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有趣，我真好奇。我不介意听到他的事，不管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
回忆大学往事时，伊万显得有些犹豫，或许他不想在我面前重提旧事。当时我们刚认识不久，跟我谈论他们曾经的亲密关系确实有点奇怪——仿佛在说他们在我出现之前就互相认识了，他比我了解年轻时的克里斯多夫。
伊万说他在学校里并不起眼，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不是富二代，外表平平，没有个性又不够幽默。然而，这样平凡的他却强烈吸引了克里斯多夫。克里斯多夫怀抱着一种大学生才会持有的热情执着地追逐伊万的友谊。他们之间的感情，不仅是在男人之间，甚至在女人中都是难能可贵的。或许是因为，克里斯多夫觉察到伊万身上有一种令他佩服但自己又永远无法拥有的特质，那就是，伊万对他所展示出来的个人魅力完全漠视。
据伊万回忆，克里斯多夫是大学里的风云人物，是所有人都有所耳闻的那类学生。这个形象与我所了解的克里斯多夫完全一致。伊万谈论克里斯多夫的方式更说明了一切。他就像是在回忆某位他曾在舞台上看到的演员似的，以一个幕后者而非观众的眼光在描述克里斯多夫。这么多年来，伊万一直没变，仍旧是那个低调害羞，甘愿当个配角而不愿站在舞台中间的普通男孩。结果，他却被拉进了克里斯多夫的生活圈子。伊万说，有段时间，克里斯多夫千方百计地接近他，想跟他做朋友。
伊万简短地讲述着他和克里斯多夫之间的短暂友谊，可我却越听越觉得难受，光是想象着这两个男人在一起的场景就令我反感不已。克里斯多夫极力表现自己，使出浑身解数接近伊万，伊万呢，莫名其妙地被人讨好，面对克里斯多夫的殷勤，既不拒绝也不接受。
伊万是一名记者，一开始是克里斯多夫的朋友，他们在大学时就认识了。关于他俩的事，都是伊万后来告诉我的。克里斯多夫从来没跟我说过他们大学时的事，我只知道伊万是他现在的朋友，仅此而已。虽然我知道他们都在剑桥上过学，但我怀疑克里斯多夫早就忘记伊万了，因为他生性健忘。
伊万感觉到了我的不悦，我还是无法接受两个男人之间的暧昧。
在这件事上，他并不是故意要提到自己，结果没想到，他还是不能置身事外。那句话预示了后来会发生的事，为这件事，他一直心存负罪感。也或许，那天在咖啡馆他便已经预感到了什么。
“这件事不提也罢，”他突然说道，“后来我们就疏远了。克里斯多夫放弃了这段关系，我似乎只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过客。”
听到这个消息，他或许有些震惊，但是没表现出来，只说：“很可惜，你们向来挺好啊，我很喜欢跟你们夫妻俩相处。”说完他难为情地笑了。
不过，多年后，当他们再次相遇，这段关系又重新建立起来。那一次，我也在场。也是偶遇，只不过是在聚会上，而不是在街上。那次聚会有很多人，他们只匆匆打了个招呼。克里斯多夫认识的朋友很多，伊万不过是其中一个熟人而已。不过，打从第一眼见到伊万，我就喜欢上他了。他简单的处事风格，对周围的事，尤其是对“万人迷”克里斯多夫冷漠的态度深深地吸引了我。
他是我第一个告知此事的人。当然，这事发生在克里斯多夫跟我做出约定之前。
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冷血的人。他对克里斯多夫的感情更多的是害怕而非冷漠。不仅是因为过去的事，还因为克里斯多夫本身就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这一点伊万也发现了。
伊万长得比克里斯多夫帅，不过他不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位乍一看有点呆板的男人，你得仔细识别后才能发现他有多帅。认识之初我从不觉得他长得出众，直到跟他面对面聊天时才有所察觉。他友好地关心我的近况，问我最近在忙什么。因为我对他很有好感，所以想都没想就敞开心扉，唐突地把我和克里斯多夫分手的事告诉他了。
有一次我问他：“从什么时候起，你觉得我们会在这场命运的‘安排’下走到一起的？”我特意用了“安排”这个词，以此来暗示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件麻烦事。
不管怎样，那天我欣然答应了他的邀请。我一直很欣赏伊万。他长得帅气而不张扬，外表几乎无可挑剔，单从这点来看，他和克里斯多夫就有很大不同。克里斯多夫自知长相出众，更深知如何去利用长相优势博取好感。直到我们这段婚姻快结束时，我才发现，他深谙“作秀”之道，知道如何才能让自己表现得最出众。长久以来，他的每一个完美的造型、眼神、表情和手势，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他的这份虚荣心真是荒唐可笑，毫不讨喜。
他立刻回答说：“第一秒，从一开始，或者说至少我是这么希望的。”
三个月前，我在过马路的时候遇见了伊万。当时天气寒冷，他突然提议去街角的咖啡店坐坐。现在回想起来，我有几分怀疑，除了天气的原因外，他当时的邀请是否别有用心。“我们都穿少了，谁知道温度突然下降了这么多呢。”他说。他当时说话的语气和现在问我能否来希腊找我的语气一模一样。
伊万以惊人的速度采取行动。我和他在街头偶遇时，我还住在原来的公寓里，不可能那么快开始一段新恋情。那时克里斯多夫还没搬走，不过他很少回家。房间里堆满了我们两个人的东西，床单也很少换。我虽然不算老，但也不是年轻姑娘了，像立刻搬去和情人同居那种年轻女孩才做得出的事我已经不会做了。
接着，他问：“要不我来找你？”
我们刚确立关系时，伊万就叫我从原来的公寓里搬出来，实施他所谓的“真实场景”。搬出去肯定方便多了。听他说这话，我突然想起某个朋友在饭桌上发表过的犀利观点：女人就像猴子，抓住了新的树枝，才会放开手里的。
“没什么好紧张的，但是我知道，”我说，“现在这种情况有点尴尬。”
说这番话的人是克里斯多夫的一个朋友，后来也成了我的朋友。当时克里斯多夫就坐在我旁边，他和他的妻子坐在我们对面。他说这句话时若有所指地看了克里斯多夫一眼。他或许不知道，饭桌上的两个女人，我和他妻子，都听出了他言语中对女人赤裸裸的嘲讽。
这句话直接得不像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他向来是那种从来不提什么要求的男人。但是他的语气依旧温柔，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
当然，或许他并不在乎我们的感受，只是想说给克里斯多夫听。因为当时我就坐在他对面，从那个视角看过去，他挂在嘴边的冷笑和嘴角上翘的弧度都把这种情绪传达得特别明显。或许他并不是在抱怨自己的处境，也不是在暗示他们的夫妻关系，因为他说这番话时，他的妻子就镇定自若地坐在旁边，还时不时地玩弄着桌布和餐具。
他又不说话了，半晌后才说：“没错，是值得的，但你一个人在那我不放心。坦白说，我很紧张。”
但凡事皆有可能。真相也许是，他们在错误的时间认识了对方，虽然她已经爱上了别的男人，但她不愿离开身边这个男人，除非之前那位爱人能给她承诺和保护——没错，从我们认识这个女人那天起，她就一直没工作。她总爱打扮得花枝招展，上哪弄发型、做指甲这种事问她她准知道。她就是那类女人。没错，有时这些花边新闻没啥用处，但有时，正是这些无关紧要的细碎线索帮助我们看清了真相。
我回答说：“等待是值得的，不是吗？”
这样猜测朋友的婚姻并不是一件乐事，可一旦开始不自觉地胡乱想象，就顾不上礼貌了。或许，结婚多年后，妻子的警告成了争吵的根源。有些人永远也不肯原谅对方的一丁点错误，不管事情过去了多长时间。他们结婚前可能签过协议：婚姻中，如果妻子总是三心二意，妻子必须补偿丈夫所受的羞辱。
伊万再次陷入沉默，这一次比之前沉默更久，最后他问：“你要等多久？”
尽管如此，我还是站在妻子这边。无论事实如何，嫁给这种当着自己妻子和其他女人的面把女人说得如此不堪的男人就是不幸！每个女人听了这话都要产生怀疑，男人们是不是总在背后这样胡乱批评女人。
“她怎么会弄错？”我说，“她没弄错，克里斯多夫之前的确在这，不过这会儿好像出去旅游了。我还在等他回来。”
自那以后，我就尽量躲着那个男人。每次克里斯多夫说要聚餐，叫我参加他们公司的周末活动时，我就找借口逃掉，直到克里斯多夫终于接受我不想再和这对夫妻做朋友这件事。至少他是这么想的，我也懒得解释。其实，最开始我只是讨厌他朋友一个人，可渐渐地，对他朋友的妻子也失去了好感，跟她在一起时我总觉得不自在。
他问我此趟旅行如何，接着犹豫了半天，才问我有没有见到克里斯多夫。我说克里斯多夫不在这，事实上，他失踪了。他沉默半晌，问道：“‘他不在’那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伊莎贝拉搞错了？”
几年后，再想起那句话——女人就像猴子，抓住了新的树枝，才会放开手里的，我还是无法释怀。跟伊万交往后，我又想起这句话来。我知道，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我不能再以情况复杂为借口逃避了——虽然情况确实复杂。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我仍是克里斯多夫的妻子，我们还没正式办理离婚手续，甚至还没有公开分手的消息。我还住在旧公寓里，克里斯多夫却不知所踪。起初他寄宿在朋友家，后来又搬到他母亲闲置的一间公寓里（那间房本来在出租，现在刚好空出来了，克里斯多夫就骗伊莎贝拉说他要把那里改造成办公室）——而这句话也并非任何时候都适用。
刚挂了伊莎贝拉的电话，伊万又打了过来。我在雅典机场给他打过电话，不过当时我们只是匆忙讲了两句——当时我正在找司机，机场出口又非常吵，广播里播放着英语和希腊语的通知——而自那天之后，我们还没通过话。英国和希腊倒不存在时差，不过，这趟旅行耗时颇久，我们的时间总是对不上，所以就一直没交流。
不，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必须要前行。要么去解开眼前的局面，要么就得学会在复杂的境遇中生存。当然，更常见的解决方法是后者。
这肯定就是他没能写完这本书的真正原因。克里斯多夫的确有魅力，不过他的魅力来自外表，潇洒帅气的男人总是充满自信。但这不是重点。我想说的是，一段关系就这么自然而然地结束了，即使这段关系里曾经那么美好，但走到最后，这段关系里只剩下两个人——关系中充满猜疑和误解，以及某些不能言说的东西的两个人。换句话说，两人之间总是存在一些意想不到嫌隙，才会导致关系最终破裂。
人越长大，生活就变得越棘手，等到老年时，许多事又会迎刃而解。男人对生活的适应能力更强，他们会逼迫自己迎难而上，所以通常来说，男人离婚后才会再婚——他们这么做仅仅是基于社会经验，并非出于羞耻的缘故。女人则不同。女人会经常地进行自我反省，她们一生都被要求这么做，也特别善于自省。然而，我对伊万的感觉跟对过去的（也是现任的）丈夫的感情是完全不同的。我放不下伊万。
可是，他到底失去了什么呢？我有点想不通。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相信除了兴趣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在我看来，单凭兴趣写书是很难坚持下去的，毕竟这是一件需要长年累月才能完成的工作。当时他没回答，摇头表示拒绝。之后他也没解释过，或许这个问题连他自己都没想通过。去年我们交谈的时候，他经常会提到这本书，为手头上未完成的工作而苦恼，不过他始终不肯透露他写这本书的初衷。
我和克里斯多夫分居不到三个月，我就住进了伊万的公寓。伊万在做记者，凭借这份工作，他过着安逸却并不奢华的生活。他的东西没有克里斯多夫那么多，但都是生活必需品，更具实用性。我把自己的东西搬进他家，居然没有一点紧张感。我们住在一起，经常在一间房里工作，一起吃饭，同床共寝。这间公寓比我和克里斯多夫住的公寓小，不过我们两个人住已足够了，空间太大反而显得不协调。
我记得，说这番话时，他在笑。那一瞬间我很震惊。站在我面前的男人似乎分裂成两面。一方面，他从未失去过什么，妻子、情人、父母，甚至连宠物都在他身边。我知道，事实确实如此，我了解他的过去。但同时，在他身上，我似乎看到了另外一个男人的影子，那个男人失去了至亲，失去了一切，一无所有。那嘲讽的、冷淡的语气泄露了他深藏心底的秘密。
没过多久，伊万就开始劝我离婚，或者至少让克里斯多夫知道我已经搬出来了。至今为止克里斯多夫还不知道这事。起初，伊万犹豫着要不要开口，他似乎还不确定自己有哪些权利——一段爱情的发展，无论是好是坏，总是被当成权利的累积或失去。然而，随着我们交往的深入，而今我已住进他家，他就不得不明确地告诉我，我已经让他的处境变得十分尴尬了，他想知道我究竟把他放在何种位置。
“所以，你可以买件乐器，或者用录音机和磁带来替你表达悲痛。这样，只需按下播放键，即使你不在现场，仪式也能进行。这样，你便能躲开人群，不再被人打扰。这显然是种文明的安排，当然，经济原因也是其中的关键，金钱交易使这种形式变得精简了。希腊号称‘文明的发源地’，所以‘哭丧’这种习俗起源于希腊，简直是一个伟大创举。”某次，克里斯多夫半玩笑半认真地跟我说了上述那些话。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按理说，我应该亲口告诉克里斯多夫我已经搬离公寓，这很重要。可是，要是事情被别人知道了怎么办？邮筒里堆积的信怎么办？这些都是简单又实际的问题。为什么我不能给克里斯多夫打个电话，直接说明这一切呢？这个消息不可能打击到他。难道我在顾虑克里斯多夫和伊万之前的关系？还是因为尽管我和其他男人（他的朋友）同居了，我也应该继续遵守我们之间那个“不对任何人说”的承诺？
“其实这差不多等同于一次‘灵魂出窍’的体验。”克里斯多夫说，“假如你是死者的亲属，哭丧人的作用就是代替你去服这场‘唱哀歌’的奴役。葬礼上，所有压力都放在你一个人身上，观众都希望看到你在人前放声大哭。试想，你是一个寡妇，正为丈夫举行葬礼，大家都在期待一场表演。然而，悲伤的本质其实是与这种要求相矛盾的。人们常说，当你感到悲伤时，当你经历了惨痛的失去悲痛欲绝时，你是哭不出来的。”
显然，我不能让伊万发现我的犹豫。这种犹豫不决是致命的，它很可能让我和伊万之间的关系变得像我之前讨厌的那对夫妻之间的关系那样糟糕。我跟伊万说我会找克里斯多夫说清楚，不过，到底要跟他说些什么，这一点我们却从未细谈过。他并没有要我马上离婚，或许是觉得这个要求有点过分。无论如何，叫女人跟现任丈夫离婚这种话是难以启齿的。通常，女人为了和爱的人在一起，会自己做出选择的。
当听伊莎贝拉说他去了希腊时，我就明白了。他对这个主题相当感兴趣，计划一定要把它写进新书里。克里斯多夫向我解释说，古代的葬礼仪式正在快速消亡，只有希腊乡村的一些地区还保留着这种传统，比如位于伯罗奔尼撒南部的马尼。在马尼，每个村子里都有几名职业送葬者，他们有时也被叫作“哭丧人”或“哀悼者”，也就是葬礼上唱哀歌的女人。吸引克里斯多夫的正是悲伤的这种外在表现形式——唱哀歌的不是痛失挚爱的死者家属，反而是陌生人。
可是，我在格罗妮美那待的时间越长，就越不想面对克里斯多夫。我肯定是爱伊万的，但是我越发意识到，关于离婚这件事，我希望依靠理智而非凭借冲动去解决。这样的想法，连我自身都很难接受，更何况是远方那位急不可耐的爱人呢？
不过，正如我说的，克里斯多夫在他研究的领域有绝对发言权。哀悼仪式这个主题毫无趣味之处，他却能把特殊仪式和传统习俗讲得趣味横生，让读者被他的热情感染。克里斯多夫想必是为研究职业哭丧人——就是那些被雇佣来负责在葬礼上哭喊的女人——才来希腊的。
这大概是因为年龄的缘故，你不能说自己这么做是因为爱情，因为到了这个年龄，你对爱情早就没了那么大的热情，内心更多地会听从理智做决定。
不过，这就是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他的生活方式。他有写作的天赋，却以浅尝辄止的态度追求事业。婚后五年里，我从没见他去过图书馆，即使在他做研究期间也一样。所以，伊莎贝拉对他的工作总是不屑一顾。虽然克里斯多夫在事业上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伊莎贝拉从未放在眼里。她想要儿子从事法律、金融或者政治方面的工作，总说克里斯多夫有这些方面的雄才大略。
理智告诉我，婚后不能跟别的男人同居，至少不能长期这样。内心听从理智做决定，可我放弃了婚姻但还没有离婚，跟克里斯多夫分手了，却没有完全摆脱他，继续处在这种犹豫不决的处境里就是最不理智的。我越快解决这个问题越好，不能夹在两个男人相反的期待中摇摆不定。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尽快找到克里斯多夫，就算不是为他，也是为我自己。
一个不曾失去过什么，生命中所有最重要的东西都应有尽有的男人，偏偏要写“葬礼”这个主题，这难道不奇怪吗？就算他有悲伤的理由，那也是抽象的。但是，他却被那些经历过失去之痛的人深深吸引了。不了解的人还以为他是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殊不知，他对别人的同情心跟他的好奇心一样，只能维持三分钟热度，一旦新鲜感没了，他就会假装视而不见，置身事外。至少，与他最初给读者留下的博爱形象相比，真实的他远不如别人以为的那么热心。
“不如我来找你？”伊万再次问道。
我们认识对方时，他正在写他的第二本书。他是个拖延症患者，说起来滔滔不绝，绘声绘色，行动起来却困难重重。我很快意识到，比起写书，他更喜欢谈书。他说第二本书研究的是世界各地的葬礼，是包含文化、政治、科学的作品，囊括了世俗和宗教的仪式，“描绘”——我想他用的是这个词来聊各地的文化和历史差异。
“我觉得不用。”我说。
那本书出版时，我还不认识克里斯多夫，我遇到他时，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了。他被邀请去做讲座，给各大报纸写评论，他的书也被译成好几种语言，输出到国外。某所大学聘他担任教授，他拒绝了。他不缺钱，而且已经跟出版商签了第二本书的合同，不过他一直没有交稿。
我回答的语气里充满反感和敌意，我担心这会激怒他。我不想缓解他的焦虑，却又不想让他过分担心，他的猜疑对我俩来说没有任何好处。于是我继续说：“我不希望你蹚这浑水，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公平……”我还想继续说，却被他打断了：“当然，你说得没错。但是，我想你。”
克里斯多夫算得上一位通才。从那本书闲散的写作风格可以看出，他擅长的是找出各种材料之间的关系，然后用散文的笔法将这些材料串起来。
“我也想你。”我说。
的确，那本书缺乏深厚的研究基础。一些书评人指出了其中明显的错误和疏漏，不过影响不大，毕竟，克里斯多夫又不是专业学者，而且这本书本来就是写给普通读者看的。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我告诉他酒店的情况，还提到了玛丽亚。他认为克里斯多夫只是想跟玛丽亚玩玩。
那本书内容涉猎广泛，行文洋洋洒洒，有克里斯多夫独特的写作风格，一会儿比较室内音乐的相对隐秘性与管弦乐的激昂，一会儿又回忆起他青少年时期去不同的夜总会的经历。他谈到第三帝国的音乐、布商大厦管弦乐团的声乐，还讲了自己在国王学院教堂听亨德尔的康塔塔的事。（他曾经在国王学院进修过，先进修音乐，然后是写作。但我猜他其实是去休养的。）
“这是克里斯多夫的一贯作风，”他说，“他这个人坏透了，手段倒很——‘高明’。”
克里斯多夫二十几岁时就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那本书在出版界，甚至在读者当中都广受好评，还曾进入过畅销书排行榜。那是一本非虚构作品，题材独特甚至有点另类，主题探讨的是音乐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音乐在仪式和庆典上所起的作用，音乐对公共场所的界定和音乐在宗教及意识形态中的劝导功能。
“高明”这个词明显是带引号的。说到这，我们都笑了，这感觉就好像我俩在一起吐槽某个共同认识的朋友。从某些方面来看，也确实是这样。
“研究？！”她冷笑，“什么样的研究？”
挂电话前，我又嘱咐他不用担心，说克里斯多夫肯定会同意离婚的。毕竟，上次在电话里他表现得很冷漠。很多时候，他都是急匆匆地挂了电话，像是急着赶去哪似的。
我说：“有什么好担心的。他来希腊搞研究，很可能会去邻村旅游一圈，也可能去雅典查资料了。”
“现在的情况确实有些尴尬，不过马上就结束了。”我继续说，“等克里斯多夫回来，我就提出离婚，那时一切就结束了，剩下不过是一些纸上的协议而已。”
她问：“你难道不担心吗？”
这是我第一次说出“离婚”这个词，隔着电话我都能感受到伊万的激动情绪。
第二天早上我给伊莎贝拉回了通电话，我说我没找到克里斯多夫，他没回酒店。
“那样的话，”伊万似乎在极力克制自己激动的心情，故意放低声音，“我真希望他快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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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Third Reich，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1933-1945）。
那一瞬间我很震惊。站在我面前的男人似乎分裂成两面。一方面，他从未失去过什么，妻子、情人、父母，甚至连宠物都在他身边。但同时，在他身上，我似乎看到了另外一个男人的影子，那个男人失去了至亲，失去了一切，一无所有。那嘲讽的、冷淡的语气泄露了他深藏心底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