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扬带着阿格内丝沿着海滩走开了，而奥斯卡和阿尔弗雷德则留在那里，看那个男人从马的耳朵里掏出最后一条巨大的鳗鱼，上面黏糊糊地带着白粥样的脑髓。那个男人说，它们不光吃马脑，也吃人的尸体。他还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斯卡格拉克战役[5]之后，鳗鱼们变得格外肥硕。奥斯卡像被催眠了一般瞪着眼睛，肚子上系着他那个白色的铁皮鼓。阿尔弗雷德很兴奋，当即从那个男人手里买了四条鳗鱼，两条大的，两条中等的。
他们正沿着海边散步，这时他们遇到了那个钓鳗鱼的男人。阿格内丝好奇地问他在做什么，但是他没有回答。他只是咧开嘴露出满口脏牙，笑嘻嘻地继续拉他的绳子。当他把马头拉到岸上，当阿格内丝看到从脑壳里爬出的那些黏糊糊、绿莹莹的鳗鱼时，她发生了反应。她吐了，既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呕吐。她必须靠在情人扬身上才能使自己不至于摔倒。海鸥尖鸣着靠近他们，在他们头顶盘旋，一圈一圈地越飞越近，仿佛是警告的汽笛。当那个咧嘴笑的男人从马的喉咙里取出两条最肥的鳗鱼后，阿格内丝转过身再次吐了，仿佛她要把体内剧烈的恶心和那个不想要的胎儿一并吐出来，仿佛恶心与胎儿是无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她将永远无法从这个经历中恢复过来了。
经过海滩上的这件事之后，阿格内丝变了。那些扭来扭去的鳗鱼和可怖的马头的画面唤起了她内心的某种东西。她变得越来越虚弱，开始大吃大喝以改变自己的状况。她几乎一刻不停，病态地吃大量东西，吃完就吐，吐了再吃。她吃的是鱼，尤其是鳗鱼。她大口大口地吃浸泡在奶油酱里的油亮亮的鳗鱼段。当她的丈夫拒绝再把鱼给她吃的时候，她就自己去商店，买回来满满一怀抱熏鳗鱼。她用刀把鱼皮上的脂肪刮干净，舔刀刃，然后把鱼皮吃进肚子。当她再次呕吐的时候，她丈夫阿尔弗雷德紧张地问她是不是怀孕了。而她只是朝他哼了一声，又吃进一块鳗鱼。
站在波罗的海岸边看着那个男人把黑色的马头从海里拖上来的，是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叫奥斯卡·马特泽拉斯的男孩，以及他的父亲阿尔弗雷德、母亲阿格内丝和她的表哥兼情人扬·布朗斯基。阿格内丝怀孕了，但这件事只有她自己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是阿尔弗雷德还是扬。我们同样不确定的是，阿尔弗雷德到底是不是奥斯卡的父亲。阿格内丝感到很抑郁，自暴自弃，她似乎把她肚子里正在生长的生命视为一个吞噬她的肿瘤，而不是一份礼物。对她的家人和读者来说，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一个谜。
没过多久，阿格内丝死了。不清楚她是吃鳗鱼而死，还是心碎而死。葬礼上她的儿子奥斯卡站在那里看着敞开的棺材里的她。她的脸十分憔悴，面色发黄。他想象她随时会从棺材里坐起来继续呕吐；想象她身体里仍然有什么东西必须出来，除了那个不想要的孩子，还有那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消耗并最终杀死她的陌生而令人厌恶的东西。那就是鳗鱼。
但有时候它们也不止于此。在《铁皮鼓》中，鳗鱼其实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正是它们，不仅预言而且引发了这场悲剧。
“自鳗鱼来，至鳗鱼去，”奥斯卡在棺材边想，“因为鳗鱼是你，要变回鳗鱼……”
如今鳗鱼并不是一种在文学和艺术中经常出现的动物，可是只要它出现，通常都是一种令人不快和有点恶心的形象。它们黏糊糊的，扭来扭去，肥硕，油亮，光滑，是一种在黑暗中生活的食腐动物，会从动物尸体中愉快地爬出来，张着大嘴，瞪着它们黑色的小眼睛。
他那死去的母亲终究没有从棺材里坐起来呕吐。他感觉这是一种解放，一个结束。“她把那些鳗鱼保存在身体里，把它们带进土里，好让这一切最终归于平静。”
这是君特·格拉斯在1959年出版的小说《铁皮鼓》中对那种可怕的捕鱼方式的描写。应该没有比这个更恶心的鳗鱼了吧。
这是一个毁灭性的隐喻。鳗鱼被视为死亡的体现。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只是死亡，还是死亡的反面。鳗鱼被视为开始与结束、生命的起源与灭亡之间的一种象征性的连接，尘土的归尘土，鳗鱼的归鳗鱼。
在20世纪最值得被记住的文学场景中，有一个男人站在海滩上，在拉一根伸进海里的长长的绳子。绳子上覆盖着厚厚的海草。他又拉又拽，从泛着泡沫的水中拉上来一个巨大的马头。马头乌黑闪亮，躺在海滩边缘的沙子上，瞪着死去的眼睛，绿莹莹的鳗鱼从马头的七窍中游了出来。那些鳗鱼往前爬行，像蠕虫一样亮晶晶的，有20多条。当那个男人把它们全都塞进一个装土豆的袋子里后，他掰开咧着的马嘴，双手伸进喉咙，又拉出两条大鳗鱼，它们跟他的手臂一般粗壮。
20世纪中叶，《铁皮鼓》出版之时，自然科学已经发现了鳗鱼的很多秘密。它们的神秘面纱已被揭开，已经能够被人们了解了。人类慢慢地一步一步接近了鳗鱼问题的答案。人们至少已找到鳗鱼的源头以及繁殖方式等问题的答案。这个过程很慢，就像一只蜗牛在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发展的高速火车旁爬行。不过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我们已经了解鳗鱼了。除了其不可否认的存在本身以外，我们还能够谈论其存在的特性。除了知道鳗鱼存在以外，我们还多少了解了鳗鱼是什么。我们不再完全仰赖于信仰了。
无论如何，鳗鱼仍然是令人厌恶的，就算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至少有很多人是这么想的；就算作为食用鱼或文化遗产时并非如此，至少作为隐喻时是面目可憎的。就算抛开谬见和宗教误会，它们有时也代表人们不欢迎的东西。那些对我们来说陌生和不快的东西，那些也许必须存在于隐秘之处，而不能时时刻刻都浮上表面来的东西。
尽管如此，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鳗鱼仍然继续跟人类的不理性，以及某种陌生和无法理解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它们仍然是一种从黑暗的深处游出来的、黏糊糊的可怕生物，一种有别于其他生物的东西。
如今，我们自然知道这一切都是一个误会，这大约就像《利未记》里把蝙蝠称作一种鸟一样。鳗鱼既有鳍也有鳞。它们只是比较难以被看见而已，尤其是鳞，它们非常小，上面覆盖着大量黏液，就算我们触摸也几乎不可能注意到。不过这种误会表明，在鳗鱼问题上，人们要怀疑的不仅仅是科学和鳗鱼本身。我们也不能相信上帝、上帝的解读者，或者他们说的那些话。
在弗里肖夫·尼尔松·皮拉滕（Fritiof Nilsson Pirater）1932年的瑞典经典小说《邦比·比特和我》（Bombi Bitt and Me）中，鳗鱼甚至成了一个魔鬼，一种在深水中藏匿无数年，可达好几米长的有角怪物。它藏在斯科讷一个偏僻的、也许深不可测的小池塘里躲避人类，直到一天夜里，这本书的主人公埃利和邦比·比特跟一个叫弗里克伦德的老头一起去抓它。弗里克伦德成功地将它从池塘里拖了上来，它是“一头怪兽般的深色生物，它拍打水面形成泡沫”，一场狂野的摔跤比赛开始了。那条鳗鱼像“活着的电话线杆”一样站了起来，月光勾勒出它巨大的角，直到弗里克伦德用牙咬住它那巨大的身体，这场战斗才得以结束。
在这里，上帝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对他的措辞和再三重复的话解读无误的话——没有鳍和鳞的鱼和水生动物是可憎的，它们是不能吃的，它们很怪异，它们应该遭到厌恶。至少犹太人对上帝意图的这种解读意味着鳗鱼是该被厌恶的东西。根据犹太人的戒律，它们是不能吃的，因此它们黏糊糊的平滑身体在犹太人的餐桌上是没有一席之地的。
“我把魔鬼咬死了。”弗里克伦德说，血从他的嘴里流了出来。然而这只是暂时的胜利。那条鳗鱼复活了。伴随着一声沉重的叹息，它又醒了过来，从草地上游走了，穿过地上的一个洞，消失在地下。回到了它原来的地方，那个隐秘的、潜意识的所在，灵魂最深处、最黑暗的角落。它死了。而死亡是不可战胜的。
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些无翅无鳞以为可憎的，你们不可吃它的肉，死的也当以为可憎。凡水里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4]
在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1947年的超现实主义爱情小说《岁月的泡沫》（The Foam of Days）中，鳗鱼是一个能够预示即将发生的灾祸的荒诞形象。故事的一开头，它在厨房的水龙头里出现。每天它都从水龙头的出口探出脑袋，四下看一看然后消失。直到有一天主人公科林那位诡计多端的厨师抓住了这条鳗鱼——他在水槽里放了一个菠萝，鳗鱼忍不住去咬了一口，于是他抓住了它。厨师做了一顿美妙的鳗鱼酱，科林一边吃，一边想着他爱的克洛埃——他不久前刚刚遇见她，就要跟她结婚了。可是她即将患上一种不治之症。她的胸口长出一朵睡莲，一种来自鳗鱼世界的水生植物。这朵睡莲就像一个来势汹汹的肿瘤，她将死去，留下科林一个人在世上。
至少在《利未记》的字里行间，上帝对所有水生动物的态度有着清晰明确的表述：
鳗鱼真实的典型形象——至少是在文学作品里——出现在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1983年的小说《水之乡》（Waterland）中。这部小说讲的是历史老师汤姆·克里克的故事。他试图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和童年经历，来抓住他那些百无聊赖的、有科学精神的学生的兴趣。他审视了自己那些不可靠的记忆，试图去理解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还审视了他与玛丽的婚姻，他们不育的命运。还有她的精神病。她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得这个病的？也许是小时候一个男孩把一条活鳗鱼塞进她的裤子里造成的，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但是所有这一切说的都是鱼，不是鳗鱼，有很多例子说明在基督教兴起的那段时间，人们并不认为二者是同一回事。基督教传统中鱼所代表的一切好的东西，都跟鳗鱼无关。鳗鱼不是鱼，鳗鱼是别的东西。即使人们会把鳗鱼视为鱼，它们也和其他鱼不一样。它们没有鱼的常见特征。无论是行为上还是外表上，它们都没有鱼应有的样子。
或者是从他的哥哥迪克开始的。年轻时他也追求过玛丽，他赢了一场游泳比赛，只是为了打动她。他就像一条游向马尾藻海的鳗鱼，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比所有人游得都远。那个目标也是存在的目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鱼当然也在耶稣行奇迹的故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比如，他仅仅用两条鱼、五块饼就让约五千人吃饱了肚子。比如在《约翰福音》中，复活的耶稣在提比哩亚海边向他的门徒显迹，拿鱼给他们吃，这时他们才明白这是耶稣。希腊语中“鱼”这个词ichthys，在很长时间里也被解读为“Iesos Christos Theou Yios Soter”的缩写，意思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救世主”。
这个故事讲述得很模糊，并不可靠。谁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不过鳗鱼始终在那里，从开始到终结。它们游走在故事中，一直提醒人们那些被隐藏在故事之下的或者被遗忘的东西。
让鱼具有这种象征意义的原因有很多。在基督教诞生之前，鱼就已经是地中海文化中的一种幸运的象征了。在关于耶稣的福音书中，鱼也成了精神觉醒与宗教信仰的象征。“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3]耶稣在《马可福音》中对最早的门徒安得烈和彼得这样说。新的教徒被称为“小鱼”。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升天的过程就好比打鱼：“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拣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
快结束的时候，汤姆·克里克跟他的学生讲起了鳗鱼的故事。他讲到了鳗鱼问题和科学史，包括科学史上所有的猜测、谜团和误解。讲到亚里士多德和他提出的鳗鱼来自泥土的理论，讲到认为鳗鱼能让自己受精的林奈，讲到科马基奥那条著名的鳗鱼，讲到蒙迪尼的发现和斯帕兰扎尼对此提出的质疑，讲到约翰内斯·施密特和他对鳗鱼繁殖地执着的寻找，讲到驱动他们所有人的好奇心。这正是鳗鱼想要告诉我们的，汤姆·克里克认为。它们在向我们诉说人类的好奇心，诉说我们对探寻真相、试图理解一切从哪里来又意味着什么的难以抑制的永恒渴求。而同时它们也诉说着我们对于神秘事物的渴求。“现在鳗鱼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好奇心的事——甚至比好奇心能够告诉我们的关于鳗鱼的事还要多。”
据说最早的基督徒——在1世纪时——把鱼当作一种秘密符号。因为基督徒在很多地方遭到迫害，所以他们需要多加小心。两个信徒遇见时，一个在地上画一道弧，如果另一个从反方向画一道类似的弧，就变成了一条抽象的鱼的符号，这样两人就知道对方是可以信任的。这种鱼形符号可以在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罗马的圣卡利克斯图斯（Saint Callixtus）和圣普丽西拉（Saint Priscilla）[2]的地下墓穴中找到。
可为什么鳗鱼会让人如此不悦？鳗鱼为什么会唤起我们心中的这种感觉？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光溜溜、黏糊糊的身体，它们吃的东西或者它们喜欢生活在黑暗和不被人注意的地方的习性吧？也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宗教上的误解。不，应该还包括它们的神秘性，因为在它们看似了无生气的黑色眼睛背后，还藏着某种东西。一方面，我们看见了，触摸到了，吃了它们。另一方面，它们对我们隐瞒了什么。即使当人类跟它们的关系非常紧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仍是陌生的。
它是一种鱼，但也是别的东西。一种像蛇、像蚯蚓、像扭来扭去的海怪的鱼。鳗鱼总是很特别。即使在基督教传统中，鱼从创世之后就是最重要的象征之一，但是鳗鱼却被认为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存在。
在心理学中，以及在艺术作品中，人们会谈到一种特别的不适感，在德语中用形容词unheimlich来表达。这个词在瑞典语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词，通常被简单地翻译成“恐怖”或“吓人”。但是在该词的定义中，应该还包括当我们面对无法立刻解释的东西时，所感受到的特殊的恐怖。
很多罗马人似乎更喜欢海鳗，或者叫欧洲康吉鳗（Conger conger），它们也是鳗鱼的亲戚。不过，不管是哪个种类，鳗鱼通常是跟灰暗或恐怖联系在一起的。大普林尼和小塞涅卡[1]都曾写到奥古斯都皇帝的朋友罗马司令维迪乌斯·波利奥（Vedius Pollio），他惩罚奴隶时习惯于将他们扔进装满鳗鱼的池子。那些嗜血的鳗鱼会扑到奴隶身上吃个痛快，然后这些鳗鱼会被当成特别肥硕奢侈的美食用于招待波利奥的客人。
德国心理学家恩斯特·延奇（Ernst Jentsch）1906年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恐怖的心理学》的论文。在那篇论文里，他把恐怖这个概念定义为，当我们遇到陌生的新事物时，心里产生的“那种不安全的晦暗感觉”。延奇解释说，那种令我们恐惧的东西，是一种让我们在智力上感到不安全的东西，是因为缺乏经验或者受感官所限而无法立刻认出或者进行解释的东西。
在古罗马，人们对鳗鱼的看法也莫衷一是。一些人像埃及人那样拒绝吃鳗鱼，不过不是因为他们把鳗鱼视为某种神圣之物，而是因为他们觉得鳗鱼不干净、令人厌恶。这也许是因为鳗鱼通常是在下水道出口附近被抓到的，也许是因为晒干的鳗鱼皮被用来制作一种经常用来训诫不听话小孩的皮带。
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和轻率的分析，西格蒙得·弗洛伊德说。此时他已经把鳗鱼研究抛在了身后，变成了精神分析领域绝对的领军人物。1919年他发表了论文《恐怖》，部分回应了恩斯特·延奇对恐怖这个概念的定义。延奇当然是对的，弗洛伊德承认，是不确定性造成了那种特殊的恐惧感觉，比如当我们不知道一个身体是活还是死时，当我们面对一个人发疯、见证了一次癫痫发作时。但并不是所有新的和陌生的东西都会令人不快。弗洛伊德认为，还需要一些别的元素，才能让情况变得“恐怖”。这种元素是熟悉感。更确切地说，当某个我们自以为了解或懂得的东西展现出另外一副模样时，我们就会体验到那种特殊的不快感。熟悉的东西突然变得陌生了。一个物体、一个生物、一个人不再是我们最初以为的样子，比如一尊制作精良的蜡像、一个毛绒玩具、一具面色红润的尸体。
在古埃及，很多动物都象征着神性。太阳神拉（Ra）的形象通常有着隼头，死神阿努比斯（Anubis）有着豺狼的头，智慧之神托特（Thoth）得到的是鹮的头，爱神巴斯泰特（Bastet）是一个有着猫头的女性形象。每种动物自然都象征着不同的特征，但是模糊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这本身也是神性的一个标志。强大的造物之神阿图姆（Atum），在赫利奥波利斯城是所有其他神和所有法老的父亲，他也跟鳗鱼有关系。在一张画像上，阿图姆有着人的头、尖尖的胡子和表示神的地位的头冠。而在具有威慑力的宽大眼镜蛇盾牌下，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身体是一条细长的鳗鱼，带有天然的鳍。人的头和鳗鱼的身体一起象征着一种整体性，即积极力量和消极力量的结合。
弗洛伊德借助语言来解释。“unheimlich这个德语词，”他写道，“显然是heimlich的反义词。Heimlich，意思是熟悉的、自家的、家庭的；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unheimlich的东西是可怕的，因为它是我们不熟悉的、陌生的。”但heimlich也是一个模糊的词，他说，因为它也可以表示秘密的、私人的，也就是对外界隐藏自己。这个词包含着其反义词的意思。Unheimlich自然也是一样，它同时有熟悉和不熟悉的意思。
在古埃及，鳗鱼被视为一种强大的恶魔，等同于神，是禁止食用的。它们是一种习惯于游荡在神圣的尼罗河那波光粼粼的水面下的隐秘世界里的生物，在存在本身的淤泥里游来游去。在考古挖掘中人们找到过一些小型石棺，里面装着被做成木乃伊的鳗鱼，安息在神明的青铜塑像旁。
弗洛伊德认为，正因如此，我们才应该去理解这种被称为unheimlich的特殊的不快感。当我们认识的东西包含某种陌生的元素，当我们不确定我们见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时，我们就会遭遇这种感觉。
对鳗鱼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不确定态度，自然不是“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大陆后才出现的。一直以来，鳗鱼都会在遇到它们的人身上唤起矛盾的感觉。人们有时对鳗鱼很尊崇，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不快的感觉。人们对鳗鱼好奇，但同时与它保持距离。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用《恐怖》这篇论文为“恐怖”奠定了一个后来的作家和艺术家都使用的精神分析的基础。而我愿意认为，鳗鱼在其中至少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
不管怎样，出于某种原因，上帝赐予早期美国殖民者的这份礼物几乎从宏大叙事中完全消失了。北美洲被殖民的历史充满了神话和传奇，但偏偏鳗鱼的故事不在其中。感恩节人们吃火鸡而不是鳗鱼。别的动物——水牛、鹰、马——承担了充满爱国主义色彩的美国故事的重要象征价值。虽然殖民者们继续捕食鳗鱼，虽然鳗鱼到了19世纪末仍是美国人厨房里的一种重要的食用鱼，但是它们后来却从餐桌上消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鳗鱼的口碑变得越来越差，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鳗鱼捕捞活动在整个美国东海岸基本上停止了。今天很多美国人认为，鳗鱼是一种麻烦且让人倒胃口的鱼，最好不要碰它们。看来就算是上帝的礼物，有时候也会遭到忘恩负义的对待。
在确立了这个概念在语言上的双重含义之后，弗洛伊德使用E. T. A.霍夫曼（E. T. A. Hoffmann）的短篇小说《沙人》（The Sandman）来展示这种特殊的恐怖感觉可以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出来。《沙人》讲的是一个叫纳塔内尔的年轻男人的故事。他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求学，不得不面对自己被压抑的过去，并因此发疯。小时候，纳塔内尔听到了恐怖的童话人物沙人的故事。沙人会在夜里出现在孩子们的床边，偷他们的眼睛。成年后，他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沙人的化身，他的形象是一个卖气压计和光学仪器的男人。纳塔内尔爱上了一个叫奥林匹娅的神秘女子，这时他发现她其实是一个机器人，是那个卖气压计的人和一个叫斯帕兰扎尼的教授制造出来的。当纳塔内尔慢慢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当他在教授家看到奥林匹娅没有生命的身体和掉在她身旁地板上的眼睛时，他的精神错乱了，他要去杀死斯帕兰扎尼。
如果鳗鱼后来成为美国神话的一个重要形象，成为这个理想国度的一种丰满闪亮的爱国象征，成为决定命运的礼物，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也许是因为它们本身的特性不太适合成为崇高的象征物，也许是因为它们很快就跟穷苦工人简朴的饮食习惯而非隆重的晚餐联系在了一起，也许还因为这份礼物来自一个土著人。
整部小说在一种不确定的深渊边上保持着平衡。叙述者的视角不断变化，没有什么是完全确定的。事情有可能发生在真实的世界里，也可能仅仅发生在纳塔内尔痛苦的脑袋中。那个被发现是机器人的女人以及偷眼睛的情节，对弗洛伊德来说也是中心意义所在，象征着恐怖的核心。在这里，一个生物是活的还是死的，存在着一种不确定性；而同时，对于被夺走视力、失去观察和感受世界真实面貌的能力，我们也怀着一种恐惧。
1621年11月，在“五月花”号到来一年后，在那个后来因为那些清教徒幸存下来而被称为“感恩节”的日子前后，他们在日记中写到了他们找到的这块美妙土地。他们写到历经千辛万苦后被赐予的恩典，感谢上帝赐予他们的所有树木和水果，感谢那些动物、鱼以及肥沃的土地，当然还有，感谢他们每个夜晚从河里“轻而易举”钓上来的大量鳗鱼。
霍夫曼的这个故事，也许还告诉了弗洛伊德一些别的信息。它讲的是一个来到一座陌生城市求学的德国青年的故事。这座城市的名字始终没有被提及，但是斯帕兰扎尼教授和那个卖气压计的人据说都是意大利人。此外此人不仅卖气压计，还卖各种各样的光学仪器，比如显微镜。这种仪器的作用是，对有科学精神的人来说，真理早晚会通过它显现出来。还有一个有趣的巧合是，《沙人》中那个神秘的教授斯帕兰扎尼，跟18世纪去科马基奥寻找鳗鱼真相无功而返的著名自然科学家同名。
就这样，那些美洲大陆早期的殖民者幸存了下来，后来成了美国缔造故事中的传奇。“五月花”号的到来后来成为美国历史的一个象征性和划时代的事件，在无数爱国语境中被赋予了神话和浪漫色彩。
在《恐怖》这篇论文的末尾，弗洛伊德还讲了一个他自己遇到的类似的令人不快的经历。有一回他在一座“首都以外的意大利城市”散步，那是一个暖和的下午，不知怎的，他走到了一条窄巷里，满眼所见尽是浓妆艳抹的女人，她们坐在房子的窗口向外望着。他从那里走开，可是没过多久，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同一个地方。他又走开，但很快发现，他再次回到了同一条巷子里。他三次无意识地被带到了同一个地方，仿佛在一个梦里一遍又一遍地经历同一个情境。
不久，蒂斯匡特姆教会了清教徒们如何自己捕鳗鱼、在哪些地方能够最方便地找到它们。他还给他们玉米，教他们如何种植玉米，向他们展示在哪里可以找到野生蔬菜和水果。他教他们如何及在哪里打猎。尤其是他还帮助他们跟当地的居民交流，参与并帮助他们谈判和签订停战协议，这是那些迷途的英国人得以留下的最基本条件。
他感到恐怖。那种并非出于自愿的重复，一遍又一遍地被迫体验完全一样的事情的经历，就如同周复一周地站在晦暗的实验室里解剖一条又一条鳗鱼，每一次都没有发现他期望的东西。“我中止了那探索性的散步，直接回到不久之前离开的那个广场，这时我感觉轻松。”
他后来的行为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逻辑。一个人的动机，终究不能完全用他的过往来解释。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评判，蒂斯匡特姆都拯救了那些遭难的英国殖民者。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赠送给他们满满一怀抱鳗鱼。他们第一次会面的时候，蒂斯匡特姆就去了河边。一位清教徒在后来寄回英国的日记中写道：“晚上他拎了很多鳗鱼回来，手都拎满了，我们的人都很高兴。它们又肥又甜美。他把它们从河底吓出来，然后不用任何工具，徒手把它们抓住。”这是人们最需要的上帝的礼物，这是他们濒临绝望时所祈求的救赎。
他写的极有可能是在的里雅斯特的经历。梦境般的散步，他在给爱德华·西尔伯施泰因的信中也描述过。那是1876年，他在的里雅斯特没能找到鳗鱼的睾丸。他还描述过同样窄窄的巷子和透过窗户看着他的浓妆艳抹的女人。可以断定，当西格蒙得·弗洛伊德试图捕捉那种特殊的不快感和理智上的不确定感时，他想到的正是在的里雅斯特遭受挫折的那几周神秘的时光。如果他当时想到的是鳗鱼，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么多年来，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在水面下隐藏的现实中，如果它们不是恐怖，不是unheimlich，那又会是什么呢？
就在这时，他们遇到了蒂斯匡特姆（Tisquantum）。他属于帕图克塞特（Patuxet）部落，很多年前曾被英国人抓走，被带到西班牙卖为奴隶，成功逃走后去了英国，在那里学会了英语。后来他跟随一艘船回到美洲，却发现他的整个部落都因为可能是由英国人带来的瘟疫而灭绝了。
[1]吕齐乌斯·安涅·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前4—后65），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和剧作家。
当那些幸存下来的殖民地开拓者最终成功登陆时，已经是3月了，他们历经万难仍专注于完成计划，履行上帝的旨意。他们忍饥受冻，除了心里还怀着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信念，身上的东西已所剩无几。他们不知道要在哪里开始建造殖民地，不知道如何跟当地人实现停战。他们也不知道该去哪里狩猎，哪些植物可以吃，去哪里可以找到饮用水。那个理想的新国度也许仍然很好客，但是显然，它只欢迎那些了解它的人。
[2]两位均为罗马的基督教徒。
不久，船上暴发了肺结核、肺炎和坏血病。食物短缺，水也肮脏。当春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最初的102名旅客只剩下53人还活着，半数的船员也死了。
[3]本书《圣经》引文的翻译均采用中国基督教协会2009年出版发行的版本。——编者注
当“五月花”号在北美洲海岸边抛锚的时候，已经是严冬时节了。土地寒冷荒芜，大部分旅客被迫在船上待了几个月才上岸。第一天为了考察这片区域所进行的小型探险活动也遭遇挫折。他们在岸上的雪地里扎营过夜，结果很多人都被冻死了。那些熬下来的人喜出望外地发现了一处墓地，以及几个看起来被废弃了的冬季仓库，里面储藏着玉米和大豆。可是当他们去偷仓库里的东西时，却遭到了当地土著人的追赶，他们偷的食物就是这些土著人的。一天夜里，他们遭到身配弓箭的战士的袭击，险些丧命。
[4]出自《圣经·利未记》第十一章。其中“翅”，也即鳍。——编者注
然而这种救赎，就像基督教故事中经常讲到的那样，自然要经历一系列的考验。当救赎最终到来的时候，它会以一种十分意外的形式完成。
[5]即日德兰海战，是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英国和德国在丹麦日德兰半岛附近爆发的一场海战。——编者注
1620年11月11日，“五月花”号轮船在今天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南部科德角外抛锚了。两个多月前，这艘船载着102名旅客和大约30名船员离开了英国。这些旅客大多是清教徒，遵从严格的新教教义，这种教义主张忠于《圣经》、苦行僧式地信奉基督教。他们因饱受贫困和宗教压迫折磨离开了英国，先是暂时流亡尼德兰，然后西行，在新的世界从头开始。他们离开是希望在新的世界找到自由和繁荣，同时也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意愿。他们更愿意把自己视为被上帝选中的人，而不是难民。是被上帝选中、得到救赎的人，是被上帝挑选出来以他的名义向全世界传播真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