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为什么要问？”
“我有什么放不放心的，你把他们带到哪里关我什么事？”
“唔。”银英给顶了一句，一时讲不出话来了。
“放心！保证没有把他们带错路就是了。”
过了一会，银英盯着对方尴尬的脸色问：“问你，你到这里来干吗？”
“回来那么快，你把工作组同志带到了吗？”
“来看看我昨晚在这地里装的野鸡。”马仔煞有介事地回答。
银英同他的眼光碰着了，却没有同意他的眼光，只是问道：
“你真的在这块地边装野鸡？那不早点来看，叫旁人见到都给拿走了。”廷忠说，很替他惋惜。
“你自己做贼心虚，别人都没有被吓着。”马仔说着，盯了银英一眼。没有注意韦大娘窘惑的红脸，也没有发觉廷忠忧郁的神色。
“你听他给你胡诌吧。”韦大娘意味深长地瞅了丈夫一眼，拿眼睛瞟着旁边的银英，顺手把她自己当作坐垫的一捆树叶往前挪动了几步。
“我说是谁呢，把我吓了一跳。”韦大娘果然是受惊了，自己都能听到心跳的声音。
大家一时都没作声。一只乌鸦飞来，停在地头的一株光秃秃的木棉树上，叫了两声又飞走了，鹞鹰在天空盘旋，吱吱哩哩地叫唤。
“捡到多少啦？”终于，马仔大声地问道。接着，他走到廷忠旁边，也蹲了下来，用他手上的扁担去刨了刨土，马上捡到一颗白壳的花生。自己给自己算卦：“如果豆荚里两粒花生仁全是好的，我同她的事就成了！”许了这愿以后，他心跳得厉害，屏着气，仔细地剥开了豆荚，一看，原来是瞎的，一粒也没长成，不禁失望地把豆荚丢了。
一会，马仔突然问道：“昨天夜里你们听到打枪没有？那三声枪响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他往山坡地里仔细瞭望一阵，认得是银英跟廷忠夫妇三人，在那里刨花生没错。于是，想了想，鼓起勇气，绕着小道走到她身边的地头来了。廷忠他们都蹲在地里拿着小锄头刨土，仔细地寻找由于主人们的粗心而遗留下来的一颗两颗花生，马仔的来到并没被他们发觉。银英脖子后头那根拿红绒线扎起来的大辫子，把马仔的心触动了一下。
“又是他们几个民兵搞的什么名堂吧！——不知道。”廷忠说。
这地方，虽说是严冬，却不见冷，只要一出太阳，气候还是挺暖和。现在，湖水似的天空轻轻地飘着白云，小溪活泼地湍流；雀鸟尽情地歌唱、飞翔；田里是一片嫩绿的菜蔬；留着做年节供果的金黄色的柚子，点缀着葱绿的树。马仔生长在这样的天地，要他说出这地方有什么可爱，他可说不上来，但是要他一旦离开，他可就很踌躇了。前年清匪反霸结束的时候，工作队的同志动员过他出来参加工作，开头他是蛮高兴的，过两天正要走的时候，却犹豫起来了。这片乡土对他来说，仿佛是池塘对于鸭子、树林对于雀鸟一样。但是，旁人说，叫马仔留恋的还不是乡土而是人。这点，马仔自己嘴巴不敢承认，心里却是明白的。
“枪声远，我看一定是山上那几个土匪闹的。几个该死的家伙还不肯下来自新，哪天给活捉就完蛋了。”马仔一边拿着扁担刨土，一边说，“呵！这块地方掉的不少呢！是殿邦四叔的地吧。”他将捡到的一把花生扔进廷忠的篮里去。“人家有吃有穿的，才不在乎这一星半点东西呢。”
马仔把工作队的人带到梁正家以后，仿佛有什么东西丢在路上，急急忙忙往回走。他一路走，一路回味着刚才谁唱的山歌，嘴边不觉泛起一丝笑影，脚步举得格外轻快。
他们各人只顾留心各人挖起来的新土，注意看有没有要捡的。谈话是断断续续，有一句没二句的，过了一会，银英才问道：
区振民同丁牧交换一个眼色，好像是说：“这小鬼有意思。”
“马仔，你听工作队说，山上那几个土匪要是给抓到了，能对他们怎样？”
“找梁大炮吧，他家在西头，走吧。”
“那还不简单，枪毙呗。”
区振民立时决断地说：“我们不见他，先找民兵队长。”
“枪毙？”银英立时睁大眼，十分惊讶，“赵光甫要是死了，亚升可就可怜了。”
马仔故意装作没听见人家问他的话，只管说：“这就到了，何老爷家就在村头的荔枝园。同志们是不是先去见三老爷？”
“活该。谁叫他当土匪！”
王代宗问：“马同志，唱歌的是谁呀？”
廷忠说：“赵光甫就是嘴巴馋害了他了。为了吃喝总是赊来借去的，赊欠太多，没有办法了，才跟人走上这条转不回头的单边路。照他人品说，倒不是做这行买卖的人。”
“嗨，真不简单，这不单是歌词好，歌声也挺美！”钱江冷惊讶地赞赏起来。
“那他为什么不出来自新？”马仔问。
枉过呀，一春又一春。
“哎！嘴巴说倒容易，要真的出来了，你能保得住就没他的事了？”
青藤不攀芙蓉树啰，哥呀哥，
“现在人民政府讲话一是一，二是二，不会假的。”马仔认真地说。
世上呀，哪有树缠藤；
韦大娘听他们讲到这上头，拦着说：“真也好假也好，反正不关我们的事。”
山中只见藤缠树啰，哥呀哥，
“怎么不关我们的事？”银英停着手上的锄头，望着韦大娘说，“让他们老在山上抢人劫货，我们上山打茅也不放心呢。”
“听，那边有个女的唱了！”钱江冷打断马仔的话，大家都没作声。歌声在野地里飘扬开来：
给银英这样一说，韦大娘也不再说什么。她方才被马仔无心说了一句做贼心虚的话以后，讲话就特别小心，不大爱搭腔，有时还用眼光警告着丈夫，叫他不要管闲事，免得招惹是非。巴望马仔快点走开就好了。但是，又矛盾，希望马仔多待一会，给她讲些工作队的事情。心想：“这回工作队来是不是真的要分田地？如果真分了田，地主老财他们能自各种地犁田吗？地主变穷了，三奶奶给的东西，会不会又来追回去？”韦大娘一边想心思一边刨地。刨了好大一片也没捡到一颗花生。
“什么稀罕呵！这样的山歌可多呢！你要多少有多少。”马仔不在乎地说。
银英回过头来看到她刨起来的地方，有好多颗花生她都没捡到，不觉说道：
“石板破鱼难下刀，多形象的语言呵！好，劳动人民的想象力真丰富！”丁牧赞叹了一番，立即拿出本子来记下。
“怎么啦，你嫌刨得太多，不想要了不是？看你后边有好多颗你都没捡。”
石板呀，破鱼难下刀。
“我以为是瞎了的，刚才在头前还捡得多一点，这一截人家捡得挺干净。帮人家刨了半天地，才得不到一斤花生，真是不上算，另外找地方刨红薯去吧。”韦大娘摇了摇篮子。
真心情话难开口啰，妹呀妹，
“前面苏绍昌的红薯地才挖了不几天，没人刨过，去吧！”马仔说，随即站了起来，准备要走了。
天天呀，见妹两三遭；
“你自己走吧。没人陪你去看你装的野鸡。”
河边码头步步高啰，妹呀妹，
“你可是好厉害呵！”马仔说，摘下一张树叶，吹着口哨走了。银英盯着他的背影，直到被树丛遮住了，才又回头来注视刨起的地面。心想：“这人就跟嫩姜似的，没有辣味。”
这时，田野里有的在挖荸荠，有的在刨花生，有的在冬耕。马仔远远地看到银英和廷忠夫妇三个人，在小山坡的一块地里刨花生，心里不禁悸动，终于提高嗓子唱：
马仔走后，留下的三个人都没作声。随后，飘来两句山歌：
“不要唱新的，唱旧的更好，唱吧！”丁牧一听到要唱山歌就同酒鬼闻到酒味似的，兴致勃勃。
山上的老鹰叫着口渴呢，
马仔推托了半天，说是新的没学会，旧的都是一些老封建东西，不时兴了。
林中的泉水却给树叶盖过了！
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嚷嚷。
“银英，你听出是谁唱的吧？”廷忠带着笑，瞧了瞧银英。
“对，对。”
“谁爱唱谁唱，什么口干颈渴的，干死了也没人理他。”银英说。
“请马同志给我们唱支山歌听听好不好？”
银英在解放那年的清明前后曾经嫁到那坡村一个姓周的家里，丈夫比她小两岁，虽说人长得又白净又清秀，而且在圩镇上还是个篮球队员，不过，不懂什么缘故，银英过门去才满三朝，就回娘家来了，就是逢年过节也不再回婆家去。意思倒不一定是不落夫家，实在是因为两人谈不来。不管怎样，她也不愿再同那个男人见面。她，人挺聪明，除了干农活，还会绣鞋、织锦，会编歌，每年附近的歌圩那里都能听到她的歌声。可就是谁也没得过她绣的荷包。
“这位老乡太好了，给我们讲了那样多的故事。”
解放以后，听人说，往后结婚，由各人自愿，做父母的不得强迫了。这样，她更是放了心，不再为那个冤家牵肠挂肚的了。不过，人的心情总也没有平静的时候。这头心事放下了，另一头心事却又涌上来：“到底找个什么人呢？”这苦恼老缠着她。她知道，也看得见，她的背后是有好多爱慕的眼光追随着她的。她自信要是在他们当中选择一个，比到田里摘只瓜还容易。正是这样，她就不焦急找个什么人拴住自己的手脚。
“呵！有了！”过了一阵工夫，马仔兴奋地说道，“临解放那几天有过这样的事：有一天来了一架飞机，在我们这几个村子上绕来绕去。飞机飞得很低，翅膀都快碰到木棉树了，飞机上的人，我们都看得见。后来有人说，这架飞机飞到邻近一个什么地方落了下来。半夜里来了三个人在岭尾村等船去香港。那几天国民党的兵从这里败退，兵荒马乱。上边百色没有电船下来，何其多把那三个人收留到他家住了十来半个月才坐木船走了。”
冬天的太阳过得特别快，一下子就从南边偷偷地溜到西边去了。山坡的牛群有的挺着鼓胀的肚皮在游荡，有的躺在草坪反刍。牧牛的人烧起野火，吹着口哨引风，火势迅速蔓延开来，空中飞舞着浓烟和草灰，鹞鹰在上面盘旋。
“想想看，你们要想知道什么的吧？”马仔认真地想起来。
廷忠站起来伸伸腰，把篮子摇了摇，很失望。瞅着银英和韦大娘一眼，叹了叹气。停了一会，自己对自己喃喃道：
区振民看了看马仔，问：“我看你就知道那么多了吧！还有没有啦？”
“刚才我们没有问马仔，工作队同他讲了什么话没有？”
“这地方还不简单哪！”钱江冷感叹了一声。
银英听了带着询问的眼色看了看韦大娘问：“昨晚不是有个女同志到你家去吗？你没有问她？”
“在。听人说，他一年总是要去香港、广州一次两次，住上个把两个月才回来。”
“没有问到。”廷忠说。
黄怀白对这特别感兴趣，问：“现在那个美国人还在吧？”
“你真怕事，为什么不问问她。”
从他的话里，大家知道岭尾村的南头，沿着橄榄林一直走，不到三里地，就是右江。这是一条大河，从百色下南宁来的电船就从这里经过。河流到这地方，有一个大转弯，仿佛拉满的弓一样，形成一个半岛，岛上有个村子叫作灵湾。好多年以前就来了一个美国人在那里造了一座教堂，蒙骗村里的人去听教。另外还办了一间麻风医院，在这方圆一二百里的地方凡是得了麻风病的人都被收来医治。病情轻一点的人平日种着香蕉、橘子和菠萝，每年都有好多水果运到城里去卖。
韦大娘说：“不要说问人家了，倒反叫人考了呢。”
大家给这一长串的谈话打开了新的境界，一时找不到话来说。继续走了一段路以后，马俊才又向大家介绍起来。
银英望着廷忠问：“是吗，她问你什么？人家看见你还把她送出去好远呢。”
“有，”马仔说，“也是姓何的，他们都是同一个祠堂，是‘其’字一辈。因为刚解放时通匪，被镇压了。财产都叫大家给分了。”
“就是问村里谁是地主恶霸，谁是坏人什么的。”
“除了他这一家，还有哪些地主？”谁问了一句。
“你都说了谁？”韦大娘直瞅着丈夫问，意思是说：“你真的告诉人家了吗？”
“我们又不是算命的，不管他的年庚八字了吧。”区振民说。
廷忠避开老婆的目光说：“没有怎么说。”
“四五十岁了吧，样子倒不见老。照说我们村里覃俊三比他老样多了，可是，倒反叫他做内兄。”马仔说。
“看你真是那么怕事。要是有人问到我，我一定把那些家伙的祖宗三代都给他诌一通。”银英说。
“他有多大年纪啦？”有人问。
“同他们这些外地外村的人讲那些话有啥好处嘛。人家现在同你讲得再亲，三天两日还不是要走了，要是得罪了自己街邻近舍的，日后怎么好相见。”韦大娘担惊害怕地说。
马仔听人家叫他同志，心里挺舒服，越发喜欢说话了。他说：“那何家，自从二老爷得吐血症死去之后，他家就没什么男人了。女人也都常住在城里，每年冬天收租时候，才回来住个把两个月，把租收完又走了。只是老三，这位到过东洋留学的何其多，在临解放的前半年，突然回来了。从电船上运来好些箱柜，他家的几个看屋、养马的长工搬了一夜也没搬完，第二天早上人家见到码头上还有十来只藤匣木柜撂在那里。这位三老爷虽然把那样多的东西运回家来，但是，奇怪，他的老婆却住在城里，没有同他一起回来住。另外，他跟死去的二老爷不同，对待佃户和贫苦人家都好，谁家欠他的租谷、利债，要是实在有困难，还不上的，求他说一下，他都答应：‘明年丰收了再给吧。’刚解放那时节，到处闹匪乱，县上和部队下来了工作队，搞清匪反霸。他自动地帮助工作队在这一带地方做清匪工作，叫一些散匪出来自新。后来搞退租退押的时候，本来他家应该只退五千斤谷就够了，他却把城里的铺头卖了，得万把斤谷的钱全部都交给农会了。正是这样，大家把他划为开明士绅。”
“这话说在我们穷人里头倒还是个道理，要说在地主老爷他们那边，可不一定。他们哪个跟我们认过亲？我们的牛走过他们门口都说是踩脏了他的路呢。”
“马同志，那姓何的，现在他家还有什么人？”
“当然啰，地主老财好比这地边的大树，能把它拔掉了好是好，免得它遮了日头，害了庄稼。只是，树根扎得太深啦，一时拔不倒。”
给区振民他们带路的是昨天在路上大家见到的马俊。他人活泼，好说话，见工作同志同他谈话，一路上都很高兴。听他介绍，这个村不大，一共也不过三四十户人家。何家是大姓，其次是梁姓，另外有几家几户杂姓。村里在外面读书做官的人比别村都多，原因是姓何的一家地主，从他祖父起就在土司的衙门里掌管钱粮，后来他父亲、叔伯都读了洋学堂，有的做过县知事，有的当过审案子的法官什么的。儿子这一辈，老大是个带兵的团长，现在不知在台湾还是逃到缅甸什么地方去了。临解放时，还随同他的部队打这里逃走，有人说，到钦州被解放了，有人说，他们那一伙是从睦南关进越南地界去了；老二在外面读了书回家来就没做事，只蹲在家里收租子、放利债、贩卖大烟；一个人就讨了四个老婆，成天抽大烟、养画眉、斗鹌鹑过日子，到日本鬼子打来那年，得了肺病，大吐血死了；老三到过日本留学，一直都在外面当官，很少回到家来。因为何家几代都是在外头做大官，村里的人跟着出去当差做事的不少，现在有几个在香港、台湾还没回来。马仔讲到这，停了一下，大家也都没有作声。一会，有人问道：
“看你倒是会打比方呢。”韦大娘不满意地瞅了丈夫一眼。
早饭之前，张文和区振民商量的结果，由区振民率领黄怀白、钱江冷、王代宗、丁牧等一个小组，到岭尾村去；其余的人统统留在长岭作为中心小组，由张文领导开展工作。副教授徐图原来是队副，在小组里就没有再让他担任另外的职务。中队部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王代宗觉得把他跟杨眉分开了，有点不大痛快，可是，也没好意思提出来，后来知道岭尾村就在这村的后尾，过了一条小河，不要半个钟头就到，也不再讲什么了。
“好了，你们在这刨吧，我去前面刨红薯去！”廷忠没有等韦大娘说完话，一个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