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哈，廷忠不讲就不讲，要讲起来可是有两下子哩。”谁在笑着。
“我说，要把人分三摊子来开挡：有人去看管地主，有人去商量划阶级，有人去想法子把山上的人招下来。不是的话，你要想快分东西，人家给你来个顶头风，一家伙把船给刮翻了，要见阎王去倒是快了。”
“别打岔嘛，廷忠说的是真话，喂，大家说说看，山上那几个家伙怎么整？”谁大声问。
则丰伸着脖子去望他：“那你说怎么办？”
“几个家伙不下来，就是田里的草，不把它连根拔，终归又要长出来。”
“地主都在村里，好抓；他们的土地田塘也长不了翅膀；就是山上那几个家伙还要不要他们回来啦？”廷忠坐在靠墙那根打榨用的大木槌上，背着灯光。大家听到他说话，都掉头去看，见他还是一动也不动地坐在角落里。
“你把那几只沙洲虾看成螃蟹了，有什么了不起。再说，狐狸似的家伙也不知他们哪儿去了，到哪里去抓？”
“我看，划阶级一定要划，划完了把所有的地主的财产都没收了，富农多余的东西都征收，然后，再来分给各人，要想早分东西，大伙就得加把火，快闹。”则丰说。
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会场挺活跃。
全昭不回答，倒是把杨眉捏了一把，杨眉哎哟一声，捶了对方一下。小冯瞪她俩一眼，全昭不服气地故意不睬他。
“两只箭猪就能糟蹋一大片庄稼呢，也不能小看他们。”苏嫂说。
“什么丫头，你多大了？不害臊。”杨眉盯着全昭的眼睛，“刚才你哪儿去啦？”
廷忠附和苏嫂的话：“是的啰，你的牛怎么会跌到羊谷去的？”
“银英这小丫头好厉害！”全昭悄悄地同杨眉说。
“那，还不是自己掉下去的。”梁正马上拦住了话头。
大家也都跟着银英的目光瞅着梁正。他这几天脸色变得灰暗一些了，腮帮子上那颗长毛的红痣特别刺眼，大家都瞪着眼睛瞅他，弄得他很尴尬。
廷忠说：“我看没那样巧的事。”
银英直盯梁正眼睛说道：“哟！你真是说话不花老本。你就那样地看得清，我不信。你是民兵队长，赵佩珍搞破坏事，为什么看不出来？”
“那你说是怎么回事吧，难道——”梁正硬着头皮跟廷忠顶。
梁正马上回答：“划阶级还不容易。一个村子里，祖祖辈辈都在一块，谁是收租放债，谁是租田打工，还不同各人手上的指头一样，看得明明白白的，两天包准划清了。”
“现在我跟你也说不清，不说了。”廷忠说。
“没划阶级，你把它分给谁？真是。”谁顶了他一下。
大家沉默了下来。
“别啰唆这些了，大会上不是都讲过多少遍了吗？”梁正说话，“东西现在暂时不分，我也是这个主意。不过，不要拖太久了，大家都等着口粮度春荒。”
“怎么办？”则丰低声问丁牧。
“反正地主的东西都是我们农民的血汗——”有谁这么说了一句。
“让大家说说嘛。”小冯说。
大家的笑声零零落落地停下来了，都把视线投到则丰的大麻脸上，好像才认识他似的。则丰说，覃俊三的财产已经上了封条、登了记，叫民兵看起来了；有人主张马上拿来平分，他去队部请示过，杜队长嘱咐他：等将来把别的地主的东西都搞出来了，然后一起处理。现在，阶级成分还没划清，分给谁不分给谁，还不明确。另外，覃俊三本人还不老实，东西还没有完全交出来，还要他继续坦白交代。
“我说，一定要有人去对付那几个家伙。”银英说。
“喂喂，别吵嚷了。听我说正经的。”则丰把两只脚抽到床上蹲着，要比别人高一点，好照顾会场似的，顺手拿火柴盒子敲了敲桌面，叫大家静下。
接着，关于山上几个土匪的问题，有人主张找他们家属探探口气，让她们给他传话。梁正说：“人家家属哪里知道他们在哪儿，又不能通无线电。”
只有廷忠不作声。
“我看，他们就有无线电。”银英说。
“什么鞠躬磕头的？那帮反动的狗杂种，讲到蒋介石还要立正呢，腐败东西，让他进棺材去吧。”苏嫂大声大气地像吵架似的嚷。
“在哪？你在哪见到？”梁正惊慌地急着问。
谁扑哧一声，引着大家笑了起来。杨眉笑得更厉害，笑不出声来了，把全昭捶了两下。
“我往哪里见去，也只是这样想。你说他们没有无线电嘛，工作队刚到村里来，他们怎么就知道来放枪吓唬人？”
“什么总是吃粥？”银英奇怪地瞪了梁正一眼，“国民党的反动政府，管过谁吃粥啦？”
“这件事情不说那么多了，以后再说吧。”谁表现不耐烦，打了个呵欠。
“旧社会的人开会，还要三鞠躬，读什么总理遗嘱呢。”梁正冷淡地说。
这时，马仔抱着一个包袱进来，往桌上一搁，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原来是廷忠今天交到队部去的东西，杜为人叫马仔拿来告诉大家，这是廷忠自己报出来的，应该是归自己拿回去。廷忠既然不愿自己要，就交给大家一起登记，等将来统一分配。
“对啰，管他开会不开会，就是大家商量事情，是不是？”坐在床头的苏嫂倒是沉着大方。
“我看还是叫廷忠拿着吧。”有人说。
“你就把我们商量好的事情讲讲，看大家有什么意见。就同跟家里人商量种地干活的一样，有什么话就讲什么。”丁牧说道。
“我不要。”廷忠说。
徐图说：“别胆怯嘛，上次在那么多人开的大会上你都主持得不错嘛，现今都是自己人还不好讲？”
“廷忠也有不是，前些日子为什么不带头报出来，现在——”银英说。
“老丁、老徐，你们看怎么开法？”则丰望着工作队的丁牧和徐图，感到叫他当主席，很不自在。
“现在报出来就晚啦？我看，到现在还有人不报的呢！”苏嫂说。
会场是在油榨的小屋。这原先是地主覃俊三的家业，现在被没收过来成为农民自己的了。屋子不大，里头躺着一条杧果树木做成的榨槽，屋角安着看守榨房人的床铺，一张尽是油腻的小桌。参加会的人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围着小桌，好就着灯吸烟。他们都是这次斗争中新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则丰、苏嫂、廷忠和银英等，梁正也在其中，本来还有马仔的，他送信到岭尾去了。
大家又是你一言我一语，掀起一阵喧哗。
现在，我们倒是要看看几位昨天还是受着迫害与凌辱的折磨、受着贫困和饥饿所煎熬的农民，今天他们怎样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解放，变成了生活的主人。现在，他们第一次主持自己的会议来商量他们自己的命运。
则丰不去注意掌握会场，却急忙地把包袱打开，大家也都凑过来看。银英一手把玉镯拿过来戴在手上比了比，喜欢得不得了。
随着队伍到了河南，日本就投降了。党组织命令他们转到东北去，在那里，他参加了四年的农村土改的实际斗争。一九四九年随着野战军入关南下，回到自己的故乡。他就是这样随着革命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跟上来了。但是，他觉得自己经历的思想道路是崎岖的，曾经忍受无数失眠之夜的煎熬，也流过不少的个人主义者的眼泪。开头，要他放弃美术的爱好，服从当时革命斗争迫切的要求，他思想曾经是那样的缠绵，那样的悲痛呵，后来，经历实际斗争的锻炼，终于逐步把他从个人主义的歧途慢慢引上宽阔的集体主义的道路来了。过去，曾经那样魅惑着他的幻想，他把它埋葬了；随着时光的过去，这些曾经走过的崎岖的思想道路的足迹，在他的记忆里已经逐渐褪了颜色，不好回头去寻觅了。现在被全昭乍然问到，不免感到有点茫然，无从谈起似的。是不是过些时候他能有那份心情来满足这位热情的求教者的要求呢？我们现在暂时不作猜测吧。
“这只玉镯将来分给你好了！”则丰说，“另一只给你——马仔，你留着将来给你的媳妇怎样？”则丰对着马仔说。
当时，抗日救亡的形势，要求人们拿起刀枪比拿起画笔更为迫切，他不得不同他的画笔告别了。到了学生军不久，他终于被吸收为光荣的共产党员。皖南事变发生，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公开“反共”了，在学生军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待不下去，他们集体背叛那个反动组织，走到自己的队伍——新四军来。之后，他就参加了地方群众斗争，又到过延安学习。抗战末期，他参加了到新区开辟工作的队伍，离开延安南下。
马仔不觉腼腆起来。
杜为人本来是一个印刷工人家庭的子弟，父亲去世得早，他的学费是由一个在银行做小职员的舅父帮助的。“一二·九”运动那年，他正在桂林艺术专科学校读第一个学期；当时戏剧家欧阳老先生领导那间学校，救亡运动比较活跃。在那期间，他间接地接受着党的教育。到毕业的时候，正是卢沟桥的烽火燃烧起来了，迅速地把他卷进抗战的洪流。起初，他参加国防艺术社，用他的画笔在街头和乡下，在群众和军队，画了法西斯的残暴，画了人民坚持团结抗战的力量和信心。随后，又参加了广西学生军，直接加入了抗日队伍的行列，开到安徽、江苏一带的抗日前线。
“那他俩不正是一对了？”谁说了一句。
小冯转了身急忙赶到全昭跟前去。杜为人也慢慢往回走。全昭刚才提出的那些问题却萦绕在他脑际。“她问我要道路，我不是也还在走着吗？虽说自己先走了一段，但是，中间是走了不少曲折而弯曲的小路过来的。是不是她们也想知道这些教训？”他边走边想。
“谁是一对？”银英板起脸，真的要发怒似的。
“好吧，全昭还在等你呢。”
有的人拿过金耳环来看了又看。杨眉拿起一只来轻轻地给苏嫂耳朵挂上，拍了拍手：
“是，是，一定照杜队长的话做。”
“大家看，苏嫂还是好漂亮呢！”
“你等一下，”杜为人叫住他，“工作要跟同志们商量着干，不要急躁，注意团结。对群众积极分子也要注意，把原则交给他们，就放手让他们去干，不要绑住他们的手脚。”
大家哄笑起来。
“那，我们就照你今天说的开了。”小冯说着，转身就要走。
“死丫头！”苏嫂含嗔地把耳环除下，放回桌上。
杜为人说：“我等下要找赵光甫的老婆谈话，完了还要给省委写个报告，今晚准备搞个通宵，不能去了。”
“还有一个大家伙呢！”马仔从小口袋拿出刻着图章的戒指来晃了一下。“给我，”则丰抢过来看了又看，羡慕地把它戴到中指上，凑到灯光下比了比。
“在榨油的那间小屋。杜队长去参加吧？”小冯问。
“这个指头是戴订婚戒指的，你想找个二房怎的？”梁正取笑着说。
全昭说完掉头就走了。小冯觉得讨了个没趣，又见杜队长默默地看着他，叫他很不好下台。杜为人问他会在什么地方开。
“管它个卵规矩。戴戒指，哪有一个指头结婚一个指头订婚？照你说，戴上这个手指头，洞房那时候就——”
“开会就走呗。你这样厉害呀？”全昭说，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我看你现在倒是不知自己是老几了？”
大家情不自禁地哄笑起来。
“全昭！”小冯拖长着声音叫唤，气冲冲地跑来，“你在这里呀，怎么你现在开会也要人请？”小冯很不客气的样子。
“我们还是把正经事情商量完吧！”苏嫂大声说。
静了一会，杜为人才又说道：“不瞒你说，当我个人主义的尾巴还没有割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还不成为主导力量的时候，要抛弃个人的爱好，是经过一场痛苦的斗争过程的。即算一旦尾巴割了，倘若新的思想还未牢固的话，一遇天阴下雨的天气，伤口又会生疼发痒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经常不断地自我批评，克服个人主义的回生。”
笑声稀稀落落地停了，屋外的青蛙、蛤蟆和别的什么东西，叫得很起劲。一股清新的气息在夜空飘散，月色不知什么时候从小窗口流了进来，在这小屋洒下亮光。
全昭沉默不语。
“还有话要说的吧？”则丰一边说，一边就着灯光仔细看手上的金戒指，“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你是未来的大夫，动手术应该是大夫的内行，应当懂得。不过，问题还不是大夫怎样割，主要是患者肯不肯自觉自愿接受手术。”
“大家都在这儿呀。”门口突然进来一个人。
“那，个人主义的盲肠怎么割呀？”
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区振民来了，他背起一支盒子枪，对大家问了问：“会开得怎样了？”
“那以后再说吧。不过，不管怎么说，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道路，就是要割掉个人主义的盲肠。基督教的《圣经》上说，有钱人要进天国就像骆驼要穿过针眼。我想，个人主义者要通过革命的关口，也好比有钱人要进天国一样不可能。”
小冯抢着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了区振民。
“人家是要你讲讲自己亲身体会的。”
全昭盯了小冯一眼，说：“人家则丰不会说，只有你一个人行呀！”
“我讲的，不都是你提出的问题吗？”
杨眉在全昭耳边轻轻地说：“你们两人今晚怎的，尽是抬杠。”
“杜队长，我真是要批评你了，你今天怎么总是给人家背书？”
“嘘，不要讲话！”丁牧制止了她们的私语。
“那要看在什么情况下说话。一般地说，不管是什么工作都可以为革命服务的，但根据具体情况就有轻重缓急之分。究竟哪些是轻，哪些是重，哪样该缓，哪样该急，就要服从于当时革命斗争的任务。”
大家都静下来，等待区振民说话。区振民环视了所有的人，望了望则丰，意思是：“都可靠吧？”则丰拿眼睛回答：“没有问题，你说吧。”
“难道革命就不需要美术人才吗？”
区振民还是不大放心，只是笼统地说，清明快到了，划阶级要赶快搞，把田快分下去。山上几个土匪要分出点力量来配合解放军清剿。说是他们中间有的不摸人民政府的底，怕回来得不到宽大；有的有变天思想，等蒋介石、美国帝国主义回来。为此，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做家属工作。最后，说岭尾村群众思想发动得不够好，有的人还到教堂去做礼拜，迷信那些上帝的鬼话。
“那，还不简单，为着革命需要嘛。”
“你看怎么办，老梁？”区振民讲到这里，转过头来问了旁边的梁正。
“你原先不是学的美术吗？为什么把它放弃了呢？”过了一会，全昭才问。
“老百姓就是那样的脑瓜，你把嘴巴讲得起了泡他也不听你的，比你教牛开犁还费劲。”
全昭一心在思索，没有注意到对方的话。
“你把人家比作牛，你自己是什么啦？”银英马上顶了他，轻蔑地瞪他一眼。
“明天可能要下雨。”杜为人自己喃喃道。
“谁不信，试试看吧。”梁正不在乎地喷出一口烟雾。
落日含着远山，天上是一片火烧云，树梢像披上火红的缎子。一种长着翅膀的蚂蚁在空中飞舞。
“我们长岭的人这两天为什么就不一样？我看你们岭尾有什么东西阻拦着吧？好些人看人都不敢抬头，说话总是有气无力的，就像石滚下长出的谷芽一样，黄黄的，也比不上田里的长得旺盛。”苏嫂把话都说了。
全昭沉默了下来。
“你们这边出点人去帮他们吧。”区振民说。
“当然，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跟一个非革命的军官是不好相论的，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我只是说，要说到自己的事，难免沾点主观，与其听他夸夸其谈，不如看他的实际行动。要了解人，主要是‘观其行’，而不必‘听其言’的。”
“好呀！快搞完快分田。”有人马上应声。
“他那种人当然是啰，可革命同志能那样言行不一致吗？”
开罢会出来，苏嫂同全昭、杨眉她们往东头去了，则丰、廷忠、小冯和丁牧、徐图他们则向西头走。廷忠看了看天空，月光周围绕着一个灰白的光带。“明天可能要起风，玉米这两天等着要雨呢。”他喃喃道。
“比如我有个小同乡，”杜为人继续说，“他是一个旧军队的军官，做起诗来不惜把自己描写成忧国忧民的英雄，记得其中就有这样两句：‘忧国常起舞，雪耻急如焚。’口气多么慷慨激昂呵！但是，一九三七年同日本真正打起来的时候，他老兄却赶快请长假，离开军队了。”
则丰没有搭腔。一会，则丰惊奇地嚷道：“看，这时候还有人烧野火。”大家跟着看去，老远的一带山峦现出一条火龙，映照着青色的夜空。“多美呵！真好看。”丁牧赞叹起来。
杜为人说：“每个人的言行思想大家都看得到的，用不着讲。一个人讲起自己的事情来，难免不夸张一些，粉饰一些，好像新娘子要出阁，总要抹点粉，和原来的真面目总会是有点不一样。”
“怪事，准是什么坏家伙干的，不要把树木都烧没了。”廷忠说。
“那不是更好了吗，那就是说，同你这样的思想品格，工作作风，在革命队伍中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呗。”
几个人又默默地走着。
“这，恐怕是你们见得还少的缘故，其实我的毛病、错误是不少的，比我有能耐的同志多着哩。”
“廷忠，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帮苏嫂把牛搞回来，你说她的牛死得怪，我看是有点道理。”则丰打破了沉默说。
“你就不能把你已经走过的一半讲一讲吗？我们都觉得你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反正他们几个坏蛋不回来，我就是不放心。”
“我现在也还在半路上走着呢！”
“你看，村里有没有人同他们通声气？”则丰怕谁听到似的，把声音放得很低。
“你不是过来人吗，就讲讲你的‘历程’，也行呀！”
“梁正这人可不可靠呵？”小冯插了一句。
她先从黄怀白和王代宗的问题谈起，接着谈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思想道路，完了，她问：
“没有根据可不能乱猜。”徐图说。
“要不要到河边去找他呢？”一种女性的敏感提醒了她，感到专门去找他谈思想问题，未免太突然。她想了又想，脚步迟疑起来。可是她终于走到河边去了，在那里她见到了正在河边洗衣服的杜为人。
“真金就不怕火炼，这回看他对他本村怎么个摆布吧。”则丰说。
吃过晚饭，她怀着香客般的虔诚来到队部，别人告诉她，杜队长到河边洗衣服去了。
他们说着说着，不觉走到该分头回家的地方了。
自从黄怀白、王代宗被调走以后，全昭对于知识分子的道路曾经作了一番思索。但是，以她这样的年龄和经历来探索人生的奥秘，即使凭着她早熟的智慧，凭着她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仍然是难于登堂入室，得出明确的答案来的。这使她想起这些天来一直支配着她的思想、让她由衷地敬佩的一个人来，“找他要‘钥匙’去吧！请他给开导开导”。想到这，她心上的阴云忽然闪现了一道阳光。
廷忠和小冯回到自己的家，推开门，冷清清的，老鼠在墙根吱吱乱跑。韦大娘抱怨声没有了，福生轻轻的鼾声也听不见。他点上松明，只见自己的影子在壁上晃动。心里顿然涌上一股空虚、冷落和寂寞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