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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西格蒙得 弗洛伊德与的里雅斯特的鳗鱼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日复一日地坐在实验室的桌旁解剖鳗鱼,在显微镜里寻找和观察,记录结果,寻找谜底。在显微镜下,所有的答案都将显现,这是科学的承诺。如果我们不能相信这一点,那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相信的呢?

你知道鳗鱼的。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这种生物的雌体,就连亚里士多德都不知道雄体在哪里,因此他说鳗鱼是从泥土中长出来的。整个中世纪,甚至到了现代,人们都在积极寻找雄性鳗鱼。在动物学界,如果完全按照帕内特[2]的理念,在我们没能得到出生证据的情况下,在生物的繁殖活动尚未被我们观测到的情况下,如果这种动物没有什么外在的性征,那我们就不能说哪些是雄性的哪些是雌性的。它们身上具有不同的性征,这一点必须首先得到证实,只有解剖学专家才能做这件事(因为鳗鱼不会记日记,我们无法就它们的性别得出结论)。亚里士多德对鳗鱼进行了解剖,既没有发现睾丸也没有发现卵巢……最近的里雅斯特的一位动物学家声称找到了鳗鱼的睾丸,由此发现了雄性鳗鱼。但是他显然不知道显微镜这种东西,因此没能对鳗鱼的睾丸做精确的描述。

不过,鳗鱼的睾丸不愿意现身,后来弗洛伊德越来越沮丧。每天傍晚六点半,他都会沿着的里雅斯特窄窄的街巷散个步。他经过商店和露天咖啡座,朝大海的方向走。在那里,在西沉的太阳下,水面变成了一面镜子,把所有的生命都掩藏其下。他听见码头工人在用德语、斯洛文尼亚语和意大利语交谈,他闻到香料和咖啡的香味,看见鱼贩把当天捕获的最后一点海产打包装好,看见涂着眼影的女人们朝广场上的酒吧走去。他看着那一切……心里却想着鳗鱼。

每天早晨,他都会见到渔民们带着当天的收获——一整筐一整筐肥硕的亚德里亚鳗鱼——进港。然后他就直接进实验室开始工作。他向西尔伯施泰因说明了自己的工作目标,并附上简单的图画:

我手上沾满了海洋动物白色和红色的血渍,我内心看到的一切都是动物死去后那闪闪发亮的组织,它们总是进入我的梦境。我心里想的只有那些宏大的问题,它们是跟睾丸和卵巢——那些普世的关键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我的房间布局不规则,写字台前面是唯一的一扇窗户,写字台有很多抽屉和巨大的桌面。另外还有一张桌子是用来放书和其他用品的。有三张椅子,几个架子,上面摆着二十多根试管。最后,还有一扇大门,可以走到外面。桌子左边的角落里放着显微镜,右边的角落里放着鱼。桌子中央有一张纸,旁边放着四支笔(所以我画的都是漫画,而且并非没有价值),纸笔前面摆着很多玻璃容器、平底锅、碗和木槽,里面装着海里来的一些奇怪的小动物,或者大型动物的肢体。其间还立着或平放着一些试管、仪器、针、盖玻片和显微镜玻璃。所以当我工作时,就没有地方放我的手了。我坐在桌子旁,从早上八点工作到十二点,从下午一点工作到晚上六点,相当勤奋。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弗洛伊德待在简陋的实验室里,被单调且毫无成果的工作吞没了。最后他不得不说,他失败了。他没能找到他来这里寻找的东西:鳗鱼的雄性生殖器官,以及鳗鱼问题的答案。“我为了一个实验折磨着自己和鳗鱼,结果却是徒劳。我试图找到雄性鳗鱼,但我解剖的所有鳗鱼都显示,它们是雌性的。”

仿佛是为了抵御让人分心的性方面的困惑,弗洛伊德转而将精力集中于工作。他在实验室里有一个自己的房间,离亚得里亚海只有一箭之遥。“我离亚得里亚海最近的一股海浪只有步行五秒钟的距离。”他在给西尔伯施泰因的信中这样写道。他还详细描述了他的工作地点:

这是年轻的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得到的第一项真正的科研任务,而他注定要失败。一连好几周,他都站在桌旁,坚持不懈地解剖鳗鱼,在它们冰冷、没有了生命的身体里翻寻,想找到生殖器官。在漫长的日子里,他要闻着死鱼的臭气,身上沾满鳗鱼的黏液,却连一个小小的睾丸都没有找到。弗洛伊德研究了400多条鳗鱼,没有任何一条能被证实是雄性的。他清楚应该在鳗鱼身体的哪个部位寻找,也能描述各种器官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尽管如此,他却一直没有找到他想找的东西。

他突然写道,的里雅斯特的所有女人都是“小蹄子”,奇丑无比。他似乎很烦恼,因为自己的情感不符合一个冷峻的、有体系的科学家的形象,而这正是他努力想成为的。“因为不允许对人类进行解剖,所以我拿她们没办法。”他注意到在这座城市中,即使年轻女孩也用化妆品之后这样写道。

在写给爱德华·西尔伯施泰因的一封信中,他在文字间画了一条游动的鳗鱼。这条鳗鱼的嘴唇的弧度似乎形成了嘲讽的微笑。在同一封信里,他对鳗鱼用了一个称呼,这个词他早先也用在另一种对他来说同样神秘的生物身上:野兽。

他观察、描述这些女性,就像一位科学家一样,不过同时,她们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就好像属于另外一个物种。然而,在的里雅斯特,弗洛伊德似乎也没有结识什么亲密的女性。不久后,他的心情和他对这座城市的态度就发生了改变。他开始讲述自己的沮丧:那些吸引他的女人——既有年轻的也有年纪比较大的,似乎也让他在情感上感到迷惘。他批评她们用了太多化妆品。他写她们是如何坐在房子的窗边微笑着往外看,与男人四目相交的。他略带戏谑地抱怨说,因为自己的工作,他必须与她们保持距离。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在的里雅斯特到底找到了什么?也许什么实质性的发现也没有,但他想必对某些真相是多么隐蔽有了初步的认识。鳗鱼的真相如此,人类的真相也一样。由此,鳗鱼也将在日后影响到现代心理分析学。

在3月28日写的第一封短信中,弗洛伊德说的里雅斯特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野兽们都是极漂亮的野兽”。他说的“野兽”指的是女人。在的里雅斯特最初的日子里,正是女人们让他最为着迷。在那些信中他说,到这座城市的第一天他就被深深吸引了,他遇到的每一个女人看起来都像“女神”一样。他详细描述了她们的容貌和身体上的优点,她们身材高挑苗条,有着高高的鼻子和深色的眉毛。她们的肤色比想象中要白,有着好看的发型,有些人会把一缕头发垂下来遮住一只眼睛,仿佛勾引人的诱饵。他去了隔壁城市穆贾,写到那里的女人似乎格外能生育,几乎每两个女人中就有一个怀孕了,助产士在这里应该既不缺工作也不缺收入。他带有讽刺意味地推测,那些女人也许受到了“海洋动物”的影响,因此“终年结果”。他还推测,她们是不是在某些特定时间共同进行繁殖的,“这是该由未来的生物学家回答的问题”。

19岁的弗洛伊德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年轻研究者。他来到的里雅斯特,目的是写出一篇有开创性的研究报告,希望在这篇报告中彻底回答这个困惑了自然科学界许多个世纪的问题:鳗鱼是如何进行繁殖的?他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懂得了耐心和系统的观察在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些知识日后将应用于坐在他诊室沙发上的病人。

那么,年轻的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在的里雅斯特发现了什么呢?这方面的内容我们知道得很多,因为他在写给儿时的朋友爱德华·西尔伯施泰因(Eduard Silberstein)的多封信中描述了他在那里的经历。他是用西班牙语写的,因为他和西尔伯施泰因是在学西班牙语时成为朋友的。他写到了这座城市,写到了它的餐馆、商店和居民。他时不时会用一些奇怪的词,也许是因为西班牙语对他们来说是外语,但更有可能这是朋友间的一种密码文字。

同样,他是带着对自然科学的坚定信念来到的里雅斯特的,他坚信,对工作付出足够努力的人,前方一定会有奖赏在等着。然而,鳗鱼却让他不得不面对自己以及自然科学的局限性。他在显微镜下没有发现真相。鳗鱼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一年后当他的报告完成时,他不得不承认,在鳗鱼的性别和繁殖方式的问题上,仍然没有什么能够得到证实。他用一种近乎自我否定的客观语气写道:“基于我对那些叶形器官所做的组织学研究,我无法确定地说那就是鳗鱼的睾丸,但我也没有充分的理由来驳斥这种观点。”

正是这个19岁的年轻人,在1876年春天满怀解开鳗鱼之谜并留名科学史的野心来到了的里雅斯特。的里雅斯特——这座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北隅的城市——当时属于奥匈帝国,是一座作为海军基地和港口的重要大都会。1869年苏伊士运河建成以后,它还是通往东方的一扇大门。在的里雅斯特的码头,人们卸下咖啡、大米和香料。世界各地的轮船来到这里,这里汇聚了来自整个欧洲的人:意大利人、奥地利人、斯洛文尼亚人、德国人和希腊人。早在罗马帝国时期,的里雅斯特就是一个人流汇聚之地、一个朝圣之地、一个各种语言和文化的碰撞之地。跟费赖贝格或维也纳相比,这肯定是一座让人印象深刻、复杂且神秘的城市。

鳗鱼欺骗了他,这或许导致了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后来离开纯自然科学领域,转而投入更为复杂和无法量化的心理分析。另外,说到弗洛伊德日后将深入研究的那个领域,鳗鱼让他捉摸不透的方式也颇具讽刺意味。它们在他面前隐藏了自己的性行为。这个后来将会确定整个20世纪的人的性和性行为观的男人,这个对人类内心机制的研究达到前所未有深度的男人,在鳗鱼身上甚至都没能找到性器官。他去的里雅斯特寻找鳗鱼的睾丸,却只找到一个未解之谜。他想了解一种鱼类的性行为,结果却充其量只是在人类自身的性行为方面有所发现。

19岁的西格蒙得·弗洛伊德是一个有着坚定而宏伟的计划的年轻人。此前一年他拜访了曼彻斯特,他很喜欢那里,甚至包括那里的雨水和气候。他渴望去更多的地方,最渴望的是能把更多时间用于实际的科学工作,能学到各个领域更多的知识,能去发现事物、描述事物、理解事物。他喜爱待在实验室里,在显微镜里看到的东西永远都是真实的,不容许偏见和迷信的存在。人类所有知识的起源都在实验室里。他憧憬着一个为科学服务的人生,也许是在英国,也许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他很严肃地思考过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自然科学,奉献给生物学或生理学——它们有着清晰而具体的定义。在一张1876年的全家福中,他站在正中间,是所有兄弟姐妹中个子最高的。他一只手放在妈妈阿玛利亚坐的椅子上,穿着三件套西服,梳着偏分头,留着整洁的深色胡子。他直视相机,目光坚定,仿佛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感到不安。

这件事具有讽刺意味,还因为弗洛伊德跟水生生物之间的关系在更早以前就有些复杂。有很多文字写到年轻的弗洛伊德跟一个叫吉塞拉·弗卢斯(Gisela Fluss)的女孩的关系。他们的关系始于1871年, 15岁的弗洛伊德有一段时间住在吉塞拉在弗赖贝格的家里。弗洛伊德显然被吉塞拉迷住了,当时她只有14岁。弗洛伊德在给爱德华·西尔伯施泰因的信中写到她有多么美丽迷人。这或许是他最初的性觉醒,然而却以受挫和压抑告终。几年后当吉塞拉跟另一个男人结婚时,弗洛伊德给她取了一个“鱼龙”(Ichthyosaura)的绰号。这个绰号来自一种跟恐龙同时期的史前水生爬行动物的学名。

正因如此,卡尔·克劳斯于1876年3月决定派他自己在维也纳大学的一个年轻学生去的里雅斯特研究所。于是,19岁的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就这样来到了地中海旁的一个简陋的实验室里,一只手上拿着刀,另一只手上拿着一条死去的鳗鱼。

对弗洛伊德来说,这自然是青春期的一个文字游戏。“弗卢斯”这个词的意思是河流。作为弗卢斯家的女性成员,吉塞拉就成了一种水生怪物,代表所有暗中涌动的压抑和沮丧,比如性。弗洛伊德用一种史前水生生物的名字给她起绰号,可能也是告诉自己,他在她身上感受到的青春且难以抑制的激情,现在已属过往了。他不允许自己再被其他人或事物这样诱惑了。直到的里雅斯特的“野兽”出现,她们仿佛是一个象征,是最初那个“鱼龙”的后代。

直到卡洛·蒙迪尼发现那条鳗鱼将近100年后,也就是1874年,波兰动物学家希蒙·希尔斯基(Szymon Syrski)宣布,他和的里雅斯特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同事们发现的一条鱼可能是成熟的雄性鳗鱼。在它体内,他们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叶形器官,有别于蒙迪尼和拉特克的描述。这很可能是大家一直在找的鳗鱼睾丸。但因为希尔斯基对这个器官的描述还不够充分,也未能证明它确实能产生精液,因此一切都还不确定。科学界需要进行更多的观测。

在的里雅斯特的那段经历之后,要过上很多年,西格蒙得·弗洛伊德才作为心理分析师,再次接近性这个领域。不过当他再次触及这个领域的时候,他感兴趣的只是被隐藏和压抑的性。他关于阉割焦虑的理论,讲的是孩子在低龄时会生出一种害怕被阉割的恐惧,害怕被截去性器官,被剥夺性别。四五岁的男孩,对母亲充满无意识的性渴望,同时会感受到跟父亲有一种竞争关系。他感受到一种威胁,一种会因为自己的本能冲动而受到惩罚的恐惧,但他也感觉到耻辱和自卑;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渺小,这使得他要发展自我,慢慢地放弃对母亲的渴望,转而开始对父亲的身份产生认同。弗洛伊德说,这个重要的事件出现于男孩发现女性没有阴茎的时候。也就是说,他看到了女性,看到了她没有男性性器官,在那一刻,他有了自我意识,意识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自然科学界以外的人大多也不愿意继续相信那些更老旧的、更像是想象出来的理论。1862年,业余研究者戴维·凯恩克罗斯(David Cairncross)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银鳗的起源》。他在书中重提了撒丁岛渔民的一种古老理论,认为鳗鱼最初的形态其实是一只甲虫。鳗鱼们在干燥的陆地上和在水里适应得一样好,这就可以证明它们曾经是昆虫。

弗洛伊德的“阴茎羡慕”理论与“阉割焦虑”同属一脉,不过它研究的是女性性心理的发展。他认为,女孩一开始跟男孩一样,也对母亲有着强烈的依赖,而当她发现自己缺少阴茎时,便慢慢开始摆脱跟母亲的联系,转而被父亲吸引。女孩将阴茎视为权力和活力的一个象征。她懂得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生出羡慕,感受到了她投射在母亲身上的羞愧。她意识到自己所缺少的东西,意识到男性性器官的缺位。在那一刻,她意识到了自己,以及自己的局限。

随着这个生物学方程式的第一部分得到证实,对第二部分——神秘的睾丸——的寻找便可以正式开始了。然而一开始进展十分缓慢。很多科学家仍然选择相信鳗鱼是雌雄同体的。人们在那些性成熟的雌性鳗鱼的生殖器官旁边找到的脂肪组织,可能也是雄性器官。不然的话,怎么解释科学界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仍未找到这个谜团的答案呢?

这些理论自最初确立就多次受到质疑,并且是从各种角度受到质疑。有或者没有男性性器官,在一个人的性心理发展过程中真的是一个如此重要的细节吗?这听起来很荒谬,有点可笑。这些理论产生于另一个历史情境,也规避了自然科学通常的研究方法。它们在压抑与隐秘处活动。它们无法被系统地观测、确认或反驳。它们不是在显微镜中呈现的真理。

直到1824年,德国解剖学教授马丁·拉特克(Martin Rathke)才成功地找到并恰当地描述了一条有着成熟生殖器官的雌性鳗鱼。1850年,还是这位拉特克,发现了一条肚子里有完全成熟的鱼卵的鳗鱼。看起来,蒙迪尼可能一直都是对的,他对鳗鱼生殖器官的描述跟拉特克的描述是吻合的,只不过蒙迪尼那条鳗鱼的鱼卵处在早期阶段,因此要小得多。

但我们还是必须相信,它们建立在某种经验之上。我们在内心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看到了的里雅斯特一间狭窄实验室里那个年轻的科学家。他远离家乡来到一座陌生城市,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深色的胡子整齐干净。他站在窗边的一张桌子旁,手里拿着一条黏糊糊的死鳗鱼。他在看显微镜,一如之前做过的400次观察。此刻透过镜片,他看到的不再只是一条鳗鱼,他还看到了自己。

在德国,对鳗鱼性别的寻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一场民间闹剧。能够找到一条带卵的鳗鱼的人,可以得到50马克[1]的奖励。全国的报纸都在报道这件事。这些鳗鱼要被寄给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教授,他将对它们进行认真研究,德国政府的渔业部门负责支付运输费。媒体报道和丰厚奖金带来的结果是,大量鳗鱼被打包寄来。成百上千条鳗鱼被从德国各地寄来,有吃了一半的、腐烂的,还有爬满小寄生虫的。这么多包裹蜂拥而至,差一点将政府部门摧毁。可即便如此,带有鱼卵的性成熟的鳗鱼还是没有出现。

尽管年轻的弗洛伊德如此刻苦,但是鳗鱼繁殖之谜还是继续了一段时间。1879年,德国海洋生物学家利奥波德·雅各比(Leopold Jacoby)有些沮丧地给美国鱼类和渔业委员会写了一份报告:

不过一开始,很多人都怀疑蒙迪尼的发现。意大利自然科学家拉扎罗·斯帕兰扎尼(Lazzaro Spallanzani)就是一位这样的怀疑论者,但后来他将以“彻底终结生物自生说的人之一”的身份被写进历史。斯帕兰扎尼亲自去科马基奥调查蒙迪尼的发现,认为这个发现不可信。这个结论自然也非常权威。那么多杰出的科学家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都试图解释和描述过鳗鱼的性别和繁殖方式。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成功?这么多年来,只找到唯一一条有性器官和鱼卵的鳗鱼。为什么没能找到更多?不,蒙迪尼的鳗鱼似乎是独一无二的。它应该是不可信的。另外,有时候这跟客观的可信度没有太大关系,而跟大家愿意相信什么有关。在科学界,有很多人就是不愿意相信卡洛·蒙迪尼的这条鳗鱼。

对一个不熟悉此事的人来说,这一定难以置信;而对一个相信科学的人来说,确实有点丢脸:有一种鱼,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比其他鱼更常见,我们每天都能在市场和餐桌上见到它们,尽管现代科学界花了那么多力气做了那么多实验,它们仍然能够使自己的繁殖、出生、死亡方式保持隐秘。鳗鱼问题存在的时间,跟自然科学的历史一样长。

19世纪上半叶,鳗鱼问题一直没有什么动静。卡洛·蒙迪尼1777年发现一条雌性鳗鱼的生殖器官并对它进行了可信的描述后,找到并确认雄性的器官显然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有了这些发现,这个关于鳗鱼繁殖问题的多年谜团将最终被解开。

弗洛伊德和雅各比都不知道的是,只有到了需要用的时候,鳗鱼的性器官才会显现出来。它们形态上的变化不只是为了适应新情况而做的表面调整,而是更具有存在性的意义。时机一到,鳗鱼就会变成它们需要变成的样子。

卡尔·克劳斯专攻海洋生物学,是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也是甲壳纲动物方面的专家,但他也像这个领域里的所有人一样对鳗鱼感兴趣。他早年研究过雌雄同体的动物,当时这个理论仍普遍用于鳗鱼身上。除了担任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务外,他还是的里雅斯特一个海洋研究所的所长。

直到弗洛伊德这番失败的努力过去20年之后,人们才在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海峡成功找到了一条性成熟的雄性银鳗。于是,鳗鱼最终成为一种鱼,一种跟其他鱼并没有那么不同的生物。

弗洛伊德1856年生于摩拉维亚的弗赖贝格(今属捷克),但是在3岁时搬去了维也纳。还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学生了,对文学感兴趣,极有语言天赋。他17岁的时候进入维也纳大学。他学习医学,但也研究诸如哲学和生理学等其他学科,并跟着卡尔·克劳斯(Carl Claus)学习动物学。

[1]德国在2002年使用欧元前的法定货币。

1876年,当西格蒙得·弗洛伊德接过亚里士多德于2000多年前留下的挑战时,他20岁。亚里士多德之后,很多人接手过这个挑战,可惜都徒劳无功,他们又继续传给了后面的人。西格蒙得·弗洛伊德注定是为自然科学界寻找圣杯的人。他将去寻找鳗鱼的睾丸。

[2]约瑟夫·帕内特(Joseph Paneth,1857—1890),奥地利医生,他发现了小肠内的一种细胞,这种细胞后来被命名为帕内特细胞。

对于一条鳗鱼,我们到底能知道多少?对于一个人呢?这两个问题有时候是同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