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问。
“有人在特纳罗海角看见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我终于一口气说出了口。我想他应该听出了我的羞耻感。
“我不想当着马克的面提这件事，他对儿子的印象还不错。”
“所以呢？”他重复道。
警长沉默片刻，说：“我懂了。”
话到嘴边我却说不出来。
“不过，别担心，”他继续说，“我们调查过这位女性，他们只是普通朋友。克里斯多夫走后，她还留在那儿。她没有丈夫、兄弟，父亲也死了，不过有个男人证明了事发时她不在场。”
“所以呢？”他有点儿不耐烦地问。
我沉默了。这些警察比我想象中厉害。这样看来，这件案子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几乎找不到其他线索和答案了。然而，突然得知那个女人的消息让我更紧张。在这之前，克里斯多夫的这位情人对我来说是个谜，而现在我对她的了解变得具体了。我只需要开口询问，就能获知更多信息，比如问她的名字。现在我就已经知道了，她未婚，没有兄弟，没有父亲，住在特纳罗海角上，按照某些标准看，她过着淫乱的生活。
我说：“我想提供一些信息，可能跟克里斯多夫的死有关。我听说你们在找一个女人，找他出轨的证据，所以……”
“我们常在书中看到‘犯罪冲动’这个词，你丈夫……”警察顿了顿，“看似与当地居民相处得不错，不过，我认为那只是表象。”
他警觉地问：“什么事？”
“有人不喜欢他？”我脱口而出。
但是，真的只能这样了吗？我犹豫半天，最终还是拿起了电话拨出警察局的号码。电话接通后立刻转接到了警长办公室。我没说我是谁，但他们听口音就知道了，这儿的美国人并不多。
我们都默然。
“只能这样了。”他说。我想确实如此。
“是的。”良久沉默后他说。
我把难题留给了马克。他缓慢地走上楼梯，显然不想跟伊莎贝拉说调查的事。他不敢说出调查毫无进展的话，他害怕面对她的反应。伊莎贝拉听到这个消息后恐怕会歇斯底里，肯定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她会把马克怪罪一番，责备他连最重要的事都没办成，非得要他拿出个结果来——她就像唆使丈夫杀死国王的麦克白夫人。这会儿，马克肯定希望楼梯永远没有尽头，这样他就不用面对伊莎贝拉了。
我只能重复那句话：“我认为那只是表象。”
不管斯特凡诺是有罪的还是清白的，我知道此刻他正在忍受期待的折磨，而且他在极力掩饰内心的期待。他对未来只有一个愿望，虽然这个愿望最终可能会落空，但至少他离目标越来越近了。斯特凡诺露出同情的表情，因为马克正在后座上痛哭，但此时他的心里肯定激动万分。他向马克递来一张纸巾，马克擤了鼻涕，对我们说了声“谢谢”。
很快我们的通话就结束了。我刚放下电话，红色信号灯就亮了，是伊万打来的未接电话。我拨回去，他立刻接了。
接下来就是斯特凡诺大献殷勤的时候了。或者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只要玛丽亚下定决心，其他事便顺理成章了。或许，这正是玛丽亚犹豫不决的原因，她知道一旦向斯特凡诺做出让步，她就能立刻看到她的人生和全部未来。她还年轻，自然对已知的未来感到抗拒。
“到底怎么了？我给你发了三条信息你都没回。”
假如斯特凡诺再多点耐心，不冲动行事——这是他最致命的缺点，不过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了——玛丽亚可能会投向他的怀抱。虽然克里斯多夫和玛丽亚只是一两晚的床伴关系，但克里斯多夫死后，玛丽亚的生活肯定会陷入空虚。她对爱情、私奔有过的幻想，对这个神秘男人的激情全都消失了。一个女人的爱情幻想，尤其是对死去的男人的幻想不可能维持太久。
“对不起。”
没错，他是自由的，他很快就会向玛丽亚重新发起攻势，有大把的时间追求爱情。玛丽亚现在正需要人安慰，斯特凡诺是最能给她安慰的人。如果他足够聪明，他就不会在玛丽亚面前诋毁克里斯多夫，而应当尽力展现出他的君子风度，他的善良、忍耐与宽容——一个正值盛年的男人离开了人世，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我不希望任何人发生这种事。
“你还好吗？”
我继续观察斯特凡诺，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出了村子，驶向酒店。马克的身体重重地靠在我的肩膀上。斯特凡诺听到马克的话后立刻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他知道警察找不到嫌疑人和证据后，觉得法网有太多漏洞，他就能逃之夭夭吗？回酒店的路上，正在开车的他会因为想到自己仍然是自由的而感到欣慰吗？
“嗯。伊莎贝拉和马克来了，这儿有一大堆事要处理。”
斯特凡诺心里明白，克里斯多夫的介入——就好像克里斯多夫是个幽灵似的，阴魂不散——只是一个外部因素，他和玛丽亚的关系之所以会变得越来越僵，几乎无法挽回，根源在于他那份无法被接受的爱。
“那是自然。”
他看上去有点儿不安，被我问得心烦意乱。我继续偷瞄他。他倒不看我，盯着前方的路出神。前方路况不好，他确实该留意一下。
“我想我们很快就回来了。”
“她没事，”过了一会，他答道，“没事的。”
“调查得怎么样了？”
虽然他没看我，但我还是从后视镜里发现了他的惊恐。
“他们很可能找不到凶手。”
“玛丽亚没事吧？”我问。
“怎么回事？”
他身材高大，加上汽车在颠簸，我只能尽力搂住他。他握住我的手，倒在我的怀里抽泣。我抬起头，跟斯特凡诺对视了一眼。我们面面相觑。他移开视线，盯着前方。
“没有负责人。找不到嫌疑人和证据。警长的意思是调查工作陷入了瓶颈，叫我们别抱希望。”
我抓住马克的胳膊阻止他。他压制住怒火坐回来，开始呜咽道：“伊莎贝拉会有什么反应？她会怎么做呢？”
他没说话，我继续说：“从某些方面来看，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如果凶手根本不存在，那么克里斯多夫的死就是由环境造成的，换句话说，都归咎于当时的情况就好了。”
斯特凡诺在偷瞟我们，我知道他在偷听我们讲话。被我发现的瞬间，他立刻移开视线，假装盯着前面的路。不过我还是发现了他脸上一闪而过的复杂表情。很不幸，他的偷听也被马克发现了。马克猛地坐起来，吼道：“你偷听什么，我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停下来，电话那头没有回应。
“走吧。”他说。我跟在他后面走出警局。刚一上车，我还没来得及阻止，他便说：“他们会继续调查，但我对他们不抱希望。他们似乎没有负责人，一个都没有。我该怎么跟伊莎贝拉交代呢，她知道后会怎样呢？”
“嗯，我在听。”他说。
但我估计马克还是会劝警察找到凶手，会鼓励他们继续调查，这种情况不是经常发生吗？我站起身，正准备进去，马克就出来了。他的表情很惆怅。
“好的。”
不，从一开始事情就很明显：他遭到抢劫，然后莫名其妙地死了。
“继续说。”
我觉得克里斯多夫死得冤枉。当然，死亡都是不公平的，不过，有些人死得更惨。我无法想象警长暗示的那种结局：凶手是某个女人的丈夫或男友，是和斯特凡诺有相同处境、渴望复仇的男人。这种说法令我厌恶，不仅是因为克里斯多夫出轨的事，还因为这种猜测本身就不合理。假如某个男人被心爱的女人戴了绿帽子，因而起了杀心的话，他行动的时候肯定会带上刀或枪，绝对不会用石头作为杀人工具。
“没什么要说的。”
我在一把塑料椅上坐下，那个头部受伤的男人已经走了。我在想，他为什么不包扎好伤口再来报案呢？他应该先去当地医院或找个医生看看才对。当然，这儿可能没有医院。或者，他想立刻带上证据来报案。如果克里斯多夫当时也能来报案该多好。
“你打算怎么办？”
回到等候区，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一名寡妇，失去了男人的保护。这完全是一种本能的原始感觉反应。在希腊警局的大厅里，我突然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站在男性世界的门口，渐渐消失遁形。
“我想，我做不了主。”
但是，嫉妒跟罪恶并非一回事，我只要开口说出我的恐惧——我害怕的不是斯特凡诺杀了克里斯多夫，而是怕克里斯多夫死后，他的出轨行为还会继续带来危害——就可能毁掉这个男人的人生。因此，在行动之前我必须要慎重。我呆立在门口，甚至不确定自己到底知道什么。克里斯多夫和玛丽亚发生过性关系，但是他之后还和马尼其他几个女人纠缠不清。所以，我怀疑这里还有很多和斯特凡诺处境相同的男人。
“你是他的遗孀，”伊万说，“是他的妻子。”
我在警方面前没有提斯特凡诺。这个嫉妒的男人可能是玛丽亚的丈夫或男友，至少是朋友或追求者，他也许是“解决这件案子”的关键。我知道他完全有理由嫉妒克里斯多夫，但我不能当着马克的面说这件事，那样恐怕会让他觉得我是在指控他儿子。毕竟，在这件事上克里斯多夫是有罪的。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
马克的身体垮了下去，我正想伸手去安慰他，他却突然坐起来说他要和警长单独聊聊。我站起来说：“我在大厅里等你。”他只说了句“时间不会太长”，说话时也没回头看我。我在门口逗留了两秒，他们面对面坐着，谁也没有看我一眼。
“你没跟他们说，是吗？”
沉默半晌后，警察接着说：“我只想让你们了解这件案子的进展，不知道你们是打算留在马尼，还是回国呢？坦白说，这件案子是无法马上解决的。当然，一旦有任何进展，我们会立刻通知你们。”他又顿了顿，继续说：“现在，我建议你们先带他回去。”
“我怎么开得了口？”
马克的身体瞬间放松了，似乎他的儿子又活过来了。或者，这是我的幻觉？我转头发现他还保持着那个姿势。他并没有转过来看我，仍把我视若空气。
“你会说吗？难道你觉得不重要了？”
警长继续说：“不过，我们对所有可疑的女性和她们的丈夫都做了调查，并没有获得新发现。凶手和你儿子大概没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
马克差点站了起来，他脸都羞红了。我知道他会有这种反应，不仅是因为警长当着我的面揭穿了克里斯多夫出轨的秘密，还因为克里斯多夫的背叛让他想起了伊莎贝拉的出轨史。克里斯多夫大概遗传了他母亲的基因，所以注定要出轨。他气的不仅是克里斯多夫的行为，还有克里斯多夫死后留下的烂摊子。
“从法律上讲，你还是他的妻子。”
他朝我点头，继续道：“当然，这件事才刚发生不久，现在说这些为时过早。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尽力，因为这同样也关系到我们的利益。你想，一个有钱的外国人在街头被杀害了，传出去肯定会弄得人心惶惶。我听到谣言说，这事跟一个女人有关……”
“根据法律来看是没错，可根据其他……”
“假如我早点赶到犯罪现场就好了，可惜当时我在希腊探亲。我们还没有找到嫌疑人。通常情况下，遇到这种案子，我们会先锁定当事人的妻子，但……”
“其他什么？”
“克里斯多夫这事呢，难道也没有结果？”
“我指我们内心的原则。我们要努力做正确的事。”
“这里经常发生失踪案，甚至命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找到凶手。这间办公室里装的，”他指了指墙边的金属柜说，“都是未结的案子。很多调查最后都不了了之。我们根本拿不出最好的破案记录。”
“根据我们内心的原则，那么……”
他叹了口气，从椅子里坐起来，继续说。
“我决定让马克和伊莎贝拉做决定。虽然我知道，他们一直对我是克里斯多夫的好妻子、遗孀这件事深信不疑。”
“跟你儿子的死无关，但跟这件案子的调查工作有关。也就是说，关系到能否找出凶手。我们估计凶手是个男人，当然也有可能是女人，事实上，还可能是团伙。”
“因为怕他们会伤心失望？”
局长颔首。
“因为我，因为我们，我们应该这样做。有些真相会打破他们的幻觉，一些他们有权利保留的幻觉，毕竟他们已经失去太多了。比方说，他们从未想过，白发人会送黑发人。”
“这跟克里斯多夫的事有关吗？”
“这么做是为了克里斯多夫吗？”
警长靠在椅背上，漫不经心地瞟了我一眼后又转向马克：“最近几年，我们的预算特别紧张，中央政府陷入危机，我想你在报纸上看到了。”
“什么意思？”
“当然。这种情况肯定要。”马克说。
“我的意思是，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伊莎贝拉和马克，是为了克里斯多夫吧？”他哽住，继续说，“克里斯多夫已经死了，你对他的承诺早就失效了。”
“我已经通知过英国大使馆了，他们肯定会问你们一些问题。”
我沉默了，望向前方。
马克接过纸条仔细瞧了瞧，然后将纸条折叠收好。
远处的酒馆里，一群男人面朝大海围坐着。天色渐晚，夕阳缓缓沉入大海，那些男人在纵情饮酒，似乎喝了好一阵了。从我这里看过去，那些人的脸是模糊的，不过就算看得清楚，我也不认识，毕竟我刚来不久，认识的人寥寥无几。我听到从那里传来阵阵笑声，他们在纵情畅饮。
“尸体上飞机之前，需要做防腐处理，这是航空公司的要求。阿雷奥波利有家殡仪馆。”他在纸条上写了一个名字和一串电话号码，然后从桌子上递过来，继续说，“科斯塔斯会帮你们联系。科斯塔斯——就是你们入住的酒店的员工。”
“你还在听吗？”
马克点头。
“嗯。”
“你们今天就可以带走尸体，我估计你们要把它运回伦敦。”
当然，他是对的。我曾经译过一本书，书名叫《夏蓓尔上校》，这本书主要讲丈夫死而复生后夺回财产和身份的故事。我翻译得并不成功，因为我发现很难译出巴尔扎克散文的独特风格，就放弃了原作的文体，直接把它翻译成了小说。故事的主人公夏蓓尔上校在拿破仑战争中被误认为已经牺牲了，他的妻子认为再婚是合法的，很快便携带财产改嫁他人，做了伯爵夫人。之后，上校回来，与妻子展开争夺财产和身份的战争，再往后就进入了叙事部分。
警长在办公桌前坐下，拍了拍手，他的视线落在马克颤抖的手上。
原著在感情上更倾向于上校，伯爵夫人被塑造成一个无知、肤浅、心狠手辣的女人。但是，翻译到后面，我越来越同情伯爵夫人了，以至于我担心这种个人情感会被我带到译文中。或许，或许巴尔扎克的写作意图就是想引起读者对夏蓓尔夫人的同情。毕竟夏蓓尔夫人不知道自己的丈夫还活着，她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才背叛丈夫和别人结婚的，她的命运是多么悲惨。
他向马克介绍了自己，虽然面向我们俩，但明显是在对马克说话。他想安慰马克，却被马克阻止了。一番握手和礼貌的“有请”后，他终于把我们领进他的办公室。警长还没开口，马克倒先坐下了，他问我们是喝咖啡还是白水。马克摇摇头，用手弹了弹上衣的灰尘，以示他的不满。他的手在颤抖，不自觉地摸着裤子上的线头。
背叛让我联想到夏蓓尔这个人物。译者在翻译时总是力求忠实原文，事实上，要达到百分之百的忠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忠实的表现方式有很多种，有形式上的忠实，有内容上的忠实，甚至有些忠实还是自相矛盾的。故事中，夏蓓尔上校的意外死亡而不是意外出现引发了忠诚危机，正是死亡挽回了那段关系，重新开启了一段尘封的记忆。
刚进大门，马克就问我为什么要出高价请斯特凡诺，而不叫其他司机，并且表示他并不想见到斯特凡诺。这时，正好警长走来了，我才避免了尴尬。我之前没见过这位警长。看到马克后，他赶紧迎了上来。伊莎贝拉说得一点儿没错，在希腊，男性果然比女性更受欢迎。
这难道不是伊万害怕的吗？他怕我们被淹没在废墟中，担心生与死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过去的人和事纠缠不休。重生的夏蓓尔就是鬼魂，不再属于人世，然而唯独夏蓓尔自己看不到这个事实，这便是他的悲剧所在。他是鬼魂，是“神圣的人”，即超越法律的人，因为从法律上讲，他已经死了。书中，除了夏蓓尔和他那阴险狠毒的妻子之外，另一个重要角色是律师德维尔，而书中很少出场的弗劳德伯爵，就是现实中伊万的角色。
斯特凡诺坚持要等我们出来，他的好心却被马克当成了威胁和算计。马克沉默地走进警察局，斯特凡诺就站在车子旁边等着。我从斯特凡诺旁边经过时，他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那目光里还隐藏了某种复杂的情感，让我觉得不安。
我们误以为世界上只有一种规范行为的法律，一套道德标准和法律体系，实际上，除了这种法律外，还有其他法律存在。这就是我想让伊万明白的。《水手比利·巴德》就是一个例子，书中的人物威尔船长就面临两种法律——军事法和上帝法——他因此陷入了两难困境。他一直被比利·巴德的死折磨着，临死前还叫着比利·巴德的名字。（在E.M.福斯特创作的歌剧剧本中，福斯特和布里顿没有采用歌剧的俗套剧情——让其他歌手倒在死者身边——而是让这个角色继续活着。）
警察局给人的印象恐怕也一样。这里办事的人比前一天多，不过给人的感觉还是那么懒散。有人坐在等候区里，似乎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了。有个男子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看上去像是来报案的，因为他头部有伤口。没准他也遭到了抢劫。假如克里斯多夫当时还活着，肯定也会立刻赶来警局报案吧。马克盯着那个男人和他的伤口，大概想到了克里斯多夫，他往后退了一步，别过头去。
对伯爵来说，夏蓓尔上校只不过是一缕魂魄，在活人身边阴魂不散。只有当夏蓓尔认识到法律上的存在和肉体存在是两码事，认识到规范人类行为的法律具有多样性时，他才甘愿被送进精神病医院或疯人院，承认自己是“神圣的人”。夏蓓尔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将上校的身份和伯爵夫人丈夫的名份都转让出来。他掉进了漏洞，游离于法律承认和管理的范围之外，已经不存在了。
我点头。他不可思议地摇头，盯着前面的路。回去之后，他可能永远都不会来这里了，也永远不会来希腊。因为克里斯多夫的事，这里对他和伊莎贝拉来说就是禁地。他望着周围烧焦的黑土，肯定觉得这儿跟地狱差不多。
然而，克里斯多夫终究不能复活，法律恐怕也无法判断我和他的关系。我们还是夫妻，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我们的关系就像上校和伯爵夫人，就算德维尔律师发现什么证据，我们也只是名存实亡的夫妻。因此，现实和小说有明显的差异，而现实在小说中几乎找不到雷同之处，这正是小说的创作目的。我和克里斯多夫之间的问题和小说中的情况相似，都面临字面上的法律和个人实际情况之间的矛盾，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服务和保护的是谁。
“这儿发生过火灾吗？”他问。
“没事，”伊万说，“现在不适合谈这些。”
马克直接无视他，转过去看窗外，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远处，有个男人起身走出酒馆，来到堤坝上。他张开手臂，手里举着类似酒杯的东西。另一个男人在欢呼，大概在邀杯或聊天。如今，这种兄弟情义越来越少见了，只有特殊场合大家才会聚在一起，比如说周日约去公园踢足球或每月约一次扑克牌。那些喝酒的人算不上铁哥们，他们之间更多的是虚情假意，逢场作戏。我知道，那群人里肯定没有克里斯多夫。不过，或许就在一周前，他也去过那儿。
马克和克里斯多夫这对父子有相像的地方吗？有人说他们不像，我倒觉得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充满自信，谈吐大方，自以为是。这大概是所有英国男人给斯特凡诺留下的印象。斯特凡诺为我们关上车门，然后坐进驾驶座。他从后视镜里偷瞄马克，露出戒备的表情，似乎在提防马克抢走他的爱人。
当往事如烟散去，当你不用做选择，不用挽救婚姻，不再左右为难时，昔日人事会以惊人的方式再现脑海。所以，真正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是那些死去的人，而非生者。当那个人活着时，和他相处，你就会想起对方令你反感的点点滴滴——或者大多数情况下，就像我和克里斯多夫一样，根本想都不用想——然而，当那个人离开人世后，你就会开始怀念他。
我和马克站在酒店门口，斯特凡诺上来和我们打招呼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马克变紧张了。“这种人就是杀害我儿子的凶手”，我知道他心里在这么想。斯特凡诺给我们开车门的时候，马克对他的反感似乎加重了。我简单地介绍他们相互认识。斯特凡诺的表情变得越来越冷淡了，他死盯着马克，在他眼里，马克不但是个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外国人，而且还是自己情敌的父亲。而马克跟对方握手的时候则露出鄙视、惊讶的表情，表现出反感的样子。
“不，”我说，“我们得谈一谈，趁现在还不晚。”
斯特凡诺下了车，走过来向我们礼貌地问好，显得有些害羞。他身上穿的T恤，纽扣已经掉了，脸上的胡子也没刮干净。站在阳光下，他怎么看也不像个杀人凶手。我前几天的怀疑顿时显得十分荒谬。我这才发现，他并不高，比克里斯多夫矮，也没有克里斯多夫壮。容易激动的性格让他显得形象高大，可若在现实中，克里斯多夫完全能打赢他。
伊万半晌不说话，然后才说：“行，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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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中的人物，唆使丈夫采取残忍的手段登上王位。
马克差点站了起来，他脸都羞红了。我知道他会有这种反应，不仅是因为警长当着我的面揭穿了克里斯多夫出轨的秘密，还因为克里斯多夫的背叛让他想起了伊莎贝拉的出轨史。克里斯多夫大概遗传了他母亲的基因，所以注定要出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