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照片，我看到你在文章里写道，在生锈的储物柜里找到巨款的孩子们把照片放到了网上。”
我避开他的提问继续说：
“是的，但都被警察清掉了。”
“开什么玩笑，他已经七十岁了！在葡萄牙养老呢。说真的，你为什么想知道是谁拍的那张照片？”
“不过，你把它们都下载下来了……”
“他还在你们报社工作吗？”
“你真了解我。”
“我联系下记者克劳德·安热万。一九九二年的时候他跟过那个事件。”
“能把照片发给我吗？”
他从背心里掏出手机，编写起短信。
他在手机里翻找起照片。
“能麻烦你查一下吗？”
“我还以为你对这件事不感兴趣。”他略带嘲讽地说。
“呃……”他一边像我之前一样核对着版权声明一边说，“我估计报社的档案资料里能查到。”
“我怎么会不感兴趣呢，斯特凡纳。”
皮亚内利先是皱了皱眉，接着，他的表情凝固了，好像他做了什么坏事刚刚被我抓了现行似的。
“你的邮箱是什么？”
“你知道这张照片是谁拍的吗？”我指着封面问他。
就在我告诉他邮箱地址时，我意识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在当地已经没有人脉和资源了，而皮亚内利却一直生活在这里。如果我真想查出雯卡遭遇了什么，查出是谁在恐吓我们，恐怕除了和皮亚内利联手外，别无他选。
我抬高了声调。他表示失言，向我道歉。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我们都在努力吃光羔羊肩排和配菜沙拉。最后是我再次挑起了话茬。
“斯特凡纳，咱们合作吧，怎么样？”
“闭嘴，斯特凡纳！”
“你什么意思，艺术家？”
“你之所以把她理想化，是因为她在十九岁就已香消玉殒。可是你想象一下，如果当年你们结婚了，现在会是一幅怎样的画面？你们会有三个孩子，她会比从前胖二十公斤，胸部下垂，而且……”
“我们各自调查雯卡的失踪，然后再共享查到的信息。”
见我不回答，他继续挑衅地说：
他摇着头说：
“而所有这些，显然都是她难以维持的。我并不想说自己比你更了解她，但是说真的，在她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相当平凡的灵魂，不是吗？”
“你怎么可能这么做。”
老板亲自端来羊肉，并在我们面前切了起来。吃了几口后，皮亚内利继续总结道：
我早就猜到了他的回答。为了说服他，我决定铤而走险。
“如果二十岁的雯卡生活在今天，那她一定是社交网站上的网红，坐拥六百多万粉丝。”
“为了向你证明我的诚意，我会告诉你一件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事。”
皮亚内利喝了一杯水，接着说：
我觉察到他的整个身体都紧绷起来。我知道自己是在走钢丝，然而，我不是一直都在这种状态下生活吗？
“雯卡为自己塑造的形象很特别，”皮亚内利概括道，“那是一种法式的优雅和美好，介于碧姬·芭铎和莱蒂西娅·卡斯塔之间。更重要的是，她诠释了一种自由。”
“雯卡失踪时，肚子里怀了克雷芒的孩子。”
我甚至没去看那些照片。即便不看，我也完全记得雯卡的样子：形如杏核的双眼，犹豫的目光，梳得凌乱的头发，微微翘起的嘴唇，时而乖巧时而叛逆的动作。
皮亚内利看着我，半是忧虑，半是疑惑：
“看看她。”他一边说，一边随手翻开他那本书中的相册集。
“妈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觉得现在的学生对雯卡的痴迷是怎么回事？”
“是雯卡自己告诉我的。她给我看了验孕棒。”
“知道，都是那个可爱的老泽莉干的好事！这没什么用，想看的人可以从网上找到资源，并且自由转发！”
“当年你为什么没说？”
他从小杯子里抓起一粒黑橄榄。
“因为这是她的隐私。而且这对调查毫无用处。”
“你知道自己的书被圣埃克苏佩里的图书馆拉黑了吗？”
“当然有用！见鬼！”他恼火地说，“调查会完全不一样。要救的就不是两个人，而是三个人了。事件中出现了胎儿，媒体也会大力报道。”
我抬起头，把目光从书上移开，由于过度沉浸于曲折往事，仍然有些发蒙。
也许他是对的。不过说实话，面对一根塑料棒上的竖条，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个活生生的小生命。毕竟，当年我才十八岁……
“看来你读得很认真嘛！”皮亚内利一边说，一边坐到我面前。
我看着皮亚内利在椅子上躁动地苦思冥想。他打开记事本，潦草地记录着自己的推测，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
“既然你觉得雯卡那么普通，为什么还对她如此关注？”
我打开那本书，开始浏览起来。书里的信息非常多。皮亚内利搞到了警方的报告，交叉使用了调查人员搜集来的大部分证词。这本书刚一出版我就读过，我甚至还在巴黎展开过类似的调查，询问过所有可能的、可以联想到的证人。我用二十分钟快速浏览了这本书。不同证人的回忆被聚集在一起，他们都讲述了一个同样的故事，久而久之，这个版本也成了官方说法：这对恋人驾驶一辆阿尔卑斯跑车离开了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头发火红的年轻女子”乘着火车前往巴黎，同行的老师“戴着一个德国足球俱乐部的棒球帽，那俱乐部的名字简直拗口得读不出来”，他们走进了位于圣西门路的酒店，“年轻姑娘想喝樱桃可乐”，两人曾出现在走廊上，第二天一早消失不见了——“酒店接待员换班时，发现前台放着房间钥匙。”这本书虽然提出了一些问题和疑点，却没能拿出有力证据，另辟蹊径地找出真正的线索。和皮亚内利相比，我有一个优势：他只是通过直觉判断这种说法是假的，而我，却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克雷芒已经死了，之后两天陪在雯卡身边的肯定不是他。雯卡和另一个男人跑了。我用了二十五年的时间都没能找到那个幽灵。
皮亚内利笃定地说：
“我得挂了。”他抱歉地说，“回头打给你。”
“我关注的不是雯卡。而是杀死她的人。”
电话那端响起音乐声。我听到一个女人正在催促他挂断电话。
“你真的认为她已经死了？”
“没错！”他大声说，“但这并不矛盾啊。”
“一个十九岁的学生，几乎孑然一身，没有什么资源，是不会这样凭空失踪的。”
“你一直都说，没有什么比一张照片更能欺骗人、迷惑人的。”
“那你的推断是什么？”
“从技术上来说，照片有些模糊，但拍照的人懂得定格瞬间。只有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瞬间。你知道，卡蒂埃-布列松曾说过：‘摄影，应该在动作中抓住富有表现力的平衡。’是的，拍照的这个家伙就是这么做的。他抓住了一瞬，并将这一瞬间变成了永恒。”
“自从那笔巨款被发现后，我就确信，雯卡敲诈了某个人。那个被敲诈的人由于无法忍受被威胁而变成了威胁雯卡的人。也许是雯卡肚子里的孩子的生父，克雷芒，或者是别的什么人……”
“不是。”
当他合上本子时，从一个折页里掉出了几张票。他微笑着说：
“是你拍的吗？”
“我有今晚赶时髦乐队的演出票！”
“你觉得这张照片怎么样？”
“在哪儿？”
“我记得，你跟我说起过她。”
“尼斯查尔斯-埃尔曼体育场。咱们一起去吧？”
“很久以前我爱过的女孩。雯卡·罗克维尔。”
“呃，我不太喜欢电音。”
“嘿，托马斯。我现在在米兰，做芬迪新品发布的摄影。你发给我的照片里的漂亮姑娘是谁？”
“电音？看来你没听过他们新出的几张专辑。”
拉斐尔马上就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的法语略带意大利口音，散发着难以抵挡的魅力。
“我从没关注过他们。”
是谁拍了这张照片？我之前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是学生，还是老师？我在书的背面试图查找图片版权声明，却只看到了“所有版权归《尼斯早报》所有”的字样。我用手机拍下封面，通过短信传给了拉斐尔·巴尔托莱蒂。拉斐尔是个出场费极高的时尚摄影师，和我住在翠贝卡的同一条街上。他是位真正的艺术家，对图像的意蕴深有研究，善于抓住一切细节，分析独到且往往恰切入理。多年来，我所有的宣传照片还有小说封底的图片都是他拍的。我喜欢他拍的照片，因为他总能在我身上找到些许光亮，那也许是我在许久以前拥有的光彩，但如今它们已离我远去。他给我拍摄的肖像照，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更好的我，多了些阳光，少了些焦虑。如果生活恬静似水，我应该会成为那样一个人。
他眯起眼睛，陷入了回忆。
我一边等皮亚内利，一边拿起他的书。正如每次翻看这本书时一样，我再次被那张封面照片牢牢吸引，那是舞池里的雯卡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照片是在十二月中旬的期末舞会上拍的。一星期后，哲学老师被杀，雯卡失踪。每每看到它，我的心中都会涌起一阵痛楚。极致美艳的雯卡，用炽烈的目光注视着她的骑士。那目光里，溢满了爱恋、欣赏和欢愉的欲望。他们跳的是一种摇摆舞步，摄影师用一个优雅、性感的造型，将那舞步定格成了永恒——宛若罗伯特·杜瓦诺《油脂》的再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赶时髦乐队为他们的专辑《101》办了巡演，一举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摇滚乐队。一九八八年，我去蒙彼利埃天顶音乐厅看了他们的演出。那声音，简直好听极了！”
“刚刚在议会厅结束的老年沙龙。好吧，我承认，写这种文章肯定没法让我拿到阿尔伯特·伦敦新闻奖[1]。”
他的瞳孔散发着光芒。我故意气他说：
“你写的文章是关于什么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皇后乐队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摇滚乐队。”
“现在就点上吧！我写完手里的文章就去找你。”
“哎哟喂，你倒认真上了，这可真不得了！你还不如说是U2呢，但……”
“我正在马莫吃饭。如果你也在附近，就过来吧，我请你吃羔羊肩排。”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们都放下了戒备，再次回到了十七岁。斯特凡纳努力说服我，戴夫·高瀚是他那个年代最伟大的歌手，而我却认为没什么可以超越《波西米亚狂想曲》。
“你已经离不开我了吗，艺术家？”
这时，皮亚内利看了看手表，嗖地跳了起来。美好的瞬间戛然而止，开始得突然，结束得也突然。
“嘿，斯特凡纳，我是托马斯。”
“妈的，迟到了。我得马上赶去摩纳哥。”
我思索着。在某些地方肯定留有什么线索，只不过，我现在无法迅速找出它们。《尼斯早报》在昂蒂布的报社近在咫尺，就在国家广场的公交车站旁。犹豫了一会儿后，我直接打通了皮亚内利的电话。
“为了写报道吗？”
浏览后，我很快就发现了想要找的文章，斯特凡纳·皮亚内利写的那篇有关高中生在废弃储物柜中发现巨款的报道。文章的内容没能给我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新线索，配图里没有运动包的照片，这更令我感到失望。文章只附了两张图片，一张是校园的航拍图，一张是锈迹斑斑的储物柜。但是，报道中提到：“有些学生还在社交网站上挂出了战利品的照片，直到警方为了顺利展开侦查，要求他们将其删除。”
“是的，电动方程式赛车锦标赛大奖的试驾。”
我从没有过写字台。从小学一年级有作业起，我就一直喜欢在开放式的环境里学习和工作，比如家里的厨房、图书馆的自习室、拉丁区的咖啡厅等等。在纽约，星巴克、酒店的餐吧、公园、餐厅都是我写作的地方。似乎在一个能闻听人语响、嗅见烟火气的流动环境里，我才能更好地思考。我把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书放在餐桌上，一边等开胃酒，一边拿起手机浏览短信。只有一条信息，是我母亲发来的，她一定很恼火，句子写得很不客气：“泽莉告诉我你回圣埃克苏佩里参加五十周年校庆了。你怎么回事，托马斯？回法国了都不告诉我一声。今晚来家里吃饭。我们邀请了佩莱格里诺一家，他们见到你一定很高兴。”“妈妈，我晚点给你打电话。”我回复了她一条简短的消息，随后用手里的苹果手机下载了《尼斯早报》的应用，并且购买了四月九号到十五号的电子刊。
他抄起布包，向我挥手道别。
“回头电话联系。”
我顺着狭窄的萨德街——父亲的童年是在这里度过的——向下走到国家广场，接着又逛到了米开朗琪罗餐厅，那是昂蒂布城最具标志性的餐厅之一，当地人都用餐厅老板的名字称呼它为“马莫”。露台上还有位置。我坐在一张餐桌前，点了他家的特色饮品：罗勒柠檬茴香酒。
我一个人坐在餐桌前，点了杯咖啡。我的脑子乱成一团，觉得自己没有谈好这一局。总之，最后的结果是，我把“弹药”给了皮亚内利，却什么也没换回来。
我穿过海岸城门，那是港口和老城的分界线。春日的周末，城里比较热闹，但好在还没有出现让老城变味的游客潮。在奥贝侬街头，游人虽多，却也还走得开，不至于摩肩接踵。在马塞纳的普罗旺斯市场，虽然菜农、花农、奶酪商贩，以及来自普罗旺斯的手工艺人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但顶棚下的市场仍然多姿多彩、生气勃勃。商贩们操着方言，上演了一场味觉交响乐：黑橄榄、糖渍柑橘、薄荷、干番茄酱料……在市政广场，人们正在庆祝今天上午的最后一场婚礼。伴着欢笑、喝彩声和玫瑰花瓣雨，一对满脸洋溢着幸福的新人走下台阶。我虽与眼前的热闹场面相隔甚远（如今，结婚对我而言已毫无意义），却仍把自己沉浸在这喜悦的欢呼和灿烂的笑靥中。
妈的……
密史脱拉风迎面吹来。我喜欢这风。所有的一切都在帮我找回从前的记忆，体会落叶归根之感，这里是我曾经深爱着的地方，是我迫不得已离开的地方。我没有凭空臆想：的确，这里已不再是我少年时代的那座城，但我仍然爱着我心中的那个昂蒂布，一如我爱着心中的纽约一样。这座与众不同的城市，逃离了蔚蓝海岸某些地方一贯的浮华。它是爵士乐之城、“迷惘一代”的美国作家之城，是我带着雯卡用脚步丈量过的城市，也是对我影响深远的大部分艺术家生活过的城市。莫泊桑曾将自己的“漂亮朋友”号游艇停泊于此，菲茨杰拉德和他的妻子塞尔达曾在战后宿于“美丽河岸”酒店，毕加索曾将画室搬入格里马尔迪城堡中，在距离城堡两步之遥的公寓里，尼古拉·德·斯塔埃尔曾画出最美的作品。还有凯斯·杰瑞特（我所有作品的电影原声乐都是他创作的），至今仍定期来松林公园附近度假。
我抬起手，准备结账。在等账单时，我拿出手机查收皮亚内利发给我的照片。这些照片，我是为了求心安才向他要的，并没有过多期待。
如今，自动升降栏杆取代了夏季零工。我拿好停车小票，在岸边的港务办公室旁找到了个停车位。二十年过去了，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港口入口焕然一新，车行道被加宽，人行道也增多了。但景色依旧。对我来说，沃邦港是蔚蓝海岸最美的地方之一。眼前是蓝色的大海，然后是隐映在船桅丛后的方堡，厚重、坚实，还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蔚蓝天空和朦朦胧胧的远山。
我错了。几秒钟后，我的手颤抖不已，以至于我不得不把手机放到餐桌上。
到达昂蒂布后，我像以前一样，把车停在沃邦港。港口停泊着世界上最贵的几艘游艇。一九九〇年七月，那时我即将年满十六岁，我就是在这儿打了第一份夏季零工。那是份很可笑的工作：从游客腰包里要出三十法郎后，拉起停车场的升降栏杆，让他们把车停在大太阳下。就是在那个夏天，我读了《在斯万家那边》，口袋书版本，封面是克劳德·莫奈画的鲁昂大教堂；爱上了一个巴黎姑娘，她有着一头金色卷曲的齐耳短发，还有和她本人一样美的名字：贝蕾妮丝。每次去海滩，她都会在停车场岗亭待一会儿，和我聊聊天，但我很快就发现，和查尔斯·斯万还有奥黛特·德·克雷西的苦痛相比，她更感兴趣的是格莱恩·梅德罗斯和新街边男孩。
这个软皮包，我在家里经常看到。
——杰西·凯勒曼，美国小说家
噩梦在继续。
这本书也许是部侦探小说，但我本人却不是个警探。
[1] 法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
7.在昂蒂布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