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得出了一个结论。因为他在欧洲海岸找到的所有幼鱼都比较大，不是新孵出来的，因此他知道，鳗鱼应该不是在海岸线附近进行繁殖的。现在搜寻工作必须继续向更远的开放海域推进。这样的话，“托尔”号拖网船就不再合适了。约翰内斯·施密特成功说服航行在大西洋上的丹麦的航运公司帮忙。他给那些船只装配了渔网并给了他们指示，在1911年到1914年间，有23艘大型货轮参与搜寻了那些小小的透明鳗鱼幼鱼。那些船员没有经过科学研究的训练，除了施密特提供的拖网，也没有其他装备。不过他们按照指示在船后拖着那些渔网，标记出他们把网拉起来的位置，并把捕获的鱼寄到丹麦的实验室。那些货轮实施了500多次拖网作业，穿越了北大西洋的大部分海域。
“这项任务一年年地变得更大，到了一个我们之前从没想到过的体量，”他写道，“而且因为我们缺乏合适的船和装备，并且缺乏经济来源，这项工作一直受阻。如果没有来自各方的私人赞助，我们可能在很久以前就放弃了。”
施密特本人于1913年夏天乘坐“玛格丽特”号纵帆船出海了，那艘船是他从一家丹麦航运公司借来的。他一路搜寻，从法罗群岛到亚速尔群岛，然后向西去往纽芬兰群岛，接着往南去往加勒比群岛。
在7年多的寻找之后，他几乎仍然在原点。一种沮丧感让他十分痛苦。
加倍的努力有了结果。很快约翰内斯·施密特发现，他越往西，鳗鱼幼鱼的数量就越多，体形也越小。他钓起了一条条只有3.3厘米长的幼鱼，这是一个新纪录，地点大概是在大西洋中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西非之间。他继续往西，最终发现了一个不到1.8厘米长的样本。
1904年到1911年间，约翰内斯·施密特乘着“托尔”号蒸汽船，拖着渔网，沿着欧洲海岸线耐心地巡游。在北边的冰岛和法罗群岛附近，在挪威和丹麦沿岸的北海，沿着大西洋海岸线一路往南经过摩洛哥到加那利群岛，再到地中海，然后一直到达埃及沿岸。他找到了大量欧洲鳗鱼的幼鱼，但所有幼鱼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大小，身长在6到9厘米之间，跟他抓到的第一条幼鱼基本上一样大。
施密特将所有这些小小的脆弱的欧洲鳗鱼的幼鱼收集起来——有的是他自己远航捕获的，有的是他的助手们捕获的——放在显微镜下研究，对它们进行测量并记录：身长、数量、捕获时所在的海域深度、日期、经度和纬度。他缓慢而坚定地汇集了一个巨大的信息库，以一种几乎察觉不到的缓慢速度向着谜底前进。比如他发现，这些小小的柳叶鳗穿越大西洋的活动，似乎与强大的海流有关。此外——几乎出于偶然——他还发现了另一件事情。
“在这一刻，我对于这项任务所意味着的困难，并不是特别了解，既包括获取最基本的观测信息上的困难，也包括信息解读上的困难。”施密特后来这样写道。可以这么说，这是一种正式且谨慎的说法。
之前人们就知道，那些在美洲大陆顺着河流而上的鳗鱼，与欧洲鳗鱼属于不同的种。这两种鳗鱼看起来大体相同，同样会经历蜕变，但它们仍然是鳗鲡属家族的两个不同的种。它们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欧洲鳗鱼要比美洲鳗鱼（Anguilla rostrata）多出一节椎骨。
早在1904年5月，在还没有受到正式委任之前——应该是个偶然，约翰内斯·施密特在法罗群岛以西一点的海域捕获了一条欧洲鳗鱼的幼鱼。这条鱼也比较大，身长约7.5厘米，但这几乎是第一次有人在地中海以外的海域见到鳗鱼的幼鱼。施密特明白了，格拉西和卡兰德鲁乔在鳗鱼繁殖地的问题上可能错了。他还明白了，要找到谜底，他必须对鳗鱼的生命历程进行回溯，寻找小而又小的幼鱼，直到在大海的某个地方找到第一条新孵出来的柳叶鳗，从而找到鳗鱼的出生地。他需要在大海里捞针。
约翰内斯·施密特的任务当然是寻找欧洲鳗鱼的出生地，但他发现他在大西洋上越往西行进，就有越来越多被钓上来的幼鱼是美洲鳗鱼。这引起了一些麻烦。除了测量这些幼鱼的身长并估算其数量以外，现在他还不得不确定它们的种类。在大海上，在摇晃的船上，他不得不把每一条透明的小柳叶鳗放到显微镜下，试着去数它们背部的肌肉纤维，其数量所对应的是成年鳗鱼脊柱上的椎骨数量。用这样的方式，他可以确定这条幼鱼属于哪个种类，并构建出一个图表，展示这两种鳗鱼在什么地方最为常见。他的发现是，在大西洋西部，两种鳗鱼完全是混杂在一起的。欧洲鳗鱼和美洲鳗鱼的幼鱼在一起游来游去，在海流中显得那么无力。它们在同一张网中被捕获。这很可能意味着，欧洲鳗鱼和美洲鳗鱼不仅外观很像，还是在同一个地方进行繁殖的。
更具体地说，约翰内斯·施密特关注的是鳗鱼问题中的一个细节。他的意大利前辈格拉西和卡兰德鲁乔曾提出，鳗鱼，至少是意大利的鳗鱼，是在地中海里繁殖的，因为人们只在那里捕获过欧洲鳗鱼的幼鱼。不过人们从地中海里钓起来的所有鳗鱼都是同样大小的，有7.5到10厘米长，显然不是刚孵化出来的。为什么从来没有抓到过更小的鳗鱼呢？
如果这是真的，如果这意味着假如施密特找到了欧洲鳗鱼的出生地，他也就自动找到了美洲鳗鱼的出生地，那么就剩下一个谜了：它们是如何区分彼此的？这些漂过大西洋的轻盈透明的柳叶鳗是如何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施密特认为，事情显然是这样的：这两种鳗鱼幼鱼都被北大西洋暖流挟带着，但在旅途中的某个地方分道扬镳，美洲鳗鱼突然向西游去，变成了玻璃鳗，游进美洲的河流；而欧洲鳗鱼则继续往东游。约翰内斯·施密特写道：“西大西洋中这些数量巨大的幼鱼，是怎样区分彼此的，以至于那些属于欧洲鳗鱼的个体最后来到了欧洲，而那些属于美洲鳗鱼的个体来到了美洲和西印度群岛沿岸？”
“我们知道，年老的鳗鱼从我们视线里消失后进了大海，而大海回馈给我们无数的玻璃鳗。可是那些年老的鳗鱼游去哪里了？这些玻璃鳗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鳗鱼在玻璃鳗之前更年幼的阶段是什么？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鳗鱼问题’。”
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两种不同的幼鱼，无论用肉眼来看多么相似，它们在出生那一刻就已经被编入了不同的程序，有了不同的目标。美洲鳗鱼长得更快一些，所以它们跟其欧洲表亲不一样，在经过美洲海岸时，就有力气离开强大的海流，而不是继续被带往欧洲。1岁以后，美洲鳗鱼的幼鱼就经历了第一次蜕变，变成了玻璃鳗；而欧洲鳗鱼的幼鱼将继续随海流行进长达两年的时间，直到3岁后才变成玻璃鳗。
他写的是“哪些地方”，用的是复数形式，因为你怎么知道只有一个地方呢？他被这个令人兴奋的谜团吸引住了。几个世纪以来，它困扰了那么多自然科学家，显然也让他深陷其中。
正是这一点让鳗鱼变得独一无二，约翰内斯·施密特写道。它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其蜕变，不在于成年的银鳗会游进海里穿越整个大洋去繁殖后代。“让我们的鳗鱼有别于所有其他鱼类乃至所有其他动物的，是它们早在幼年阶段所做的如此浩荡的旅行。”
“常见的淡水鳗鱼在哪些地方繁殖，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后来约翰内斯·施密特在给伦敦皇家学会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自然科学家们在这上面花了很多精力，在欧洲很多地方，这个问题引发了极为丰富的想象。”
1914年春天，目标对约翰内斯·施密特来说终于触手可及了。鳗鱼的出生地越来越近了，所有的观测都指向一个方向，现在需要的，只是继续远航。自然科学的态度——以实验为依据的系统性观测，在经历了10年的寻找（有时候是令人绝望的寻找）之后，终于被证明是正确的了。真相很快就会在显微镜下展现。1914年5月，他发现了两条只有0.84厘米长的鳗鱼幼鱼。
1903年9月17日，他和英厄堡·范·德·阿·屈勒（Ingeborg van der Aa Kühle）结了婚。他自7岁来到哥本哈根就认识她了，她是1887年接任雅各布森成为嘉士伯老板的索伦·安东·范·德·阿·屈勒（Søren Anton van der Aa Kühle）的女儿。婚礼在嘉士伯自己的教堂——哥本哈根耶稣教堂——举行。1904年春，这对夫妇在奥斯特布罗街[2]上购买了自己的公寓。他们还没来得及把家具搬进去，约翰内斯·施密特就出海去寻找鳗鱼的起源地了。
就在这时，世俗的事务插了进来。先是“玛格丽特”号纵帆船在加勒比海的圣托马斯岛海岸搁浅后沉没。收集起来的鳗鱼幼鱼获得解救，但是，施密特写道：“我们到了这里，到了圣托马斯岛，没有了船，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在货轮上继续推进工作。”
1898年，约翰内斯·施密特得到了植物学学位，获得了去当时的暹罗（今泰国）学习植物学的奖学金。1903年他凭借一篇关于红树林的论文取得博士学位，随后转而开始对海洋生物产生了兴趣。
接着，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突然间，大西洋不仅是鳗鱼进行繁殖的神秘地点，也成了一个战争地区。潜水艇监控着大海，将目标瞄准了所有航行的物体。参与施密特研究的货轮中有好几艘都沉没了。在大洋上四处航行寻找小小的透明的柳叶鳗，不再只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想法，还是有生命危险的事情。
应该是在哥本哈根，在上学的头几年里，约翰内斯·施密特就开始跟着他的舅舅约翰·凯尔达尔——有一阵子他也住在舅舅家里——在嘉士伯厂的研究实验室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正是在实验室里，他学会了研究工作的基本方法。也是在那里，他对科学的热情——那种观察、描述和探究的迫切需求——被唤起了。后来当他终于开启自己成功的学术生涯、去全世界开展研究时，也得到了来自嘉士伯的经济支持。
在漫长的5年时间里，约翰内斯·施密特不得不坐在自己的屋子里等待世界大国间无谓的争斗结束，然后他才可以重新开始自己重要得多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处理此前收集起来的信息，给样本拍照、编目，绘制图表。他心里急不可耐，因为他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只待战争一结束”就可以开始。
就在7岁的约翰内斯·施密特跟家人搬去哥本哈根的同一年，世界著名化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访问了这座城市。巴斯德开发了一种保护食物免受细菌和微生物污染的方法，这种方法以他的名字命名，叫作“巴氏杀菌法”，它对啤酒厂来说尤为重要。巴斯特来到哥本哈根的时候，他受邀去参观了嘉士伯厂，该厂的老板——自豪的J. C.雅各布森（J. C.Jacobsen）——见到这位大科学家后非常激动，决定在厂内投资建设一个先进的研究实验室。除了日常的啤酒酿造，人们还可以从事现代的和先进的研究工作，不光可以进行啤酒生产和食品储存方法的研究，还可以进行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开创性基础研究。这样做能带来好的声望，当然也有商业上的考量。它使得嘉士伯从一家小型家庭啤酒厂逐步发展成世界最大的啤酒企业之一。与此同时，这家企业的科研部门也在用一种迂回而间接的方式，为人类对鳗鱼进一步的了解做着贡献。
1920年，随着欧洲大部分地区变成了废墟，约翰内斯·施密特重新出海了。在被迫中断的这段时间里，他做好了准备，此时他的装备比之前好得多。他通过哥本哈根的东亚公司得到了“达纳”号四桅纵帆船，给它配备了所有必要的科学装备。而最重要的是，他现在知道该去哪里搜寻。
然而，在约翰内斯·施密特只有7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他、他的母亲和两个弟弟突然间不得不搬去哥本哈根，住到了这座城市最活跃的大街韦斯特布罗街[1]上，周围是形形色色的人。这对他来说是一场动荡，不仅是在情感意义上说，也是在更实际的意义上说。距离他韦斯特布罗街的家只有200米的地方坐落着嘉士伯啤酒厂，更近的地方住着约翰内斯·施密特的舅舅约翰·凯尔达尔（Johan Kjeldahl），他是嘉士伯研究实验室的化学家。正是在那里，约翰内斯·施密特慢慢地成长为一名科学家。
在1920年和1921年，“达纳”号在大西洋西部捕获了6000多条欧洲鳗鱼的幼鱼，施密特能够对这些极小的样本所处的位置进行系统的描述。“这些样本非常小，”约翰内斯·施密特写道，“小到我们对繁殖地不存在任何怀疑。”
约翰内斯·施密特是丹麦海洋生物学家。他幼年生活在北西兰岛耶厄斯普里斯宫旁的一栋红棕色的小砖房里。他的父亲是宫殿的看门人，起初他在那里过着一种很安全、很有保障的生活。该地位于哥本哈根西北50多公里处，被森林和大自然包围着。那里远离大城市生活和科学界，离马尾藻海就更远了。
寻找某样事物起源的人，也是在寻找自己的起源。我们可以这样说吗？对约翰内斯·施密特来说也是这样吗？7岁以后，对于自己的父亲到底是谁，他只有日益模糊的记忆。孩提时代他钓过鳗鱼吗？他的手里握过鳗鱼，试着凝视过它的眼睛吗？1901年，在他第一次出海的几年前，他的舅舅约翰·凯尔达尔，那个时常扮演“代理父亲”角色的人，溺水身亡。1906年，当他仍在沿着欧洲海岸四处航行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这位往西进入开放海域、去往未知之地的约翰内斯·施密特，成了一个所有起源根脉都被切断的年轻人。
那么银鳗们游去了哪里？还有那些神秘的柳叶鳗是从哪里来的？最初的起点在哪里？这些正是27岁的约翰内斯·施密特在1904年出海时想弄明白的事情。
然而，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对他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他的生平，或者说在他被保留下来的生平中，能解释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研究鳗鱼起源的资料很少。他当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科学家。他被描述成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人：他观察、记录，并试着去理解；只是他似乎极少去回答“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他对世界以及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都有一种客观的态度。在书信和报告中，他用词简练正规。在照片上，他看起来温暖友善，通常都穿着三件套西服，打着领结。据说他喜爱动物，尤其喜欢狗。然而，驱使他行动的动力却是一个深藏的秘密。他来自一个生活很有保障的中产阶级家庭，从早年开始就在科学界如鱼得水。跟英厄堡结婚后，他也成为哥本哈根上层资产阶级的一员。他本可以选择一种更简单舒适的生活。按照我们通常用来衡量成功人生的因素——财富、幸福、地位——来看，显然出海让他失去的比得到的要多。尽管如此，对于在浩瀚的大西洋上漂荡近20年以寻找那透明的小柳叶鳗这件事，他似乎从来没有质疑过它的意义。
而现在——在这个新世纪的起点上——鳗鱼问题讨论的是：成年鳗鱼在游到海里之后做了什么，它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进行繁殖的，它们在哪里死去。
简言之，约翰内斯·施密特被鳗鱼问题迷住了，被欧洲鳗鱼在哪里繁殖、如何出生、如何死亡这个大谜团迷住了。“在我看来，”他写道，“鳗鱼的生命历程，以其独特性，是动物界任何其他物种都无法超越的。”
1901年德国动物学家卡尔·艾根曼（Carl H. Eigenmann）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美国显微镜学会发表演讲，题目是《鳗鱼问题的解决方法》。这当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他仍然无法声称找到了鳗鱼问题的解决方法，相反，他引用了一则自然科学趣闻，说“现在所有重要的问题都得到了回答，除了鳗鱼问题”。不过，艾根曼解释道，这个问题本身已经发生了改变。此前鳗鱼问题讨论的是鳗鱼到底是什么，是鱼还是别的完全不同的生物。现在它还涉及鳗鱼的繁殖问题——如何找到它们的生殖器官，鳗鱼是不是胎生的，它们是不是雌雄同体的，以及它们多次蜕变的意义是什么。
也许有那样一类人：当他们决定要寻找某件勾起他们好奇心的事情的答案时，会不断前进，永不放弃，直至最终找到。无论这会花费多长时间，无论他们有多么孤单，无论这一路上会有多么绝望。就好像是伊阿宋[3]乘坐着“阿耳戈”号去寻觅金羊毛。
20世纪初，人们知道黄鳗会变成性成熟的银鳗，秋天它们会游到海里去，不会再回来。人们知道欧洲鳗鱼的幼鱼会变成美味的小玻璃鳗，春天的时候它们会出现在欧洲的海岸边，沿着河流往上游游，去寻找自己的住所，并且变成完全成熟的黄鳗。可是在这两者中间发生了什么？又是在哪里发生的呢？
抑或是鳗鱼问题激发了探究者身上的另一种毅力？我本人对鳗鱼了解得越多，对历史上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了解得越多，就越倾向于相信这一点。首先我愿意相信，人们被神秘的事物吸引是因为其中包含我们熟悉的东西。尽管鳗鱼的起源及其漫长的迁徙之旅非常奇特，但我们也可能产生共鸣，甚至觉得似曾相识：为了寻找家园，在海洋上进行漫长的漂流，回程时还更加漫长艰辛——为了找到自己的家，我们愿意做的一切。
这是一个轰动性的发现。“当我想到这个谜团如何吸引了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的科学家们时，我便意识到将我所做的工作简要地陈述给伦敦皇家学会，也许并非没有价值。”格拉西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这份报告后来被发表在当时最具声望（现在也是一样）的科学出版物之一的《伦敦皇家学会会刊》上。在报告中格拉西还记录道，正是这种幼鱼——现在人们知道它是鳗鱼最初的形态——有着相对于它们的身体来说很大的眼睛，很可能是在广阔的深海里孵化出来的。他认为，很可能是在地中海里。
马尾藻海是世界的尽头，但也是万物的起点。这是一个伟大的启示。就连我和爸爸曾经在8月的夜晚从小溪中钓起来的淡黄色鳗鱼，也全是柳叶鳗；它们从一个遥远得超乎我想象的童话般的陌生世界出发，漂流了六七千公里来到我们面前。当我手握着它们、试图凝视它们的眼睛的时候，我接近的是一个超越了已知世界边界的东西。我们就这样遭遇了鳗鱼问题。鳗鱼的神秘性变成了所有人心底疑问的回响：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
1896年，两位意大利科学家——乔瓦尼·巴蒂斯塔·格拉西（Giovanni Battista Grassi）和他的学生萨尔瓦托雷·卡兰德鲁乔（Salvatore Calandruccio）成功描述了鳗鱼最初的蜕变。他们对在地中海捕获的玻璃鳗的各种幼鱼进行了解剖学比对，发现有一种学名叫短头鳗（Leptocephalus brevirostris）的柳叶状生物肯定就是欧洲鳗鱼最初的形态。此前人们认为这种幼鱼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动物物种。现在人们明白了，它们其实是鳗鱼。还不止这个，格拉西和卡兰德鲁乔还是最早见证了鳗鱼蜕变过程的人——他们在西西里岛墨西拿的水族箱里养的一小条柳叶鳗奇迹般地变成了一条玻璃鳗。
对约翰内斯·施密特来说，是否也是这样？
自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在的里雅斯特寻找鳗鱼的睾丸而不得之后，在围绕鳗鱼的生命和存在这个问题进行执着追问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事。丹麦海洋生物学家约翰内斯·彼得森（C.G. Johannes Petersen）于19世纪90年代成功研究了鳗鱼的最后一次蜕变，提出所有的鳗鱼都是在海里繁殖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很明确地记录过，成熟的鳗鱼有时候会游到海里去；弗朗切斯科·雷迪在17世纪写过玻璃鳗春天会出现在海边，要溯流而上游进河里。不过彼得森更为精确地描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最主要的贡献是观察并描述了黄鳗是如何变成银鳗的。此前很多人甚至不确定黄鳗和银鳗是否属于同一物种。彼得森展示了它们毫无疑问是同一种鱼的两种不同形态。他看到银鳗的消化器官发生了萎缩，它们不再吃东西，生殖器官发育，鳍和眼睛发生改变。这种变化显然是鳗鱼为了进行繁殖而做的准备。
也许吧，不过这一切对他来说也可能完全无足轻重。他只是接受了一项任务，决定要完成它。他有自己明确的问题——鳗鱼是在哪里出生的；他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可以说，他的方式自能推动他迈向目标。他捕捞透明的小柳叶鳗，每次捕到一个样本后，目标就变成了捕到一条更小的鳗鱼。他面前的目标每一次变化1毫米，就是这么简单。
为全人类造福。
至于鳗鱼，当他穿越大西洋的时候，它们就一直在他脚下，一如既往。那些小小的柳叶鳗随着海流朝着一个方向移动，而那些肥硕的成年银鳗则固执地沿着反方向朝马尾藻海游去。它们年复一年地离去或者回家，继续着它们神秘的迁徙。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人类的好奇心，都不会影响到它们。如同远在约翰内斯·施密特出海之前，远在亚里士多德第一次看见鳗鱼并试图了解它们之前，远在最早的人类踏上地球之前，它们就已经在那里了。鳗鱼才不在乎什么鳗鱼问题，它们为什么要在乎这个？对它们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他让“托尔”号和“达纳”号成了荣誉之船
在约翰内斯·施密特1923年发表于《伦敦皇家学院哲学学报》的一份详尽的报告中，他介绍了这项持续了将近20年的工作。在一份地图上，他画出了自己比较确信是鳗鱼进行繁殖和产卵的区域。这个椭圆形的区域跟我们所称的马尾藻海的范围基本上是一致的。
身后有“爸爸”彼得森坐镇，
“在秋天的几个月里，”作为某种总结，他这样写道，“银鳗离开湖泊和河流，游向大海。离开淡水之后，鳗鱼们基本上也离开了我们能观测的范围。在人类无法企及的地方，来自我们这块大陆最遥远角落的大量鳗鱼，如同它们无数祖辈所做的那样，选择朝西南方向穿过大洋。我们无法说出这趟旅程要持续多久，但我们知道它们寻找的目的地在哪里：西大西洋中的一个特殊区域，位于加勒比海的东北边和北边。这里有鳗鱼的繁殖地。”
约翰内斯·施密特是领导者，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知道——至少可以基本确认——鳗鱼是在哪里进行繁殖的。这方面的所有知识都有赖于约翰内斯·施密特的工作。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其中的原因。为什么偏偏是在那里？这场漫长而绝望的旅行以及所有那些艰辛和蜕变的意义是什么？鳗鱼在马尾藻海里发现了什么？
揭示了历史：
约翰内斯·施密特也许已经做了回答，他认为这不重要。存在是最重要的。世界是一个荒谬的地方，充满了矛盾和存在的困惑。但只有拥有目标的人才可能找到意义。我们必须想象，鳗鱼是幸运的。
他，一步一步，一年一年
就好比约翰内斯·施密特。1930年他被伦敦皇家学会授予声望很高的达尔文奖章。至此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他的故事结束了。3年后，他死于流感。
他解开了这个古老谜团，
[1]意为“西桥街”，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著名街道。
无限的荣光给予这个丹麦人，
[2]意为“东桥街”。
我们要准备多长时间才能了解一条鳗鱼，或者一个人？1904年，时年27岁的约翰内斯·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登上“托尔”号蒸汽船，出发去寻找鳗鱼的起源地。将近20年后，他才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又过了几年后，英国海洋生物学家沃尔特·加斯唐（Walter Garstang）写了一首诗向施密特致敬，这首诗后来被收入可能是唯一一部描写各种动物幼年阶段的诗集，即《幼虫的形态，以及其他动物学诗歌》。
[3]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