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坐在晨室里的长沙发上，旁边是那台老留声机。骑警们坐在椅子上。他们和我心目中的骑警不一样，年纪太老，腰也太粗。其中有一个还算年轻，但他不管事。中间的那个发话了。他说，在这种困难时刻来打扰我们，他们深表歉意，但事出紧急，不得不来。他们想谈谈亚历克斯·托马斯先生的事。他问劳拉是否知道这个人是出了名的激进派颠覆分子，曾在救济营中煽动人们闹事？
“陪我一起去吧，艾丽丝，”劳拉接到传唤后，低声对我说道，“我不能一个人去见他们。”她看上去弱小而又苍白。
劳拉说，据她所知，他只是在教人们读书认字。
当皇家军团控制住局面之后，皇家骑警来了。三名骑警出现在前门。他们礼貌地敲了敲门，然后站到门厅里。他们锃亮的皮靴踩在打蜡地板上嘎吱作响，手中托着硬邦邦的警帽。他们要和劳拉谈谈。
骑警说，那是他的一个方面。但如果他无罪的话，他自然不必躲躲藏藏，请他出来他就会出来的。这点难道她不同意吗？他这些天可能藏哪儿？
第二天，加拿大皇家军团的部队开进市里来恢复秩序。这是大战时父亲曾经服役过的军团。他看到这些士兵镇压他们的人民——他自己的人民（他认为这些工人是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不难看出，这些工人不再和他同心同德，他心里也很难受。他们过去是否仅仅为了他的钱而爱戴他呢？看来是这样。
劳拉说，她说不上来。
吃晚饭时，劳拉说她不饿。她说，她暂时不想吃，但要留一份，待会儿再吃。我看着她端着托盘上后楼梯去了她的房间。那份托盘里的每样食物都是双份的量：兔肉、南瓜、煮土豆。平时，她可是把用餐当作一件烦心事——坐在餐桌旁用手摆弄刀叉，还要听别人谈话——或者当作每天不得不干的一种杂活，就像擦银器一般。对她来说，用餐就是一种乏味的维持生命的例行程序。我觉得纳闷，她什么时候突然对食物产生这么大的好感了。
问题用不同的方法又重复了一遍。这位骑警产生了怀疑：劳拉是否愿意协助查找这名罪犯——他放火烧了她父亲的工厂，还可能杀死了一名尽职的员工？如果目击者的证言是可信的，那么就是这个人。
有人看见两个人逃走。他们是否被认出来了呢？说不准。但据传，其中一个就是劳拉的男朋友。瑞妮说，那不是劳拉的男朋友。劳拉没有男朋友，那只是她的一个熟人。希尔科特太太说，不管他是谁，很可能就是他放火烧了工厂，并且狠敲可怜的阿尔·戴维森的脑袋，把他敲死了。如果这个人还知道好歹，最好别在这个镇上露面。
我说，目击者的证言不可信，因为他只看见了罪犯逃跑时的背影，而且当时天已经黑了。
他们终于把火扑灭了，但房屋损害惨重。这只是初步的报告。接着，希尔科特太太来了，气喘吁吁，带来了干净的衣服；她得到了警卫的允许才进来的。她说，有人纵火，因为人们发现了汽油罐。守夜的人躺在地上死了。他头上遭了致命的一击。
“劳拉小姐？”骑警没理会我，继续问道。
“我只是去了一趟暖房，”她说，“我在祈祷。需要找个安静的地方。”
劳拉说，即使她说得上来，她也不会说。她说，除非证明一个人有罪，否则他就是清白的。她决不会把人往火坑里推——这也违背她的基督信条。她说，对于守夜人的死，她感到难过，但这不是亚历克斯的错，他是决不会干这种事的。然而，她说不出更多的话来。
“你去哪儿了？”我问道，“我们该乖乖地呆在这儿。父亲要操心的事已经够多的了。你别到处乱跑。”
她紧紧握着我的手腕；我能感到她在剧烈地颤抖，就像铁轨震动一样。
那天夜里，钮扣厂失火了。火焰从底楼的窗户里蹿出来。从我的房间里看不见火焰，但消防车当当地开过，赶去救援。我自然又惊又怕，但不可否认，我心中也有窃喜。当我在倾听消防车的当当声和远处的叫喊声时，我听见有人从后楼梯走上来。我以为可能是瑞妮，但却不是。那是劳拉。她穿着出门的衣服。
那名管事的骑警还说了些关于妨碍司法公正的话。
主街上那些拒绝停业的商店被砸破了橱窗。接着，那些已经停业的商店的橱窗也被砸破了。过后，又发生了抢劫，事态完全失去控制。报社被侵占，办公室遭到破坏。埃尔伍德·默里遭到殴打，印刷间的设备也被捣毁了。只有暗房逃过一劫，他的照相机却未能幸免。他伤心了好一阵子。这些都是我们后来多次听说的。
当时我说，劳拉才十五岁，不能像成人那样负责。我还说，她对他们说的话当然属于机密；如果这些话出了这个房间——比方说捅给报社——父亲定会知道谁捅了娄子。
骚乱是在市政礼堂外的集会上发生的。一开始举行了演讲，其中提到了雇用的流氓和公司的打手；接着父亲的形象被制成纸人，戴着大礼帽，叼着雪茄烟（他可从来没叼过雪茄），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被焚烧。两个穿着粉红色褶裙的布娃娃也被浇上煤油，扔进了火里。瑞妮说，那代表我和劳拉。人们取笑两个布娃娃，说它们是小骚货。（劳拉和亚历克斯一起在镇上逛街也没逃过人们的眼睛。）瑞妮说，这是罗恩·欣克斯告诉她的；他认为，她应该知道这件事。他说，我们俩目前不应该去市中心，因为外面群情激愤，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最好待在阿维隆庄园，只有那儿才安全。他说，那两个布娃娃的事真是奇耻大辱，他真想把干这事的人抓起来。
骑警们笑笑，起身离开；他们的态度不失得体与温和。他们也许看出了这种调查的不当之处。尽管父亲身处困境，他仍然有一些朋友。
第二天，镇里的主要街道上发生了骚乱。出现了许多以前没见过的人；即使有人见过他们，也不会记得他们。谁会记得一个流浪汉呢？然而，有一些不是流浪汉，而是伪装的外国煽动员。同时，他们一直在做密探。他们如何这么快就到这里了？据说是趴在车顶上来的。他们这种人都是这么流窜的。
他们一走，我就对劳拉说道：“好吧，我知道你把他藏在家里了。你最好告诉我他在哪儿。”
瑞妮说，他们是侦探。一定是的。怪不得他们整天穿着大衣，因为这样可以在腋下藏枪。那是左轮手枪。她是从各种杂志上得知的。她说，这些人留下来是保护我们的。如果夜里我看到花园里有形迹可疑的人——当然不包括这三个人——我们一定要尖声叫喊。
“我把他藏在冷窖里了。”劳拉回答说。她的下嘴唇不住地颤抖。
理查德·格里芬没有留下来吃晚饭。他离开时，开走了两辆车。第三辆留了下来，有三个大个子也一起留下来。他们待在车库楼上，我们家原来的司机房里，并不引人注意。
“冷窖！”我惊呼道，“真是个蠢地方！为什么要藏在那儿？”
当天的午后，理查德·格里芬驱车来到阿维隆庄园，后面还跟着两辆汽车。这是三辆大轿车，车身低矮，亮光光的。总共五个人，有四个是大个子，身穿深色大衣，戴着灰色软呢帽。理查德和他的一个随从跟着父亲去书房。另外两个随从则立于房子的两个门口，一前一后；剩下的两个开着其中一辆豪华车去了别的什么地方。我和劳拉躲在她的房间里，隔着窗户观看外面的车来车往。大人嘱咐我们避开客人，实际上也不想让我们听见他们的事。当我们问瑞妮是怎么一回事，她看上去很担忧，说她也猜不出来。不过，她一直在留心外面的动静。
“这样的话，遇到紧急情况，他也会有足够的食物，”劳拉一边说，一边哭起来。我搂着她，她靠在我肩上抽泣。
劳拉为亚历克斯·托马斯担心。她说，他多多少少卷进去了。她知道他会的。照他的思想，他非卷进去不可。
“足够的食物？”我说，“有足够的果酱、果冻和腌菜？劳拉，亏你想得出来。”接着，我们大笑起来。等我们笑够了，劳拉也擦去了眼泪，我说道：“我们得把他转移出去。万一瑞妮下去拿罐果酱什么的，无意中碰上他怎么办？她会发心脏病的。”
所以，不是这个人。瑞妮说，他不是幕后策划者，因为他没有这个脑筋。这后面有黑势力在操纵。
我们又笑了一阵。我们心里却十分紧张。后来，我说阁楼不错，没人会上去。我说，我来安排这一切。她最好上楼去睡一觉；很显然，她的神经一直绷着。她轻轻叹了口气，像个累坏的孩子，然后照我说的做了。她心里揣着的这个烫山芋一直令她紧张不安，现在交给了我，她总算可以安心睡觉了。
接下来的一星期，工会号召全体罢工，以表示与钮扣厂工人团结一致。有命令说，所有的商店和生意都必须关门。电话和邮政也必须停止营业。没有牛奶，没有面包，也没有冰块。（谁在发布这些命令？没人认为命令是由他们同一战线的人发出的。此人自称是本地人，就住在镇上，曾经被认为是个巨头之类的人物。后来才弄清楚他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看他这种做法，他也不可能是本地人。他算是哪个家族的？）
我是否相信自己这么做是在为她解难——同以往一样，总是在帮助她、照顾她呢？
瑞妮是高兴还是难过？难过。她不喜欢卡莉，但已经习惯了她。而且，卡莉曾经一度真心对父亲好过。谁会来代替她呢？也许是另外一个荡妇，反正也好不了多少。
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
卡莉来看望了父亲。她说，她为父亲感到担忧。她担心父亲垮下去。她的意思是指道德上垮下去。他怎么能这样傲慢而吝啬地对待他的工人？父亲要她面对现实。他说，她是一个帮倒忙的好心人。他又问道：是谁把你扯进来的，你的左派同志吗？她说，是她自己想来的，是出于爱，因为父亲尽管是个资本家，原本还是个体面的绅士，但现在她发现他已变成了一个没有心肝的财阀。父亲说，一个破产的人不可能是财阀。她说，他可以变卖资产。他说，他的财产并不比她的屁股值钱；照他看来，不管哪个男人要，她都可以免费奉送。她说，他从来没嫌弃过她的“免费奉送”。他说，这不假，但他暗贴的代价也是够大的了——首先是在他家里为她的艺术家朋友提供饮食，接着是他的身体，现在则是他的灵魂。她骂他是反动资本家。他骂她是社会寄生虫。至此，他们俩已在相互大声对骂。接着，传来几声砰砰的门响，一辆汽车沿着门前的砾石路急冲冲地开走了。两个人就此不欢而散。
我等着瑞妮收拾完厨房，上床安歇。然后，我走下地窖的台阶。那里面阴冷昏暗，潮湿不堪，还有蜘蛛网的气味。我走过煤窖和上锁的酒窖，来到冷窖的门口。门关着，而且上了闩。我敲了几下，打开门闩进去，听见一阵急促小跑的声音。里面自然黑暗，只有从走廊透过来的光。苹果桶上放着劳拉端来的食物的残渣——兔子骨头。那桶看上去像一个原始的祭坛。
最好不要发起动乱。最好保持沉默。那样就好多了。
起先我没看见他；他躲在苹果桶的后面。后来我认出他来了——他的一只脚。“没事，”我轻声说，“是我，就我一个人。”
仍然有一些人对父亲忠心耿耿。在集会的时候，我们听见有反对的声音，后来声音提高了，再后来发生了扭打。工人们脾气一个比一个大。有一个人被踢中了脑袋，结果进了医院，查出是脑震荡。他是罢工者中的一员——他们现在自称“罢工者”。但是这种伤害只能怪他们自己：一旦发起这种动乱，谁能预计产生什么后果呢？
“噢，”他用惯常的语气说道，“忠实的姐姐。”
瑞妮说，可以看出这些所谓的工会组织者是外面来的人。当我们围着坐在厨房的餐桌边吃饭的时候，她向我们叙述这一切。（我们已不在餐厅里吃饭，因为父亲不再来用餐了。他把自己封闭在塔楼里；瑞妮用盘子把饭送上去。）这些粗鲁的工人不懂什么叫体面，把我们俩也卷了进去。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不相干的。她叫我们别当回事，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嘘。”我说。电灯开关是从灯泡上垂下来的一根线。我拉了一下开关，灯亮了。亚历克斯放松了神经，从苹果桶后面爬出来。他蹲在那儿，局促不安地眨着眼睛，就像一个人在做坏事时被逮个正着。
父亲宣布停产后几天，工会显示出了它的威力。工会本来就有一批骨干分子，而现在希望人人加入。他们在关闭的钮扣厂外面集会，号召所有的工人参加，因为听说父亲再开工时会大幅裁减工资，而给他们的钱还不够糊口。在这种艰难时期，父亲会像别的厂主一样把钱存进银行，坐视不管，直到工人们被榨干，变成穷光蛋；而他却乘机用工人的血汗养肥自己。父亲和他的一大家子，以及两个宝贝女儿都是喝工人血汗的寄生虫。
“你该为自己感到羞愧。”我说道。
以后是什么时候？我很清楚，我们以前曾谈论过：那就是等我们死后。
“我想，你是来把我赶出去，或者来把我交给当局的吧。”他笑着说。
“你以后就知道了。”劳拉答道。
“别犯傻，”我说道，“我才不想让别人发现你在这里呢。父亲是经不起丑闻折腾的。”
“上帝会管吗？”我说，“如果真的有上帝的话，他也根本不会管的。”
“‘资本家的女儿帮助布尔什维克杀人犯’？”他说，“‘果酱罐旁私筑爱巢’？是这类丑闻吧！”
“我要为他祈祷。”劳拉说道。
我朝他皱皱眉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他一定感到自己辜负了工人。他失败了。他对此无能为力，这事已经够他受的了。
“别紧张。我和劳拉什么也没干，”他说道，“她是个大孩子，但她还是一个正在修炼中的圣徒。再说，我也不是个拐骗少女者。”此时他已站起来，掸了掸身上的灰尘。
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父亲宣布工厂停产。他说这只是暂时性的。他希望很快就能恢复生产。他说，这叫以退为进。他要求工人们能谅解和耐心等待，而工人群众报以警惕的沉默。宣布完之后，他回到阿维隆庄园，把自己关在塔楼里，喝得酩酊大醉。一些东西被摔破了——无疑是瓶子。劳拉和我坐在我房间的床上，紧握双手，听着头顶上面的悲愤的咆哮，就像是屋内的暴风雨。父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这么生气了。
“她为什么要帮你躲起来？”我问道。
数学进入了我的生活——它有那么多长腿、那么多脊骨和脑袋，还有由零构成的无情的眼睛。它告诉你：二加二等于四。但如果你没有二和二呢？那就没有四。确实没有四，我也没办法；我无法让账本的赤字变成盈利。这令我十分不安，似乎是我个人的错。夜里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账本上那些数字在我眼前闪动，在钮扣厂我的橡木方桌上排成队——这一排排的赤字就像机器毛毛虫大口吞噬剩下的那点钱。有一段时间，蔡斯父子公司钮扣的售价还够不上成本，这时候赤字就出现了。这就是数字的恶劣表现——不讲爱心、不讲公正、不讲仁慈——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数字就是数字，它也别无选择。
“出于原则。我一旦求她，她非答应不可。我恰好就是她所喜欢的那种人。”
九月里父亲让一些工人停工回家，其中包括一些年龄不大的人。根据他的说法，他们还年轻，能自己谋生。他还让留下的工人每天缩短工时。他解释说，这只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活让工厂的全部生产能力运作起来。顾客们不买钮扣，或者说不买蔡斯父子公司生产的那种钮扣，而公司靠的又是薄利多销。顾客们也不买便宜、耐用的内衣；他们把旧的缝缝补补，将就着穿。当然不是人人都丢了工作，但那些有工作的也感到没信心保牢饭碗。他们自然就想省钱，而不是想用钱。这也不能怪他们。你若处在他们的境况，你也会这么干。
“哪种人？”
关于煽动者和厂里有麻烦这两件事，都作为谣言被公开否认了。可人们对这两件事都深信不疑。
“我猜想，”他回答说，“是那种最不相信基督教义的人。”我觉得这话是在嘲讽。接着，他说碰上劳拉也是巧合。他在暖房里遇到了劳拉。他在那里面干嘛？显然是在躲藏。他说，他希望能够和我谈谈。
据说，父亲的厂里有了麻烦。
“我？”我说道，“为什么是我？”
煽动闹事的是些流氓和雇来的罪犯（希尔科特太太如是说）。这些煽动者不仅是外来的人，还是外国人，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更加令人惊恐。那些留着短须的矮个子亡命之徒，用鲜血写下自己的名字，誓死战斗到底。他们会发动暴乱，肆无忌惮；他们会安放炸弹，会在夜里潜进来，割断我们的喉管（瑞妮如是说）。这就是那些残忍的布尔什维克和工会组织者的斗争方法；他们的本性都是一样的（埃尔伍德·默里如是说）。他们谋求性爱自由，毁灭家庭，枪毙任何一个有钱人——哪怕他只有一点点钱，或者一块手表，或者一枚结婚戒指。听说，俄国就是这么干的。
“我想，你知道该怎么办。你看起来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你妹妹有点……”
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人们一直在议论钮扣厂发生的事。据说，当时有外来的煽动者在活动；他们激起事端，特别是挑动那些容易冲动的年轻人。人们说起劳资谈判、工人权利以及工会的事。工会肯定是不合法的，或者说只雇用工会会员的企业的工会是不合法的——真的不合法吗？似乎没人搞得清楚。总之，这些人都窝着一股火。
“劳拉好像处理得已经够好的了。”我打断了他的话。我不喜欢别人批评劳拉——说她头脑不清，说她愚蠢，说她不负责任。只有我才有资格批评劳拉。“她是怎样帮你蒙过门口那些人的？”我问道，“怎样进入我家的？我是指蒙过那几个穿大衣的人。”
一条狗过来了；我给了它半只炸圈饼。“请便。”我对它说道。当瑞妮抓到谁在偷听时，她总是这么说的。
“穿大衣的人有时也得撒尿啊。”他回答说。
谁在乎，谁在乎——年轻人总是这样说。我当然在乎。我在乎人们怎么想。我一直是在乎的。不像劳拉，我从来没有坚持自己信念的勇气。
我对他的粗俗感到吃惊——这和他在宴会上的彬彬有礼判若两人——但这或许就是瑞妮所预料的孤儿式的嘲讽。我决定不予理睬。“想来火不是你放的了。”我说道。我想带点讥讽的意思，但他并没有感觉出来。
我对自己说：谁在乎人们怎么想？如果他们愿意听，那就请便。
“我不会那么傻，”他说，“我不会无缘无故去放火。”
我要了一杯咖啡和一个涂巧克力的炸圈饼，带到外面，放在店家提供的长椅上，紧挨着垃圾箱。我坐在依然温暖的阳光下，活像一个晒太阳的乌龟。不断有人从我面前走过：两个肥胖的女人推着婴儿车；一个瘦一点的年轻女人穿着黑色皮上装，上面有一些银色钉饰，鼻子上也嵌了一颗；还有三个身穿风衣的古怪老头。我感觉他们的眼睛在盯着我。难道我还是那样声名狼藉，或者我还是那样一个偏执狂？或许是因为我不停地对自己大声说话的缘故？我不清楚。莫非我的声音在不经意间像气流般涌了出来？这种空洞的老人低语好似冬日里葡萄藤的婆娑，又好似秋风瑟瑟地吹过枯草。
“人人都认为是你干的。”
昨日，我一整天都懒洋洋的——我的心脏不舒服，几乎离不开沙发。然而，今天早晨吃完药后，我感到精力出奇地充沛。我兴冲冲地走到圈饼店。在那里，我看见洗手间的墙上又新添了一句话：如果你说不出什么好话，那就干脆别说。后面一句是：如果吮不出什么好东西，那就干脆别吮。知道言论自由在我们这个国家还在大行其道，真令人欣慰。
“可那不是我干的，”他说道，“不过，某些人很容易产生这种看法。”
我就是这样对米拉说的。她的生意正红火，卖橘黄色的矮蜡烛、黑色的陶制猫、缎子缝的蝙蝠，还有穿着漂亮布衣的巫婆——她们的头是用干苹果做的。她听了我的话噗嗤一笑，认为我在开玩笑。
“某些什么人？为什么？”这次我在催他说；我猜不出来。
空气冷飕飕的；天高云淡。一捆捆的玉米堆在前门，门廊上挂着的南瓜灯在笑眯眯地守夜。往后的一个星期，那些一心想讨糖果的孩子们会跑到街上去，打扮成芭蕾舞演员、僵尸鬼、外星人、骷髅、吉卜赛算命人，或者已故的摇滚歌星；我照例会关上灯，假装不在家。这倒不是讨厌他们，而是出于自我保护——万一哪个小不点不见了，我可不想被控告引诱他进来，然后吃了他。
“用用脑子。”他说。然而，他不愿意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