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喝点什么？”
走向吧台时，记忆的片段越来越清晰，我感觉手臂上汗毛直竖。我忆起了雯卡明朗的笑容、可爱的牙齿缝、轻盈的裙摆，忆起了她不合常理的美，还有她那带有距离感的眼神。我记得，在迪诺咖啡厅，雯卡喜欢在夏天喝樱桃可乐，在冬天点一杯漂着小棉花糖的热巧克力。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咖啡厅的经营者还是那对意大利-波兰夫妇——瓦伦蒂尼两口子。一瞧见他们，我马上就想起了他们叫什么。正在清理咖啡机的迪诺（毫无疑问是这个名字……）停下了手里的活，问我想喝点什么。汉娜则在翻看当天的报纸。他赘肉多了、头发少了；她呢，金发淡了、皱纹深了。好在，随时光流逝，他们的夫妻关系似乎融洽了些。衰老就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让耀眼的美艳变得暗淡，同时为平凡的外表镀上古铜色的光泽。
我任凭咖啡厅的氛围将我裹挟。其实，课后常和我来这儿的不止马克西姆一人。我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雯卡·罗克维尔，她是我当年深爱着的女孩。其实，当年所有男生都爱着她。仿若在昨天，又恍如隔世。
“麻烦您，我想来杯咖啡，双份的意式特浓。”
我不禁伸出双手，轻触着球台的山毛榉实木边框。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和马克西姆还原过马赛足球俱乐部的每一场比赛。记忆的碎片开始在我眼前闪现：一九八九年法国联赛杯中帕潘的三连胜、对战本菲卡俱乐部时瓦塔的手球、对战AC米兰时克里斯·沃德尔的右脚外侧进球，还有韦洛德罗姆球场突然停电的那一夜。遗憾的是，我们没能共同庆贺那场期待已久的胜利：一九九三年欧冠联赛的冠军加冕。那时，我已经离开蔚蓝海岸，去巴黎的一所商校读书了。
顿了几秒钟后，我唤醒雯卡的魂灵，重启了往昔。
我推开门。这里没有太大变化，仍然保留着一种超脱时光的味道。在店的最深处，几把高脚椅环绕着一张木质吧台，吧台尽头的钟形玻璃罩里陈列着五颜六色的蛋糕。房间里的其他地方也摆放着桌子和长椅，一直延伸到露台上。墙上挂着珐琅盘，都是些已经消失的品牌的广告，还有蔚蓝海岸在疯狂年代[1]的招贴画。为了摆下更多的桌子，老板撤走了台球桌和街机（《超越》《打砖块》和《街头霸王2》等游戏曾不知多少次吞掉了我的零花钱）。唯一幸存下来的，就是那台老掉牙的Benzini[2]桌式足球，它从桌面到控制杆都已经旧得不像样了。
“再来一杯樱桃可乐，要吸管和冰块。”
锁上车门，我走到了加油站，那是个被大家称作“迪诺”的美式一体商店。在加油泵的后面，有一座殖民风格的彩漆木房，里面是家小商店和舒适的咖啡馆，还有一座盖着篷布的露台。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瓦伦蒂尼夫妇似乎认出了我。一九九〇年到一九九八年年间，我的父母曾是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的校长，父亲负责高中部，母亲负责预科班；由于担任这样的职务，他们在校园里分到了一套教工公寓。那时，我经常跑来这里。为了能免费玩上几把《街头霸王》，我有时会帮迪诺收拾地下室，或者帮他做那道有名的甜点“蛋奶冻”，制作秘方是他从他爸爸那儿继承来的。汉娜始终盯着报纸；老迪诺收了我的钱后，把喝的递到我面前，疲惫的目光中并未闪出丝毫光亮。
店面有四分之三是空的，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即便现在是星期六上午。我上学那会儿，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有很多寄宿生，其中大部分人周末也会留在学校。趁着人少，我走向了雯卡和我最喜欢的地方：露台最里面的桌子，就在松树的香枝下。仿佛和太阳惺惺相惜般，雯卡总会选择面向阳光的椅子。我端着托盘背对树丛坐了下来，那是我惯常坐的位置。我端起咖啡杯，把樱桃可乐放在了空椅子前。
我们两人都清楚地知道，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止爆炸发生。
扬声器里传来快转眼球乐队的一首老歌——《失去信仰》。好多人都以为那首曲子是讲信仰的，其实它唱的不过是一段单恋所带来的痛苦与煎熬，是一个心慌意乱的男孩对心爱姑娘的呐喊：“嘿，快看啊，我在这儿！为什么你就是对我视而不见呢？”那简直就是我的生活写照。
我知道，他不过是在用幻想欺骗自己罢了。要知道，这颗即将毁灭一切的炸弹，正是我们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的一个夜晚亲手埋下的。
一阵微风吹动枝叶，阳光在地板上照出浮尘。有那么几秒钟，我像着了魔一般，回到了九十年代初。在我面前，在穿透枝叶的春光下，雯卡的幽魂灵动起来，我们充满激情的谈话在我耳边回响。我听到她热情洋溢地对我说起《情人》和《危险关系》，我则给她讲了《马丁·伊登》和《指环王》。也是在这张小桌旁，我们常常聊起星期三下午在戛纳的星光电影院或昂蒂布娱乐影城看过的电影。她痴迷于《钢琴课》和《末路狂花》，我则喜欢看《今生情未了》和《两生花》。
“咱们得试试。”我的朋友重复道。
歌接近尾声。雯卡戴上她的雷朋太阳镜，用吸管喝了一口可乐，在彩色镜片后对我挤了挤眼睛。她的身影渐渐变得模糊，直到完全消失，我们这段愉悦人心的插曲就此终结。
在内心深处，我始终觉得，这一天早晚会到。我头顶着这支达摩克利斯之剑，如行尸走肉般活了二十五年。子夜时分，我时常满头大汗地从梦中惊醒，回想起曾经发生的一幕幕，也预想着未来某一天东窗事发。每每在这样的夜里，我都会就着一大口轻井泽威士忌，吞下一片安眠药；然而，即便如此，我也很难再次入睡。
一九九二年那无忧无虑的夏日早已离我们远去。我孑然一人，暗自神伤，气喘吁吁地追逐着逝去青春的幻想。我已经有二十五年没见过雯卡了。
我闭上眼，估量着即将出现的后果：轰动四方的丑闻、司法介入和调查，以及我们各自的家庭将要遭受的沉重打击。
二十五年了，没人再见过她。
“你得来趟蔚蓝海岸，托马斯，”几秒钟的沉默后，他说道，“咱们得想个办法，避免不幸发生。咱们得试试。”
我并没有马上回答他的问题。是的，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就此终结，意味着我们将在铁窗里度过余生。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日，十九岁的雯卡·罗克维尔和她的秘密情人、二十七岁的哲学老师亚历克西斯·克雷芒逃到了巴黎。两个人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第二天早上，在第七区圣克罗蒂德圣殿旁的一家酒店里。之后，他们就在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再也没联系过各自的亲友。他们就这样彻彻底底地从人间蒸发了。
他的声音似曾相识，却因不安、紧张和恐惧变了味。
这是官方版本。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篇刊登在《尼斯早报》上的文章，那篇我已读过上百遍的文章。在平凡的表象下，它隐藏着一条信息，而这条信息将引发重重悲剧，颠覆所有人对这一事件的认知。今天，人们做判断的依据是公开的真相，然而，真相往往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样子；就眼前这一具体情况而言，它既不能令人平和，也无法起到哀悼作用，更难以带来公正。即将伴随真相而来的，只有不幸、追捕和恶意中伤。
“是的，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
“呀！对不起，先生！”
“托马斯，你看过那篇文章了？”他开门见山。
一个冒失的高中生在桌子间跑动时，书包撞翻了可乐杯。我下意识地接住了下落的杯子，没有让它摔碎。我用几张纸巾擦干了桌面，但裤子已经被汽水弄脏了。我穿过咖啡馆，走向洗手间，足足用了五分钟才清理掉污渍，又花了差不多的时间烘干了衣裤。最好还是别出现在同学会上了，免得大家以为我尿了裤子。
前一天晚上，我通过邮件收到了一篇有关母校五十周年校庆的文章，随即便匆匆离开了曼哈顿。邮件被发送到了我出版社的邮箱里，发件人是马克西姆·比安卡尔蒂尼，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我们已经有二十五年没见过面了。他留给我一个手机号，我起先还犹豫要不要打给他，随后便意识到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接着，我回到座位，想取走挂在椅背上的外套。当我的目光瞟向桌面时，我的心脏加速跳动起来。就在我离开的工夫，有人对折了报纸的复印件，并在上面放了一副太阳镜，一副彩色镜片的雷朋派对达人眼镜。谁在跟我开这个可怕的玩笑？我看了看周围，迪诺正在加油泵旁和一个男人聊天，汉娜正在露台的另一头给天竺葵浇水。除了三个坐在吧台旁休息的清洁工，为数不多的几个顾客都是高中生，有的在对着苹果电脑学习，有的在拿手机聊天。
我把租来的汽车停在服务站旁的松树下，距离学校大门三百米远的地方。我是直接从机场赶来的：在刚刚乘坐的纽约飞往尼斯的航班上，我完全没合眼。
妈的……
2017年5月13日 星期六
我得把眼镜拿在手上，才能确定眼前的一切不是幻觉。拿起眼镜时，我看到剪报被人做了批注。那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词，笔触圆润有力：
索菲亚-昂蒂波利科技园
复仇。
——村上春树，日本当代作家
[1] 这里指20世纪20年代。
坐在一架即将坠毁的飞机里，我们没必要系安全带，因为这毫无用处。
[2] 法国最有名的桌式足球制造商。
1.樱桃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