着灯杆站在那里，开始演奏北欧民谣风格的音乐。久经战阵又游刃有余的演奏。有人和着音乐唱出声来。他还应听众要求，用芬兰语唱了一首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不要太冷酷》。黑色的瘦狗坐在那里，不看周围，像回顾往事似的盯着天上一点，耳朵一动不动。
“造火车站。”
“不管用什幺语言，我们的人生中都会有解释起来太困难的事。”奥尔加说。
“你做什幺工作？”司机问。
的确如此。作啜着葡萄酒想。不光是解释给别人听，连解释给自己听也太困难。硬要解释，就会在某些地方生出谎言来。不管怎样，到了明天各种事情肯定比今天清楚。只要等待就行了。就算不比今天清楚，不也无所谓吗？没办法呀。缺乏色彩的多崎作，就这样缺乏色彩地活下去就好。这样又不会给谁添麻烦。
作也微微一笑。
作想到了沙罗。想到她的薄荷绿连衣裙，她明朗的笑声，还有和她手牵着手漫步街头的中年男子。不过这思绪并没有把他带往别处。人的心灵就是夜间的鸟。它在静静地等待什幺，时机一到，便径直冲那里飞去。
司机笑了。“谁都不喜欢行李重。但回过神来，就到处都是沉重的行李了。这就是人生哦。C’est la vie。”然后又开心地笑了。
他闭上眼睛，聆听手风琴的音色。那单调的旋律穿过人们嘈杂的交谈声传入耳际，宛如狂涛怒吼下几乎消失的雾笛。
“我不喜欢行李太重。”
作喝掉半杯葡萄酒，随意放下些纸币和零钱，起身往琴手面前的帽子里投入欧元硬币，学众人的模样，走过时摸了摸系在街灯杆上的狗儿的脑袋。可是狗儿就像在扮演雕像，一动也不动。他缓步走向宾馆。途中顺便在售货亭买了矿泉水和更详细的芬兰南部地图。
“大老远的到这儿来，行李很少嘛。”
马路中央的公园里，摆着固定的国际象棋石桌，人们自带棋子来下棋寻乐。全是男人，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跟比萨屋的客人不同，他们个个沉默寡言。连在一旁观棋的人也沉默不语。沉思需要深深的沉默。走过街头的人大多牵着狗。狗狗们也沉默不语。走在路上，不时有烤鱼的香味和土耳其烤肉的气味随风飘来。将近晚上九点了，花店还在营业。店里摆满了色彩缤纷的夏季鲜花，似乎彻底忘却了夜晚。
“从日本。”作回答。
到了宾馆前台，请他们七点钟打电话叫醒自己。忽然想起来，问道：“这附近有没有游泳池？”
中年司机浓密的胡须从面颊一直长到下巴，望着镜子里他的脸庞，用英语问道。
那位员工微皱眉头想了想，礼貌地摇摇头。简直像对自己了解的国家历史不够完整表示歉意。“实在抱歉，这附近没有游泳池。”
“你是从哪儿来的？”
作回到房间，把厚厚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遮蔽光线，脱衣上床。然而光线仍像难以简单消除的古老记忆，总要悄悄钻进屋来。望着昏暗的天花板，一想到打算拜访黑的自己竟然不是在名古屋，而是在赫尔辛基，就觉得奇怪。北欧夜间独有的明亮给他的心带来奇妙的震颤。身体在期待睡眠，大脑却希望再持续片刻清醒。
驶出机场，驶上高速公路，眺望着窗外掠过的浓绿树林和写着芬兰语的广告牌，分明是第一次海外旅行，却没有来到外国的真实感。仅仅是移动上所需的时间长了一点，心情跟回名古屋并没有太大不同。只有钱包里货币的种类改变了。服装也仍是工装裤配黑色Polo衫、浅褐色棉上衣、帆布鞋。跟平日一样的装扮。只带了最少的换洗衣服，不够的话找个地方买点就行。
然后想到了白。已经很久没梦见她了。从前经常做有她出现的梦。许多时候都是春梦，梦中自己在她体内猛烈射精，然后醒来。在洗脸盆中搓洗被精液弄脏的内裤时，总是被复杂的思绪囚缚。那是奇妙的情感，罪恶感与强烈的憧憬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大概是现实与非现实悄然混合、只能产生于不为人知的阴暗场所的情感。作莫名地怀念起那种情感来。不管是怎样的梦，不管心情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能再梦见白一次就好。
在赫尔辛基机场一下飞机，先在外汇兑换所将日元现金换成欧元，找到手机店买了一款操作尽量简便的预付式手机。然后挎着包走向出租车搭乘点，坐进一辆老式梅赛德斯－奔驰，把市内一家宾馆的名字告诉司机。
不久睡眠来临，但那里没有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