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晚上不愿意回去的话，不要有罪恶感，以为自己是坏人，我已经克服了这一点。晚上不睡觉的人不一定是坏人，以前说晚上不睡觉的人都是坏坯子。有一天，三毛去跟人家谈事情，谈到晚上三点半回来，在红艳百货公司圆环那里正好塞车，晚上三点半的台北塞车！我就奇怪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平时这么晚，我不睡，在家里看书。我回去第二天，跟爸爸说：“爸，好奇怪哦，这个台北真是城开不夜，晚上三点半还在那里塞车。”爸爸说：“那是因为那些台北十万个不睡觉的人跳完了舞出来。”
我大弟喜欢逛夜市，走到夜市的时候呢，看到在百货公司要七千块到一万块的一个意大利的两层颜色的披肩，我在夜市问：“啊，老板啊，这个披肩多少钱？”他说：“两百五十块。”我说：“你是有钱人哪，你卖我两百块，你不付税嘛。”“啊，小姐，哎呀，好好好，二百二十块成交。”披起来，走到另外一个。我的姐姐用了一万多块钱。我说：“姐，你看我这个披肩好不好看？”“啊！哪里来的？这个颜色怎么那么好看！”“你多少钱？”“我用了一万多台币，你呢？”“两百二十块。”她当场吐血了。（听众笑）这真是好玩，这是阅读大地。这个“大地”并不是这个地的，那个太空洞了，我们没有办法讲日出日落，它也是美的。我们讲的是人，我们讲的是台北市的一种情趣。
各位，我不跳，吵死了里面，因为我年纪大了。我们到外面去看，我想带一个拍立得的照相机去做生意。那些人跳出来的时候是兴高采烈、依依不舍的，我就说：“先生、小姐，要不要我给你们拍一张照，三百块一张。”他们当时一定没有带照相机，这是一个好主意，我们都去啊！于是，他就说，你不是这里的小贩，对不对。我说：“先生我给你拍，我还可以陪照，山地姑娘陪照，要不要给你照一张？”这样就卖他三百块，我当场抽出来给他。他们会买，因为那些都是有钱人。有钱人是哪一种人呢？就是青年人。所谓青年人为什么会有钱呢？因为他爸爸是有钱的人。（听众笑）他爸爸是不会买的，因为他爸爸努力工作，你们要知道。我们讲的是东区，我当然还可以讲西门町，时间不够，我们等一下还要开始旅行。
我们来这里的人大概都是不爱看电视剧的，我们是一样的族类。虽然我在这里站着，各位坐着，但我们是一样的族类。如果说你五点钟下班回去，到了晚上不要看电视的话，我们又是一些比较有生活情趣的人，不喜欢去百货公司，于是走吧，要不要去通化街夜市？我跟我弟弟两个一天到晚跑夜市的，我们就到通化街夜市，到士林夜市，我手上拿着一根棍子，（听众笑）一路走一回头。后来，我就跟我弟弟说：“你正着走，我倒着走，我看你的背后，你看我的背后。”（听众笑）一只狼，我们有防它的办法，两个人走，一个正着走一个倒着走嘛，它真的是我和我弟弟的方法。
刚才讲的是一些台北市的事情，好，在台北市你玩了一整天，该回家去了。回家的路上塞车，塞车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红男绿女走过，你看到台北现在已经没有时装可言了。你看到有些人穿长裙子，有些人穿短裙子，有些人迷你，有些人短裤，有些人大胖的老爷裤，有些人窄窄的包紧的裤子，你说：“天哪，这是什么世界！”这就是台北，它反映了我们这一个时代。现在我们离开了这个深爱的、热烈爱着的台北。对它又爱又恨，对不对？这个地方有它的魅力，为什么我说“讨厌死了，我要走”？为什么你大学毕业以后，不回到屏东你那个长满槟榔的故乡去？你为什么还赖在这里做一个杂志社的编辑？问你为什么，你说：“我也说不出来，我觉得在这里文化的冲击比较够。”（听众笑）对了，真的！
我们看台北市的落日的时候，不要到一个宽敞的大街上去看，到一个窄街里面，你甚至于可以用自己的第三只眼把一个屋檐卡进去，在屋檐下面对好日落。你不要举你的照相机嘛，你还有一个第三只眼就是你的照相机，你用一个傻瓜照相机照出来东西说：“三毛骗人，照出来的东西没有那么美。”
好，刚才没有什么文化的冲击。我们现在把各种交通工具，把我们的心情，把我们的第三眼准备好，开始讲故事了。
我常常赶些事情就到黄昏了，一想，啊呀！太阳要下山了。太阳刚刚要下去的时候，我们到台北市南京东路、忠孝东路的大峡谷里去看落日，五点十五分，不得了啊！你不要错过，那不见得比野外难看。哇！大峡谷的那个街啊，车水马龙，车子呀，挤呀，一个红红的落日像世界末日一样的，很红——因为台北空气污染，空气污染越严重越红——“哗”降下去，魔幻写实，好看得不得了。
鹿谷乡有一个地方叫做凤凰谷，凤凰谷知名的是鸟园。事实上，最不好玩的地方就是鸟园。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一切地方只要出名都不好玩，你要去的是没有名字的地方，它能够让你感动。在鹿谷乡有一个地方，我不把它的名字讲出来，这个名字讲出来，大家都去，就变成清泉一样了，我就不去了。这是我的一个秘密盒子。
我们来看一看台北市的街道，各位知道民权东路跟复兴北路的交界口，有一个金色的大厦，是这样半圆形的，叫做“保富通商大厦”。那是台北市我最喜欢的一栋建筑，因为它整栋大楼十几层用的都是金黄色的玻璃。到了黄昏，因为整栋大楼是这样半弧形的，西晒的太阳照着它的时候，它把这个台北市的东区映成一个金色的，对面东帝士的那些中国式的房子层层叠叠倒影在那栋大楼上，街景里面又造了一个街景。
在鹿谷的一个晚上，上上礼拜，十一月十二日。鹿谷是海拔八百多公尺的茶园。我在鹿谷的一个小小的镇上，那个镇的街呢，小到跟这个讲台差不多宽，但是有一些老房子已经翻建了，变成二层楼的水泥房子，而水泥房子大概也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一条小小的鹿谷的老街。
啊，台湾哪！每一个人是这样的有自信。你看一个老先生打太极拳，你站在旁边静静地看他，他根本不受你的干扰，跟张三丰差不多，他慢慢地打，他慢慢地打，他慢慢地转。我也不怕，我也打。哎呀，好玩得不得了！这是一个台北。
在晚上九点半的时候，喝了半瓶茅台酒，我可以喝一瓶，跟自己说：“我要去买老花布。”各位跟我合作，你老祖母的那种棉被布什么的都不要丢掉，寄到《皇冠》杂志社给我，破的、烂的没有关系，我自己清理。我在收集老花布，因为我怕台湾民俗慢慢地没有了，我怕台湾越来越洋派起来，我们的花纹不见了，所以我收老花布。我想这是一个好地方，要收花布。
早晨，你到国父纪念馆，你到任何台北的小公园，你看到很多人，退休的，或者甚至于根本不老的——四十几岁、五十几岁，他想得开，做做生意，不做就退休。有的在那里打太极拳，有的在那里舞剑，有的在那里跳土风舞，看得眼泪都要流出来，在早晨的时候。有一天，到植物园里去，看到一个太太抱住一棵树，（听众笑）把树抱住，我看到树下面那块泥巴的根已经踩得陷下去了，我站在那里不好意思打扰她。她说这个算运动，抱住一棵树在那里踩泥巴，不知道哪个老师教她的！
于是，晚上九点半的时候，我喝了酒，并没有醉，我好好地走进去，走到街道上，看到有一个棉被店。在几公尺之外我看那个棉被店，我的第三只眼感觉到鹿谷的雾在我脚下开始来了——鹿谷是冻顶茶的地方，它一定有雾的，不会让你失望，如果你待上两天。雾从我的脚上来好像放干冰一样，我们都市人用这种比方。
你不小心走过了一个洗衣店，洗衣店的门外廊下，挂着一床一床的大床罩。哎哟！挂了十几床大床罩，你就去欣赏啊。你说，哎呀！真是啊！现在台湾的那种老式花被已经不见了，出来的都是洋派兮兮的东西，不过也很有品位。哎呀！我们台北人，其他地方也是，水准真的提高了，床罩怎么那么漂亮啊，把它不当一回事地送到洗衣店去。你的老祖母说这个贵重的东西，还是把它藏在柜子里。我们用得旧旧的时候把它拿到洗衣店说：“老板，帮我洗一洗，明天来拿。”看到挂的床罩，你可以感受到这些人生活的品位、讲究、进步和他的收入。
那个棉被店并没有橱窗。在座的年轻的朋友，也许你们已经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景象了——一个木头的大床，摆在棉被店的正中间，在那上面弹棉花。那家店非常的寥落，整个的店面是打开的，暗色的板子摆在上面，点着一个几乎小到五支光的电灯。因为乡下人比较省电，乡下人不是没有钱，只是有这种节俭的习惯。
小学生下课的时候，我们要去看看那个景观。天哪！中国人哪！哇！这么多小孩子出来。不要怕，台湾这个岛从300万人发展到1800万人我们还有饭吃。你看今天报纸上的“事求人”，有这么多的事情做。看到那些小孩子戴着小黄鸭的帽子从仁爱国小下课，说完蛋了完蛋了，将来这些人都要做事啊，我们台湾怎么有那么多的事情给他们做！我就跟自己说：“不要怕。”当年我们还不是那些小黄鸭子，今天我们这不通通被安好了。
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梳着一个粑粑头，头发已经不太多了，稀稀疏疏的白发用一个发网罩住。她蹲在那一个大的弹棉被的床上，在用手缝一床粉红色的棉被。那个洋红，充满着一种中国人的喜气洋洋，而那个棉被，缝得胖胖的。这个老太太跟她周遭的一些旧的日历呀，锅啦，一个旧缝衣机啦，一个儿子的毕业照啦等等东西，都是灰暗的，只有这一床棉被在那五支光的灯光之下照着，有一种喜气。而这个喜气代表着一种青春，由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婆婆很细心用手把它收尾。
多好，这两种人多好！大百货公司好，大时装店好，大企业好；一个小店开着这么一点小小的灯，在那里蝇头小利地赚钱，他不愿意再做什么投资，我觉得这个人也是很可贵的。那三毛你这样看是不是世界上没有讨厌的人？没有。
我就进去说：“欧巴桑，你有没有老花布？”伊讲：“那布有啦。”我讲：“你有么有三十年前的布啦？”伊讲：“那布哪有，现在是好的。”伊拿给我看，小猫小狗那种SNOOPY的。我说：“这个我不要啦，我要你的布啦。”伊就讲：“没布啦。”我站在那里看，那是一个店堂，店堂后面有一个窗，窗子突然伸出来一个老先生的头，伊讲：“你要古早的布，你现在去大陆，你去大陆找，现在是可以去，你有知影吗？”（听众笑）我怎么会不知道可以去。伊就这样跟我讲，讲了以后我就不好意思……我就讲：“真多谢。”自己饮酒嘛，喝得那样，自己也不好意思，全身都是酒味。
可是，你还会看到一家小小的杂货店，开在南京东路133巷，一个小巷子里头，他在那里卖米啊，卖鸡蛋啊，卖酱油啊，卖一点香烟啊。他的太太想想还可以卖槟榔，就在门口摆了个小柜子卖槟榔。你看她的小孩子，在一个小板凳上做功课，妈妈在那里卖杂货，你又感觉到，小市民的安身立命里面有那么一种温柔、敦厚的安然。
我就出来，站在那个走廊下，看到他的邻居家家户户都熄灯了，大概他们睡得早。因为我去看他们烘茶，所以我知道第二天早上要采茶，阳光不能晒到茶叶，他们都早睡了。看到他的邻居有神明灯，在一个不透明的毛玻璃里面，红光像宝石一样透出来。我站在冷冷的街道上，安静的一条小街，看到他们的脚踏车、摩托车、汽车、红的灯，看到这家人还在工作。
我们再看看大百货公司的魅力。人家说，那个人开了一个什么店，赚死了，赚死了！那种口气里面有一种妒忌。我总是说：“不啊，这个人能够做这个大事业是他的魄力，你我有没有这个魄力？”所以，大公司我们看它的魄力。开一个时装店，你看那个ATT，哇！开成这个样子！他们怎么这样？时代变了，不要用什么不朴素来批评他们，那是抗战时候的事情，今天安乐的社会里面，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观念，无论我们什么年龄，都要说“有魄力”。
这时候，听到那个老先生弯着腰出来，那个老太太从棉花床上下去，她告诉我说那个棉被是十斤的。这个时候呢，那个老先生下来了。为什么？他的店还是用门板上上去的，他开始来上门板了。我就站在廊下，安静地听，伊就跟伊的太太来讲：“好，来困。”（听众笑）我就哭了，我不是当场哭的。“好，来困。”于是，这个老先生开始上门板。那个太太就讲：“来困，来困。”她棉被也缝好了，两个人开始上门板的时候，就听到三毛轻轻的脚步声，不敢惊动整个小镇里头的人，一步一步一步地走回台大茶园的招待所里面去的时候，眼泪没有流下来，湿湿的眼睛，告诉自己说：啊！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天长地久，这是世界上住在天堂里头的人。他们每天的对话就是“好，来睡觉”，根本没有人生的抱怨，七十岁——我不知道他几岁了——他做一点小小的营业。到了晚上，他对这个人生根本已经不要讲话了，“好，来睡”。这是一个最自然的人生，最感人的人生，第三只眼看出来了。
“哗”，你看到一部名牌汽车过去。现在我们台湾对于名牌汽车的知识还相当的肤浅，因为我们正是暴发户，只认得BMW和Mercedes-benz。我们还认识什么东西？Pontiac，或者弄来一部大林肯，没有用司机，自己在那里开。司机并不低，而是你不能不用司机开林肯，林肯不能自己开，那是一个国家首长的身份，甚至于首长都不用，它是接外宾的时候用的。而我们来了一辆大礼车，自己傻瓜一样坐在上面开，那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文化，这个文化慢慢地会进步的。而且我们看到一个人吃着槟榔，我没有批评，只是说他吃着槟榔，在他开着BMW的时候，你当然笑他，并不是一种侮辱他的意思，你就想，这个人成功的背后一定有很多可贵的故事。（听众笑）我们对他的心态可以去做一个分析，可爱的心态，他苦了一辈子哦，真的，他苦了一辈子，他背后的故事也是感人的。
再说花莲，也是我爱的一个地方。有一天，跑到花莲去演讲，结果给了我很高的演讲费，我一高兴就去住中信饭店，而且住了五天不肯走，结果赔了七千多块钱回来。（听众笑）三毛这个人不会做生意哦！我从来没有住过中信饭店，我要去住。于是，租了一部汽车，我这个人喜欢跑，就跑到太鲁阁去了，我要到太鲁阁下面的河床去拣石头。于是，我就穿着短裤，停了车，跑下去。
然后你出去的时候，已经是早上八点半了。你看全台湾八百万辆摩托车，骑摩托车的有的是先生，有的是太太，戴着口罩，冬天戴着皮帽子。大家并不是带了小姐在那里玩，去俱乐部兜风，而是“嗒嗒嗒”八点半之前要上班去了，台湾的繁荣靠这些摩托车的。看那一个个公事包，等公共汽车的女孩子……总而言之，看到那些为生活这么踏踏实实奔忙的人，我非常喜欢。
那不是一个假日，是星期二了。我演讲是礼拜六，讲完了我去。跑下去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个巨大的石头上坐着两个年轻人，穿着短裤，没有穿上衣，在晒太阳。那是六月，理所当然在河边我们不穿上衣，这没有什么不礼貌，对不对？我看到这两个年轻人在那边，我就不去打扰他们，往下游一点走，水差不多到这个地方。我在那里捡石头，捡石头，捡石头。
我不太喜欢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的脸跟身体都会作假，不是故意的，我也会作假。但是你看基层分子，他们太真了，他们的环境不让他们作假，他们也许很粗，也许看起来很粗野，而事实上他们是真真实实的人哪！我在那些基层的人——我不下定义什么叫做基层——身上看到了真正的生命力，他们赚的钱并不见得多，但是他们今天赚的钱不见得少，在台湾的社会里。那不是钱的问题，就说他的身份。他自己讲：“我没有读过书，我才小学毕业，我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说不定卖菜的他开的是BMW，可是在心态上，他还是有对自己生命一种乐观进取的弹性，而他的最可贵是在他的不知不觉。
忽然，这两个年轻人——我没有看到，我背着他们，我没有用眼睛，我用我的第三只眼——开始在那里对着太鲁阁的山谷叫：“哎——哎——哎喔——哎喔——”我想这是两个城里人，对不对？你马上知道这两个一定是城里人。乡下人每天对着山谷，他怎么会去叫呢？城里人，而且是台北人。你在台北街上敢不敢叫？他们在叫，我没有看他们，我说：“嗯，都市人，甚至于不是花莲的。”花莲的都市人不敢叫，因为他们封闭，是台北人。
我悄悄地跑到滨江市场去，这时候，你看到一个活泼的台北，是在这样蒙蒙的天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的一个台北。你看到那些饭馆的老板，那些小生意人，那些菜贩，那些运菜来的人在那边怎么样下货、怎么样批、怎么样卖、怎么样叫。你挤在里面看，你自己也穿得像一个开小饭馆的“李妈妈面馆”的老板娘。你在那个地方看他们，等到他们通通盘出来的时候，你看到新鲜水果，里面有红有黄有绿，有辣椒，有紫苋——今年流行紫茄子的颜色。然后，你又看到很多你不认识的菜。现在我还没有讲故事。给你看什么呢？你看到在这一个清晨里面，人人不能抗拒的一种生活的喜悦和韧力，韧就是弹性，在基层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些。
他们叫，叫完了，我拣完石头又走上岸。他们很有礼貌，一看到我朝他们走过去，马上穿起衣服来了，两个男生穿起那个打褶的老爷裤。我一看，了然了。他们说：“是三毛吗？”我说：“对呀！”他们说：“你一个人在河里干吗？”我说：“捡石头。”于是，就聊起来了。他说：“刚才因为看到你下来，我们很不好意思，想穿衣服。后来想我们只来花莲一天，我们要叫叫。”我说：“台北来的。”他说：“对呀！”他就说：“我是……”我说：“发型，发型美容师，整形、发型美容师。”我先讲。他说：“三百六十行，太可怕了，你在河里面泡，你怎么认识？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知道你是发型人。”他说：“对，我在太平洋崇光后面开一家，叫做经纬度。”那人叫阿青，阿青给我吓死了。阿青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有一种职业的敏感，因为我写作我看人多了。”
我今天穿的衣服是个台北人的衣服，各位有没有发觉？我是故意的哦，我不能穿成别的地方的衣服，我要穿台北人的衣服。我们台北人，一个普通的台北女人的一天是怎么开始的？早晨我去滨江市场买花，不是每天。还没有睡觉的时候，我在我家十四楼的厨房里头看日出。十四楼看完日出，我就拿了我的车钥匙，去滨江市场买花。买花的时候——当然买花只是一个借口——我还不能放我的莫扎特，因为莫扎特我要放很大声才行啊，等我爸爸妈妈他们都起床才可以放。
各位说：“三毛，你现在来看看我是做什么的？”那我看不出来。因为做发型的那种男生，他们穿得最时髦，各位有没有发觉？头发做得半庞克，穿那种打褶的白裤子。那种职业的人必须要那种装扮，才能够做好头发。就是说，自己要先把自己装潢起来，我们女人才放心把我们的头发交给他做，对不对？所以那个职业很显眼，现在头发做得最好的都是一些男孩子，在台北。这是第三眼看到的。
好，刚才讲到“床前明月光”的境界时要注意了，我们的第三眼出现了。现在我没有办法把第三只眼明明白白地告诉您。
他们还在叫“噢——”，后来我走到远远的地方去，已经在一块大石头那儿转弯的时候，这两个男孩子开始唱起来了：“喔——我的未来不是梦——”那时候，我又哭了。我想：这么年轻的孩子——他告诉我，他大概二十二三岁——你要他唱什么歌，当然要他唱《我的未来不是梦》。所以，他就跟自己鼓励地唱：“喔——我的未来不是梦——”如果那个时候唱什么“一年多少天”“一张破碎的脸”，不对喽！或者“为什么流浪”，不对喽！“喔——我的未来不是梦——”那个捡石头的女人的眼泪“砰”一滴就掉在河里头。你怎么那么爱哭啊！这么爱哭你还画眼线，不如去文眼线算了，对不对？我有这个毛病。
这个诗人，大家都晓得他是谁，为什么他敢用这样的闲笔作这么一首浅白的？这首诗没有什么？你来写写看，你写得出“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吗？如果你说你写得出，我告诉你，“床前明月光”你写不出。讲到这个境界的问题，我讲的是浅浅的东西里面自有它的含义。
第三只眼弄得我的心常常不是悲伤，而是对人类对男女老幼的一种感动。我常常去通化街，因为离我家近。我去买袜子，有一种棉纱袜——今天没穿——哎哟，好好哦！一百块钱四双还是六双，还有十块钱一双的袜子。我一听那个老板的口音，是个四川人。我说：“老板，”——这个袜子是棉的，完全棉的东西，非常好哦，各种颜色的粗犷的袜子——“这个袜子多少钱？”他说一百块钱三双还是五双我忘记了，“你要不要，这个料子很好的，这里还有。”讲四川话，我是个四川孩子啊。我说：“老板你四川人啊？”他说：“对呀！”我说：“你会讲国语吗？”他说：“不要讲国语，大家都听得懂我讲什么，你没听懂我讲什么吗？”他说：“你怎么会讲啊？你台湾长的你还会讲。”这是一个恭维，我台湾长的，那是后来的。我很高兴。于是，我就开始买袜子，就开始认这个乡亲了。
再讲一遍，“床前明月光”，他是在看，他已经在观察了；“疑是地上霜”，他是探索；“举头望明月”，求证，哦，原来啊是明月；我的家乡在好远的地方，是不是同样的月亮照着我河边洗衣服的妈妈，在安徽的一个小乡镇？这首诗这样解释，大家不会笑了。我们不必“蓝田日暖玉生烟”，对不对？这首诗浅浅地把我们阅读大地的四个境界和步骤讲出来，这是我二十年来的突破。
我说：“你哪里人？”他说：“你哪里人？”我说：“四川重庆啊。”“你重庆什么地方？”“我黄国啊。你什么地方？”“我成都呀，成都管辖的下面一个小县。”好，这下两个人聊起来了。聊起来，我发觉他很寂寞。他卖袜子，人家都问老板多少钱，然后挑挑拣拣还个价就走了。他刚刚回过大陆，所以有满腔的话想要跟我们讲，而这下碰到一个老乡。其实我是浙江人，当然我也是台湾人。后来，他满腔的话要跟我讲，我就跟他讲了。于是，这个老先生就把他从台湾怎么准备回大陆的心情一路地讲，讲了十八天哪，他口里面的十八天，讲到了他的故乡。
“床前明月光”是怎么样的一个境界？一个人要睡觉的时候，不是说“哦，睡觉了”，“嗵”倒下去睡了，而是睡到床上的时候，哇，注意到窗口有月光照下来。你看，他思想了。第二步“疑是地上霜”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探讨，他怀疑了：哎？下雪了？结霜了？第二个境界他探索了——是不是霜。他头抬起来了，“举头望明月”，求证，对不对？啊！原来是月亮。接着呢，“低头思故乡”，移情。因为月光，你看这四句话里面的高高低低。
用你第三只眼去听他讲话。他说：“我后来坐车坐车，坐到不能再坐的时候，要走路啦，走路是没办法的，我就去打听公共汽车，说下午三点钟有一班。当时是早上八点，我没有地方去，就站在那个公共汽车站牌的旁边，在那里等，忽然县政府的人看我这个装潢不同，（听众笑）就跑来认我说，‘那里来了一个台湾人’。”“看我的装潢不同”，你看一个卖袜子的小市民——我没有侮辱他的意思——你看他的用词“装潢不同”，他不说“装扮”，他说“装潢”，我也听得懂啊！跟我讲讲，最后他说得很辛酸，他还要讲哪。我就说：“好了好了，够了啦！讲了十八天，路上走了十八天，那你在家里待了几天？”他说：“两天。”（听众笑）
我们现在开始看书的第一步。我想引一句唐诗，这首唐诗太好了，可是非常浅，浅到大家以为这首诗不好。不好的话，唐诗大概有几万首，为什么只留下来这三百首？不好的话，为什么三岁的小孩子就背“床前明月光”？“床前明月光”是第一步人生的境界，阅读大地的第一步。
他又要开始讲回程的时候，我就说：“老板，谢谢你！下次再来听你的回程，再见再见！我走了。”啊，你这第三只眼哦，阅读你的大地，大地的子民，苍天的孩子。他在摆一个地摊，旁边没有一棵树，可是他也是一种大自然的产物。真的！他很喜欢讲话，你们到通化街这样进去，右边第一家那个卖袜子的，反正你看到讲四川话的那个人就是他。（听众笑）他很喜欢跟你讲回乡的故事，怎么坐软铺，怎么坐硬铺，怎么转车，怎么去，后来回去的时候所有人都不认识了，我是从哪里来的。哎呀！那些小孩子真是“笑问客从何处来”呀！
如果我们这样想：那个人不认识我，为什么为我做了一个碗？那个人不认识我，为什么送了米给我吃？你说他是要赚钱，胡说！如果我们从感激的心理来说，人人为我，从一碗米饭开始。你回去会发觉，你对你家里任何的家具都感激得不得了，说：“不得了，这个床，这个床单，这个塑胶花，这个花瓶，全部都是‘人人为我’，我有一天也要‘我为人人’。”这个社会是一个大旋转的轮子。
这是一个故事，刚才是讲到别的地方去，我还是要盯住台北讲。各位厌不厌我这样讲话？不会厌哦。糟糕了，国父纪念馆要关灯了，我们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关了也好，外面还有太阳。（听众笑）
经过这整个辛苦的过程，打成白白的米，到了米场之后，你爸爸去赚钱，或者你自己赚钱，你妈妈赚钱，你的什么人赚钱，然后再去把米买回来。你还要去买一个电锅，你还需要一个碗，那个碗是莺歌的瓷器，陶器场里面的人挖土给你做出来的。你需要一双筷子，筷子是竹山来的。你需要一个碟子。你需要水，水是翡翠水库的。好，终于到晚上七点钟，一碗饭轻轻易易地放在你面前，说：“吃饭了！”你对着那碗白米饭的时候，眼泪都要流下来，说：“人人为我啊！”真的，真的是这个样子，更何况你的一条裙子，你的一条牛仔裤，一座国父纪念馆，一条马路，一辆计程车。
好，有一个管理员，大厦的管理员，我爸爸那边的。我认识他是因为他来骂我，他脾气坏得不得了。我把我的汽车停到车库里面去，预备把车门锁上，那个时候自动门是要按一按，车库的门才下来的。我还没来得及去按，他刚刚来做我们的管理员，就拿一个棍子下来要抓贼了，看到我就骂：“我说，你关门哪！你为什么不关门哪？你关门哪！嘿！我在上面的录像机里面看你没有关。”我说：“要关了，刚刚才在锁车门嘛，现在要关了。”“你关成这个样子！”把我大骂一顿上去，我一直跟他说对不起。我不生气的，我这个人。后来，我就想：这个人好烈的性情哦！这个人这么烈的脾气像张飞李逵一样，必然有个好心肠。（听众笑）
我们中国人吃米饭——当然北方人吃的或者是面食——说不定今天你回去的时候，你家里人就给你一碗米饭。你吃了一辈子的米饭，这时候，请你做这一个小小的联想，这一碗饭是：农夫去农会里面批来谷子，然后等着一个天气，在黄泥里面翻，或者根本不用翻，凭他的经验去发秧。再种到水田里，再趴在田里除杂草——现在还是要用人工，机器没有办法，机器可以收割——再等。农夫在担惊受怕，哪一天收割？是早收晚收？是不是有天灾？是不是有人祸？米价是怎么样？农会是不是会收我们的米？
这个老傅在夏天管我们这个大楼管得很起劲，公事公办，私事私办。私事——“你吃过饭没有？哎，好吧，我给你买个什么吧。”他要买东西给我吃的。但是，如果我做错一件，不是做错，就是晚一点回来要走一个他不许我走的门，“站好，你到哪里去？给我站好，别动。”我非常喜欢他公私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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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傅有一个金戒指——三毛去年终于买了一个金戒指，三毛买的金戒指是男式的，上面写个中国字“福”，五千多块，是过年给我自己的压岁钱、礼物。我一年要存一点金子，我是中国女人，我喜欢金子。（听众笑）我走到大厦门口说：“傅先生，”我不叫他老傅。“傅先生，你看我的金戒指。”他说：“我也有一个。”小小的，也是一个“福”，比我的小。我就说：“那换一下好了，我这个大的给你，你给我小的好了，我跟你换好了。”他不要，他有一个金戒指。
我们把身份预备好，心情预备得美满，对于苍天、人类已经充满了感激之情。一旦你充满了感激之情，你的心情相当的活泼，然后又相当的平静。
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说：“俺要回山东老乡去了。”我要回山东老家去了。我说：“家里不是没有人了吗？”他说：“是没有人了。我太太死了，我当然要回去了。”我就说：“你回去的时候要告诉我。”因为我有预备一点东西给他带去。就这样他回去了，我没看到他。结果御驾不归，说是要去山东十一天，搞了一个多月没回来，结果他的位子都给人家代掉了，我们说糟了糟了。
另外一种情形，生离呢，不要难过。要是有一个孩子说：“噢，我考上了成功大学，我要离开到台南去，爸爸妈妈不要哭。”生离是什么呢？是重逢的开始呀！你下学期结束就回来了吧。如果是死别的话，不要忘记人还有灵魂，你就想：“只要我还没有死，你永远活在我的心底。”你还是活着的。如果说我是一个学生，那就想，多好，我根本不要赚钱，只要把考试考好就好了；如果我不是一个学生，就说，“哎哟，好不容易从小考到大，我现在终于脱离了。”可是社会大学还要考你一考哦！这个学位可难拿喽，而且永远没有博士可言的。
大概过了四十几天，晚上我们家的对讲机“哇——哇——”地叫，“我是老傅，我老傅啊！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三毛我回来了，我要上来给你看照片哪！”我说：“哦，好好好！来来来！”结果他坐电梯上来，我人冲下去了。我穿个鞋冲下去，就错过了，我再冲上去。他坐在我们的家里，我爸爸妈妈赶快给他倒茶。“哦，回来了，老傅好！”“哦，来看照片噢。”
这种时候呢，你不要跳下去。你要告诉自己：天哪！我的先生过世已经好多年了，我居然还站得挺挺的在这个天台上，我看到芸芸众生，我对他们有一种怜悯的感觉，而我自己有一种劫后余生的电影效果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披个风衣在那个地方抽烟，那是电影镜头，像《倾城之恋》里面的，对不对？对自己的孀居呢，只有一个想法——我还活下来了，从此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要求、计较、抱怨，我只有感激，那场大火没把我给烧死，那场大地震我还活下来了，我还有什么不能活的呢？！
好，我看到了一张照片，他拼命给我看紫禁城，“这是紫禁城……”我说：“我不要看紫禁城，你给我看你的故乡。”“啊，故乡没什么好看的，破破烂烂的。”“你给我看你的故乡，老傅，你给我看你的故乡，我不要看紫禁城，我知道啦！我知道这是九龙壁啦，我知道这是什么排云殿，我通通都会背了。”
要是一个人生病了，用佛家来解释，人的病是败空亡必然的现象，感谢上天，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你病好，当然要感谢老天爷，感谢医生，感谢自己的合作，还要感谢爸爸妈妈给我出钱，或者感谢公保劳保，对不对？不然，我哪里生得起病啊。如果说你不是病人，你也不是未婚也不是已婚，你孀居，你失去了你心爱的伴侣，先生或者太太，或者你并没用心爱他的，等你一失去的时候你才开始离别怀念。你说，我跟他是爱得不得了，其实以前也许天天吵架，你已经忘记了。那时候，你就开始天天地哭他，说这是什么人生啊，西门町的路桥上，你趴下去一看，大家双双对对，只有我一个人形单影只。
好，我看到一张照片，老傅经过十几天的颠沛流离回到了他的故乡，四十年没有回去的故乡，有一个他离家的时候才十三岁的妹妹，跟三毛差不多的年纪吧，五十几岁，已经是一个老婆婆了，在他们那边，乡下人，种田的。那个妹妹穿着一个蓝布褂子，蓝布有补丁，深蓝色的蓝布褂子，夹衣而不是棉衣，下面一条黑色的裤子；老傅穿着一件翻皮的黑的皮夹克，那种西装衬衫，打着一条土土的领带，（听众笑）下面穿一条蓝色的笔挺的西装裤。
如果这样已婚的话，我恭喜你，你真好！你要对自己有成就感地说：“你看，这就是三毛说的人生的磨炼，我在这里越磨炼越有进步，我越磨炼越成熟。如果我的婚姻太美满的话，说不定我就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女孩，永远长不大。如果我的先生跟我不能同步——我们同龄，女性的成长比较快，而男性还慢慢地来——我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想：‘我要把这个家办起来，我是一个有责任的人，一个有责任的人是多么的快乐啊！’”要是一个完全没有责任的人，每天走到街上都想靠个柱子。没有责任的话，你没有东西可靠的，所以已婚也是一种好身份。
这张照片是老傅回到他离开四十年的老家，踏进去那一步看到他出生的那个老房子的时候，人家在房子这里给他拍的。老傅这样一步踏进去，他的妹妹因为是一个乡下女子，在他下车的时候，不能拥抱她的哥哥，就跟在后面。跟到他要进屋的时候，这个妹妹四十年的一种想念哪，让她冲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妹妹那个蓝布袖子的手抱住老傅，她比他低，她在哭，老傅的手扶住他的妹妹。妹妹在哭，她梳一个粑粑头。老傅的脸望着，“这就是我离别四十年的家呀！”指着一个茅草屋说。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不知道是悲还是喜，表情很复杂。那张照片我看了，我说：“老傅，我要这张照片。”他说：“我给你紫禁城的。”我说：“我不要，我要这张。”
这种时候，你等着他回来，想跟他说：“小明发烧了，明天补习老师说那个钱又要交了。”他听听听，你再看他的时候，他翻过去已经开始打呼睡觉了。这时候，你跟自己说，“我这是什么人生！可是为着我的孩子，我不能跟他离婚，而且为着我的父母，我也不能跟他离婚，因为毕竟他没有什么大错呀！”
下一张更好，上了炕——山东人——两只脚盘起来。哇，这个老傅，他没有脱鞋子就坐在上面，“哗哗”地给他打了一搪瓷脸盆的洗脸水，在他盘腿的膝盖上，铺了一条洗得很旧变成咖啡色的干净的毛巾，他的手上有一条全新的土土的花花的毛巾，他正从洗脸水里面把那条毛巾拿出来，洗去他四十年的风尘。我又哭了。
你二十三岁的时候，在台大傅园那个钟的旁边，那天晚上刚好是阴历十六，月光把你一照，照在你跟那个男孩子的脸上，两个人轻轻吻一下，海誓山盟。到你二十七岁的时候，你有了两个孩子，你还住在一个租来的公寓里面，夫妻两个老吵架，先生不打牌也不上酒家，因为他没有钱，但是他泡在一个中国茶馆里，每天晚上一百块钱的老人茶，吃到晚上一点钟他才回家，已经算好的了。
不要忘记老傅的戒指，老傅没有什么钱，可是老傅手上有一个戒指。再一张照片是人家偷拍的，老傅把他妹妹的手拉过来——在洗脸毛巾举起来的时候，我看到他手上有戒指，下一张照片那个戒指已经套到妹妹的手上去了。我又哭了。这个阅读大地呀感人，感人倒不是因为看到万里长城。
当年的女子，十六岁要把她嫁掉，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她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她除了纺纱之外大概什么都不大能做，她不是不会做，她不能做。现在我们的女性受到同等的教育，今天三十多岁还未婚，表示：第一，我不依靠男性；第二，我是一个小有成就的人；第三，我还没有结婚，以后我不知道还可以嫁多少次，比那些已婚的来得有希望。你要跟你自己这样说。
他后来跟我说，这次回去，流不尽的眼泪，家乡什么都跟从前不一样了，就那棵大槐树还在。于是，我又看到一张照片，呆呆的老傅，茫然若失的、恍恍惚惚的，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他在老槐树下面的大树桩上坐着，没有人陪他，旁边有两只鸡，一道阳光从老槐树这边过来。这是他的故乡啊！老傅跟他的老槐树啊！他就说：“什么都不认得了，只有这棵树。”也是个细心的人哪，拍了那张槐树照片。我说：“老傅，这个我要！你有没有底片？”
如果你是一个未婚小姐，你算不得什么贵族，但是你单身。（听众笑）我们要做贵族太难了，算不得什么贵族，但是你单身，你已经到三十多岁适婚年龄，已经稍稍有一点过了，这时候，不了解你的、关心你的中国人就会说：“哎，大妹子啊——”叫你大妹子了，“怎么还没结婚呢？是你看不上人家呢，还是没有机会呀？《我爱红娘》那个节目，田文仲田大哥人蛮亲切的，怎么样？叔叔给你去报个名吧？”这还是一种好口气的，要是另外一种口气，“啊，小姐，你怎么还不结婚呢？啊，小姐，你每天还要买菜？啊，小姐，你原来是有孩子的？哎哟！这么老了都没有结婚！”如果说一个小姐老被人家这样子问，甚至去买东西被人说：“太太，买什么？”这种时候，你不要有挫败感，请你告诉自己时代不同了。
四张照片寄给了一个人像大师。我说：“你不要管光影了，你看这些张照片。”他昨天打电话跟我说：“三毛，不得了！谁看了谁不哭啊！谁看了谁都哭。”这个时候还要讲光影吗？照相里面的内容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你再讲这个光不对，这个影不对，那你根本不是一个摄影的人。
再讲我们的身份，很多人对于自己的身份有着一种遗憾。在我小的时候，小学五年级，我的小学老师穿着丝袜，是后面有一条黑线的，穿着高跟鞋，擦着鲜红的口红。我趴在窗口看她那个背影，性感的小腿在那走哇，我恨死我自己只有小学五年级了，我说赶快长到二十岁，因为我也要擦口红，我也要穿丝袜。等到我二十岁的时候，丝袜后面没有那条线了。（听众笑）那么，对于自己的身份常常是不满意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有一天，在师大被演说协会抓去演讲，不是抓去的，是叫去请去的。演讲回来的时候，他们送我上计程车——阅读大地，还是这个大地。上计程车时候，有很多读者和我招手，我自己是一个很有——不是礼貌，这是我的心——我一上车看见一个小女孩子在跟我招手，我马上把车窗的玻璃摇下来，就跟他们招手。这个计程车司机有一种职业的敏感，他就说：“小姐，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个公共汽车站牌的一排人都在跟你招手。”我说：“不是不是，是因为刚才我们大家在一起聚会，我们在一起聚会，所以他们认识我。”他说：“你们聚什么会？”我说：“聚一个讲话的会，我们在那里讲话。”
晴天好，雨天好，冬天晚上十一点半以后，不要到士林去。（听众笑）晚上十一点半后，在台北东区这一带的大街小巷，穿一件普普通通的棉夹克，把手插在你的口袋里，当然，你穿的是一双球鞋，在那个寂静的街道里头走一走，就在这个台北市，你跟自己说：“嗳，孤独的滋味实在是太好了！”是的，冬天是让你享受孤独滋味的时候。那么夏天呢，你告诉自己说：“不得了，台湾夏天像炼狱一样！”可是不要忘记，金石堂里面有免费冷气，我站在那里可以把三毛的书全部看完，不买。（听众笑）那么，夏天来了，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台湾气候里的一种灾难。夏天来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噢，真好，又有爱玉冰可以吃喽！”夏天我们有夏天的快乐，我们还可以去海边，对不对？冬天你变成一个苍白的人，你说：“你看，我像不像琼瑶笔下那个依萍？”如果夏天你晒得漆黑的，你说：“你看我是不是三毛风尘仆仆的那个黑的样子？”所有的季节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借口使我们快乐，这是充实我们心情的第一步。还没有阅读大地哦，我们先把自己装备起来。
后来说到这个讲话，他忽然不知道怎么搞的转入了一个佛学的话题，我们是在讲待人接物啊。他就说：“待人接物好是你的本分，你不应该有成就感。”我说：“我没有成就感，没有成就感。”他就在那里开始训我，“待人接物好是你的本分”。
如果早晨起来以后阅读大地，哇！看到太阳照在你的床上，暖暖的，把你照得热得要命，而你前一天晚上预备上班穿的衣服是一件厚的，你得赶快到衣柜里找一套换，你跟自己说：“讨厌，怎么会那么热呢！”如果那时候是一个很热的天气，是一个晴天，不是星期天，你也可以说一句：“啊，好美丽的星期一！”星期一事实上对大家都是黑色的，对不对？我根本不愿意上班，你让我上班。好美的星期一，因为太阳很好。如果你跟女朋友要去约会，或者你跟男朋友要去约会，这还是一个好心情。那个时候，要是下大雨叫你去，你心情实在是太坏了，你打一把伞出去看，雨这么大，你叫一声：“哎哟，好大的雨哦！”我爸爸说：“妹妹这个人一天到晚在家里什么事情都是快乐的。连这么大的雨她打把伞出去，回来说，‘哈哈，好大的雨哦！’”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影响我们的心情，我们不要让环境影响我们，要不然的话，我们的喜怒哀乐都被别人控制了，连气候都可以控制我们，我们是怎样软弱的人呢！
于是，他就开始讲了一些佛学的道理给我听，讲得很好。我就说：“先生，刚才应该你去讲的，不是我讲的。”这时，他忽然说：“你知道吗？我有今天的境界，真是感谢我的太太！”这时候，他声音有点哑了，“我的太太现在在台大医院急诊室，一个礼拜要洗三次肾，我拼命地开车，拼命地开车，我要规规矩矩地赚钱，我拼命地开车，我有三个孩子，老大小学五年级。我拼命地开车，一天开十几小时，再赶去看我的太太。我真感谢我的太太！如果不是我的太太，我今天做人不会到这个样子。我感谢她，因为我的境界已经很高了。我现在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天天看《金刚经》。我觉得我们家里的遭遇不是一个悲剧。佛说人要病是败空亡必然的现象。我的太太生病使我能够尽力去赚钱对待她，我这样对待她，也是我对她的一种回报，我感谢她给我这种苦难。而我现在要拼命地开车，拼命地开车，拼命地开车，我要开十几小时的车，我要去看我的太太，一个礼拜洗三次肾，可是小姐，我已经解脱了。”
我本人在过去——三十五岁不行，三十六岁的时候我还是不行——在我四十岁的时候，四十而不惑哦，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影响我的心情了。
那时候，这个小姐皮包里有一个信封，不知道多少钱，那个小姐想：看看计程车的表九十块，他没有跟我要钱嘛，对不对？小姐说：“先生，我下车的时候你不要打开，里面有一个信封是你的计程车钱。你就开走，不是我掉的，我会放在你前面的位置。”于是，那位小姐下车的时候，就把那个信封给它丢着，就开始跑。这个人就抓起信封来打开一看，就开始追。
充满欣喜地对待一切气候及季节。我们中国人倒不太讲气候，而是喜欢问：“你几岁？”“你赚多少钱一个月？”“你是不是台大毕业的？”这是一定的。我们中国人喜欢数字，各位有没有发觉？西方人碰到人，他们喜欢讲什么呢？他们喜欢讲气候。因为气候是一个人人话题。我们中国人现在慢慢地已经不讲这句话了，从前见面，在街上碰到说：“吃过饭没有？”因为我们饿了五千年哪，吃过饭没有很重要。他当然答你吃过了，是不是？他要是答你没吃过的话呢，“走走走，我们去吃饭。”那是一个饥饿社会时候的问话，都有它的心理。那么，现在你几岁，你收入什么的，也有它的社会背景。西方人因为太有教养了，太疏离了，考虑太周到了，他只有跟你讲天气是不会冒犯你的。
于是，在空军医院外面的MTV里面——那个地方有人认识我，是我的朋友啦——三毛拼命地跑，后面有一辆计程车停在路中间，司机下来拼命地追。朋友以为那个司机要打我，就出来救我。我说：“他不是打我，他不是打我，我们两个是另外一种很长的故事。你们没有了解，你们走开。”后两个人就拉扯拉扯。最后，他说了，他说：“小姐——要是有一天、有一天，要是有一天，我、我、我、我、我、我需要一个棺材，不能好好地薄葬她的时候，我来找你。”我说：“你拿我的地址，你如果忘记的话，我住在这个的十四楼。我希望永远都不会有这一天，但是如果有这一天，我们不能避免的时候，你要来找我哦！你不要忘记，你要来找我哦！”
如果说你的心情不高昂，有没有发觉过这样的情形？当我们心里实在是充满着悲伤的时候，看到满街的人我们都是麻木的，那个叫做行尸走肉；看过多少可以使得你快乐的事情，可是因为你的心情不好，你看到它们甚至于不会生出羡慕，而是说，让我死吧！让我消失吧！这种心情在座的会有的，因为我曾经有过好几年这样的日子，那时世界对我是不存在的，或者我看到它们一点没有感觉。
那天回去，跟我的家人讲了这个故事，说一个人因为太太病成这个样子他的人生解脱了，跟我一样，他感谢他的太太。
早晨起来我有一个习惯——我并不鼓励大家——一杯茶、一支烟，这十五分钟是我的空白。人家说青春不留白，我已经不青春了，我一定要留点白。十五分钟以后，来看记事簿，今天我要做什么做什么，要穿什么，要弄什么。梳梳头，我去上班了，我不是上班，是忙乱七八糟的事情。先预备自己的生活和心情是我们阅读大地的第一步。
再来，开到滨海公路去，难得恰好碰到一场葬礼。大概是一百四十岁才去的啦。哇！这个葬礼弄得好像一个舞会，哎哟，我好喜欢看哦！各位说，看到了你得呸呸呸。不是啦！中国人真是了不起！中国人九十岁以后要做大红。我祖父死的时候，我妈妈她们第二天通通穿大红旗袍，这是为什么？我常常跟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如果是高寿过去的话，我们要穿大红，那是恭喜你脱离苦海啦！我们大家来庆祝吧！”
第一，要把我自己的情绪培养成高昂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快速的社会里，我们没有时间在那里计算新仇旧恨，要不然你要饿死了，没有办法。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预备使自己的生活不枯燥。
那位老先生，哇！风风光光的，有花圈，还有罐头。各位呀，那个罐头是今年最流行的紫色跟橘红色配成的，扎成像金字塔一样的。那些人都不哭，上千人的大葬礼哦！不哭，都在街上走，有五个到十五个的乐队吹吹打打，吹得欢乐。吹得不是唢呐，是西洋音乐的时候，我忽然看见一车脱衣舞。有一个小姐在唱卡拉OK，哦，我真是一个土包子！卡拉OK你们一定看过对不对？那个小姐不是跳脱衣舞啦，她穿了很少的衣服，穿的丝袜这样露出来，在葬礼的车队里面。哎哟，这个中国人的境界，不能讲。（听众笑）
每天早晨，（音乐响起）莫扎特，我最爱的，（音乐响起）想象我们正在起床，想象你起床要去上班，想象你刷牙的时候放一点音乐，想象你要去等公共汽车，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迟到，得打卡，是不是？我真是不愿意做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可是这一个早晨的五分钟是属于我的。我的一天跟各位是一样的，我所面对的也不过是同样的一个太阳。在这种情形之下，怎么样使自己快乐呢？
莫扎特弄不过他，我跟你讲，你不能说他低呀！你怎么能说他低呢？把这个放到死亡里面去。如果是一个国家元首的葬礼，大家当然沉默、肃静、严肃。但是，如果是一个地方上的首长，不是他家里叫的脱衣舞，是那个开戏院的老板要送他一台脱衣舞去送葬，一定是这种情形。那个脱衣舞小姐打扮得妖妖媚媚的，“呜——”车子就开了。
我认为有的时候，人说自己的生活枯燥，是因为你不制造生活的气氛。有人说三毛很浪漫，天哪！我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刚刚我出来，你知道妈妈跟我说什么，这么大的演讲，她说：“你早点回来，晚上萝卜怎么煮？”你看我们生活里面的对话多么的平实。你说你妈妈每天问你萝卜怎么煮，青菜怎么煮——因为今天晚上我煮饭——那么你这个生活是不是很枯燥呢？我并不很枯燥。
哎呀！我在那个地方看了三小时，看那个孝子，传统和现代的一种结合，看得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各位知道三毛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我离开了这块土地二十年，我眼里所看到的文化，我对于这块地方的一种价值的判断比大家客观，不会这么主观地去看它。什么东西都是新鲜的。看那场葬礼看得我腿都酸了，我看了三个小时才回来。
我今天讲的“大地”并不表示泥巴地，不是这样窄义的大地。大地就是你所生活的——你不是浮在空中的——你所踏到的水泥地、你家的公寓房子，都是属于我们现在台北人的大地。
好，有一天，我带了我家的小孩到市立美术馆去开开眼界。你说你们这些人要去市立美术馆？她说，我知道要去培养文化。我说，文化不在市立美术馆里面。（听众笑）大家都说我们现在比较有文化了，我们有市立美术馆，是一环，但也不是。结果两个小孩子去市立美术馆，你知道她们看什么东西？她们看花盆，（听众笑）跟那个凌晨（台湾的作家）的小孩一样在那里看花盆，一个一个花盆。她们根本不看画。
今天我们把自己想成电脑上的软体，我们先把我们这个软体准备好，使自己进入生活，而这个生活就是一本活书。
好啊！小孩子要看什么就给她去看，看花盆，这是台湾的一景。看花盆的时候，这个做姑姑的就去看小孩子，远远地看，小孩子很有意思，她看花盆一只一只地看哦，台北市立美术馆这边的花盆。好，那些看画的人就看姑姑，（听众笑）看画的人就说：“三毛——三毛——”就看姑姑。看画的人看了姑姑呢，小孩子看完花盆，就去看那些看姑姑的人，（听众笑）然后就出去吃麦当劳了。
好，我们来阅读大地。
麦当劳有个叫做milk shake的，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小孩子自己会点的。点完，她就在那里有板有眼地、规规矩矩地吃。八岁，我小弟的女儿，吃得非常有教养，自己拿餐巾纸擦擦。我说：“小明，你今天表现很好。”她说：“不是的，小姑。我发觉，今天我到街上来所有人都看我哎！”（听众笑）“刚才我在这里吃麦当劳，对面几个阿姨一直看我，一直看我。我也不知道今天我是怎么样。”我说：“因为你今天很漂亮哦，你实在是太漂亮了。”
今天的讲题叫做《阅读大地》。去年在“中央图书馆”我们中文书展第一场的时候，我所说的是《读书自乐》。那个读书是读死书，就是印刷的书，但是讲得非常活泼。我一生不过两件事情而已，读书和旅行是我一生酷爱的，也是我人生里的两颗大星。去年讲的是《读书自乐》，如何翻一本书，甚至于如何自己做一本书。我的话已经讲尽了。今年再讲读书呢，这是炒冷饭，我把那个录音带拿来重复一遍就好了。我觉得人生第一步的书展，我们要讲的是读一本纸做的书，或者皮做的书，羊皮、手卷都可以。但是人生里面，如果我们只能读“死书”，而不能读“活书”的话，了不起是个书呆子，自我陶醉也不错，因为书呆子对社会不会有什么妨碍，但是有时候会造成社会经济上的一种负担。所以这次的主办单位新闻局很看得起我，他想到书展的问题，说，“三毛你要讲一场。”哦，我说：“最近很少公开地讲话，好，我要讲。”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我要讲读活书。”就报过去，那边马上说好。
马上回去了，她就去跟她的妈妈说：“妈妈，今天我到街上去的时候，无论我走到哪里，人家都看我耶。小姑说因为我很漂亮。”我弟弟就“咯咯咯”在那笑，说：“哎，要不要告诉她？”我就说狐假虎威，我们说的这个成语她听不懂啦。我说怎么可以告诉她呢？这是一个小孩子童年的快乐，对不对？这是一个童年的快乐，就是人看人，人看人，人看人，一群群地看。
据我自己的了解，一个成年人——我还要讲闲话哦，我一直在请你们慢慢地调适，然后我们把门关起来就不加人了——一个成年人的注意力最多是五十分钟，之后一定要休息，但是我一定不给大家休息，因为一休息，有的人会去上厕所，有的人会去喝水，有的人会趁那个时候冲上来叫我签名，那么，这整篇讲稿就全部被破坏了。所以请大家忍耐，你已经出不去了，因为前门后门我们通通封住了，全部封住了。好的，谢谢您，谢谢。后面站着的朋友，我知道你们很辛苦，我陪着你们一起站着。
今天我这里还有深夜的小食摊，八德路的。八德路有一个水果摊，庞大，他说一个月赚十八万到二十八万，问我一个月赚多少，我说这个月五百块。因为我没有写，我是说稿费，我还有演讲费。
到现在我还不能进入主题的原因是，我感觉到我的四周非常的骚乱，有杂音，大家的心也没有静下来，我也没有办法进入讲题，不然我就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公开讲话的人了。所以，请要坐到这边来的朋友，赶快坐过来，因为您任何一个小小的动作，都会感染到我们全场人的专心程度。
我陪一个美国人在八德路走。忽然，那个美国人说：“你看她，你看她，你看她。”那个水果摊在路边，很大的，老板娘在接电话。我说：“哎，老板娘你这个水果摊怎么会有一个电话？你水果摊应该没有地址，对不对？你是八德路几段几号？你没有地址。”她有个电话，她接得很从容，那个电话就在水果摊上。晚上收摊子，如果她那个摊子不在的话，还从那个地方接出一个电话。我说：“老板娘，你这个电话来得很奇怪哎！你真是神通广大，你没有店面，你有一个电话，这真是台北市一景哎！”她说：“不是，我妈妈跟电信局的人有交情，给我接了一个电话过来。”我们现在不讲守法不守法，外国人看到说这是一景，我没有注意到，那个人注意到。
今天的谈话，希望大家有一点点的耐性。我们一定要在一个最舒适的环境之下，来做一场共同的演出。一个人在公开场所讲话，讲得再好，他的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另外百分之二十依靠我们的场所，依靠我们的时间，依靠我们的麦克风的音响效果。另外的百分之五十是在场的一些听众加入的演出、支持和鼓励。在这种情形之下，是一个共同的演出，绝对不是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唱独角戏，因为一个人要独撑两小时，不是欧阳菲菲，不是崔苔菁，没有声，没有光，又没有伴舞的人，是很困难的事情。
阅读大地，终其一生！你家的一条巷子有春夏秋冬，月亮阴晴圆缺，你都看不完你的巷子。今天你家门口停的是黄汽车，明天停的是蓝汽车。今天下雨的时候你家里有一块煤，明天天晴的时候它没有了。终其一生，你家的一条巷子你看不完，一个台北市你当然也看不完，整个台湾你怎么看得完？但我们还不满意，说我要出国去走一走，是不是？
刚才新闻局副局长特为赶来，给大家做了一个有关我的简介报告，非常感谢他。
（本文根据1988年12月3日三毛配合新闻局中文书展所做的演讲整理而成，因录音的关系，《阅读大地》这一个讲题仅整理了有关台湾省内的部分。）
各位朋友午安！我看到后面站着的朋友，还有这边的朋友，我想大家是太客气了，是不是可以请到这边来坐；如果大家站着是很辛苦的话，这边的朋友你们挤下来是不行，请走后面的楼梯下来，走这个门进来请坐在我的旁边。如果您不嫌弃的话，那边太辛苦了，那样站着太辛苦了。我现在还不进入正题，我们先把环境调整好，然后我们的心才能够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