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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碧海蓝天》之夏

“因为那时我爱你,妈的!”

我吼叫着,可她却从引擎盖上跳起来冲向我,比我叫得更凶:

她的皮包跌落在地上。范妮气得红了眼,继续对我吼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那时一直爱着你,托马斯,一直!你也是,你也爱过我,直到雯卡搅乱了一切。”

她摇摇头,吸了一口烟,目光变得暗淡模糊。她眯起眼睛,好像是怕眼泪流出来似的,可我却依然穷追猛打道:

她怒火中烧,捶打着我的胸膛。

“范妮,你怎么能帮她做这种事呢?”

“为了她,你放弃了一切。为了取悦她,你放弃了成就你特质的全部东西,那些让你与众不同的全部。”

愤怒和失望在我体内升腾。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范妮失控。也许,我之所以把她打在我身上的拳头当成一种惩罚,是因为我知道她说的都是真的吧?

“还没。”

待到这惩罚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我轻轻地抓住了她的手腕。

“我猜,她是想敲诈你爸。你和他谈过这件事吗?”

“范妮,冷静。”

她一边点烟一边耸了耸肩。

她挣脱出去,把头埋进自己手里。我看见她两腿颤抖,浑身瘫软。

“雯卡想用这些照片干什么?”

“我同意拍这些照片是因为我想把它们拿给你看,让你认清雯卡的真面目。”

范妮向她道了谢。她掏出烟盒和打火机,把包放在了身边的引擎盖上。那是一款编织皮包,白色和米色交织在一起,蛇头形搭扣上面,玛瑙纹光泽仿佛蛇的目光,透着阴暗的恐吓。

“那你为什么没有那么做?”

“医生,你的包!”黛比说。

“因为当年的你肯定承受不了这种打击。我怕你会做傻事,不管是对你自己,还是对雯卡或者你爸。我不想冒这种风险。”

前台接待员的脚步声打断了她的话。

她靠在车门上。我弯腰拾起她的皮包,小心翼翼地,以免被蛇咬到。包是开着的,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一个记事本、一个钥匙包、一支口红。就在我把它们放回包里时,我的目光落在了一张对折的纸上。那是马克西姆发给我的《尼斯早报》的那篇文章的复印件。纸上写着同样的字迹:复仇!

“十月或者十一月的一天晚上,雯卡来到我的房间告诉我,她和你爸上床了,还让我跟着他们偷拍。她——”

“范妮,这是什么?”我站起身问道。

的确,我想起来,我曾在雯卡的医药箱里看到过镇静剂、安眠药、迷幻药和兴奋剂……

她从我手里接过那张纸。

“托马斯,面对现实吧。一九九二年年底,雯卡已经不正常了。她完全失控、堕落了。还记得吧,那会儿正是狂野派对刚刚兴起的时候,学校里到处都是麻醉剂。像雯卡一样吸毒的大有人在。”

“一封匿名信。我在信箱里发现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突然间,空气变得凝重、紧张起来。我意识到,我和马克西姆面对的威胁比预想的更凶险。

“我知道,一切都过去太久了,”她叹气道,“不过你我对那段时间的记忆真的不太一样。”

“你知道为什么会收到这个吗?”

她拽起滑落的背心肩带,用胳膊揉了揉眼睛。

此时的范妮,绵软无力,几近崩溃。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成为复仇的目标。她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死没有任何关系。对付我和马克西姆的人,为什么也对她采取了行动?

“因为雯卡,是她让我拍的。”

我把手轻轻放在她的肩膀上。

“为什么?”

“范妮,请你回答我: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收到这封恐吓信吗?”

“对,是我。二十五年前拍的。”

她抬起头来,我看到了她苍白、憔悴的脸。一团火正在她的瞳孔深处燃烧。

“别指望我那么做。这些照片是你拍的,对吧?”

“妈的,我当然知道!”她冲我嚷道。

“托马斯,你知道你该做的是什么:买张机票,回纽约。”

这回,轮到我发蒙了。

听到我突如其来的质问,她从牛皮纸信封里抽出了照片。她垂下目光,只看了看最上面的两张,就把信封还给了我。

“呃……为什么?”

“范妮,告诉我,这些照片是不是你拍的?”

“因为体育馆的墙里有具尸体。”

范妮摇摇头,取过信封,掂了掂,并不着急打开它,好像已经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似的。一分钟前,她的眼睛里还闪着光亮,而此刻却变得灰暗、忧伤。

“有人把这个放在了我的雨刷器下,”我把牛皮纸信封递给她说,“是你吗?”

在接下来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她把硬币投进机器,选了巴黎水。由于饮料出得太慢,心急的她用力拍了拍售卖机。她抬起手,示意我跟她走向室外的员工停车场。这时,她放下头发,脱掉罩衫,坐在一辆车的引擎盖上;那应该是她的车吧:一辆血红色的道奇挑战者,仿佛是从克莱普顿或斯普林斯汀的老唱片里开出来的。

情况已超出我的控制。我瘫软在地。

“我没多少时间。”

“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的?”

“范妮,我得给你看样东西。”

她站在那儿,精疲力竭,像个放弃挣扎、不再求生的溺水者。最后,她无力地低声说道:

范妮到底是谁?是我的同盟还是魔鬼的左膀右臂?也许,在曾经的朋友里,我看错的不只是雯卡一个人?

“从一开始就知道。”

身为医生的范妮,我还是第一次见。她身穿淡蓝色棉布长裤、同样颜色的长袖上衣,头上的纸质帽子罩住了头发。她的表情比上午严肃得多。在她额前的几绺金发后,纯净的目光中闪着深沉却狂热的火焰——俨然一位对战病魔的光明战士。

接着,她崩溃了。彻底崩溃了。她顺着汽车滑落下去,倒在地上大哭起来。我赶紧过去扶起她。

“托马斯,咱们这么多年没说过一句话,怎么一下子,你就离不开我了?”她一边对我说,一边朝饮料贩卖机走去。

“范妮,你和克雷芒的死没有任何关系。是我和马克西姆干的。”

就在我陷入沉思时,耳边传来了范妮的声音。她把一个钥匙包扔向黛比,那姑娘在空中接住了它。

有那么一会儿,她抬起眼望向我,目光中满是讶异和惊恐。随后,她再次抽泣、颤抖起来,干脆坐到地上,把脸埋进双手中。我也蹲了下来,蹲在她身边,一边等她冷静下来,一边盯着太阳打在沥青路面上的硕大身影,我们两个人的身影。终于,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妈的,我忘了带烟。你能把我的包拿来吗?就在我储物柜里。”

“到底是怎么回事?”她问,“他是怎么死的?”

我没那么天真。我清楚得很。雯卡留在我心底的形象,是我用青少年时代的炽烈爱情构建出来的。我知道,这形象契合了我当时的渴望与憧憬:和从《美丽的约定》或《呼啸山庄》中走出来的浪漫女主人公谈一场恋爱。我想象出的雯卡,是我期待她成为的样子,而不是真正的她。在她身上,我加入了太多只存在于我想象中的东西。然而,我却不愿承认,自己全都错了。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干脆向她讲述了全部经过,把我们最骇人的秘密统统告诉了她。我再一次舔舐着当年的伤口:当年发生的事,把我永远定格成了杀人犯。

她让我在小会客室稍等片刻。我从饮水机里接了三杯冰水,一饮而尽,随后将自己摔进沙发里。我闭上眼睛,但父亲和雯卡的影子历历在目。噩梦来得如此突然,令我对雯卡的记忆变得更加复杂与黯淡。我想起了从今早起所有人都在重复的话:“你并不了解雯卡。”他们错了。我从不觉得自己真正了解过某个人。我笃信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那句话:“所有人都有三重生活:展现在公众面前的生活、私生活和秘密生活。”然而,关于雯卡,我只能说,她的第三重生活正在一片我从未料想过的土地上铺展开来。

听我讲完后,她似乎恢复了些许平静。这一番坦白,平复了我们彼此的情绪。

“托马斯·德加莱。请告诉她,事出紧急。”

“可范妮,你是怎么知道的?”

“您是?”

她站起身,深吸了一口气,点燃另一支烟,吸了好几口,仿佛烟草可以唤醒久远的记忆。

金发美女拿起了电话。

“暴风雪那天,也就是谁都记得的十二月十九日,那个星期六,我学习到很晚。那会儿,为了准备医学院的考试,我习惯了每天只睡四小时。严重的睡眠不足让我变得神志不清,尤其是,当时我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已经吃不起饭的情况下。那天夜里,我太饿了,饿得睡不着觉。三个星期前,法比安斯基女士,就是门卫的太太,由于可怜我,把学校食堂厨房的备用钥匙给了我。”

“我想见范妮·卜拉希米医生,心脏科的主任。”

范妮的口袋里传出呼机的叫声,她像没听到似的继续说:

烫染过的头发,破洞牛仔裙,超小号T恤,豹纹丝袜:前台的姑娘简直是黛比·哈利[3]的克隆版。

“我在夜里走出宿舍楼。那会儿是凌晨三点。我穿过校园走向食堂。在那个时间段,所有门都是关着的,但我知道防火门的密码,打开防火门就能进到食堂里。天气太冷了,我赶紧进了屋。在厨房,我吃了一盒饼干,还带走了半袋软面包和一板巧克力。”

“先生,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她的语调没有任何起伏,好像已处于催眠状态,好像有人正在替她说话。

我穿过明亮的大厅,走向前台。

“回宿舍的路上,我才注意到周围的景色有多美。雪已经停了。风吹走了云彩,留下璀璨的星空和圆圆的月亮。一切都太美了,以至于在回来的路上,我的目光都没离开过湖水。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双脚踩在雪上发出的咯吱声,还有月亮在水面上映出的蓝色光芒。”

心脏科位于最新建成的大楼里,大楼呈椭圆形,外观巧妙融合了玻璃和竹子。

她的话,唤醒了我对冰雪中的蔚蓝海岸的记忆。范妮继续说道:

医院里的建筑奇形怪状,构成了一组大迷宫。在众多指示牌的帮助下,我勉强辨别着方向。医院的主楼由方石砌成,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主楼旁,聚集着一座座建于不同年代的建筑。每座楼房都好似各自年代的建筑标本,代表着过去五十年来的建筑亮点和败笔:灰砖平行六面体、立于桩基上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金属框架的立方体、绿化空间……

“突然,我发现头顶上有一缕奇怪的亮光,这才从美景中醒过神来。那缕光来自体育馆工地。我越靠近,越确定那亮光不太正常。整个工地都亮着,甚至还有发动机的声音。是机器的轰鸣声。我本能地认为自己不该走过去,却最终败给了好奇心……”

“你发现了什么?”

虽已年逾四十,我却仍无法自已,每每想到这儿,我的心都会如撕裂般疼痛。而且,今天比以往更疼。

“深夜里,我看到一台混凝土搅拌机正在运转。这让我很震惊。这么冷的天,竟然有人在凌晨三点浇混凝土!接着,我身后出现了一个人,把我吓了一跳。我转过身去,看见了艾哈迈德·葛祖阿尼,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的工人。他望着我,几乎和我一样惊恐。我大叫起来,接着马上撒开腿跑回了宿舍。一直以来,我心里都很清楚,那天晚上,我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事情。”

“去看什么?杰克,那儿没什么好看的,下面又黑又冷,什么都没有!那儿一个人都没有。可我就在这里,活生生的,就在这里!”

“你是怎么猜到艾哈迈德正在把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尸体砌进墙里?”

第二个记忆要令人愉悦得多,虽然开头很糟糕。一九八八年夏天,在我踢出一粒堪比克劳斯·阿洛夫斯的干脆进球后,瓦洛利混乱街区的一个家伙在球场上打伤了我。我的左臂被打断,由于遇袭时失去知觉,我被留院观察了两天。我记得马克西姆和范妮都来医院探望了我。在他们之前,还没人在我的石膏上写过字呢。马克西姆写得很简单:“OM[2]加油!”和“进球!”。要知道,在我们那时的生活里,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范妮陪我的时间更长。当时的情景再一次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那是学期末,或是暑假刚开始。一九八八年七月,电影《碧海蓝天》上映的那个夏天。我再次看到她逆光的身影:她倚在我的病床上,几绺金发浸润在阳光里。她给我写了一小段电影台词,那电影是我们半个月前一起看的。她写的是乔安娜在影片末尾对潜水员杰克·马约尔说的话。在此之前,杰克刚刚对她说,“我得去看看”;那一刻,我们知道,一旦他潜入大海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不是我猜的,是艾哈迈德亲口告诉我的……那是二十五年后的事了。”

那道疤痕至今还在。

“怎么回事?”

那是在一九八二年冬天,八岁的我追着姐姐跑时(她拿走了我的大吉姆人偶,把它变成了芭比娃娃的奴隶)不小心打翻了室外客厅里的一条金属长凳,凳子倒下,锋利的边缘割伤了我的脚趾。我在芳多纳医院接受缝合处理,一个业务不熟练的实习医生直接就把橡皮膏粘到了我的皮肤上,没放纱布。伤口严重感染,我有好几个月没法运动。

范妮转过身去,指了指身后的建筑。

我把车停在了医院的露天停车场里。从今早开始,不同的地点总会在一瞬间唤起我的某些回忆。关于这所医院,我的回忆有两个。一坏一好。

“去年,他在这儿住院来着,就在四层,是胃癌。他不是我负责的病人,但有时,我会在晚上下班前过去看看他。一九七九年,我爸和他一起在尼斯商业港的工地上做过工,而且一直保持着联系。艾哈迈德知道自己的病情发展得很快。所以,在死之前,他想心里清净些,就把所有事都讲给我听了。和你刚刚做的一模一样。”

如今,雅克-普雷维尔中学的口碑好了不少,整个街区也模样大变。布雷吉耶尔(通往医院的一个入口)的温室大棚都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住宅和高档公寓。这片居民区没有丝毫的旅游氛围,周边商铺遍布,居住着大量就业人口。

我顿时无比担忧起来。

芳多纳街区位于昂蒂布的东部,曾是一片令这座小城闻名遐迩的园艺开采地。如果从地图上看,你会觉得它就在海边,但实际上并非这般美好。那一带确实有片海滩,但海滩上统统是鹅卵石,而且位于公路边,被国道和铁路与居民区分隔开来。八十年代中期,我在街区的雅克-普雷维尔初中上学,对那里的印象很糟糕:教学水平低下,环境有害身心,校园暴力频发。好学生在那儿很受罪。少数几个英勇无畏的老师勉强支撑着局面。如果没有他们,如果没有马克西姆和范妮的友情,我应该会很惨。被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同时录取后,我们三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终于不必胆战心惊地上学了。

“既然他跟你说了,就也有可能告诉了别人。你还记不记得,当时都有谁来看过他?”

我在昂蒂布最有名的迪厅“午睡”的路口停下车,那里的红绿灯调控着去往尼斯公路的全部车流。这里的红绿灯丝毫未变:等待,一如既往的漫长。十五岁时,我骑着轻便摩托车,只闯过一次红灯。倒霉的是那天有警察在,我因破坏交通规则被记录留名,并被罚款七百五十法郎。因为这七百五十法郎,我被家里人念叨了好几个月。好人就是容易遭殃。我驱走这段不光彩的回忆,却看到了另一幅我不愿看到的画面——咔咔,拿着徕卡相机的女孩;咔咔,即便脖子上没有挂着相机,仍用意念拍摄虚拟照片的女孩。有人冲我按响了喇叭。交通灯刚刚变成了绿色。我知道给父亲和雯卡拍照的人是谁了。我加足马力,飞速驶向芳多纳医院。

“一个人也没有。他一直在抱怨没人来探望他。当时他只有一个愿望:回到比塞大去。”

我需要呼吸些新鲜空气。我发动汽车,打开敞篷,向海边驶去。我恨不得马上冲到父亲面前。开车时,我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路面上。雯卡的照片深深地嵌入了我的脑海里。第一次,我在她的目光里捕捉到了忧伤和不安。令她恐惧的人,难道是我的父亲?雯卡到底是受害者还是操纵人心的魔鬼?或许,两者皆是……

我想起了马克西姆对我说过的话:艾哈迈德是在老家离世的。

也许,怕被公之于众的,还有她怀孕的事实……

“他这么做了,”我试探着说,“他离开医院回了突尼斯……”

我闭上眼睛,构思事件发生的经过。当年,这些照片应该是被用来勒索父亲的。这也解释了我几分钟前的发现。查看皮亚内利发给我的照片时,我认出了父亲曾经用过的仿鳄鱼皮旅行包——我对此非常确定。如果他给了雯卡一个装有十万法郎的包,那一定是因为受到了雯卡的威胁,害怕两人的关系被公之于众。

“……几星期后就在那里过世了。”

我的喉咙干涩难耐。即便心生厌恶,我还是尽可能地仔细查看着那些照片。它们透出些许艺术感,拍摄技法考究。给我送来这些照片的人是谁?摄影师又是谁?当时的镜头放大技术远不如今天完善。想拍出这样清晰的照片,摄影师应该离目标人物不远,我甚至在某一刻产生了这样的质疑:两个主角真的不知道有人在拍他们吗?我父亲肯定不知道,可是,雯卡呢?

范妮的呼机声再次回响在空旷的停车场里。

整组照片的偷拍地点至少有两处。第一个地方很容易认出来——淡季的圣保罗-德旺斯小镇:广场咖啡厅、古老的油磨坊、田野上的城墙、马克·夏加尔的墓地。雯卡和我父亲,手牵着手漫步其中,一看就是一对亲密的恋人。第二组照片的抓拍地点,我看了许久才辨认出来。我先是认出了我父亲的奥迪80敞篷车,它停在一处临时的简易停车场里,周围全是白色岩石。然后,我看见了在岩石上凿出的台阶。远处是一座险峻的小岛,泛着花岗岩的光亮。看到这里,我恍然大悟。那是马赛海滩。这片小沙滩隐藏在一座堤坝后,是猴子湾的海滩。那里远离尘嚣,父亲曾带着我们全家去过两三次;不过,看来那儿也是他秘密约会的地方。

“这回我必须回去干活了。”

每张照片上都有我的父亲,里夏尔·德加莱,外号“狮心王里夏尔”,亲友们口中的“里克”。九十年代初,他和如今的我同岁。只是我长得并不像他。那时的他,英俊、精致、高雅。身材挺拔,头发半长,衬衫的领口开得很低。他帅气、健谈、引人注目,懂得及时行乐。这么看来,里克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并没有太大差别,不过是年长了十五岁。他喜欢漂亮姑娘、炫酷跑车、亮闪闪的打火机和希巴杜外套。说来沮丧,照片中的雯卡和他的确般配。他们两个都是具有“王者风范”的人。那类人永远是生活里的主角,只要你和他们站在一起,就会自动变成配角。

“嗯,快去吧。”

处于震惊中的我仔细观察起这些照片。每张照片都差不多。我完全不认为它们是被合成的。在内心深处,我相信这些令人过目不忘的画面的真实性。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没有感到意外。那就好比一个秘密,它虽从未暴露在我面前,却始终静静隐藏在我潜意识的深处。

“等你和你爸谈完了,记得告诉我。”

真他妈的……

我点了点头,向访客停车区走去。走到汽车旁,我不禁转过身去。我已走了二十米,可范妮却一步都没动,直直地望着我。逆光中,她的金发仿佛一盏神灯的熔丝。她的面容模糊不清,说她多大都不为过。

信封里装着十几张因岁月久远而褪色发黄的照片。我看了第一张照片,顿时如坠深渊。照片上,我的父亲正在热烈地吻着雯卡。我的大脑开始嗡嗡作响,胃部抽搐紧缩。我打开车门,呕吐了起来。

有那么几秒钟,我觉得,她还是《碧海蓝天》之夏的那个范妮。而我,则变回了那个“与众不同的男生”。

我穿过人群,回到沃邦港的停车场。那辆迷你库珀还停在原位,只是一侧雨刷下多了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信封上没有名字,也没有地址。我打算坐进车里再看信的内容。当我拆开信封时,胃痉挛再次发作。很少有人会用匿名信来传递好消息。我的确很担心,却远远没有预料到等待我的将是怎样的天崩地裂。

这辈子,我只喜欢过那样的托马斯·德加莱。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鲜花大战遍布全城。现如今,为保障安全,每隔十米就有一个值守警察,彩车只在维尔登大街周围绕行。空气里弥漫着快乐和紧张的混合气息。市民们很想轻松畅快地大玩一场,然而,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尼斯714恐怖袭击[1]的记忆仍挥之不去。看着被围在路障外的孩子们摇动着手里的石竹花束,我感到心痛、愤怒。恐怖袭击的威胁扼杀了人们的率真自然和无忧无虑。无须反驳,恐惧从未真正离开过我们,在快乐的上空,永远笼罩着一层抹不去的暗影。

[1] 2016年7月14日,一辆大卡车撞向尼斯观看国庆日烟火表演的人群,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护城墙前,普雷德佩舍尔广场上人头攒动,彩车穿梭。在一片狂欢节的氛围中,人们正在庆祝传统的鲜花大战。黑压压的快乐人群聚集在铁栅栏后,有在家长陪伴下的孩子、浓妆艳抹的年轻人,还有把滚球游戏抛在一边的昂蒂布老人。

[2] 指马赛足球俱乐部。

——田纳西·威廉斯,美国剧作家

[3] 美国摇滚乐队金发美女(Blondie)的主唱。

一切都是回忆,除了我们正在经历的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