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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玫瑰的遭遇

“我怎么会知道?你为什么要拿这事来烦我?”

里夏尔发火了:

“有个记者告诉我,警察提取了两枚指纹,其中一枚是雯卡·罗克维尔的。你还记得她吗?”

“装着巨款的包。”

听到雯卡这个名字,里夏尔突然转过身来面向我,坐进了一把碎纹皮的扶手椅里。

“什么包?”

“当然记得,那个失踪的女生。她……像玫瑰一样明艳。”

“你难道不知道这包是谁的吗?”

让我无比惊讶的是,这位曾经的法语老师,竟眯起眼睛,朗诵起了弗朗索瓦·德·马勒布的诗歌:

“可能是吧,我记不清了。”他头也没回,装腔作势地说,“有一棵棕榈树必须得砍了,你看到了吗?都是红棕象甲虫给害的病。”

……可在她的世界里,最美的东西

“这笔钱被放在那儿时,差不多就是你在任的时候,对吧?”

都有着最悲惨的命运,

我把他拉回到文章上来:

她如玫瑰般

“现在咱们家到处都是这些该死的松鼠。它们甚至咬断了电线。真是不可思议。”

遭遇着玫瑰们的遭遇,

他交叉双臂,站在一扇玻璃窗前,用下巴指了指泳池周围草坪上的黑点。

在清晨时分……

“看过了,这事太离谱了。”

里夏尔顿了几秒钟,第一次向我发问:

里夏尔抓起眼镜,但没有戴上,只是透过镜片迅速朝屏幕瞟了一眼,随后就把它放下了。

“你说有两枚指纹,是吗?”

“你看过这篇文章吗?”

“警察还不知道另一个指纹是谁的,因为没有记录。但我敢肯定,那绝对是你的,爸爸。”

一进门,我就把手机递给了他。屏幕上是《尼斯早报》的那篇文章,文中详述了发现装有十万法郎的运动包一事。

“你在胡说些什么。”他惊讶地说。

里夏尔一边擦手,一边抱怨我的神神秘秘,接着便把我带进了他在楼上的一方小天地。那是一间藏书丰富的宽敞书房,布置得有点像英国的吸烟室:切斯特菲尔德沙发、非洲小雕像,还有各式老猎枪。两扇大玻璃窗让这里成为整座房子的最佳观景点。

我坐在他面前,把手机拿给他看,屏幕上是皮亚内利在社交网站上找到的照片。

母亲正在旁边走来走去,我暂时还不想让她卷入其中。

“你还记得这个包吗?咱们两个去打网球时,你用的就是它。你喜欢这包柔软的皮质,还有它的颜色,那种近乎黑色的深绿色。”

“我们可以去你的书房吗?”我无视他的提问,径直对他说,“我想给你看样东西。”

为了看清我的手机,他再次拿起眼镜。

“在纽约过得怎么样?有没有被特朗普搞得很糟心?”他一边问,一边在水龙头下仔细洗手。

“我看不清。你这屏幕太小了!”

父亲虽然不重感情,却没那么排斥拥抱一类的身体接触。然而这次,当他张开双臂时,想退后一步的却是我。

父亲抓起面前茶几上的遥控器,打开电视,好像我们的对话已经结束了似的。他来回切换着各大体育频道,看了一会儿环意大利自行车赛的转播,又转到了马德里大师赛的半决赛,纳达尔正在对战德约科维奇。

“我们真的很想念费德勒。”

真是说伪君子,伪君子就到了……

可我依然穷追不舍:

我转过身去,只见父亲拿着整枝剪走进了厨房。

“我还想让你看看这个。别担心看不清,都是特写。”

“托马斯,你在这儿搞什么?”

我把牛皮纸信封递给他。他取出照片,一边仔细看了看,一边关注着网球赛。我本以为他会乱了阵脚,没想到,他只是摇头叹气道:

我不禁发出一阵冷笑。当年,我被这个题记震住了。如今,我已知道,这段话是那个龌龊的傻蛋从维克多·雨果写给朱丽叶·德鲁埃的信里剽窃来的。彻彻底底的伪君子。

“谁给你的?”

亚历克西斯

“那都无所谓!告诉我,这些照片是怎么回事?”

爱你,即生。

“你都看到了。难道还需要我再给你画幅画吗?”

只为永伴你左右。

他调高了节目的音量,我把遥控器从他手里抢过来,关掉了电视。

我想成为一个没有躯体的灵魂

“别以为你可以这样混过去!”

致雯卡:

他又叹了口气,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从不离身的雪茄。

在这些书里,有一本并不属于我。那是我在杀人后的第二天从雯卡的房间里拿出来的,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诗集,书中有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写的题记:

“好吧,我被耍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转动着那支哈瓦那雪茄,“这该死的小贱货想方设法地接近我,勾引我上了钩。接着,她开始勒索我。我真是个白痴,竟然给了她十万法郎!”

如果这一切真的如此简单该有多好……

“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

箱子里也有书,都是些当年陪伴我的口袋书,书页已经破旧泛黄了。我常常在采访中提起这些书的名字,接着再肯定地加上一句:“书,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将永生远离孤独。”

“做出什么事?她已经十九岁了,而且睡完这个睡那个。我又没强迫她。是她主动向我投怀送抱的!”

纸箱里还有其他宝贝:高三班的合影,以及我为雯卡精心录制的一套混音带。然而,出于种种原因,我一直没敢把带子交给她。我随手拿起一个磁带盒,重温着上面写的歌单,那是我生命的原声带。当年的托马斯·德加莱被完完整整地诠释在歌词与音乐中。那时的他还是个与众不同的善良男生,有点和现实脱节,对时尚麻木迟钝。磁带里的曲子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桑松·弗朗索瓦演绎的肖邦作品、让·费拉演唱的《艾尔莎的眼睛》、雷欧·费雷朗诵的《地狱一季》,还有范·莫里森的《月光舞曲》以及佛莱迪·摩克瑞的《爱会杀人》,后者恰恰预示了我的情感走向……

我起身指着他说:

我再次沉浸在那份曾令我印象深刻的作业里:《幽谷睡者》的读后感和《魂断日内瓦》开篇的阅读心得。我甚至还找到了几张亚历克西斯·克雷芒批改过的哲学作业。我高三的哲学是他教的。在一篇关于“艺术可否摒弃规则?”的论述里,他写了“思辨能力佳。14/20[1]”。在另一份关于“我们能否理解激情?”(这绝对是个大问题……)的作业里,他甚至过分赞扬了我:“高质量作业。虽有些许粗心大意,却对概念掌握灵活,举例生动,不论在文学还是哲学层面,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功底。16/20。”

“你明知道她是我的朋友!”

所有和一九九二年相关的东西,不管关联远近,我都放在了厨房的桌子上,它们可能对我的调查有用。一个被修正液毁掉的青绿色依斯帕背包中有一个装满方格纸的文件夹,纸上是密密麻麻的课堂笔记。成绩单上的评语证明我曾是一个听话的优等生——“学习态度非常积极”“认真听讲,主动性强”“适度参与课堂互动”“思维活跃”。

“那又怎样?”他反驳道,“在这个世界上,人人为己。另外,讲句咱俩之间才能说的话,你没吃什么亏。雯卡就是个烂货,而且床上功夫差得很。她只知道要钱。”

在最后一堆杂物里,我找到了想找的东西。那是放在乒乓球台上的两个纸箱,箱子上写着我的名字,里面盛满了回忆。我跑了两趟,把它们搬到楼上,拆箱分拣起来。

在他的傲慢与恶毒间,我不知道自己更厌恶什么。

这座房子里的每一个房间都布置得完美无缺,窗明几净、家具考究,然而,地下室却杂乱不堪,灯光昏暗凄凉、摇摆不定。这正是我对紫色别墅的被压抑的记忆。我在乱七八糟的杂物里开辟出一条小路。在地下室最靠外的位置堆放着几辆旧自行车,还有一辆踏板车和几双轮滑鞋,应该是姐姐家的孩子们的。工具箱旁,在半掩着的篷布下,我发现了我当年的轻骑摩托。父亲是个机械迷,怎么可能忍住不去鼓捣它呢。只见车身被擦洗一新,漆色闪亮耀眼,轮圈被更换过,轮胎也是全新的:这辆103MVL简直漂亮得令人炫目。里夏尔甚至还找到了标致的原厂贴纸!稍远点的地方杂乱地堆放着玩具、行李箱和衣服。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在服装上都从不吝啬。再远一些是成堆的书籍。这些书,我父母都曾读过,只是因为文学性不足而无法登上客厅书架的大雅之堂。有母亲酷爱的侦探小说和言情小说,还有父亲喜欢的、没那么知识分子气的文献及随笔。圣-琼·佩斯和马尔罗的作品裹着精装皮面,在书架上趾高气扬,而丹·布朗的书和《五十度灰》,则躺在杂物间里落满灰尘,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幕后生活”之所在。

“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

所谓阁楼,不过是个叫法罢了。这房子并没有什么阁楼,只有一间巨大的地下室。地下室可以从外面直接进去,足有一百多平方米。我们把它当作储物间,从没真正收拾、布置过。

里夏尔冷笑着,远没有慌乱之感或无所适从。我猜想,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有些享受这场对话。通过打击和侮辱儿子证明父权的强大,这应该让他觉得很过瘾吧。

“你真无耻。你让我觉得恶心。”

里夏尔抬起头,朝我轻轻示意了下,算是打过招呼,就像他前一天刚见过我似的。我当然记得,这次回来的目的就是找他,不过,在等待亚历山大离开的工夫,我决定去阁楼看一眼。

我这两句辱骂终于刺激了他。只见他从椅子里站起身来,走向我,在距我不到二十厘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嘿,爸爸。”

“这个姑娘,你根本就不了解!她是咱们的敌人,她威胁我要毁掉咱们的家!”

在陶瓦方砖铺就的露台上,我独自待了一会儿。突然,我听到了响亮的说话声,便走向了布满常春藤的铸铁阳台。父亲正在那儿和亚历山大聊得火热。亚历山大是我们家的老园丁,也负责打理家里的泳池。泳池漏水了。父亲觉得是出水口的问题,可亚历山大却没那么乐观,已经打算挖开草坪找水管了。

他指着散落在桌面上的照片继续说道:

我大概不会这么做,但不管怎样,她都没给我留这个时间。只见她径直走向通往一层的楼梯,甚至都没叫我跟上。显然,她已经受够了。我也一样。

“想想看,要是这些照片被你妈妈或者学生家长们看到了,会发生什么!你生活在一个浪漫的文学世界里,而真正的生活并非如此。生活,如战争般残暴无情。”

我叹了口气。我们分明是在原地打转,双方都堆积着对彼此的怨恨。有那么一刻,我差点把真相告诉她。我杀了人,尸体就在学校体育馆的承重墙里,下星期一,我就会因为谋杀而被扔进监狱。妈妈,你下次见到的我,要么是被两个警察押解着,要么是在监狱会客室的玻璃隔板后。

我真想用拳头砸他的脸,让他知道生活的确可以很残暴无情。但这样无济于事。而且,我还需要他给我提供信息。

“那你是装的了?”

“所以,你把那笔钱给了雯卡,”我尽量压低声音说,“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其实你可以装出高兴的样子来,不是吗?”

“那些勒索犯惯用的伎俩呗:她还想要更多的钱,不过我没让步。”

“托马斯,你为什么回来?”她接着说,“这段时间你并没有书要宣传啊。”

他一边继续揉捻着雪茄,一边眯起眼睛回忆道:

她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在太阳微闪的光晕中,她的身影酷似意大利教堂里的一尊大理石圣母像。

“她最后一次出现是圣诞假期的前一天,为了给我施压,她甚至还拿了根验孕棒。”

“马克西姆是我的朋友。”

“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这的确是事实,但我觉得她说话的方式很伤人。

他气急败坏地说:

“你没有朋友,托马斯。你唯一的朋友就是书。”

“当然不是!”

“见见老朋友挺好的。”

“你怎么知道不是?”

“所以,你去参加五十周年校庆了?可你为什么要去那儿浪费时间?”

“那和她的生理期对不上。”

我和母亲之间的这种距离感并非一直都有。在童年的记忆中,我找得到默契的亲子时光,其中很多都是围绕小说和戏剧展开的。这并不是我受伤后的情感重建:在我初中之前的相册里,好多张照片上都绽放着她的笑脸,显然,当时的她为有我这样的儿子感到幸福。接着,不知为何,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现在,她和我的哥哥姐姐相处得都很好,却明显与我处不来。这倒是让我变得很特别,当然是很糟糕的那种特别。至少,我拥有他们没有的一些东西。

简直是无稽之谈。他怎么可能知道。不过,里夏尔说起谎来向来理直气壮。而且,更可怕的是,久而久之,连他自己都对自己的谎话信以为真了。

“我只是很想知道,没别的。”

“如果孩子不是你的,那又是谁的?”

“告诉你了又能怎样?”她问我。

他肯定地答道:

我这句话几乎是脱口而出的。

“那个偷偷睡她的小杂种的。他叫什么来着,那个下流的哲学老师?”

“你生病的事为什么没告诉我?”

“亚历克西斯·克雷芒。”

我突然想起了“奥地利丫头”,她小时候在意大利上学时的外号。安娜贝尔之所以那般冷漠,我能找到的唯一理由就是她坎坷的童年了。“二战”期间,我的外祖父安杰洛·安托尼奥利,皮埃蒙特的一个农民,被强行征兵至意大利远征军。从一九四一年夏至一九四三年冬,意大利半岛共有二十三万士兵被派往东方前线:从敖德萨到顿河两岸,再到斯大林格勒。其中一大半人一去不复返,安杰洛就是其中之一。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战役后,他被苏联人俘虏,在去往俘虏营的路上一命归西。一个出生在意大利北部的快乐孩子,就这样陷入了冰冷的俄国荒原,葬身于一场与他无关的战争中。这个家庭的不幸不止于此:在他远征期间,妻子怀了身孕,除了通奸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可能性。母亲是外祖母和一个奥地利季节工的禁忌之爱的结晶,她的出生在当时堪称丑闻。经历了这场火一般的洗礼,母亲变得出奇地坚强与冷漠。她永远给我这样一种感觉:没有任何事情能令她真正动容。这与我的敏感性格简直大相径庭。

“对,就是这名字,克雷芒。”

我看到,她冰冷的目光从未如此清澈与锐利。和往常一样,我犹豫着,不敢去拥抱她。每次,我都觉得她会向后退。这一回,我决定干脆不去冒这个险。

我严肃地问他:

“你好,托马斯。”

“关于雯卡的失踪,你还知道些别的事吗?”

“嘿,妈妈。”

“你想让我知道什么?你不会觉得我和这件事有关吧?她失踪时,我和你哥哥姐姐在帕皮提。”

我已有近两年没见她了。我快步跨上台阶向她走去,一边迎接她的目光,一边细细打量着她。面对她时,我总会有种模模糊糊的惶恐与羞怯。与她共度的童年是宁静、快乐的,但高中时代和成年生活却拉开了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安娜贝尔·德加莱(婚前名叫安娜贝尔·安托尼奥利)是个冰美人,典型的希区柯克女郎,不过少了些格蕾丝·凯莉的明艳照人和爱娃·玛丽·森特的千娇百媚。她面部棱角分明,身材细长高挑,外表上和父亲堪称绝配。今天的她,身穿剪裁时尚的长裤和配有拉链的外套。她的金发如今已几近灰色,可还没有变白。和上次见面相比,她老了一些。虽然我觉得她的风采没了往日的锐气,但她看起来仍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几岁。

这是无法辩驳的证据,在这一点上,我是相信他的。

阳光下,我迈开步子,边走边整理思路,琢磨着今天午后要在这儿完成的事。房子位于小山丘的顶端,每每来到这里,我都会为眼前的景色迷醉:棕榈树的颀长身影、天与海的纯净无瑕、海平线的无垠宽广。阳光刺眼,我伸出手搭在眉上。转头时,我看见了母亲,她双臂交叉在胸前,正一动不动地站在走廊上等我。

“那十万法郎,她没在失踪时拿走?对此你怎么看?”

父亲只认奥迪这个牌子,他的车就停在门口,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时做出决定,迅速采取行动,单枪匹马驾车上路。我觉得,这种行为完美地诠释了里夏尔·德加莱的为人。我把车停在稍远一些的地方,那是一片镶着石子的花圃,上面停着一辆奔驰敞篷跑车,估计是母亲的。

“我对此一无所知,而且毫不在意。”

行驶到七十四号时,我放下车窗,对着面前的紫色别墅按响了喇叭。没人应声,但电子门马上就开了。我加速驶上狭窄逶迤的水泥小径,驶向我儿时的家。

父亲再次点燃雪茄,拿起遥控器,房间里弥漫开呛人的烟味。他调高了音量。德约科维奇身陷失利的局面。纳达尔凭借六比二、五比四的比分,正在发一记有望让他挺进决赛的制胜球。

我父母住在苏盖特路,“苏盖特”源于奥克语,用来称呼小山丘,或者一般意义上的高地。这块山丘位于昂蒂布城高处,曾经是康斯坦斯城堡的所在地,如今是城东的一大片农田区。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堡先后被改建成了诊所和私宅。大量的别墅和住宅楼也在周边地区拔地而起。我父母(还有马克西姆的父母)是在我出生后不久搬到这里来的;当年,这里还只有一条开满鲜花、人烟稀少的小路。我记得我和哥哥在那儿学会了骑自行车。周末,周边的居民会时不时地组织几场滚球比赛。如今,道路已被拓宽,车水马龙。虽然比不上第七号国道,却也相差不远。

空气已经变得无法呼吸了,我恨不得马上离开这房间,但在我走出房门前,里夏尔执意给我上了人生的最后一课:

康斯坦斯街区的蜿蜒小路、橄榄树丛和修剪整齐的树篱,总会让我想起某些爵士乐的婉转流长。道路转角的幽雅景致,在田园诗般的自由对话中反复出现,相互呼应。

“托马斯,你该硬气起来了。你要明白,生存就是战争。既然你那么喜欢读书,就重温一下罗杰·马丁·杜·加尔的话吧:‘生存就是一场战争。持久的胜利才是生活。’”

——埃尔韦·巴赞,法国作家

[1] 法国中学是20分制。

家庭中的哪个位置可以让人觉得舒服些?在家庭以外的任何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