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谈话是不多的。然而，奶酪上过以后，席间有一阵间歇。此时我们可以停一下嘴巴，默默评价一番：干酪太软、奶油不新鲜、干酪有些变质等等，并四下看看。
坐在我身旁的亚历克斯·托马斯也十分尽职。他在不停地切割，仿佛那是他的谋生手段；鸡块在他的餐刀下嘎吱作响。（瑞妮对他的这种“敬业”并不感激。你可以确信，她只是监视某人吃了什么。她的评论是：那个叫什么亚历克斯的胃口真大，你会以为他在地窖中被饿坏了。）
父亲用他的一只蓝眼睛瞥了一下亚历克斯·托马斯。“那么，小伙子，”他用一种自认为友好的语气说，“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们这个美丽城市来的？”听起来他像是维多利亚时代古装戏中威严的一家之主。我低头望着餐桌。
威妮弗蕾德把她的盘子里的食物拨来拨去，像在玩多米诺骨牌。我看了不禁义愤填膺，决心把盘中的食物都吃得干干净净，连骨头也吃光。我可不能让瑞妮失望。我想，过去她从来没有这样尴尬过——狼狈、出丑，弄得我们也出丑。过去，我们家总是把好厨师请进来的。
“我是来探访朋友的，先生。”亚历克斯相当礼貌地答道。（关于他的礼貌，我们后来可以听到瑞妮是这样评价的：孤儿们都有良好的教养，因为那是在孤儿院中被打出来的。只有孤儿才能够这样自信，但他们的这种自信中蕴含着复仇的本质——他们骨子里对每个人都抱着嘲弄的态度。不过，他们当然要复仇，只要想想他们是如何被人抛弃的就明白了。大多数扰乱分子和绑架犯都是孤儿出身。）
浓汤有一股铁皮味；鸡也全是面粉味，做法很粗糙，而且缩水变硬。这么多人在一个房间里用餐，个个费劲地大肆咀嚼，实在不太雅观。这种场面不能叫进餐，而应该叫大嚼。
“我女儿告诉我，你正在准备做牧师。”父亲说。（我和劳拉肯定没提起过这事——不用说，一定是瑞妮。她可能心怀恶意地露点风，也可能是她弄错了。）
瑞妮把菜单上的菜都买齐了，或者说在那个时期我们所能买得起的东西。不过，她做菜贪多嚼不烂。蔬菜浓汤、乡村鸡——一个接一个，如同滚滚而来的海浪，又如同法律，恒定不变。
“我曾经准备做过，先生，”亚历克斯答道，“但后来不得不放弃了。我和他们分道扬镳了。”
“为什么不？”亚历克斯回答说，“人人都这样。”
“那现在呢？”父亲又问道。他可是习惯于听到实实在在的答案。
“你不该专捏软柿子。”卡莉说道，语气中不无高兴。
“现在我依靠我的才智生活。”亚历克斯说。他微微一笑，带点自我解嘲。
父亲沉下脸来。威妮弗蕾德不禁脸红了，真是活该。
“对你来说真不容易。”理查德轻声说道。威妮弗蕾德却大笑起来。我不无惊讶：我并不相信他有那种才智。
“你说这房子像博物馆，是否在说它积满灰尘？”亚历克斯·托马斯问道，“或者说它过时了。”
“他一定想说，他是一个报社记者，”瑞妮说，“我们中间的间谍！”
“这些窗户在那个年代曾经是典范，”理查德说，“而且镶玻璃的工艺也很好。”尽管他口气中带有卖弄学问的优越感，我却对他心存感激。我压根儿就没想到他是在对这房子进行评估。他明白，这个“王国”已经摇摇欲坠：我们不久便会面临拍卖。
亚历克斯又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父亲沉下脸来。在他眼里，报社记者都是社会的害虫。他们不仅满口谎言，还以别人的痛苦谋生——他称他们为尸体上的苍蝇。不过，他认为埃尔伍德·默里是个例外，因为他是我们家的熟人。他最多只会称他为流言贩子。
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过时”了。我感到了一种羞辱；我一直以为这些窗户是相当漂亮的。但我看得出来，威妮弗蕾德的评价便是外面世界的评价——这个世界对此类东西都普遍持有同样的看法。我原先一直拼命想加入这个世界。现在我才意识到自己多么不适合这个世界，多么土气，多么幼稚。
而后，谈话便转向了大众话题，如政治、经济，正如那个时代大家所谈论的一样。父亲的见解越来越糟糕，而理查德总是使谈话“转危为安”。威妮弗蕾德说，她真不知道该怎么想才好。不过，她自然希望他们能不把事情挑开。
“这房子真可爱，”大家步入餐厅时，威妮弗蕾德·格里芬说道，脸上露出了做作的微笑。“它维护得多好啊！这些彩色玻璃窗真棒——美极了！这里就像是个博物馆！”
“关于什么？”劳拉问道。到此刻为止，她还没说过一句话。现在她突然开口，如同一张椅子开口说话，令所有人一怔。
父亲穿着他的宴会装，没有烫过。理查德·格里芬的宴会装却烫得笔挺。亚历克斯·托马斯穿着棕色的短上衣和灰色的法兰绒长裤；在这样的天气显得有些过厚。他还戴着一条蓝底红点的领带。他的衬衫是白色的，领口太大了。这套衣服穿在他身上，好像是借来的一样。不过，他没有料到自己会被邀请参加宴会。
“关于社会动乱的可能性。”父亲说。他的话略带责备的口吻，意思要劳拉别再多嘴。
今晚她穿了一件灰不溜秋的运动裙——她说这叫“托普”色；在法语中，这个词是“鼹鼠”的意思。若穿在任何别的人身上，这裙子看上去就像是个下垂的口袋，只不过多了两个袖子和一条腰带而已。然而，卡莉却设法把它变成了似乎是游离于潮流和时髦之外的服装——它向人们暗示，赶潮流和时髦的东西是不值一顾的。它不惹眼，却又是如此鲜明的一件东西，好像谋杀案发生前厨房里一件普通的利器——诸如冰锥之类。这条裙子好比是寂静人群中举起的一个拳头。
亚历克斯说，他对此表示怀疑。他说，因为他刚刚从营中回来。
她曾经指望父亲可以帮她一把——为她多揽些银行的活儿。父亲却淡淡地说，如今他同银行的关系已不像以前那般亲密了。
“营？”父亲不解地问道，“什么营？”
她已放弃了为死难士兵建造纪念碑的理想；对死者来说，这件事已经不太需要了。现在她制作的浮雕有工人、农民、穿着油布衣裤的渔夫、印第安捕兽者。还有系着围裙的母亲抱着小孩坐在腿上，用手挡着阳光。只有银行和保险公司才有足够的财力订制这些浮雕。他们无非是用这些浮雕来装饰他们大楼的外墙，以此显示他们紧跟时代潮流。卡莉说，为这些张扬的资本家工作是令人沮丧的。但重要的是浮雕传达的信息；至少当人们在街上路过银行之类可以免费看到这些雕像。她说，这是一种平民艺术。
“救济营，先生，”亚历克斯说，“贝内特的劳动营，专为失业者开设的。每天干十个小时，收入微薄。这些小伙子如今不大想干了——我是说，他们越来越不安心了。”
那天晚上，威妮弗蕾德穿了一件款式朴素的黑色连衫裙，却非常高雅，脖子上戴的一条三圈的珍珠项链令她十分引人注目。耳环是由细小珍珠做成的一串葡萄，带着黄金做的茎叶。相比之下，卡莉的衣着明显寒伧。几年来，她已经不穿紫红色和橘红色的衣服了，放弃了大胆的俄国移民样式，甚至把她的烟嘴也搁置不用了。如今她白天喜欢穿宽松裤和V字领套衫，还卷起衬衫袖子；她把头发也剪了，把名字缩短成“卡尔”。
“要饭的哪能挑肥拣瘦，”理查德说道，“这可比外出谋生强多了。一日三餐有保证，日子比养家糊口的工人还要好过。而且，我听说伙食也不赖。想来他们应该感恩戴德。”
威妮弗蕾德不是理查德·格里芬的妻子（据我猜想），而是他的妹妹。（她结婚了，守寡了，还是离婚了？人们不太清楚。她自称威妮弗蕾德夫人；如果曾经有过一位普赖尔先生的话，这对她以前的这位丈夫是一种伤害。很少有人提到普赖尔先生，也从来没人见过他。据说他非常有钱，而且目前“旅居海外”。后来，当我和威妮弗蕾德不再说话了，我常常独自对这位普赖尔先生想象出一些故事：她把普赖尔做成了标本，放在装有樟脑丸的硬纸盒里；或者她和司机一起把他关入地窖，以便他们俩纵欲偷情。这些风流韵事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不过，威妮弗蕾德干这种事总是谨慎小心的。她能做到掩人耳目，好歹也算一种美德吧。）
“他们并不是那种挑肥拣瘦的人。”亚历克斯说。
“这种东西一看就倒胃口，”父亲讥讽地说道；我能听出他语气中隐含的愤怒。“还是别吃为好，否则够你受的。”卡莉对此一笑了之，而威妮弗蕾德·格里芬·普赖尔却优雅地拿起一个奶酪丸子塞进嘴里。她吃的时候嘴唇微微噘起，以防擦掉口红——女人吃东西时都这样。她说，这话真逗。那位表姐忘了给客人们送餐巾纸，所以威妮弗蕾德的手指油兮兮的。我好奇地盯着她，看她是否会把手指上的油腻舔掉，或者擦在她的裙子上，或者擦在沙发上。然而，我的目光开了小差，一不留神没看到。我的直觉是她擦在了沙发上。
“我的天，你真是个空想的“左”倾分子，”理查德说道。亚历克斯又低下头看他面前的盘子。
瑞妮准备了橄榄片薄饼、煮蛋和腌菜，还有人们没想到的烤奶酪丸子。这些点心放在祖母阿黛莉娅的最好的大浅盘里；这是一套德国的手绘瓷盘。这只大浅盘上画着深红色的牡丹花，带着金色的枝叶。盘子上铺了一张装饰纸垫，中间是一小碟椒盐果仁，四周所有的薄饼都摆放得如同花瓣，上面还插了牙签。瑞妮的表姐端起点心送给客人，动作十分唐突，甚至有点气势汹汹，仿佛要打劫似的。
“如果他是的话，那么我也是，”卡莉说，“不过，我认为人们不必先成为“左”倾分子再去实现……。”
瑞妮的这位表姐邋遢极了。她按规矩穿着黑裙子，扎着白围裙，可她的长筒袜却是咖啡色棉纱的，而且已经松垂；她的手也不太干净。白天，她在杂货店里干包装土豆的活儿，手上的那种污垢一时实在难以洗去。
“那么你在那儿做什么？”父亲打断了她的话。（他最近同卡莉有过不少争论。卡莉希望他接受工会运动。他则说，卡莉是在异想天开。）
宴会正式开始前，客人们按时聚在客厅里喝雪利酒，由瑞妮的一个未婚表姐侍候；她是被拉来帮忙的。我和劳拉是不允许喝雪利酒或任何别的酒的。劳拉对这道禁令似乎没什么意见，我却很生气。在这件事上，瑞妮站在父亲一边，而当时她的确滴酒不沾。她一边把那些杯中的残酒倒在水槽里，一边说：“我决不会同那些与酒杯接吻的人接吻。”（然而，她错了——宴会后不到一年，她嫁给了当时有名的酒徒罗恩·欣克斯。米拉，如果你读到这一段，请注意：在你父亲被瑞妮打造成社区的栋梁之前，他曾是个有名的酒鬼。）
就在这时，冰淇淋被推了进来。那时我们有一个电冰箱——还是在经济危机之前买的。尽管瑞妮对其冷冻室的功能将信将疑，但她那晚将它派上了大用处。冰淇淋做成了球形，绿莹莹的，硬如坚石，一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我和劳拉都没有合适的衣服参加宴会。不过，我们还是有些衣服的。这些衣服都是小时候穿剩下的：普通的深蓝色天鹅绒连衫裙，下摆低垂，为了掩盖已经被磨损的裙边，还滚了一圈黑丝带。我们的连衫裙原本有一个白色花边领子，劳拉的那件至今还有；我把我那件的领子花边拆下来，这样领口就低一些了。这两件裙子我们穿已经太紧了，至少我那件是这样；劳拉的那件想必也如此。照通常的规矩，劳拉年龄还小，不宜参加这种宴会。但是卡莉说，让她一个人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是很残酷的，特别是她还以个人名义邀请了一位客人。父亲说让她去也许是对的。接着，他又说，不管怎样，劳拉像野草般长得很快，看起来已经和我一样大了。他很难判定多大年龄才能参加宴会。他也从来记不住我们的生日。
喝咖啡时，远处的“露营地”开始放烟火了。我们都去码头上观赏。景色壮观——我们不仅看到烟火，还能看到它们在若格斯河中的倒影。红的、黄的和蓝的光束在空中瀑布般散开：星星状的、菊花状的、杨柳状的，五光十色。
我要做的是在餐桌上摆鲜花，再就是安排用餐的座位。我从花园边上采了一些鱼尾菊——这个季节几乎只有这种花。排座位时，我把亚历克斯安排在我旁边，另一边是卡莉，把劳拉则安排在餐桌尽头的座位。我觉得，这样安排可以把亚历克斯隔开，至少把劳拉隔开。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亚历克斯说，“但他们从来不用它制造枪炮，只制造烟花。不过，我并未真正感到焰火赏心悦目。它们太像重型炮弹了。”
“我不需要别人来帮倒忙，”瑞妮说，“我只要你别来厨房添乱就好。艾丽丝可以帮我。至少她不笨手笨脚。”瑞妮认为，让别人来帮忙是她的一种恩惠。她对劳拉仍旧气恼，所以要赶走她。然而，这种“惩罚”对劳拉不起作用。她戴上太阳帽，又出去逛草坪了。
“你是和平主义者吗？”我问道。看起来他该是那样的人。如果他说是，我就准备不赞成，因为我想引起他的注意。他总是在和劳拉说话。
“我能帮什么忙吗？”劳拉来厨房问道。
“我不是和平主义者，”亚历克斯回答说，“但我父母都死于战争。或者说，我猜想他们死于战争。”
“亚历克斯没问题。他就是个青年，”卡莉说，“他不过是来玩玩而已。他只是我一个普通朋友。”她可不想让父亲产生误会，以为亚历克斯·托马斯是她的男朋友——他情场上的对手。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得知这个孤儿的故事了。经过瑞妮小题大作了一番之后，我希望这是个好故事。
卡莉·菲茨西蒙斯试图劝慰他。她向他保证说，亚历克斯不是倒霉蛋。不错，他目前没有工作，但他似乎确有收入来源；不管怎样，还从来没听说过他给谁添过麻烦。“他的收入从哪儿来？”父亲问道。卡莉决不会知道，因为亚历克斯对这事守口如瓶。“也许他是抢银行的吧。”父亲讥讽地说。“才不呢。”卡莉说道。不管怎么说，她的一些朋友认识亚历克斯。父亲说，认识不等于他就是好人。那时父亲已开始厌恶艺术家了。他们中有太多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谴责他压榨农民。
“你自己也不太清楚吗？”劳拉问道。
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尽管他心里很不乐意。劳拉自作主张，代替他作为主人而邀请客人，说不定接下去她还要邀请所有的孤儿、流浪汉、倒霉蛋来赴宴呢，简直把他当成了仁慈的文西斯劳斯国王。他说，她这些出于善心的冲动必须受到遏制；他并不是在开救济院。
“不清楚，”亚历克斯说，“人们告诉我，有人发现我坐在一座烧毁房屋中的瓦砾上。周围其他人都死了。很显然，我被藏在了水槽下面或一个锅灶下面——一个类似金属的容器。”
劳拉不作声了。她向来不会为什么事而感到内疚的，但这次她似乎因为一时冲动邀请了亚历克斯而有点自责。然而，正像她说的，木已成舟，不管谁来都得以礼相待，否则就太失礼了。
“那是在哪里？又是谁发现了你？”
“他跟别人不一样，”瑞妮说道，“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很可能是混血印第安人，要么就是吉卜赛人。他当然和我们大家都不一样。”
“不清楚，”亚历克斯说，“他们其实也不知道。那儿既不是法国，也不是德国。那是在它们东面的一个小国里。我一定是被托来托去的；后来红十字会通过某种途径接收了我。”
“他就叫自己亚历克斯，”劳拉说，“跟别人没什么两样。”
“你还记得吗？”我问道。
当我们从野餐会回来时，瑞妮正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她看上去不太像特洛伊城的海伦。尽管事先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她还是慌乱不堪，脾气也暴躁起来；她汗流浃背，头发也披散下来。她说我们只能有什么做什么了。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别的东西呢？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时，又冒出了一件事：那个叫亚历克斯的来了——他管自己叫亚历克斯。这小伙子长得倒很帅。
“不太记得了。过了这么久，一些细节已想不起来了，比方我的名字等等。最后我到了修道院。教士们感到，从多方考虑，忘却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了。他们是一小群长老会成员，很爱干净。为不生虱子，我们都剃了光头。我还能记得那种突然没有头发的感觉——好凉啊。从那时起，我才真正开始记事。”
可曾有人把这种事当真？我祖母便是。只要看看她的肖像——那狡黠、满足的笑容和下垂的眼睑，你就明白了。她把自己当成谁了？她把自己当成了示巴女王。
尽管我开始慢慢喜欢他了，我得惭愧地承认，对他的故事我还是相当怀疑。这故事里面包含了太多的传奇色彩——太多的好运气和坏运气。我还太年轻，不相信有这么多的巧合。如果他试图想给劳拉留下深刻印象——他是在这样做吗？——他选择的方法是再好不过了。
我难以想象特洛伊城的海伦会穿着围裙，卷起袖子，脸颊上沾着面粉；而关于女巫锡西和公主美狄亚，据我所知，她们只做过魔液，要么毒死继承人，要么把人变成猪。至于示巴女王，我怀疑她是否烤过一片面包。拉斯金先生关于女人和烹饪的独特见解从何而来，我不得而知。不过，这布施者的形象定是让我祖母那个时代许多中产阶级妇女心驰神往。她们外表庄重，不可侵犯，甚至高贵，但又拥有一种神秘而又能致命的食谱，能够激起男人心中火一般的情欲。同时，她们又是完美的女性——布施者。她们总是给人丰厚的赠与。
“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我说，“那一定很糟糕。”
烹饪是一种集公主美狄亚、女巫锡西、美女海伦[2]和示巴女王[3]所有的知识之大成。它意味着通晓一切植物、水果、香料和调味品，熟知田地和树丛中一切有疗效的甜果以及美味的果肉。烹饪意味着对炊具的精细运用，加上自己的匠心，再加上乐意和准备就绪。它是你祖母的节俭加上现代药剂师的科学；它是一种尝试，而不是浪费；它融合了英国人的周到、法国人和阿拉伯人的好客；最终它意味着你日趋完美，成为永远的贵妇人——布施者。
“我曾经这样想过，”亚历克斯说道，“但后来我意识到，我是一个没有必要知道自己究竟是谁的人。家庭背景之类的东西对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人们通常用这些来作为他们为人势利的理由，或者失败的借口。我摆脱了这种诱惑，如此而已。我摆脱了各种束缚。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牵制我。”他还说了些别的，但一个礼花在空中炸开，我没听见他说什么。不过，劳拉听见了；她一本正经地点着头。
口感和愉悦并未列在她书中的名单上，但在卷首有一段约翰·拉斯金[1]写的奇妙引语：
（他说了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说，至少你不会想家。）
这本烹饪书封面朴素，是一种平实的暗黄色；其中的操作步骤也简洁明了。范妮·梅里特·法默确是不折不扣的实用派——直截了当，典型的新英格兰作风。她假设你一无所知，于是这样开篇：“饮料便是任何可以喝的东西。水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饮料。所有的饮料均含有大量的水，因此饮料的用途分为以下几种：一、解渴；二、让水进入身体的循环系统；三、调节体温；四、帮助排泄；五、滋养身体；六、刺激神经系统和各种器官；七、医疗功能，”等等。
一个蒲公英状的礼花在空中绽放。我们都举目仰望。在这种时候，我们是很难不仰望的。我们很难不张口赞叹。
在我对祖母浮想联翩的那些日子里，我曾读过这本烹饪书，至少是翻阅过。（如今我已经不读了。我知道，祖母肯定会阻挠我读这本书的，就像瑞妮和我父亲一样；如果母亲还活着，她肯定也会阻挠我。长辈们的生活目的似乎就是要阻挠我干这干那。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那天晚上，阿维隆庄园码头上空烟花闪烁，这是否是我们的开始？不得而知。事情的开始往往突然而至，却又是不知不觉的。它们在你近旁悄悄潜行，忽隐忽现，埋伏在你身边。最后，它们突然跳出来了。
准备工作持续了好几天。当瑞妮得知要准备晚宴，她翻出了她的一本烹饪书：范妮·梅里特·法默撰写的《波士顿烹饪学校菜谱》。这本书原来是属于祖母阿黛莉娅的；每当准备她的十二道菜的大餐时，她就参考这本书——当然还有其他的各种烹饪书。瑞妮从她那儿“继承”了这本书，平日里做菜却根本不用——据她说，所有的菜谱都装在她的脑子里。然而，问题是上哪儿去找那些稀奇的配料。
[1]约翰·拉斯金（1819—1900）：英国艺术评论家、社会改革家，著有《近代画家》、《建筑的七盏灯》、《时与潮》等。
外面，“露营地”的狂欢还在继续。人们正在大喝便宜的烈酒，意犹未尽，没人愿意散去。我和劳拉早早地离开了，去帮助瑞妮准备晚宴。
[2]美狄亚、锡西、海伦：希腊神话中的三个人物。美狄亚曾与人私奔，后被遗弃，愤而杀死亲生儿女；锡西精通巫术，能把人变成猪；海伦系斯巴达国王梅内莱厄斯之妻，后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从而引起著名的特洛伊战争。
劳工节那天的晚宴我历历在目，因为那是唯一一次我们家所有的人都聚在一个房间里。
[3]示巴女王：示巴是古阿拉伯的一个地区。《圣经》中记载，示巴女王曾朝觐所罗门王，并测其智慧。
在篱笆另一边的庭院深处，有一棵野李树。那是棵古树，疤疤瘌瘌，盘根错节。沃尔特说该砍了它，但我告诉他，从法律角度讲这棵树并不属于我。不管怎样，我还是挺喜欢它的。每年春天，它开满了花，尽管没人照料；到了夏末，蓝色的椭圆形小果实便落到我的院子里，上面还留着细如尘粒的小花。它总是如此慷慨。今天早上，我捡起了一些被风吹落的李子——那是松鼠、浣熊和醉黄蜂留给我分享的果实。我美美地吃了一通，却不知果肉的红色汁水淌了我一下巴。正在这时候，米拉端着她做的金枪鱼砂锅顺便来看我。天哪，她说道，笑得快喘不过气来。你跟谁打了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