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钓鱼线投进水里，动作比平时要快一些，眼睛紧张地朝上面的铁路看，始终听着列车从远处靠近时传来的最早的响动。列车在弯道处疾驰而过，速度比我预想中要快得多。我们关掉手电筒，扑进草丛里。我紧紧贴着地面，尽力让自己被草丛盖住，把脸埋进手里，屏住呼吸。列车呼啸而过，整片草地都被照亮，仿佛一道闪电让时间静止了。我想象自己真的隐身了，爸爸趴在我身旁，跟我一样，双手捂着脸，屏住呼吸。
我们划到对岸，把船系好，我既害怕又兴奋，我们带上自己的东西沿着小溪走，发现那边确实要方便得多。对岸并不是海市蜃楼，它是真实存在的。在那里我们不需要在高高的潮湿的草丛中穿行，不需要在泥泞的陡坡上一步一滑。我对自己说，在那边钓鱼实际上是我们道德上应尽的义务。
这时我想到，他其实是在笑。他根本不担心我们会被发现——为什么会有人在乎这个？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们是谁？他只是在演戏。他策划了整出戏，好让这一切更刺激一些。也许他是怕我会觉得无聊？
“但如果火车来了，我们就得躲起来。”爸爸说。在那片平坦的草地上方有一条铁路经过，它在几百米外的地方拐了道弯，然后跟这条小溪并排而行。在弯道处，整片草地都一览无余，甚至可以看到小溪的尽头。今晚这列火车上可能正好坐着钓鱼俱乐部的某个会员，他会看到我们在偷渔并且鸣响警报，我们就会被人发现，被当成粗鄙的罪犯。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害怕这个——我再没有什么其他更喜欢做的事情了，不过也是直到很久以后的此刻，我才开始好奇，爸爸在他的孩提时代是不是真的钓过鳗鱼。我一直以为是这样的。我一直以为他和我在一同延续一件远在我俩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的事情。他为我做这件别人为他做过的事，我们在溪边的那些夜晚，构成了一种跨越时间、跨越代际的延续。就像一种仪式一样。
有一年夏天，爸爸弄到了一条旧的小木船。他是在报纸上看到广告后花了200克朗[1]买来的，我们在自家草坪上将它打磨、上漆。它被系在急流上方的一棵柳树上。一天傍晚，当我们来到溪边钓鳗鱼的时候，爸爸提议我们不如划船去对岸放钓鱼线。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突然觉得这完全合情合理。这个时候对岸显然没有人。另外，我们是在同一条小溪里钓鱼，在这边与在那边，完全只有理论上的区别。怎么可能有人将流水这么不稳定的东西据为己有呢？
但是他至少没有跟他的父亲（那个被他称为父亲的人）一起钓过鱼。我的祖父（那个被我称为祖父的人）从不钓鱼。他不会去做那些不能立刻派上用场的事情。他上班、休息，吃饭的时候吃得又快又安静。他是一个禁酒主义者，讨厌醉醺醺的。据我所知，他一辈子从来没有休过一天假，从没出门旅行过，从没去过国外。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一件像钓鳗鱼这样看似无用的事情上不是他的风格。这跟有没有耐心没有关系，这更关乎责任。那条窄路在不同的人眼里是不一样的。
我们从来没有在这条溪里见到过鲑鱼，至少没有见过活的。有一回爸爸发现了一条很大的死掉的鲑鱼。它肚皮朝上漂浮在那里，他把它带回了家。那条鱼很肥，全身肿胀，重量超过10公斤。它还非常臭。我们站在那里用手捂着嘴巴和鼻子，对它赞叹了一番，然后把它埋进了土里。
也许爸爸是一个人钓鱼的，或者是跟别的什么人，不过对此我就不得而知了。我记得爸爸说过这条溪里以前有多么多的鱼，溪底是如何挤满了鳗鱼，春天当鲑鱼游上来的时候，水面是如何被染成银色。但这并不是他亲身经历的，这是他听来的故事，发生在他出生之前。他自己那些捕获鳗鱼或让鳗鱼逃走的故事我都知道，因为我也参与了。他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就好像在我们之前，并不存在什么故事。
溪的对岸对我们来说就像海市蜃楼一般。不仅因为它看起来很容易抵达，还因为它象征着某种在我们看来不公平的东西。到了周末，钓鱼俱乐部的会员们站在平坦的草地上，身穿带有很多口袋的绿色运动衫，拿着昂贵的钓鱼竿，戴着滑稽的小帽子，在头顶挥舞他们亮闪闪的、粗粗的钓鱼线，想捕获在溪流的等级系统中地位更高的、十分少见的鲑鱼。
是这样吗？这一切都始于我俩？这样的话，这件事跟那个他口中的父亲、我口中的祖父有关系吗？我们在溪边的那些傍晚，是对我爸爸所失去的某种东西的补偿吗？是在尝试实现他对父子和乐相处的期许吗？是一种开拓自己的人生窄路的方式吗？
我们有时候会去偷渔。最主要是因为方便。窄路虽然可能是正确的路，但有时宽路走起来要容易得多。因为祖父母有田通到溪边，所以我们有在那里钓鱼的许可证，但只能在属于我们的这一边钓，就是农庄的这一边。这边的草比较高，坡很陡、很泥泞，也比较难走。溪的另一边则完全不同，一块平坦的草地一直绵延到水边。在那一边，钓鱼权归城里的钓鱼俱乐部所有。
[1]现1瑞典克朗约合0.76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