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扎泽洛把小吃部主任扶起来，重新端给他一只凳子。主人建议他脱下裤子，在炉火前烘干再穿，他用痛苦的语气谢绝了。他穿着湿衣服，非常不自在，提心吊胆地坐到另一只凳子上。
“哟！您没摔着吧？”
“我喜欢低座位，”演员又开口道，“坐得低些摔得轻些。对，刚才我们谈到鲟鱼肉，是吧？亲爱的！新鲜，新鲜，新鲜，这应该是所有小吃部主任的座右铭。那么，请您尝尝……”
演员大声说：
炉火红光中，长剑在小吃部主任眼前一闪。阿扎泽洛把一块咝咝冒油的烤肉放入金盘子，浇上些柠檬汁，递给他一把二齿金餐叉。
“非常感谢。”就在小凳上坐下来，不料凳子后腿突然折断，他“哎哟”一声，屁股重重到地上，他的脚同时钩倒了面前的另一只凳子，把上面的一满杯红葡萄酒都洒在了裤子上。
“非常……我……”
小吃部主任道：
“不，不，请尝尝吧！”
正在烤肉的那个人转过身来，他的獠牙把小吃部主任吓了一跳。他用灵巧的动作送过来一只发黑的橡木小凳。除了几只这样的凳子，屋里再没有别的坐具。
小吃部主任出于礼貌，把一小块肉放进嘴里，顿觉肉质非常新鲜，尤其是味道好极了。不料他嚼着鲜嫩喷香的肉块时，差一点被噎住而再次摔倒。从隔壁房间突然飞出来一只黑色大鸟，鸟翅轻轻刮过他的秃顶。大鸟落在座钟旁的壁炉搁架上，原来是只猫头鹰。安德烈·福基奇跟所有小吃部主任一样容易神经紧张，他想：“我的上帝啊！这房子真够戗！”
“不是为这事？”外国魔法师奇怪道。“您到我这儿来还有什么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只跟一位随军商贩打过交道，他差不多跟您是同行，不过是在很久以前，您还没有出世呢。不过，见到您我也高兴。阿扎泽洛！给小吃部主任先生拿个凳子！”
“来杯葡萄酒好吗？白的还是红的？在白天这个时候您喜欢喝哪国的酒？”
“我不是为这事来的！”小吃部主任说，心里觉得老大不快。
“非常……我从不喝酒……”
“我不能原谅！”演员口气强硬。
“这又何必！要不玩一盘掷骰子吧？也许您爱玩别的？多米诺骨牌？纸牌？”
“请原谅……”小吃部主任还想解释，却不知道怎样摆脱这个爱找碴儿的演员。
“我不爱玩，”小吃部主任回答，他已感到疲惫。
“二级鲜肉就是胡说！新鲜就是新鲜，只有一个等级。二级新鲜的鲟鱼肉就是臭鲟鱼肉！”
“很糟糕，”主人下结论道。“随您的便。男人不喝酒，不打牌，不结交漂亮女人，不喜欢桌边聊天，他身上必定隐藏着某种不好的东西。这种人不是身患重病，就是对周围的人怀恨在心。当然，也有例外。跟我一起宴饮作乐的那些人里面，有时也能碰到卑鄙透顶的家伙！好了，您说吧，您有何贵干？”
“怎么是胡说呢？”
“昨天您变了魔术……”
“亲爱的，这是胡说！”
“我？”魔法家诧异道。“哪能呢！这跟我的身份有些不相称！”
“给我们送来的就是二级鲜肉，”小吃部主任说。
“请原谅，”小吃部主任着了慌，“是叫魔法表演……”
“怎么没关系，鱼肉都变质了！”
“噢，对了，对了！亲爱的！我向您公开一个秘密：我根本不是什么演员，我只是想看看莫斯科的市民大众，这事在剧院里最方便，所以我的随从人员，”他朝黑猫那边点了点头，“就安排了一场表演。我不过坐在旁边望着那些莫斯科人。您别愁眉苦脸，告诉我，您上这儿来跟那场表演有什么关系？”
“请原谅，”被当头棒喝打懵了的安德烈·福基奇说，“我不是为这事来的，和鲟鱼肉没关系。”
“您瞧，表演的节目里有一套天花板上落钞票，”小吃部主任压低了声音，不好意思地回头望望，“大家都抢到了那些钞票。然后有一位年轻人到我的小吃部来，给了一张十卢布票子，我找回他八卢布五十戈比……后来又来了一位。”
“不，不！不必多说了！绝对不要再说了！我决不会吃你们小吃部的东西！老兄，昨天我从你们柜台前走过，那股鲟鱼肉和羊奶干酪的气味到现在也忘不了。亲爱的！羊奶干酪不是绿颜色的，您被人骗了。它应该是白色的。对。还有茶水呢？简直就是泔水！我亲眼看见，一个衣着不整洁的姑娘把水桶里的生水直接加到大茶炊里，就把这样的茶水倒给客人喝。不，亲爱的，这是不能容忍的！”
“还是年轻人？”
演员伸出他那戴着闪光钻戒的手，仿佛要堵住小吃部主任的嘴巴，非常激动地说：
“不，是上了年纪的。第三位，第四位。我都找了钱。今天清点现金一看，钱都变成了一张张纸片。小吃部亏损了一百零九卢布。”
“我是杂耍剧院小吃部的主任……”
“哎呀呀！”演员叹道。“难道他们以为那是真钱吗？我不认为他们是故意那样做的。”
魔法家四仰八叉躺在一张放有好些枕头的特大矮沙发上。小吃部主任觉得，外国演员只穿着一件黑内衣和一双尖头黑便鞋。他诉起苦来：
小吃部主任哭笑不得，回头望了望，没有说话。
这时他才在暗处发现了要找的那个人。
“难道他们都是骗子？”魔法家担心地问客人。“难道莫斯科人里面还有骗子？”
“有什么事可以为您效劳吗？”
小吃部主任答以苦笑，于是毫无疑问了：莫斯科人里面确有骗子。
大为惊骇的小吃部主任突然听见一个沉厚的男低音说：
“真卑鄙！”沃兰德愤怒了。“您是个穷人……您是穷人吗？”
小吃部主任一走进客厅，就被里面的陈设惊呆了，他甚至忘记了自己的来意。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的大窗户（这是失踪的珠宝商遗孀梦寐以求之物）照射进来，显得异乎寻常，就像教堂里的那种光线。一座老式大壁炉，尽管春日天气炎热，依然烧得旺旺的。房间里并不热，反而潮气袭人，让进来的人觉得如置身地窖一般。壁炉前的虎皮上蹲着一头硕大的黑猫，正安详地眯眼望着炉火。餐桌上铺着教堂里用的锦缎，敬畏上帝的小吃部主任一眼瞥见时不由得打了个寒噤。锦缎台布上摆着许多大肚酒瓶，都落满了灰尘还长了霉。酒瓶中间有个闪亮的盘子，一看便知是纯金制品。一个腰间插刀的红头发矮子，正在壁炉边用长剑串烤肉块，肉汁咝咝滴进炉火，油烟袅袅飘入烟道。屋里除了烤肉味儿，还弥漫着浓烈的香水及神香的气味，致使小吃部主任暗暗揣想，这里也许在为别尔利奥兹举行追荐——他已从报上知道了别尔利奥兹的死讯及死者的住址。不过他马上驱走了这个显然荒唐的念头。
小吃部主任缩起了脑袋，那样子看起来就是穷人。
“请到客厅吧，”女郎说，她那随便的样子就像穿戴很正常似的。她把客厅的门推开后，就离开了前室。
“您共有多少存款？”
“让他进来，”书房里传来科罗维约夫的颤音。
这个问题是用关切的口气提出来的，但这样问毕竟是不礼貌的。小吃部主任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问一下，”女仆显然有些犹豫，把已故别尔利奥兹的书房门稍稍推开，向里面报告：“骑士，这里来了个小矮个儿，说要见老爷。”
“共有二十四万九千卢布分别存在五家储蓄所，”从隔壁房间传来一个发颤的嗓音，“家里地板底下还有两千金卢布。”
“他本人，”小吃部主任悲戚地说。
小吃部主任好像在凳子上粘住了。
“怎么？要见他本人？”
“当然，这是微不足道的数目，”沃兰德宽容大度地对客人说，“这笔钱其实您也用不着了。您什么时候死？”
“我要见演员公民。”
小吃部主任真的火了。
“喂，”女仆对着话筒说，“怎么？您是迈格利男爵？请讲。对！演员先生今天在家。对，他很高兴见您。是的，有客人……穿燕尾服，黑色上衣也行。什么？要到午夜十二点。”女仆说完放下话筒，问小吃部主任：“您有何贵干？”
“这谁知道！也不关谁的事！”他回答。
宽敞、昏暗的前室里堆满了各种奇异的服装和杂物。椅背上搭着一件鲜红衬里的黑斗篷。镜台上横着一把长剑，黄金的剑柄闪闪发光。另外三把银柄的剑随便放在角落里，就像普通的伞或手杖那样。鹿角上挂着几顶饰有鹰翎的贝雷帽。
“怎么不知道呢，”还是那个可恶的嗓音在书房里说，“又不是计算牛顿的二项式！这个人将在九个月后，也就是明年二月死于肝癌，死亡地点是莫斯科大学附属医院四号病房。”
小吃部主任不知道把眼睛往哪儿瞧，他倒换着两只脚，心里在想：“哼，这就是外国人的女仆！呸，真下流！”为了避开下流，他只得往旁边看。
小吃部主任的脸黄了。
“喂！”
“九个月，”沃兰德沉吟道，“二十四万九千……算整数，每月平均两万七千卢布？是少了点，不过粗茶淡饭的日子也够了。还有那些金币呢。”
安德烈·福基奇“啊”了一声，眨了眨眼，走进前室，摘下帽子。这当儿恰巧前室里的电话响了。那个无耻女仆把一条腿踏在椅子上，拿起话筒说：
“金币兑不成现钞了，”那嗓音又插话道，小吃部主任的心都凉了，“安德烈·福基奇死后，他家房子马上被拆掉，金币送交国家银行。”
“既然按了铃，就请进来吧！”女郎说，用一双淫荡的绿眼睛凝视着小吃部主任。
“我倒劝您别住进医院，”演员继续说，“听着病房里那些不可救药的病人痛苦呻吟，死在那种地方多没意思。您不如拿出两万七千卢布大摆筵席，服点毒药，让醉醺醺的美女和豪爽的朋友们簇拥着您，在弦歌声中心驰神往，岂不是更好吗？”
立即有人给他开了门。小吃部主任打了个哆嗦，倒退了一步，没有马上进去。这也情有可原。开门的是一位裸体女郎，除了一条漂亮的钩花小围裙和一个钩花发结，她身上一丝不挂。不过她脚上还穿着双金黄色便鞋。女郎身材秀美，美中不足的是她脖子上一道深红色的伤疤。
小吃部主任一动不动坐着，他的样子苍老了许多：眼睛四周出现了黑圈，脸颊皮肉下垂，下颌耷拉下来。
上面说到，小吃部主任在楼梯口跟经济学家分了手，随后他就走上了五楼，按响了五十号住宅的门铃。
“啊，我们有些想入非非了，”主人道，“言归正传吧。把您的那些纸片拿出来看看。”
正当经济学家坐于楼下斗室之时，小人儿在楼上碰到了极不愉快之事。这位小人儿乃是杂耍剧院小吃部主任安德烈·福基奇·索科夫。警方在剧院调查那会儿，他一直置身事外。别人只发觉他比平时更加愁眉苦脸，还知道他向通信员卡尔波夫打听过外国魔法家的住址。
小吃部主任慌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一看却傻了眼。报纸里好好的包着一沓钞票。
五十号的情况得到了验证。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想起刚才的历险犹自不寒而栗，他不再考虑已故的内侄及住房的事了，他只悄悄说了声：“全明白了！全明白了！”就奔出了六单元。几分钟后，电车载着这位计划经济学家向回基辅的火车站疾驶而去。
“亲爱的，您的身体确实不大好，”沃兰德耸耸肩膀说。
波普拉夫斯基等到了结果。只见那个悲戚的小老头面无人色，一边画十字一边喃喃自语，从他面前飞跑过去，头上的草帽不见了，秃顶上满是伤痕，裤子也全湿了。吓懵了的小老头抓住大门把手胡乱使劲，不知道推开还是拉开，最后总算把门弄开，窜到院子的太阳底下去了。
小吃部主任腼腆地笑着，从凳子上站起来。
这一次无需久等。开门声。脚步声。脚步声消失。惨叫。猫叫。急促细碎的脚步声，下来了，下来了，下来了！
“可是，”他结结巴巴地说，“如果再……”
等待的时间比这个基辅人的预计来得长久。楼梯上一直空荡荡，听得见任何动静。终于，五楼的房门响了一声。波普拉夫斯基屏住了呼吸。对，是他的脚步声。“他下来了。”这时四楼也有开门声。一个女人的嗓音。愁眉苦脸人的嗓音……对，是他的嗓音……好像听见他说：“别烦我，看在基督的分上……”波普拉夫斯基把耳朵伸进碎玻璃的缺口，听到了女人的笑声。然后是急促有力的下楼脚步声。女人的背影一闪而过。这个女人拿着绿色漆布手提包，从单元大门走到院子里去了。又传来了小人儿的脚步声。“奇怪，他在往回走，又回到那宅子里去！莫非他是匪徒一伙的？真的，他回去了。上面又开门了。好吧，等着瞧。”
“嗯……”演员沉吟道，“那就再来找我吧。欢迎光临！认识您很高兴。”
他到了楼下，发现单元大门边有一扇小门，里面是个小储藏室。小门上的玻璃打碎了。波普拉夫斯基把公民证放回袋里，回头想找扔下来的东西，结果竟没有看到一件。他自己都觉得奇怪，他并不怎么可惜那些东西。这时他倒生出一个有趣诱人的想法：从小人儿身上验证一下那可恶的住宅里的情况。没错，小人儿打听五十号在哪儿，就说明他是第一次来。想必他马上就要落入盘踞在五十号的那帮家伙的魔爪。波普拉夫斯基觉得，小人儿一定很快就会从那里出来。他当然不再打算参加什么内侄的葬礼，离上火车回基辅也还有足够的时间。计划经济学家回头看了看，就钻进了小储藏室。这时远远听见楼上有房门响声。“他进去了！”波普拉夫斯基紧张地想。储藏室里倒阴凉，有一股耗子和皮靴的气味。波普拉夫斯基在一截木头上坐下来，决心等待看个究竟。这个位置便于观察，能直接看到六单元出口的大门。
这时科罗维约夫从书房里跑过来，一把抓住小吃部主任的胳膊使劲摇晃，一定要安德烈·福基奇代他向大伙致意问好。小吃部主任懵懵懂懂向前室走去。
读者要问，波普拉夫斯基会不会跑到民警局去报案，说有一班强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他野蛮施暴？不，可以肯定地说，他绝不会的。难道要他走进民警局，告诉那儿的人，有一只戴眼镜的猫查看过他的公民证，还有个穿紧身衣带刀子的人……不，公民们，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他确实是个聪明人！
“格拉，送客！”科罗维约夫喊道。
“非常感谢，公民，”小人儿愁眉苦脸地谢过，继续往上走，波普拉夫斯基则站起来奔下楼去。
前室里又是那个红发裸女！小吃部主任侧身走到门口，吱吱地说了声“再见！”醉汉似的出了门。他往下走了一段，停下来，坐在楼梯上，掏出那包钱又看了看，钞票还是好好的。
“上面！”波普拉夫斯基生硬地说。
这时，四楼的一家走出来一个拿绿色手提包的女人。她看见一个人坐在楼梯上呆呆地望着钱，不禁一笑，若有所思地说：
“请问公民，五十号住宅在哪儿？”穿茧绸的小人儿愁眉苦脸地问道。
“我们这幢楼是怎么回事？这个人一大早就醉醺醺的。楼梯玻璃又一次被人砸碎了。”她定睛望望小吃部主任，说：“公民，您的钱太多了，分一点给我不好吗？”
一个非常矮小的小老头儿正从楼梯往上走。他身穿老式茧绸西服，头戴绿带子硬草帽，满脸悲戚之色，走到波普拉夫斯基旁边站住了。
“别烦我，看在基督的分上，”小吃部主任吓坏了，忙把钱收起来。女人大笑道：
波普拉夫斯基又跑下一层楼梯，在拐弯口的木沙发上坐下来喘了喘气。
“见鬼去吧，你这守财奴！我不过开句玩笑。”说罢径自下楼去了。
然后，这个赤发强盗抓住烧鸡的独腿，把鸡整个儿抡起来，照准波普拉夫斯基的脖子狠狠打了一下。鸡身打飞了，阿扎泽洛手里只剩下一条鸡腿。正如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真实描述的那样：奥布隆斯基家里全乱了套。[2]托尔斯泰在场的话一定会这样说的。是啊！波普拉夫斯基眼中的一切都乱了套。仿佛有一长串火星从他眼前飞过，随后又变成一条乌黑长蛇，霎时间遮蔽了五月白昼之光。波普拉夫斯基握着公民证，顺楼梯跌滚而下，在拐弯处蹬碎了下一段楼梯口的玻璃窗，才一屁股落定在梯阶上。那只无腿烧鸡从他身边蹦蹦跳跳，滚到楼下去了。站在上面的阿扎泽洛三两口啃光了鸡腿，把骨头插进紧身衣的小兜，返身进屋，砰地把门关上了。这时听见楼底下有轻轻的脚步声，什么人上楼来了。
小吃部主任慢慢站起来，举手扶扶帽子，才发现草帽没戴在头上。他实在不想回去拿，但又心疼那顶帽子，犹豫再三，还是回到五楼，再次按响了门铃。
他先从地上捡起公民证，把它交还给波普拉夫斯基。后者用没有知觉的手接过了本本。然后这个叫阿扎泽洛的人一手拎着小箱子，另一只手打开房门，挽住别尔利奥兹姑父的胳膊，把他送到了楼梯口。波普拉夫斯基倚墙而立。阿扎泽洛不用钥匙就打开了手提箱，从中拿出一个油迹斑斑的报纸包，里面是一只缺了一条腿的大烧鸡。他把烧鸡放在地上，又从箱子里拿出两套内衣、一条磨剃刀的皮带、一本什么书和一个盒子。他把这些东西统统踢下楼梯，只留下了那只鸡。空箱子也扔了下去，听见底下轰隆的响声，知道箱盖摔掉了。
“您还有什么事？”可恶的格拉开门问道。
这个独眼獠牙带刀子的矮个儿把波普拉夫斯基吓得半死。此人只到他的肩膀一般高，可是办起事来不但有魄力，而且有板有眼。
“我把帽子忘了，”小吃部主任指着自己的秃顶小声说。格拉转身进去，他暗暗啐了一口，闭上了眼睛。当他睁开眼时，格拉拿来了草帽和一把黑柄的剑。
“你马上回基辅去，”阿扎泽洛接着说，“就在那儿老实待着，别梦想什么莫斯科的住房了，懂吗？”
“这不是我的，”他推开剑小声说，赶快戴上帽子。
波普拉夫斯基点点头。
“您没带剑来吗？”格拉奇怪道。
“波普拉夫斯基，”矮个儿齉齉地小声说，“现在该明白了吗？”
小吃部主任嘟囔了一句，连忙快步下楼。他觉得头上不大舒服，帽子里热烘烘的。他取下帽子，不禁吓了一跳，轻声尖叫起来。他手里竟是一顶插着烂鸡毛的天鹅绒贝雷帽。小吃部主任画了个十字。那帽子突然喵呜一声，变成一只黑猫崽，蹿回到他头上，四爪紧紧抠住了他的秃顶。小吃部主任惨叫一声，奔下楼去。那猫崽从头上跳下来，一溜烟跑到楼上去了。
“阿扎泽洛，送客！”黑猫说罢就走出了前室。
安德烈·福基奇冲到院子里，奔向大门外，从此永别了三〇二号乙幢魔鬼之楼。
波普拉夫斯基觉得呼吸困难，从椅子上站起来，捂着胸口向后退了几步。
他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很清楚。跑出大门后，他鬼鬼祟祟回头张望，像在寻找什么。一分钟后，他来到街对面的药房里，刚开口说“请问……”柜台后面的女人就嚷了起来：
一个瘸腿小矮个儿应声走进前室。他穿一件黑色针织紧身衣，皮腰带上插着把刀，火红色头发，黄色獠牙，左眼有白翳。
“公民！您头上全是伤口！……”
“是四百一十二分局，”黑猫自言自语道，用爪子指了指倒拿着的公民证，“哼，准没错！我了解这个分局！他们不管什么人都发给公民证！要是我，就不发给您这号人！绝对不发！只要看看您这张脸就不发！”黑猫勃然大怒，把公民证扔到地上，打起了官腔：“您参加葬礼的资格已被取消，请您返回原住地吧！”随即向门口喊了一声：“阿扎泽洛！”
五分钟后，小吃部主任裹好了纱布，他并且打听到，最好的肝病专家要数别尔纳茨基和库兹明两位教授。他问哪一位住得近些，听说库兹明的独幢小白楼几乎只有一院之隔，真是不胜之喜。两分钟后，他来到了小白楼。小楼虽然古旧，但里面非常舒适。小吃部主任记得，第一个来迎接他的是老保姆，她是来接他的帽子，见他没戴帽子，就努努瘪嘴巴走开了。
“发证机关是哪个分局？”黑猫翻看公民证，问道。波普拉夫斯基没有回答。
随后在一个大镜子边，好像是拱门下面，出来了一位中年妇女，她当即对他说：十九日以前的号挂完了。小吃部主任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他用失神的眼睛看了看拱门后面——那里显然是前厅，正坐着三个候诊的病人——悄声说：
“不知道我会不会昏过去？”波普拉夫斯基在想。这时远远传来了科罗维约夫的呜咽声。整个前室里弥漫着乙醚和缬草酊的药味儿及另一种让人作呕的恶劣气味。
“我病得快要死了……”
波普拉夫斯基迷迷糊糊不见他物，只看见猫眼中两点闪亮的火星，他像抽刀那样忙从口袋里抽出了公民证。那猫拿起镜台上的一副宽黑边眼镜戴上，样子更加神气，从波普拉夫斯基瑟瑟发抖的手里抓过了公民证。
那女的疑惑地看看他缠满纱布的头，犹豫了一下，说：
“公民证！”黑猫伸出一只毛乎乎的爪子喝令道。
“那……好吧……”就放他进了拱门。
波普拉夫斯基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这时对面的房门打开了，内有金边夹鼻眼镜的闪光，一个穿白衫的女人说：
“好像我在用俄语问你，”那猫厉声道，“你待怎讲？”
“公民们，这位病人优先就诊。”
波普拉夫斯基顿觉脑袋发晕，手脚不听使唤，把手提箱掉在了地上，一屁股坐在黑猫对面的椅子上。
转眼间小吃部主任已进了库兹明教授的诊室。这个长方形的房间里没有一点庄严可怖的医院气氛。
“嗯，是我发的电报。你待怎讲？”
“您怎么啦？”库兹明教授用悦耳的声音问道，有些担心地看看他包扎的头。
那只猫动了动，从椅子上跳下来，后腿人立，前爪叉腰，张开猫嘴说话了：
“我刚才得到可靠消息，”小吃部主任答道，对一个玻璃框里的集体照片痴痴地望了几眼，“我将在明年二月死于肝癌。求求您救我一命。”
“不行，我受不了，我挺不住了，”科罗维约夫用鼻子抽着气说，“只要一想起车轮轧腿……一只轮子就有十普特[1]重……咔嚓！我得上床睡一会儿。”他从前室走出去了。
库兹明教授朝皮椅的哥特式高背上一靠。
波普拉夫斯基瞪大眼睛，以为自己听错了。
“对不起，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您看过医生了？为什么头上缠着绷带？”
“是他！”科罗维约夫指着那只猫说。
“什么医生？……您可没见过那样的医生！……”他的牙齿突然打起战来。“别看我的脑袋，跟脑袋没关系，甭管它，不关脑袋的事。是肝癌，求您救命。”
“对不起，请问是您给我发的电报吗？”波普拉夫斯基问道，一面绞尽脑汁在想，这个哭天抹泪的怪家伙究竟是什么人。
“等一等，这是谁对您说的？”
“不行，我再也不行了！我要去喝三百滴乙醚缬草酊！”他把满是泪痕的脸转向波普拉夫斯基，说：“瞧那些电车干的好事！”
“请您相信他，”小吃部主任热切地说，“他真的知道。”
“对不起，请问您是我家已故米沙的朋友吗？”他问道，用一只袖管擦着无泪的左眼，并用右眼端详着悲痛欲绝的科罗维约夫。可是那人哭得不可开交，除了老是“咔嚓——两段！”听不懂他说些什么。科罗维约夫号够了，终于从墙上抬起头来，说：
“我一点也不明白，”教授耸耸肩膀，脚一蹬，连同椅子从桌边移开。“他怎么会知道您的死期？何况他还不是医生！”
这个陌生人的行为深深打动了别尔利奥兹的姑父。“谁说如今没有重感情的人！”他这样想，觉得自己的眼睛也要湿了。但同时他心中又罩上了一片疑云，闪过一个念头：这个重感情的人是否在死者房子里办了登记居住的手续？这种事例并不少见啊。
“死在四号病房，”小吃部主任说。
“一点不错，”科罗维约夫喊道，夹鼻眼镜下流出了两条泪水，“一点不错！我亲眼所见。是真的，一下子，脑袋就搬了家！咔嚓——右腿两段了！咔嚓——左腿也两段了！瞧这些电车干的好事哟！”科罗维约夫显然不能自持，一头抵到镜子旁边的墙上，哭得浑身直打哆嗦。
教授望望这位病人，望望他的头和湿漉漉的裤子，心里想：“岂有此理！来了个疯子！”就问：
“是被电车轧死的？”波普拉夫斯基悄声问道。
“您喝伏特加吗？”
“是啊，是啊，”科罗维约夫打断他的话，把手帕从脸上拿下来。“我一眼就看出来了，猜到了准是您！”他泪水盈眶，浑身发颤，提高了嗓门：“真叫人伤心，啊？怎么弄出这种事来？啊？”
“我滴酒不沾，”小吃部主任回答。
“……死者别尔利奥兹的姑父……”
一分钟后他脱去衣服，躺在冰凉的漆布卧榻上，让教授按揉腹部。小吃部主任好不喜欢，因为教授绝对肯定地说，至少目前他没有任何肝癌症状。不过既然……病人被江湖骗子惊吓，心里很害怕，那就作一次全面的化验检查……教授很快开出化验单，告诉他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化验。此外还写了张便条介绍他去找神经病学家布列教授，因为他的神经系统完全紊乱了。
没等他说完，科罗维约夫就从口袋里掏出块脏手帕，一把捂住鼻子哭了起来。
“教授，该付给您多少钱？”小吃部主任掏出鼓鼓的钱夹，用柔和发颤的嗓音问道。
“我姓波普拉夫斯基。我是死者……”
“您随便，”教授冷淡、生硬地说。
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咳嗽一声，跺了跺脚，书房的门打开了，科罗维约夫走了出来。波普拉夫斯基向他低头施礼，样子庄重自尊，然后说：
小吃部主任拿出三张十卢布钞票放到桌上，突然用猫爪般柔软的动作又加上一个小报纸卷儿，里面发出轻微的铮铮声。
计划经济学家刚按响门铃，门就打开了。他走进幽暗的前室，觉得有些奇怪，不知是谁给他开的门，前室里并没有人，只见一只老大的黑猫蹲在椅子上。
“这是什么？”库兹明捻着小胡子问道。
“唉，有麻烦了！真该一下子把他们都……”波普拉夫斯基扫兴地想，他穿过沥青铺地的大院，急急前往五十号宅。
“请别嫌少，教授公民，”小吃部主任悄悄说，“求求您别让我长癌！”
来人对那人耳语了几句，那人惊慌万状，忙站起来。不多会儿，房管所的空屋里就剩下了波普拉夫斯基一个人。
“马上把您的金子拿走，”教授傲然地说，“您要控制好自己的神经。明天就送小便去化验，不要多喝茶，完全不能吃盐。”
“我是，”那人回答的声音弱不可闻。
“喝汤也不放盐？”他问。
“你是房管所委员皮亚特纳日科吗？”来人问坐着的那人。
“吃什么都不能放盐，”库兹明吩咐。
这时，一个男子走进办公室。坐在桌边的那人一见到他，脸色顿时变得刷白。
“唉！……”小吃部主任苦闷地叹了口气，用感激涕零的目光望着教授，收起桌上的金币，倒退着朝门口走去。
“可是，对不起，”波普拉夫斯基提高嗓门道，“您是房管所委员，您要负责……”
那天傍晚教授的病人不算多。黄昏时最后一个患者也走了。教授脱长衫时看了一眼小吃部主任放钱的地方，发现十卢布的钞票不见了，桌上只有三张阿布劳久尔索葡萄酒的酒瓶标签。
“同志，我不了解情况，”那人闷闷不乐地打断了他的话。
“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库兹明喃喃地说，在地上曳着脱掉一半的长衫，伸手摸了摸那几张纸片。“他不但有精神病，原来还是个骗子！我真不明白，他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一张验尿单吗？啊！他偷了我的大衣！”教授忙向前厅奔去，胳膊上还套着长袍的一只袖子，他在门口就尖叫起来：“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看看大衣还在吗？”
“是这么回事，”波普拉夫斯基一本正经地说，“已故的别尔利奥兹是我的内侄，您知道，他在牧首塘那儿遇难了，我是他唯一的继承人。我有义务依法接受他的遗产，就是我们在五十号的那一套住房……”
大衣一件不少。教授又回到桌边，终于脱掉了长袍。他忽然两眼直愣愣盯住桌面，一动不动好像在地板上生了根。就在刚才发现酒瓶标签的地方，他看见一只可怜巴巴的小黑猫，正蹲在一小盘牛奶边喵喵地叫。
“我是，”那人有气无力地答道。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可以？！这也太……”教授觉得后脑勺都凉了。
“啊哈！……”波普拉夫斯基心里明白了。“那么，房管所总得有个人吧？”
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听见教授轻声哀叫，连忙走进来。她马上说，猫崽定是病人悄悄扔下的，教授们家里常遇到这种事。她的话让教授完全放了心。
桌边那个怪人紧张得脸都涨红了，仍然含糊其词，嘟嘟哝哝，像是说：秘书也不在……什么时候来，不知道，而且……秘书病了……
“这种人大概因为日子过得穷苦，”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解释道，“而我们这里，当然……”
“啊哈！”聪明的波普拉夫斯基若有所悟，便问秘书在哪儿。
于是他们猜想扔小猫的人是谁。最后怀疑到那个患胃溃疡的老太婆。
那人干脆不作回答，愁眉苦脸地望望窗外。
“准是她，”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说，“她一定这样想：我反正快要死了，这只猫崽多可怜。”
“他什么时候能来？”
“可是不对！”库兹明叫起来。“牛奶是怎么回事？！也是她带来的？还有小盘子呢？！”
那人又支吾起来，猜他的意思是，主任也不在家里。
“牛奶是装在小瓶子里带来的，然后在这儿倒在小盘子里，”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如此解释。
“他在家里吗？”波普拉夫斯基又问。“我有急事找他。”
“不管怎么说，把猫和盘子都弄走吧，”库兹明道，并亲自把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送到了门外。当他回到室内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不知为什么，这个普通的问题让坐着的那个人发了慌，脸色都变了。他不安地瞟瞟来人，嘟哝说主任不在。
他正往衣钩上挂长袍，忽听见院子里有人哈哈大笑，探头一看，顿时惊呆了。一位女士只穿一件内衣，正经过院子朝对面的侧屋跑去。教授甚至知道她的姓名：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发出笑声的是个男孩子。
“我可以见房管所主任吗？”计划经济学家彬彬有礼地问道，一面摘下帽子，把手提箱放在门口的椅子上。
“这像话吗？”教授鄙夷地说。
办公室很小，墙上挂着一幅溺水急救按图操作的旧宣传画，一个没有刮过脸、眼神惊惶不安的中年男子孤零零地坐在木桌边。
这时在隔壁他女儿的房间里，留声机奏起了狐步舞曲《哈利路亚》。同时他听见背后有麻雀的啾唧声。他回过头，只见一只很大的麻雀在他的办公桌上跳来跳去。
星期五上午，波普拉夫斯基走进了莫斯科花园街三〇二号乙幢房管所的办公室。
“嗯……别慌……”教授想，“是我离开窗口时飞进来的。一切都正常。”教授这样嘱咐自己，但他确实感到一切都不正常了，不用说，主要是这只麻雀闹的。他仔细看看桌上的麻雀，知道它不是寻常的麻雀。这只下流雀子装模作样地瘸着左脚，一颠一颠踏出切分音的节拍，总之，它就像柜台前的醉汉，在留声机的伴奏下跳着狐步舞。它丑态百出，还恬不知耻朝教授瞟了几眼。库兹明手按电话机，想打电话问问他的老同学布列教授：人到六十岁看到这种麻雀，还出现突然晕眩的症状，是什么道理？
总之，纵有千难万难，也要设法把内侄在花园街的住房继承下来。这件事当然不好办，很不好办，但无论如何也得去办。经验老到的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清楚他必须走的第一步棋是：将已故内侄的三间房子办理登记居住手续，哪怕是临时居住也行。
这当儿麻雀突然跳到别人馈赠给教授的大墨水瓶上，向瓶里排了一泡粪（我不是说笑话！），然后振翅飞起，停在空中，突然冲向墙壁，用钢铁般的雀喙猛啄一八九四届医大全体毕业生合影的玻璃相框，它把玻璃啄得粉碎，就从窗口飞走了。教授不再给布列打电话，而是拨通了水蛭供应所，告诉对方他就是库兹明教授本人，请他们立即送些医用水蛭到家里来。
噩耗电报令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激动万分。错过这样的机会简直就是罪过。务实练达之士明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教授放下话筒，转身回到桌边去，突然吓得大叫起来。办公桌边坐着一个女人，头戴三角护士巾，手里的小口袋上写着“水蛭”两个字。教授看清楚了她的嘴巴，所以才吓得大叫。那是一张男人的嘴，嘴角咧到耳根，露出一颗獠牙。那护士的眼睛犹如死人的一般。
他在报纸上登过启事，愿拿基辅学院街的房子调换一套在莫斯科的较小住房，但毫无结果。偶有一二洽商者，他们提出的条件又都缺乏诚意。
“我把这些钱收回去，”护士的嗓音是男低音，“放在这儿也没有用。”说罢伸出一只鸟爪，搂起那些酒瓶标签，她的身体渐渐在空中化去。
须知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有一个秘密。他为盛年早逝内侄感到惋惜，自不待言。但他是个务实的人，当然明白他没有十分的必要去参加一次葬礼。他迫不及待地赶到莫斯科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一件事：住房。在莫斯科拥有一套住房？这可是件大事。不知什么缘故，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不喜欢基辅。迁居莫斯科的念头近来常扰得他寝食不安。他不喜欢第聂伯河春天泛滥时淹没低处的岛屿，水天相连，一片茫茫的景象。他不爱眺望弗拉基米尔大公纪念碑前的壮丽景色。他也不喜爱弗拉基米尔山丘砖石小径上的斑驳日影。这一切他都毫无兴趣。他唯一向往的就是搬到莫斯科去住。
两小时后，库兹明教授坐在卧室的床上，他的太阳穴、耳后和脖子上贴满了水蛭。花白小胡子的布列教授坐在他脚边的绸面子绗被上，同情地望着他，安慰他说这一切全都是无稽之谈。窗外已是夜晚。
令太太惊讶的一阵悲声之后，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立即着手打点莫斯科之行。
那一夜莫斯科还发生了什么稀奇古怪之事，我们不得而知，当然，也不去刨根问底了。我们该转入这个真实故事的第二部分了。读者，随我来吧！
然而聪明的人毕竟聪明，就因为他能对错综复杂的情况进行分析。很简单，是电报出了错，报务员把电文拍发错了。“我”字无疑是从别的电报中错入，实为文末署名“别尔利奥兹”一词之误。这样一改，电文的意思就明白了，当然，这很令人伤心。
[1] 普特为俄国重量单位，等于16.38公斤。
正当尽职尽责的会计师坐上出租汽车去拜见那件会写字的衣服时，一列基辅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刚刚抵达终点站。随着下车的人群，从九号软卧车厢走出来一个手提钢化纸小箱子的文质彬彬的旅客。这位旅客不是别人，乃是已故别尔利奥兹的姑父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波普拉夫斯基。他是一位计划经济学家，家住在基辅老学院大街，此次前来莫斯科，是因为前天深夜他接到了这样一封电报：“我刚在牧首塘被电车轧死。葬礼定于星期五下午三时。望来。别尔利奥兹。”在基辅，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当之无愧归于最聪明的人之列。但即使是绝顶聪明的人，接到这样的电报也会手足无措。一个人既能发电报说他被轧死了，显然是他被轧而尚未死。那么，为什么又要举行葬礼？也许这个人情况很糟，预见到自己必死无疑？这有可能。不过，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将在星期五下午三时下葬？这种准确性也太叫人奇怪了。真是一封莫名其妙的电报！
[2] 这是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