芍药轻兜。
为恐石凉人睡去
诗人特意注释史女士爱人叫张弓——外公的别名，姥姥那么“风流”和“娇羞”，一定是一个新娘幸福的模样吧。
天教韵事继红楼。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日姥姥在溧阳老家生下了我母亲。一九三四年外公从上医毕业留校后，就把家搬到了上海，一家三口先住在上医校长朱恒璧家，后来再搬到上医分给外公在“祥庆村”的公寓。
是几生修
我在史料里读到，一九三五年北京发生一·二九学运，激起了姥姥这辈年轻人的革命热情。怀着身孕的姥姥与史良等人组织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后发展成中华救国会。据说她匆匆生下我二姨后，就把婴儿留在上海红十字会（即现在的华山医院），自己投入到编辑《中华医学杂志》的工作中去。外公曾经在红十字会实习过一年，所以医院收留了二姨一个多月，她是婴儿室闻名的“超大儿”。
京兆画眉俦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姥姥又一次全身心投入到伤兵医院，直到年底战事失败。沮丧了一段时间后，姥姥决定离开上海。她带着五岁的母亲和三岁的二姨，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然后把她们分别留给了姥姥的父母和我外公的弟弟，只身去伦敦陪读于外公。这段经历给我母亲和二姨带来了久远的心理阴影。
怎不娇羞。
一九三九年，姥姥比外公提前从英国回来，但是她没有回到孩子们的身边，而是帮助上医校长朱恒璧完成了国立医学院两次庞大的迁校任务。朱恒璧校长是外公的恩师，两家人的友情非常深厚。他们从上海乘轮船途经香港到越南海防登陆，而后改乘滇越铁路前往云南。在昆明郊区白龙潭设校（简称“滇院”）。一九四〇年滇院再次跋山涉水迁往重庆，在重庆市郊歌乐山设校（简称“渝院”）。
一阕新词低唱罢
一九四二年，在日军从缅甸进攻中国大后方的危急时刻，姥姥又被借调到滇缅铁路督办公署卫生处，在美国援华抗疟委员会工作，工作所在地为弥渡。一九四三年她才从弥渡回到歌乐山，担任《中华医学杂志》的编辑。
吴娃燕语最风流。
在歌乐山，姥姥和外公终于安定下来，便决定去上海接女儿们到后方一起生活。姥姥出发之前先寄信到上海，在亲戚家寄宿的母亲和二姨接到信后就开始期待。大人们叮嘱她们，只能跟人家说姥姥是从南京过来的，千万别说重庆。姥姥到沪以后，把我母亲接回到自己的父母家，把二姨仍旧留在我外公的弟弟家。过了数日，姥姥到外公的弟弟家来，却不是来接二姨，而是来跟她告别的。她跟二姨解释说，闯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太困难了，回沪路上花了一个多月，她实在无力带两个孩子上路，只能带母亲一个人。
钢里含柔
在二姨的记忆里，那是她第二次被姥姥遗弃。第一次是她三岁时姥姥去英国，把她交给了亲戚。二姨在回忆录里描写了她那天的感受：“在一个昏暗的屋子里，我睡在一只笼子般的小床里，周围一圈都是我从没见过的、可怕的脸，我手里捏着一只纸袋，这是我母亲最后交到我手里的，据说里面是几块蛋糕。这个小床和这个纸袋成了我唯一的世界，我紧闭双眼，不哭不哼，据说就这样待了三天。”
珠玉泻莺喉
五年后从重庆回到上海，姥姥又一次弃二姨而去，还带走了她的姐姐。那时二姨留着两根硬得像棍子的长辫子，姥姥说喜欢。临走拍拍她的头，叮嘱她好好留着辫子。待姥姥一走，二姨就抓起针线盒里的剪刀，把辫子剪掉。
浪淘沙——文艺茶话会座上赠史伊凡女士
我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上学的时候，借了一本《简·爱》的英文版，带回家读。我那时的英文水平读原文书十分吃力，记得姥姥经常在边上帮我一起查字典，给我解释字典不能回答的疑问。书里有一段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并激起我对远方和未知的向往。
在拍摄中央电视台《客从何处来》的节目时，我偶然从资料中发现，当年著名文人柳亚子在一九三二年为姥姥作的一首诗。
我爬上三道楼梯，推开顶楼的活动天窗，来到铅皮屋顶，极目远望与世隔绝的田野和小山，以及暗淡的地平线。随后，我渴望自己具有超越那极限的视力，以便使我的目光抵达繁华的世界，抵达那些我曾有所闻，却从未目睹过的生气勃勃的城镇和地区。随后我渴望掌握比现在更多的实际经验，接触比现在范围内更多与我意气相投的人，熟悉更多类型的个性……我没有办法，我的个性中有一种骚动不安的东西，有时它搅得我很痛苦。……一般人都认为女人应当平平静静，但女人跟男人一样的有感觉。她们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也像兄弟们一样需要有用武之地。
正在热恋中的外公和姥姥是并肩的战友，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一悲壮的事件，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当他们终于可以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紧拥对方失声痛哭；有没有亲吻彼此悲愤的眼泪，抚摸彼此疲劳的身体；有没有以身相许，山盟海誓？我无从知道。我只知道，他们是“一·二八事变”之后的几个月里结的婚。
我完全可以想象二十岁的姥姥在中央大学文学院第一次读《简·爱》的样子。她一定也向往去发现外面更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完善和证实自己，并从中找到生存的意义。姥姥是个失败的母亲，但她无疑爱自己的孩子。她一直保存着我母亲六岁的时候，给她往英国写的信。那一小条发黄的纸对姥姥的价值，我是在生了孩子后才懂得的。每次我母亲提及童年被遗弃的事，姥姥脸上的悲哀，我也是在生了孩子后才懂得的。谁的人生没有遗憾，哪个选择没有代价，抑或一切皆命中注定，根本没有选择。
但是不久日军增援部队在浏河地区登陆，威胁十九路军侧翼。十九路军因得不到兵员、武器、粮秣接济，不得不撤离淞沪战场。接到撤退通知，救护站的同志们都发呆了，等收到紧急撤退通知后，大家才行动。军部为救护站留下最后一次列车，我们迅速地背着百多个伤员和代管的武器上车，离开真如，向苏州方向开去。车到昆山时，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扫射，幸好没有重大伤亡，安然到达目的地。
我自己的女儿十三岁那年跳级考上了全美最顶尖的高中住读，比同班同学都年幼一些。入校后不久她得了厌食症，在治疗过程中，心理医生跟我提到女儿年幼时我外出工作给她带来的心理阴影，专业术语为“分离焦虑”。女儿的病根源在我。我无力地为自己辩解，我只是偶尔离开，一般都在两周内回家，最长不过一个半月左右。医生说，对一个孩子来说几天可能就意味着抛弃，而每次被抛弃，她都以为是永远。孩子们不记得你平日的付出，因为那是理所应当的，而她们记得你的离开所带来的痛苦。也许我遗传了姥姥灵魂深处的不安分，无意中总是在伤害我最爱的人，而那份痛心疾首的后悔，也是我必须承担的命运。
最使人感动的是伤病员们的表现，他们很坚强，很少听到呻吟声。一些伤势较轻的战士纷纷要求重返前线，甚至那些伤势并不轻的也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要求回到战场去。有些战士因伤重必须转送后方治疗，但硬是不肯上车，他们觉得留在救护站，离火线近一些，还有机会重返前线，送到后方，就没有打敌人的机会了……
我给母亲打电话，问她还记不记得当年跟姥姥从上海到重庆的经历，她先说记不太清了，然后叹口气说，一路上很艰难，我们坐了火车、汽车、牛车、木船，绕了很多地方。当时从日占区去重庆是不允许的，姥姥在各个关口需要通行证，需要交通工具，只好求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帮忙。那些都不是好人，他们占姥姥便宜。我问，怎么占她便宜？母亲犹豫了一下说，她要陪他们睡觉。我哑口无言，完全没有想到母亲会跟我这样说。我再追问细节时，母亲不愿说了。但她强调说，要是换你外公去上海接我，一定到不了重庆的。姥姥胆子大，也会随机应变，她总是把我的一只小皮球放在箱子的最上面。到关口打开检查的时候，皮球会滚出来，我就跑去捡，这样检查的士兵注意力就分散了，好心一点的士兵还帮着捡，这样就不会留心到箱子里藏着违禁品或贵重物品。
救护站的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大家睡得很少，白天黑夜拼命地干，平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站里常有记者和慰问团来访，不管我们怎样解释，救护站不缺吃穿，慰问团体还是用大卡车装满面包、蛋糕、饼干、罐装菜肴和棉袄、棉鞋、毛巾等等，把一间大教室堆得满满的……
放下电话后我想，这些占姥姥便宜的都是些什么人？在一两个月的路途上，又有多少个“他们”？这“陪他们睡觉”的交易是怎样达成的，又去哪里实现？这些我都永远无法知道。
……我们女同志宿舍在底楼。窗外堆积着许多为抗日救国而牺牲的壮士们的遗体。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令人肃然起敬。
我打开相册，找出几张姥姥那时的相片。姥姥长了一张娟秀的瓜子脸，那也许是她脸上最柔和、最女人的线条；她的额头宽敞，有些男性的方刚；她的眉毛上扬，有些挑衅的傲慢；她的单眼皮有些不对称，但是眼睛里透出聪慧和沉着；她抿着的嘴有些固执，也好像在说，别惹我；她的鼻子也许是五官里面最完美的部分，放在脸的正中央，让人觉得它的主人品行端正而充满诚信。然而，照片只是漫长人生中的几秒钟，并非立体性记录。姥姥在照片里显得严肃，而我认识的姥姥幽默、风趣，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对话者。一位《文汇报》的记者曾经这样回忆姥姥：“……史伊凡老人是我感到亲切又十分乐意交往的一位，老人乐观豁达，随意又健谈，是位典型的有修养的老知识分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常上平江路的那幢小楼去看她。暖暖的下午阳光里，我们俩一支烟，一杯咖啡，天南地北地谈天，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姥姥的头脑、见识、个性和思想，是她一辈子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清泉。
姥姥曾经写过一篇回忆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的短文，当时姥姥和外公都报名参加了上海医学院组织的第四救护队。跟姥姥惯常的风格一样，文章毫无煽情，也没有提及她和外公的私人关系，只是在救护队的人员名单里列上了“张昌绍”，平静地讲述了当时在真如暨南大学夜以继日发生的事情——
在从上海去重庆的时候，姥姥拖着一个九岁的孩子，已经是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我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女人点上一支摩尔烟，审视眼前坐在办公桌前的男人。他也用疲劳的眼神扫了她一眼。女人知道他工作单调而辛苦，并跟她一样远在他乡。她为他点上一支烟，开始娓娓道来，讲一段伦敦街头的趣事、一个《聊斋》里的女鬼故事、一则好笑的新闻。或者，她跟他拉一段家常，有滋有味回忆起某条街上某种特别香的豆豉、辣酱、臭豆腐。女人聊起天来那么亲切生动，这份意想不到的愉悦或许打破了男人沉闷的日子，或许满足了他的一份乡愁，以致他完全忘记了跟她原来的交易，开始向她倾吐，一泻千里，直到夜深人静……
从外公和姥姥各自的简历上看，他们相遇之前都在苏州和南京生活和学习过。外公在江苏省立第四中学校报上发表《平民教育与平民生计在今日孰为重要》的时候，姥姥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校报上，发表了《群众运动之动机》和《老丐行》；外公在校报上发表《手淫之预防法》的时候，姥姥发表了《理不胜欲，要使二者互保其平衡》。这两位素不相识的少年，在同时感受和思考着时代与自身所带来的困境，寻找着更理想的生存方式，向往着更正义与平等的社会。一九二八年他们又分别赴南京上大学。我想象他们两人多次在街头巷尾互相错过的镜头，就像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红》里面，那一对常常擦肩而过的邻人，被命运像吸铁石那样拉近。影片最后，因为一场灾难的发生，他们终于有了相遇的机会。姥姥和外公那几年所有的动荡，似乎也只是上苍为了促成他们终成眷属。
我也可以想象另一个场景，女人的衣服被撕开，纽扣被扯掉，她被压在水泥地上，背上的皮肤已经碾破。事后，男人还在喘息，裤子狼狈地堆在脚腕，女人已经穿好大衣，拢齐头发，拿起通行证平静地转身离去。她挺拔高傲的背影，让他突然自惭形秽。他向她索取了身体上的快感，但无法索取征服者的优越感。我想起一部叫《西部往事》的犯罪电影，片中一个强盗用强奸来威胁一个寡妇，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弱者，没有畏惧，也没有矫情，只是很简单地说，没有女人会因为这个丧命，你来吧。我想象，姥姥也有这样刚烈的性格、胆识和精神。
一九三〇年姥姥作为学联代表认识了上海医学院学联代表张昌绍——我的外公。家族里的人都知道他们风风火火的恋爱故事。一开始，是姥姥的妹妹——我的三姥姥——先认识和爱上外公的，可最后外公却娶了姥姥。这是我母亲从大姥姥那里听来的。据母亲说，外公和姥姥把家搬到平江路的房子里以后，三姥姥和她丈夫几乎每周日都来拜访。午饭后，外公和三姥姥的丈夫，坐在客厅各自看报纸，而姥姥和三姥姥常常在楼上吵架。离开的时候，三姥姥总是伤心无比。她曾跟我母亲说过，回家时走在枫林桥上，她恨不能一头跳进肇嘉浜里。后来，三姥姥随她丈夫搬去北京。我二姨和小姨在北京念大学的时候，三姥姥常请她们到家里吃饭，跟她们讲外公年轻时的事情。她对我母亲和两个姨都格外宠爱，“文革”中外公和姥姥的工资冻结，每个月是三姥姥给我小姨生活费。我开始拍电影后，在北京见到三姥姥。她笑眯眯打量着我说，倒是你当了电影明星，阿中（我母亲）才真叫漂亮。但是只要姥姥在场，她们两个人就继续翻老账，无休无止。
姥姥“陪他们睡觉”，也许是这两个场景之间的情形，也许根本不是，现实往往比想象更为异想天开、不可思议。关于那段旅程，姥姥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我想她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起。写到这里我甚至怀疑——或者希望——母亲是不是把别人的经历误记成了姥姥的，毕竟那是七十多年前的事情。
每次文明的倒退，每出人类的悲剧，青少年都被利用首当其冲，成为陪葬。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就是无数例子中的一个。让我惊讶的是，姥姥在少年时代已经拥有了这样严肃、冷静、成熟的独立思考以及表达的能力。
我上网搜查当年从上海到重庆的文字和图像，看到一个身穿旗袍和西装外套的女人的照片。她风尘仆仆、疲惫不堪地坐在一只皮箱上，身边另外两只皮箱上放着厚厚两捆棉铺盖，她的身后有几条舢板，还有船夫、挑夫和逃难的人。她在路上奔波多久了？经历了什么样的磨难？从她无奈和麻木的脸，我仿佛看见，姥姥带着年幼的母亲在跳板上等船的样子。我还找到一些有相似经历的人写的回忆录，都提到通行证、交通工具的困难，和一路辗转浙江、安徽、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的曲折。据潘君拯的《从孤岛到陪都——抗日时期流亡学生的回忆》一书描写：“从贵阳西去昆明，北去重庆，沿途多险段。……向北要过七十二弯。……车辙深，晴天像香炉，雨天像粗糊。大雨以后多滑坡，山上的大石头滚下来压在公路上，阻碍车辆通行；或者一段路面整个滑下去了，公路中断。……在七十二弯，从高处往下看，破车随处可见。”抗战时期汽油短缺，老百姓在车身旁安装一个炉子，内填木炭，用木炭作发动机燃料。木炭车马力小，因而在山路上事故频发。
“欲明一种群众运动之真相与结果，必先究其动机安在。若盲从而附和之，则徒为他人所操纵，自身徒受牺牲，非惟后悔莫及，且更贻笑他人。青年，血气未定者，甚毋感情用事，而为人利用也。书此，自励兼以告人。”
姥姥也是这样在九死一生中，把母亲从上海接到了歌乐山。一家三口终于在后方度过了几年物质贫乏，但精神充实的生活。母亲这样描写那段时光：“当时重庆的条件很艰苦，住的是竹片糊泥巴的房子，水电煤卫全无。有位叫老宋的老伯专为大家从山下小溪把水挑上山，每户每天用一担水，晚上点的是电石（乙炔）灯，屋后砌了个柴灶烧饭。母亲还学着用火油箱改制的烤箱做面包，烤失败的面包由我们自己吃掉，一旦成功了就把实验室的成员都请到家里来分享。就着自制的果酱和当时颇金贵的红茶，算是一顿美味的茶点了。”
接着姥姥举例辩证自己的观点，可以看得出来，文章写于某件重大运动失败后。众人激愤的情绪被某种利益团体所煽动和利用，成为徒劳的歇斯底里。她在结尾处总结道：
在美国新冠疫情剧烈恶化的时候，小女儿跟我们在家，大女儿只身在另外一个城市，令我十分牵挂。我不难想象，姥姥把七岁的二女儿一人留在炮火连天的上海，是什么样的心境。我先生在家隔离，突然有了闲暇，大女儿极力推荐他读一下契诃夫的《第六病房》，我这才知道她也喜欢契诃夫，有些莫名的感动——姥姥、母亲和我都曾经爱看契诃夫。大女儿不常跟我交流感情，这份疏远让我惆怅，偶尔在亚马逊账户上看到，她在读我年轻时代迷恋的书，就有一种欣慰，觉得在精神上跟她很近。阅读曾经也是我和姥姥之间的纽带。
“群众运动者，人类结合而求达其公共目的之步骤也。欲知其发生之理由，必先研究群众之心理。人类本各殊其心理，但多数人相合，则另成一种心理，既非甲之心理，复非乙之心理，而成一不可思议势力伟大之特殊心理。乃有少数人利用之，而促成绝大之运动，以达其某种目的，此则我国在野官僚、无聊政客之长技，惯施其狡祭手段，他人为之傀儡而茫然不觉，不惜以血肉之躯，冒死奔走，而为他人作嫁，可悯亦可哂也。”
说到姥姥的那些书，“文革”一开始的时候，抄家的人从房子里拉走了一车书——姥姥和外公从上海到伦敦、波士顿、重庆，再回到上海，这一路筛选积累的书。在回忆外公书房的时候，姥姥这样描写：“他的藏书倒并不限本人专业范围，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书籍以及文艺书籍和报刊之类，都使他感兴趣，在他一只书柜的一角里，还悄悄放着几本小册子。它们是 How To Swim、How To Take Photograph、How To Dance、How To Play Bridge等等。可是他除了可以偶然凑数打一下桥牌，既不会游泳，更不会跳舞，也没有拍摄过照片……也许他曾经感到过遗憾，所以去买了这些小册子……”可见，书远不只是书，更是一种潜力，好比乐谱或者种子。被拉走的是他们身外之物里最不舍失去的东西。
也许她只记住了自己的恶作剧，而我却在当年师范女校的校报上，看到了另外一个她。姥姥显然经常发表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群众运动之动机”，是这样开头的：
姥姥冒着风险在阁楼保留了一只棕色的小皮箱，里面藏了她最喜欢的书籍。我第一次看“禁书”是在扁桃腺手术之后，那时割扁桃腺盛行，用一种新的方法，不打麻药不用刀，只是用一块压舌板和一把特殊的钳子将它们摘除。母亲告诉我手术后医院会给病人吃冰激凌，从她的语气听起来，这简直是一种特权，我立刻同意去割扁桃腺。手术那天，我胸前戴了一枚直径四寸的毛主席像章，心里反复背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手术结束后，护士把一小纸盒“紫雪糕”和小木勺递到我手里，我却疼得什么都不能吞咽。母亲叫了一辆三轮车，我倚在她怀里，一路上眼巴巴看着冰激凌一点点融化。回到家，我把化掉的紫雪糕给了哥哥。
在回忆当年时，姥姥自己也纳闷，这所学校的教育肯定不赖，当年南京中央大学招生百里挑一，她们一个个都录取了。可她怎么会如此讨厌那个“笼子”，如此狠心撒野呢？
姥姥看我可怜，去阁楼把那只皮箱拿了下来，从里面取出一本《哈姆雷特》的连环画给我看。接着的两天病假里，我一遍遍地看那本连环画，那是由英国演员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演哈姆雷特的剧照组编成的，虽然我还无法懂得故事中复杂的情感和意义，我被哈姆雷特眼睛里传递出来的疯狂和痛苦深深吸引。那次以后，我时刻期待着感冒发烧不能上学的日子，让书本领我走进自己内心那些陌生的角落。
“在精力有余、思想苦闷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隔一阵我俩再演一出戏。奇怪的是从来没有被破案过。舍监太太曾对她一个亲戚悄悄泄露过，学校里有狐鬼作怪。消息传出后，据说外界也纷纷议论二女师狐鬼捣乱的新闻。”
成年后我对悲剧的迷恋，也许就是从《哈姆雷特》开始的，剧中暴力和仁慈的共存，罪和恩典的和解，启蒙了我潜意识中对人性的认知。它让我在朦胧中感受到，艺术作品呈现的悲剧，是对生活中悲剧的洗礼和升华。
“有一个晚上，学校开庆祝会，排练了不少节目。全校师生和校工，都拥到礼堂去看演出了。我和健雄在场外各地走了一遭，一个人都没遇见。显然这是千载一时的好机会，不容轻易放过。我们商量了一下，有了主意。等到演出将近结束的当口，我们找到两条长凳，搬到礼堂外间的门口，先竖起长凳，分放在门的两边，再把细绳绑一头绑上一只凳脚，两头扎好，刚够拦住门的出路。然后跑到门背后，找到礼堂电灯的开关。“咔嗒”一声，全场漆黑。我俩立刻跑到门外去，躲在门外观察。只听得观众乱纷纷地往外挤。最先挤到门口的人，撞断细绳，跌倒在地。后面的人，被地上的人绊翻，一片尖声怪叫，比台上的演出大概真实得多，当然也精彩得多。好几分钟后，才有一位聪明人旋亮电灯，结束了这一出压台戏。
至今若有人提起莎士比亚，都会让我联想起发烧的感觉，而躺在床上读书，仍具有治愈一切的魔力。
比方：
大约在一九七〇年，姥姥被打成了“反革命”，被迫停职停薪。母亲严肃地跟我解释，姥姥跟人说，毛主席是“两论”起家（《矛盾论》和《实践论》），而她自己是“两精”起家（糖精和味精）。母亲要我懂得祸从口出的道理。姥姥自己的笔记这样写了，“回家后向里委报到，负责读报等。有一组参加过罢工斗争的退休老工人，全是文盲，要听马列主义著作。我把《哥达纲领批判》阅读五遍，阖书讲解后一起讨论。双方都觉满意”。也是在那个时期，姥姥还带我坐火车出外旅行。当年没有人旅游，只有人出公差。至今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弄来的钱，怎么搞到的介绍信，以什么理由为我请的假。那年我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写南京长江大桥的课文，火车开过大桥的时刻，我非常兴奋和骄傲——不只因为桥的壮观，也因为全校只有我一个人亲眼见过它。在南京的时候，姥姥带我去了一栋老房子，探望一位不知是旧友还是亲戚的人，两人低声聊到深夜。那一晚我睡睡醒醒，直到朦胧的晨光从窗帘缝里钻进来，我仍然听到姥姥在窃窃私语。现在回想起来，那幽暗的光线、喃喃的低语似梦似幻觉。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座城市曾经有姥姥的青春和梦想，也不懂得她走在鼓楼区大街小巷间的怅惘。
姥姥写了她与吴健雄如何在这座监管严厉的“牢笼”中，跟这位舍监和另一位训育主任斗智斗勇，“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恶作剧。
旅途上，姥姥为我补习功课。我喜欢语文，读了不少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的英雄事迹的书籍，并抄写了很多豪言壮语。我给姥姥看我的笔记本，还请她看到好的豪言壮语也帮我记录下来。那时候的作文开头都有类似“东风吹，战鼓擂，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那样的空话。姥姥跟我说，你不需要这些豪言壮语，一个字可以讲清楚的事，不要用两个字。
“第三重门里面，就都是长长的、一排一排的楼房。建筑齐整，花木扶疏。有宽敞的课室、整洁的宿舍、非常开阔的大操场，下雨天另有室内的风雨操场，也就是全校集会时使用的大礼堂。靠里有个舞台，挂上双层幕子，供演出时好开幕闭幕。”
“四人帮”被打倒后，姥姥被上海科技出版社请去当顾问，编辑了《家庭医学全书》。抢房子的人陆续从我家搬走以后，姥姥终于回到了她的房间，经常有年轻人上门找她补习英文、修改文章或者闲聊。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她带回一个手摇唱机和灵格风（Linguaphone）教英语的唱片及课本，喜欢英语的人会聚在她的房间听唱片，学讲纯正的女皇英语。记得一个住在外交大楼里的男青年，常来陪姥姥聊天，让姥姥给他看阁楼上的旧物，后来姥姥把一盒子我曾外祖父史蛰夫刻的图章都送给他了。可惜那时我太小，还不懂得珍惜祖上留下的旧物。
“舍监面色苍白，她没来得及结婚，未婚夫已经去世，据说她是捧着写上未婚夫姓名的牌位，完成结婚仪式的。这位太太心地好，一心要把全校学生都教导得像她一样贤淑懂礼。
一九七七年我主演了谢晋导演的《青春》，一九八〇年又因电影《小花》得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经常有男士上门想认识我。据姥姥说，他们都是“高干子弟”，我们既不能得罪他们，也不能让我出面。我总是躲在父母房间看书，而姥姥在隔壁倒茶递烟，冬天点上炭炉，夏天递把扇子，天南海北地跟人聊，颇有雪赫拉莎德《天方夜谭》的味道。来的人虽然不能满足初衷，走时也不觉太失望，有的干脆忘记了初衷，日后还带着礼物回来看她，和姥姥成了忘年交。
“苏州有一条新桥巷，当年巷里有一所颇具名声的女子师范学校。至今我还记得：大门冷冰冰的大开着。进门，站着四棵寂寞的梧桐树。往里有三间屋：中间是走道；左右各有一间从来没人坐过的会客室。转弯是二门，也开着，不过是黑洞洞的。左手是校长室；右手是男老师宿舍。走完甬道，有亮光了，可是两扇又厚又重的三道门，很像牢门。门右是训育主任办公室，门左是舍监办公室。
我的朋友们也都喜欢她，前两天我跟一个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通电话，他第一提到的就是姥姥。他回忆道，在他人生不顺利之时，姥姥手里拿根烟，笑眯眯地说，小朋友，军棋下下。姥姥跟他讲的是上海话，军棋“扎扎”，她的意思是人生一盘棋，有输有赢。朋友还记得姥姥说，棋子木头做，输了再来过。他说的上海话“输忒再来过”，让我突然思念姥姥的房间，和那里的时光。
一九八六年，姥姥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吴健雄关在“笼子”里》的文章，回忆了她与闺密在学校时的各种调皮捣蛋。她在文中这样形容了母校的样子：
我留学美国的第四年终于回家探亲，别人从美国回家，总是要带一台电视机或冰箱什么的，那些所谓的“四大件”。我在信里问姥姥，她坚持不要任何大件，也许是不舍得我花钱，也许是真的对大件没兴趣。她请我买一个有波浪的假发套、一个前扣式文胸、一支眉笔和一块羊奶芝士。当我把礼物一件一件递到姥姥手上的时候，她笑得眼睛眯起来，好像所有的贪婪都得到了满足。也许没有人能满意地说出幸福的定义，但是，在那个冬日下午，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火炉上烧着水，姥姥换了内衣，戴上发套，描好眉毛，就着苏打饼干吃芝士的样子，无疑就是幸福的样子。
“文革”时期，家里大部分老照片都销毁掉了。我出国的时候，带走了幸存的一本小相册。那里面有一张姥姥两三岁时候，跟她母亲和姐姐哥哥的合影。姥姥的母亲是个裹小脚的女人，却把姥姥和她姐姐打扮成男孩的样子。我母亲称她的外婆为“矮好婆”，母亲说矮好婆不识字，经常被她先生骂笨。但是其实她非常聪明，出去听一出戏，她回来就会哼唱。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矮好婆给自己的女儿们穿上男孩的装束，是想把她们当男孩子来养吗？还是家境拮据，女儿们继承了长兄或亲眷男孩的衣服？没有人能告诉我。但是我知道，姥姥、大姥姥和三姥姥都受到了极其良好的教育。
姥姥虽然没有太多物欲，但她懂得享受。有个朋友知道我在写姥姥的故事，到网上帮我买了一本姥姥在一九五〇年代编的《吃的科学》。在第一章“怎样吃饭”里，姥姥首先强调了享受：“我们的眼睛会看电影，耳朵会听音乐，这些都是享受呀；为什么对于好看、好闻又好吃的食品，竟不能欣赏一阵呢？”然后她又解释了：“如果他不带着欣赏来享受食物时，他的口水就减少了分泌，胃液也减少了分泌……食物也因为不能充分和消化液接触，而难以消化。”在姥姥看来，人不需要太多的东西，他只要懂得欣赏眼前的生活。
据说，史蛰夫不仅治学严谨，治家也颇严厉，性格暴烈，而我姥姥性格也不亚于他，从小叛逆，一九二二年秋入苏州女子师范，渐渐卷入学生运动，高举反封建统治旗帜，前后三次登报与其父脱离父女关系。一九二六年又和同学从苏州出走，投奔北伐，去南京分配到国民党总政治部秘书长王昆仑手下干事，感到无所作为，并看到国民党内部风气不正就离开了，回家准备考大学。姥姥在一九二七年考进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该院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
跟N结婚后，我带他回上海探亲，结果刚到那天就大吵一架，他半夜三更搬去了酒店。第二天我沮丧地坐在姥姥房间，我们谁也没提头天晚上的事，但心照不宣这是一次失败的婚姻。姥姥从石灰箱里拿出海苔饼干给我吃，她说，石灰都成粉了，要换了。我就觉得，日子还会正常过下去的。石灰箱是一只高高的长方铁皮箱，箱底有一纸包的白石灰块，上面的空间用来存放花生、饼干等怕潮的零食。跟那只藏书的皮箱一样，姥姥的石灰箱也是十分美好的东西。我跟姥姥边吃着饼干，边聊些无关紧要的闲话，然后她用极其平淡的口吻说，没事的，不要生孩子就行了。就这样，没头没尾的一句话，她知道我明白的。姥姥总是能用最简单的举动和语言，在关键时刻给我慰藉。
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有一段非常展现史蛰夫个性的文字：“先师在溧阳任尚志学校校长时，值宜兴县立各校开春季联合运动会，先师亲率全体学生往参观。是日下午四时许，运动节目尚未告毕，而大雨滂沱。其他参观各校已鱼贯自退，独先师植立雨中，精神振奋，全体同学，因此愈觉秩然不紊。俟运动员给奖后，相偕出会场，而旁观者掌声雷动矣。”
二十四岁那年，我回国上了春晚，即兴说了几句：“今年是牛年，我属牛，所以就系了红腰带。现在中国有句时髦话叫恭喜发财……”我恭贺新禧后的第二天，就有一位退休老干部在报纸上写了批判我的文章，谴责我称祖国为“中国”：“撇开迷信味儿不说，陈冲去了美国四年，竟叫我们是‘中国’，那她自己是什么呢？”一时间举国上下都开始声讨我的叛国行为，并把“中国”讹传为“你们中国”。在一片谩骂声中，唯有姥姥挺身而出，为我到各大报纸杂志去奔走，最后在《民主与法制》杂志刊登了她为我写的辩护文章。
她的父亲（我的太公）史蛰夫是清朝大臣史贻直的直系后裔，一代国学泰斗，光绪年间廪生，曾参加辛亥革命，为维新人物。北伐前史蛰夫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因不满意其执政措施，在报上登启事公开脱离国民党。他曾在常州中学、南菁中学、无锡高等师范任国文教师和历史教师。共有一百二十册的《民国时期语言文字学》汇编中，第二十四至二十八册为史蛰夫所编的《六书统一》。他在篆刻上有极深的造诣，能把《陋室铭》全文刻于方寸石章中。瞿秋白就读常州中学时，就随他学习篆刻并成为他的得意门生。太公病逝于一九四二年，我在上海图书馆资料室里，看到他生前的学生方伯超写的《史蛰夫先生轶闻》，以表达对先师的怀念。有一段文形容了先生的篆刻“纵横豪迈，遒劲有力，信手雕镌，字字活跃，不啻蛟虬自石中飞舞而出”。
我最后一次见姥姥，她已经患了胰头癌。我陪她到医院做检查，其中一部分的过程很痛苦，而且缺乏尊严。姥姥多次用哀求的眼光看我，我无力地安慰她说，快查完了。她拉住我的手，坚决地跟我说，你让他们停下来。我没有能让他们停下来，检查结束后医生说她得马上住院开刀。
我从小跟姥姥长大，可惜她在世的时候，我没有多问她年轻时候的事情。我只知道她原名史人范，一九〇八年生于江苏溧阳。当她成了文学青年后，觉得为人模范太累，遂改名史伊凡。
黄昏，我跟姥姥回家拿生活用具，她呆立在房间的中央，似乎不知所措。我把她的牙刷、杯子和毛巾放在一个小脸盆里，再从抽屉里取出替换的内衣。我说我们走吧，她不动，我轻轻拽她，她说再想想还有什么忘记了。姥姥的房间很简单，没有一件多余的物件或装饰，只有外公的遗像挂在画镜线下。光线渐暗，我催她说，忘了什么我再回来帮你拿。她还是不动，瘦弱的身体好像一幅剪影。那时我太年轻，哪里想得到，她不想忘记的东西，不是我可以替她带去医院的。她曾经在这里做爱，在这里哺乳，在这里心碎，在这里疗伤，在这里创作。她也曾经被关在这间房门外，像一头母狮一样愤怒地徘徊和咆哮。我喜欢一篇弗吉尼亚·伍尔夫写的关于女性与小说的演讲稿《一间自己的房间》。姥姥的房间，让我想到那篇文章里讲的房间，那是她可以关起门来天马行空、为所欲为的世界。
上海人叫外婆或者阿婆，不叫姥姥。小时候每年春节前，爆米花的人会来。他会把黑铁的爆锅架在煤炉上，一手拉风箱，一手转锅子。十分钟后，“嘭”的一声出锅，原来的一小碗玉米就能装满一个枕头套，空气里就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甜。那年，二姨跟我表妹从银川回上海探亲。外婆拿着一碗宁夏玉米和两粒糖精片，带着我和表妹排在爆米花的队伍里。表妹口口声声叫外婆“姥姥”，其他孩子觉得好玩，也都起哄叫姥姥，他们的声音在弄堂里此起彼伏，姥姥就这样诞生了。
住院当晚，姥姥就动员同病房的病人一起逃回家，护士们只能把她的鞋藏起来。手术后，姥姥再也没有恢复清醒，两个月后就去世了。她死后的半年里，我几乎每晚梦见她。梦境总是那么生动，好像她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