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唱完“我校始终秉承的价值观，是宽容，是机遇平等，是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交流”这段老调之后，校长开始列举历届毕业生中的十几个“杰出人物”。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我的名字被宣布并响起掌声时，几束目光投向了我。我挤出一个不太自然的微笑，点头示意了个含糊的“谢谢”。
校长开始讲话了，这类空洞无聊的演讲是国民教育界某些公务员的专长。吉拉尔女士是巴黎人，来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当校长还是不久以前的事。她对学校的了解仅限于官方资讯，背书似的重复着专家、高官的陈词滥调。听她讲话，我不禁犯起嘀咕：我的父母为什么没有出现？作为老校长，他们应该受到了邀请。我徒劳地在人群里寻找着他们的身影，越想越不对劲。
“这下完了，你暴露了，艺术家。”斯特凡纳·皮亚内利一边坐在我身旁，一边提醒我说，“几分钟后，就会有人过来找你在书上签名。他们会问你，米歇尔·德吕克[6]的狗在拍摄间隙会不会叫，安妮-索菲·拉比克斯”[7]在没有镜头对准她时是不是还是那么和蔼可亲。
我尽量避免激起皮亚内利的表达欲，但他依旧滔滔不绝地说道：
“我要迟到了，本不该喝这东西的。今天下午我值班。回见，托马斯。”
“还会有人问你，在《和你共度的几天》那本书的末尾，你为什么要让主人公死掉。你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何处，以及……”
她把相机放进包里，看了看手表，冲我举起半满的香槟酒杯说：
“放过我吧，斯特凡纳。你那会儿想跟我说什么来着？那篇文章是怎么回事？”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啦。也许当鸵鸟更轻松吧。就像歌里唱的：‘闭上眼睛活着很容易。’”
他清了清嗓子说：
“范妮，你不会也和其他人一样吧。”
“上个月你不在蔚蓝海岸？”
“不在，我是今早到的。”
“是的，不过你一直都把她想得太完美了。”
“好吧。你听说过‘五月骑兵’吗？”
“没错，”我承认道，“我爱上了她。这里的男生差不多都这样，不是吗？”
“没有。不过，我猜想，他们应该不会出现在卡涅的赛马场上吧？”
“你那时喜欢的是雯卡。”她回忆说。
“真逗。实际上，‘五月骑兵’是指春季回冷、引起结冰的天气现象……”
我本想幽默风趣地回应她，却没能找到一句合适的话，因为她并没有在开玩笑，夸张的言语里透着忧伤。
说着，他从夹克衫里掏出了一支电子烟。
“你知道吗？这个广场上的男人，没和我睡过的没几个，你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春天，在蔚蓝海岸地区，天气简直糟透了。先是特别冷，后来连续下了好几天倾盆大雨。”
范妮掸了掸牛仔裤上的灰，用她独有的腔调，放了最后一记狠话：
我打断了他：
在台阶的另一头，斯特凡纳·皮亚内利正在一边和专区区长对话，一边做着笔记。与我目光相接时，这位《尼斯早报》的记者对我做了个手势，大概是“别动，我马上过来”的意思。
“长话短说，斯特凡纳。你不会是要把前几星期的天气情况都跟我讲一遍吧！”
“天哪，我可不想听这些正式的讲话。”她站起身对我说。
他抬起下巴，指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彩色宿舍楼。
不过，当范妮发现两个员工正在搭建讲台、准备话筒时，她的热情马上就像是被泼了冷水似的熄灭了。
“好几座宿舍楼的地下室都发了大水。”
“我们未来的议员吗？我和他在体育馆那边抽了根烟，咱们这届晚上就在那儿聚会。他好像一点儿都不急着搞竞选造势。妈的，你看见奥德·帕拉迪那张脸没？跟刷了层漆似的。可怜虫！你确定没有爆米花吗？我能在这儿坐上几个小时。眼前这场景几乎可以和《权力的游戏》媲美！”
“这没什么稀奇的。你瞧这地面的坡度！咱们上学那会儿，每两年就得发一次水。”
“马克西姆。”
“的确。不过，四月八号那个周末，水已经涌到了一层的门厅。校方不得不紧急施工，找人彻底清空了地下室。”
“你在找谁吗？”
皮亚内利拿起“香烟”抽了几口，吐出几股带有马鞭草和柚子味的烟。和抽雪茄的切·格瓦拉相比，这位革命者手持电子烟吞云吐雾的样子，看起来着实有些可笑。
我耸耸肩，眯起眼睛，把手搭在额头上遮挡阳光。
“地下室里有几十个锈迹斑斑的金属储物柜，从90年代中期起就堆在那儿了。学校打算清掉它们，于是委托了一家专门搬运大物件的公司把它们运到垃圾场。不过，在此之前，几个学生玩起了开柜子游戏。你永远都猜不到他们发现了什么。”
“你说的是十六岁的姑娘，不是四十岁的女人！”
“快说。”
“女生们只喜欢坏小子，不是吗？”
皮亚内利尽可能地拉长了我焦灼等待的时间。
“那你就错了。”
“一个皮质运动包，里面放了十万法郎，都是百元和两百元的大钞！在这儿藏了二十多年的一笔钱……”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绝对不是在夸我。”
“所以，警察来圣埃克苏佩里了？”
“全班成绩第一，形象高雅，无可挑剔，永远是那身漂亮的法兰绒外套和天蓝色衬衣。”
我想象着警察进驻校园的情景，以及由此引发的骚动。
她把徕卡相机的镜头对准我，一边按下快门，一边大说特说道：
“那是肯定的啊！而且，正像我在文章里写的那样，他们还很兴奋呢。一桩老案子，还有钱，又是这么有名的学校；根本用不着催，他们早就把一切都查了个遍。”
“生活改变了某些人的角色，而你，却始终没变。”
“查出什么结果了？”
范妮又发射了几枚毒舌炮弹，言语轻佻却悦耳（比如，“艾蒂安·拉比特还顶着一颗龟头脑袋”）。随后，她嘴角扬起意味深长的微笑，凝视着我说：
“消息还没公开，但我听说他们在包上采集到了两枚清晰的指纹。”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和范妮继续一边观察老同学，一边唤醒当年的记忆。在听她说话时，我忆起了自己为什么一直以来都很欣赏这个姑娘：她精力充沛，同时还拥有万能的幽默感。然而，范妮的童年并不美好。她的母亲是个肤色亚光的金发美女，眼神既温柔又摄人心魄，在戛纳十字大道上的一家时装店里做店员。我们上小学一年级时，她抛下丈夫和三个孩子，跟老板去了南美。范妮的父亲原本在工地打工，后来由于工伤瘫痪在床。在被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录取为寄宿生之前，她跟父亲还有两个哥哥（坦率地讲，那两个哥哥都是蠢货）共同生活了将近十年。三人住在一处老旧的廉租房里，跟昂蒂布-朱安雷宾旅游指南里描述的街区相比，那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然后呢？”
德维尔小姐身高足有一米八。只见她脚踩高跟鞋，身穿紧身皮裤和无领外套，长长的直发垂落在肩上。修长挺拔的身材让她看起来比某些教过的学生还年轻。她刚来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那年有多大？二十五岁？最多不过三十岁。我当年读的是理科预科班，所以从没上过她的课。但我记得，她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不少男生都对她怀有爱慕之情。
“其中一枚是记录在案的。”
“看呀，她到现在还美艳得很！”范妮说道，“多像凯瑟琳·泽塔-琼斯！”
我屏住呼吸，等待皮亚内利新的一击。看到他眼中闪耀的火焰，我知道这一击将极具杀伤力。
我想了一会儿才认出那个人来。是德维尔小姐，美国人，在文学预科班教英美文学。
“那是雯卡·罗克维尔的指纹。”
“那个老师很酷！”
我一边消化信息，一边不住地眨眼。我试图去思考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可大脑却一片空白。
接着，她指了指另一个老师大声说：
“斯特凡纳，你怎么看？”
“每个男生都会这么说，不是吗？”她随口一问，似乎并不想多知道些什么。
“我怎么看？这说明我从一开始就是对的！”他情绪激动地说。
“我和我妈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我说道，试图转移话题。
除了政治，雯卡·罗克维尔事件是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又一大关注点。十五年前，他甚至围绕这一事件写过一本题为“少女与死神”的书（书名仿效了舒伯特创作的歌曲《死神与少女》）。书中的调查分析虽然足够严谨、相对全面，但关于雯卡及其恋人的失踪，依然没有什么重大发现。
我吃了一惊。
“如果雯卡真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跑了，”他继续说道，“肯定会卷走这笔钱的！或者说，她至少要回来取才对！”
“自从那次心梗后，她就开始定期来医院检查了。但现在一切都好。”范妮安慰我说。
我觉得他的推理不太有说服力。
见我什么都没说，她明白了，我对此一无所知。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钱是她的。”我反驳道，“即便包上有她的指纹，也并不代表钱就是她的呀。”
“我在芳多纳医院的心脏科上班，两年了。你妈妈是我的病人。她没和你说过吗？”
他表示同意，却继续反击我道：
她点了点头。
“可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这些钱从哪儿来的？十万法郎啊！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大笔钱。”
“在这一点上，我没法否认你的说法。你在昂蒂布工作吗？”
关于雯卡·罗克维尔事件，我一直都搞不懂皮亚内利的真正想法，但他始终觉得私奔一说站不住脚。即便没有确凿的证据，他还是坚定地认为雯卡之所以杳无音信，是因为她很久以前就死了，而杀害她的，很可能就是亚历克西斯·克雷芒。
“好一群施虐狂。”范妮边说边对着他们按动了相机快门。
“在司法层面，这意味着什么？”
我扬起下巴，给她指了指恩东先生、莱曼先生和丰塔纳女士，他们分别是教我们数学、物理和自然科学的老师。
“完全不清楚。”他茫然地答道。
“你看见咱们以前的老师了吗？”她问我。
“雯卡失踪的案子已经立案那么多年了，不管现在发现了什么，都已经过了追诉时效了，不是吗？”
我在很久以前就认识范妮了。马克西姆、她还有我，我们上的是同一所小学。芳多纳街区的那所学校由于满是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美丽建筑，被我们几个叫作“老学校”。后来，昂蒂布建了勒内-卡森小学，与“老学校”恰恰相反，校园里尽是些预制建筑。在青少年时期，范妮是我比较亲近的朋友。她也是第一个和我约会的姑娘。那是初中四年级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去电影院看了《雨人》。在返回芳多纳的公交车上，我们一起听我的随身听，一人戴一只耳机，接着便蹩脚地吻了对方，在“因为你离开了”和“但愿它们温存甜蜜”两句歌词间亲了四五下。我们一直约会到高二，后来就渐渐疏远了，但仍是朋友。她变成了一个成熟、自由的女孩，从高三起就和不同的男生上床，不再有固定的男友。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很少有这样的学生，很多人对她指指点点，但我一直都很尊重她，因为对我而言，她就像是某种自由的化身。她是雯卡的朋友，成绩优异，为人善良，这三点足以令我珍视。从医学院毕业后，她作为战地医生和人道主义救援者四处漂泊。几年前，我去参加法语图书展时，曾在贝鲁特的一家酒店偶遇她。当时她跟我表达了想回国的意愿。
他若有所思地用手背摩挲着胡子。
和上学时一样，她拿起脖子上挂着的徕卡M相机，开始对准人群拍照。
“不见得。关于这个问题，司法判例还是很复杂的。现在，在某些情况下，追诉时效不取决于犯罪时间，而是取决于尸体被发现的时间。”
“可惜我没找到爆米花。”她一边说，一边坐在我旁边的台阶上，好像我们要看场电影似的。
我迎上了他直逼而来的目光。皮亚内利无疑是个独家新闻的搜寻者，但我始终都不明白他为何对这桩旧事如此上心。据我所知，他并不是雯卡的好友，两人很少往来，也没有什么惺惺相惜之情。
范妮比我有办法，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杯香槟。
雯卡的母亲波利娜·朗贝尔是个出生在昂蒂布的女演员。那个美丽的女人有着一头红棕色的短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在伊夫·布瓦塞和亨利·维尼尔的电影里出演过一些小角色。在影片《双枪智多星》中，她袒胸露乳，与让-保罗·贝尔蒙多在荧幕上共度了二十秒，那便是她电影生涯的巅峰时刻。一九七三年，波利娜在朱安雷宾的一家夜总会邂逅了美国赛车手马克·罗克维尔。罗克维尔曾是莲花车队的一员，并多次参加印第安纳波利斯五百英里大奖赛。他出身于马萨诸塞州的豪门家庭（遍布美国东北地区的一家连锁超市的大股东），是家中的小少爷。由于意识到自己的演艺事业已然止步，波利娜跟随恋人去了美国，并在那里举办了婚礼。很快，他们的独生女雯卡就在波士顿出生了。雯卡一直在波士顿生活，直到十五岁时父母罹难双亡后，才来到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读书。一九八九年夏，罗克维尔夫妇死于一场反响强烈的空难。在离开夏威夷机场时，他们所乘坐的航班发生了爆炸性减压。由于行李舱意外开舱，六排商务座席被撕裂并甩出机舱。这场意外导致十二人死亡，而且破天荒让富人遭了殃。这种趣闻估计很合皮亚内利的胃口。
范妮·卜拉希米冲我挤了挤眼睛，热情地拥抱了我。她的变化也很大。这个有着卡比尔族血统的姑娘上学时个子小小的，有着清澈的眸子和金色的短发，喜欢穿漂亮的浅口高跟鞋和合身的紧身牛仔裤。她衬衣上方的两个扣子总是解开着，令人对她刚刚发育的胸部浮想联翩；收腰的风衣将她的美丽身形展露无遗。在校外，我所认识的她则是个油渍摇滚迷，趿拉着破旧的马丁皮靴，套着难看的伐木工衬衣、打满补丁的羊毛开衫和撕裂款李维斯501牛仔裤。
不论是出身还是行事风格，雯卡看起来都是皮亚内利最讨厌的那类人：美国高级资本家的掌上明珠，高智商的精英继承人，痴迷于希腊哲学、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和洛特雷阿蒙的诗歌。她略显做作，美得不太真实，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而且，她甚至会不自觉地蔑视皮亚内利那种男生。
“哎呀呀，‘鹰隼’也老了嘛！”
“妈的，你听到这些后就这反应？”他突然向我发难。
我叹了口气，耸耸肩，做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然而说到穿着打扮，最出彩的当属法布里斯·福科尼耶。法航飞行员“鹰隼”[3]身着机长制服，高调地游走在金发、高跟鞋和假胸中间。曾经的帅小伙躲过了岁月这把杀猪刀。他依然保持着运动员般的身材，不过，银色的头发、坚毅的目光和毫不掩饰的自负已为他贴上了“老帅哥”的标签。几年前，我曾在一次中程航班上碰见他。他在降落时把我请进了驾驶舱，以为这样会让我很高兴，仿佛我还是个五岁小孩……
“那是太久以前的事了，斯特凡纳。”
凯茜和埃尔韦·勒萨热手拉着手现身了。他们俩在完成了高二理科班的学业后，一毕业就结了婚。凯茜（这是丈夫给她起的昵称）的真名叫凯瑟琳·拉诺。我还记得她极美的长腿（她的腿现在应该还是极美的，即便她换下了苏格兰迷你裙，穿上了女士西裤），还有她当年那文艺腔浓重的完美英语。我常常问自己，这样一个姑娘怎么会爱上埃尔韦·勒萨热。埃尔韦的外号是“雷吉斯”（当年《白痴》那档电视节目特别火，其口号“雷吉斯是个白痴”无人不知），他相貌平平，脑容量小得可怜，总是发表一些不合时宜的见解，问老师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最要命的是，他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身边的女友比自己高雅一百倍，他根本配不上。二十五年过去了，身穿麂皮夹克衫、一脸满足的“雷吉斯”看起来还是那么白痴。为了显得更傻，他今天还戴了一顶巴黎圣日耳曼球队的棒球帽。真让人无语。
“太久以前的事？雯卡可是你的朋友啊。而且你还那么喜欢她，你……”
相反，埃里克·拉斐特却遭受了惩罚。我印象中的他堪称半神的化身，是古铜色皮肤的天使，就像《怒海沉尸》里的阿兰·德龙。如今，昔日的王者埃里克神情沮丧、大腹便便、相貌尽毁，哪里还像什么《洛克兄弟》的男主角，简直就是翻版霍默·辛普森。
“我那时才十八岁，还是个毛头小子。我早就把这页翻过去了。”
我惊讶于自己的记忆力：每张同届校友的脸，我几乎都对得上名字。从远处望过去，那场景真的很有意思，甚至称得上引人入胜：对某些人来说，这场聚会带有些许报复过去的意味。比如玛侬·阿戈斯蒂尼，那个讨人厌的羞怯女高中生竟然出落成了个美人，举手投足间满是自信。克里斯托夫·米尔科维克也经历了同样的蜕变。那个“书呆子”（当年还没有这种说法），再也不是我记忆里长满粉刺的受气包了，我为如今的他感到高兴。像美国人一样，他毫不掩饰地炫耀着自己的成功，夸赞特斯拉如何值得拥有，和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女友说着英语，非常引人注目。
“艺术家，你是把我当傻子吗？你什么都没翻过去。你的那些小说我是读过的：到处都是雯卡。你塑造的大部分女主人公里，都有她的影子！”
经过对老同学的一番观察，我得出的最初结论是：大部分来参加聚会的人都是在比较小资的圈子里混的，所以身材保持得还不错。不过，秃顶却是男人们的第一杀手。“对吧，尼古拉·迪布瓦？”他的植发很失败。亚历山大·穆斯卡努力用从头顶翻折下来的一绺长发遮挡住秃顶。至于罗曼·鲁塞尔，则干脆剃了光头。
他的话开始让我觉得恼火。
“蹩脚的心理学分析，也就能在你那破报纸的占星专栏里写写罢了！”
他们相互道贺，勾肩搭背，彼此拥抱，给对方看自己孩子最漂亮的照片，交换邮箱地址、手机号，在社交网站上互加好友。皮亚内利说得没错，面对这一切，我是个局外人，甚至连装都装不来。首先，我对高中生活没有丝毫的留恋。其次，我骨子里就是个孤独的人，口袋里永远装着一本书，没有脸书账号。在这个被“点赞”按钮主宰的时代，我简直就是个脱离现实、令人扫兴的家伙。最后，我从未对光阴如梭产生焦虑。不管是过四十岁生日时，还是眼角鱼尾纹初现时，我都未曾沮丧。说实话，我甚至期盼过自己早日变老，因为那意味着我可以远离过去；于我而言，过去远非一座失去的乐园，而是一场悲剧的中心地带，我耗费一生努力逃离的地带。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情绪也越发激动起来。他的眼里闪着怒火。就像曾为雯卡发过疯的小子们一样，他也为雯卡发了疯，即便缘由并不相同。
我离开人群，坐在混凝土台阶的顶端。这些抛光台阶环绕着广场的某些区域，有点礼堂的味道。我戴上太阳镜，在选好的观测点“隐藏”起来，好奇地凝望着昔日的同窗们。
“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托马斯。我要重新调查一次，这回要认认真真地搞。”
我从一张托盘上随手抓起一个杯子，用嘴唇沾了下，就马上把这杯混合饮料倒进了花槽。作为手调鸡尾酒，校方竟然只准备了兑了姜汁冰茶的恶心椰子水。我向冷餐席走去。看来，吃的也是一样，校方选择了轻食。我恍惚觉得自己是在加利福尼亚或者布鲁克林，那些正在大肆盛行健康饮食理念的地方。别再惦记什么尼斯肉馅、西葫芦花炸糕和番茄鱼面点了，这里只有可怜巴巴的切片蔬菜、低脂奶油甜点和绝对无麸质的奶酪吐司。
“十五年前你就已经在这件事上栽过跟头了。”我说。
有了管弦乐队的演奏和几小拨人热火朝天的闲聊，栗树广场显得热闹非凡。从前生长在此处的参天大树很久以前就被寄生虫害死了。广场还保留着原来的名字，但如今已种满了加拿利海枣树，它们优雅的身姿会让人联想到假期和慵懒。校方支起了浅米色篷布顶盖，准备了冷餐席，摆了一排排椅子，还挂了花饰。广场上人满为患，头戴窄边草帽、身穿海魂衫的服务生们穿梭其中，忙着给来宾们供应饮品。
“这笔钱的出现改变了一切！这么多现金，你觉得背后隐藏着什么？我看只有三种可能：毒品交易、行贿受贿或大额勒索。”
我揉了揉眼睛。
我的心脏在胸腔里怦怦乱跳。毫无疑问，还有更多的意想不到在等着我。
“斯特凡纳，你是在拍电影吗？”
“咱们回头聊。”
“对你来说，罗克维尔事件真那么简单吗？”
那家伙对自己制造的气氛非常满意，一边丢下我一边挥了挥手道：
“不过是个年轻姑娘跟爱人私奔的普通故事罢了。”
“斯特凡纳，等等！”
他的脸皱了起来。
“我得去工作了，”我们走到大广场时，他对我说，“给当地小报写篇稿子。”
“这种说法就连你自己也从没相信过，艺术家。记住我对你说的话：雯卡的失踪就像个毛线团，总有一天，有人会牵动那根对的线头，把整个线团都解开。”
皮亚内利摇了摇头，从布包里掏出记事本。
“最后会发现什么呢？”
“知道什么？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们谁都意想不到的惊天事件。”
“所以，你是真的不知道？”他说。
我起身，想结束这段对话。
这回，我吃惊得僵住了。
“你才应该写小说。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帮你联系个出版社。”
“我说的是关于雯卡·罗克维尔的文章。”
我看了看手表，得赶紧找到马克西姆才行。皮亚内利突然安静下来，也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
看着他奇怪的表情和紧皱的眉头，我知道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然而，我白白松了一口气，因为他马上就对我说：
“回头见，艺术家。我确定，咱们还会见面的。”
“我住在曼哈顿的翠贝卡[2]。每天喝咖啡时读的是《纽约时报》，不是你的什么当地小报。你说的是哪篇文章？关于五十周年校庆的那篇？”
他说话的语气就像是刚刚释放我的警察。我系上外套扣子，走下一级台阶。犹豫了几秒钟后，我转过身去。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走错一步。我决不能让他察觉出丝毫线索，但心中却始终有个问题想要问出口。于是，我尽量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问他：
我故意轻描淡写地说：
“你说钱是从一个旧储物柜里找到的，是吗？”
“别装了。”
“是的。”
“你在说什么，斯特凡纳？”
“具体哪个柜子呢？”
他的话中断了我的呼吸，仿佛朝我的胃打了一拳。他是怎么知道的？
“一个淡黄色的储物柜，亨利-马蒂斯公寓的颜色。”
“我知道啦，”终于，他一边点头一边对我说，“你来是因为看到了我写的文章！”
“雯卡不住在那栋楼里！”我用胜利者的口吻大声说，“她的宿舍楼是蓝色的，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公寓。”
皮亚内利疑神疑鬼地盯着我看。突然，他的目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像抓到了什么东西似的，两只眼睛都亮了。
皮亚内利表示认可：
事实如此。
“没错，我已经确认过了。你的记忆力还真好，特别是对一个已经翻篇的人来说。”
“这你就说错了。我没有瞧不起任何人。”
他再次眼睛里闪着光，挑衅地看着我，好像我刚刚中了他的陷阱似的。但我并没有躲闪他的目光，还继续向前走了一步棋。
“别再花言巧语了，”他冷笑着打断我的话，“你最讨厌这种老同学聚会了，托马斯。瞧瞧你，身穿夏尔凡名牌衬衫，手戴百达翡丽腕表。别告诉我，你从纽约坐飞机回来，就是为了和一起看《金刚战神》长大的同学们叙叙旧，和那些你瞧不起的家伙嚼嚼马拉巴口香糖[1]。”
“那格柜门上有名字吗？”
“落叶归根总是好的，不是吗？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我们……”
他摇了摇头。
皮亚内利表面上一副随口问问的样子，实际上是在抛钓竿试探我，然后再向我施压。他了解我过去生活的点滴。也许，就在我摆弄口袋里的雯卡同款眼镜和恐吓字条时，他捕捉到了我的紧张情绪。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应该想到的，上面什么字都没有了。”
“说正经的，你来这儿做什么，大艺术家？”
“没有记录储物柜分配的档案资料吗？”
他的书评并非只有溢美之词，然而，即使持有保留意见，皮亚内利也不会忘记，在一部小说背后（或者一部电影、一场戏剧背后），积聚着多年的努力、疑虑和反省。我们可以评论它，但用区区几行文字处决它就过于残忍和自负了。“再平庸的小说，都比自以为是地批判它的评论更有价值。”有一天他这样对我说。他把影片《美食总动员》中，美食评论家柯隆先生的名言转化成了文学版评论。
“那会儿没人会为这种事费心。”他冷笑着说，“一开学，学生们就会去占自己想用的柜子。先到先得嘛。”
皮亚内利喜欢取笑别人，而且常常恶意为之，但我还挺喜欢他的。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的老校友里，我还保持联系的就只有他了：每次我出版新小说，他都会代表他的报社采访我。据我所知，他从没有过在国家级媒体机构大展宏图的想法；与其那样，还不如继续做一个各个领域都能涉猎的全能记者。在《尼斯早报》，他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政治、文化、当地生活），对他来说，自由高于一切。作为一个搜寻独家新闻的辣笔记者，他的文字也不乏一定的客观性。他给我的小说写的书评，我总是看得津津有味，因为他读得懂言外之意。
“那钱到底是在哪格柜子里被发现的？”
“不，我是说该死的有钱人！”他眼里闪着光说道。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
“作家们吗？”
“出于好奇。你懂的，和你们记者一样。”
“你怎么看马克龙当选总统的事？”他突然问我（看来，他对政治依然情有独钟），“对你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吧？”
“我在我的文章里放了照片。报纸我没带，不过我记得那格柜子的号码是A1，就是左上角的小格子，你有印象吗？”
我们一起走了几步。皮亚内利与我同岁，和我一样，他也出生在昂蒂布。直到结业班，我们始终都在一个班级。在我的印象里，他伶牙俐齿，常常用三段论式的雄辩让老师们下不来台。我们学校具有政治觉悟的学生并不多，他便是其中之一。会考后，他明明可以在圣埃克苏佩里上个巴黎政治学院的预科班，却选择了在尼斯文学院读书。那所学校是我父亲口中的“失业人员制造厂”，我母亲更狠，说那里满是“一群游手好闲的极左分子”。但皮亚内利爱发难指责的反叛性格却始终没变。在卡洛恩，他在社会党运动中逆流而上，于一九九四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法国电视二台播放的一档名为《明日青年》的节目中大放异彩。这期直播节目有两个多小时，几十名反对职业安置合同（就是政府强制施行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大学生纷纷亮相、畅所欲言。前不久，我在国家影视档案资料网上重新看了这期节目，皮亚内利的镇静自若和放肆大胆令我震惊。话筒曾两度递到他手里，他利用这两次机会向几位政坛老手发难，竟令他们尴尬得下不来台。真是头谁都吓不倒的倔驴。
“完全没有。过去太久了，斯特凡纳。”
“嘿，斯特凡纳。”我一边回应，一边同他握手。
我转过身去，加快脚步，想在致辞结束前离开广场。
身后传来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迅速转过身去，看见了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笑脸。长发、火枪手式的小山羊胡子、约翰·列侬式圆眼镜、斜挎布包，这位《尼斯早报》的记者还和上学时一样，打扮得怪里怪气。唯一和当年不同的是，他在记者马甲下高调地穿了一件印有“Phi”字样的T恤，那可是极左派政党“不屈法国”尽人皆知的标志。
讲台上，校长即将结束她的发言；此刻，她正说到即将拆除的老体育馆，和“我们学校史上最宏大的工程”的奠基仪式。她向慷慨的赞助商们表示感谢，声称没有他们，这个酝酿了三十多年的项目（“建造一栋预科班教学楼、一个风景优美的大花园和一座拥有奥运水准泳池的新体育馆”）就无法实现。
即将等待我的是什么，如今我已心知肚明。我对皮亚内利撒了谎。那格发现钱款的柜子是谁的，我清楚得很。
“呀，托马斯·德加莱，这是在为下一部小说找灵感吗？”
那是我的柜子。
十五岁到十九岁时，我曾在这里生活，住在我父母的教工公寓里。关于当年的点滴，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每天清晨醒来，我都会面对松林赞叹不已。从我青少年时代的卧室向外望去，可以看到此刻我眼前的绝美景色：波光粼粼的湖面、湖上的木质浮桥，还有停船码头……在纽约生活了二十年后，我让自己相信，我喜欢曼哈顿的电子蓝天空胜过地中海岸的风声和蝉鸣，喜欢布鲁克林区和哈莱姆区的活力胜过桉树和薰衣草的香气。然而，归根结底，这是真的吗？我一边问自己，一边绕过阿格拉大楼（一座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环绕图书馆而建的玻璃建筑，里面有多间阶梯教室和一个电影放映厅）。接着，我来到了历史气息浓厚的老教学楼，这些哥特风的红砖建筑会使人联想到一些美国高校。这些砖石建筑虽不合时宜，与整体的建筑风格格格不入，但它们一直以来都是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的骄傲，给校园镀上了一层常春藤盟校的荣光，让学生们的父母因把子女送进本地的哈佛就读而感到无比自豪。
[1] 即Malabar，是法国一个尽人皆知的口香糖品牌。
经过保安值班室后，我沿着行政区和教师休息室向前走。这些建筑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建造的，如今已开始显现老旧之态，但整个区域依然别致典雅。建筑师巧妙地利用了瓦尔邦讷高原的自然风光。上午，暖风和煦，天空湛蓝。在松林和灌木丛间，在峭壁和崎岖起伏的高地间，由钢铁、混凝土和玻璃建造的立方体和平行六面体和谐地融入了瓦尔邦讷的自然美景中。再往下走，被一大片湖水环绕着的，是一座座半掩在树丛间的二层彩色小楼。每座学生公寓楼都用曾在蔚蓝海岸居住过的艺术家的名字命名，如帕布罗·毕加索、马克·夏加尔、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西德尼·贝切特和格雷厄姆·格林等等。
[2] 即TriBeCa，名字来源于坚尼街以南的三角地带（Triangle Below Canal），聚集了许多艺术家和设计师。
索菲亚-昂蒂波利科技园横跨几个市镇（其中包括昂蒂布和瓦尔邦讷），常常被称为法国的硅谷，在钢筋混凝土遍布的蔚蓝海岸中，堪称一块宝贵的绿地。成千上万家新兴创业公司和大型尖端产业集团都在这块两千公顷的松林里落户。这个地方有吸引世界各地高管的王牌优势：覆盖全年四分之三时间的灿烂阳光、毗邻蔚蓝海岸和阿尔卑斯各大滑雪场、丰富的体育设施和以圣埃克苏佩里为首的优质国际学校。在阿尔卑斯滨海省的教育金字塔中，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稳居塔顶。每个父母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去那里就读，用该校的校训许给孩子一个未来——“知识就是力量。”
[3] 即Faucon，取自其姓“Fauconnier”（福科尼耶），同时与其飞行员职业相符。
刚一进校门，就能看到学校的乐队正在用滚石、电台司令和U2的老歌欢迎来宾。乐声虽然糟糕，却颇具带入感，将来宾引向校园的中心——栗树广场，上午的庆祝活动就在那里举行。
[4] 惊悚美剧《双峰》中的虚构人物，是一名被谋杀的高中女生。
《把它涂黑》《没有惊吓》《一》……
[5] 马塞尔·帕尼奥尔，法国剧作家、小说家，“帕尼奥尔的国度”即指法国。
——乔治·奥威尔，英国小说家
[6] 法国著名主持人，上镜时都会带着他的狗，狗在出镜时非常乖。
控制过去的人控制未来。
[7] 法国记者，电视节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