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家里放了一把猎枪。它被放在一个衣柜里，锁了起来，他很少用它。每年有一两次，他会跟几个陌生的男人出去打猎。他们清晨很早就出发了，穿上厚重的外套，戴上绿色的棒球帽。有时他会带一只兔子回家，兔子的后腿被倒拎着，毛皮松弛，上面滴着血。有时候他会带回来几只野鸡。不过他似乎很少自己开枪，他常说是别人打的。他说他不喜欢在动物静止不动的时候对它们开枪，比如，一只坐在空地上晃动耳朵的兔子，它完全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存在；或者一只坐在树上咕咕叫的斑尾林鸽。他站在那里瞄准它们，但没有想过要扣动扳机。
爸爸非常喜欢动物，但他有时会杀动物。这不是一件让他感到愉快的事，暴力不会让他产生快感，但如果他认为这么做是对的，他就会这么做。他受到的熏陶是这样的：一个人对其他形式的生命不仅拥有统治的权力，也承担着一种责任，让它们活着或死亡的责任。人们应该怎样履行这种责任、什么时候应该这样做或那样做，这些并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但它仍然是一种我们无法逃避的责任。这是一种我们必须抱着某种尊重去承担的责任。对动物的尊重，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也包括对这种责任的尊重。
可是就我所知，他还是开枪打死了我们的猫，我们那只叫奥斯卡的猫。那是一只很胖但跟我们不是特别亲近的黑白色公猫，白天总是躺在沙发上睡觉，一到晚上就跑出去，第二天早上才回来。后来它老了，有很多病，很疲惫。一天早上它突然不见了，我没有想太多。爸爸和妈妈说它跑掉了，也许是被汽车轧死了。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是爸爸把它杀掉的。他用猎枪杀死了奥斯卡，因为他觉得，这是正确的做法。
慢慢地我还懂得，不只是人与动物之间有区别，动物与动物之间也有区别。它们的界限更为模糊和不确定。这种区别似乎更多地存在于我们看待动物的方式中，而不是动物的天性中。如果我们看一种动物，能够从中看到自己的某些方面，那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跟这种动物亲近。这并不意味着杀死某种动物很容易，或者可以变得很容易，这只意味着动物与动物是有区别的。人类的同情心似乎就是这么建立的。与一只跟你对视的动物，你是可以产生共鸣的。要杀死这样一只动物也就更难了。
他还试图把奶奶的猫也打死。那只猫也老了，疲弱不堪。爸爸把它带去森林打算结束它的痛苦。他把猫和猎枪装进汽车后备厢，然后沿着碎石小路开到森林深处的一块小空地上。正当他把车停好时，他在林间空地的边缘发现了一群鹧鸪。能跟它们靠得那么近很难得，而且猎枪就在后备厢里，已经上好了子弹。于是他小心翼翼地绕到车后，用一只手轻轻打开后备厢，把另一只手伸进去拿枪，以免让猫溜出来。可就在这时，那只猫——又老又病又弱的猫——不知怎的突然有了活力。它就像一道黑线划过后备厢细细的门缝，一转眼就跑进了树丛中，冲向那群鹧鸪。那只猫在灌木丛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鹧鸪们受了惊吓四散逃离。只剩下爸爸站在车旁，手里拿着猎枪。他因为不小心，没能承担起责任。后来他再也没有见过那只猫。
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是有区别，而且这种区别是不可更改的、明确的。人与动物是不一样的。
一个人如何看待人和动物，如何看待人与动物的区别，其实在童年时代就已经成形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也是无可争辩的。对我来说，却并没有这么自然。
慢慢地我开始怀疑那里是否真的有水貂，不过最重要的是，我很高兴我不用见到它们。因为假如我们真的抓到了一只水貂，又该怎么办呢？我觉得爸爸会把它杀死。可是怎么杀呢？用手吗，还是用刀？也许他会把整个箱子沉到水中把它淹死？这是一只纤细又漂亮的动物，它有着闪亮的眼睛和柔软光亮的毛皮。杀死这样一只动物是对的吗？这感觉有点奇怪，完全不同于杀死一只蟑螂或一条鳗鱼。
爸爸在一个农庄里长大，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已经在帮大人清除猪圈里的老鼠了。他用手抓过老鼠，把它们重重地摔到猪圈的墙上，飞快地把它们弄死。他见过人们杀鸡，把小猫淹死。他父亲杀猪时他会在场。他见过人们是怎样给猪打麻药，砍断它的脖子后再放血的。他学会了怎样用滚水给它煺毛，然后用又厚又硬的刷子清洗；知道清洗完之后人们是怎样切割这头猪的，知道它是怎样从一头活着的动物变成一块一块的肉的。
第二天早晨，我们穿过湿漉漉的草丛，尽可能蹑手蹑脚地走到陷阱那里，查看有没有被动过的痕迹，听听里面有没有水貂的声音。可惜陷阱是空的。蟑螂仍在里面，没有被动过。我们在溪边很多地方放置过陷阱，每一次的结果都是这样。一只孤独的、没有被动过的蟑螂臭烘烘地待在里面。我们一次都没有发现过，哪怕是一点点水貂在附近出没的痕迹。
长大后他继续帮忙杀猪，有一回他把我也带过去了。当时我大概10岁。我们一早出门，到了爷爷奶奶家，我透过打开的猪圈门看到里面放了一只装着滚水的大桶，刀和刷子放在地上，爷爷把猪牵出来，那是一头又大又温驯的公猪。我很兴奋，又有点害怕，爸爸也许注意到了这点，因为当我们走进去开工的时候，他转过身来对我说：“不，你最好还是回奶奶家吧。”
于是爸爸设了一个陷阱。那是一个很简单的长方形木箱，近1米长，其中一头有一个开口，还有一个能够打开的锁扣装置，确保水貂在被骗进去之后能被困住。我们在箱子的最里面放了一只死蟑螂，把陷阱放到陡坡下的小溪旁。然后我们去钓鳗鱼，让陷阱在那里放上一整夜。
他的声音出乎意料地严肃，我感到一阵悻悻然和失望。不过当他走进猪圈，把门关上，留下我一个人待在院子里时，我感到无比地轻松。
他说这是一种很漂亮的动物，但也非常阴毒危险，也许不是对我们来说，但对我们来小溪边寻找的东西来说很凶险，也就是鳗鱼和其他鱼类。“它们是杀生爱好者，”他说，“它们杀生只是为了娱乐。”他说水貂吃老鼠和青蛙，尤其是鱼，而且直到把它们遇到的所有动物都杀死才善罢甘休。每当它们遇到另一种生物时，就必须把对方杀死。这是它们的天性。它们是入侵者，不仅是在溪边，在整个生物链中都是一样。它们基本上能把一条溪里的鳗鱼吃光。现在轮到我们来恢复这里的秩序了。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我们来到溪边收钓鱼线。那是夏末时节，已经有点热了，高高的杂草很干燥，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又大又肥的蜻蜓在我们头顶扑扇着翅膀，小溪流淌得格外安静平缓。我坐在斜坡下离那棵柳树不远的地方，爸爸站在1米开外。我们看到一根钓鱼线在水里绷得直直的。我用手指碰了碰尼龙线，感觉到它好像在颤动。我用手拉住钓鱼线，它上下起伏着，鱼在反抗，这种感觉很熟悉。“是鳗鱼。”我大叫起来。
爸爸还讲过水貂，它们也在溪边出没。一种小小的、纤细的、几乎浑身黑色的水貂，在夜里沿着水边潜行。他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确定爸爸是不是真的见过。不过有时我们会在溪边发现被吃了一半的鱼。“一定是水貂干的。”爸爸说。
那是一条相当大的鳗鱼，有着深棕色的背部和亮闪闪的浅色腹部。我紧紧地捏住它脑袋后面的位置，盯着在它紧闭的嘴里消失的钓鱼线。它绕着我的胳膊扭动，就像一根收紧的粗绳子，一直缠绕到我的上臂上。突然，它松开了，猛地抖了一下，尾巴直直地打到了我的脸上。我沾了一脸厚厚的黏液。那上面有鱼的气息，还有曾经的、略带咸味的海的气息。
有时候我们听到那些高高的、潮湿的草丛里发出沙沙的响声，看见一条受惊的草蛇滑落溪中，穿过溪流游走了，它的头上带着黄色的斑纹，就像发光的灯笼一样。有时我们会看见一只苍鹭站在对岸的斜坡上，脖子像钓鱼钩一样弯曲着，巨大的喙对着那些隐藏在水面下的东西的方向。
我笨拙地掰开它的嘴，发现钓鱼线已经穿过了喉咙。钩子扎在了很深的地方，根本看不到铁环。我用钓鱼线试探了好一阵子，又拉又扯，试着把指尖伸进最里面，想把钩子弄出来，直到听见一记柔软潮湿的咔嚓声，一股鲜血从鳗鱼的嘴里流了出来。
他对所有奇形怪状的生命都很着迷。他给我讲溪边的蝙蝠，讲它们是怎样借助声音进行导航的。“它们完全没有视力，都看不见自己的鼻子，但是它们会发出一种很高的、我们听不到的声音，然后倾听回声。当声音被反弹回来的时候，它们立刻就知道前面是一只蚊子还是一棵树的树干。这个过程只需要十分之一秒。”
“它把钩子吞下去了，”我说，“你能把它拿出来吗？”
爸爸非常喜欢动物。所有种类的动物。他喜欢到大自然中，到溪边或者森林里。他喜欢翻关于动物的书，看电视里关于动物的自然节目。他喜欢马和狗。每当他看见一头不常见的野生动物时他都会非常兴奋。有时我们到野外去观察鸟类，只有他和我，带着一副望远镜。我们漫无目的地闲逛，看到一只鸢或者一只啄木鸟时，就会轮流用望远镜看。我们不会记录看到了哪些鸟儿，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种娱乐。我们只是喜欢看鸟。
爸爸探过身子来看了看鳗鱼。
爸爸把鳗鱼握得更紧了，用力拽钓鱼线，试图把它的嘴撬开。但它只是咬紧嘴巴，继续在爸爸的手里扭动，无力地抗拒着。血从鳗鱼的嘴里流了出来，爸爸皱了皱眉，用更轻的声音说：“快放掉钩子，该死的！”尽管他的话很有攻击性，语调却似乎慢慢变了。变得柔和了，带着恳求的语气，甚至有些爱意。他摇了摇头。“不，这样不行。”我把刀递给他，那把磨了很多次、刀刃薄得像芦苇叶的长长的杀鱼刀。他蹲下来，把鳗鱼按在地上，果断地把刀尖狠狠地扎进它的脑袋。
“我的小伙计，”他说，“你怎么吞得这么深？真是的！”
我看着这个场景，不安感缓缓地在心里萌生。沾在他手臂上的厚厚的黏液，几乎洗不掉，如同散发着臭味的强力胶水粘在皮肤和衣服上。鳗鱼小小的黑色瞳孔似乎在盯着某个人，但又不跟任何人的目光发生对视。它动作缓慢，身体如同紧绷的肌肉一般弯曲，绕着自己的脊柱转动，露出腹部的白色部分在月光下闪闪发亮。
说完他直起身子，转而看向我。
我记得爸爸在溪边的样子，在月光下柔和的溪流声中，旁边有芦苇冒出来，仿佛从他身后的水中伸出来的灰暗的触角。他站在溪边的斜坡下，手里紧握着一条鳗鱼。它很小，小到实在无法带回家食用。可是它把钩子吞得太深了，以至于钩子顺着它的喉咙落进了肚子里面。鳗鱼经常会这样。爸爸用力握住鳗鱼的身体，试图把钩子从它嘴里取出来。可它却一个劲地缠着爸爸的胳膊扭来扭去，仍然拒绝把钩子吐出来。爸爸很生气，咬着牙齿小声说：“该死的家伙。”
“不，你来处理。你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