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犯混这个词时，她开始朝我尖叫。她说我才犯混呢。我犯混得厉害，我混到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犯混。她说的一些话，我不想在这里重复。后来，她拿起了那只咖啡杯朝我砸过来。接着，她又摇摇晃晃地朝我逼过来；她在吼叫，撕心裂肺地呜咽起来。她伸开双臂，我觉得样子十分吓人。我不知所措，全身打颤。我往后退，抓住楼梯扶手，躲着扔过来的其他东西——鞋、碟子之类。到了前门，我夺路而逃。
“别犯混了。”我说。我这样回答失策了，因为你越是强烈否认这种事，人们就越是相信。但是，当你受到惊吓时，你常常会作出失策的回答。艾梅确实吓着我了。
也许我应该伸出自己的双臂；我应该拥抱她；我应该掉眼泪。然后，我应该和她一起坐下来，告诉她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个故事。但我没有那样做。我失去了机会，后悔莫及。
“你不是她的外婆。”艾梅说道。她开始哭起来。“劳拉阿姨才是。或者说，她曾经是。她死了，是你害死了她！”
仅仅过了三个星期，艾梅就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当然，我悼念她。她是我的女儿。不过，我得承认，我悼念的是那个更年轻的她。我悼念她原本可以成为的那个艾梅；我悼念她失去的各种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我悼念我自己的失败。
“也许我不是个十全十美的母亲，”我说，“我愿意承认这一点。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尽了最大努力——你对当时的情况知道得很少。”我接着对她说，她是怎么对待萨布里娜的？就让她在屋外乱跑，衣服也不穿，浑身脏得像个乞丐？这不是在照料孩子，孩子随时会丢失；现在不断有孩子丢失的事情发生。我是萨布里娜的外婆，我很乐意收养她，而且……
艾梅死后，威妮弗蕾德把魔爪伸向了萨布里娜。她这样做十之八九是合法的，而且是她先到现场。她一阵风似地把萨布里娜接到她在罗斯代尔的俗丽的小别墅去，还没容你来得及眨眼，她已宣布自己是法定的监护人。我也想过和她斗一斗，但这将是又一次的艾梅之战——一场注定我会输的战斗。
她接着说，难怪我是个这么糟糕的母亲。我从来没有真正爱过她。如果我爱她，我会把她放在首位的。我会考虑她的感情。我也不会离开理查德了。
威妮弗蕾德接管萨布里娜时，我还不到六十岁；我还能开车。隔一阵子我就前往多伦多，像老的侦探小说里的私家侦探一样尾随萨布里娜。我在她就读的小学外徘徊——她新转的私立小学——只为了瞧她一眼，并聊以自慰：不管怎么说，她一切还好。
我说她完全想错了，把事情弄混了，但是她就是不听。她说，难怪她同理查德和我在一起时，从来不觉得快乐。我们的所作所为从来不像她的亲生父母，因为事实上我们不是她的亲生父母。难怪劳拉阿姨从桥上跳下去——那是因为我们伤透了她的心。劳拉可能给艾梅留了便条，解释这一切，等她长大以后再看，但理查德和我肯定把便条给销毁了。
比如说，在威妮弗蕾德抢走萨布里娜几个月后的一天上午，她带萨布里娜到伊顿商店买晚会鞋，我就在商店里面。毫无疑问，她不征求萨布里娜的意见就给她买衣服——这是她的一贯作风——但买鞋子必须要试穿。出于某种原因，威妮弗蕾德没把这件琐事交给下人去办。
她说得一点也不连贯，但大体是这个意思。你可以看出，这种异想天开对她有多大的吸引力。如果有机会，谁不愿意有一个神秘的人物——而不是陈旧的、现实中的人——做自己的母亲呢？
圣诞节快到了——商店里的柱子上缠绕着假冬青，门口上方悬挂着用金色松果和红色缎带编成的花环，好像带刺的光晕。威妮弗蕾德被堵在唱圣歌的人群中，十分恼火。我则在隔壁的一条过道上。我身上穿的不是平时的那套衣服——我穿着一件旧粗花呢的外套，头巾拉到了前额上——尽管她朝我这边看，却没看见我。很可能她看到了一个女清洁工，或者一个觅购便宜货的移民。
我问她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她说，事情很明显：她的亲生母亲是劳拉，而她的亲生父亲是《盲刺客》里的那个男人。劳拉阿姨爱着他，但我们这些人阻挠她——用某种方法除掉了她那个不知名的情人。我们吓跑了他，收买了他，赶走了他，诸如此类。她住在威妮弗蕾德家里这么久，看清了我们这样的人是如何行事的。后来，当我们发现劳拉怀上了他的孩子，就把她送走以掩盖丑闻。我自己的孩子一出生就死去了，于是我们偷了劳拉的孩子来抚养，冒充是我们自己的。
她像往常一样打扮得十分讲究。尽管如此，她还是相当难看。对了，她一定快近七十了。过了一定的年龄，她这种化妆风格让她看上去活像木乃伊一般。她不应该老用橘红色的口红；对她这种年纪来说太耀眼了。
但不管怎样，她自己已经琢磨出来了。她被剥夺了遗产，因为我不是她的亲生母亲，理查德也不是她的亲生父亲。她说，劳拉的书里写得明明白白。
我能看见她眉毛之间那一道道恼怒的粉沟，以及她那擦过胭脂的下巴上抽紧的肌肉。她正拽着萨布里娜的一只胳膊，试图从身穿臃肿冬装的购物人群中挤过去。她一定讨厌这种热情洋溢、随兴所至的歌唱。
我试着同她谈话。我轻声慢语地说起来，但她并没有心情去听。她说，她对这些说教厌倦了，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厌倦了。最主要的是，她厌倦了我们对她隐瞒事情。全家人都把真相掩盖得严严实实，没有人告诉她真相；我们的嘴开开合合说出话来，但是不说明任何事情。
然而，萨布里娜却想听音乐。她拖在后面，像小孩子们惯用的伎俩一样，赖在那里不动——看不出来的反抗。她的一只胳膊直直地举着，仿佛她是一个正在回答问题的好女生，但她又像一个小鬼似地绷着脸。威妮弗蕾德的所作所为一定伤害了她。她采取相应立场，发布宣言，坚持不懈。
但那天我没有抢走孩子。我敲了敲门，没人答应。于是，我推开门走进去，然后爬上陡直、黑暗、狭窄的楼梯来到二楼艾梅的房间。艾梅正在厨房里，坐在一张小圆桌旁，眼睛盯着自己的双手，手上捧着一个带球形捏手的大咖啡杯。她把杯子举到眼前，左右晃动。她面色苍白，头发零乱。我不能说她很动人。她正在抽烟。很可能她喝了掺有某种麻醉剂的酒，不太清醒。我在房间里能闻出来，还有多日的烟味、肮脏的水池味和未刷洗的垃圾桶味。
歌曲是《好国王文西斯劳斯》。萨布里娜知道歌词，因为我可以看见她的小嘴在翕动。“那晚明月当空，虽然霜冻严寒，”她唱道，“过来一个穷汉，正在捡过冬的木炭。”
萨布里娜跟着我会比跟着威妮弗蕾德过得更好吗？在一个富有、怀恨、积怨的老女人身边长大，而不是在我这样一个贫穷、怀恨、积怨的老女人身边长大，她会成什么样子呢？不过，我会全心去爱她的。我怀疑威妮弗蕾德是否会这样做。她抓住萨布里娜不放只是要向我泄愤，要惩罚我，要表明她赢了。
这是一首关于饥饿的歌。我看得出萨布里娜理解它的意思——她一定还记得饥饿的感觉。威妮弗蕾德扯了一下她的胳膊，紧张地四处张望。她没有看见我，却感觉到我在场，如同防护严密的田地里的一条母牛感觉到一只恶狼出现一般。即便这样，母牛不像野生动物，它们习惯于被保护起来。威妮弗蕾德容易受惊，但她并没有被吓着。如果她偶尔想到我的话，她一定认为我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我被她打发去的那遥远的黑暗之中。
那天，我应该抱起萨布里娜，带着她逃走。去墨西哥。如果我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我一定会这么做的。我不知道威妮弗蕾德会拐走萨布里娜，并把她关了起来，不让我见面；她当初对艾梅就是这么干的。
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要把萨布里娜抢过来，抱着她逃走。我可以想象，当我闯过古板的唱圣歌的人群时，威妮弗蕾德会发出颤抖的哀嚎。
那一次，我在她的一户邻居那里听说了许多事。他们看来是些好心人。当艾梅忘记回家时，他们会热心地喂养萨布里娜。我记得这家人姓凯利。当人们发现艾梅摔断脖子躺在楼梯底下时，就是他们报的警。至于艾梅是摔下去的，被推下去的，还是自己跳下去的，我们不得而知。
我会紧紧地抱着她，我不会跌跌绊绊，我不会让她摔倒的。但我也是逃不远的。他们会立即追上来。
我最后一次去看艾梅时，她住在多伦多靠近议会街的贫民窟的一幢联立房子里。前门走道旁的泥地上蹲着一个孩子，我猜一定是萨布里娜——一个头发乱蓬蓬的邋遢小孩，只穿着一条破短裤，没穿T恤衫。她手里拿着个旧的白铁杯子，正用一把弯曲的汤匙往里灌沙子。她真是个精明的小东西；她向我要一枚两角五分的硬币。我给她没有？八成是给了。“我是你的外婆。”我对她说道。她仰头盯着我看，仿佛我是个疯子。毫无疑问，从来没人告诉过她有我这么个人存在。
我独自一人走到大街上。我垂着头，竖起衣领，顺着市中心的人行道走啊走。风从湖那边吹来，雪花打着转飘落下来。虽是白天，但由于云层很低，还下着雪，光线暗淡。汽车顺着未清扫的街道缓缓驶过，车轮卷起了积雪；红色的尾灯朝后隐去，就像弓着背后退的野兽的眼睛。
她躁动不安地频繁搬家。有几次，她因为未付租金被赶到了街头；还因为扰乱治安被拘留过。她好几次住进医院。我猜你会说，她变成了不折不扣的酒鬼；不过我讨厌这个用词。她有足够的钱，所以她从来不需要找工作。这也好，因为她从来什么工作也干不长。或许这样并不好。如果她不游手好闲；如果她必须把心思集中在谋求下一顿饭上，而不总是想着我们给她造成的伤害，情况也许就大不一样了。不劳而获使得具有这种倾向的人更加自怜自哀。
我当时还提着个袋子——我忘记买的是什么了——我没戴手套。我一定是把手套掉在店里了，掉在了人群的脚下。但我并没有感到遗憾。我能够光着手在暴风雪中走过，一点感觉也没有。只有爱、恨、恐惧或仅仅是怒火才会令你没有感觉。
我曾经设法和她保持联系。我一直希望同她和解，弥补她童年的不幸。她毕竟是我的女儿，我对她有一种负罪感，我想补偿她。然而，那时她已开始同我作对。她也同威妮弗蕾德作对，这多少给了我一点安慰。她不许我们两个靠近她们母女俩——特别是萨布里娜。她不想让我们污染萨布里娜。
我以前常常做关于自己的白日梦——可以说，现在还在做。这是一种荒谬至极的白日梦，但我们往往通过这样的想象来塑造我们的命运。（你会注意到，一旦扯到这方面，我多么容易使用塑造我们的命运这样夸张的语言。）
难怪艾梅到了法定年龄，拿着理查德留给她的钱离家出走，借助各种化学药品来寻求安慰，找一个又一个男人来打发日子。（比方说，谁是萨布里娜的父亲？很难说。艾梅也从未透露过。她会说，转动一下轮盘，转到哪个是哪个吧。）
在我做的这个白日梦里，威妮弗蕾德和她的朋友们，头上缠着一圈圈的钞票，趁萨布里娜睡觉时，围在她那带荷叶边的白床铺旁，正在商量赠与她什么。她已经得到了从礼品店买来的雕花银杯、画有温驯狗熊的育婴室墙纸、单串珍珠项链的珠子，以及其他的黄金礼品。这些礼品看上去十分体面，但毫无价值。现在她们正计划着给她矫正牙齿，要让她上网球课、钢琴课、舞蹈课，还要让她参加夏令营。她还有什么希望呢？
甚至艾梅身上也有一点这种倾向，但在她身上表现得更缓慢一些，曲折一些。艾梅八岁时，劳拉坠下桥去。她十岁时，理查德死了。这些事件不可能对她没有影响。接着，她在我和威妮弗蕾德之间被扯来扯去，几乎被扯碎。倘若是现在，威妮弗蕾德是不会赢的，但当时她赢了。她把艾梅从我身边偷走了。我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把艾梅要回来。
正在这时，闪过一道绿光，飘来一阵烟雾，一双煤黑色的皮革翅膀扑啦啦扇动：我出现了——一个不请自来的害群之马的教母。我也要赠与一样礼物，我叫道。我有权这样做！
我就这样为萨布里娜而担心。在遥远的天涯海角，她在做什么？她受到基督教徒或佛教徒的迷惑吗？她脑子里有没有别的疯癫的念头？施其之少，汝施于我。这是否是她的通往徒劳生活的护照上的话？她想为她那个唯利是图、破落可悲的家庭赎罪吗？我当然希望不是。
威妮弗蕾德和她那帮人指着我发出一阵冷笑。你！你早就被开除了！近来你照镜子了吗？你不修边幅，看上去有一百零二岁。滚回你那肮脏的老洞里去吧！你能给予什么？
是什么迷住了这些具有自残天赋的姑娘的心窍？她们这样做是否要显示姑娘们也有勇气？她们不仅能哭泣和呻吟，还能神气十足地面对死亡？她们的这种冲动是从哪里来的？是源于藐视？如果是这样，藐视什么？藐视像重铅一样令人窒息的常规事态？车轮上嵌着尖钉的巨型战车？瞎眼的暴君？瞎眼的神灵？是不是这些姑娘鲁莽之极或狂妄之极，认为把自己奉献给某个理论祭坛，就能阻止这些事情的继续？或者这是一种验证？如果你钦佩执著的信念，那么这种行为就是令人钦佩的，同时也是勇敢无畏的。然而，这完全是徒劳的。
我给予真理，我说道。只有我能做到。它是这屋里唯一能存留到明天早晨的东西。
昨天夜里，我看见一名年轻女子往自己身上点火：一个苗条的年轻女子，身穿易燃的薄纱长袍。她以这种方式来抗议某种不公平；但为什么她觉得把自己烧成一团火才能解决问题呢？哎呀，别这么做，我想对她说。别烧掉你的生命。不管是为了什么，都不值得这么做。不过，这对她来说显然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