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如果现在这样还被冲走那可真该死。”
“没有，看着很稳。我们已经把它加固过了。现在要想把它冲掉可没那么容易。”
“嗯，不过我们有多久没聊这个了？”
“栈桥还在那里吗？没有动？”
他转过头来看着我。“那你去钓过鱼了吗？”他问。这时我注意到他的眼睛变了。眼白变黄了，有了一种苍白、灰黄的色调，就像一张变脏变粗糙的旧纸片，围绕着黑色瞳孔的黄色部分就像笼罩着一层厚厚的雾。我跟他对视了片刻，我肯定做了某种反应，因为他的目光躲闪开了，他把头重新转向电视机。我沉默着坐在他身旁，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不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已经退下去了。现在刚刚漫过那个栈桥了。”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但每一次我看着他时他好像都会有意地避开我的目光。他会把头转开去，仿佛对我隐瞒了什么事情。我想起我小时候，有一次我们坐在餐桌旁。当时正值冬天，外面下着雪，很冷，爸爸戴着一顶上面有一个蓝色王冠图案的黄色帽子。当他把帽子摘下来的时候，额头的皮肤被染上了帽子的黄色。“我出了黄疸。”爸爸笑着说。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玩笑，我问妈妈黄疸是什么东西，她说那是一种肝病，会有生命危险。我害怕极了，说不出话来。我以为爸爸要死了，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的害怕。直到他笑了起来，解释说他是开玩笑的，只是帽子掉色了，我都不敢相信是这样的。我意识到如果其他人会得病，甚至会死去，那为什么我爸爸就不会，为什么我就不会？
“房前的水位还那么高吗？”他说。
外面天黑了下来，爸爸坐在电视机前越来越疲惫。但我注意到他在努力打起精神。他想再待一会儿。他不愿意承认疲惫占据了他的身体，不愿意承认一切都不复原来的样子了。所以他坐在那里听着，用很轻很弱的声音跟我说话。突然，话说到一半，他的眼睛就闭上了，他睡着了。他坐在那里，背靠在椅子上，眼睛闭着，一动不动，呼吸又深又重，仿佛他只是突然走开了。我一个人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把目光转向电视机，等待着，却不太明白自己到底在等待什么。
当时爸爸60岁了。一天傍晚，我在他家跟他一起看电视。他半躺在一张黑色的扶手椅上，身体往后靠，脚搁在前面的一张凳子上。他很疲惫，但心情不错。我们并不知道肿瘤已经复发了，我们对那个再一次潜伏在他身体里的东西一无所知。至少我不知道。
过了一会儿——10秒、20秒，他重新睁开了眼睛，看着我，努力地露出微笑。“我打了一小会儿盹。”他说。
手术后，在病床上躺了大约半年后，爸爸的生命又延续了4年。那是缓慢恢复的4年，后来肿瘤复发了。每一次都更为凶险。先是第一次复发，秋天又经历了一次手术——有并发症、疼痛，住了几个月的院。然后是第二次复发，这一次一切挣扎都无济于事了。
几周后我去医院看他，那是过完仲夏节两天后。现在再没有什么秘密了。病复发了，医生说，这一次肿瘤到了肝上。我们问能做些什么，那个严肃的年轻医生只是举起双手，摇了摇头。
那个我后来喊他爷爷的人从一开始就将爸爸视如己出，似乎爸爸在那时做了一个决定。他的身世是一个谜，谜底由他自己来选择。他度过了最初没有父亲的7年，现在突然有了一个父亲。对那个此前逃避自己的责任没有现身的人，他丝毫不感兴趣。他之所以没跟我们讲起过这件事，是因为他不希望我们对此有所怀疑。我们的祖父是一个善良体面的人，跟那个没有现身的人相比，他是真实存在的。爸爸决定，他的出生地——由此也是我们的出生地——是在祖父的家里，在小溪上游的那个庄园里。从本质上说，确实是这么回事。就连现在，当爸爸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的时候，他也没有说起过这件事，我们也从来不问。
爸爸应该比我们更加明白。“这一次我过不去了。”他说。我试着说些什么，却找不出任何言语。“我希望你们把小木屋留下来。”他说。至少这一点我是可以向他保证的。几天后他搬进了临终关怀病房，陷入了神志不清的状态。
爸爸第一天上学之后不久，祖母和祖父就订婚了。几周后他们就结了婚，迅速而简单，只有祖母的妹妹们见证了婚礼。
7月3日是一个周四，天气闷热。我们坐在那间小小的临终关怀病房里，门开着，外面是一块草地。不远处，在几棵树的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池塘。一只苍鹭站在那里，脑袋转来转去，在侦察着这片平静的水面。
爸爸7岁的时候，祖母才遇到了这个后来我们称之为祖父的人。他们在一起还没多久，爸爸第一天放学后伤心欲绝地跑回家。班里所有孩子都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可是爸爸自己却不知道。他什么都说不出，也许那是他第一次明白出身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不知道自己身世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会失去方向。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我们也就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离家和回家遵循的是同样的路线。
那个夜晚非常难熬。爸爸发出很响的声音，他哀号着、呻吟着，仿佛在无意识的状态中，仍能感受到疼痛和不安。妈妈——她睡在同一个房间的一张折叠床上——几乎整夜都没有睡着。
我之前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件事怎么就逃过了我的注意？我知道爸爸刚生下来那几年住在祖母的父母家。我知道祖母在城里的橡胶厂工作时，爸爸是由他的姨妈们照顾的。我听人说起过祖母的母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当时爸爸才几岁大。我也听人说起过他们是什么时候从农民工棚搬进自己的房子的。因为某种原因，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早晨我来的时候，他平静了一些。我一个人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又温暖又濡湿，粗糙的手指僵硬得像木块一样。他安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倾听着他的呼吸，虚弱且不规律。每一次呼吸之间的那几秒钟，漫长得就像永恒一样。
也是在那里，有一天在医院的自助餐厅里，当时爸爸因为注射了吗啡躺在病房里昏睡，妈妈将一件我早就应该想到的事情告诉了我。我的祖父，那个我一直管他叫爷爷的人，并不是我爸爸的父亲。他的亲生父亲是另一个人，一个我们大家都不认识的人，连我爸爸也不认识。祖母在20岁左右遇到了这个男人。她怀了孕，生下一个孩子，这个男人对她和儿子都不愿负责。关于他，我们只知道这么多。我们还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也是我爸爸的中间名。
我第一次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底是怎样认出死亡的？我们是如何知道死亡降临的？
初秋时他接受了手术，那是一个很复杂的大手术，直到入冬很久后，他才出院回到家里。他在一间大病房里躺了好几个月，床边是输液架，不能吃东西，甚至连鼻烟也不能吸。我们去看他，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他艰难地从床上起来，身体靠在助步车上，试着在走廊上来回走动。他脸色苍白，病号服下的身体变得消瘦。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虚弱。
“当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大多数人也许会这么说。当最后一口气从身体里吐出来，一切静止下来的时候，传统上我们是这样看待死亡的那一刻的。心跳和呼吸维系着生命，我们也用这种方式来划定生与死之间那道明确的界限。心脏最后一次跳动的那一秒，就是死亡发生的精确时间。死亡的那一刻是可以确定的，就像一支蜡烛被吹灭。
爸爸病了，是在他56岁那年的初夏。对自己生病了这件事，他已经知道一段时间了。他身上疼，后来他去了诊所，诊所又把他送去了医院。他们给他拍了X光片，做了检查，最后确定了问题所在：是一个很大的恶性肿瘤。他为什么会得病？医生向他解释说，铺设沥青的工作与他得的这种癌症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沥青炙热的蒸气最终侵入他的内脏——不再是之前那种抽象意义上的，而是真真切切地留在了他的体内。
然而死亡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一个心脏常常不是这一秒还在跳动下一秒钟就不跳了，它会跳得越来越弱、越来越不规律。它会停止跳动，然后又重新跳动起来。血压下降，氧合指数下降。与其说生命是在一瞬间被死亡替代的，不如说生命是慢慢滑向死亡的。
可我们连鳗鱼的影子都没见过。仿佛是为了提醒我们它们曾经对我们的意义，鳗鱼在隐秘处躲了起来。渐渐地，我们开始怀疑它们是不是真的存在了。
在瑞典，死亡的法定含义也跟心跳和呼吸无关。根据瑞典法律，只要大脑表现出某种形式的活动，一个人就活着。界定死亡标准的法律的第一段是这么说的：“当大脑的所有功能全部并且不可逆转地丧失之后，一个人就被认为死亡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钓到过一条鳗鱼，”爸爸说，“这里肯定是有鳗鱼的。”
法律这样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方便从靠呼吸机维系生命的脑死亡者身上获取器官用于移植，但这种定义也赋予了生命某种价值。这意味着生命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学功能，还是一种跟意识相关联的事物。就算不是跟清醒的意识相关联，至少也是跟理论上感知事物的能力相关联，比如感觉和做梦。
“这里肯定有鳗鱼。”爸爸说。一切迹象也都表明，爸爸说的是对的。这个湖很浅，湖底有很多淤泥，有大量植物和石头供鳗鱼躲藏其间，湖里还有很多小鱼。对要游进来的鳗鱼来说，那条注入湖中的小溪也完全不会构成障碍，而且它跟我们以前一直钓鳗鱼的那条是连通的，彼此之间只相距30多公里。
这种能力似乎也不完全依赖于心跳和呼吸。2016年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对4位病人的死亡瞬间进行了研究。在所有维持生命的措施被停用之后，他们用电极仪器测量大脑的活动。其中3位病人的大脑活动在心脏停止跳动前就停止了，他们中有一位的大脑活动在10分钟前就停止了。但第四位病人情况却相反，直到最后一次心跳结束10分钟后，仪器显示大脑仍在活动。他的脑袋里在发生什么？脑电图曲线上那些闪烁的波峰意味着什么？是图像、感觉，还是梦境？
但我们没有钓到过哪怕一条鳗鱼。后来这越来越成了一个谜。
美国重症监护医生拉克米尔·查拉（Lakhmir Chawla）在另一项研究中，甚至测量到死亡那一刻大脑的活跃度增强了。从7位病人身上，查拉可以测到心脏停止跳动那一刻电极仪器闪烁了半分钟到3分钟。陷入深度昏迷的病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大脑活动突然达到一个接近有完全意识的人的水平。在2009年写了这份报告后，拉克米尔·查拉又对100多位濒死病人进行了同样的观察，虽然他的结论具有争议，但它似乎为人们常说的濒死体验提供了某种支持。也许人类身上有一些精神状态是我们不知道的，只要无人能从死后世界为我们讲述这些状态，我们就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它们。这些精神状态也许完全独立于我们通常用来衡量生命的东西——心跳和呼吸，也完全独立于时间本身。这至少是阿尔维德·卡尔松（Arvid Carlsson）提出的一种推断，他于2000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也许我们会在死亡那一刻体验到一种完全与时间分离的状态。
一天傍晚，我们坐在屋子里，望向外面的湖水。湖面涨了好几米，漫到了草地上。突然，水面上露出一些大而有力的尾鳍，就在草地的边缘。它们翻过来转过去，仿佛月色中深色的旗子。后来我们意识到，那是丁鳜，我们用之前钓鳗鱼的方法来钓它们：在带卷轴的钓鱼竿的头上系一个铃铛。我钓到过一条大约1.5公斤的丁鳜，它的身体是深色的，黏糊糊的，有着几乎注意不到的小鳞片。我们还钓到过欧鳊，一种懒洋洋的、笨拙的鱼，被拉出水面时几乎完全放弃了挣扎。
“那是什么呢？”他说，“那就是永恒，对不对？”
这栋木屋还附带一条塑料小船，每次我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去湖里钓鱼，不再去溪边了。通常我们钓的是白斑狗鱼和河鲈。我们划着船四处转来转去，研究这个湖的情况，它比我们最初见到时要大。小木屋位于它的东边，往南是一大片浅浅的芦苇荡，黄昏时分我们可以把船停在边上，躺着倾听狗鱼跃动时溅起来的水声。湖的北端有一条小溪注入，河鲈们日夜在其间觅食。湖面往西延伸变得狭长，那里长满芦苇和睡莲，还有一个绿草茵茵的小岛。我们猜想最大的狗鱼就在那里。
爸爸的脑袋没有接上电极仪器，我不知道在那个暖和的早晨，他的身体里是不是仍然有某种意识、感觉或者梦想。我也不知道我在那里到底坐了多久，渐渐地我对时间失去了所有概念。但是我把他的手攥得更紧了一点，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有一会儿没有听到他的呼吸了。我大声喊护士，她迅速走进来，抓起他的手腕感觉他的脉搏。我看着她，我的手仍然握着他的另一只手。她也朝我看了看，默默地点了点头。
后来我的父母买了一栋小木屋。那是一栋红色的木房子，很小，也不是特别漂亮，马桶自带发酵装置，有一口井，里面的水很脏。不过它建在一个小湖边，完全被森林所包围，旁边还有大片的芦苇丛，有疣鼻天鹅和凤头䴙䴘在其间交尾，几乎每天都有苍鹭和白鹭飞过湖面。傍晚，太阳就像一个巨大的火球，缓缓沉入对岸的杉树树冠之下。爸爸妈妈喜欢这个地方，很多时间都待在那里。
第二天，我们坐在自家房子的前面，听着不到一公里外教堂传来的钟声。我们坐在苹果树旁的草地上，身后是温室，里面的西红柿刚刚开始变红。那里正是我们拉下电闸把蚯蚓从地里引出来的地方，是我们给小船上油漆的地方，是有一天爸爸向我讲解如何设置鳗鱼陷阱的地方。教堂的钟声沉闷而缓慢，听起来仿佛是从极远的地方传来的。
但是每年夏天，我总会回一次家，我们会开车去溪边钓鳗鱼。那时候，我们已经不用钓鱼线和捕鳗网兜了，转而用起了一种更为现代的底钓方法。我们有一种普通的卷轴钓鱼竿，它带有一个大的单钩和一个很重的沉子。我们把蚯蚓挂到钩子上让它落入溪底。爸爸用很重的金属管做了固定钓鱼竿的架子，我们把它们插进地里，使钓鱼竿立在上面，就像桅杆一样伸向夜空。我们带了折叠帐篷椅，在钓鱼竿的一端系了小铃铛，当鳗鱼咬钩时会发出响声。然后我们一直坐到深夜，伴着急流单调的声音，看着柳树的影子慢慢拉长，看着蝙蝠们灵活地躲开我们的钓鱼竿。我们喝着咖啡，聊我们钓到的和从我们手里逃脱的鳗鱼，不太聊其他的事情。但不管怎样，我从来都不会对此感到厌烦。
几周后，我们举行完葬礼，去了那栋小木屋。又是一个闷热的夏日。草干干的，很久没有修剪了。鱼鹰飞过刺眼的阳光下水平如镜的湖面。我站在湖边，手里拿着一根钓鱼竿，眼睛盯着那个起起伏伏的浮标。有人在叫我，我把钓鱼竿放到草地上，让浮标仍然漂在水上。几分钟后当我回来时，我看见水面下有什么东西正把整根钓鱼竿往湖里拖。钓鱼竿飞快地在草地上滑行，钓鱼线直直地伸进水里。我在最后一秒钟一把拽住钓鱼竿，立刻感到来自那条鱼在上下拉扯挣扎着的力量。我正在想这感觉很熟悉，它就往睡莲那边游去了。突然它又掉转方向朝岸边游来。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钓鱼线就消失在了湖边的大石头间。它在那里不可避免地被缠住了。
如果说鳗鱼是我们之间的联结，那么大学就完全是它的反面，它体现的恰恰是我们之间的所有不同。那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它跟我所熟悉的一切都极为不同。在记忆中，那里有高楼，人们用一种我听不懂的抽象语言说话，似乎没有人在工作，大家都在忙着实现自我。我对它着迷，可能稍微带着一点不情愿。我沉浸在那种环境和文化中，学着模仿所有陌生的社会密码。我捧着书走来走去，仿佛它们是我的身份证明文件。当有人问起我来自哪里时，我会学着做出简短而保守的答复。我深深地觉得，在大学的走廊上，沥青的气味会暴露出我跟那里格格不入。
有那么一瞬间，时间静止了。紧绷的钓鱼线、微弱的挣扎。我将钓鱼线卷起来，钓鱼竿弯得像一根芦苇一样。我往旁边走了几步，想找到一个新的角度，我拉拽着钓鱼线，尼龙绳发出鸣叫。我心想，只有两种方法可以摆脱这一困境，但这两种方法都有输家。我暗自咒骂，最后跪了下来，手里拿着钓鱼线，低头往那混浊的湖水里望去。
爸爸有时候会亲自到溪边去钓鳗鱼，但他去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我从学校毕业后开始工作。周末我会外出。我们渐渐疏远了，不是因为冲突或者意见不合，而是因为一切都自然而然地改变了。曾经裹挟着爸爸来到一个全新地方的那股洪流，如今似乎也裹挟着我从他身边离开。20岁时，我离开家，来到那股洪流似乎早已为我设定好的目的地：大学。
我知道那是一条鳗鱼，因为我看见它了。它缓缓地在黑暗中扭动，向我游来。它很大，是灰白色的，有着纽扣般的黑色眼睛。它看着我，仿佛在确认我也在看着它。我放掉了钓鱼线，看见它在抵达水面的那一瞬间从钩子上挣脱下来，转身再次滑入那个隐秘的世界。
十几岁的时候，我带着朋友们去了溪边。爸爸待在家里。我们带上了啤酒和一把气枪。钓起一条鳗鱼时，我们试着朝它的脑袋射击。我们轮流开枪，打偏了就再打。我把鳗鱼带回家给爸爸，爸爸见到那些气枪子弹时气得咬牙切齿。我认为他觉得我们对他缺乏尊重，但也许更多的是对鳗鱼缺乏尊重。
有那么一会儿，我跪在湖边没有起身。四周一片安静，湖水闪闪发亮。太阳如同一道白光照在水面上。水面下的一切仿佛都隐藏在一面镜子背后。这是一个藏在水下的秘密，现在它是我的秘密了。
我不记得最后一次钓鳗鱼是在什么时候了，但是后来我们钓鳗鱼的次数越来越少。不是因为鳗鱼失去了神秘感，而可能是因为其他神秘的东西变得更重要了。我们这个封闭的溪边小世界，越来越难以和后来在我面前展开的其他世界竞争。这是一种可以想见的发展趋势。我们长大，改变，获得了自由，离开，蜕变，不再钓鳗鱼。经历了所有那些象征性的蜕变之后，有些东西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