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那位律师是你请的？”我问道。
“话还是少说为妙。”瑞妮一面说，一面向四处张望，似乎这儿隔墙有耳。我看没必要如此谨慎小心。
瑞妮显得很精明。“我做了应该做的，”她说，“不管怎样，那个律师是你母亲二表妹的丈夫。从某种角度上说，他也算是家里人。当我知道了正在发生的事以后，他看出了问题的关键。”
“你见过劳拉了？”我问道，“你同她谈过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暂时没问你知道些什么情况。
“我把你的一切都告诉她了，”瑞妮动情地说，“你们两个的一切。”我得说，米拉对我没多大兴趣，但我围巾上的小狐狸却让她着迷。那个年龄的孩子通常喜欢毛皮动物，即使是死的。
“她给我来了封信，”瑞妮说道，“她说曾写信给你，却从来没有接到回音。那里本来是不准她寄信的，但厨娘帮了她的忙。事后劳拉给了她钱，而且还多给了一点。”
米拉——那时你多大了，米拉？你一定三四岁了吧？我记不清了。瑞妮把米拉带来了。她的双颊兴奋得发红，眼睛圆圆的，微微有点鼓，好像被人轻轻地卡着脖子似的。
“我从来没收到过什么信。”我说。
我不喜欢瑞妮的样子：她臃肿不堪，皮肤蜡黄，喘着粗气。也许她真的身体不好；我不知是否应该问一下。“让我的脚卸下这身肉真舒服。”她一边说，一边面对我在火车座里慢吞吞地坐下。
“这点她估计到了。她估计他们对这事作了防备。”
贝蒂小吃店已开始急剧走下坡路。彩条遮篷不见了，黑糊糊的火车座看上去凌乱而又俗气。不再有新鲜的香草味，闻到的却是腐臭的油腻味。我意识到，我穿得太讲究了。我不该戴我那条白色的狐毛围巾。在这种环境中，炫耀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知道他们指的是谁。“我猜她到这儿来了。”我说道。
我约瑞妮在贝蒂小吃店见面。（那时她已经有了电话；她在自力更生。）她说，那是再好不过了。她仍在那里工作，是非全日性的；我们可以在她下班后见面。她说，贝蒂小吃店换了新主人；老店主不喜欢她像个顾客似地在前面坐着，即使她自己掏腰包。但新店主想明白了，凡能掏钱的顾客他都需要。
“她还能到哪儿去呢？”瑞妮说，“可怜的小家伙。毕竟她还是挺过来了。”
我明智地等了一段时间，然后动身乘火车去提康德罗加港找瑞妮商量。我谎称接到了一个电话。我向理查德解释说，瑞妮最近身体不好，她想在有个三长两短之前再见我一面。我制造了一种假象：她正在鬼门关前徘徊。我说，她想要艾梅的一张照片；她想叙叙旧。至少这是我能做的一件事。毕竟，实际上是她把我们俩抚养大的。我马上又纠正说，是她把我抚养大的，目的是别让理查德想到劳拉。
“她挺过来什么？”我很想知道，同时心里又害怕知道。我对自己说，劳拉可能一直在编瞎话。她可能患了妄想症。不能排除这一点。
我不会犹豫。这些都是我的原话。这是些没有宾语的句子，按字面意思不是假话。
然而，瑞妮却排除了一点：无论劳拉告诉她什么，她都照信不误。我怀疑她听到的故事是否和我听到的一样。我尤其怀疑这故事中有个婴儿，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有孩子在这里，我就不能细说了。”她说道。她朝米拉点了点头；米拉正在狼吞虎咽地吃一块粉红色蛋糕。她盯着我看，好像想要舔我似的。“如果我全都告诉你，你夜里会睡不着觉的。唯一的安慰是你没有参与。她是这么说的。”
我会不会犹豫告诉他呢？
“她是这么说的？”听到这里，我松了一口气。理查德和威妮弗蕾德被看成是魔鬼的化身，而我却得到了谅解——我的问题无疑只是道义上的软弱。不过，我看得出来，瑞妮没有完全原谅我，因为我的疏忽导致这一切发生了。（后来，劳拉坠下了桥，她就更不原谅我了。在她看来，我肯定与这事有关系。从那以后，她就对我冷淡了。她临死都对我怀着怨恨。）
我没有。
“像她这样的年轻姑娘，根本不该送到那种地方去，不管是什么理由，”瑞妮说，“那里的男人敞着裤子到处跑，乱七八糟的。真不像话！”
我没收到过她的信吗？
“它们咬人吗？”米拉一面问，一面伸手摸我围巾上的小狐狸。
我不知道。
“别碰它，”瑞妮说道，“你的小手黏乎乎的。”
我没碰巧知道她在哪儿吗？
“不咬人，”我说，“它们不是真的。瞧，它们的眼睛是玻璃的。它们只咬自己的尾巴。”
理查德说，没错，这点毫无疑问。但劳拉精神正常吗？为了她好，为了她自己的安全，至少我们得确保这一点。尽管她表面上看来比以前平静了，但贝拉维斯塔诊所的医护人员仍抱有怀疑。如果允许她随便四处乱跑，谁知道她会给自己或别人带来什么样的危险？
“她说，如果你知道的话，你是决不会把她丢在那里不管的，”瑞妮说道，“她说，你并不是个冷酷无情的人。”她斜眼瞧着那杯水，皱皱眉头。对劳拉说的这一点她表示怀疑。“那里的病人主要吃土豆，”她说，“劳拉说，是捣碎和水煮的土豆。诊所克扣病人的食物，从可怜的傻子和疯子嘴里抢食。我猜想，他们是在填自己的腰包。”
我说，我认为他们做得对。
“她去哪儿了？她现在在哪儿？”
贝拉维斯塔诊所的所长当时不在，医护人员慌作一团。他们让劳拉在这个男人的监护之下出院了。他们断定，病人家属一定希望避免不必要的曝光。（那位律师说了一些此类威胁的话。）
“只在你我之间说说，”瑞妮说道，“她说，你还是不知道为好。”
不，我不知道。（我一直把两手叠放在腿上。我露出吃惊的表情，也露出一丝兴趣。我并没露出兴高采烈的表情来。）后来又怎么样了？我问道。
“她看上去是不是——她是不是……”我想问：她是不是明显疯了？
他说，诊所来了个男人。此人自称是劳拉的律师，或者说是她的代理人。他说，此人是蔡斯小姐信托基金会的一名理事。他对把劳拉送进贝拉维斯塔诊所的做法提出质疑。他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我是否知道这些过程？
“她还是那个老样子。不好也不坏。她不像个疯子，如果你是问这个的话，”瑞妮说，“她瘦了——她的身子骨需要长些肉——也不再多谈上帝了。我只希望上帝如今也帮她一回。”
怎么会呢？我问道。
“瑞妮，谢谢你所做的一切。”我说道。
有一天，理查德回家很早。他看上去相当烦恼。他说，劳拉已经不在贝拉维斯塔诊所了。
“不必谢我，”瑞妮生硬地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
我盘算着独自动身去看望劳拉。我可以把艾梅托给新来的保姆；我想她一定是穆加特罗伊德小姐——在我心目中，我们所有的用人都姓穆加特罗伊德，他们全是一伙的。但是不行，保姆会提醒威妮弗蕾德。我可以对付他们所有的人；我可以在某天早晨带着艾梅偷偷溜走；我可以乘火车走。然而，到哪儿下车呢？我不知道劳拉在何处——不知道她被藏匿在何处。据说，贝拉维斯塔诊所在北方某地，但北方是个很大的范围。我在理查德书房的书桌里乱翻，却没找到来自这个诊所的信件。他一定是放在办公室了。
她的意思是：我没有做我该做的。“我能给她写信吗？”我在口袋里摸我的手帕。我觉得自己快要哭出来了。我觉得自己像个罪犯。
“石头多漂亮啊，”我说道，“难道我们不能把它叫雕塑吗？”
“她说，你最好别写。不过，她想让我告诉你，她给你留了一张便条。”
“不过，你自然得作出一点努力。”她会如是说。一听这话，我就让她看我列出的那些没种活的植物的名单。
“一张便条？”
“我不像你，”我对威妮弗蕾德说，“我可没有高超的园艺技术。”我假装啥也干不好；这种佯装的本事现在成了我的第二天性，我几乎不用动脑子。威妮弗蕾德不再认为我的无能对她十分方便。
“在他们把她送到那个地方去之前，她留下了那张便条。她说，你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它。”
我满足于靠书本来打发日子——《石园花草谱》、《北方地区的沙漠肉质植物》之类。我翻阅这些书籍，列出单子——我要种的或实际上已种下的植物，以及应该长却没长出来的植物。龙血树、银边翠、屋顶长生花，等等。我喜欢这些名字，却不太在乎植物本身如何。
“那是你自己的手帕吗？你是不是感冒了？”米拉一边问，一边饶有兴趣地看我抽鼻子。
我不喜欢我的石园；同许多别的东西一样，它仅仅名义上是属于我的。（由此想到，“我的”孩子也是如此：它无疑是被偷换来的孩子，一定是吉卜赛人留下的；而我真正的孩子——不那么爱哭，而爱笑，也不那么尖刻——被拐走了。）石园同样也不欢迎我的照料；我所做的一切丝毫不能取悦它。花园的各种石头倒是赏心悦目——有许多粉红色的花岗岩，还有石灰岩——但在石头上我什么也种不了。
“如果你问得太多，你的舌头会掉出来的。”瑞妮说。
几个月过去了。六月，七月，然后是八月。威妮弗蕾德说我看上去脸色苍白，精疲力竭。她说，我应该多去户外活动一下。我应该采纳她一再的建议，打网球或高尔夫球。这对我的胃有帮助——我应该注意保护它，以免患上慢性胃病。如果我不想打球，至少我可以料理一下我的石园。这活儿对孕妇非常合适。
“不，不会的。”米拉喜滋滋地说道。她开始哼起歌来，很不成调；桌子底下，她胖胖的两条小腿磕着我的膝盖。看来她乐观而又自信，不会轻易被吓倒——我常常觉得她这种秉性惹人生气，但现在转而令我庆幸了。（也许对你来说是个新闻，米拉。趁有这个机会，快把它当作恭维收下吧。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
我再也不知道劳拉会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了。她变得让我感到陌生了，就像你戴着手套，你对手套的衬里感到陌生一样。她一直和我在一起，但我却无法观察她。我只能感觉到她存在的轮廓：一个空洞的轮廓，填满了我自己的想象。
“我想，你也许想看看艾梅的照片。”我对瑞妮说道。至少我还有这点小成就来炫耀，也可以弥补我在她心目中的形象。
然而，这又是不可能的。这怎么可能呢？
瑞妮接过照片。“哎呀，她是个黑头发的小东西，不是吗？”她说，“人们永远猜不到孩子出生后长得像谁。”
至于孩子的父亲，不管是想象出来的还是真的，只有一个男人有这种可能性。那准是亚历克斯·托马斯。
“我也想看看。”米拉说着就用她那双粘着糖的小手去抓照片。
但另一方面，假设威妮弗蕾德在撒谎，假设劳拉的神志正常。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劳拉一直在说真话。如果劳拉一直在说真话，那么劳拉就是怀孕了。如果她真的有了孩子，那孩子的下落呢？她又为什么不告诉我，而去告诉一个医生——一个陌生人？为什么她不向我求助？我琢磨了好一阵子。可以有许许多多的原因。我健康状况不佳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快点，我们得走了。你爸爸要等急了。”
劳拉总是有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经意就把东西给打破了。她从来不尊重别人的所有权。我的东西就是她的：我的自来水笔、我的古龙香水、我夏天的裙子、我的帽子、我的梳子。难道也包括我还未出生的孩子？然而，如果她患了妄想症——如果她一直在编造事情——为什么她恰好就编出了关于孩子的事呢？
“不。”米拉说道。
我为劳拉的事烦恼不已。我翻来覆去地考虑威妮弗蕾德说过的话，并从各个角度去分析。我不太相信她的话，但又不能不信。
“金窝银窝，不如家里草窝。”瑞妮一边唱，一边用餐巾纸擦去米拉小鼻子上的粉红色糖霜。
我决定病着，时间越长越好。
“我想待在这儿。”米拉说道。然而，瑞妮给她穿上大衣，把她的绒线帽檐拉到耳朵上，硬把她拖出了火车座。
发表那些演说能令一个男人自我膨胀。至今我已见识过多次，也见识过他们在演说中的那种用词。那种用词极容易冲昏头脑。你可以从电视和政治广播中见识到——这类词像气泡一样从他们口里不断冒出来。
“自己多保重。”瑞妮说。她并没有吻我。
“你懂我的意思，”他说道，“恢复到正常状态。”他充满柔情地一笑，向我投来几乎是挑逗的一瞥。他的眼睛变小了，或者说眼睛四周的肉往里长了；这给予他一种奸猾的表情。他正盘算着何时能回到属于他的地方：社会的最上层。我在想，他会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他体重增加了；他经常在外边吃饭；他在俱乐部和各种重大的集会上发表演说。这些都是沉重的集会，重量级的男人们在此会面并沉思默想，因为国家将面临重大困难——对这一点大家都有所猜测。
我想张开胳膊抱住她，大哭一场。我想有人来安慰我。我希望跟她走的人是我。
“可我真的没病。”我说。
“金窝银窝，不如家里草窝，”劳拉十一二岁时有一天说道，“这是瑞妮唱的。我觉得这话很傻。”
他们告诉我，劳拉的情况不错：她有了进展。接着，情况又不好了：她有了反复。她有什么样的进展？又有什么样的反复？我不该深究这些，那会扰乱我的情绪。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保持精力对我很重要。“我们要让你马上好起来。”理查德拍拍我的胳膊说道。
“你是什么意思？”我说。
甚至当劳拉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不太认同约定俗成的语义。问题不就出在这里吗？当需要说是时，她却坚持说不。她的态度总是同大家相反。
“你看。”她写出一个方程式。没有地方＝家。因此，家＝没有地方。所以，家是不存在的。
我想象她在囚禁中挣扎，陷在她自己酿造的痛苦的幻想中，或者陷在她周围的人同样痛苦的幻想中；这种想象时时在折磨我。她自己的幻想何时变成了别人的幻想？介于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的门槛在哪里？我们大家每天都不假思索地跨过这道门槛；我们使用语法的口令——我说、你说、他和她说、它、另一方面、没有说——使用流通的硬币以及约定俗成的语意购得清醒理智的权利。
坐在贝蒂小吃店里，我打起精神在想：家是心灵安息的地方。可我不再有心了，它已经破碎了；或者没有破碎，而是不在那里了。我的心已从我身体里挖出来，如同蛋黄从煮熟的鸡蛋里挖出来一般。我残余的身体血液流尽了，凝固起来，空洞无物。
几个星期过去了，劳拉还没有回来。我想给她写信，给她打电话，但理查德说那样对她有害。他说，她不能被过去生活中任何人的声音打扰。她需要把思想集中于她的现状——当前的治疗。这是医院告诉他的。至于治疗的性质，他不是医生，不能不懂装懂。这种事最好还是留给专家去管吧。
我想，我没有了心，因此我也就没有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