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匪们从弗朗西斯那儿都拿了什么？”
我从这堆文件里抬起头来。
“只有一样东西，他收藏的手表。不过，据保险公司估值，总价至少有三十万欧元。”
这段叙述让我的血液瞬间凝固。我一直都很喜欢弗朗西斯，在他帮我处理克雷芒被杀事件之前也是如此。他对我很好。一想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遭受的痛苦，我就一阵心惊胆寒。
我还记得，弗朗西斯热衷于收藏手表，尤其对瑞士品牌百达翡丽情有独钟。他收藏了十几种款式，把它们视若珍宝。我十几岁时，他常常高兴地把手表拿给我看，还给我讲相关的历史，用他的热情感染着我。我还记得他收藏的Calatrava系列、超级复杂功能系列，还有杰罗·尊达设计的Nautilus系列。
我继续读下去。《观察家》杂志社一位名叫安热莉克·吉巴尔的记者，似乎看到过警方的调查报告。她的文章主要写了西恩·洛朗兹那幅画的损毁，但也同时提到了奥蕾莉亚庄园的其他几宗入室盗窃案。据她所说，当行凶者离开时，弗朗西斯可能还活着。在文末，她还提到了奥马尔·拉达德事件的类似情节，声称比安卡尔蒂尼曾一度蹭到窗边，试图用鲜血在窗玻璃上写字，似乎他认识行凶者。
从今天上午起，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我全身战栗，既恐惧又激愤地翻阅着一页页新闻简报。接下来的内容全是关于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被抢劫和袭击的报道。马克西姆的父亲并不是被简简单单暴打了一顿，而是被拷打折磨以致死亡。有些文章提到了他严重肿胀的面部，伤痕累累的身体，还有被手铐割伤的手腕。我开始明白马克西姆说的话了，脑子里也构建出了事件的经过。有人从艾哈迈德那里知道了当年的事，随后控制并拷打了弗朗西斯。也许是为了让他承认某件事情？承认什么呢？难道是他对克雷芒之死该负的责任？还是我们为此该负的责任？
“你爸爸是什么时候搬去奥蕾莉亚庄园的？我之前以为他一直住在这儿。就是旁边的房子。”
马克西姆的表情有些尴尬。
自此，调查进度明显加快了——DNA提取，电话监听，全面警戒。二月初的一个清晨，警方在意大利边境的一座小村庄里展开突击调查，逮捕了十几个马其顿人，其中有些是黑户，有些是惯犯。警方搜查了多户人家，查获了珠宝、现金、手枪、弹药、电子器材和假证件，还找到了蒙面面具、刀具和一部分赃物。五个星期后，犯罪团伙的头目在巴黎市郊的一家宾馆里落网。他藏匿了大量赃物，并且已将其中的大部分在东欧转手卖掉了。匪徒们在尼斯被提起公诉，目前已关押入狱，等待开庭受审。他们对其他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拒不承认抢劫了弗朗西斯。这并不奇怪，因为一旦被指控故意杀人，他们将面临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我妈妈去世前，他有时住在这边，有时住在那边。奥蕾莉亚庄园算是他的一个地产项目，他投了钱。作为开发商，他给自己留了一座漂亮的别墅。说实话，我始终都懒得去那个地方，甚至在我爸离世后，我都是让保安打理房子的。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爸胡搞的地方，他在那儿和情妇约会、叫应召女。有段时间，我甚至还听说他组织过性爱派对。”
这些案件在当地引起了极大恐慌，并造成了两起死亡：一个是在劫匪入室时死于心脏骤停的女清洁工，另一个就是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仅在弗朗西斯居住的奥蕾莉亚庄园内，就发生了三起入室盗窃案。作为蔚蓝海岸最安全的地方之一，这种案发率简直令人咋舌。这三起案件的受害人中，有沙特阿拉伯王室的一个远亲，还有位法国大老板、艺术品收藏家，后者资助过不少项目，与当局关系密切。案发时，这位大老板并不在家。然而，由于没能在别墅里找到钱财，蒙面匪徒们气急败坏，为了泄愤，大肆损毁了墙上的油画。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在这些油画中，有一幅《挖出战斧》价值连城，其创作者是倍受艺术市场青睐的当代画家西恩·洛朗兹。油画的损毁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波及了美国。《纽约时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了这起入室盗窃案件，而昔日蔚蓝海岸的花魁地产“奥蕾莉亚庄园”，如今已然沦为“不可去的地方”。仅在三个月时间里，这里的房价就陡降了百分之三十。为了消除民众的恐慌，安全部门成立了专案组，抓捕相关案犯。
弗朗西斯一直都有色鬼的名声。我记得他还大讲特讲过自己的猎艳经历，只不过我没怎么记住那些女人的名字。即便他行为出格，我还是很喜欢他。这种喜欢有些情不自禁，因为对我来说，他仿佛是个囚徒，被复杂、扭曲的人格所困的囚徒。他的法西斯式谩骂、大男子主义和反女权主义言论由于过于极端而显得不够真实，而且似乎和他的实际行为并不相符。他的大部分工人都是马格里布人，跟他关系很好。他是个作风老派的老板，当然，有些家长式的专制，但绝对是让手下靠得住的人。至于对待女性，母亲曾有一天对我说，他公司的所有要职都是女性员工担任的。
我埋头读起了这些文件。里面有大量的新闻简报，都是关于去年年底和二〇一七年年初涌现的抢劫潮的。五十多起案件，分别发生在阿尔卑斯滨海省、圣保罗-德旺斯和穆然村的各大富裕街区，以及戛纳和尼斯内陆地区的豪华住宅区。每次的作案手法都一样。四五个蒙面人冲入房间，释放催泪瓦斯后将房主捆绑监禁起来。劫匪持有武器，残暴凶险。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现金和珠宝。为了获取银行卡和保险柜密码，恶棍们曾多次肆无忌惮地殴打被害人。
我的脑海里掠过一段记忆，随后是更为遥远的另一段。
我点了点头。他站起身，走向放着咖啡机和全套咖啡用具的角落。
那是在二〇〇七年的香港。我三十三岁。我的第三本小说刚刚出版。经纪人给我在亚洲安排了几场签售，地点分别是河内的法国文化中心、首尔的顶级高校梨花女子大学，还有台北的信鸽书店和香港的欧陆法文图书公司。在文华东方酒店二十六层的酒吧里，我和一名记者相向而坐，窗外是一望无际的香港天际线。我久久凝视着一个男人，他就坐在离我们十几米远的地方。那是弗朗西斯，但我当时并没有认出他来。他正在读《华尔街日报》，身上的西装剪裁完美，说着一口足够流利的英语，毫不费力地和服务生聊着日本威士忌和苏格兰调和威士忌的区别。过了一会儿，专栏记者发现我已走神许久，面露愠色。我赶紧回过神来，绞尽脑汁，用一个还算巧妙的回答回应了她的提问。而当我再次抬起头时，那人已离开了酒吧。
“你先看看，然后我们再接着说。我去弄杯咖啡，你要吗？”
一九九〇年春天，我还没满十六岁。父母、哥哥和姐姐都去西班牙度假了，我独自在家复习语文。我喜欢这种独处的清静。从早到晚，我都沉浸在教学大纲罗列的书单里。每读完一本书，我就马上想要读下一本；那就好比一次次发现之旅，邀你深入探究字里行间的音乐性和画面感，反思其中蕴含的现代意义。一天，快到正午时，我出去取信，发现邮递员把弗朗西斯的一封信投进了我家的信箱。我决定马上把信给他送过去。由于我们两家房子间没有隔断，我直接从比安卡尔蒂尼家的后院走进去，穿过了草坪。有一扇落地窗是开着的。我没吱声就进了客厅，打算把信封放在桌上就走。突然，我发现了坐在扶手椅里的弗朗西斯。他没有听到我进来的声音，因为迷你收音机里正播放着舒伯特的即兴曲。这本身就很奇怪，要知道，在这座房子里，能被提到的音乐人往往只有米歇尔·萨尔杜[2]和约翰尼·阿利代[3]。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弗朗西斯正在读书，而且不是随便一本什么书。我虽然没有走近，却能看到映在窗玻璃上的封面：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我目瞪口呆。弗朗西斯一直大肆声称自己这辈子从未读过一本书。他四处宣扬对知识分子的鄙夷，说他们生活在泡沫里，而自己却从十四岁起就在工地上累死累活。我踮着脚尖走了出去，满脑子都是疑问。我曾见过无数个想把自己伪装成聪明人的傻瓜，却头一回看到一个想把自己塑造成傻瓜的聪明人。
他伸出手，示意我打开文件。
“我知道，但我之前没想那么多。简单地说，从警察那儿了解到一些情况后，我心里开始有了疑虑。”
“爸爸，爸爸！”
“可你上午才跟我说过，害死弗朗西斯的，是入室劫匪呀！”
叫喊声打断了我的回忆。草坪的另一头，埃玛和路易丝正向我们跑来，我母亲就在她们身后。我下意识地合上文件，以及文件里蕴藏的恐怖。当两个小姑娘跳进她们爸爸怀里时，母亲对我们说：
“我认为，我爸是被那个寄匿名信的人杀死的。”
“孩子交给你们了。我去小超市再买些杏。”
马克西姆给我理了理他的思路：
接着，她在我眼前晃了晃手里的钥匙，那是我放在门口收纳盒里的迷你库珀车钥匙。
“这回我完全听不懂了。”
“托马斯，我开你的车去。我的车被马克西姆的挡住了。”
“和德布鲁因的这次谈话让我开始思考一件事，我爸的死会不会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被杀有关系？”
“等一下，安娜贝尔，我马上把车挪开。”
他把带来的文件放在我面前。
“不，不用，我还得去趟商场呢，来不及了。”
“我一会儿跟你说，不过在这之前，你得先看看这个。”
她一边看着我，一边坚持说道：
“具体谈什么？”
“这样一来，托马斯就没法像个小偷一样逃跑了，更不能对我的杏肉水果馅饼置之不理。”
“他想跟我谈谈我爸的死。”
“可我得出去一趟。我需要用车！”
“那他想问什么？”
“你开我的好了。钥匙就在车上插着呢。”
“去了，我见了德布鲁因局长。你猜得没错，他并没有问我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事。”
母亲就这样走了，完全没给我留任何反抗的时间。就在马克西姆从布口袋里掏出玩具哄孩子时，我的手机在桌上嗡嗡振动起来——一个陌生号码。我心存疑虑地接听了来电。是克劳德·安热万，《尼斯早报》的前主编、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良师益友。
他抖了抖脑后的头发说：
那人还算热情，但太话痨了。他告诉我他住在杜罗河畔，用了足足五分钟向我吹嘘葡萄牙这个地方有多美。我把他拉回到雯卡·罗克维尔事件上来，想探探他是否相信官方的说法。
“我同意你的说法。他可能和其他人讲了这件事，但没有对警察说。你那边怎么样？去警局了吗？”
“肯定不是真的，但又没法证明。”
虽然他的脸上仍写着担忧，但我却觉得和今天上午相比，他明显少了些煎熬，多了些情绪控制。
“您为什么这么认为？”
“艾哈迈德是在十一月份去世的。如果他跟警察说了，体育馆的墙早就被警察拆了。”马克西姆说。
“直觉。我一直觉得所有人都没查到点子上，不管是警察、记者，还是她的家人。说白了，我甚至认为大家都搞错了调查方向。”
我开门见山，直接把范妮告诉我的事说给了他：在快要离世时，为了减轻负罪感，工头艾哈迈德向她坦白了奉弗朗西斯之命处理克雷芒尸体的事。既然他告诉了范妮，也就很有可能还告诉了别人。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个好消息，但是，至少我们拨开了重重迷雾，找到了“叛徒”。也许“叛徒”这个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但正因为他，过去的阴云才向我们压顶而来。
“怎么讲？”
爬山虎爬满了藤架，下方阴凉处摆放了一张柚木桌。我坐在桌子的一边，马克西姆在我右边坐下。
“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抓住重点。我想和你说的不是什么细节，而是很大的东西，一种没人看见、但又把调查变得无疾而终的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对我来说，这座泳池小屋是紫色别墅里最舒适的地方。刚住进来时，父母就让人用砖石和轻木建造了这片区域。这里有室外厨房和室外客厅，还有随风抖动的阳伞，仿佛是别墅中的另一座别墅。在这个地方，我度过了成千上万小时。我喜欢这里，喜欢蜷在那张浅米色的布面沙发里读书。
虽然他的话语很模糊，但我却听懂了，并且同意他的看法。这位老记者继续说道：
“斯特凡纳跟我说，你想知道是谁给那两个舞者拍的照片，对吗？”
“好了，”我对马克西姆说，“现在，咱们该开战略制订会了。”
“对，您知道是谁吗？”
一刻钟后，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去了厨房，让她们帮忙一起做杏肉水果馅饼——秘方是在水果上撒些薰衣草种子——里夏尔则回到楼上继续观看自行车赛。
“当然知道！[4]是个学生家长，伊夫·达拉纳格拉。”
他向我介绍了孩子们，她们笑容灿烂，欢脱得像两个小能量球。有那么几分钟，在她们的欢声笑语中，我们忘却了心中的烦恼。埃玛和路易丝逗趣好笑，又可爱至极。看到我母亲的样子——还有我父亲的反应，他也过来了——我才知道，马克西姆是家里的常客。父母亲有如爷爷奶奶般慈祥，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在想，马克西姆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离家的我在这个家里的位置。但这并没有让我感到丝毫的心痛。相反，想要保护他不被过去牵连的愿望更加强烈了，那甚至成了我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对这个姓有点印象。安热万帮我理清了记忆：
“回头跟你说。”他一边轻声对我说，一边从后排座椅上取出一个袋子，袋子里有只毛绒玩具狗和一只橡胶长颈鹿。
“我查了。他是弗洛朗丝和奥利维娅的父亲。”
随后，我走下楼梯，去草坪上找我母亲、马克西姆和他的女儿们。我马上注意到他胳膊下夹了一大沓文件，便用目光询问。
听他这么一说，我模糊地忆起了弗洛朗丝·达拉纳格拉。那姑娘爱运动，个子很高，估计得比我高十厘米。我参加数理化会考那年，她正在读生物毕业班，但我们一起上过体育课，甚至还有可能在男女混合队打过手球。然而关于她的父亲，我却没有任何印象。
我很难相信这番话，但仍向他道了谢，并且答应他有消息就会马上通知他。为了让自己心里有底，我给皮亚内利发了条短信，催问他有没有收到克劳德·安热万的回复，那位报社的前主编应该知道照片是谁拍的。
“是他自己拿着照片来找我们的，那会儿是一九九三年，就在我们发表了第一篇有关雯卡·罗克维尔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失踪事件的文章后。我们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张照片，后来使用了很多次。”
另一个人……
“是您对照片做了处理吗？”
“不，我完全没那个意思，但它肯定被裁剪过。相信我，那女孩是在对另一个人微笑。”
“没有，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是这样的。我记得买来照片后，我们没做任何处理就直接刊登了。”
“你是想说，那照片是假的？”
“伊夫·达拉纳格拉，您知道他现在住哪儿吗？”
“她左前方六七米远的某个人。我觉得，你的雯卡并没有在和那个家伙跳舞。是视觉偏差。”
“知道，我给你查到了，地址发你邮箱吧。你会大吃一惊的。”
“怎么会？那她在看谁？”
我对他表示感谢，告诉了他电邮地址，还应他要求，答应随时告诉他我的调查进展。
“我几乎可以确定，她并不是在对她的骑士微笑。她正在看的人不是他。”
“我们是不会就这么忘掉雯卡·罗克维尔的。”结束通话前，他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快告诉我。”
老爷爷，您也不看看这话是对谁说的！
我的腹部一阵抽搐、刺痛。
当我挂断电话，马克西姆给我准备的咖啡已经凉了。我站起身，打算去接杯热的。确定孩子们玩得很好后，马克西姆也来到咖啡机这边找我。
“在仔细研究后，我终于找出困惑我的那个点了。”
“你还没告诉我德布鲁因为什么叫你过去呢。”
“哦？”
“他想让我辨认一样东西，那东西和我爸的死有关。”
“那张照片吊足了我的胃口，我让助手把它放大了。”
“快告诉我，他让你看什么东西了？”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它。”
“星期三晚上，风特别大，海浪汹涌，卷来了大量海藻和垃圾。前天上午，市政卫生部门派了人去清洁海滩。”
“嘿，托马斯。我打电话给你，是想说说你朋友雯卡的那张照片。”
他望向孩子们，目光闪烁模糊。喝了一口咖啡后，他继续说道：
“嘿，拉法[1]。”我接起电话说。
“在拉萨里海滩，一名市政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黄麻布小口袋，是风浪卷到岸上的。你猜猜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母亲的语气里竟满是欢喜，真让人搞不懂。她走出去迎接我的朋友，我则来到了露台。戴上太阳镜后，我看见一辆波尔多红雪铁龙家用旅行车正穿过自动门，最后停在了母亲的跑车后。车门打开时我才知道，马克西姆把他的两个女儿也带来了。两个小家伙都是淡褐色头发，可爱得不得了。她们好像和我母亲很熟，亲切又自然地朝她张开了双臂。马克西姆应该去警局和文森·德布鲁因见过面了。既然他已平安返回，还带了两个孩子过来，说明两人间的谈话应该没那么糟。当他走下车时，我努力解读着他脸上的表情。我正要挥手跟他们打招呼，口袋里的手机就嗡嗡振动起来。我瞟了一眼手机屏幕，是拉斐尔·巴尔托莱蒂，我的“御用摄影师”。
我摇摇头，完全摸不着头脑。
“是马克西姆！”安娜贝尔一边说，一边按下了开门按钮。
“袋子里装的是我爸的手表，他所有的收藏。”
大门口传来的铃声吓了我一跳。
我马上明白了这个发现意味着什么。那些马其顿劫匪和弗朗西斯的死没有任何关系。他遭遇的不是入室抢劫。为了掩盖罪行，凶手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入室盗窃风波。他之所以拿走了手表，就是为了伪装成抢劫案件。随后，他又处理了“赃物”，以防留下证据或遭遇突击搜查。
我用双眼钳住她的目光，问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刚刚解开了发髻，发丝闪耀出的金色让我想到了昂蒂布海滩上的细沙。她的双眼明亮清澈，透出蓝宝石的光。我继续问道：“你为什么要像现在这样？”然而，今天一如往常，她的目光既迷醉人心又让人捉摸不定。我的母亲，这个陌生的女人，竟然对我的提问付之一笑。我仔细盯着她，看她从碗橱里取出面粉和装馅饼的盘子。安娜贝尔向来是男人不敢调戏的那类女人。她全身上下都透着高冷、写着拒绝。她总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她生活在别处，在另一个星球上，让人无法企及。就连从小在她身边长大的我，都觉得她太过了。对我们的小日子来说，她过于精致；对里夏尔·德加莱这个男人来说，她又过于优秀。似乎，她本该与天上的星宿同升同落。
我和马克西姆交换了眼神，随后同时把视线转向了两个小姑娘。我的身体瞬间冻结成冰。从此，危险无处不在。我们身后，始终尾随着一个一心复仇的敌人。那人并非如我最初所想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敲诈勒索或制造恐慌。
“不，我很高兴能给你做好吃的，托马斯。”
那是个凶犯。
“别费那个劲了，妈妈。”
是个走上战争之路的杀手，执行着无情的复仇计划。
她的忽冷忽热始终让我无法理解，但这却是她性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时，当安娜贝尔卸去那层保护罩时，她身体里的某些东西会放松下来。她会多些温和，少些棱角，展现出地中海的热情，就好像体内的意大利特质突然战胜了奥地利特质一般。在她的目光里，会闪现出类似于爱的光亮。我曾许久地依偎在这光亮旁，观察着它、挽留着它，以为这光会变成一团烈火，然而，那火花却总是在熊熊燃起前熄灭殆尽。久而久之，我学会了不再上她的当。我简短地答道：
[1] 朋友之间的叫法，把“拉斐尔”缩短成“拉法”。
“我给你做个杏肉水果馅饼，你一直都喜欢吃这个吧？”
[2] 法国知名歌手。
与父亲的谈话让我觉得恶心，而且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新线索。当我回到厨房时，我看到母亲已经推开我的纸箱，开始做饭了。
[3] 有“法国猫王”之称的摇滚歌手。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美国犯罪小说家
[4] 原文为葡萄牙语。
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杀人犯，这只是个简单的环境问题，与性格没有丝毫关系。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候。甚至是您的亲祖母。我知道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