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队到村里来已经一星期了。
按照工作计划和步骤,张文作了这样的安排:开头一个星期是在群众中普遍地进行访贫问苦。从访贫问苦当中去寻找苦大仇深的对象,然后着重对他进行个别教育,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再通过他去串联、带动其他广大农民起来斗争。但是,谁的苦最大,谁的仇最深呢?要说苦,看他们眼前的生活,都是半斤八两;要说仇,那就不易发现。几天来,工作队的同志所接触的,来回总是那几个漂洋过海能说会道的人,这些人能够告诉工作同志的,总是这样一些话:
“我们村里的地主就是那两三家,已经斗的斗了,逃的逃了;除非是分他们的田地,别的再也挤不出什么脓来了。”
老实一点的农民,不管你问他什么话,总是摇头,迅速走开了,好像躲债的一样。客气一些的就说:“这个,我不知道。”
面临这样的情况,工作队的同志反应是多种多样的:
杨眉整天皱个眉头,撅个嘴巴,像谁弄坏了她一件心爱的宝贝似的,每天早晨照着镜子总是抱怨地说:“这鬼地方的水把我的皮肤都给变粗了。”借口不懂话,没法接近这些农民,常常一个人拿本书,到村头的大榕树底下呆呆地坐着。书本也没解开她的烦闷,只有卖糖果的小贩摇着铃铛来了,她才活跃起来。虽然她才来不几天,可就跟卖糖果的小贩混得很熟,每一回小贩带来的一种鹅油酥饼,不管有多少,她全都把它买光。因此很快出了名,都说她是糖罐子。孩子们一听到卖糖的铃铛,就来喊:“四姐,卖糖的来了!”她除了带着书本在村头等着糖果,还有一件事就是等待区上通讯员送来的信件。她盼望上海的家给她寄来奶粉、肉松、饼干和多种维生素,盼望北京的同学告诉她圣诞节学校里是不是还同往年一样热闹;她认为全昭同冯辛伯都故意疏远她,自己就索性不理人家。但一个人又不堪寂寞,不好打发日子,正好王代宗每天过来向队长汇报,这才使她有个伙伴。有时,太阳要落山了,他俩还在小河边难舍难分地徘徊、流连,这样一来,村里便有人说长道短,流言也蔓延开来。
教授黄怀白到岭尾的第二天就去见了何其多。那天,何其多正在家里写春联。黄怀白到来的时候,他刚写完“知还庐”三个魏碑体的门首横额。
他桌上摊开一本并不太新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间还夹着一支红蓝铅笔。“解放前毛主席的著作真不容易看到,解放后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一本正经地对客人说,“这本书里指出我们新的国家的前途是明明白白的了。凡是不愿受外国人奴役的中国人,谁不赞成呢?”
“我这两天听说工作队同志要来了,”主人没等客人开口,继续说,“抽空叫家里的人把祖先留下的文书田契找了出来,清理了一下,正在列个清单,等诸位同志来了,就献交出来给农会,再过一两天就弄好了。分田还不马上进行吧?”何其多显示着大方而庄重,把话说完之后,带着探询的眼光留心对方的反应。
黄怀白给对方的风度和言辞迷惑了。心想:“此人倒还开明。”随口说道:
“何先生的学习精神可嘉。我们很惭愧,解放后会议多,教学也紧,学习上——”
“工作就是最好的学习呀!不错的,不错的。”
何其多边说边对黄怀白看了看,心想:“这人对共产党理论的学习态度似乎不太积极!”态度上很快和缓了下来。
黄怀白重新认真地打量了对方一番。他上身穿的是一件米黄色咔叽布衬衫,外面披一件开胸的灰色的毛衣,嘴巴含着一只同黄怀白用的差不多的英国烟斗,拖着一双黑漆拖鞋;头发同花鸭子似的,夹杂着一小半的白发。眼睛特别机灵,时刻都在提防和猜测旁人的目光,只要叫他看了一眼,谁也瞒不过他似的。
“何先生能把田地献出来,带个头,那,我们工作队倒是省力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何先生是——”
黄怀白说到这,何其多将含了好久的烟斗拔下来,抢着说道:
“那也是大势所趋,跟着大众走吧。我想,往后,国家变成了社会主义了,个人田地拿来做什么用呢?还能有失业饿饭的吗?”
“是的,那是不堪设想。”
何其多觉得对方这句话的意思很含混,眼睛贼溜溜地转了转,心想:“工作队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共产党的信徒!”
黄怀白自从访问了这位绅士之后,对当前土地改革运动产生一种看法。他认为:像何其多那样,认识到大势所趋,愿意把田地交出来的,一定不在少数。只要政府出一张布告,宣布没收地主的田地,分配给贫雇农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发动群众斗争呢?
虽然产生这样的思想,但是他总也不敢表露。他知道,虽然他自己是法学专家,是教授,可是,现在他不是站在讲坛上,而是要从这场实际斗争中受群众的监督,实行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对他来说是“不堪设想”的,怎么好呢?几天来,不是到河边去捡小石子,就是同钱江冷谈论巴黎的沙龙和纽约的摩天楼。但是不久,在这方面他嫌钱江冷谈来谈去尽在美术和音乐的圈子里转,太腻;在钱江冷那方面则发觉他庸俗,没有可谈的。后来,梁正从山里砍回一根龙骨树枝送给他做手杖,从此,他有事情做了。他听从老乡们的话,烧着一堆稻草,将树枝熏一下,把它压直,然后再把树皮剥光,变成一根同龙骨似的乳白色的棍棒,但是剥过皮的棍子,表皮挺毛,不光滑,而且那些节骨眼还是留着粗糙、锋棱的刀痕。他又听老乡讲的捡来好些碎磁片,仔细地把棍子的节眼一个一个地刮着,随后又划着一根一根的洋火燃烧棍子上每个节骨的刀痕,就跟一个雕刻家那样用心。说是要把它带回北京作纪念。
钱江冷也有她独特的趣味和消遣的办法:常常带着彩色的粉笔、讲义夹子和一只帆布的折凳,一个人到河边的磨坊,或村头的榕树下,对着这一带的橄榄林、远山和河岸去画画。有时,在晚霞的映照里,老乡们挑着柴禾回家,她硬要人家站在路边给她做模特儿。
副教授徐图听赵三伯告诉他,就在这个乡的南面有个小山叫“将台”,是壮族一位首领侬智高誓师抵抗宋朝名将狄青来侵的地方。他特地跑去瞻仰了一趟。
诗人丁牧听到大家嚷,这地方冬天还那样暖和,带来的棉袄和皮衣变成了累赘,对人幽默地说:
“我们失去了一个冬天!”
引起杨眉一阵嘻笑。而这句“诗”就在工作队当中流行起来。
全昭见到这些情况,心里直纳闷。一天晌午,在油榨房附近遇见队长张文从岭尾村回来,她直率地劈头就说:
“队长,我看我们这些人不是来为老百姓的翻身做事,倒像是游山玩水来了,个个东游西荡的,想个办法吧。”
“别焦急,经验证明,急躁顶不了事。”张文不大在乎地说。
“不焦急也要有个不焦急的办法嘛!”
“怎么没有办法呢?不是说这个星期是访贫问苦吗?你个人访问了什么?你说说看!”张文就像老师考学生一样,留心地打量着这位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女学生。他仿佛才发现她长得倒是挺文静,说话却那样锋利,不免诧异起来。
“原先不是分配我去做儿童工作吗?”全昭反问了一句。
“现在也没有人否认你做那个工作呀!你做得怎样了?了解到什么材料?说一说。唔,青年人敢于提意见好是好,可惜,往往把实际情况给忘了。这都是缺乏锻炼,经验证明——”
“我已经把这个村的小孩子组织了一个儿童团了。这两天正在教他们唱歌。”
“我说,同志,我们不是画眉鸟,光会唱歌不解决问题。”
“谁说光是教歌呀!”
全昭感到受了委屈,正要作分辩,对方马上截住,说道:
“我看是这样吧,我才同老区商量好了,明天开会,各人汇报几天来访贫问苦的情况。”
本来全昭想告诉他:这几天她拿《铁木儿及其伙伴》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发动他们组织起来,协助贫雇农向地主恶霸做斗争,大部分的小孩都愿参加儿童团,愿意把村里的事情告诉她。但是,队长却表示不耐烦,把她扔下,自己走开了。“这人怎么这样主观呢?”全昭目送着这位队长走了好远,心里直纳闷。
全昭窝的一肚子气,没处说去。低下头来发现右边脚的鞋帮给老鼠啃了一个洞,袜子后跟也磨破了;裤脚管那天晚间溅上的泥浆还没有脱净。
“洗衣服去吧。工作问题明天开会好好提出来讨论。”这样决定后,脚步举得轻快起来。回到房间,关上门,把衣服换了。衣服太脏了,领子有一道显眼的污泥。她顺手用杨眉的小镜子照了照脸,觉得晒黑了。这对她来说,反而更加显得妩媚而端庄。但是,她自己好像生了谁的气似的,立即将镜倒转来,放回杨眉的床头去,抱起衣服就走。
出了门来,她眼里还显现着刚才镜里的面影。
“我怎么就老碰上那些个鬼呢?要是长个大麻脸就安静了!”她一边走,一边在想。
她今年七月二日才满二十岁,已经在北京大学读了四年级课程了。头一个学期学校的门警还不相信她是个大学生,每次都要细看了她的学生证然后才让她进门;这两年却长得特别快,不但长得健康、结实,而且显得苗条、标致。从来没见她用心打扮过,但是,她往往给第一次见面的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除了外表,还包含着她那典雅、端庄的风度,那亲切、真诚的情感,开朗、严正的思想,和那优美的谈吐。
正是她的这些优美条件,无形中给她添了不少麻烦。临来土改的那几天她整理书籍,发现几年来,她一共就接到二十三个人的信。
“这些个‘鬼’真难缠,讨厌死了!”每次收到信,都叫她感到怨烦。
当然,写信的人有的是她的同学,有的是在校外一起搞社会活动时认识的同志。信写得总是火一般的热情。开头一封两封她还觉得新鲜,后来看得多了,再也没有意思了。只是临走时收到的那封倒是特别,里边什么话也没说,只给她开了一个治毒蛇咬伤的药方,说是南方农村多蛇,这个药方有特效。这人是谁呢,信上没有名字,从笔迹又辨别不出是哪一个熟人写的。
“世界上总还有只为别人的幸福,而不存私心的人呵!”
全昭一想到写这封信的怪人,心里就爽朗起来,觉得一个人能够关怀别人、急救别人的危难是最高尚的品德了。她觉得自己学医,正是符合这个理想。
“明年,我就是一个为人民解除疾病的大夫了!”她一边走,一边想。
这是从村边流过的小河。河水清澈像面镜子,两岸长着翠竹,有的竹子倾垂于水面,一只翡翠鸟站在竹枝上,等候着水里的游鱼。一会儿,敏捷地钻入水底,含着一条小鱼飞走了。河水缓缓地流动,阳光透过树丛映到河面上,像一匹金色的缎子。
全昭拿着几件衣服来到河边,跨在一块小石头上,蹲下来准备洗衣服。她俯向水面,又看到刚才镜子里见到的自己的容颜,她对自己凝视了一阵。“我这一辈子应该给人民做些什么有用的事业呢?”她深深地问着自己。几条小鱼从她脸上游过,当中一条使劲地摆着尾巴,翻了一个小浪,把端庄而秀美的面影弄乱了。她这才轻轻地将衣服浸到水里,开始她认为费时间的劳动。
不一会,杨眉和王代宗从岭尾村过来,他们到了河滩就不往前走了,两人在河滩上捡着晶莹如玉的卵石。
“我要捡一口袋拿回北京去养水仙花。”杨眉边捡边说。
“什么时候能回去呵,还早着哩。”王代宗冷言冷语地发感叹。
“你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杨眉试探地瞟他一眼。
“我悲观,可没有哭过鼻子哩。”
杨眉不觉红起脸,不再说话。两人都埋在沉默里。
“你看!”王代宗叫杨眉看河岸上的几株木棉树。树上面是一群八哥鸟在歌唱。
王代宗见杨眉没理睬。停了一阵以后,才自己对自己喃喃道:
“我认为做人应该同木棉树一样,在什么树林里都比别的树长得高。”
“木棉树真是那样的吗?”杨眉这才好奇地问。
“是这样,一点不差。”
“你真有心机去注意这些东西。”
“这也是人生嘛!”
“什么人生?是你个人的人生观吧,个人英雄主义!”
“随你给扣什么帽子都好,我可不在乎。”
两人又谈不下去,各自想各人的心事去了。王代宗捡起一块小石片往河面打“漂漂”。
“一、二、三、四……”王代宗数着石片在水面飞漂的次数。
“来,咱俩比赛。谁赢谁请吃米粉。”杨眉也捡到石片,挽起袖子,等着王代宗捡来石片,两人准备往河面打去。
“我先来,”杨眉说,弯下腰来把石片轻轻打出去,眼睛盯着石片在水面跳跃,口里跟着数,“一——二——三——四——五!”
石片像青蛙一样在水面跳了五下,终于落进水里了。
“好,看你的了。”杨眉瞟了王代宗一眼。
王代宗不大用心地把石片扔了出去。杨眉数着:“一——二——三,三下,你输了。”
“输了,有米粉吃还不好,你赢了的请客吧。”
“你不是要比木棉树吗?这下子怎么就甘心落后啦?”
“那,要看在什么情况下说话。”
全昭把衣服洗完了,觉得腿有点麻,站起来,跺跺脚。回头一瞧,看见杨眉和王代宗两人的背影。心想:“这两人怎么躲来这里玩呵!要不要惊动他们?”她又蹲下来,脱下鞋子做垫子坐,把两只脚放到水里去。她秀美的小腿像两支玉柱,在水里显得更加柔润、光洁。左边的腿肚有个小铜钱一样大小的伤痕。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敌人飞机的炸弹片给留下的仇恨。那时,她才是小学二年级的小孩,现在已经是快要离开大学的青年了。
她现在让清凉的水从脚上轻轻地流过,凝视着倒下水面上的那根竹子。好像在想:“生命是那样容易过去的。”总之,她不觉沉浸于一种自己也说不清的遐想。等到她把视线收回来的时候,眼前就出现自己在水里的面影。她想起那些来信的语言,想起那个治毒蛇的药方,想起书本上讲的故事。……
“呵,我们发现奇迹了。你看,全昭也来这里!”王代宗回头走时,看见了全昭嚷开来,拉起杨眉的手,往全昭这边走来。
“全昭!”杨眉边走边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