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警察站在一旁，确保这些人不会想出什么歪点子，诸如留在提康德罗加港之类。他们得被赶走，赶到其他地方去。但是，也不许他们偷偷跳上火车站里的棚车，因为铁路公司是绝对不能容忍这种事发生的。游民和警方之间发生了扭打和拳脚相加。埃尔伍德·默里在报上写道：警察在这里滥用警棍。
起先，埃尔伍德并没发现什么可注意的。劳拉只是在周日早晨沿主街步行走去教堂，给主日学校的五岁大的孩子们上课。在一周内的另外三个早晨，她去火车站旁基督教联合会办的施食所帮忙。该所的任务是给爬火车的那些又饿又脏的男人和孩子分发白菜汤：这是一项善举，但镇上的人并非个个都赞成。有人认为他们是扰乱治安的阴谋分子。还有人觉得不该给他们提供免费餐饮，因为他们得自食其力。有人朝他们大叫：“去找工作！”（辱骂决不是单方面的。不过，这些游民用的是更温和的形式。这些人自然憎恨劳拉和所有像她这样的宗教慈善家。他们自然也有发泄自己情感的渠道：一个笑话、一次嘲笑、一次推挤，或是阴沉的一瞥。毕竟，没有比被迫感恩更难的事了。）
于是，这些人会沿着铁路线走到很远的地方再跳火车，但这样做更难，因为那时火车已经加速了。确实发生了几起事故，还有一个人死亡——一个不到十六岁的男孩命丧车轮，整个人被碾成了两段。（这起事故之后，劳拉把自己锁于房内两天不吃不喝，因为她曾经给这个男孩发过一碗汤。）埃尔伍德写了篇社论，说道：此次的不幸事故令人遗憾，但这既非铁路方面的过错，当然也不应归咎于这个城镇。如果有人鲁莽地去冒险，那他能指望有什么好结果呢？
这下可激起了埃尔伍德的好奇心。他开始密切注意劳拉，比平时更加“多管闲事”。我不能称此为“监视”活动——他并没有埋伏在暗处。他只是对劳拉多加注意。（然而，他还没有发现劳拉偷他的底片。他从未想过劳拉找他学摄影可能是别有用心。劳拉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坦诚，额头又圆又光，几乎没有人怀疑她表里不一。）
劳拉向瑞妮讨些骨头去教会的施食所做汤。瑞妮说，她并不会种骨头，骨头也不会从树上长出来。为我们全家的吃喝，她厨房里也需要骨头。她说，省一文等于挣一文。劳拉难道不明白，在这个困难的年头，我们的父亲需要他赚到的每一分钱？但时间长了，她也经不住劳拉的软缠硬磨，总会给她一块、两块或三块骨头。劳拉不想碰这些骨头，甚至连看都不看，因为她会觉得恶心。于是，瑞妮会帮她包好，叹口气说：“喏，拿去。这些流浪汉迟早会把我们家吃空的。我还在里面放了一个洋葱。”她认为劳拉不该去施食所帮忙——对她这样的年轻姑娘来说，这种活太粗了。
当她达到目的以后，就不再去埃尔伍德的办公室了。她没向埃尔伍德说明原因，也没有事先知会一声。我觉得她这样做够笨的；确实也是这样，因为埃尔伍德感到了轻视。他试图从瑞妮那儿了解劳拉是否病了，但瑞妮只告诉他劳拉对摄影的热情一定是冷下来了。这个小姑娘满脑子的主意；她总是对某一件事着迷，现在肯定是在迷上别的东西了。
“你不该叫他们流浪汉，”劳拉说道，“人人都不理睬他们。他们只是想要工作。他们想要的只是一份活儿。”
劳拉不仅仅偷回来着色颜料。她的工作之一是将照片归档。埃尔伍德喜欢他的办公室和暗室整洁有序。他把底片保存在透明纸信封内，根据拍摄日期整理成册。这样一来，劳拉便能轻而易举地找到野餐那天的底片。于是，她印了两张黑白照片；这是有一天埃尔伍德外出时，只剩下她一个人时干的。这事她谁也没告诉，甚至也没告诉我——后来我才知道。印完照片后，她把底片塞进包里带回了家。她并不认为这是偷窃，因为开头埃尔伍德未经过我们同意就偷拍了这些照片，她只不过拿回那些根本不属于他的东西而已。
“敢情，”瑞妮怀疑而又生气地说道。她私下会对我说：“劳拉活脱脱是她母亲的翻版。”
“因为你睡着了。”她回答说。
我从来没跟劳拉去过施食所。她没叫我去，反正我也没有那个时间。父亲现在认为，我必须学着管理钮扣厂——这是我的责任。由于我没有兄弟，我在蔡斯父子公司要充当儿子的角色。不过，若去掌管工厂，我得弄脏我洁白的手。
“我猜，那一定是瑞妮的果酱。是从冷藏室拿来的吧——你事先问过她吗？要知道，她可是点过数的。”我拿起我们俩的那张合影。“为什么我是蓝色的？”
我知道我没有管理生产的能力，但我没敢反对。每天早上，我跟着父亲去厂里，看看现实的世界是怎么回事（父亲如是说）。如果我是个男孩，他早就让我到流水线上去干活了。这好比打仗：如果将军自己做不到，那就不能指望他的士兵做到。实际上，他让我盘点存货、结算账目——进多少原材料，出多少成品。
“我又没用多少，”她说道，“再说，我送给埃尔伍德一罐果酱。这是公平交易。”
我干得很糟糕，多多少少是故意的。我感到厌烦，却被逼无奈。每天早上，当我穿着修女般的衣裙到达工厂，像条狗一样跟在父亲屁股后面，我就会经过流水线上工人们的面前。我感到女人们在嘲笑我，而男人们则盯着我看。我知道他们在我背后拿我取笑——女人无非是笑我的仪态，而男人们则是笑我的身体。这是他们实行报复的一种方式。我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责怪他们——身处他们的地位，我也会这么干的——但我还是觉得受到了侮辱。
“你敢！父亲可不相信什么光辉形象之类。你最好把这些颜料还回去，免得别人说你偷窃。”
拉—的—达。她把自己看成是示巴女王。
“我想把他们涂成金色，表现他们的光辉形象，”她说，“可惜没有金色的颜料。我说的是伯伯、叔叔们，不是祖母。我要把她涂成铁灰色。”
操她一顿就杀掉了她的威风。
“那好，但你千万别动祖母阿黛莉娅的照片，”我说道，“也别碰已去世的伯伯、叔叔们！否则父亲会扒了你的皮！”
父亲一点都没注意这些。或者说，他根本不想注意。
“没人会看那些照片，”她说，“他们根本不在乎。”
一天下午，埃尔伍德·默里挺胸凸肚地来到瑞妮厨房的后门，说他带来了不愉快的消息。他看上去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当时我正在帮瑞妮封罐头；时值九月底，我们忙着采回最后一批西红柿。瑞妮一贯节俭，而在那个年月，浪费是一种罪过。她一定意识到，我们的家境正变得越来越拮据——她的工作朝不保夕。
“你闯了大祸！家里人会知道是谁干的。”
埃尔伍德·默里说，为了我们自己好，我们必须知道一些事。瑞妮看看他那种自以为是的样子，估摸事情的严重性，斟酌事情是否已严重到要请他进来。最后还是让他进来了，还给他倒了杯茶。她让他等一下，等她把最后一批罐头从沸水中钳出来，封好盖子，这才坐下来听他讲。
劳拉不为所动。“这是他们灵魂的颜色，”她说道，“灵魂本来就应该是这种颜色。”
事情是这样的。埃尔伍德说，有人看见劳拉·蔡斯小姐在镇上和一个小伙子在一起，而且他就是在钮扣厂野餐会上同她合影的那个人。他们先是一起在施食所，后来一起坐在公园里的长椅上——坐过好几张椅子，而且还抽烟。或者说是那个小伙子抽烟；至于劳拉，他噘起嘴说，他不敢肯定。他们俩在市政厅旁的阵亡将士纪念碑附近，倚在喜庆桥的栏杆上，俯瞰桥下的激流——这可是情人幽会之处。他们也许已经到过“露营地”；这几乎是暧昧行为的一种标志，或是前奏。不过，他不能肯定此事，因为他并没有亲眼所见。
“他们看上去怪怪的，”我说，“看上去病恹恹的。有谁的脸会是绿的！也没有紫的。”
不管怎样，他认为我们得知道。那个人是成年男子，而劳拉小姐不是才十四岁吗？那个男子如此占她便宜，真不要脸。他说着靠回椅背，遗憾地摇着头，得意得像个土拨鼠，眼中闪着幸灾乐祸的光芒。
“我只是练习一下而已，”劳拉答道，“反正照片上的人需要修饰一下。他们现在看起来好多了。”
瑞妮气炸了。她不喜欢在飞短流长方面被人占先。“真是谢谢你告诉我们，”她用牵强的礼貌口气说道，“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这是她维护劳拉的名誉的策略：还未发生什么事，因此无从采取什么措施。
那天晚上，我将她当场抓住。她的梳妆台上摊满了小管子、小刷子之类，还有以前我和她穿着天鹅绒裙子及“玛丽·简”牌皮鞋的合影。劳拉已经把照片从相框里取了出来，正在把我涂成一种浅蓝色。“劳拉，”我说，“你究竟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给书房里的那些照片上色？父亲知道会勃然大怒的。”
埃尔伍德·默里走后，瑞妮对我说：“我早就对你说过，他是个无耻的东西。”她当然是指亚历克斯，而非埃尔伍德·默里。
劳拉自然对此发生了兴趣，但她又和往常一样沉迷进去。她悄悄拿了埃尔伍德的一些着色材料，还带了回家。我是偶然发现这事的：那天我正在书房随便翻阅书籍，突然注意到祖父本杰明的一些镶框照片。每张照片祖父都和一位不同的首相合影。现在的照片上，首相约翰·斯帕罗·汤普森爵士的脸呈现一种淡紫色；首相麦肯齐·鲍厄尔爵士的脸显出一种黄绿色；首相查尔斯·塔珀爵士的脸则变成了淡橙色。祖父本杰明的胡须全带上了一层淡红色。
当我们质问劳拉时，她都承认了，但否认她曾和亚历克斯去过“露营地”。没错，他们在公园里的长椅上坐过，虽然坐的时间不长。她不理解瑞妮为什么对此大惊小怪。亚历克斯·托马斯既非“廉价情人”，也非“狂蜂滥蝶”（这些雅号都出自瑞妮）。她说，这辈子从来没抽过一根烟。至于瑞妮所说的“调情”，她认为那简直令人作呕。她究竟做了什么，让别人产生这样低俗的怀疑？她显然不得而知。
劳拉告诉我她和埃尔伍德·默里面对面做些什么；她也告诉了瑞妮。我以为她会遭到反对，迎来一阵咆哮；我以为瑞妮会说她自贬身份，或者说她行为俗不可耐，放弃原则。谁能说得准，一个年轻姑娘和一个男子在无灯的暗室里会干些什么？但瑞妮认为，埃尔伍德并非雇劳拉为其工作，而是在教她，这是性质不同的另一码事。这使他与雇来的帮手处于同等地位。至于劳拉和他同处暗室，没人认为这会有什么危害，因为他是个娘娘腔很重的男人。我猜想，当瑞妮发觉劳拉除了上帝之外居然还对别的东西发生兴趣，她私下一定会感到宽慰。
照我看，劳拉有些呆：别人听不出什么弦外之音，她自己应当听出来。
着色的照片颜色都不清晰，看起来朦朦胧胧的，仿佛隔了一层干酪包布。这样一来，照片上的人物并没有显得更真实，看上去反而是超现实的：他们像是奇异国度的居民，绚丽而又沉默，却谈不上真实性。
按劳拉的说法，在所有这些场合中，她和亚历克斯都在进行严肃的讨论——有关的只有三方。讨论什么？讨论上帝。亚历克斯失去了信仰，而劳拉在帮助他恢复信仰。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因为亚历克斯愤世嫉俗，也许劳拉的意思是“怀疑一切”。他认为，现实属于人们的今世，而不属于来世。
着色照片内容大多是身穿过时的大战时期军装的年轻士兵，也有新郎新娘的结婚照。还有毕业典礼、首次领受圣餐、庄严的全家福、婴孩的受洗、身穿礼服的姑娘、穿着聚会服装的孩子、小狗小猫之类。偶尔还有古怪的宠物，诸如乌龟、鹦鹉。难得也有躺在棺木内夭折的婴儿，脸色蜡黄，裹着绉纱。
他要为今世而奋斗。他声称他没有灵魂，对自己死后可能会怎样毫不在乎。然而，不管感化他有多么困难，劳拉打算坚持下去。
他说，也许他还能教她如何给照片着色——这是时尚。人们会把老的黑白照片带来上色，让它们变得更生动。步骤是这样的：先用刷子把黑的部分漂白，然后对整张照片用红褐色的调色剂进行处理，使其具有一种粉红色的底光，最后才是着色。颜料都是用小试管和小瓶子装的，得用细小的画笔小心翼翼地上色；多出来的部分得一丝不苟地抹去。着色者得具备调色的能力；这样，照片上的双颊才不会是两团红色，皮肤也不会像哔叽布料。着色者还得具有良好的视力和稳健的手法。埃尔伍德说，这是一门艺术——如果他真这样说的话，他以掌握这门艺术而自豪。在他报社橱窗的一角，有一组旋转的着色照片，放在那儿做广告。旁边有他手写的标牌：“美化你的回忆。”
我用手捂住嘴咳嗽，不敢笑出来。我过去听到劳拉对厄斯金先生常常说这些高尚的话语，我想她现在又在这样做：用话蒙人。瑞妮双腿分开，两手叉腰，目瞪口呆，像一只斗败的母鸡。
埃尔伍德·默里对这个来自阿维隆庄园的小姐的光顾感到受宠若惊。他虽然爱捣乱，却也是胆小的势利鬼，于是当即同意劳拉每周三个下午去他的暗室帮忙。她可以在一旁看他冲印婚礼照、孩子们的毕业照等等。尽管报纸有人排版，后间也有几个人专门负责印刷，埃尔伍德几乎全包了周报的其他工作，包括自己冲印照片。
“我不明白，他干嘛还待在我们镇上？”瑞妮说不赢就转移话题。“我以为他只是来探访朋友的。”
劳拉去拜访了埃尔伍德·默里。她并没有指责他，也没有向他转述瑞妮对他的评论。她反而对他说，她想做一个像他那样的摄影师。其实，她根本不会撒这个谎，这仅仅是默里自己推断出来的。她真正说的只是想学习如何冲印照片。事实绝对是如此。
“噢，他有正事要办，”劳拉淡淡地说，“不过，他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我们的国家又不是奴隶制国家。当然，那些挣钱的工资奴隶例外。”我估计，感化工作并不总是单向的：亚历克斯也在影响她的思想。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下去，我们身边就会出现一个小布尔什维克了。
“那个埃尔伍德该挨板子，”她说，“他认为自己聪明绝顶。”她把报纸撕成碎片，塞进炉子，那样父亲就看不到了。他在厂里一定看过；即使是这样，他也未作什么评论。
“他是不是年龄太大了点？”我问道。
埃尔伍德·默里那天下午没有查到我们的行踪；他那样做是为了弄清亚历克斯的真实姓名。当他找到我们家里，碰上了瑞妮。瑞妮说，我们的名字不该同那个家伙的名字一起被传来传去，因此拒绝告诉他。不管怎么说，他印发了照片。埃尔伍德和我们俩同样冒犯了瑞妮。她认为这张照片不庄重，尽管我们的腿并未暴露。她觉得，我们俩在傻傻地暗送秋波，就像两只单相思的天鹅——嘴巴张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们大大丢了自己的丑。镇上人人都会在背后笑我们：痴情于一个貌似印第安人或犹太人的年轻恶棍——而且，他袖子卷起的样子看上去还像个共产党。
劳拉狠狠瞪了我一眼——什么年龄太大了？——不让我多嘴。她说：“灵魂是没有年龄的。”
还有一张亚历克斯·托马斯和我们俩的合影——我和劳拉分别站在他的左右两旁，如同两个书挡。我们俩都在望着他微笑；他也在微笑，但他把手伸出来挡住脸，就像那些黑社会歹徒被捕时躲避记者的闪光灯一样。然而，他只挡住了半个脸。照片的文字说明是：“艾丽丝·蔡斯小姐和劳拉·蔡斯小姐招待外来客人”。
“可人们都在议论。”瑞妮说道。这向来是她的杀手锏。
钮扣厂举行过野餐会之后，《信使与旗帜报》登载了通常的报道：哪个婴儿赢得了“最美婴儿比赛”的冠军，谁家的狗获得了“最佳狗狗”称号。对此，父亲说了一番话，简述如下：埃尔伍德·默里给一切都抹上了乐观主义的光泽，所以听起来一切如常。报纸上还有一些照片：那只获奖的狗——一个深色的剪影；那个得奖的婴儿，胖乎乎的像个软垫，头上还戴着荷叶边的软帽；踢踏舞演员高举着一支巨大的纸板做成的三叶草；父亲站在讲台上。他这张照片拍得并不好：嘴巴半张着，仿佛在打哈欠。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劳拉说。她的语气中带有一种高傲的恼怒：别人的议论总是成为她背上的十字架。
劳拉能感动人们。我却不能。
瑞妮和我不知如何是好。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告诉父亲；他也许会禁止劳拉再去见亚历克斯。但她决不会服从，因为有一个灵魂需要拯救。我们断定，告诉父亲只会把事情闹大。再说，到底真正发生过什么事？我们也说不上来。（在这件事上，我和瑞妮都是知情者；我们俩商量过。）
然而，当我看得再仔细一些，才发现那姑娘我并不认识。毫无疑问，她是个忧伤过度的研究生。起先，我以为她只不过是在祈祷，但她其实是在摆花：一支康乃馨，花茎用锡纸包着。当她站起身来时，我看见她哭了。
过了些日子，我渐渐感到劳拉在哄骗我；不过，具体细节我也弄不清楚。我并不认为她对我们撒谎，但也没说出全部实情。有一次，我看见她和亚历克斯一起走过阵亡将士纪念碑，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另外一次是在喜庆桥上；还有一次，他们在贝蒂小吃店外面闲逛，对人们投来的目光视而不见，也包括我的。这纯粹是对众人的藐视。
我绕着纪念碑走了一圈，发现一个年轻女子跪在墓前——劳拉的墓前。她低着头，一身黑色装束：黑牛仔裤、黑T恤衫、黑夹克，背着一个黑色小背包——现今的女孩子都背这样的包，而不再用手袋了。她有一头长长的黑发，和萨布里娜的一样。我的心突然一动：萨布里娜回来了——从印度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她不声不响地飘然而至。她已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她打算给我一个惊喜，可现在我的到来把它给搅了。
“你得向她讲明道理。”瑞妮对我说道。但我同劳拉讲不明白。而且，我渐渐无法同她谈话了；即使谈了，她会听吗？对她说话犹如对一块木头说话。我的话对她就像耳旁风，左耳进，右耳出。
古埃及人说，念死者的名字是为了让他们重生。不过，人们并不总是希望死者复活。
当我不去钮扣厂的时候，便开始独自游逛，因为父亲也觉得我天天去工厂徒劳无益。我沿着河岸行走，假装有个目的地似的；或者站在喜庆桥上好像在等人，同时盯着桥下的黑沉沉的流水，想起那些跳河的女人的故事。她们殉情而死，因为那是爱情的驱使。一旦你沉醉于爱情，你便会被无情地卷走。书上就是这么说的。
早晨天气晴好。我从前花园采了一小束粉红的金鱼草去墓地，放在家人的墓前，献给雪白大理石基座上的两位冥想的天使。我想，这会令两位天使耳目一新。有一次，我举行了小小的仪式：念墓碑上死者的名字。我以为我是在默默地进行，但偶然却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就像一个教士在喃喃地做每日祈祷。
我还会沿着主街溜达，认真观看商店橱窗里的商品：鞋袜、帽子、手套以及螺丝刀和扳手之类。我会仔细端详珑玉电影院外玻璃橱窗里的电影海报，把自己跟明星们比较一下，想象自己把头发梳下来遮住一只眼睛、再穿上合适的衣服会是什么样子。我不可以进去；我结婚前从来没有进过电影院，因为瑞妮说，珑玉电影院是个低级场所，年轻姑娘无论如何是不该独自进去的。下流男人去那儿寻找猎物，他们会挨在你身旁坐下，把黏虫般的手向你伸来，在你不知不觉之中摸遍你的全身。
这是菊花的季节。这种花用于葬礼；这是指白色的菊花。死者对这些花一定感到很厌倦。
瑞妮嘴里说出来的姑娘或女人都是迟钝的，身上却有许多可让人攫抓之处，就像个攀缘构架。她会被神奇地剥夺了尖叫或动弹的能力。她会束手无策，不知所措——因为震惊、愤怒或羞耻。她会孤立无援。
大雁南飞，发出阵阵悲鸣；河岸上的漆树开满花朵，如同一支支暗红的蜡烛。已经到了十月的第一个星期。在这个季节，人们把充满樟脑丸气味的羊毛衫从箱子里翻出来。夜雾弥漫，晨露浓浓，门前的台阶滑溜溜的，迟缓的鼻涕虫爬了出来。金鱼草很快就青春不再，而别的季节看不到的带褶边的红紫相间的甘蓝花却开得如火如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