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外公很了解地点了点头，他觉得他是昨天晚上就晓得他们生病的事情的。他自己都有些惊讶，他怎么忽然地变得那么睿智，几乎有了先知先觉，他可预知一切事情似的。
“爸爸生病了，姆妈也生病了。”
“大弟和小妹穷吵，为了你外公的一句话。”张达玲忽然调皮似的古怪地微笑了一下，眼睛看定了外公。
“请事假是为什么?”
“由他们吵去好了，不吵不会有结果。”外公也微微笑着，看定了外孙女儿。停了一会儿，外公问道：“你一点也不争吗?大妹妹。”
“我请了事假。”她答道。
“我争不过的，外公你晓得。”张达玲说。
“你怎么没有上班?”外公问。他望着外孙女儿清瘦的没有血色的脸，感到一阵亲切的喜悦。
外公微微点头，点了一阵，却忽然说道：“我晓得，其实只有你才是好孩子。”
“外公。”她应道。
张达玲惊讶地看了外公一眼，外公却微微地合着眼，像在思索着什么深远的问题。这时候的外公又安详又镇定，像一个真正的外公那样又安详又镇定。于是张达玲便也像一个真正的外孙女儿那样安详镇定地站在外公面前，与外公离得很近，只隔了一道狭狭的柜台。仅隔了狭狭一道柜台，她竟也不觉得紧张与难堪，她忽然对外公有了一点点亲爱的感觉。这一点点如游丝那么若即若离的亲爱的感觉于她却是风起云涌般的激荡。外公睁开了眼睛，望了外孙女儿说：
“大妹妹。”外公又叫了一声。
“大妹妹。”
大妹妹站住了脚，好像分辨着声音从哪里来，然后看见了站在柜台里殷殷地望着她的外公，她朝外公走了过来。
“外公。”她应道。
“大妹妹!”
“外公和你说一句话。”
在一个气温骤降，干燥清爽的早晨，外公一块一块卸下排门板，他眯起眼睛看着他的小店，他的眼睛爱抚般地看着他的小店。从这一个早晨起，他再不去进货了，这是他的最后一批货物，他想。他的眼光温和地抚过他的柜台和他的货架，这是他最后的货物了，他想到。然后，就有一个中学生过来买邮票，买一张四分的本市的邮票。他撕了一张给他，接过了四分钱。他看见那男孩接去邮票，很仔细地贴在信封上。邮票很端正地贴在了信封上，被男孩带走了，大约是带到马路拐角地方的那一个邮筒里去投了。外公的身体，今天格外的硬朗，精神也很矍铄，他似乎能感觉到力气像泉水一样在他体内潺潺地流淌，他极愉快地听着那精力的流淌。他食欲也很好，吃了一个大饼和一根油条。他很满意很安心地坐在店堂里，那小小的店堂温暖地拥着他，他愉快而略略有些鼻酸。他想着，这小店是多么好啊!这小店是多么好，他想着。这时候，他看见他的大外孙女正从马路对面过来，他便叫她：
“外公你说好了。”
他们已经交手了，而他们却又放了手，他们放了手是因为他们谁也不愿中断这争吵，因为这争吵远还没见分晓，他们不愿就此结束争吵。他们均有着那样的能力，便是对事态的下意识的控制。他们如同导演安排戏剧的气氛和情绪一样，什么时候温，什么时候火，其中的机关全在他们潜意识里埋伏着。他们是最有理智又最求实际的儿女，他们再激动也不会昏了头脑。他们知道他们所以吵个面红耳赤全有着明确的目的，因此不达到目的他们便要面红耳赤地战斗到底。他们的争吵表面上虽已偏离了主题，而目的地永远不会迷失，他们永远不会迷失方向，他们是不会迷失方向的儿女。好比高潮过去往往是如歌的行板，他们重又和解下来，一句去一句来舒缓地行进。这是喘息的机会，同时酝酿着下一轮的决战。张达玲远离了方桌坐在她的窗下的床沿上，用一根橡皮筋在手指上绕着五角星的形状。那一场争吵离她很远，与她漠不相关，她一无参加的兴趣，自知也无任何的希望。外公那一间店堂，在她印象中总是无比的阴暗，她无法在脑海中将它改造，如一切上海的能干的青年男女们那样，可将一小间阁楼建设成堂皇的宫殿。它于她的印象是那么坚固，坚固如铜墙铁壁，铜墙铁壁地垒起了满满一间阴霾。她也毫不明白这间店堂于她除了回忆往事以外还有什么实际的用处，而她回忆于她除了压迫还是压迫。她淡漠地坐在战场的远处，无聊地玩着手里的橡皮筋，等待着偃旗息鼓，各自上床睡觉。她不知道，在外公的心里，其实是最想将这房屋给她，外公觉着，房屋给她，才是最最自然的事情。为什么是最自然，最自然在什么地方，老人也说不清楚，大约因为，她像外婆。可是，很明事理的外公知道，目前惟有这大外孙女儿最是没有资格得到这房屋，她没有朋友，孑然一身。而下面的弟妹却都急需房间，老人也想为女儿解决一分困难，除了这间店堂，他再没别的贡献了。他很知道这个决定将会在外孙儿女中间，掀起怎样的风波，他很知道这一点，却也知道，无论多么大的风波，也会平息，也会结束。而事情终究是好了一点，困难，终究是解决了一点。于是，他便很安心地吃了晚饭，上床去了。这一夜，他睡得无比安恬。钟声再没有打扰他，一觉醒来，已是一个气温骤降，却干燥清爽的早晨。
外公又看了她一眼，这一眼是那样的亲爱，亲爱得使她又觉着了难堪，却是与以往很不相同的难堪，她微微躲避了眼睛。外公这才又说：
争吵得最凶，最不相让的是大弟弟和小妹妹。他们两人都将结婚，都没有房子。大弟弟说小妹妹本是嫁出去的人，没有资格得张家的房子；小妹妹则尖锐地回击，此房本不属张家，而是女儿传继。大弟弟又说无论房子是父还是母，儿子在家结婚总是天经地义；小妹妹则说男女平等是一贯的政策，儿子女儿一样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便也有一样的承继的权利。霎时间，父亲与母亲成了两个急需赡养的老态龙钟的老人，他们可怜巴巴地并肩坐在方桌的一端，半句话也插不进去。一儿一女是针尖对麦芒，句句紧接，环环紧扣，令人耳不暇接。他们两人渐渐地变了脸色，又渐渐地动了手脚，互相的手指尖对准了对方的鼻尖。并且，他们的争吵渐渐地偏离了主题，平日里鸡毛蒜皮的琐细，被他们一应提起和抖落。再没比自家姊妹兄弟吵架更为可怕的了，彼此深谙底细，彼此深晓来历，没有一点避讳，没有一点羞惭，因此，自家姊妹兄弟的吵架往往要比其他普通人间的纠纷更伤了自尊与情感。他们生怕对方不痛，故意地、狠心地往对方最薄弱最敏感最易受伤的地方打击。他们生怕对方不受伤，于是他们便统统受了伤，他们是两败俱伤。本来还参加竞争的小弟弟也被他们吓傻了眼，傻傻地退了回来。父亲似乎吓得比他更为厉害，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脸上却奇怪地露着微笑，赔罪似的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哪个开口看哪个，好像在欣赏一场有趣的比赛。母亲且只会气汹汹地嚷：“吵，吵，再吵谁也不给迁。”这威胁于他们，无疑是连耳边风都不是，他们是比父母更强劲，更有生命力的儿女，他们的父母没有白白地养活他们。他们父母的目光逐渐惊恐起来，他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他们知道就要发生什么了，儿子的手已经拧住了女儿的手，他们已经交手了，呵，这真是一个最最不幸的星期天了。
“等他们吵凶了，你要说话。”
在这一个星期天里，忽然之间，将要有一个人，犹如一觉睡醒那样轻松简单地得到二十二平方米的自由的空间，真有如一个最最美丽的童话了，谁都想做那童话里的幸运的灰姑娘那样的角色。
“我说话。”她表决心似的坚定地说道，“可是，我说什么呢，外公?”她忽又像一个真正的外孙女儿那样的软弱了。
在这一个世纪的这一个城市里，再没有比空间更可宝贵的财富了。奇怪的又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这一个名字叫作上海的城市，也再没有一件东西要比空间更廉价的了。在一毛钱一立方水的比价下，房租的便宜几乎可算是白住。在一个收入水平几乎划一的城市，没有再比面对着居住这一桩事情更为平等，更不为贫富所分割的了。如不是历史还断断续续地呈现着作用，那么便可达到住房共产主义了。可是，遗憾的是，增加极快的人口与增加极慢的住房形成了日益尖锐的反比，于是在这一个奇怪的城市里，完完全全地违反了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总结出的价值的钢铁般的规律，最最紧缺的东西却是最最廉价的。当这一件物质的价值不再由其价格所体现的时候，它必得再重新寻找一个价值的新的体现。聪明的上海人很快就找到了一个代用品，那便是权势与关系。争取权势与联络关系，那是一桩比生意买卖更为辛苦更为冒险更为投机的生意买卖，这决非一分价钱一分货，决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它亦可能一本万利，亦可能得不偿失。它亦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亦可能草船借箭。这既要有精细的心计，又需豪侠的气度。该文亦文，当武亦武，其中的道理是千变万化，因人而异，因时而异。需用尽多少智慧与信心，耗尽多少宝贵的时间与宝贵的心血。因此，那最最廉价的房屋便成了真正的无价之宝。而在这一番争取之中，上海人也渐渐地得了改造，他们渐渐的以权欲之心替代了利欲之心，改拜物为拜权。上海西区的优雅的花园楼房里日益拥挤，演出着七十二家房客的平凡的悲剧和喜剧。而另一条森严、肃穆、有着威武的卫兵岗哨的僻静马路，渐渐地进入了上海人的梦想。
“你说，房子给小弟弟。”外公坚定地说，他慈祥的目光竟有些威严起来。
这一日的晚上，张达玲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是他们家里几十年里从来没有过的轩然大波。是他们家的父亲与母亲从记事以来就未曾有过的轩然大波。一切均为了谁的户口迁到外公处的问题。直到几个儿女唇枪舌剑的交锋时节，母亲才总算明白了这一个户口中的所有的重要内容。这将意味着谁拥有那一间十四平方米的店堂以及八平方米的后间，外公已是风烛残年，朝不保夕了。这前后二十二平方米的房屋在这一个日益拥挤却日益美好的上海，可说是一笔绝大的无价的财富。
“我说房子给小弟弟。”她重复道。
母亲被外公眼光里的父爱感染了，她突然地哭了起来。她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地哭起来，她不知道这一个早晨为什么会是这样糟糕，又是星期天，又是回潮，又忽然地来了爹爹，说要迁户口，这是一个多么糟糕的早晨啊!外公的本来扶在床架上的手颤抖了起来，他颤抖着手轻轻地拍了拍退了漆色的床架，他再没有多话，只是无比衰老又无比慈爱地望着抽泣的母亲。母亲轻轻的啜泣声在安静的房间里静静地回荡。门口那一对儿女突然地消失了，他们最最见不得这样的叫他们觉着难堪的场面，这样的场面总是叫他们难堪。他们最好还是避开，以免破坏了他们的心情，破坏了他们各有约会的这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张达玲早已静静地收拾起碗筷，收拾起了碗筷的桌面顿时清爽了许多。她扶着高高摞起的碗，手里握了一把收拢的筷子，站在清爽了的方桌边上。她沉思着站着，目光越过啜泣着的母亲的头顶，望了前边的什么地方。在这瞬间，她似乎突然地被一股巨大的，强烈的，既凄凉又温暖的气氛笼罩了，她一整个儿地被这气氛笼罩了，她脱不出身去。母亲在轻轻地啜泣，外公苍老的手背上，暴突的青筋蛇虫般地颤抖着蠕动，潮漉漉的太阳照进窗户，在地板上映下一方方潮漉漉的黄澄澄的光影。
“他们都有些怕你哩，大妹妹，他们一点都不怕你姆妈。”外公略有些凄楚地说道。
外公的眼睛依然对着了母亲，他的眼光里忽然地流露出了极大极温柔的父爱，他又一次地说道：“要快，毛妹。”
张达玲不说话，心里暗暗惊讶外公的聪敏，惊讶外公竟一切了然。
“还是快点好。”她的站在门边的一儿一女又几乎是与她同时地说道。
“你快回去吧，爸爸姆妈在生病。”外公说道。
“这又不急的，爹爹。”母亲到老都去不了她的天真了。
她有些留恋地离开了柜台，转过身走了。寒冷了许多的干爽的风吹在脸上，她心里忽然变得清明。她心里十分的明廓，风平浪静，污浊的泥沙沉到了河底。她笔直地朝前走，背后是外公目光的照耀。她感觉到外公目光的照耀，如阳光似的，将她原本灰暗而混沌的心底照得透彻。那是洞察一切的目光，那目光看上去是衰老又颟顸，却竟能洞察一切，什么都瞒不过他去。他佯装糊涂，什么都不问地却将一切都明察了。那是已经凿通了七十年明暗交替的岁月的眼睛，那是走穿了七十年日月交替的岁月的眼睛。那眼睛走过了七十年漫长的黑暗的隧道，逐渐地看见了光明，那是再无黑夜的光明，那是再无荫蔽的光明。那没有黑夜也没有荫蔽的光明的目光，照耀着张达玲的背影，穿透了她的身体，在她寒宫一般冰凉的胸口缓缓地燃烧起来。
“不，要快。”外公的眼睛焦灼地闪亮了一下，“毛妹，要快。”
这一天晚上，当弟妹们继续为了那一个议题更激烈地争吵起来，带病的父亲与母亲如被告一般坐在方桌的一边。他们就如被告一样不准缺席，一听到儿女们争执的声音，便从亭子间里走出，如同走向审判席那样沮丧却又带了一些悲壮的情绪。体弱的他们眼看着要支撑不住，眼看着要被儿女们烈焰惊涛般的气势压倒。他们衰老得几乎无法自持，马上便需儿女们的赡养。就在这时候，张达玲从她窗下的床沿上站了起来，她威严地站起来，向方桌走去，她骄傲地向方桌走去。在她走向方桌的那一小会儿，弟妹们竟都怔了一下，走神了似的，暂缓了局势。他们声音放低放缓了一些，却依然一去一来地吵，犹如是惯性的推动。张达玲威严地，骄傲地向他们走去，他们竟不知不觉地让开，张达玲站在了他们中间，她眼睛望着方桌的中心，谁也不看地，极快又极响亮地说道：
“好的，以后空闲了的时候慢慢去迁好了。”母亲说，略有些不耐烦，在那样一个回潮的星期天的早晨，突然说起了迁户口的事情。
“外公的房子给小弟弟。”
外公没有回头，又对了女儿说：“迁过去一个户口，只要一个。”
一个很静很静却极短促的静场。
“那倒很好。”而她的站在门边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几乎与她同时地这样说道，他们是极快地领会了其中的意义，而两人不约而同地同时说出之后，却又互相很注意地看了一眼。
她又一遍急而响亮地说道：“外公的房子给小弟弟。”
“那又为什么?”母亲是到老了也改不了头脑简单的毛病了。
犹如霹雳，犹如海啸，犹如地震，犹如火山爆发，九级风暴呼啸而起，所有的人都叫嚷起来。束手待毙的父母，好比得了神明的启迪，活转过来，以极大的兴奋的热情参加了这一场斗争。母亲竟可获了那么多的聪明和灵感，滔滔不绝地说出了几十条应归小弟的成功的理由，父亲犹如回声一般重复着母亲的每一条理由，加强了效果和气氛。这一家人立即分为了两大阵营，任何人都不能沉默了。大弟与小妹结成了暂时的联盟，与所有的人对峙，他们奋勇努力，多智多谋，可终究是寡不敌众。他们终于寡不敌众，小妹哭着，大弟咆哮着，纷纷奔出了房门。一场轩然大波，一场一百年罕见的轩然大波终于平息了。张达玲兴奋地想道：“外公是多么聪敏啊!”
“想好，把他们当中随便谁的户口迁一个到我那里。”外公朝孩子们比画了一下。已经同时走出房门的大弟弟和小妹妹一同收了脚步，回过身来倚着门注意地听。
聪敏的外公早已在高大古老的铜床上睡熟，他的睡眠是那么安详而甜蜜，如一个最辛勤劳作，最问心无愧的外公那样熟睡。店堂里的货色已出售得差不多了，他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一个漫长如一生的工作日很好的，虽然遇着了许多困难，可终究还圆满地即将结束了。他在很深很深的睡眠里听见了悠长美丽的钟声，当，当，当地飘扬。这是一个没有梦的杂质的明澈的睡眠，梦的杂质全溶解了，只留下清澄的睡眠。外公的睡眠一夜比一夜清澄，他心里涌满了欢乐，欢乐从一个看不见的泉眼里潺潺地涌出，流注了他的全身。外公的全身畅通无阻，一切阻隔都已融解，犹如河流临近大海的那一段道路，水流总是欢快流畅地奔涌，大海就在眼前。大海就在眼前。
“想好什么?”母亲问道。
小弟的户口迁到了外公的户口簿上，小弟成了外公的这一间小小的店堂的合法的继承人，再没比这更昂贵的财产了，这是一笔无价的财产。大学刚刚毕业，刚刚分配了工作，刚刚开始朦胧的爱情的小弟，一夜之间成了富翁。家里恢复了和平，虽则是暂时的和平。然而又有什么不是暂时的呢?连生命都是暂时。于是，他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在苟且偷生，除了外公。
“我昨天晚上想好，”他停顿了一下，其实他明明是今天早晨才想好的，不知为什么他却以为是昨天晚上想好的。
外公已经永恒。就在小弟户口迁好的那一日的晚上，外公永远地长眠了。
“做啥?”母亲应道。
永恒的外公在张达玲的背影里注入了永远的凝视，那是通过了七十年漫长黑暗的隧道的光明的凝视，那是通过了七十年坚硬多阻的隧道的光明的凝视，这凝视似乎依了那一股七十年的运动的惯性，继续地凿着张达玲的黑暗的隧道。在得了外公死讯的那一瞬间，她忽然地，如同得了神灵的启示地想起了那一个气温骤降，干燥清爽的早晨，外公与她那一番话，实是一个诀别，实是在作后事的交托。她记得外公是那样微微点着头说道：“我晓得，其实只有你才是好孩子。”其实，这是外公的最终的选择啊!这是外公最终的选择，选择一个能够承起他与这世界所有的诀别与交托的孩子，这是一个即将永远地远行的远行者的神圣的诀别和交托。
“毛妹。”他叫着母亲的小名。
她记得外公是那样地合上眼睛，然后又睁开眼睛说道：
太阳却出来了，是那种湿腻腻的太阳，光被充满了空气的水汽滞住了，融化了，那光与热便滞重地缓慢地洇透了空气。每个人的背上都在滞重缓慢地渗出油汗。大妹妹吃完了最后一团涨干了的泡饭，红豆腐乳也吃完了，只留下一摊污迹般的汁水。小妹妹做好了头发，大弟弟擦完了皮鞋，两人几乎是同时地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不知为什么要争先，便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摩擦。大弟弟骂她：“十三点。”小妹妹骂他：“瘟生。”他们很善用这种小菜场里常用的语言，使用起来得心应手，而那恨恨的目光，就好像他们是已经一千年的仇人了。这家的兄妹不知是因为什么，不是由血缘联系的，而是用妒恨联系的。外公听了这样的咒骂，却越加心定了。他完全地镇定了下来，咳嗽了几声，忽然说道：
“大妹妹。”
“因为没有一样事情是对头的，样样事情不对头。”母亲继续发牢骚。
然后她说：“外公。”
“又不是黄梅天，却这样回潮。”外公沉思着说，他心定了许多，他好像上哪里兜了一圈，刚刚回来似的。
“外公和你说一句话。”外公是那样地说。
“什么事情对头?没有一样事情对头的。”母亲发牢骚。
然后她说：“外公你说好了。”
“天气不对头啊。”外公说。
外公又是那样地望了她一眼，说道：“等他们吵凶了，你要说话。”
大妹妹终于刮完了锅子，将最后一团涨干了的泡饭盛在碗里，用筷子头戳着半块红豆腐乳吃泡饭。房间里顿时清静了许多。外公继续和母亲说话。
她答应了：“我说话。”
“啰嗦，叠被子去!”母亲向他喝斥，他却像个真正的孩子那样烂漫地笑了一下，下楼去亭子间了。
后来她又软弱了：“可是，我说什么呢?”
“真正难过得要死。”父亲赶紧地响应，讨好似的。
外公说：“你说，房子给小弟弟。”
“难过得要死。”母亲这么回答道。
她答应道：“房子给小弟弟。”
“天潮得很。”外公进门第一句话便这样说道。
然后，她记得，外公是那样，那样地说道：
后门虚掩着，他没有敲门就推进去了，那一扇后门无声地开了。灶间里没有人。他走过灶间潮湿的水泥地，走进黑暗的过道，摸到了楼梯。楼梯的扶手又潮湿又肮脏，摸在手下很不舒服。他很不舒服地摸着扶手上了楼。楼梯拐弯的地方，亭子间的门开着，如今，这一个亭子间里已没有秘密，已不必关门，它是时常地敞开着，好奇地走过的人们，都可朝里望上一眼，这是所有的亭子间里最最普通的一个亭子间了。外公朝里面望望，里面没有人，床铺凌乱着，还没来得及收拾。这时候，他听见了女儿在二楼大房间里说话的声音，她是气汹汹的，还有女婿的怯生生的分辩声，却立即被女儿的声音压倒了，只喃喃的嗫嚅着。外公忽然无端地笑了一下，然后走完了通上二楼的最后几级楼梯。大房间里的床铺已经叠起，却依然凌乱着，方桌上摆了一周吃过的泡饭碗，半块吃剩的豆腐乳很邋遢地沾在碟子里，筷子横七竖八地，游戏棒似的铺了一桌。大妹妹在刮泡饭锅的锅底，不知为什么要这样起劲地刮，刮出许多尖锐的刺耳的声音。小妹妹在对了镜子做头发，好好的一把头发做出了千奇百怪的样子。大弟弟在擦皮鞋，一双皮鞋已经亮得像雨天的套鞋，还在拼命地擦。小弟弟不知到哪里去了，人也看不见了。母亲和父亲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在争吵，母亲早已涨红了脸，看来已吵了不少的时候。外公走进了房间，他忽然地有些心定。母亲和父亲看见外公走进了房间，暂时地住了嘴，转向他去，母亲却还一脸的愠色，父亲则是一脸的委屈，那委屈的表情使他更像一个孩子了。
“他们都有些怕你哩，大妹妹，他们一点都不怕你姆妈!”
早晨，阴霾遮住了太阳的时候，外公没有像往常那样一块一块地卸下门板，扛到后门，戗在弄内的墙上。他锁了后门，走出后弄，上女儿家去了。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星期天早晨的马路上，行人很寥落，也很悠闲，难得有几个步履匆忙的。外公背了手，不慌不忙地一步一步走在方砖铺成的人行道上。他的脚步有时候正正地踩在了方格的中央，有时候则踩在了方格的线上。悠闲或匆忙的行人表情漠然地从他身后过去，或从他身后过来。有时还会碰撞了他，碰撞了他会对他说：“对不起。”或者什么也不说地走过去。外公总是背了手一步一步地走。汽车嗖嗖地过去，轮胎响亮地摩擦着柏油的路面。一家小店正在开门，有三两个人进了店堂。大饼油条摊前排了不长不短的队伍，排到的人正等着一根油条上的油淋干，淋干了好放在一只锅盖上带走。太阳从阴霾后面射出一线光芒，那是湿腻腻的、温热的光芒，人行道上的方砖如同水洗过了一样，弄里破碎了的地面如同水洗过了一样，裂缝里露出湿润的黑色的泥土，这是一个回潮天，一个回潮的星期天。外公走到了他的女儿家里。他有一把女儿家后门的钥匙，是外婆留下的，和小菜篮一起挂在了店堂后灶间的墙上，可是，他将它忘在小菜篮旁边的灶间的墙上了。
呵，外公，他向外孙女儿交托了他的女儿，他竟将他的女儿交托给了他的外孙女儿，要由张达玲担负起保护母亲的责任，这是一个多么奇怪，多么不可思议而又自然而然的责任啊!一个母亲将要由她最最疏远的女儿来保护，而这才是最最可靠的保护。这里有着血缘与生命的奥秘，这是谁也弄不清的奥秘，大约只有外公懂了。外公的眼睛里忽然放射出觉悟的光芒，这是美丽的睿智的光芒。骄傲的张达玲终于在这目光的照耀里谦和下来了。
外公见到了外婆，他问道：“你那里还好吗?”外婆回答道：“蛮好。”外公又问：“你还好吗?”外婆回答：“蛮好。”然后，外公就醒了。醒来的时候，隔壁的自鸣钟正当当当地敲响，正正十二点钟。十二下钟声敲过，袅袅地留下了“嗡嗡”的余音，长久地不散。外公很平静，甚至有点愉快地躺在嗡嗡的钟声里。当那嗡嗡的余音终于消散之时，四下里便是万籁俱寂。这是一个万籁俱寂的子夜，外公在子夜里醒来。他的眼睛在深重的黑暗里安详地开闭着，那黑暗逐渐被他望穿，开辟了一块较为浅淡的境地。那是如黄昏时分的境地，一张方桌上的几个菜碗里，冉冉地升着热气。那是一张八仙桌，一边靠着后间的板壁，一边靠了货架。他们三口人就坐在另外的两边吃晚饭了。晚饭总是有荤有素，有菜有汤。常常吃的是，带鱼烧萝卜丝，那是手掌宽的带鱼和头发丝细的萝卜丝。吃着吃着，就有人来买东西，一包老刀牌香烟，或者一盒安全自来火。有时是女人站起来去接生意，有时是女儿去接。女儿刚比八仙桌高出半个头，剪一个东洋娃娃头，穿一件花布旗袍，一手捏了一双竹筷，一手去接生意，接过了，又跑回来，爬上方凳，再吃饭。她很细巧地吃饭，尖尖的筷子头，一根一根挑了带鱼碗里的萝卜丝吃。女儿挑着萝卜丝吃，她背后是幽暗的街道，在那幽暗的街道上，他们店堂里这一盏电灯，便显得格外的明亮。这一盏电灯，总是亮到极晚，极晚了还会有人来买东西，比如停电的时候，就会有人来买洋蜡烛。他们也点上一支洋蜡烛，烛光摇摇曳曳的，女人就在烛光里给女儿绣鞋面，一针一针的。外婆在一圈团团的烛光里一针一线地绣着花鞋面。那烛光停止了摇曳，并且明亮起来，变得十分辉煌，如一轮初升的太阳。外婆坐在那一轮光明的中心，一针一线地绣花，是一朵粉红的凤仙花，像活了似的。那娇艳的花瓣，眼看着要飘落下来。那粉红的凤仙花衬了外婆身上的阴丹士林蓝的衣衫，还有那一圈辉煌的光明，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外公被这美丽的图画怔住了，那美丽的图画如有一股魔力，攫住了外公，外公移不开目光。他目不转睛地望了那美到了妖娆的图景，心里暗暗赞叹，却毫不惊怕。他竟没有一点惊怕，他竟格外地坦然而平静。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黑夜的极深极深的光明的所在，传来了一下钟声，那钟声悠悠扬扬地很远很远地传来，穿过了黑夜的长得无尽的隧道。外公心里陡地一动，似乎明白了什么。他似乎是明白了什么，他好像是得了一个遥远又贴近，神秘又简明的启示。他心里陡地一动，有什么东西光明地闪烁了一下。当他终于明白了什么的时候，那光辉灿烂的图画便迅速地退进黑暗，就像是被黑暗吸进似的没有了。外公心里是一潭清水，明澈见底，所有的渣滓都安宁地沉淀了，所有的渣滓都安宁地沉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