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记得，她的声音相当低沉，有些喑哑。我甚至傻乎乎地觉得，像是胡同里发出的回声，碰到肮脏的黄色墙壁上又弹了回来。我快步走到她那边，到了她面前，答道：
“‘您喜欢我的花吗？’
“‘不喜欢。’
“您想不到，竟是她突然开了口：
“她惊愕地望望我。我在刹那间突然明白了：这正是我终生所爱的女人！竟有这种事，啊？您一定说我疯了吧？”
“我追随黄色的标记，跟着她走进了胡同。在这条弯曲又冷清的胡同里，我俩各沿一边，默默无语地走着。您想想，整条胡同里竟然不见一个人影。我很苦恼，因为我觉得必须跟她说话，但又担心自己话未出口她就飘然离去，从此永无再见之日。
“我什么也没说，”伊万大声道，忙说：“求您了，后来呢？”
“她手里拿着一束黄花，那颜色很讨厌，令人心烦意乱。鬼知道那叫什么花，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莫斯科最早见到这种花。她穿着黑色春大衣，衬托得那束花格外显眼。她居然拿着黄色的花！难看的颜色。她从特维尔大街拐进一条胡同时，回头望了一眼。您知道特维尔大街吧？那儿的行人成千上万。但我向您保证，她只看见了我一个人，她不安地，甚至像是痛苦地看了我一眼。她有惊人的美貌，而更使我吃惊的是她那样的眼神，其中流露出内心异常的孤独，是谁也不曾见过的！
客人接着讲下去：
这时，客人的眼睛睁得很大，他望着月亮，继续低声讲述：
“嗯，她惊愕地望望我，然后问道：
“正是这样！彼拉多的故事就要写完了，就要结束了。我已经知道，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第五任犹太总督、骑士本丢·彼拉多。’这时候，我自然想出门去散散步。十万卢布是一笔巨款，我买了漂亮的西服。我可以去廉价的餐馆吃午饭。阿尔巴特街上有一家极好的餐馆，不知道如今是否还在。”
“‘您向来就不喜欢花吗？’
“白斗篷，猩红里子！我知道！”伊万激动地说。
“我觉得她的声音里含有敌意。我和她并排走着，尽量合上她的脚步，真奇怪，我并不感到拘束。
“我打开了窗户，坐在第二个，就是很小很小的那个房间里，”客人用手比划起来，“是这样……这边是沙发，对面是另一张沙发，当中的小桌上放着一盏漂亮的照夜灯，靠近窗口摆着书和小写字台。第一个房间很大，有十四平方米，里面满是书和一个火炉。啊，多么好的工作环境！丁香花散发着异香！身体虽然疲劳，头脑却变得越发轻灵。彼拉多的故事迅速接近尾声……”
“‘不，我喜欢花，但不是这一种，’我说。
“是个大数目，”洗耳恭听的伊万同意道。
“‘那是哪一种？’
“啊，那真是黄金时代！”讲述者轻声叹道，两眼闪闪放光。“独门独户的住房还带前室，前室里还有个盥洗盆，”不知为什么他特别得意地强调这一点，“两个小窗户紧挨着底下通向花园小门的人行道。对面四五步远就是围墙，那儿长着丁香、椴树和槭树。啊，啊！冬天的小窗外，很少看到黑色的人腿及听到吱吱的踩雪声。我家的火炉总是烧得旺旺的！然而春天突然来到了。透过模糊的玻璃窗，我看见丁香树丛由光秃而渐渐披上绿装。就在去年春天的此时，发生了一件比中奖十万卢布更大更大的喜事。您知道，十万卢布可是个大数目！”
“‘我喜欢玫瑰花。’
……从建房主那儿租了两间地下室住房，是在阿尔巴特街附近一个胡同花园的小楼里。他丢下博物馆的公职，着手写作关于本丢·彼拉多的长篇小说。
“我马上后悔说了这句话，因为她随即歉意地一笑，把花扔到水沟里去了。我有些不知所措，还是把花捡了回来，交还给她。她笑笑推开了。我只好自己拿着那束花。
“哼，那个偏僻的鬼地方！”他恨恨地说。
“就这样默默地走了一阵，后来她从我手里抽出那束花，把它扔到了马路上，用她那只戴着喇叭口黑手套的手挽住我的胳膊，我们便并肩而行。”
伊万的神秘客人赢得十万卢布后，即采取了以下行动：买书，放弃在肉铺街的原住房……
“后来呢？”伊万道。“请您不要漏掉什么。”
“您想象一下，我是多么惊喜！”戴小黑帽的客人低语道。“我把手伸进放脏衣服的筐子里，看见那上面的号码和报上公布的完全相同！我是说脏衣服兜里的那张债券，”他解释道，“是博物馆发给我的。”
“后来？”客人反问道。“后来的事情您自己就能猜到。”他忽地用右边的袖子擦掉一滴突然涌出的泪水，接着说：“爱神一下子蹦到我们面前，就像从胡同地下蹿出来的杀人凶手，给了我们双双致命的一击！
这位历史学家孑然一身，无亲无故，在莫斯科几乎没有熟人。可是万万不曾想到，有一天他居然中奖得了十万卢布！
“就像雷霆盖顶，匕首穿胸！
“真有你的！”伊万小声羡慕地说。
“后来她坚持说不是这样的，她说我俩很久以前就相爱了，虽然彼此还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那时候她跟别人生活在一起，而我当时……是和那个，她叫什么来着……”
“除了本族语，我懂五种语言，”客人答道，“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还能阅读一点意大利语。”
“是和哪个？”流浪者问。
“您翻译哪种语言？”伊万好奇地问。
“那个……嗯……和那个……”客人一时答不上来，打了个响指。
……他学历史专业，两年前还在莫斯科一家博物馆工作，并从事翻译。
“当时您结婚了吗？”
“好吧。我的生活经历，应该说，是不太寻常的，”客人开始讲述。
“是的，所以我打响指……是和那个……叫瓦莲卡的，叫玛涅奇卡的……不，是叫瓦莲卡……穿条子花衣服的……在博物馆那会儿……我记不起来了。
“那就谈谈您的小说也好，”伊万委婉地请求道。
“她对我说，那天她拿着一束黄花出了门，就是为了让我最终找到她，如果不成，她就服毒自杀，因为她的生活太空虚了。
“我不再有姓氏了，”奇怪的客人的回答里带着忧伤和轻蔑，“我放弃了姓氏，也放弃了生活中的一切。忘掉我的姓吧。”
“是啊，转瞬之间我们被爱情征服了。就在那天，一小时后，我明白了这一点。当时我俩不知不觉穿过市区，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墙外的滨河街上。
“您贵姓？”
“我们交谈起来，就像相识多年、昨天才分别的老友。我们约好第二天仍在莫斯科河边见面。我们又见面了。五月的太阳照耀着我们。这个女人很快就成了我的秘密妻子。
“我是大师！”他变得十分严肃，并从长衫口袋里掏出一顶油迹斑斑的黑色小帽，上面用黄丝线绣着一个字母“М”[3]。他戴上小帽，让伊万看了正面和侧面的样子，以证明他就是大师本人，然后神秘地说：“这是她亲手为我做的。”
“她每天上我那儿去，而我一早就开始等她。等待中，我把桌上的东西摆来摆去，提前十分钟坐到窗口，谛听着那破旧的小栅门是否作响。说来也怪：遇到她以前很少有人来到我们的小院，简直可以说渺无人迹。现在倒仿佛全城的人都在往这儿跑。小门一响，我的心就一跳。您想想，在齐脸高的小窗户外总有一双肮脏的靴子走来走去。那是磨刀师傅。我们这幢房子里谁需要磨刀工？磨什么？磨什么刀？
客人怫然作色，还晃了晃拳头吓唬伊万，说：
“她走进栅门只一次，等待中我的心至少要狂跳十回。我没说假话。时钟指到正午，她就要来了，我的心更加怦然不已，直到她那双带钢襻儿和蝴蝶结的黑麂皮鞋子悄没声地走到我的小窗前。
“您是个作家？”诗人感兴趣地问。
“有时她也淘气。她在第二个小窗前站住，用鞋尖踢踢玻璃，我马上奔到窗口，鞋子和遮住亮光的黑绸衫都不见了。我就去给她开门。
“您瞧，这事多奇怪，我待在这儿跟您一样，也是因为本丢·彼拉多。”客人胆怯地四下看了看，说：“因为我一年前写了一部关于彼拉多的长篇小说。”
“谁也不知道我们的关系，这一点我能保证，虽说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她丈夫不知情，朋友熟人也不知道。我租地下室的那幢老房子是单门独院，邻居们自然知道也见过一个女人上我这儿来，但他们不清楚她姓甚名谁。”
客人愁眉苦脸半天没说话，不时抽搐一下，后来才开口道：
“她叫什么名字？”被爱情故事深深吸引的伊万问道。
“您为什么要见他？”
客人做了个手势，表示他绝不会告诉任何人，就接着讲自己的故事。
“您已经试过了，就算了吧，”客人揶揄道，“我也不劝别人去试。他会闹出什么事，您就只管放心吧。唉，唉！跟他见面的是您而不是我，这太遗憾了！虽然我的一切都付之一炬化成了灰烬，我还要发誓：若能见到他，我宁可交出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钥匙串。我拿不出别的东西了。我已经一贫如洗！”
伊万知道了，大师和那位匿名女子情爱至笃，已难舍难分。他还能想象出独幢老屋地下室的两个房间，在围墙和丁香树的遮掩下终日光线幽暗。房里摆着红色旧家具、老式写字台，台子上的座钟每半小时鸣打一次，那儿的藏书从油漆的地板直堆到烟子熏黑的天花板下。房里还有一个火炉。
“鬼知道他在这儿会闹出什么事来！得想法子抓住他不是？”没有被彻底打垮的老伊万又在新伊万身上蠢蠢欲动地抬起头来。
伊万知道了，客人和他的秘密妻子一开始就认定：他俩在特维尔大街胡同口的邂逅乃是命运的安排，他俩互为对方而生，他们是永远的一对。
“让我们正视现实吧，”客人转过脸，望着在云中穿行的那一轮明月，说，“您和我都是疯子，何必抵赖！您瞧，他摇晃您一下，您就疯了，显然您本来就有疯根。不过您讲的那些事无疑都是真的，只是太不寻常了，所以就连斯特拉文斯基这样天才的精神病专家也不相信您。他给您看过病吗？（伊万点点头。）您的那位交谈者去过彼拉多那儿，又和康德共进了早餐，现在他来访问莫斯科了。”
伊万还从客人的讲述中了解到这对恋人日常生活的情况。每天她一来，就先系上围裙，走进狭小的前室——可怜的病人引以为自豪的盥洗盆就在那儿，她点燃小木桌上的煤油炉，开始做饭，然后在第一间房的椭圆形桌子上摆好早餐。在五月雷雨季节，雨水哗哗流过模糊的小窗，冲进门槛下的空隙里，简直就要淹没这最后的栖所。恋人们便生起火炉，烤土豆为食。土豆冒着热气，皮烤焦了，弄得手指乌黑，小小的地下室里充满了笑声。而在外面园子里，树木摇落着风雨摧折的枝条和一串串白色的丁香花。
客人嘴角上出现了痛苦的皱纹。
雷雨季节过去，到了闷热的夏天，花瓶里便插上了这对情侣共同喜爱和盼望已久的玫瑰花。自称大师的人狂热地赶写他的小说。匿名女子也被这部小说完全吸引住了。
伊万有些心慌意乱，他凝望着栅外当空的明月，半晌无语。后来他开口了：“这么说，他确实可能到本丢·彼拉多那儿去？当时他已经降生了，不是吗？而他们却说我是疯子！”他指着门外，怒形于色。
“说实话，有时候我真要为她吃小说的醋呢，”阳台月夜来客悄悄告诉伊万。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所以他的名片上第一个字母是‘W’。哎呀呀，原来如此！”
她把修剪得十指尖尖的纤手插进头发里，无休无止、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他写好的章节。她读完了，就为他缝制那顶小帽。有时她蹲在下格书架边，或站在椅子上够到书架的最上格，把数百本落满灰尘的书脊擦拭干净。她预言小说会带来荣誉，督促他努力工作，并开始称他为大师。她切盼着早日读到小说最后关于第五任犹太总督的那句结束语，她反复高吟她喜爱的一些佳句，并说这部小说就是她的生命。
伊万使劲拍了一下脑门，嘶哑地说：
小说于八月脱稿，交由一位不认识的女打字员打印了五份。走出秘密栖所投身外界生活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小点声！”
“我捧着这部小说投入了外界生活，我自己的生活便宣告结束，”大师喃喃道，垂下了脑袋，绣着黄色“М”的惨黑的小帽在伊万眼前摇晃了很久。下面的故事他讲得不很连贯，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伊万的客人当时大难临头了。
“您说什么？！”轮到伊万惊呼了。
“当时我初涉文坛，现在一切结束了，我也毁了，回想起来真是可怕！”大师激动地说，并举起了一只手。“是啊，他太让我吃惊，太让我吃惊了！”
“是这样，是这样……这不奇怪！可是我还要说，别尔利奥兹太让我惊奇了。他不但满腹经纶，为人也很机灵。不过也该为他说一句话：即使比他更机灵的人，也免不了被沃兰德蒙住眼睛。”
“谁？”伊万的声音极小，唯恐打断了激动不已的讲故事人。
伊万窘得无地自容，面红耳赤地嘟哝起来，开始讲什么去雅尔塔疗养院的事……
“编辑，我是说那个编辑。小说他看过了。他望着我，就像我闹牙疼肿了腮帮子似的，然后他瞟着墙角，甚至不好意思地嘻嘻一笑。他心不在焉地揉着我的手稿，不时清一下嗓子。他问的那些话仿佛都是疯话。他根本不谈小说本身，却问我是什么人，从哪儿来，写小说很久了吗，为什么从前没有听说过我，甚至提出了一个我认为是愚蠢透顶的问题：谁授意我用这种奇怪的题材创作长篇小说？
“您瞧……就连那张脸，您所描述的……两只眼睛不一样，还有眉毛！对不起，顺便问问，您也许连歌剧《浮士德》也没听说过吧？”
“他把我惹烦了，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他到底愿不愿意出版我的小说。
“确实如此，”洗心革面的伊万同意道。
“他有些慌乱了，支支吾吾地说，他个人不能决定这个问题，还要请编委会的其他成员读一下我的作品，他们是：批评家拉通斯基、批评家阿里曼和文学家姆斯季斯拉夫·拉夫罗维奇。他请我过两个星期再来。
“您刚一讲到他，”客人接着说，“我马上就猜到，昨天您有幸交谈的那个人是谁。别尔利奥兹真让我感到奇怪！您这个人当然有些幼稚，”客人又道了声歉，“可是别尔利奥兹，据我所闻，他还是读过不少书的！那位教授的头几句话就打消了我的所有疑问。我的朋友，你们怎么会认不出他来！不过，您……还得恕我直言，我没看错的话，您这个人是不是不学无术？”
“两星期后我又去了。接待我的是个年轻女子，她的双眼都斜向鼻梁，大约是经常撒谎的缘故。”
伊万给搞糊涂了，便不作声。
“这是拉普雄尼科娃，编辑部秘书，”伊万冷笑道，他对客人愤愤然描述的那个圈子是熟稔的。
“得了吧！别人这么说，您可不能这么说。看来，您是属于第一批吃了他苦头的人。您自己清楚，您已经进了精神病医院，却还要说撒旦不存在。这真是怪事！”
“也许是吧，”客人说，“我从她那儿拿回了我的小说，已经弄得油污破烂。拉普雄尼科娃尽量避开我的眼睛，通知我说，编辑部稿子积压很多，两年都发不完，所以，关于出版我这部小说的问题，照她的说法，‘暂不予考虑’。
“这不可能！撒旦是不存在的。”
“以后的事情我还记得什么呢？”大师揉着太阳穴，嘟哝道。“噢，我记得散落在小说扉页上的红色花瓣，还有我女友的眼睛。是的，我记得她那双眼睛。”
伊万如他答应的那样没有惊慌失措，但还是受了很大的震撼。
客人的叙述渐渐变得语无伦次，吞吞吐吐。他讲到斜飞的雨丝，在地下室里栖居的绝望，以及他又去过什么地方等等。他小声悲鸣道：是她推动他去奋争的，他丝毫也不怨她，不，他不怨她！
“好吧，”客人答道，就字字清晰有力地说：“昨天您在牧首塘遇见的人就是撒旦[2]。”
接下去，伊万听出来，像是突然发生了一桩怪事。有一天，我们的主人公打开报纸，看到批评家阿里曼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敌人在偷袭》。阿里曼警告众人说，他，即我们的主人公，试图把颂扬耶稣基督的护教论偷偷塞进出版物中。
“不会，不会！”伊万大声说。“告诉我，他是什么人？”
“啊，我记得，我记得！”伊万叫道。“不过我忘了您的姓名！”
“您听了不会惊慌失措吧？我们这儿的人都靠不住……该不会叫医生来，又是打针、吵闹什么的？”
“再说一次，别提我的姓名，我没有姓名了，”客人道，“问题不在于我姓甚名谁。过了一天，在另一家报纸上又发现了署名姆斯季斯拉夫·拉夫罗维奇的文章，作者提出要打击，要狠狠打击彼拉多主义，狠狠打击那个妄想把彼拉多主义塞进（又是这个可恶的字眼！）出版物的蹩脚的圣像画匠！
“他到底是什么人啊？”伊万激动得挥着拳头问道。
“我被‘彼拉多主义’这个闻所未闻的称呼惊呆了，又打开了第三份报纸。上面载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拉通斯基的，另一篇署名‘恩·埃’。请您相信，跟拉通斯基相比，阿里曼和拉夫罗维奇不过是小打小闹。看看标题就知道了，拉通斯基的文章是：《好战的旧礼仪派教徒》[4]。我全神贯注地读着这些批判我的文章，没有察觉这时她走了进来（我忘了关门）。她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着滴水的雨伞和几份淋湿的报纸。她眼中射出怒火，双手颤抖冰凉，扑过来吻了我，然后捶打桌子，声音嘶哑地说，她要毒死拉通斯基。”
“不幸的诗人！不过，亲爱的，这都是您自己不好。您不该对他那么放肆无礼，甚至还有些厚脸皮。您为此付出了代价。谢天谢地，这个代价还不算高呢。”
伊万好像有点难为情地叹了两口气，但没有说什么。
客人同情地把一只手搭在可怜的诗人肩膀上，说：
“凄凉的秋季到来了，”客人接着讲，“小说的惨败犹如撕去了我的一片灵魂。说实话，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唯有等待着一次次和她相见。这时候我的情况有些不对劲了。鬼知道是怎么回事，想必斯特拉文斯基早已作过分析。我开始觉得苦闷，并有了某些预感。报刊上的批判文章方兴未艾。刚看头几篇，觉得它们可笑，但随着文章数量的增多，我的态度渐渐有所改变。第二阶段的感觉是惊奇。这些文章虽然气势汹汹、振振有词，但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少见的虚与委蛇和首鼠两端。我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这批文章的作者个个言不由衷，他们的火气也正由此而来。然后进入了第三阶段，您想吧，那是恐惧的阶段。并非惧怕报上的文章，而是对一些跟文章和小说毫无关系的东西感到恐惧。比如说，我开始害怕黑暗。总之，到了精神病发作的阶段了。特别是在入睡前，仿佛有一条软绵绵、冷冰冰的章鱼伸开腕足，直接爬进了我的心里。我只好开灯睡觉。
“我就是这样来到此地的。”
“我心上人的样子变化很大。（我当然没有告诉她章鱼的事，但她能看出来我的情况不大妙。）她消瘦了，苍白了，没有了笑声，而且一再求我原谅她劝我发表小说的片断。她要我抛开一切到南方去，到黑海去，把十万卢布的剩余都用在这趟旅行上。
最后，伊万讲了格里鲍耶陀夫之家发生的事情，便愁容满面地结束了自己的故事：
“她执意定要如此。我不想争辩，便答应她日内启程（我下意识地感到，我去不了黑海）。她说她要亲自去买车票。我就拿出全部余款约一万卢布，都交给了她。
讲到大公猫拿钱向售票员买票时，客人简直给乐坏了，他轻声笑着，差点喘不过气来。伊万讲得如此精彩，自己也非常兴奋，就学那公猫把银角子举到胡须边的样子，蹲在地板上跳了几下。
“‘干吗这么多钱？’她惊奇道。
“只可惜这个别尔利奥兹不是批评家拉通斯基，也不是文学家姆斯季斯拉夫·拉夫罗维奇。”他怒不可遏地悄声喊道：“接着讲！”
“我说恐怕失窃，所以在我动身前请她代为保管。她把钱装进小提包，就来吻我，说她宁死也不情愿就这样丢下我孤单一人，无奈那边在等着她，她身不由己，她明天一定来。她恳求我什么也不要怕。
讲到别尔利奥兹惨死时，听故事人插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并且他的眼中冒出了怒火：
“这是十月中旬的一个黄昏。她走了。我在沙发上躺下，没开灯就睡着了。因为觉得章鱼就在身边，又惊醒过来。我在黑暗中摸索，好不容易开亮了灯，一看怀表，是深夜两点钟。我躺下时身体就不适，醒来后就病了。我忽然感到，秋夜的黑暗就要压破玻璃窗涌进屋里来，我会在这墨水似的黑暗中被呛死。我站了起来，无法控制自己，便大叫一声，想跑到别人家里去，哪怕去找楼上的房东。我发狂似的同自己搏斗，挣扎到火炉边，点燃了炉中的木柴。在柴火噼啪声和炉门碰击声中我感到稍稍好些，又冲进前室，开了灯，找出一瓶白葡萄酒，打开盖子，对着瓶嘴喝起来。恐惧的心理因此而略减，至少我没有跑去找房东，而是回到了火炉边。我打开炉门，任炉火灼痛我的脸和手，小声念叨着：‘我遭难了，你知道吧……你快来吧，快来吧！……’
“啊，我猜到了！啊，我全都猜到了！”
“没有人来。只有炉火在呼啸，夜雨抽打着小窗。这时候发生了最后的一幕。我从抽屉里拿出沉甸甸的小说副本和手稿簿，动手烧毁它。干这事很费劲，写满字的纸张不易燃。我用力撕扯稿本，手指甲都抠裂了，把它竖放在柴火中间，拿火钩不住地翻拨。纸灰又跟我作对，每每要压住火头，我和它互不相让，小说顽强抵抗着，渐渐化为灰烬。熟悉的字句从我眼前闪过，纸页由下而上变成焦黄色，但字迹仍然显露出来，直到纸张完全烧黑才不见了那些字句，我用火钩狠狠拍打，最后把它们消灭了。
伊万原原本本，毫无遗漏，讲得轻松自如。他讲到了本丢·彼拉多身穿猩红里子白斗篷走上阳台。这时客人祈祷似的双手合十，低声说：
“这时，听见玻璃窗上有轻轻抓挠的声音。我的心猛烈一跳。我把最后一本手稿丢进火里，跑去开门。从地下室到通院子的门有几级砖阶，我跌跌撞撞冲到门口，小声问道：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讲下去，讲下去，求您了！看在上帝分上，千万别漏掉什么！”
“‘谁？’
不知为什么，伊万觉得这个陌生人可以信任，就向他讲起昨天在牧首塘发生的事情，起先有些胆怯和讷讷，后来便大胆畅谈起来。是啊，这位神秘的偷钥匙者竟成了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的知音！他没有把伊万当成疯子，对其所述之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欣喜之情终于不能自已。他不时发出一声惊叹，催促道：
“一个声音，是她的声音，回答：
“什么？！”客人忘乎所以地叫起来，连忙自己捂住了嘴。“多么惊人的巧合！求求您，求求您，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是我……’
“我是因为本丢·彼拉多，”伊万郁闷地望着地板说。
“我不记得怎样拉掉链钩，拿钥匙开了门。她一跨进门就扑到我的怀里。她浑身淋湿，满脸是水，头发散乱，抖个不停。我只能说出一个字：‘你……你？’嗓子就哽住了。我们跑下台阶，她在前室脱掉大衣，和我快步走进第一间房。她轻轻尖叫了一声，徒手去夺炉中最后的残余，把一叠底部着火的稿本扔到地板上。房里顿时充满了烟雾，我连忙踏灭烟火，她一头扑到沙发上，忍不住抽抽搭搭哭了起来。
“那个人破口大骂普希金，还一个劲地喊：‘库罗列索夫，再来一个！’”客人说着，不安地扭了扭身子，后来他镇定下来，又坐到椅子上，继续跟伊万聊天。“算了，甭管那个人了。那么，您为什么会到这儿来？”
“等她平静下来，我说：
他悄悄告诉伊万，一百十九号病房送来了新病人，是个红脸胖子，老在嘟哝什么通风管道里有钞票，还赌咒发誓说他们花园街的屋子里住进了妖怪。
“‘我恨这部小说，我害怕。我病了，我感到恐惧。’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进房来察看。她问伊万有哪儿不舒服，睡觉要不要关灯。伊万请她别关灯。她向病人道声晚安就走了。周围又静下来。客人又回来了。
“她站起来，对我说：
“嘘！”客人悄声道，忙跳到阳台上，随手关上了栅栏。
“‘天哪，你病成这样！因为什么，因为什么？让我来救你，我一定能救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两人握手以坚此誓。这时走廊里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和说话声。
“我望着那双因烟熏、哭泣而红肿的眼睛，感到她冰凉的手在抚摩我的额头。
“我不写了，发誓不再写了！”伊万庄严宣布。
“‘我能治好你，一定能治好你，’她抓住我的双肩喃喃道，‘你要把小说重新写出来。为什么，为什么我自己没有留下一份啊？！’
“请您以后别再写了！”来客恳求他。
“她气得咬牙切齿，又咕哝了几句，然后紧闭嘴唇，着手收拾和理平那些燎焦的纸张。这是小说当中的一章，记不清是哪一章了。她把残稿摞齐，用纸包好，再扎上带子。她的一举一动显得她充满决心，能够控制自己。她要了些葡萄酒，喝下去后说话的语气更平静了。
“糟透了！”伊万忽然大胆坦白道。
“‘这就是说谎付出的代价，’她说，‘我不愿再说谎了。我本可从此就留在你的身边，但我不想采取这种方式。我不想让他永远记住：我是深夜私奔弃他而去的。他从来没有伤害过我。刚才他被人突然叫走，他们工厂里起了火，但他很快就会回来的。明天一早我对他说明真相，告诉他我爱上了别人，然后我就永远回到你身边来。你回答我，你是否愿意这样？’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客人答道，“难道我没看过别人的诗吗？……不过……莫非有例外？好吧，我可以相信您的话。您自己说说，您的诗好不好？”
“‘我可怜的人儿，可怜的人儿，’我对她说，‘我不允许你这样做。我命运难测，不想让你跟我同归于尽。’
“那您怎么这样说？”
“‘就因为这一点吗？’她把眼睛凑近我的眼睛问道。
“您的诗我一首也没看过！”来客急急地说。
“‘就因为这一点。’
“您看过哪几首？”
“她显得异常兴奋，偎在我身上，搂住我的脖子说：
“非常不喜欢。”
“‘我跟你同归于尽。明天早晨我就回到你身边。’
“怎么，您不喜欢我的诗？”伊万好奇地问。
“我生活中最后的记忆，就是从我的前室里照过来的一道亮光，它照见一绺散乱的秀发，照见她头上的小圆帽和那双神情毅然的眼睛。我还记得她出门时的黑色身影和那个白纸包。
“唉，唉……”客人皱眉叹息。
“‘我想送送你，不过我没有力气一个人走回来，我害怕。’
“别兹多姆内[1]。”
“‘别怕，再忍耐几小时。明天早晨我就会在你身边。’这是她留在我生活中的最后话语。”
“唉，我真不走运！”客人大声道，自觉失言，忙道了歉，又问：“贵姓？”
“嘘！”病人突然自己打住话头，竖起一根手指头，“今天是个不平静的月夜。”
客人感到扫兴。
他又躲到阳台上去了。伊万听见走廊里有轮床推过的响动，什么人发出了几声抽泣，又像微弱的尖叫。
“诗人，”伊万有些勉强地说。
四周重又安静下来。客人回来告诉伊万：一百二十号房来了个新病人，他老是哀求人家把脑袋还给他。两人忧心忡忡地沉默了一会儿，后来他们镇定下来，继续讲那个被打断的故事。然而这确是个不安的夜晚，客人刚刚开口，走廊里又传来了人声，他只好凑在伊万耳边悄声细语，只有伊万一人听见他讲些什么，当然，刚开口的那句话除外：
“您的职业？”
“她走了才一刻钟，就有人敲窗户来找我了……”
斥罢伊万，客人问道：
客人对伊万耳语时，样子十分激动。他的脸部不时抽搐着，眼睛里闪现出恐惧和愤怒。他的手一次次指向月亮，而此时月亮早已落到阳台下方去了。直到外面没有一点声音传进来时，客人才离开伊万的耳朵，提高了嗓门。
“不像话！”客人责怪伊万道。“您还说什么：照狗脸上揍了一拳？您不清楚人长的是狗脸还是人脸。我看还是一张人脸。所以，您要知道，用拳头……得了，您别这样干了，永远别这样干了。”
“就这样，在一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瑟缩在自家的小院子里，身上还穿着那件大衣，不过扣子全都扯掉了。在我身后，一个雪堆遮没了丁香树丛。前面脚下就是我的小窗，遮着窗帘，透出微弱的灯光。我走近第一个小窗，侧耳细听：我的房间里有人在放留声机。这是我所能听到的，我却看不见里面的任何东西。我站了一会儿，走出院门来到胡同里。外面风雪交加。一条大狗窜到脚边吓了我一跳。我躲开狗，跑到街对面。寒冷和恐惧时刻伴随着我，令我几乎发狂。我走投无路。胡同出去就是大街，倒不如干脆扑到电车底下一死了之。远远就看见那些灯火通明、披冰戴雪的大箱子，听见它们在严寒中疾驶的讨厌的轧轧声。可是，亲爱的邻居，问题在于恐惧感控制了我全身的每个细胞。就像怕狗那样，我也害怕电车。是啊，这座医院里就数我的病最糟糕了，是真的。”
“老实说，没有理由，”伊万难为情地说。
“您本该给她通个消息的，”伊万道，他很同情这位不幸的病人，“再说，您的钱还在她那儿不是？她当然会保管好的，对吧？”
“什么理由？”客人严肃地问道。
“这一点您不必怀疑，她一定会保管好的。您好像没有明白我的意思，确切些说，也许是我丧失了我原有的描述才能。我并不可惜这种才能，因为它对我不再有用了。假如说，”这时客人把一种虔敬的目光投向窗外的黑暗，“假如说她面前放着一封从疯人院寄来的信。您想想，怎么可以用疯人院的地址寄信呢？一个精神病人写的信？别逗了，我的朋友！让她不幸吗？不，这个我做不到。”
“昨天我在餐厅里照一个家伙的狗脸上狠狠揍了一拳，”面貌一新的诗人勇敢承认道。
伊万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同情他，可怜他。客人摇摇他那戴着小黑帽的头，沉浸在回忆的痛苦中。他说：
“是啊……”客人忽然惊慌起来，“我想，您该不是狂躁型的吧？您不知道，我这个人受不了大吵大闹、使用暴力之类的事情。我最讨厌人的喊叫声，无论是痛苦的、愤怒的，还是别的什么喊叫声。您能让我放心吗？告诉我，您不是狂躁型的吧？”
“可怜的女人。不过，我希望她已经把我忘了！”
“只好坐在这儿，”伊万道，一面审视着来人那双惊恐不安的褐色眼睛。
“您的病能好……”伊万怯生生地说。
“不，”客人坚决地回答，“我不能从医院里逃走，倒不是因为楼太高，而是因为我无处可逃。”他停了停，说：“所以，我们只好坐在这儿？”
“我的病没治了，”客人泰然道，“斯特拉文斯基说他能使我恢复正常生活，这话我不信。他仁爱为怀，想安慰我罢了。不过我也不否认，我的情况大有好转。哦，刚才讲到哪儿了？对，严寒，飞驶的电车。当时我知道这家医院已经开业，就徒步穿过全城直奔这儿来了。简直昏了头！要不是一个偶然机会救了我，恐怕我早已在城外冻死了。出了城关卡大约四公里的地方，遇见一辆卡车，车上什么零件坏了。我走到司机跟前，令人惊奇的是，他竟然可怜我了。卡车恰好去医院方向，他就捎上了我。所幸我只冻坏了左脚趾，后来治好了。我在这家医院已经住了三个多月。告诉您，我认为这地方真是非常非常之不错。亲爱的邻居，人不要好高骛远，真的！比如我吧，曾经打算周游全球，结果注定不能如愿。现在我只能看到地球的一小块。我想，这不能算地球上最好的一块，但我要再说一遍，这块地方也不那么糟糕。夏天就要到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到那时阳台上会爬满常春藤。一串钥匙给了我许多机会。夜里还有月光。啊，月亮落下去了！有些凉了。已经是后半夜，我该走了。”
“既然您能走上阳台，您就能从医院里逃走。是不是楼太高了？”伊万问道。
“请告诉我，耶稣和彼拉多后来怎么样了？”伊万恳求道。“求您了，我很想知道。”
“栅栏是上了锁，”客人肯定道，“不过，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这个人可爱得很，也马虎得要命。一个月前我从她那儿偷了一串钥匙，所以我就能走上公共阳台，它是环绕整整一层楼的，所以有时候我就能探望一下邻居。”
“啊，不，”客人痛苦地哆嗦了一下，答道，“一想起我的小说，我就止不住浑身发颤。您在牧首塘认识的那一位会比我讲得更好。谢谢您跟我谈话。再见。”
“您是怎么到这儿来的？”伊万遵从那根干瘦手指头的警告，把声音压得很小。“阳台的栅栏不是上了锁吗？”
没等到伊万反应过来，栅栏已经轻声关上，客人悄悄走掉了。
他向伊万挤了挤眼，把一串钥匙装进口袋里，悄声问道：“可以坐吗？”伊万点点头。他便在沙发椅上坐下来。
[1] 此姓俄语词义为“流浪者”，诗人以姓为笔名。
神秘来客确信屋里只有伊万一个人，又侧耳听了听，这才放胆走了进来。这时伊万看见，来人身穿住院服内衣，披着一件棕色长袍，光脚穿着鞋子。
[2] 据《圣经》，撒旦为魔鬼之名，他与上帝为敌，但有时又表现为上帝的侍者之一，秉上帝之意专事对人类进行种种考验，如无端加害于人，视其会否因此动摇对上帝的信仰。
伊万把腿从床上垂下来，定睛望过去。那人正从阳台上往屋里窥视。他的脸刮得挺干净，鼻子尖尖，眼神惊恐不安，头发是深色的，有一绺搭在前额上，三十七八岁的年纪。
[3] 俄语“大师”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陌生人竖起手指警告伊万，并轻轻发出一声：“嘘！”
[4] 旧礼仪派是17世纪俄国官方正教会的反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