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丘源来北京，带来了你的信和照片。过两天我就去跳水队，三月初也许能回沪。
你好！
最近几天在配音，明天拍敌司令部和哥哥见面的戏。导演在这场戏要运用高速拍的慢镜头，和《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里那样的转盘镜头。想象中也许不错，但似乎与整个戏的风格不太统一。怕那么土的农村片偏要赶时髦，结果会不会弄得像“一个难看的人穷打扮”，比不打扮更糟。但愿不是这样。
M：
今天听说一个消息，中国要送电影工作者去好莱坞学习，算留学生，要考。内容也许是中国文学、艺术、表演基础理论、电影史和英语。我们不配胡思乱想，但有一个努力的目标，有一个追求的标准，总比混日子强。跟它的标准来比，我们还有十万八千里的差距，但只要拼命，哪怕是缩短到十万七千里也是好的。
我和M的信里写到要去跳水队，就是去那里探望他们。《小花》组计划去北京体育馆游泳池拍水下镜头，M便托我把他与队员们的合影带给他们。
北京前一段卖过《英语九百句》，像抢一样，因为我有了，所以没去费这个劲。现在我把那本先借给你，我目前不用，我再去买买看。你是要听美国之音吗？
我们与教练和运动员成了朋友，交谈的内容早已淡忘，只有一件事记忆犹新。他们说到过，反复从高台跳入水里，对眼睛有很大的冲击，不少运动员因此视网膜脱落或破裂。
祝
我和M被分到了上海跳水池，那时国家跳水队正在那里训练，教练有徐益明、刘恒林，运动员里有吴国村、李孔政等。记忆中的那个夏天永远阳光普照，蓝天白云。我们站在跳台下，望着运动员一次次跃身飞下来，身体在空中翻腾旋转。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超越自身的极限。
好！
打倒“四人帮”后，白穆当了剧团团长。他认为演员最需要的是真正的生活，让本来每天来坐班的演员都到各个行业去“下生活”。有些人到去武汉的“长江轮”上体验生活，帮乘客打饭洗碗；还有到铁路局的，也是在火车上帮人打饭洗碗；好像还有去殡仪馆的，不知是不是我记错了。
陈冲
“大木桥”是我们对上影演员剧团和培训班的简称。我描写过那里曾经的热闹，我们在废弃了的摄影棚里藏猫猫、打水仗，好像一群进了糖果店的儿童。写这些信的时候，大木桥已经冷清了。
二月二十五日
又：麻烦你件事，请你把我帮我哥买的衣服送到我家去，实在没空就打电话或写信让他去厂里或大木桥拿，谢谢！
《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我怎么会忘了这部少年时代最重要的电影？喃喃细语般的音符出现在我的脑海，它们渐渐连贯起来，澎湃起来……其实过去永远都在，它在一个光线照不到的地方，等待某一支记忆的烛光被点燃。
陈冲
我想起，这部爱情悲剧上映后，每一个学小提琴的人都开始拉影片的主题曲。走在路上，我时常能听到它深情委婉的旋律从不同的窗户里飘出来，令我一次次回味银幕上连绵起伏的山峦，和月光下恋人心醉神迷的热吻。我至今记得配音演员向隽殊的声音：“新月升起来了。”不懂为什么这是全片我唯一记住的台词。我对恋爱的渴望，似乎就是从这部电影开始的；对异性的想象，也似乎永远伴随着波隆贝斯库的《叙事曲》……
你年三十来的信于初四收到，同时也收到老闵的信，最想家想同学的时候收到信，真高兴啊！
M：
你好！真是太有意思了。我多糊涂，年三十给你寄了封信，可地址写“上海一〇七三弄五号”被退回来了。今天一块儿给你寄去。我最近看了好多影片，这是唯一的收获。我们这儿几乎每星期都有舞会，可一多就不稀奇了，也不想去了。今天导演决定水下的镜头不要了，所以照片不是很急着要，最近正配音不会有时间去跳水队。
你好！到湖北已经有十天了，在武汉住了三天，然后就到了荆州。这是个古城，还有残存的城墙。走在城墙上面，看着当年勇士们护城用的射箭台和射箭洞，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仿佛和古人产生了交流。不是吗？刘备在这儿住过，这儿还曾经是个京城呢。历史考卷上那种我所头疼的，死背了很久的事就发生在此地。
M：
我还参观了一具保存得十分完好的男尸，他是两千多年前的人了，关于他实在不愿多讲，想起来就那么恶心。
一月二十七日夜
昨天我提前过了生日，我买了四瓶好酒和麻糍，大伙凑了十四元，买了许多糖果、瓜子等，开了茶话会，还跳了舞，只有两个女的（还有两个没到），真把我们累坏了，不过也玩得真痛快。到最后，小唐他们还赠给我一首诗，诗写得很不错，还一本正经用毛笔抄的呢。
陈冲
另外，想托你个事。组里有位同志想买上海出的一种白的电扇，只要五六十元一个。他说在上影对过的百货店卖过。请你到厂里的时候去看看，如果有的话，我就把钱汇来。我估计不会有，那也没什么，我只是尽到责任。
春节愉快！
我不去北影演那个《爸爸妈妈和我们》中的那个角色，由方舒演（“小萝卜头”）。
祝
这儿天气很热，跟夏天一样。真到了夏季就要受不了了。
另外一个组的导演又来找过我，我没有动摇，这回绝不会动摇了。我父母支持我，你和老闵也支持我。我自己的责任感也时刻在提醒我。
祝好
今天是大年三十，到处都是鞭炮声和孩子们的嬉闹声。我第一次一个人在外过年，真有点想家。招待所住的另外一位女孩，昨天一个人偷偷地哭了，不过我没有哭。
陈冲
真是巧极了，我组要拍水下搏斗的戏，决定去体育馆拍，我只要跟车去就行了，顺便还可以游一场泳。这样就方便多了。你如果已经把照片印好了，就快寄来。
在此信的信封里，M夹了几页他的回信。我问他为什么会有，他说当年给我写的信，他都是先打了草稿的。
北京到处都举行舞会，厂里也搞了两次，人们比听厂长做报告还积极得多。还有许多不认识的外厂的人也来凑热闹，简直挤得转不过弯来了。上海呢？厂里团委有什么活动吗？
陈冲：
我在北京请到了一位老师，是北大西语系的，我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教她。
你好。
今天开始放假休息了，抽空给你回信。这两天看了几部电影，昨天厂里还进行了聚餐，虽然菜不错，但比起咱同学们的那两次，可是差远了，至少意义上是这样。导演们和大师们都请我去他们家过节，也许是出于同情和责任吧，反正觉得不是平等的友谊，所以我不想去。去了坐在那挺拘谨，不会很快活的。
昨天晚上做了一梦，梦见我们又见面了。今天上午收到了你的来信。因这两天盼望着你的信，所以晚上做梦了。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十六号那天早上我到民航局门口来送你，还带来了你要寄录音磁带的小盒子，可惜来晚了，没送上你。我把时间搞错了，七点三十分到了民航局车子已无影无踪了。如你需要的话，我把那盒子寄给你，里面可以放磁带，那小铁盒不大不小正好放一盒。
你好！信前两天收到。
最近剧团还是老样子，周振英已经改行了。《三比零》五月十五号公演，估计卖座率不会高，现在观众要看刺激性强的东西。剧团又看了很多电影，有时一天放四个，都看不过来。我们看了《117在东京》《天堂里的笑声》《伪金币》《生与死》《冷酷的心》《陆军中野学校》。今天连参考片和家属片一下子放了十二场。参考片是《画皮》《三凤求凰》《灰姑娘》《鸳鸯梦》，家属片是《简·爱》《奥赛罗》《柏林情事》，我给你们家寄去两张《简·爱》的票。
M：
今天是我进电影厂最热闹的一天，厂工会为了庆祝五一节，搞了一次联欢。从下午开始，有拔河比赛、乒乓比赛、射击比赛、猜灯谜、武术表演，得胜者发奖品。拔河比赛我们剧团又得了冠军，培训班除了小谭和玉珠以外全部上阵了，奖品是一斤水果糖。我们并不是为了糖而是为了荣誉。接下来是看电影，香港片《巴士奇遇结良缘》。
十二月一日
晚上七点举行了舞会，全厂每人发两个面包一个鸡蛋，整个厂里像过节一样。舞会同学基本都参加了，老韦、小薛、阿戴、张建民、葛伟家、王国富（他跟我学了两天今天也跳了）、老闵。我还是放录音，没跳。尽管我把三步、四步、五步，还有你那个叫什么“巴”的都学会了，但我还是没有兴趣。放音乐是剧团交给我的任务，可我把同学都带来了。舞会一直跳到十点，还想跳下去，工会就宣布结束了，照这个情绪跳下去，就是到凌晨两点我看还会有人跳。
陈冲
我们组五月四号又要出外景了，估计二十天，回来就拍我的戏，六月十号出发到唐山。你们外景不知要多少时间，几时回北京？这次一定要抽空去看看跳水队。
好！
这张小纪念品是春节音乐猜谜会得的，就算给你过生日的小小礼物。本来想在四月二十六号前给你寄来，无奈不知道你的地址，只好晚几天。等你过二十岁的生日，我一定送一件好礼物给你。但愿你将来的生活和工作就像 Do-Re-Mi《音乐之声》里一样美。
祝
这几张片子是昨天摄影师给我的，剪下了几张给你看看。就是通过这次试片，他们对我完全信任了。前两天场记生病了，导演就叫我帮助记场记。
舞会现在不让开了，因为安徽是灾区，整天嘻嘻哈哈与当地太不合拍。但是还有人小规模地跳跳。我可以不跳了。本来人家来请我跳，我不好推脱，现在上面说了不能，我可以有话说了。不过对演员来说，跳舞确实不是坏事，很锻炼节奏和形体美感，还有“臭美”的自我感觉。如果我还能学得再好一点的话，回来一定教同学们，因为男的比女的难跳。
电风扇我经常去看看，有我就写信来。半导体不知在哪里收得到美国之音的英语？晚上如怕打扰他们，你可以用耳机收听。我还是希望你学习要抓紧。葛伟家要搬到大木桥来住了，又多了一个学英语的伙伴，他还可以管着我，因我有时独自学，学到一半，一根筋就要搭到剧团上。就写到此。要写还有很多话要说。
我们组现在进程很慢，有什么办法？“既来之，则安之”吧。学英语的条件也不太好，整天在现场等着，乱哄哄的又冷，根本不能看书，只能晚上回屋看。
下次写信寄到我家里，我每天回家吃饭，大木桥人太杂，弄不好要遗失。
你说你同时学日语和英语，还要学专业，我看太紧张了点。如果日语基础较好，短期突击后能重新拿起来继续学下去，那就把英语先扔下。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而且专业书籍必须放在首位。
祝节日好！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把这种感觉说清楚。反正在不损伤人格，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去争取机会、掌握命运的。
M
这样的关系也是要有基础的，无论是待人处事，还是业务水平。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夜
但真是除了“低三下四”就没有第二种较好一点的导演和演员的关系了吗？并不是。通过在这个组和导演、演员们的接触，我感觉到另一种关系。组里演我妈的演员，由于她父亲的关系，路子比较宽，她跟那些老演员、导演都是好朋友，她并不比他们低一等，就像我们同学之间谁也不比别人高一等或低一级一样，是一种交谊。我一个多月一直和她住在一个屋里，关系不错。她人很好，没有女演员的狭隘和长舌。她就想推荐我上戏。当然我不会同意。她也想推荐黄达亮。还有我们的副导演接下去准备搞一个剧本，他就和几个谈得来的演员说，“接下去我们再合作一部吧！”他也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只是这种导、演关系在各方面配合默契，创作上有共同语言和商讨余地，人品、道德上互相了解，互相放心，有时候还在一块玩玩。这样一种好朋友的关系，像我和闵安琪一样。
“十六号那天早上我到民航局门口来送你，还带来了你要寄录音磁带的小盒子，可惜来晚了，没送上你。”当年坐飞机得先到延安路上的民航局，然后从那里上去机场的大巴。记得哥哥和平江路的邻居毛毛会用脚踏车接送我，我抱行李坐在哥哥的后面，毛毛的车后座上绑着我的箱子，龙头上也挂得满满的。只要M在上海，他总是会到民航局去送我……
你看不起那种低三下四的演员，也不喜欢走老闵说的那种途径。这对演员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不，不仅是演员，而是人，每一个人，因为人有义务保卫自己的人格。
信中说的磁带是用来练英文听力和口语的。那几年的通信中，我们经常提到磁带、收音机、美国之音，或者学英语的伙伴、炙手可热的课本，学英语是七十年代末的一大潮流。
角色砸了确实是件坏事，但千万别悲观，机会肯定还会有的。我们这些青年人，也许不太懂得该怎样保全这难得易失的机会，我想这一定是一种本事。
改革开放打破了十年的闭关锁国，我们突然觉得世界离中国近了，整个社会都向往着摆脱知识贫瘠，与外界交流。那时英语教师和教材都非常紧缺，想学的人便开始聚在公园里互相交流。人民公园著名的“英语角”，就是这样形成的。那里每个周日都人声鼎沸，人们以一句hello开始，希望在别人的口中学到一两句漂亮的英文句子。住在对面国际饭店的外宾，也会逛进公园来找人聊天，企图了解这个对他们而言神秘的国度。只要有老外出现，就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据说那里发生了不少“Lost in translation（迷失在翻译中）”的趣事，比方有人想跟老外聊《茶花女》，用了英语的 tea girl两个字，老外被搞得云里雾里。
你好！来信收到。我现在正在等天气，干坐着，主任就发信到现场了。趁太阳还没出来，我先给你写回信。
新冠疫情后的一个周日，我和两个朋友在“随堂里”吃完午饭后，逛进了久违的人民公园。原来的“英语角”现在已是“相亲角”，上千的中老年人仿佛形成了一个整体在蠕动。朋友说，这就是目前上海最大的人才市场。父母们或他们雇用的人，把孩子们的简历铺在地上，从“70后”到“00后”的都有，看得上条件的，马上开始谈判。
M：
年轻人自己都在干什么？工作？打游戏？健身？打卡拍照？采访过我的一些青年女记者，跟我聊起过“爱无能”，还有“没必要”，不想当“恋爱脑”。有一位说，网上许多教女孩子如何成功地战胜异性的文章，各种理论都有，简直不知道该信谁的。另一位说，有时候喜欢一个人，但是看看条件就知道不会有结果，就不去浪费时间精力了。
我分享他的信，因为它比我的信更突出和典型地反映了我们那代人当时的语境。
从猿到人，我们是在哪个进化阶段开始了恋爱的行为？如此原始、野蛮和美丽的激情似乎并无必要，没有它照样传宗接代、繁衍子孙，然而天下没有比它更值得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事了。岁月教会了我，最美好的事大多都是没有功用性的，比方在树林中听小鸟歌唱，在花丛里追逐蝴蝶，在沙漠上仰望星空；或者用尽毕生，来证实引力波源于两个离地球13亿光年的黑洞相撞；或者坠入情网……
那时上影演员剧团正在动员部分培训班的同学改行，并已经把几个农村招来的学员送回了生产队。小聂因家里有部队的关系，转去了东海舰队文工团。几年前，忘了在什么情形下——也许是小聂去世后——M告诉我，小聂当时喜欢我，想追求我。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记忆里我跟他接触不多；但写到这里，他阳光的笑容和月牙般弯弯的双眼仿佛就在我的面前。
M：
去拍《小花》之前，上海医学院已经为含冤自尽的外公平反，并落实政策把抢房子住进祖屋的人家搬走了，家里突然又有了一大间客厅，我常把培训班的同学们请来聚餐。
你好！你的信和你的特写片格（冲印出来的电影胶片中的几格）、礼物在湖北都收到了，收到不多久我就回了上海，连两头一共在沪住了五天，是来看牙的，还去了一次学院。那天晚上到剧团去，只剩洪根和阿谭在，我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十一月十五日
我们的戏基本上拍完了，还有两段戏要录音，可是作者不同意组里的大改动，要求按他的原剧本拍，这可就麻烦了。
友 申字
这两天是故事片厂厂长会议，放了很多外国来的参考片。可我们只好在一边待着，不够级别看，有什么办法。
祝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学习进步！
那些日子以来，我们组又发生了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对组里的许多人也更了解了。我简直看穿了，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拍电影，什么是文艺界。不禁要感叹，人世间好人太少了（这句写完又画掉）。电影厂的青年之所以会变得那么看破红尘、玩世不恭，是因为我们最容易看见整个社会的黑暗面。一开始是吃惊、怀疑，觉得可怕，后来就习惯、麻木了，变成一个玩世者。
让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相互学习，不断进步！望能经常来信！再见！
希望在你走以前回沪，把收音机给你带去出外景。
现在，我们这儿的工作很紧张，因为，准备参加明年在北京的会演。十二月二十六日还要参加演出，所以，一直在排戏，也没给你写信，很对不起。对上次去你家的事，请你能理解我，原谅我。同时我也希望你能上我家来玩，现在，我们差不多都快成邻居了。希望春节在我上海家中招待你和其他同学们！
陈冲
上次回沪到你家看你，真是巧！同学们都在你家聚会，能和这么多同学相见是非常高兴的。然而，当我听到不是所有同学都来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蒙上了一层阴影。我是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突然闯来的，是很不礼貌的。当知道了不请我和其他同学原因后，我认为某些同学的考虑也是对的。我们这些已经走了的人参加聚会，可能会使这欢乐的场面由此变冷，所以，我也不能硬着头皮在你家坐下去了，只好怀着难过的心情，强装着笑脸离开了。我知道你和同学们是过意不去的，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也知道这样做是非常不友好的，但是，我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没来的同学。就是将来他们知道我没参加，也会好受点。但是，对你真挚的挽留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对自己后来食言请你和同学们多多原谅吧！
五月十八日
首先祝贺你已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生，并相信你决不会辜负党和人民期望，在新的工作岗位，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努力掌握外国语这门专业，为国家和人民做更大的贡献！
陈冲：
您好！
来信收到。这本英语书是邻居帮我买的，可惜我的水平还读不上这本书，我想把它寄给你吧，做个辅助学习材料。等我把初级班全部学完，才有可能学习这本书。过两天他还要帮我买一套四本英国出的《基础英语》，这本书最吃香，读它就等于你在英国学英语。如来了以后，我也给你寄来。那个邻居复员后分配在新华书店发行处，我跟他说，只要是英语书你就帮我买。什么“900句”“自学英语”“一天一题”“基础英语”，他都买了，我也不拒绝。现在看不懂，以后总会学得上。反正是外国出的英语书，我都先给你寄来。好让你多学一点。
陈冲同学：
看了信以后，感觉你思想有点情绪。怎么说呢，现在的青年大部分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有他最天真最纯洁的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位的改变，环境的变化，人也不知不觉地变了，没有信念，自己原谅自己，甚至成为没有灵魂的人。这种人工厂也有，但文艺界比例多一点。我早就看穿了看破了，一个人既要看破红尘，又要充满信心，走自己该走的道路。我就抱着这种信念和一种说不出什么样的感觉才在大木桥待下去。人的一生中充满着希望和等待！让我们来引用《王子复仇记》里哈姆雷特的最后一句台词：面对着冷酷的世界，保持沉默。
M在寄给我的信里夹上回信的邮票，是多么的细致和周到，也是他无言的期待。也许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懂得其中的甜蜜。
大木桥变得死气沉沉，《三比零》到东宫演出了，阿谭每天在厂里上班，洪根回家了，二十五号出外景，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儿，但我不觉得怎么寂寞，自己安排自己，看看书，学学外语，弹弹钢琴和吉他，有时候随着收音机里的音乐自己一个人跳几下，等着我们组回来。厂里最近看了《尼罗河》《生死恋》《绑架》《鬼魂西行》，看到现在《灰姑娘》的色彩最好，那真是一种艺术的享受，美的感觉。
“你太不应该夹邮票来了，但是我又绝对不能给你寄回去，你会生气的。”那时工资很低，邮费是个额外开销。记得一个朋友讲过彭小莲当年教他如何反复使用一张邮票：你把邮票贴在信封上以后，再往邮票正面刷一层糊，等干了以后投进信筒，对方接到信后，把信封泡在水里，盖在糊上的邮戳就洗掉了。把邮票揭下来后粘在玻璃窗上晾干，就可以再用。他们最多一张邮票使用七次，最后就破烂褪色到无法挽救了。
在我出外景前你赶不回来那就算了，收音机你把它带到珠影去，让它陪伴你，每次你打开学习的时候，就好像（此句写了又画掉）好好学习。电用完以后打开后面的小盖子，换上四节二号电池，电池的方向不要搞错，你按照前一次的方向换。
十一月二十日
祝一切顺利
陈冲
M
再见！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
一切好！
“收音机你把它带到珠影去，让它陪伴你……”然后他写了又画掉“每次你打开学习的时候，就好像……”他是想写“就好像我在你的身边”吗？为什么我们本能地对某些强烈的感情保持沉默？
祝
收到这封信后我到了珠江电影制片厂，拍完《海外赤子》后回上海外语学院上课，在此期间M与我一直保持着通信。但是后来我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苏醒》的阶段，信件中断了。从西影回到上海后，我们又开始了通信。
你太不应该夹邮票来了，但是我又绝对不能给你寄回去，你会生气的。
我不记得为什么那段时期停止了给他写信。接着的两封信，我似乎写得非常困难，有些魂不守舍。其中一封是我亲手交给他的，没有邮票和邮戳，另一封的邮戳模糊不清，完全不知道年月日。也许它们是我中断了给他写信的原因？
真羡慕你们看了那么多参考片，这是一种收益，在各方面都是一种帮助，我是享受不到了——即便回沪。
M：
组里看了第一、二批样片后，觉得不太理想，对景的描写重于对人的刻画。演员要求补戏，加近景，但摄照部门认为无此必要。反正就是这样，看了样片后很少有自己非常满意的。
那两个电影我基本上也没看进去啥，所以看完第一个苏联电影后就走了。你不爱写信，我却不得不写信，因为这时候嘴是那么低能，根本不能达意。前几天刚笑话陈川打七次草稿，今天该轮到我了。
新的地方还不错，明天拍我的戏。这个组对剧本的分析、排练等进行得少，不像在《青春》时那样。我心挂两头，也没有过高的要求，演本色，能在观众中得到一个很一般的评价就足够了。下午排练，我又不能按时间表排的那样读英语了，时间老是没有保证。业余时间，还老有人到我屋里来玩，正像你说的，我得克制自己。我的障碍太多了，舞会、开玩笑、玩，等等。但是，德国诗人席勒讲过：“障碍是意志的最好朋友。”我争取把这句哲理性的话化为现实，努力抵制环境的影响。
进培训班有三年了，我们同学们之间的友谊、口角、艰难、乐趣都使身边的青年人羡慕，在那里我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友爱。这样一种感情是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中最可宝贵的，尤其是目前，这一切已经成为回忆，就更让我留恋。
从你信上知道很多剧团的事，形势是可喜的，对培训班的难兄难弟很有益处，你们完全是有希望的，绝对不要丧失信心。
不管到哪儿，我总爱提起培训班的同学，当然更多的是你……是的，我经常不知不觉地谈到你。上次你来我家，说冬冬（表弟）记性真好，那么久还记得你的名字，现在想起来却是我经常在家里提到你。你每每取得进步，我总是特别高兴。
本来我有很多事需要回上海，一是学院的英文磁带，二是我爸爸生病从多哥回了上海，我得回去看看，三是我妈妈马上要出国，我来的时候就没有见到她。导演也同意有空放我，但可惜的是一直没有空，所以回不来。
我也不懂为什么能记得和你在一起的所有细节，还是在培训班的初期，我总是很不清洁，你提醒我说：“不小了，以后你要注意个人卫生。”你说得那么认真，就像长辈一样；在我高考复习的时候，天气很热，你给我送来了一杯冷饮，说：“这样认真，上帝会保佑你的。”……这些可以随便来、随便去的小事，我却不能忘却。我珍惜这样的友爱，它能给人以力量。
你好。信和照片收到，我简直太高兴了！像你信上说的，我一个人哈哈大笑起来，太有意思了。它们使我想起了培训班的一切，想起了那天在我家的一切动作、细节，还想起了小聂突然离去……正想着这些，又来了一封信，真巧，是小聂来的！我急忙打开看，原来是讲他突然离开的原因。我把他的信一块寄来了，因为他希望大家原谅他。
正像所有的家庭一样，父母总要对孩子说起爱情的问题。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和我妈说我以后要找一个同事，这样可以有共同语言。我妈没有回答，只是说：“那你将来不该是演员。”是的，在父母的劝说下我离开了剧团。妈妈出国前对我说，千万别在她不在家里的时候让她挂心。她暗示我，模糊的意思是，我将来该找个医生。
M：
我不喜欢和父母谈这些，妈妈总以她对医学事业天真的自信说话，而爸爸则是严厉的。我自己也没有严肃认真地考虑过这些问题，只是工作、学习之余，常会想起你，因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快乐的。你身上有一种精神，从那儿我可以得到力量，我一直期待这种单纯的友谊能永远保持下去。后来，我感觉到一点什么别的，但总是从心里希望不是这样，因为在这两年，我妈妈不在的时候，对此问题，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看法。
我想起《太阳照常升起》中我去病房探望梁老师的那场戏，姜文花了很长时间，调整窗外的雨水和雨水在光下的影子。那个光影散发出婆娑迷离、灵动的欲望，像一段失而复得的记忆，人物也油然而生。没有这样的处理，演员拼死去演也没有用，那是什么近镜特写都帮不了的。
我就这样矛盾地希望它不要发生，我生怕这样会影响或破坏我们的友谊，这对我来说是太大的损失，我很难解释清楚这是为什么。可能是我的自私。是的，我有时候很自私；不止这些，我还有许多缺点，但我很善于把它们都掩盖起来，别人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有妒忌心，我有时会带着痛苦去想别人的种种优胜。特别是最近，我还感觉到，我爱虚荣，这次拼命想考得好一点，有一大半是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这些致命的弱点我平时从来也不暴露，多可怕。我并不是别人脑中可爱的“小花”，我在外面总是装得那么快乐，但实际上我有许多苦恼，说来也许没人会信。
也许是因为电影后来的光环，让我完全忘记了，看样片的时候演员们居然那么灰心丧气。上映后，《小花》在第三届“百花奖”上获得了七个奖项，我也分别在百花奖、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文汇电影奖、南斯拉夫“为自由而斗争”电影节等获奖。回想起来，我们还不懂如何看样片，光是在留心自己。其实，用一景一物为演员的表演做气氛铺垫，正是电影的魅力。
我不懂为什么要把自己骂一顿。我有许多话要讲，它们都不分彼此地一齐涌了出来，乱七八糟也不知道讲了些什么。总之，我认为有些事情只能相信是命中注定，不然怎么解释呢？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是真正纯洁、无邪的，追求这种真正纯洁的东西，也许会给人带来悲剧。可到头来，我也许会后悔为什么要否认一种纯洁的东西，而失去了幸福。那时候我只能说这是命中注定，我的力量是微薄的。
又：十六日后转点到安徽徽州地委招待所转北影
好了，我不想用我的这种情绪去影响你的心绪。原谅我扯了那么多。
十一月十三日
春节还是来我家吧，让我们一起庆祝你的生日。
陈冲
祝你成功
现在组长在向我提问，让我别写了，要我发言。但我一句都不会去说的。好了，再见。
幸福
现在，大家沉默了，在想着怎么提议表示自己的戏没搞好，有的人表情看上去很难过，样片太使人失望。
陈冲
现在，演员组正在讨论样片，演员们认为景抢人了，艰苦的劳动，饱满的激情都泡汤了，要求大量补戏。越补时间浪费得越多。
是的，我很想回答你。但怎么也说不上来。
黄山的风景确实美得出奇，但我却没有老方那种诗意和水平，连自己欣赏的能力和时间都很少，以后如果电影上映，从电影里知道个大概吧！
我拿信想了许久……
安琪信中说你还在剧团，你什么时候去唐山？我们元旦后到北京，十二月中旬我可以回上海。我们这个组的人都不错，都挺好的。
我不想再次提及我们的友谊，因为这用不着多说，它是纯洁的、珍贵的，一般人所难以估价的。
我们这儿的演员老想开舞会，每个星期六都想开。我因为时间紧要学习英语，参加得少。一说到跳舞，我就想要是同学们都在这儿多好，那一定很有意思。
但一个人除了感情以外还有别的，如果问题真是那么简单，跟小说中的那么美好，那该多好啊！
昨天，闵安琪来了一封信，大约了解了培训班的情况，知道同学们还是那么团结，我就更想念你们了。安琪的信里讲到培训班在我家拍的照片，我让她给我寄一份来。
爱情是浪漫的。小说中，神话中，电影中，那神秘、美妙的境界，每每使我遐想联翩。我当然渴望美好的东西，世外桃源的一切。这些多少有点孩子心理。
你好！你的信收到。那几天在拍我的戏，所以没回信。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黄山的戏，可是第二批样片有好多需要补，真烦人。
生活却是现实的。我的家庭、父母还有其他，我现在属于他们，他们对我有所打算，有所管制，我能抛开他们的溺爱和约束吗？
M：
正因为我是严肃的，我才感到痛苦。父母不在，至少要到明年这个时候才回来。如果我任性，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一个人在谈到爱情问题时还那么理智是有点可笑，但我不能不这样。他们已有话在先。
那座雪砌的银幕在兵站矗立了多久？它是不是在日光下白得耀眼，在月光下蓝得幽深？走过它的人是不是会轻轻哼唱影片里的歌，会渴望柔情和爱？然而它终将消融，就像它的记忆终将与亲历者一同消融。再也没人会这样看电影了……
我希望你体谅我。
前不久，在饭桌上遇见了一位原来在西藏部队的人。他说，他所在的兵站很遥远，《小花》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没有地方放，连白被单都没有。战士们就铲雪筑起了一座墙，在那上面放映了《小花》。我思绪的眼睛仿佛看得见，在那条“世界的脊梁”上，白雪皑皑，稀有人烟，十几个远离家乡的小伙子裹着军大衣坐在冰天雪地中，他们的身心被李谷一温柔的“妹妹找哥泪花流”融化……
我也能体谅你，所以才不能轻易回答你。谁知道两年中的情况会不会变化呢？那时候再变就成了一种“欺骗”，我承担不了这出悲剧的任何一个角色。
记得《末代皇帝》在巴黎蓬皮杜中心首映的时候，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来到了会场。那时他已经十分年迈，见到法国总统和蓬皮杜夫人时都没有太大反应，但是见到我就眼睛一亮，亲切地叫了声“小花”！
虽然还很年轻，对这个问题也很少考虑，但我对它的看法已不是天真的了，我抑制各种美妙的幻想，常常把感情看成一种很现实的东西。（而实际上，感情又不可能是现实的东西，这就是痛苦所在）。但人毕竟是人，为了能够生活、工作、学习得有意义，为了得到精神养料、精神力量和精神寄托，需要友谊，需要一点爱。
至今仍有人会叫我小花，会跟我讲起他们当年在单位礼堂里，学校操场上，银幕的正面、反面看《小花》的种种情景。那时电影拷贝有限，人们看的是“跑片”。跑片员会骑单车、骑马、骑毛驴在不同的放映点来回跑，一个地方放完了电影的第一卷、开始第二卷的时候，他就赶紧把放过的那盒胶片送往第二个地方。一部电影一般有五大卷胶片，放在铁盒里。天气或路况不好的时候，跑片员有时赶不到，观众就坐着聊一会儿天，等胶片赶到了再继续看。
这种友谊和爱应该是共同的。我太自私了，为你想的太少了。这一点我现在才清楚地意识到，请你原谅我。我在友谊当中有所收益，却忘了考虑别人的幸福和需要。我不能够立刻答复你，你也不能再等我，这就是一切。
原来“妹妹”——我——是怀着这样的矛盾和不安，开始了“赵小花”的生涯。
你可以去寻找知己，她也许没有我那么能夸夸其谈，却肯定比我懂得生活。虽然我可能会一度妒忌她，但最终我会真心祝愿你。我永远是你的好朋友，生活当中真正的好朋友是可贵的。女作家史沫特莱和朱老总的友谊，使他们在长征中，在艰苦的日子里战胜了许多困难，得到了许多欢乐。是的，我相信这一点，幸福并不是欢乐本身，而是对欢乐的创造和追求。
（邮戳 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
爱情只能有一次，不能像游戏一样重新开始。我甘心情愿地接受爸爸严格和挑剔的训骂，姥姥翻来覆去的、往往是冤屈人的唠叨以及妈妈的溺爱。我也愿承受时间和社会给我带来的幸福、不幸，和各种变化。
安徽省徽州地区黄山宾馆转北影《桐柏英雄》外景队。
好了，再谈些别的吧。
我到黄山了，一切都很好，可能在这住两个星期。演我妈的是陶金的女儿。男一号是《南海风云》里的于化龙。真小花是《同志，感谢你》的一号。还有那个徐元奇也在这儿。我们这儿的地址是：
在信中你谈到要奋斗，做出一点成绩。你完全可以。上次《大众电影》安排我去见一位德国制片人，我们谈到电影演员，他说中国的女演员比男演员多，男的当中真正出成绩的确实很少。他顺便提到他看过你主演的那部电影，说：“那个男主角很不错，他是哪儿的？”这是他谈到影片的第一句话。
陈冲
年轻的男演员当中，现在真正出来的“八一”的唐国强、北影的张连文，上影几乎没有。你在上影应该是可以成功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想实现梦想就是一种精神。要成功，要做出成绩并不是名利思想。名利是别人强加于我们的，谁也没有本事封自己有名。
让同学们都放心，我绝不会丢培训班的脸的。
还有，我觉得，一个演员应该有自己的特点，他演出来的东西必须给人一种新异的感觉。《海外赤子》的失败之处就在于没有抓住这一点。我在书中看到有些外国演员所强调的“缺陷美”就是这个。这是他自己的，别人怎么也达不到，因为别人没有此“缺陷”。要让人感觉到只有你才有这样一种味道。
本来这封信应该是去那儿写的，可我想，一到那就得开拍，我又没排练，加上每天还得读英语，时间一定很紧，所以就在上海写好了，上那儿去发。
你肯定能成功，希望将来在单调的学生生活中能看到你演的片子。也许那时可以引起我的许多回忆。
我真不愿意让剧团或厂里知道我去北影，他们不知道内情一定会笑话我的——虽然被电影厂的人笑话不足轻重。
至少有过三次我们渴望过对方的触碰，那是可以闻得到的感觉。一次是在看《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的时候，我转头看了他一眼，突然感到心跳得直发抖……还有一次是他来外语学院看我，我们思念已久，并肩围着操场走了无数圈……最后一次是在我出国留学前夕，夜幕低垂，我们站在纷乱的行李箱边，离得很近，他的气息就在耳旁，我感到这也许就是永别……
回到家里，屋子里也只有我一个人，妈妈、哥哥都不在。我把行李重新理了一下，准备后天上火车。等我妈、我哥回家的时候，我又不在了。就是这样有意思，老是碰不到一块。
他的克制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确恋爱关系，在他传统的道德观念里，如果没有爱的承诺，肉体的接触是不检点的行为。我也相信爱情是神圣的，而且一生只有一次，用完就没有了。还要再过许多年，我才会懂得，爱与生俱来——就像勇气和力量那样——是用不完的，是越用越多的。
今天，当我一个人提着沉重的大包小包回家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同学们。来校报到那天也是这条路，这些行李，是有那么多同学在一起提的，现在我一个人了。
回想起来，那时的我是一只熟透了的果，一不小心就会落下地来。谁在树下接住了我，我就在谁的怀抱里。后来交往的第一个男友 W，没有跟我谈到感情，更不用说爱，他只是将我一把揽住了深吻，我便奋不顾身起来，其实那时他对我来说几乎还是个陌生人。
去了也许并不会坏到哪里，我把学院原来的体育课、政治课、语文课的时间省下来，拼一下命，也许并不会落下多少英语，我一定要让老师们吃惊。有的老师认为脱半年课再跟班，简直是奇迹，不太可能。当然现在又要琢磨角色又要读书，时间、精力又有限，是有很大困难。但是我想，一个人只要是诚心的，上帝是会支持、同情他的，会多赐给他时间和智慧。但愿这件事，并没有违反我的命运。
也许母亲比我更知道我的本性，记得她在见过W以后跟我说，他的灵魂猥琐。我正在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热恋中，听了震惊不已。后来发生的一切已是历史。
你好！晚上回家看到了你的信。已经定型了，导演买好了星期六的车票，直接送我到外景地。学院领导给我看了教育局下来的文，上面已经先定型了。
跟W的关系破裂后，我给M写过一封信，但没有跟他提及那段让我体无完肤的经历。我怎么能让他知道我如此糟蹋自己，我不再相信爱情？
M：
M：
陈冲
你好！
上次你说的同学们上戏的事，还有“我们有亲人”是怎么回事，请告诉我，好吗？
好久、好久都没有给你写信，但是常常从闵安琪那儿知道一些培训班同学的情况，最近又接到她的信，谈到你们在考试什么的。她说你考了八十一分，她考了七十六分。生活能这样充满生气是幸福的，我应该向你们祝贺……
上次在工人文化馆遇到你和同学们，我不是说我已经彻底回掉北影了吗？可昨天学院又来找我，说北影后台很大，从上面下来的压力，学院很难开口，有点顶不住了……他们认为实在不行只能去演，但回来后百分之八十会留级。学院的课程很紧很紧，可北影偏不让我专心一志地学习，而且今后，如果拍完戏还有什么事，也只有天知道。学院领导还说，如果我硬不肯去的话，上面会认为我不服从党的需要。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现在我妈又在青岛开会没人商量。我想起你上次留在条子上的话，我有事可来信。我就来信，问问你们是什么看法。我打过电话到剧团，凤皇说要下生活都不来上班了。
……人必须向前走，告别昨天，这是很残酷的事实。然而昨天是永存的。当我们回首眺望时，它会永远地在那儿，引起我们的渴望。一首儿时的歌，熟悉的旋律在脑子里来回过，但是词却记不全了，有的地方还不知不觉地改掉了一点……
你好！
我常常想你们。
M：
……你大概已经知道，我住在一家美国人家里，在加州大学上课。一切都还过得去。好久好久没有见面，你大概都忘了我长什么样了。我倒在一家中国书店里一本电影杂志上见到过一张你的黑白照片，穿长衫的。
写这些信的时候，中国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整代人正在从十年的冬眠期复苏，百废待兴，她的生活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老闵的来信使我突然想给你写一封信，也许你会觉得有点奇怪。我真的常常想念培训班和同学们。
“弹指一挥间”是她在毛主席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学到的，那时她还无法体会其意义，只是喜欢词句的潇洒，比语文课本里的东西好看得多。妹妹的语文课本非常贫乏，只有董存瑞、焦裕禄、黄继光、欧阳海的英雄事迹，或者南京长江大桥、第一艘远洋轮的光荣建成，或者地主刘文彩、周扒皮对贫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那个语境里不存在个人情感和欲望，而没有名称的感受和欲念，就像躺在污泥浊水里的珍珠。还要过很久，她才会看到和认识它们。
老闵告诉我你现在有一位可爱的女朋友。你喜欢的人，我相信一定是可爱的，那也代问她好吧。
我仔细打量她，胸脯轻轻起伏，鼻翼微微翕动，眼睛里闪烁着所有被她抑制了的本能。你以为自己长大了会是谁？我问。她眼里闪出困惑，还有些诧异。你能想象得到的未来都已逝去，我说，人生就在弹指一挥间，不要错过欢乐。
祝你一切都好！
扎着两条短辫的“妹妹”突然站在了我的面前，用清澈的眼睛审视着我——眼角的皱纹、鼻侧的阴影、松懈的脖颈……她从没想到过这么久远的岁月，连她母亲都要比我年轻许多。
陈冲
信封上的许多邮戳虽已模糊，但还能隐约辨认得出，信始于一九七八年——我十七岁的时候，终结在一九八三年——我留学美国的第二年。这些发黄、发脆的薄纸，这些熟悉又陌生的手迹，这些从遗忘的深谷里反射出来的星点光亮：某曲循环不断的华尔兹、某只放在我腰间的手、某个烦躁的午后、某个玫瑰色的夜晚、某句不知所云的低语……
“我常常想你们……我真的常常想念培训班和同学们”——为什么思念之情永远躲在复数的后面？回想童年，我每天都说“我们热爱毛主席”，每天都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写作文的时候，也多次写过“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红小兵想念您”。
二〇二一年我回上海陪病重的母亲，见到了M，他把我写给他的几十封信还给了我。他说，我们那一代的友谊感情，是现在的人无法理解的，我不想让这些信件付之一炬，不忍心，那里面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只有物归原主！有些东西是铭记在心里永远也抹不掉的，永远永远……
然而——还是所以？我从来没有对父母、姥姥、哥哥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记忆中我也许没有用中文对任何人说过“我爱你”。我似乎无法想象这样宏大的直白，可以用于个人之间私密微妙的感受。
我人生中重要的通信人之一是M。我已写过一些他与我在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的事，不知道那算不算我的初恋——我们连手都没有牵过，但我们有过许多朝夕相处的日子，分离时也有过心心相印的思念和牵挂。
如今，除了爱某种饮料、某道菜，爱某个电影、书籍、音乐……诸如此类，我只能对丈夫和两个孩子说“我爱你”——仅此三个人，用的还是英语。与时俱进的人们，早已自由地在微信里表达“爱你”“想你”；而我尽了最大努力，也只能非常偶尔地发个红心的表情包。我的确是“从前的人”。
我意识到我就是他们所说的“从前的人”，信曾经是我游荡生活中最可依赖的伴侣。我很认同山姆·夏普德对通信的感受：“我喜欢写信，因为它是一种可以随时展开的对话。无论对方在不在，你都可以在任意一个早晨坐下来跟他说话。你可以随便聊，而不必礼貌地等待对方完成他的思路。段落之间可以隔很长时间——也许好几天过后，你会重新拿起笔接着聊……”
这些信写得并不好，只因被M保存了四十多年而变得珍贵——好比《小王子》中那枝玫瑰花，本身再普通不过，只因“小王子”爱与呵护而变成世上唯一。它们被“妹妹”折叠成复杂、巧妙的形状，又被M的手打开，读完后再小心折成原来的样子，放进抽屉里。没有人再会如此写信、折信、贴邮票，把信投到邮筒后，开始期盼对方的回应。当年一封上海和北京之间的信，最快要四五天的时间才能到达对方的手里，如果寄到小县城或农村就会更慢。这样充满孕育和等待的交流，也许是人际关系中最美丽的表现了，或者，是它最可贵的残留物。
前不久一个周末的日子，我走在桃江路上，看见一对年轻的父母，指着一栋文物保护房屋上绿色的信箱，问身边八九岁的儿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儿子摇头。妈妈说，这叫信箱，从前的人写信，邮差就把它们放在邮箱里，收信的人再从这里取出来读。
（上图）这是在什么情形下拍的？完全不记得了。是母亲的基督教信仰影响了我吗？姥姥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当年却把母亲送去了教会学校，也许那只是她在战乱中能找到的最安全的地方。印象中我拿着的十字架是哥哥用泥（还是橡皮泥）做的，好像等很久才干，挂到了客厅的画镜线上。那时我们处在彷徨的年龄，思考生命意义和寻找信仰的年龄，想从宗教中寻找答案，后来还在大学里选修过两堂宗教课，但我无法改变怀疑一切的本性。（上图）晚年的姥姥虽仍是无神论者，却也与上天对话。这首诗写于她去世前的一年，我一直以为那时她老糊涂了，而她其实在这么清醒和淡定地面对着死亡。她写下这些话，是不是因为身边没有可诉说的人？这个想法让我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