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把他送到镇上的某个地方。”我说道。
“现在还不行，”劳拉说，“他们还在铁路上查人。”她对这事可是有发言权的，因为她仍在教会的施食所帮忙。
“哪有啊？没有别的地方了。这是个最好的地方——他们永远不会想到来这儿查的。”
“我们得把他送出城去，”我对劳拉说道，“我们不能再这样干了。他们肯定会发觉的。”
亚历克斯说，他不想被困在这儿。他说，在阁楼上过冬会把他逼疯的。他就要精神失常了。他想沿着铁路走几英里，然后跳上货车——那儿有一个高坡，跳车比较容易。只要到了多伦多，他就能躲起来——那儿有他的朋友，有他们的朋友。然后，他设法去美国，那样就比较安全了。根据报上的说法，当局怀疑他早已到了那儿。他们当然不会再在提康德罗加港搜寻他了。
如果我允许这种事再次发生的话，真不知会出现什么后果。然而，无论是什么后果，至少对我是危险的。我会自讨苦吃，会听天由命，会等来意外。我再也不敢独自和亚历克斯在阁楼里了，也不敢告诉劳拉个中原因。那样的话，对她伤害太深，因为她是永远无法理解的。（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他对劳拉干了同样的事。不，我无法相信。她是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的，不是吗？）
到了一月初，我们觉得送他安全离开的时候到了。我们从衣帽间的最里面偷来了父亲的一件旧外套，又为他包好一份午餐——面包、奶酪和一只苹果——然后送他上路。（父亲后来想起了那件外套，劳拉说她把它送给了一个流浪汉——这话也没完全说错。她的这个举动完全符合她的性格，父亲也没盘问，只是抱怨了几句。）
整个过程，我一言未发。当我走下阁楼的楼梯，理理头发，把衬衫塞进裙子，我有一种印象：他在我身后嘲笑我。
亚历克斯动身的那天夜里，我们把他送出后门。他说，他欠我们很多，不会忘记我们的。他像哥哥那样分别拥抱我们俩，抱的时间一样长。显然，他要丢下我们了。如果不是在夜里，他那个样子仿佛是要去上课。后来我们哭了，哭得像两个母亲似的。这也是一种解脱——他走了，离开了我们的怀抱。不过，这种感觉也像母亲一样。
总之，情况和瑞妮说的关于电影院的那种男人一样，当时除了我并没有感觉到冒犯之外，其余的则如出一辙：我呆呆的，不会动了，孤立无援。我的骨头也变得酥软了。在我能够清醒过来、挣脱逃离之前，他就几乎解开了我衣服上所有的扣子。
他留下了一本我们给他的那些廉价练习本。我们自然迫不及待地打开它，想看看他写了些什么。我们希望看到些什么呢？一封告别信，表达他心中永恒的感激？还是他对我们俩的美好感情？总是类似的东西吧。
如今，我们三人中只有我还活着，还可以回忆往事。
我们看到的却是这些：
我料想过吗？这是突如其来的，还是早有序幕——一次触摸、一个凝视？我有过什么挑逗他的行为吗？我压根儿就记不起来了。然而，我记得的事真的发生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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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料想他会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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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惊得一下子跳起来，手中的香烟掉到被子上。我倒抽了一口冷气，立刻跪下来把它熄灭——对阿维隆庄园大火的景象我仍然记忆犹新。“没事了。”他说。他也蹲下来，同我一起查看还有没有剩下的火星。我记得，接下来的事就是我们俩在地板上；他抱住我，吻了我的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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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该如何宣布我的到来。“我来了。”我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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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蹲在阁楼的椭圆形小窗户旁，正借着日光在干什么。他显然没有听见敲门声；他正背对着我，一条被子裹在肩头，似乎正在写什么东西。我能够闻到烟味——没错，他正在抽烟，手中夹着香烟。我认为，他抽烟不该离被子这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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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劳拉出去了；现在外面对她来说不再危险，穿大衣的人和骑警都走了，街上又秩序井然。我决定独自去趟阁楼。我有一些东西要送——满满一衣袋的干果和无花果干；这些东西是从做圣诞节布丁的配料中偷出来的。我侦察了一下，看到瑞妮正在厨房和希尔科特太太聊天，看来很安全。于是，我走到阁楼的楼梯门外，敲了几下门。我们约定了特别的敲门声，一慢三快。接着，我蹑手蹑脚地走上通向阁楼的狭窄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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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明白这不是他的梦。这是我自己的梦。着火的是阿维隆庄园：地上到处是碎片——上好的瓷器、印有玫瑰花瓣的碗、钢琴上的烟盒。还有那架钢琴、餐厅的彩色玻璃——上面绘有血红的杯子、伊索尔特的破竖琴。是的，我曾希望远离所有这些东西，但不是统统毁灭。我曾想过离开家，但那应该是完好无损的家，以便我随时可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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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梦慢慢变成了追捕和逃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在梦境中，和他手牵手逃难：黄昏时分，我们从着火的房子里跑出来，穿过刚刚结霜的多茬的腊月畦田，奔向远处黑暗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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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当亚历克斯吃饱喝足后，我和劳拉便会谈起他：今天他的气色怎样、他是否太瘦了、他有没有咳嗽——我们可不想让他生病——他也许需要什么、我们第二天该为他偷些什么。然后，我们才各自上床。我不知道劳拉怎样，但我则会想象他在我头顶上方阁楼里的模样。他可能也在努力入睡，在床上发霉的被子里辗转反侧。接着他睡着了。再接着，他会做梦——做关于战火的长梦，梦见分崩离析的村庄和遍地的瓦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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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小心翼翼地端着食物走上阁楼，像是在向寺庙奉献贡品。她又小心翼翼地把便壶拿下来，仿佛那是一个圣盒，或是一支快要熄灭的珍贵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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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亚历克斯的事一时把我和劳拉前所未有地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是我们深感不安的秘密，又是我们俩的一大善举——一件我们俩终于可以一起做的事。我们是两个助人为乐的小善人，把一个男人从水火之中救上来。我们俩就像圣母马利亚和她姐姐玛莎一样，照料基督——噢，不是基督，就连劳拉也不敢把亚历克斯比做基督。不过，我们俩扮演的两个不同角色却是显而易见的。我扮演玛莎，忙着干杂活；劳拉扮演马利亚，对亚历克斯顶礼膜拜。（男人宁愿要什么？是火腿鸡蛋，还是崇拜？有时是前者，有时又是后者，这要取决于他饿不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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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他在写些什么？”劳拉问道。我们俩都想不出来。一篇囚犯日记，还是一篇自我辩护？或许是一封求救信。不过，他从来没要我们寄过什么东西，因此不可能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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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他问我们可否给他一些纸——写字的纸。我们有厄斯金先生留下的一摞练习本，于是给他送去了，还附加了一支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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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给亚历克斯送去剪报，还有一张通缉令——这是劳拉从电话线杆上偷撕下来的。他沮丧地看了自己的通缉令，然后说：“他们想要我的脑袋。”
“这些是宝石？”劳拉问道。
除此之外，警方还印发了对亚历克斯的通缉令，张贴在邮局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幸运的是，这张照片不太清晰：亚历克斯用手挡住自己，挡住了半张脸。这张照片是从报纸上复制下来的，那是钮扣厂野餐会上埃尔伍德·默里给我们三人照的合影。（我和劳拉在他两边的形象自然被剪掉了。）埃尔伍德·默里说，他本来可以从底片上印一张更清楚点的照片，可他找不到底片了。不过，这也不足为怪；当报馆被砸时，很多东西都被毁掉了。
“不是。它们的发音不像。”我回答说。
亚历克斯频频出现在报纸的社论里，不仅仅在我们当地的报纸上。据说，他是个纵火犯和杀人犯，更有甚者说他是个冷血杀人狂。他来到提康德罗加港，渗入工人们中间，散播分裂的种子。他得逞了，造成了全面的罢工和骚乱。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邪恶典型——一个聪明的小伙子，聪明反为聪明误。他的聪明由于交了坏朋友和读了坏书，变成了歪门邪道。他的养父，一个长老会的牧师，说他每晚为亚历克斯的灵魂祈祷。然而，他们这伙人属于邪恶的一代。当亚历克斯还是个孩子时，是这位牧师把他从战争的恐怖中拯救出来。这个事实不能忽视。他说，亚历克斯是从死神手里救出来的人，但带陌生人回家总是要冒风险的。言外之意在告诫人们：这种人最好别去救他。
“那么是一种外语？”
当亚历克斯在里面洗澡时，我和劳拉坐在各自的房间里，每人盯着一扇卫生间的门。我试着不去想里面在干什么。想象他那一丝不挂的样子令我难受，可那也没什么好想的。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些字母像是可疑的密码。也许亚历克斯果真像人们所指责的那样：是个间谍之类。
接着，他又抱怨说，待在阁楼上最不舒服的是不能保持个人卫生。他说，他的嘴巴臭得像个下水道。我们把瑞妮用来洗银器的旧牙刷偷来，尽可能地为他洗刷干净；他说，那总比没有好。一天，我们给他送去一个脸盆、一条毛巾，还有一壶热水。等到下面没人，他就把脏水从阁楼窗户里泼出来。天刚下过雨，地面还是湿的，泼水也没人注意。过了一阵子，看来没有危险时，我们就让亚历克斯从阁楼上下来，到我和劳拉合用的卫生间好好洗个澡。（我们对瑞妮说，我们要帮她一把，自己打扫卫生间。她对这事的评论是：怪事没完没了。）
“我们把它扔掉吧。”我说道。
起先，亚历克斯对我们感恩戴德。他说，我们是好同志；如果没有我们，他早就完蛋了。后来，他又要香烟——他犯烟瘾了。我们从钢琴上的银烟盒里偷出来一些，但告诫他每天只能抽一支——烟雾可能会被人发觉的。（可他不管这一套。）
“我来，”劳拉急忙说，“我把它拿到我的壁炉里烧掉。”她把这页纸叠好，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我把它喂鸟了。”劳拉回答说。那倒是实话：以后她就这么做了。
亚历克斯走了一周之后，劳拉来到了我的房间。“我想这个还是由你来保存。”她说道。这是一张我们三个人的合影，是埃尔伍德·默里在那天野餐会上拍摄的。但她把自己的像剪去了，只留了她的一只手。她不能把这只手也剪去，否则照片的一边就缺损一块了。她没有给照片上色，却把她的那只手涂成淡淡的黄色。
“你连南瓜的皮也吞下去了？”瑞妮厉声说道。瑞妮做的饼，她从来不吃皮。没人会吃。亚历克斯·托马斯也不吃。
“天哪，劳拉！”我惊呼道，“你从哪儿弄来的？”
瑞妮有没有怀疑我们？我想，她是怀疑的。她总能猜到我们在干些什么。她只不过是“非礼勿视”而已。我想，如果我们的事情败露，她肯定会说她不知道。有一次，她叫我们别老偷葡萄干了；她说我们像个无底洞——突然哪来这么大的胃口？有一回，一个南瓜饼的四分之一不见了，她生气了。劳拉说她吃掉了，因为她突然感到饿了。
“我印了一些照片，”她说，“那是在埃尔伍德的报社干活时印的。我还拿回了底片。”
我们在每天的早上和晚上两次去亚历克斯的阁楼。我们先去食品储藏室，洗劫全家吃剩下的东西。我们偷走生胡萝卜、火腿皮、吃了一半的煮蛋、夹有黄油和果酱的面包卷，有一次还拿过一个炖鸡腿——这是个大胆的举动。当然还有水、牛奶、冷咖啡。我们把空盘藏在我们房间的床下，等到四下无人时在卫生间的水斗里洗干净，再放回厨房的碗橱里。（这事由我来干；劳拉手脚太笨了。）我们也从来不用好瓷器。万一摔坏了怎么办？即使是一个普通的盘子，都可能会引起注意的；瑞妮数着呢。所以，我们对待餐具十分小心。
我不知道该生气还是该吃惊。把照片剪成那个样子是一件很怪的事。劳拉的那只淡黄色的手，像一只闪光的螃蟹，爬过绿草，伸向亚历克斯。这个景象让我脊背一阵发凉。“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我们匆匆上楼时，我悄悄地说：“亚历克斯·托马斯一定就是挨饿的亚美尼亚人。”但劳拉并不认为这话好笑。她认为这话一点不错。
“因为这是你想铭记在心的东西。”她说道。她说话如此放肆，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她直视着我；这种眼光出自任何人都会是一种挑战。但这就是劳拉：语气中既没愠怒，也没嫉妒。她只是在叙述一个事实。
亚历克斯的第一顿早饭是我们吃剩下的烤面包皮。一般来说，我们不吃面包皮，除非瑞妮唠叨个不停——她仍旧会说别忘了那些挨饿的亚美尼亚人——但这次瑞妮来查看时，面包皮都不见了。它们都到劳拉的蓝裙子口袋里去了。
“没关系，”她说，“我还有一张，是留给我自己的。”
我们从来没谋划过万一被发现该怎么办。我们根本没做过这样的谋划。到时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了。
“那么我不在上面吗？”
每天早上，我和劳拉都要在她的房间里轻声开个会。议题无非是如何弄到食物和饮料，如何留神当心，以及如何倒掉便壶之类。我们俩有一个要假装在房间里看书，开着房门；从那儿可以看到通向阁楼的楼梯口。另一个则忙着取送食物。我们俩商定轮流望风或是忙活。我们的最大障碍自然是瑞妮。如果看到我们太鬼鬼祟祟的话，她一定会起疑心的。
“没错，”她说道，“你不在。只有你的手。”这是我所听到的她对亚历克斯·托马斯最明显的表白。直到临死，她甚至都没用过爱这个字眼。
亚历克斯·托马斯点点头，说道：“好姑娘。真是我们的同志。我知道你是讲究实际的。”
我应该扔掉这张残缺的照片，但我却没有。
我下楼去，又拿上一个便壶，没说一句话，就把它放下了。关于瑞妮所讲的绑架的故事，我总有一个问题搞不明白——要大小便怎么办？关在地窖里是一码事，蹲在一个角落里掀起裙子方便又是另外一码事了。
情况又回到原先那种惯常的、单调的秩序之中。仿佛有一种无声的约定，我和劳拉从此不再提起亚历克斯·托马斯。我们双方都还有许多意犹未尽之处。起先，我还常常爬上阁楼——里面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烟草味——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就不去了，因为去也没意思。
“没人会来的，”我说，“如果有人来的话，你钻到被子里就是了。别走动，他们可能会听到脚步声的。也别开灯。”（同冷窖一样，阁楼上也有一只装着拉线开关的灯泡。）“早上我们会给你送些吃的来。”我补充道。其实我也不知道能否履行这个诺言。
我们又埋头于日常生活，尽可能让自己忙一些。现在我们有一点钱了，因为父亲将获得厂房烧毁的保险赔偿。这点钱还远远不够，但父亲说，我们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我从厨房里拿了一支为断电而准备的蜡烛，把它点亮，领着亚历克斯·托马斯走出地窖，穿过厨房，走上后楼梯；接着，再爬上一个窄楼梯到达阁楼。我把他安置在三个空箱子后面。那儿有一只松木的衣物箱，里面装着几条旧被子。我把被子拖出来给他睡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