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就开始动工了。不管采取什么行动，我们都完了。”
他抬了抬头，示意我看推土机和装工具的工棚。
他拿出手机，给我看他女儿们的照片：路易丝，四岁，还有妹妹埃玛，两岁。即便时机不对，我还是对他道了喜。我做不到的事，马克西姆做到了：组建一个家庭，开辟一条有意义的人生路，对社会有所贡献。
“毫无头绪，不过即便我们知道是谁，也改变不了什么。”
“我会失去一切，你懂吗？！”他突然发疯般地对我叫道。
“你觉得这留言是谁写给我们的？”
“等等，咱们别杞人忧天好吗？”可我的话并没能让他安下心来。
“我前天值班时也收到了一样的留言，”他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告诉我，“我应该在电话里就跟你说的。原谅我没说，我怕那样你就不回来了。”
我犹豫了一会儿，接着说：
他更加焦虑了，因为我给他看了那副太阳镜，还有我从洗手间回来后在迪诺咖啡厅发现的留言：复仇。
“你去过那里了吗？”
“我要崩溃了。”
“没有，”他摇着头说，“我在等你。”
终于只剩我和马克西姆两个人了。没了双胞胎姐妹的注视，他的脸瞬间变了模样。
虽然语气幽默，但这句话仍然伤到了莱奥波尔迪娜。一阵沉默后，她借口要赶着挂彩灯，把妹妹拽向了一个库房模样的房间，里面堆放着用来布置场地的装饰品。
我们两人走进体育馆。
“我也很喜欢那部小说里的故事，”我说，“即便不是我写的。但我会把你的溢美之词转达给我的朋友沙塔姆的。”
体育馆和我记忆中的一样大。两千多平方米的空间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间装有攀岩墙的全项运动室和一个配有阶梯座位的篮球场。为了准备今晚的聚会（《尼斯早报》里提到的恐怖的“校友舞会”），校方把榻榻米、体操垫、靶子和球网都推到一边摞了起来，布置出舞池和交响乐队演奏需要的舞台。乒乓球台上铺着纸质桌布。黑板上装饰着手工饰品和花环。主运动室的合成地板是后铺的，从上面走过时，我忍不住想，今晚，当INXS摇滚乐队和红辣椒乐队的曲子奏响时，几十对舞者将在一具尸体旁翩翩起舞。
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我们继续忍受着姐妹花的叽叽喳喳。莱奥波尔迪娜不停地说她有多喜欢我的小说，“尤其是那本《恶之三部曲》”。
马克西姆陪我一直走到了全项运动室和篮球场之间的隔墙。他的太阳穴处渗出了汗珠，亚麻外套两侧的腋下也湿了一片。他的脚步越来越踉跄，随后突然僵住不动，好像已无法向前挪动一步。那混凝土浇筑的墙壁仿佛一块与他同极相斥的磁铁，对他释放着排斥性的推力。我把手撑在墙上，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这不是一堵普普通通的隔墙，而是一面一米厚的承重墙，它完全由砖石浇砌而成，横贯整座体育馆，足有二十米长。头脑里再次闪现出的画面让我无法站稳：二十五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高中生们在运动室里锻炼身体、挥洒汗水，殊不知这面墙壁内藏着一具尸体。
我对双胞胎姐妹行了贴面礼——她们告诉我说，当晚在体育馆的舞会由她们负责组织——又带着仪式感拥抱了马克西姆。也许是我的大脑在作祟，但我仍依稀在他身上闻到了蜂蜡椰子油的味道。那是他当年上学时涂的发油。
“作为市参议员，我和负责拆除体育馆的施工方聊过。”马克西姆告诉我说。
“快看，谁来了！”杰茜卡看到我后大叫道。
“具体的施工进程是什么？”
我在体育馆门口看见马克西姆时，他和迪普雷姐妹聊得正欢。我从远处细细打量他：只见他身穿帆布长裤、白色衬衣和亚麻外套，脸部的皮肤呈古铜色，隐约透出岁月雕琢的痕迹；他眼神明亮，头发在阳光的照耀下依然闪着淡淡的色泽。莱奥波尔迪娜（发箍小姐）和杰茜卡（轻浮小姐）醉心于他说的每一句话，好像他正在朗诵罗德里戈的独白似的，而实际上，他只是在试图说服她们，即将推行的社会普摊税上调政策将会提高全体工薪人员的购买力。
“从星期一起，挖土机和拆除粉碎钳就会进场。他们那些人很专业，既不缺人手，又有完备的机器。用不了一星期，他们就能把这座体育馆铲平。”
“所以理论上，他们后天就能发现尸体。”
为我提供这些信息的，有《尼斯早报》和《挑战》杂志的网站，还有《世界报》上一篇题为《马克龙一代》的文章。马克西姆虽然看似是个普普通通的市参议员，却在前进运动[1]成立伊始就加入其中，并且从一开始就在当地竞选中全力支持未来总统。现在，他正在钻营阿尔卑斯滨海省第九选区议员的职位。这一地区是老牌的右派选区，二十年来，当地人都会在第一轮选举中选出一位温和能干的人文主义共和党人。即便是在三个月前，也没人想得到，这个选区的政治大旗竟会更换颜色。就在二〇一七年春天，一股新势力蔓延全国，马克龙风潮大有席卷全境之势。总统选举或许胜负难分，可马克西姆相较于任期刚满的议员，似乎已稳操胜券。
“是的。”他一边轻声回答，一边做了个手势，示意我压低音量。
马克西姆既欣赏自己的父亲，同时又为他感到羞愧。父亲的强势碾压，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直到那场悲剧发生，他才从父亲的压制中解放出来。马克西姆用了二十年时间才得以一步步地蜕变。曾经那个成绩平平的学生，通过拼命学习，最终获得了公共工程与建筑工程师文凭。随后，他接手了父亲的建筑工程公司，将它成功地转化成当地生态建筑的领军企业。接着，他又发起并创建了77平台——法国南方最大的新兴创业公司孵化器。与此同时，他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情。二〇一三年夏，就在同性婚姻法案通过几星期后，他和恋人奥利维耶·蒙斯在市政厅结为连理。奥利维耶是市立图书馆的馆长，也曾就读于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他们现在有两个女儿，由一位代孕母亲在美国产下。
“有没有办法让他们跳过这里？”
马克西姆是独生子，父亲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经营着一家在当地很有名气的建筑工程公司。得益于那个年代公共市场配给政策的灵活与宽松，弗朗西斯成功建立了一座建筑帝国。出于对他的了解，我知道他是个内心丰富、感情细腻的人。但在大家眼中，他却是个大老粗：泥瓦匠的大手掌、肥胖的身形、乡野村夫的怪相、带着极右派味道的低俗言语。他抨击“阿拉伯人、社会党人、女人和同性恋”，声称他们是导致国家没落的罪魁祸首，可谓口无遮拦到极致。他是典型的白人男性至上论鼓吹者和市井反动小市民，还没意识到自己的世界已日暮途穷。
“你开玩笑吗？完全没有任何办法。”他叹气道。
上高中时，和我相反，马克西姆并不是个好学生。当然，他也不是个差生，只不过不太成熟而已。与《情感教育》《曼侬·莱斯科》一类感情细腻的影片相比，爱运动的他更喜欢看院线大片。夏天，他在昂蒂布海角的格拉永堡景区打工。我还记得当年的他有多么光彩夺目：健美的上半身、冲浪运动员式的长发、里普柯尔短裤、不系鞋带的范斯板鞋，宛若童年时代的格斯·范·桑特，拥有梦幻般的天真和一头金发。
马克西姆揉了揉眼睛。
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铁杆兄弟，这点从未改变过。我很早以前就认识他了：他父亲和我母亲是老乡，老家都是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一个名叫蒙达奇诺的小城镇。在我父母分到教工公寓前，我们两家是邻居，都住在昂蒂布的苏盖特路。房子毗邻而建，可以看到地中海一角的全景。两家的草坪仅被一座矮石墙隔开。我们常常在草坪上踢球，两家的大人们也常在那儿办烧烤聚餐。
“尸体是用工地的双层篷布裹起来的。即便是在二十五年后，人们也会发现大量的骨骼。施工将被马上叫停，警察会展开搜查，采集其他线索。”
接下来，我们说说马克西姆。
“确认一具尸体的身份需要多长时间？”
马克西姆耸了耸肩说：
二〇〇〇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通过口口相传，那部作品收获了好口碑，进入了畅销榜。自此，我写了十几本书。写作和宣传占据了我的全部时间。我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我父母看来，写小说不算是“正经”职业。“我们多希望你是个工程师啊。”一天，我父亲竟然以他惯有的优雅口吻，对我脱口而出了这么一句话。渐渐地，我回法国的次数越来越少，现在只会在一年一星期的新书宣传签售时回去。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却几乎从不和他们见面。玛丽毕业于矿业学院，在国家外贸统计局做高管。我不太清楚她的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的，但估计有意思不到哪儿去。至于热罗姆，他可是我们家真正的英雄：自二〇一〇年海地地震爆发起，这位小儿外科医生就开始在当地工作，协调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各项行动。
“我又不是警察，但通过DNA和牙齿辨别，估计一星期吧。问题是，在这期间，他们会找到我的刀还有你的铁棍！也许还能找到别的东西。我们当时太着急了。妈的！依靠现代的刑侦手段，警方很快便会发现我们的DNA，说不定还有指纹。就算咱们的指纹没有存档，他们最后也会通过凶器手柄上刻的名字找到我……”
在闲暇时间（我有很多闲暇时间），我会做那件唯一能使我真正获得平静的事：写故事。无法主宰现实生活的我，给自己虚构出一个个充满阳光、没有焦虑的世界。魔法棒是存在的。我的魔法棒就是比克圆珠笔，只需要一点五法郎，就可以拥有一件能够改变现实、修复现实甚至否认现实的工具。
“你爸爸送你的礼物……”我回忆说。
第四学年，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去国外实习六个月。大部分同学纷纷在大型企业里找到了实习岗位，而我则满足于一份很普通的工作，做纽约女权主义知识分子伊夫琳·沃伦的助理。那时的沃伦虽已年过八旬，却仍游走于美国各地，为多所高校做讲座。她是个非常优秀的人物，但同时也是个对所有人都不满的专横女人。天知道她为什么那么喜欢我。也许是因为我对她的反复无常表现得足够平静，不会被她吓到。她虽然并不想成为我的奶奶，却在我毕业后继续把我留在身边，并帮我拿到了绿卡。于是，直到她寿终正寝的那一天，我都在做她的助理，住在她位于上东区公寓的一间客房里。
“对，一把瑞士军刀。”
在我们做了那些事情后，我就再也不是从前的我了。我从此生活在恐惧中，由于精神紊乱在高考上失利了。一九九三年夏天，我离开蔚蓝海岸去了巴黎，就读于一所二流商校，让父母大失所望。在巴黎的四年，我始终都在混日子。我翘掉一半的课，整天泡在圣日耳曼德佩街区的咖啡厅、书店和电影院里。
马克西姆烦躁地揪着自己脖子上的皮肤。
我绕过体育馆去找马克西姆。虽然这么多年没有联系，但我始终在远处关注着他的人生轨迹。他令我震惊，也让我骄傲。雯卡·罗克维尔事件在他身上产生的作用和对我造成的影响恰恰相反。那些事情让我颓废、一蹶不振，却让马克西姆跨越了诸多障碍，将他从禁锢中彻底解放出来，拥有了书写自己人生的自由。
“我得主动采取行动才行！”他哀伤地说，“今天下午，我就宣布放弃参选。得给前进运动留足时间推举一个新的候选人。我不想成为马克龙时代的第一例丑闻。”
体育馆是一座混凝土建成的平行六面体，坐落在一座松林环绕的高原上。斜坡道路的两侧是大块的石灰岩，那些岩石如珍珠质一般白，反射着炫目的阳光。到了停车场，我发现工棚旁停着一辆翻斗卡车和一架推土机，顿时焦虑起来。工棚里有一整套工具设备：风镐、碎混凝土电钻、大金属剪、抓斗和拆除铲。校长没有说谎：老体育馆就要寿终正寝了。近在眼前的，是工程的开始，同时也是我们坠落的开始。
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再给自己点时间。我不是说咱们可以在一个周末搞定一切，但至少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才行。”
——P.D.詹姆斯，英国推理小说家
“怎么回事？我们杀了人！妈的！我们杀了个人，还把他藏在了这座该死的体育馆的墙里。”
人们往往在开始说真话时才最需要律师。
[1] 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16年组建的政党，现已更名为“共和国前进”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