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成四折的纸，隔着栏杆递给了我。
“艺术家，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那本书，我不出了，你安全啦！”
“你妈和弗朗西斯真是两个混账！”他说，“幸亏我在出书之前找到了这篇文章，要不然就该被笑掉大牙啦！”
“滚吧，斯特凡纳。”
我打开那张纸，这时，天空中鞭炮齐鸣、礼花绽放。那是《尼斯早报》一篇旧文的复印件，文章的发表时间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是在悲剧发生后的第五年。
这扇铁门，我不会打开，它象征着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隔阂，那道永远无法消逝的隔阂。皮亚内利是个叛徒。我们再也不会接纳他。
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公共设施惨遭破坏
“可以让我进去吗？”他一边问，一边紧紧抓住铸铁大门的栏杆。
圣诞夜，位于索菲亚-昂蒂波利科技园内的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惨遭破坏。最为严重的损毁发生在这所国际中学的体育馆。
他满嘴酒气。
十二月二十五日清晨，预科班班主任安娜贝尔·德加莱女士发现了破坏现场。运动室的墙壁上被写满侮辱性文字和标语。破坏者也打碎了多块玻璃、破坏了若干灭火器，并损毁了更衣室的门。
“嘿，托马斯。”
德加莱女士已报警，并表示，做出破坏行为的一定不是本校学生。
“斯特凡纳，你想干什么？”
警方已开始调查并进行了例行取证。在等待警方调查结果的同时，校方正在展开必要的清理工程，以保证体育馆在一月五日学生返校前重新投入使用。
我丢下客人，打开室外灯，随后顺着小径向下走到门口。斯特凡纳·皮亚内利正在铁门外等我。他看起来不太精神：头发很长，胡子很密，眼圈发黑、双眼充血。
克劳德·安热万
七月十四号晚上，为了庆祝马克西姆出院，我在父母的房子里举办了一场聚会。参加聚会的有奥利维耶、马克西姆、他们的两个女儿、范妮，甚至还有波利娜·德拉图尔——事实证明，她是个聪明有趣的姑娘。我们俩后来和解了。为了哄孩子们开心，我用露天烧烤架烤了牛排，还准备了热狗。我们开了一瓶夜圣乔治葡萄酒，随后坐在露台上，欣赏昂蒂布海湾燃放的烟花。烟花表演刚刚开始，外面的门铃就响了。
文章附了两张照片。第一张再现了体育馆被破坏的严重程度：被乱涂乱画的墙面、倒在地上的灭火器和破碎的玻璃窗。
毋庸置疑，情感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我们的生命是多面的，往往会令人难以捉摸，暗藏着自相矛盾的憧憬与渴望。我们的生命是脆弱的，既珍贵又无足轻重，时而淹没在孤独的冰水中，时而沉浸于青春之泉温润的细流里。我们的生命，更是永远都不可控的。哪怕是秋毫之末，也可让一切毁于旦夕。一句低吟的话语、一个闪亮的目光、一抹迟来的微笑，都能让我们飘飘欲仙，也能让我们遁入虚无。即便一切都不确定，我们仍别无他选，只能一边假装掌控住混乱局面，一边希望心灵的百转千回能够在上帝的神秘旨意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雯卡和克雷芒的尸体再也找不到了，”皮亚内利怒吼道，“肯定找不到了，不是吗？你妈和弗朗西斯那么聪明、那么狡猾，怎么可能留下什么尾巴。艺术家，我不得不对你说，你和你的朋友们真该好好感谢你们的父母，他们帮你们清除了大麻烦。”
作为他们的孩子，我并不一定非要效仿他们，但必然要努力捍卫这份精神遗产，并从中汲取些许教训。
在第二张照片里，我母亲正交叉着双臂站在那儿；她身穿合体的西服套裙，梳着利落的发髻，表情沉着镇静。在她身后，是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的宽大身影；他依然罩着那件百穿不坏的皮衣，一手拿着瓦刀，另一只手拿着凿子。
他们的人生经历很不寻常，充满了痛苦、冲动与矛盾。有时，他们缺少勇气；有时，他们又很忘我，令人肃然起敬。他们活过，他们爱过，他们杀伐过。在某些时候，他们也曾被激情冲昏过头脑，但他们或许已经尽力了，尽力摆脱平庸的命运，尽力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挑起肩头的重担，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说出“家”这个字。
一切都再清楚不过了。一九九七年，也就是杀人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年，距离母亲卸任还有几个月，她和弗朗西斯决定清理掉体育馆墙壁内的尸体——他们不可能每天顶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生活。为了让弗朗西斯顺理成章地参与其中，他们伪造了这起破坏事件。翻修工程是在圣诞假期进行的，那是校园里唯一一个空无人烟的时间段。弗朗西斯犹入无人之境（这次无须艾哈迈德的帮助），挪走并彻底处理了尸体。
我三位“父母”走过的路，令我思绪万千。
我们那般害怕尸体被发现，殊不知它们早在二十年前就从校园消失了！
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变了，我因此觉得心安。令我备受煎熬的焦虑已然消失。我成功地寻到了根、溯回了源，从此脱胎换骨。当然，我也有遗憾：遗憾直到母亲去世才跟她和解，遗憾直到里夏尔入狱才与他亲近，也遗憾从未以儿子的身份同弗朗西斯交谈过。
我神情恍惚，再次看向弗朗西斯。他锐利的目光似乎刺穿了摄影师的镜头，进而通过这镜头，刺穿日后所有挡住他去路的人。他的目光如钢铁般坚定，仿佛是在硬气地说：我不惧怕任何人，因为我永远都懂得未雨绸缪。
随着一天天过去，我们一边享受着彼此的陪伴，一边守候着一场狂风骤雨；然而，在我内心深处却默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它永远不要爆发。
皮亚内利走了，并没要求留下。我慢慢踏上小路，走向我的朋友们。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才完全意识到我们终于无所畏惧了。走到楼上后，我又最后读了一遍那篇文章。当我仔细观察照片里的母亲时，我发现，她的手里握着一串钥匙。大概是那该死的体育馆的钥匙吧。那是过去的钥匙，也是为我开启未来之门的钥匙。
即便皮亚内利的书始终是挥之不去的威胁，马克西姆、范妮和我仍照常生活着，仿佛它不存在似的。我们已经过了在恐惧中生活的年纪，也过了想去说服别人、证明自己的年纪。我们必须做到的只有一件事：不管发生什么，从此风雨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