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鳗鱼复杂的生命历程造成尤为严重伤害的是捕捞玻璃鳗。如今它主要发生在西班牙和法国，近年来，用油和蒜煎鳗鱼越来越成为一种昂贵的珍馐。由于鳗鱼被大量捕捞，而且是在它们生命的较早阶段，鳗鱼数量受到了更大的影响。
对鳗鱼生存而言，还有一个古老的威胁是捕鱼业，尽管人们对捕鱼业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还存在争议。历史上，鳗鱼曾是在欧洲很多地方都颇受欢迎的食用鱼，不仅鳗鱼渔民有着自己的传统、工具和方式，鳗鱼产业也一直对经济起着突出的作用，在有些地方甚至是重要的作用。最近几十年间，对日本的出口显著增加——今天日本占据了全世界鳗鱼消费的70%，跟欧洲和美洲一样，日本也受到了鳗鱼数量减少的影响。
还有一种更加难以描述的威胁，但很可能是最严重的，那就是气候变化。有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当气候发生变化时，那些大型海流的方向和强度也会发生变化，从各方面判断，这会给鳗鱼的迁徙带来很大的问题。一方面，它可能增加银鳗游过大西洋准确找到交尾地点的难度；另一方面，可能是最重要的，它会对那些新孵化的被裹挟到欧洲的幼鱼产生影响。
而鳗鱼洄游途中的各种障碍则肯定是人类造成的，一些科学家认为这是对鳗鱼最严重的现代威胁。码头、水闸以及其他人造的水路调节设施既会阻碍幼小的鳗鱼游上河道，也会阻碍成年的鳗鱼游进海里返回马尾藻海。不断扩建的水电站尽管有很多环境方面的优点，对鳗鱼来说却是杀手。水电站大坝的涡轮每年会杀死大量游向大西洋的银鳗，有报告称，每一座水电站会杀死高达70%试图穿过的鳗鱼。就算鳗鱼们成功游过了水电站，它们通常也会受到挤压，严重受伤，很难再进行后续的旅行。人们为鱼类洄游修建的鱼梯常常只适用于游得更浅的鲑鱼。
当海流的强度发生变化、换了新的走向后，马尾藻海里的交尾地点可能也会发生移动。那些几乎没有重量的透明幼鱼就会找不到能带它们去欧洲的海流，或者干脆被带去了错误的方向。此外随着气候变化，海流的温度和盐度可能发生改变，这会影响到幼鱼们一路上赖以生存的浮游生物的数量。
有些理论更是难以证明。有迹象表明，与以前相比，鳗鱼更容易成为其他凶猛动物的食物，这一点也许不能直接怪罪于人类，但是受到疾病、寄生虫或环境毒素影响，并因此行动更为缓慢、游得更浅的鳗鱼，可能更容易成为鸬鹚这类数量很多并且喜欢吃鳗鱼的动物的食物。
更多的研究指出，气候变化是近年来抵达海岸的玻璃鳗数量急剧减少的重要原因。如果真是这样，这是一个危险的警告信号。这意味着鳗鱼迁徙和繁殖这个极为复杂和敏感的过程，这个显然已经持续并运转了几百万年的过程，在短短几十年里，突然从根本上变得难以进行。
我们还知道，鳗鱼尤其容易遭到环境毒素的侵害。因为它们活得很久，处于食物链的高处，所以它们对工农业排放的很多毒素格外敏感。正如寄生虫一样，环境毒素似乎影响了鳗鱼们洄游到马尾藻海的可能性。比如有迹象显示，接触了多氯联苯（PCB）的鳗鱼会出现心脏病和水肿，身体在储存脂肪和能量方面会出问题，使得长途迁徙几乎不再可能。受到各种杀虫剂伤害的鳗鱼在从淡水转换到咸水的过程中适应性更差。成功抵达繁殖地的银鳗越来越少，如果这种现象是真的，那么至少我们可以猜测，环境毒素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那么如果鳗鱼不存在了，它们会留下什么呢？当然是照片、记忆和故事。一个从来没有真正找到答案的谜。
克拉苏鳗鱼寄生线虫是一种线虫，专门侵害鳗鱼的鱼鳔，导致其出血、发炎和结痂。鳗鱼因此生长迟缓，更易感染疾病。它们开始在浅水里活动，只能游很短的距离。这不一定会导致死亡，但是身体里有克拉苏鳗鱼寄生线虫的鳗鱼将很难抵达马尾藻海。
鳗鱼也许会变得像渡渡鸟那样。它们也许会变得越来越不像一种曾经真实活在世界上的生物，而越来越像一种既带有悲情色彩又带有喜剧色彩的象征，提醒人类在愚蠢无知时都犯下了什么罪行。
鳗鱼也可能遭受克拉苏鳗鱼寄生线虫（Anguillicoloides crassus）的侵害。这种寄生虫也是最先在日本鳗鱼身上发现的，于20世纪80年代传到欧洲，估计是通过从中国台湾进口的活鳗鱼传染的，随后在短短几十年间内就传遍整个欧洲，还传到了美洲。美国南卡罗来纳州201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玻璃鳗阶段，就有30%的鳗鱼体内有这种寄生虫。这项研究还指出，人们出于善意把抓来的鳗鱼放入新的水域，希望以此来拯救鳗鱼，结果造成克拉苏鳗鱼寄生线虫传播得更快了。
渡渡鸟是一种笨拙的、有着宽喙的鸟，它于16世纪末被人类发现，但在短短一个世纪后就灭绝了。它们最早是在印度洋的一个岛上被荷兰水手发现并记载的，那个岛后来被叫作“毛里求斯”，据人们所知，那是渡渡鸟唯一生存的地方。
因为某种原因，这种病毒似乎只在鳗鱼中传染，这也是这种病毒名字的由来。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病毒可以在宿主体内潜伏很长时间，但是它一旦发作，病程就发展得迅速而凶险。鳗鱼的鳃和鳍周围出现带血的伤口，鳃上的细胞死亡，血丝粘在了一起。内脏发炎，鳗鱼变得十分疲惫、没有精神，只在靠近水面的地方缓慢地游动，直到最后身体实在受不了便死去了。
这是一种大型鸟，大约1米高，重量超过50公斤。它们的翅膀很小，羽毛是棕灰色的，脑袋上没有毛，绿黑两色的喙略微向下弯曲。它们的腿是黄色的，很有力，屁股又圆又肥。它们不会飞，行动相当缓慢，但它们在岛上也没有自然天敌，直到人类出现。在同时期的画像中它们通常显得有点可笑，就像漫画一样。空洞的眼睛在不长毛的大脑袋上就像圆圆的小纽扣，表情吃惊又有点呆傻。
比如，我们知道鳗鱼病了，这一回似乎比以前病得更重。它们感染了鳗鲡疱疹病毒，一种最早在关养的日本鳗鱼身上发现的疾病，后来通过进口也传到了欧洲的野生鳗鱼身上。1996年它第一次在荷兰被发现，而德国南部的样本显示，高达一半的鳗鱼受到了感染。
渡渡鸟第一次被书面提及，是在1598年一支荷兰远征队的一份报告中，里面说到一种鸟，它有天鹅的两倍大，但翅膀却像鸽子那么小。报告还说，它们吃起来味道不怎么样，不管煮多久肉都很硬，不过至少肚子和胸脯是可以吃的。
关于鳗鱼之死我们至少知道一点：这是人类的错。科学家们迄今提出的所有解释在某种程度上都跟人类活动有关。人类离鳗鱼越近、它们受现代生活的影响越大，它们的消亡程度就越高。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ICES）于2017年总结了我们应该如何拯救鳗鱼，他们的建议既模糊又带有清楚的示范性：人类对鳗鱼的影响应该“尽可能接近于零”。我们尚不能全面知道是什么东西对鳗鱼构成了威胁，但我们已知的信息足以确认，唯一的拯救方式是远离它们，让它们安静生活。
这自然就是那些荷兰水手对渡渡鸟做的事，他们把渡渡鸟全吃光了。要抓它们极为容易，有人说，这些鸟甚至在人们靠近时都不试图逃跑。它们很肥，有很多肉，三四只渡渡鸟就足以让整艘船的人吃饱。它们被描述成一副若无其事和无忧无虑的样子，似乎无法想象另一种生物能对它们构成危险。在1648年的一幅图画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水手正毫无顾忌地用大棒将那些笨拙的鸟儿打死。它们的命运不只是成为那些饥饿的荷兰水手的食物，因为还有其他动物跟随那些人一起来到岛上：狗、猪和老鼠，它们与渡渡鸟争夺空间和食物，掠夺渡渡鸟的窝，偷走鸟蛋和幼鸟。
这是一个经典的“第22条军规”式的两难境地：我们保护鳗鱼，是为了在一个文明世界里保持某种神秘和隐蔽的东西，那么不管结果如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将失败。认为鳗鱼应该继续存在的人，就不能再奢求它们继续保持其神秘性了。
1681年夏天一个叫本杰明·哈里（Benjamin Harry）的水手在他的日记里提到，他在毛里求斯见到了一只渡渡鸟。这是关于活着的渡渡鸟的最后一份记录。据历史记载，他见到的是最后一只渡渡鸟，它被孤独地留了下来。后来它死了，灭绝了，只留给人们苍白的记忆。
由此我们得出了一个巨大的悖论：鳗鱼的神秘性突然间成了它们最大的敌人。如果它们想生存下去，人类就必须把它们从隐秘处引诱出来，找到那些没有解决的问题的答案。这当然是有代价的。各个时代都有人接受了这种神秘性，被它所吸引，选择维护这种神秘性。人们被鳗鱼吸引，因为秘密具有吸引力，因为那些完全被照亮的东西缺少阴影和层次，因此也缺少复杂感。像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或者他笔下的叙述者汤姆·克里克那样的人愿意相信，一个所有事情都能得到解释的世界，也是一个即将走向灭亡的世界。
有一段时间，渡渡鸟被人们抛在了脑后，或者被描述成一种模糊的神话形象，而不是一种真实的生物。有一些人怀疑它们是否真的存在过。1848年，亚历山大·梅尔维尔（Alexander Melville）和休·斯特里克兰（Hugh Strickland）发表他们的文章《渡渡鸟和它的家族》（The Dodo and Its Kindred）——迄今为止对渡渡鸟最详尽的描写。他们不得不承认，关于这种当时已经灭绝了160多年的鸟类的信息实在是少得可怜。“我们拥有的只是那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水手的粗略描述、三四幅油画以及几块200年来由于人类疏于保管幸存下来的零散的骨头碎片。就连那些研究无数年前灭绝的物种的古生物学家用于确定这些物种特征的素材，都比我们用于研究一种跟查理一世同时代的鸟类的要多。”
对于鳗鱼处境艰难的原因有很多种解释，科学可以确认所有这些解释，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它们是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是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只要关于鳗鱼生命周期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我们就无法确切地回答鳗鱼为什么会消亡。只要我们不能确切地弄清鳗鱼是怎样繁殖的、它们是怎样导航的，我们就无法确切地说是什么阻碍了它们的繁殖。要拯救它们，我们必须了解它们。这也是今天大多数关于鳗鱼生存状况的研究报告所强调的：要帮助鳗鱼，我们必须更深入地认识它们。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和研究，而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不管怎样，他们仍然得出结论称，如今活着的跟渡渡鸟最近的亲戚是鸽子——现代的脱氧核糖核酸（DNA）检测已经确认了这一点。但除此之外，梅尔维尔和斯特里克兰对人们进一步认识渡渡鸟并没有做出特别大的贡献。他们说，这种奇怪的生物生活在它们生活的地方，而且只生活在那里，这一点也不奇怪。各个物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跟环境或气候没有关系，跟进化论也没有关系。这是“造物主”随着时间的变迁“在变动不居中保持大自然平衡”的方式。因此渡渡鸟的灭绝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死亡，”他们写道，“是个体的自然法则，也是物种的自然法则。”
这也许是最后一个问题：鳗鱼为什么会灭绝？最后的回答就跟每一次遇到鳗鱼的问题时一样：不是那么容易知道。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跟几个世纪以来所有试图了解鳗鱼的人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问题的答案总躲着我们，我们无法完全确切地知道。我们知道一部分，但不是全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得求诸信仰。
但慢慢地，人们对渡渡鸟有了更多认识。1865年人们第一次发现了渡渡鸟化石，科学界对它们独特的命运越来越感兴趣。它们既是一种奇怪的鸟，也是人类没有限度地影响地球上其他生命，从而产生不可逆转的结果的一个例子。19世纪末以来，有无数本书写到了渡渡鸟，在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爱丽丝漫游奇境》中，它们被塑造成了一种童话形象，无可争议地成为今天最著名的绝种动物之一。不仅如此，它们还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既是对人类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的一个警告，也是对那些过时事物的一种隐喻。渡渡鸟象征着愚蠢、笨拙、无法适应新时代的人，象征着那些被拒绝和遗忘的，从而与时代脱节的人。英语里有句俗语叫“像渡渡鸟一样死去”。未来人们很有可能会改说“像鳗鱼一样死去”。
正是基于此，IUCN将欧洲鳗鱼列为极危级别。根据正式定义，这意味着它们面临着“极高的在野外环境下灭绝的危险”。也就是说，情况不仅是灾难性的，而且是非常紧急的。在可以见到的未来，鳗鱼真的有可能消失，不仅从我们的视野和知识范围中消失，也从我们的感官世界消失。
不管怎样，这也许都比其他可以想见的命运要好。鳗鱼也许会变得像斯特拉海牛一样，那是一种更为奇怪和陌生的生物，关于它们的记忆正在消失。
排名第三的选择，也就是IUCN做出其判定的主要依据，是在另一端对鳗鱼在马尾藻海深处秘密相会后的结果，即蕾切尔·卡森所说的“鳗鱼父母留下的唯一遗产”进行评估。也就是说，春天时有多少玻璃鳗出现在欧洲的海岸边。我们对此知道的要多得多，而正是这些信息提示我们，情况完全是灾难性的。所有可靠的数据显示，如今来到欧洲的玻璃鳗数量只有20世纪70年代末的1%至5%。如果说我小时候每年游进小溪里的透明的小玻璃鳗有100条的话，那么今天最多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条实现了这样的旅行。
斯特拉海牛是一种生活在水里的海牛，18世纪中叶首次被德国自然科学家格奥尔格·威廉·斯特拉（Georg Wilhelm Steller）记载。它是一种巨型哺乳动物，身长达9米，行动悠闲而缓慢，跟它们最近的亲戚儒艮和海牛一样是草食动物。它们有着厚厚的树皮一样的皮肤和相对于巨大的身躯来说很小的脑袋，身前有两个小前肢，身后有一条跟鲸一般的尾巴。
我们有可能做的，是观测有多少性成熟的银鳗离开欧洲海岸前往繁殖地。可即便在欧洲海岸，这些信息也极为缺乏。鳗鱼有一种倾向，就是以极快的速度沉入海洋的黑暗中，从我们的知识范围里消失。但不管怎样，已有的观测显示，在最近45年里，洄游的银鳗数量减少了至少50%。
在跟俄国籍丹麦探险家维图斯·白令（Vitus Bering）一同进行的一场考察活动中，斯特拉在后来被称为白令海的地方第一次见到这种动物。这是白令在这片尚没有人研究过的区域所做的第二次考察，目的是完成俄国海军委派的任务——穿过这片海，画出美国西海岸的地图。出于好奇，热爱探险的斯特拉主动东行跨越整个俄国，想参加这场考察。他在德国维滕贝格大学学过神学、植物学和医学，跟随运送受伤俄国士兵的车来到圣彼得堡，得到了诺夫哥罗德大主教私人医生的职位。1737年冬，他只身一人出发穿过广袤的西伯利亚去往堪察加半岛，维图斯·白令正在那里为他的远征做准备。当时斯特拉年近30岁，新婚不久。
至于鳗鱼，情况显然要糟糕得多。或者至少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这是我们不得不相信的事实。因为涉及鳗鱼，我们当然不能确定自己知道。知识通常是有条件限制的。所以现在看起来，IUCN通常的那些评估标准不太适合鳗鱼。首先，有一个问题：我们无法精确地研究出鳗鱼的数量到底有多大。数量的多少，也就是世界上到底有多少鳗鱼，是决定这一物种活力的首要标准。然而根据IUCN的报告，种群数量是根据“生殖个体”的数量，也就是完全成年的性成熟的动物数量来判定的。IUCN写道，这意味着，理想情况下，要确定鳗鱼的生存状况，我们必须研究“繁殖地点成年鳗鱼的数量”。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计算马尾藻海银鳗的数量。在经过100年不懈的搜寻之后，人们仍然没有在马尾藻海见过一条银鳗，可见这项工作自然是不可能完成的。鳗鱼不愿意被人用这种方式探究。对于试图帮助它们的人，鳗鱼同样保持着距离。
1741年5月29日，“圣彼得”号轮船载着77名船员离开了鄂霍次克海的港口。从大多数方面来说，这都将是一场致命的旅行。几乎一上来考察队就遭遇了恶劣天气，跟姐妹船“圣保罗”号失去了联系，不得不往南拐了一个大弯穿过海峡驶向美国海岸。当考察队快要抵达阿拉斯加的时候，船员们已经筋疲力尽了，很多人得了坏血病。更重要的是，白令和斯特拉发生了分歧。白令想要加快速度，尽可能多地画好海岸地图，然后赶在秋季风暴来临之前回家。而斯特拉则想去做他此行想做的事情，研究自然和动物的生活。
而人类活得很好。IUCN 2008年发布的一份关于智人的评估显示：“‘无危’级，因为该物种分布极为广泛，适应力很强，当前数量在增加。”他们还确认：“人类是所有陆生哺乳动物中分布最广的，生活在地球所有的大陆上（但是在南极洲缺少永久性的居住点）。一小部分人类还被送入了太空，居住在国际空间站里。”IUCN评估，目前“无须采取保护措施”。智人的生活非常优越。
在海上航行了两个多月后，维图斯·白令得了坏血病，大家决定即刻启程返回堪察加半岛。可是在返回途中，他们遭遇了一场猛烈的风暴，船触到岛附近的一个珊瑚礁搁浅了，无人认识那个岛。在那里，在那个陌生岛屿沿岸的海浪中，大部分船员都倒下了，躺在受损的船上，那些已经死去的人的尸体被扔进海里。这时急切的斯特拉立刻开始计划自己的远征行动。他有动物和自然要研究。正是在那里，在那个位于堪察加半岛以东一点的地方、后来得名白令岛的岛上，斯特拉于1741年11月8日第一次见到了一大群他们之前不认识的海牛躺在水边休息。
在红色名录上，每一个物种都会依据明确的标准得到评估，从最可喜的“无危”，到“近危”“易危”“濒危”“极危”“野外灭绝”，到最终且不可改变的结论“灭绝”，每一个物种被置于不同的级别之中。因为这是一份对地球上生命所做的客观而有条理的汇总记录，所以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从藻类到环节动物到人类的所有物种的生存情况。
这当然是一种奇特的景象，斯特拉详细描述了这些后来因他得名的动物。他写道，从肚脐往上，这些动物看起来像是大型海豹；而从肚脐往下，它们更像是鱼。它们的脑袋是圆的，很像水牛的头。尽管身躯庞大，但眼睛并不比羊的眼睛大，没有眼睑。耳朵藏在厚厚的皮肤褶皱里。除了宽宽的尾巴以外，它们没有鳍，这一点跟鲸不一样。“这些动物在海里就像成群的牲畜一样，”斯特拉写道，“它们除了吃什么都不做。”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以下简称IUCN）是一个有着超过1000名会员的国际联盟，它统筹协调着世界自然保护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大量工作。比如，IUCN编制“红色名录”，这是一个定期更新的动植物名录，以确认世界上有哪些物种经评估被认为受到了威胁。编制红色名录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对存在较高的全球范围内灭绝风险的物种进行分类的公认系统”。换言之，IUCN的标准相当于一个国际标准，一个对各种形态的生命的生存状况进行科学评估的标准。
斯特拉不仅记述了这些海牛的外形有多么奇特，它们吃什么东西，有什么习性，是如何繁殖的，他还更为详细地记述了它们是多么肥硕，吃起来有多么美味，以及它们数量之多足以养活整个堪察加半岛。他讲到它们对人类似乎一点也不感到害怕。人走近时，它们都不会试图逃跑。饿坏了的考察队员用大铁钩把它们抓住，活生生地把它们身上的肉一块块切下来时，它们只是轻轻地发出一声叹息。
可是鳗鱼为什么在消亡？具体发生了什么情况，使得这看起来可以长生不老的鳗鱼无法再坚持下去？要解答这个疑问，首先有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众所周知，想解决一个科学问题，是不能一上来就问为什么的，我们必须从原点出发。首先，我们必须确定发生了某种情况：鳗鱼在消亡？然后我们必须对此进行观察，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鳗鱼是怎么消亡的？在此之后，我们才可以去靠近那个为什么的问题。
斯特拉说，这些海牛在同情心方面有着令人动容的表现，这弥补了它们所缺失的自我保护的本能。
“如果韦克和弗里登堡的说法是对的，”伊丽莎白·科尔伯特写道，“那么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不仅是这场生命史上最不寻常事件之一的见证者，也是导致这一事件的元凶。”
我在它们身上看不到拥有较高智力的迹象，相反，它们对彼此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爱。一种如此宽广的爱，以至于当一头海牛被我们钩住后，其他所有海牛都会努力营救它。有些海牛在受伤的海牛身旁围成一圈，试图阻止我们把它拖上岸；有些海牛试图推翻我们乘的小船；另一些压住我们的绳子，或者试图把鱼叉从受伤的海牛身上拔出来。
这是异常迅速的发展——就之前几次大灭绝而言，我们谈论的跨度是几百万年，而现在我们说的跨度是几百年。不过真正让眼下这场大灭绝独一无二的是，在生命的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了活着的行凶者。元凶不是天体，不是板块活动和火山喷发，而是一种生物。他们是居住在这颗星球上的所有物种中的一种，统治着这颗星球。统治的结果是导致其他物种的生存环境遭到大规模破坏。这个物种不仅改变了地球的表面，还改变了地球的大气。从来没有别的物种对生命——不同形式的生命，所有的生命——有过这样的影响。
斯特拉写道，有一头雄性海牛，甚至一连两天回到沙滩上来看一头已经死去的雌性海牛。“此外，无论我们伤害或杀死了它们多少同伴，它们仍会一直待在原来的地方。”
科学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是这篇文章的读者之一。她的书《第6次大灭绝》（The Sixth Extinction）于2014年出版，总结了我们对可能正在发生的这场大灭绝所知的信息。今天地球上大约三分之一的珊瑚、三分之一的鲨鱼物种、四分之一的哺乳动物、五分之一的爬行动物和六分之一的鸟类正濒临灭绝。这场大灭绝的范围也许不会像之前5次那么广，但危险仍然非常巨大，而且正在不断加剧，所以大灭绝其实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很多迹象表明，地球上的物种数量可能会在短短100年内减少一半。
发现这些悠闲又充满爱的海牛，不仅对斯特拉来说是一次深刻的体验，也轰动了生物学界。海牛这种实际上与大象而非海豹或鲸亲缘更近的哺乳动物，通常只存在于热带水域。而这一种群的海牛却习惯生活在一个寒冷荒芜的岛上，远在太平洋北部的一片无人研究过的海域，而且显然只生活在那里。斯特拉海牛至今仍是一个显示进化之复杂性以及世界迷人的生物多样性的强有力的例子。它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上最不宜居的地方，是一个活着的奇迹。
韦克和弗里登堡专注于蛙类和蝾螈等两栖动物的研究，他们表示，没错，某种灭绝毫无疑问已经在发生。在地球上约6300种已知两栖动物中，至少三分之一已经受到了灭绝的威胁。所有迹象表明，事态在快速恶化。
不过，像海妖一样，斯特拉海牛不仅把它们的发现者，也把它们自己引向了毁灭。维图斯·白令12月8日死于那个岛上，被葬在了海边的沙子里。大约一半的船员跟他命运一样。斯特拉幸存了下来。他和其他人在白令岛上挨过了冬天，通过猎捕海獭生吃它们的肉活了下来。春天的时候他们用“圣彼得”号的残骸建了一艘新的轮船，1742年8月，在出发1年多之后，他们损失惨重、骨瘦如柴地回到了堪察加半岛。斯特拉发表了他的观察记录，得以向世界讲述那些奇怪的北方海牛。然而不久后，他就开始酗酒了，并于1746年死在俄国秋明，年仅37岁。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科学家说，我们此刻正在经历的不是生命的正常过程，而其实是第6次大灭绝。2008年8月，美国生物学家大卫·韦克（David Wake）和万斯·弗里登堡（Vance Vredenburg）写了一篇题为《我们正处于第6次大灭绝中吗？》（Are We in the Midst of the Sixth Mass Extinction ?）的文章。该文发表于声誉卓著的科学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虽然作者不是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但他们的回答非常令人信服，让大家认识到这种危险不再只是一种假想，而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而斯特拉海牛当然也灭亡了。俄国的猎人们追随白令那场远征的轨迹而来，发现这种悠闲的动物是很容易猎得的。1768年，在斯特拉海牛被发现短短27年后，最后一头海牛在白令海死去。如今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们在世界上存在过。它们带着一声平静的叹息，顺从了自己的命运，从人类的意识中消失了，从我们的知识范围里消失了。与渡渡鸟不同，它们甚至都没能被任何一条俗语提到。
地球上的物种构成还经历过很多次范围差不多同样广的巨变，但是从生命漫长的历史来看，这几次大灭绝无论如何都属于极不寻常的现象。物种灭绝，动物和植物来了又去，但是这个过程通常极为漫长，以至于它不会从根本上扰乱自然的秩序。与其说是一种灭绝，不如说是生命的一种正常过程，离去和告别会不时发生。
不，今天的鳗鱼既不是渡渡鸟也不是海牛。首先它们没有被隔绝在印度洋或者白令海的某个岛上。此外，这么多年来，它们都能幸免于人类的伤害，不至于会突然灭绝。而且几个世纪来人类为了了解它们而做的所有努力，应该也不是完全徒劳无益的吧？
第5次大灭绝也是最有名的一次。从各种因素判断，6500万年前一颗巨大的陨石落到了尤卡坦半岛上，这至少是恐龙以及当时世界上生活的大约75%的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管怎样，现在有很多人在尽全力帮助它们。正如鳗鱼的生命历程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吸引着科学界一样，如今鳗鱼的消亡也是当代很多科学家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
第4次大灭绝发生在大约2亿年前从三叠纪到侏罗纪过渡的一段相对较长的时期里。当时世界上80%的物种灭绝了。
科学家们和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等组织发出的一些警告得到了认真对待，至少在欧洲是这样。为拯救鳗鱼，2007年欧盟国家通过了一项行动计划，其中包含一系列激进的建议。每一个成员国都要承担起责任，采取必要措施，比如限制渔业或修建经过大坝和水电站的替代通道，让至少40%的银鳗能够顺利游进海里前往马尾藻海。欧洲以外的所有出口，比如向永不餍足的日本市场的出口，如今也被禁止了（尽管非法出口可能很多）。捕钓玻璃鳗的人必须将收获的至少35%的鱼放生。同年，也就是2007年，瑞典渔业局禁止了瑞典所有的捕鳗作业，除非是拥有特别签发的许可证的专业鳗鱼渔民，或是在河流第三道洄游障碍上游进行的捕钓活动。
第3次大灭绝是最致命的。它发生在大约2.5亿年前二叠纪与三叠纪的过渡阶段。它夺走了地球上超过95%的海洋物种和70%的陆生物种的生命。对于引发这次大灭绝的准确原因，人们有不同看法；不过最可能的答案是，它是多个事件共同作用引起气候巨变造成的。
这些措施刚开始似乎有一些效果。在接下来的那些年里，欧洲鳗鱼的数量似乎真的恢复了一些。最主要的是，来到这里的玻璃鳗多了，那些关心鳗鱼的人，很久以来至少第一次稍微能感到乐观一些。
第2次大灭绝也是一次毁灭性的气候变冷造成的，它发生于3.64亿年前。当时地球上70%的物种都灭绝了。
然而2012年以后，形势改变，鳗鱼数量的增长停止了。之前那种缓慢的恢复似乎是一个暂时的例外，距离实现欧盟行动计划所设立的目标仍然非常遥远。从整体上看，鳗鱼如今的境况至少跟2007年之前同样严峻。
第1次大灭绝始于大约4.5亿年前奥陶纪的尾声，那时生命仍主要生活在海里。由于板块运动引起的气候变冷，地球上估计有85%的物种在大约1000万年间灭绝了。
我们似乎被困在了一种“乌托邦僵局”中，2016年，来自瑞典农业大学的鳗鱼专家威廉·德克尔（Willem Dekker）在总结鳗鱼的境况时这样写道。一段时间里我们所感受到的希望看起来是建立在不切实际的期望之上的。事实上，德克尔说，迄今为止我们为拯救鳗鱼而采取的那些措施不仅不够充分，还存在着一种误入歧途的危险。只要我们坚持那些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东西，坚持那些我们自以为正确的东西，那么鳗鱼的状况就不会变好，反而会逐渐变糟。
在地球生命30多亿年的漫长历史中，发生过少数几次非常剧烈的巨变，我们可以说地球经历了蜕变，地球上生命的构成被改变了。有5次变化规模巨大，以至于它们被单独归类。这5个变化时期通常被叫作“五次大灭绝”。
而当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时，时间也在流逝。
通过与动物——某种自身之外的东西——建立认同感的方式，蕾切尔·卡森也对到底将会发生什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由此生出一种绝望，它慢慢发展成一种勇气、一种确信：她有权利，甚至也有责任为她所知道的事情做证，而且她确信时间已经不多了。1963年6月，就在《寂静的春天》传遍全世界的同时，她坐到了美国参议院处理环境威胁问题的特别委员会的面前，开始了她的演讲。她说：“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我强烈地感觉到，现在就必须迈出第一步，就在这个大会上。”她的热切和焦急并不只是一种修辞手段。她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寂静的春天》出版时，她就已经被诊断出乳腺癌；当她在参议院委员会上做证时，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肝脏。她知道，这是她把信念转化为行动的最后机会，她终会成功的，至少是在消灭杀虫剂的问题上。美国于1972年禁止在农业中使用DDT，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寂静的春天》的巨大成功。可这时蕾切尔·卡森已经去世了。她死于1964年4月，终年56岁。她留下的永恒遗产是，让我们及早关注到危险，而现在应对这种危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
2017年秋天，欧盟的农业和渔业部长们决定设立新的渔业配额，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激进建议：禁止波罗的海所有的鳗鱼捕捞作业。瑞典是唯一一个一开始就对禁渔持积极态度的国家，但是当其他国家都不加入的时候，我们选择了让步。能够进行协商很重要，瑞典农村事务大臣斯万-叶瑞克·布克特（Sven-Erik Bucht）这样强调。他跟其他很多人一样，显然对别的鱼更有好感。他说，如果我们选择为鳗鱼而战，那我们就在放弃保护其他物种的机会。“那样就会没有人为鲑鱼而战。”自决议通过以来，鲑鱼、鳕鱼、鲱鱼和鲽鱼的捕捞配额减少了，而鳗鱼的捕捞量基本上跟以前一样。
她所预见的是一个我们周围再也看不见、听不到生命的时代，因为它们从我们的感官世界消失了，它们不再存在了。她预见了一个无声的时代，春天没有了昆虫的鸣叫和鸟儿的歌唱，没有了鱼在河流中跳跃，黑夜里没有了蝙蝠从月光下掠过。她看见我们身边习以为常的大部分生命正在经历一场灭亡，她知道这为什么会发生：“在向自己明确宣扬的目标——统治自然——行进的过程中，人类留下了一份令人沮丧的清单，上面记录的是一场又一场毁灭，不仅仅是针对人类所定居的地球，也针对那些与人类一起分享地球的生命。”
直到1年后，2018年12月，欧盟才决定在整个欧盟、地中海海域及大西洋沿岸实施鳗鱼禁渔政策，但禁渔时间每年仅有3个月，另外，到目前为止，禁渔范围不涵盖玻璃鳗。
蕾切尔·卡森是最早发现这件事的人之一。她的最后一本书，也是会让人们永远记住她的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该书于1962年出版，是有史以来讲述人类毁灭自称所爱之物的能力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寂静的春天》讲的是人类对DDT（滴滴涕杀虫剂）以及其他合成杀虫剂的毁灭性使用；讲的是人类对森林和耕地毫无安全意识地喷洒杀虫剂，不仅杀死了昆虫，也杀死了其他生命：鸟类、鱼类、哺乳动物，继而也包括人类。凭借认真的科学研究加上优美动人的语言，蕾切尔·卡森不仅让人们理解了问题的维度，也让大家看到了这个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
就这样，鳗鱼的数量仍然在继续减少，而关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的决定却一再被往后推延。推延到我们对鳗鱼有更多了解的那一天，或者推延到再也没有鳗鱼的那一天。
首先我们可以把鳗鱼的消亡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去看。生命是变化的，这是进化的第一法则。生命也是易逝的，这是生命本身的第一法则。可是现在发生在鳗鱼身上同时也发生在很多其他物种身上的事情，就其性质和范围来说，已经远远超越了进化论和生命正常的前进过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没有鳗鱼的世界吗？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已经存在了至少4000万年的生物——它们经历过冰川时期，见证过陆地分离；当人类在地球上找到自己立足之地的时候，它们已经在那里等了我们几百万年；它们是很多传统、节日、神话和故事的载体——从此不存在了吗？
这是最近的也是最严重的鳗鱼问题：它们为什么在消亡？
不，我们的本能会这样回答。世界并不是这样运转的。存在的事物就是存在的，不存在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永远都是无法想象的。想象一个没有鳗鱼的世界，就好比想象一个没有山和海、没有空气和土地、没有蝙蝠和柳树的世界。
因为鳗鱼正在消亡，速度越来越快。有数据显示，18世纪时鳗鱼数量已经开始变少，也就是说，大约在科学家们真正开始对它们感兴趣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在变少了。关于鳗鱼数量减少的更为可靠的数据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了。最近几十年里这个问题似乎加速恶化了。根据大部分研究报告，今天的情形或多或少是灾难性的。鳗鱼的消亡，不是一个漫长而多变的生命的自然终结。它们正在消亡，从我们身边消亡。
与此同时，所有的生命都是会发生改变的，我们所有人有朝一日都会变。可能在曾经的某个时候，至少对一些人来说，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渡渡鸟或者斯特拉海牛的世界。就像我曾经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祖母和爸爸的世界一样。
我们最后要搏斗的敌人是死亡。不仅对信徒是如此，对那些选择了知识的人，尤其是那些还在试图理解鳗鱼的人也是如此。
而现在他们都不在了。世界却仍然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