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叹了一口气，松开了撑在溪底的桨，让船再一次顺着溪流往下漂。他往水里吐了口唾沫，看着那两根长杆子，它们立在水面上，就像一艘正在沉没的船上的两根桅杆。
当我终于把两根长杆子都插到溪底，把网兜开口处的两只耳朵系到杆子上的时候，我们俩身上都湿了，沾满了泥浆。爸爸脸上泛着光，呼吸声很重。他把撑在溪底的桨松开了，让船滑出几米，我顺利地将那根短杆子也固定好，把网兜尖的那一头系在上面。网兜在我们面前张开了，藏在混浊的水下，而网口则位于汹涌的溪流正中央，整个网兜就像水面下的一个秘密的房间。
“如果我们这样还抓不到鳗鱼，那可真见鬼。”
“拿那根长的杆子，把它插到水底。”爸爸急切地朝一旁努努嘴说。我摸索着拿到杆子，把尖的一头插入水中，用尽全身力气把它插到溪底的淤泥里。船转起了圈，仿佛要把我甩出去一样。我拿起大锤轻轻敲了几下。棕色的脏水溅到了我的脸上。
这天夜里，我脑海里想着鳗鱼的画面睡着了。大群大群的鳗鱼，闪着黄色和棕色的光泽，缠绕在我的脚上。我看见它们张大嘴巴冲着我，大口大口地吸气，仿佛爬向光明那样努力地往我的腿上爬。它们的眼睛就像黑色的纽扣。
他往溪中划了一小段，然后转向水流过来的方向，逆流划了起来，离开那段急流。他划桨的时候，桨跟船接触的地方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每划一下，溪流就会冲上来，让船头高高翘起。他收桨的时候，整个身子都会后仰，嘴里嘀嘀咕咕地骂着什么。划出大约90米后，他把桨几乎竖起来插入水中，用胳膊撑住，试图用这种方式将船稳住。船一会儿往左边倾斜，一会儿往右边倾斜，仿佛在努力挣脱一般。爸爸有节奏地撑着桨，来抵挡船的晃动。
早晨的时候，水已经退去了一点。爸爸双手拿着桨，观察溪里的状况。水流似乎平静了一些，水更清了，他不需要用非常大的力气就能让船转向来水的方向，朝网兜那里划去。
“不，我来划，”他说，“你来架杆子。”
然而远远地我们就发现有什么不对劲了。一根长杆子半倒在水里，另一根则干脆消失了。整个网兜挂了下来，掉了个头，宽的网口现在顺着溪流的方向，而不是迎着来水的方向，只有系在短杆子上的那一头还没有掉。
“我来划吗？”我问。
“该死！”爸爸说。
我们带来了两根长木杆，还有一根略短一点的。我们把它们和捕鳗网兜扔到船上，把船解了开来。
他把船划向短的那根杆子。网兜在水里晃来晃去，我把杆子从溪底拔了起来，把湿漉漉的网兜收了下来。它冷冰冰的，上面盖满了墨绿色的植物。水流到了我的裤子上，我的手有点麻。爸爸一言不发地放下桨，接过网兜，把上面的树枝和大团大团亮晶晶的水草扔到船舷外，把整个网兜叠成一堆，放在我俩中间。
柳树旁停着那艘小木船，它在那里摇摇摆摆，像一头被抓住的动物在拉扯拴住它的链条。爸爸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审视着比平时流得更快更凶的混浊溪水。“见鬼，怎么漫得这么高，”他说着，往草丛里吐了口唾沫，“好吧，我们还是试一下吧。”
直到这时我才看见它。在网兜最深处的细尖上，有一条鳗鱼在悠闲地扭来扭去，隐隐地藏在水草里面。它很小，就像一条蛇蜥一样，不到20厘米长，很细，有着小小的黑色眼珠。我觉得它应该可以从网眼里钻出去。
我们吃了晚饭，爸爸往嘴里塞了点鼻烟，然后我们坐进车里，趁天还亮着出发去溪边。我们沿着宽宽的车轮印子一步一滑地开下斜坡，停在那棵柳树旁。一连下了好几天雨，溪水很满，比平时宽了两三米。水漫向各处，形成了几处积水的洼地，一些孤零零的野草在水面上露着头。
不用说，它太小了，留着也没什么用，但我们还是把它放进桶里。
我不知道他是从谁那里买来的，但不管怎样，它已经不新了，网上有好几个大洞，我们用强力纱线把它们补好。不过网兜看起来还是很结实的。它有四五米长，其中一端非常宽，另一端收窄成一个尖尖。开口处有两个网做的耳朵，可以向两边拉伸出去，这样网兜就至少可以达到3米宽。我脑海中浮现出它在小溪的水面下张开，把所有被溪水冲过来的东西一网打尽的情景。里面一定会装满鱼。这跟用钓鱼线或者无钩法捕钓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是一种颠覆了权力平衡的方式。用了捕鳗网兜后，我们将不再只是这条小溪生生不息的周期中谦逊的临时访客，我们将成为拥有几乎至高权力的人。这就好像我们直接干预了万物的根本秩序。
“我想把它带回家。”我说。
“这是一个捕鳗网兜，”爸爸说，“是我买来的。”
“你要它做什么用？”爸爸说，“它太小了，没法吃。最好还是让它自己长大。”
一天下午，爸爸在房前的草坪上摆出了一个用金属圈和网做的细长奇怪的东西。
“我可以把它放在水族箱里，就是地下室里的那个水族箱。”我说。
姐姐出生的时候，爸爸20岁，妈妈17岁。短短几年后，他们从银行贷了款，用白砖建了一栋别墅。
爸爸笑着摇了摇头。“一条宠物鳗鱼……”
爸爸和妈妈的这场旅行自然不是被事先设定好的，但这也并非偶然。强大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他们就是海流中的柳叶鳗。他们游过了一整片海洋，但其实根本没有动。
回到家，我把水族箱搬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它很小，可能只有半米宽，我在底部铺上沙子，放了一块大石头，往里面装满水。我把鳗鱼放了进去，它几乎动都没动一下就沉到了箱底，安安静静地待在那块石头后面。
就在爸爸长大成人的那些年，瑞典引入了提供全民儿童补助、工资补助和职业养老金的政策。人们开始缴纳个人所得税。他们扩大了医疗保障、生育保障、儿童关怀和老年人看护的覆盖范围；对社会财富进行了再分配。两周的假期变成了四周。他们把很大一部分社会保障的责任从家庭或家族转移给了社会和国家。他们让一个铺路工人和一个家庭主妇——我的爸爸和妈妈——有机会过上一种跟旧时代工人阶层熟悉的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
它始终都没有名字。接下来的几周，它只是待在那块石头后面。我坐在水族箱前，透过玻璃盯着它，等着它动起来，等着发生什么，等着能突然间从它看似死了的黑眼睛里发现什么。我试着喂它食物，把小昆虫和蚯蚓放进水里，但它没有反应。只是待在石头后面，仿佛冬眠了一般，时间在它身上仿佛停止了。
这是一处提供给牧师的住所，由教会出租，包括猪、田地，以及一个由祖母打理的花园。爸爸一开始学着在庄园里帮忙，不过他还喜欢拳击和玩弹弓。他跑过田野来到小溪旁，在那段急流上游的溪水里学游泳。他去上学，对历史和自然科学感兴趣，不过后来辍学了。他开始工作，为屠宰场开运猪的车。后来他去当兵，遇到了妈妈，得到了铺路的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
我试着想象当它透过玻璃往外看的时候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它害怕吗？它是不是在装死？它是不是以为离开了原先的环境就是世界末日了？也许它想象了另外一种生活，一种有别于它现在处境的生活？
爸爸7岁的时候，他们搬家了。爸爸和祖母搬到了小溪斜坡上的那个庄园。那是祖父的庄园。
一个月后，我仍然没有看到这条鳗鱼动过。它继续一动不动地待在那块石头后面。只有那小小的鳃在脑袋旁边小心翼翼地动着。水变得混浊起来，发出腐败的臭气。
爸爸快出生的时候，祖母搬回家里，那一年秋天她在城里的橡胶厂得到一份工作。与做女佣相比，她更喜欢工厂的工作，不过她还得独自负责照看一个小孩。她得到两个月的产假，此后不得不去上班。白天得由她的父母和妹妹们照顾我的爸爸。
“它不吃东西，”我对爸爸说，“它会饿死的。”
祖母有一种简单而不张扬的美，她常常带着微笑，有一双害羞的眼睛，里面含着一丝忧伤。十几岁的年纪，她在10多个不同的家庭里当过女佣。洗碗、打扫灰尘、接受教育，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每周在周日及另外一个下午休息。她独自睡在一间女佣房里，但是她很不适应，对当保姆不适应，对住在别人家不适应，对被人骂、被蔑视、低人一等不适应。她总是想家，想兄弟姐妹，想回到童年。
“它需要吃的时候会吃的。”
她和她的父母以及5个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她的父母都是农业工人——他们通过订立雇佣合同以实物的方式获得报酬，是一种被美化了的农奴制。他们住在一栋典型的三间式农民工棚里：一间厨房；一间睡了8个人的卧室，每张床上睡两个人；一间平时不能进去、只有重要时刻才能用的客厅。工棚外面还有露天茅房、烧柴火的炉子和透风的窗户。她的父亲很粗暴。他们是没有财产的人，即便在1945年农业工人体系被废除后，他们仍然住在那里，生活和工作条件基本上没有变化。农业工人知道自己应该待在什么地方。农业工人的孩子也知道。
“可是它都不动。我觉得它快死了。”
爸爸出生于1947年夏天。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当时20岁，已经工作了6年多。在人民学校上了7年学后，她先是接受了坚信礼，然后14岁就去当女佣。接受完坚信礼的那天早晨，她骑车去做第一份工作。那辆自行车是她通过分期付款买来的，每个月付10克朗。她的工钱是25克朗。
几天后爸爸走进我的房间，来看那个水族箱。他看见混浊的水和躲在石头后面的鳗鱼，皱了皱眉，摇了摇头。
我很早就明白，爸爸妈妈为他们自己和我们安排的生活，并非提前就设定好的。他俩都来自别的地方，只是恰好来到了此处，是一场事件将许多像他们那样的人带到这里，那一事件在短短30年里几乎改变了一切。这并非个人的阶层上升，而是一次集体的阶层流动。30年的社会改革让工人阶层，至少是工人阶层的一部分，从农民工棚和拥挤的公寓搬到了带有车库、汽车、果树和温室的独立的房子里。这是一场海流一般强大的运动。
“不，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和我——住在一栋白砖建造的别墅里。我们有车库、草坪、果树，以及一个妈妈和爸爸用来种西红柿的温室。我们有自己的卧室，一间带浴缸的浴室，一个不小的厨房和一间起居室。起居室的墙上挂着画，但从来没有人在那里驻足。我们有一间带大沙发的电视房。我们有一个地下室，里面有洗衣房和锅炉房。院子里有一块地，种着土豆、胡萝卜和草莓，还有一片可以挖出蚯蚓的肥堆。我们有一张乒乓球桌、一架纺车和一台额外的冰箱。我们有一台家酿蒸馏装置，大约每隔一个月它就会发出突突的声音，让整个房子都弥漫着浓郁的麦芽浆香气。我们有一棵苹果树和一棵李子树，它们并排站在那里，正好构成了一个足球球门。我们有一个沙坑和一间阳光房，下雨的时候塑料房顶就像机关枪一样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我们住在一条街上，这里所有的房子都是同时期建造的。邻居们有屠夫、养猪户、物业管理员和卡车司机，到处都是孩子。我们很普通。我们真的很普通。普通是唯一让我们显得特别的地方。
这天傍晚，我们开车来到溪边。我把水桶从车里抬出来，走下斜坡。我在那棵柳树旁把桶放了下来，捞起那条鳗鱼。它冷冰冰的，没有活力。我把手浸到水里，松开了鳗鱼。一开始我和它都一动不动。然后这条鳗鱼动了起来。它的身体缓缓地来回扭动，以轻柔的动作游向溪水深处的黑暗之中，消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