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上海用电磨推才推得细呢!”
“不推!”齐小兰气汹汹地说，把他吓了一跳。他赶紧地又说：
“回上海也不推。”齐小兰又嚷了一声。
他只得把话扯开：“这秫秫要不要推了面带回去?”
“好，不推。”他说。
“我是想算了，有些人却不想算!”
“爆珍珠米花。”齐小兰吵架似的说。
拽子便往下安抚她：“算了，算了!”
“那是，那是。”他答应着，一点不懂“珍珠米”是什么，他有些昏乱，却依然勤勤恳恳地搓秫秫棒，将一对手掌搓得通红。
“可是有些人就是不想太平啊!”她的火又上升了。
魏源生躺在蚊帐里，冷冷笑着，有点动气了。他本是可以看一场独脚戏那么逍遥的，可他毕竟还没有足够的修养，来培育出超然的幽默感，他没有幽默感。其实，他骨子里与齐小兰是一个水平，不过在表面上略胜一筹罢了。齐小兰句句都是道理，不免叫他恼怒起来。他的恼怒其实也并不亚于齐小兰，只不过他不愿选择这一种野蛮又低劣的吵嘴的方式。他翻了个身，脱了衣服缩进被窝里，将他床边的一盏独用的小油灯吹熄，宣布了退席。时时注意着他动向的齐小兰立刻感到扫兴，站起身，用脚恶狠狠地踢了踢脱尽了颗粒的干棒子，说：“睡觉!”拽子便应声说道：“休息吧，休息吧!”慢慢地退出了门。
“小齐你，我们大伙儿都是知道的。”拽子这样鼓舞她。
他走出门外，将门轻轻掩上。夜凉如水，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他缩了缩脖子，擤了一把鼻子，将手插在袖筒里，然后，咧开嘴笑了一下，惨淡的月光将他的笑容照耀得有些狰狞。他微笑着，轻轻地跺了跺脚，慢慢向自己的草屋走去。他每日坚持不懈地到学生们的屋里守着，渐渐地窥破了一些神秘，他觉得很满足，也很得意，甚至有些欣喜。学生们身上所蒙罩的一层帷幕，渐渐地被他拉扯了下来，拉扯下来的同时，在他们身后的那一个遥不可及的城市的严密的帷幕似乎也开始移动了。其实，也就是那么一回事，拽子心里想着。他心里想着，也就是那么一回事，慢慢地朝家走去。一家有一家的事，他接着想道，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他很理解地想道。可是，这一切多么有趣啊!这一切是多么多么的有趣啊!他再也收不去他的笑容了，他就这么微微笑着朝家走去。屋里早黑了灯，门虚掩着，轻轻一推，吱嘎一声就开了。拽子摸上了床，将一双冰凉的脚插进女人温暖的怀里，他心里想道，多么多么的有趣啊!
“要说吃亏，我是最吃亏了。我本来也就想吃亏就吃亏了，吃进算数。”
龚国华觉着无比无比的悲哀，他脚下的土地在动摇，他即刻就将失去立足之地了。他的理想尚未营造完整却已遭了破坏，而他又一无修复的能力。他无以修复他的理想，因他原先也没有一幅清晰的蓝图，他只是脚踏实地地走着瞧，他只看得见一步开外地方的前景，而就这一点前景也遭了破坏。他这才开始想家，想他那一个倚了别人家的高墙搭起的板壁的小屋，那小屋狭窄得只能容下两张床铺，一个柜子，还有一个方桌。冬天过去了的开始温暖的日子里，他们一起来便开了门，将桌子板凳搬在了门外。弄口的那一圈地方，就是他自小长大的活动场所。他坐在小凳上，帮奶奶剥毛豆，一边看着从弄口进出的各色人物。那弄堂内高大整齐的房屋里的人们，于他都有一些神秘的意味，那里的生活与他们的，是咫尺天涯。即便是那些与他相同年龄的男孩在做着与他相同的游戏，他都觉着好奇。那住在弄堂深处的人们，走过他们的板壁小屋的时候，流露出含了鄙夷的怜悯，是他自小就熟悉并习惯的。他从他苏北船民的祖先身上承继了一副强健得近于麻木的身体与神经，无论是怜悯的目光，还是鄙夷的目光，都不致使他受伤。他几乎一点没有受伤地、健康地长大，既没有拔尖，也没有沉沦，他的努力与智力总能使他将一切做到中等水平。他的心情很充实也很愉快，他生活得很积极，因他很明白生活的目标。有了目标，他便可放心地生活，他不要求大的目标，只需小的，切实可感的目标。如今，这一个集体户社会的解体，将他生活的目标消灭了，他眼看着就要不知道为什么而生活了，他眼看着不能积极地生活了。他却还没有学会消极，除了积极，他别无选择。于是，他便真正地陷于苦恼之中了。
“那可不是!”拽子睁大了眼睛，好像他是世界上最最天真无邪的孩子了。
这一夜晚，睡得最最安心的就是齐小兰和魏源生了。齐小兰把想说的都说了，魏源生想说的也有人替他说了，两人都卸下了包袱，轻松了。这两位其实是同一阵线的战士，这时候却以仇敌的面目出现了。从第二天的清早开始，他们不再说话。一整个集体户，因了他们彼此不相理睬，气氛陡然紧张。张达宏首先感到慌乱，他不知他究竟应该站在谁的一边，他不知他究竟应该支持谁，因他实在不知道他们是因为什么而彼此仇恨。他很忙乱的，时而与齐小兰说话，时而又与魏源生说话，时而讨齐小兰的好，时而又向魏源生献殷勤。忙到后来，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他是要做什么，目的何在。他只是弄得这两位一样的心烦，却又不得不敷衍他，一边敷衍，一边不耐烦，从心底里生出讥讽的嘲意。因了这嘲意，他们两位却有了默契，他们互相都很知道此时此刻的心情，只有张达宏一个人蒙在鼓里。到头来，其实是他们俩结起了同盟，而与张达宏对峙了。张达宏辛辛苦苦地周旋，却成了他们交流感想的桥梁。龚国华则因他们的芥蒂重新找到事做了，他暂时又抓着一个生活的目标，而得以勤恳地工作。他开始对这两位进行思想教育，帮助他们和好。他也和张达宏一样地忙碌，但却忙碌得具有目的性和逻辑性。他分别找他们谈话，谈了有几十个日日夜夜，谈到头来，倒是从双方各自领受了一通“现行条件下不适于共产主义劳动分配制”的教育，双方都为他提供了关于独立个人经济核算的建议。于是，这谈话便总是游离开“团结革命”的主题，迂回到集体户的体制革命方面。在这一系列的谈话中，魏源生和齐小兰不知不觉又建立了统一战线。再没比此时此地的他俩更团结一致的了，却也再没比此时此地的他俩更敌对的了，无论他们的联盟是如何的紧密，他们却就是不理不睬。到后来，这不理不睬便有了一种做作的味道，像是解闷的游戏。这时候，张达宏与龚国华也彻底地绝望了，不再做什么，随他们自便了。没人打搅，那两位倒又觉着了无聊与沉闷，成日里无精打采的，早早就上了床睡觉，晚饭后快乐的聚会再没有重来，于是，张达宏便真正地消沉了。
“可是有些人就是不懂道理，多赚了半个臭工分，就自以为了不起了。世界上有这种事情吗?”齐小兰得了支持，反有些委屈。
春红芋收了下来，拽子帮助他们在门前挖了一眼红芋窖，将红芋全都窖上了，说是过了冬的红芋，比梨还甜，他们照例将红芋秧子全送了拽子回去喂猪。分完了红芋，队里开始分红了。他们辛辛苦苦做了这大半年，到头竟还欠了队里十二元七毛钱。这笔账，即使是精细的魏源生也是算不明白的，即使是不饶人的齐小兰也赖不过去的。他们只有乖乖地将钱交了出来。为了这十二元七毛钱应当如何分摊的问题，他们这才真正地展开了一场四方大战，真正地撕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连一点虚伪的矫饰都没有了。除了张达玲以外，全都卷了进去。龚国华本还以户长的姿态进行劝解，可却被视作软弱而明显地受了欺负，将要被迫接受一个极不平等的条约，他也只得忍辱放弃了他的“主义”，悲壮地卷入了。长久以来被崇高的责任感压抑着的利益心，此时再也压抑不了，终于得了解放。其实，钱于在座的任何一位都不如于他来得重要，他是一个在拮据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他深知钱的不容易。他比在座的任何一位都更对这一份欠账不满，他委实是真正的困难的一个。他本有着牺牲的准备，本着这牺牲的准备，他卖了裤子也要付清欠账。而他终于发现环境并不给予他牺牲的机会，他终于被迫地放弃了这一个无谓的准备，为更切实的需要去进行奋争了。就在他卷入争吵的那一刻，他的理想忽然地转变了，他的生活目标忽然地调整了。他原是个极善自我调节的人，他早已具备了自我调节的物理与心理的准备，这时候，这一个调整便及时地迅速地自我完成了。他在他脚下那一块土地沉落的一霎迅速地踩上了另一块更为坚实的土地，他逃脱了沉沦，他胜利地生还。他依然是强健而结实，经得起磨练。
“那是。”拽子点着头答道。
这一场争吵，耗去了所有人的精神与情感，这一日，谁也没有烧锅。张达玲起早就和几个社员上城里卖红芋，天黑才能回来。剩下的这四个人，各自躺在自己的被窝里，生气的生气，流泪的流泪。锅灶冰冷着。直到傍黑，拽子来了，才点起火来，煮了一锅芋头稀饭。他坐在灶口，很节省地往灶膛里填着最后一些细碎的麦穰，麦穰子燃出零星的跳跃的火苗，闪烁地映照着他小小的脸膛，因了这照耀，这张脸竟有些喜气洋洋的。锅开了，咕噜噜地响着，石灰颜色的芋干片在滚水里上下翻腾，他站起身和了一勺面，搅了进去，那泡沫顿时滞重了，再也翻腾不起，只徒然地突突地冒着气泡。他站在灶前忙碌着，刚刚够着了锅台，赤裸的脚套了一双破旧的胶鞋，脚踝冻得发紫。他用勺子搅着稠厚的稀饭，心里十分明静。屋里忘了点灯，只有一膛灶火照耀着，他如一个黑色的精灵，傍着一眼灶火活动着，灶火将他小小的身影，巨大地投在了墙上。这是真正的精灵了。
“在一起过日子，谁不吃亏?谁都吃亏，要吃不起亏，就不要在一起，分开好了!”齐小兰渐渐平静下来，冷笑着说。
他们是要回家了，他们除了回家别无他路。旧体制土崩瓦解，新体制还在摇篮里，这青黄不接的时刻是最难挨的了，他们只有回家了。回家前的几日，他们分头到社员家搭伙，他们的那一眼灶，只供烧水使用。熄了灶火的房屋是那么冷清，烟囱死寂了，只留下半截冰冷的泥坯。在一个下着细雪的早晨，他们搭了邻队进城拉炭的拖拉机，去码头搭船了。拽子赤裸的脚套了两只空空荡荡的胶鞋，一直将他们送到村头，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爬上拖拉机的车斗。枝条疏朗的树林子里，有一个结了冰的井台，粉末般的雪花，在井台上滑来滑去。
早晨起来，他蹲在还未切片的红芋堆前，挑选了半顿饭的工夫，然后就提了大半箕子的红芋站了起来，个个红芋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他堂而皇之地将红芋提进屋子，穿过屋子当央的空地，提进了他的小屋。一屋子的人都瞠目结舌，连伶牙俐齿的齐小兰一时也说不出话来。而她毕竟不是等闲之辈，到了午饭的时候，她也蹲在红芋堆前挑选起来，接着便是张达宏。张达宏做着这一切的时候几乎都是盲动的。他是盲目地不愿吃亏，要步步紧跟，不像魏源生是有着哲学的意义，他只是生怕落伍而已。齐小兰则是一个又聪明又要强的女孩，她的行动有着挑战的意味。他很明白魏源生这么做其实是向他们，尤其是她发表一个声明，声明他是多劳多得。她紧接着在心里跳出的念头便是：她工分虽少半分，胃口却要小得多，这么一想可不得了，她也是大大吃了亏的。而她又不如魏源生含蓄有修养，她心里所想的，全忍不住要宣泄出来，否则她要憋坏的。她一边清理着红芋，一边就开始絮叨。魏源生听得清清楚楚，却一言不发，显示了极高的涵养。他躺在自成一统的小屋里，看着一本残缺不全的《三国演义》，十分地安恬。他对齐小兰非但不气，倒有几分感激，因为她说出了他不敢说出的话，因为她帮他将早已想开诚布公的一切开诚布公了，这时节，齐小兰简直成了他魏源生的喉舌。她勇敢而忘我地在为魏源生开创一个崭新的也是陈旧的生活形式，将原先的那种强盗生涯砸烂了。他万分惊喜地发现，他们这一个集体户将开始一个新的秩序，或是说将恢复一个旧日的秩序。他本还不抱指望在本年度完成这一转变，这会儿却全由了齐小兰的勇敢将提前完成。他无忧无虑地躺在蚊帐后面，旁观着这一场变法。屋里所有人都沉默着，张达宏对这显见着严重了的形势感到十分的不适，盼着这一切早早地结束，他极不情愿一个夜晚在这样严重的气氛中度过，这于他简直是一种人生的浪费。他无比怀念早先的快乐的日子，打牌，耍赖，分食并争夺鸡子饼，一起和和睦睦、战战兢兢地出去撒尿，那是多么快乐的时光，却不知怎么悄然流逝了。他有些伤感。但他的伤感很不过分，绝不会伤身，他尚还抱着希望。他以为这一个沉闷的夜晚一旦过去，那些快乐的日子便又会到来。他若不抱希望，便会对一整个生活都起了疑心：生活为什么要这样无聊!生活有什么权利要这样无聊!他无聊地将一撮旱烟，用纸条卷了又卷，终于也没卷成形状，旱烟却已揉成粉末，撒了满床。旱烟是向拽子讨来的，拽子这会儿正坐在齐小兰跟前，帮她搓着秫秫粒儿。因她没有人搭理，便自觉承担起听众的角色，作出简洁而诚挚的反应。
拖拉机颠颠地开远了，他们回家了。
这一堆从岗地上收获的金黄黄的秫秫，唰啦啦地从他们肩背上落在了屋子当央，齐小兰掸尽了身上的灰土，嘴里衔着一根黑色的发带，双手很灵活地编结着一根散开的发辫。她衔着发带建议道，将这秫秫各人十斤地分了，好带回家去爆珍珠米花过年。龚国华提醒道，这就是秋后的口粮了，分了带回去，秋后吃什么?齐小兰说，秋后就回上海了。龚国华又说，那么还有开春呢?齐小兰冷笑了一声，说，谁愿当口粮谁当口粮，她反正是要带回家去的。说罢，就出门找来一杆巨大的秤，将自己的十斤称了出来。她刚称罢，魏源生就接了秤去，也称出了自己的十斤，张达宏便也惟恐落后地称出了自己的。然后，便只剩下龚国华与张达玲的小小的一堆。龚国华望了地下，脸上露出凄惨的表情，他停了一会儿，对张达玲说，要她把她的也称了去，张达玲却让他先称，她并不着急，说罢转身进了里屋。龚国华犹豫着，下不得手去，齐小兰却一个劲地催，说要还了秤去，别人还等着使哩!龚国华经不住她催，终于接过了秤，将结在一起的秫秫一串一串挂在了秤钩，心里充满了屈辱和悲凉，心里有什么在动摇，纷纷落下了碎片。他终于分出了他的一份，无限委屈地搬到他的床下，秫秫唰啦啦地在他床下铺开。屋子当央，张达玲的那一份显见得要少于十斤，每个人称的时候都放宽了手，那几穗秫秫躺在偌大一片灰暗的泥地上，显得十分寥落，而又十分触目。每个人都极力回避似的，装作看不见它，它极不方便地躺在屋子中央，却没有人将它挪一挪地方。直到晚上，张达玲将它们收拾到自己的床下，大家才都松了一口气，平静下来。一旦平静下来，就开始作一些精细的计算。首先进行这计算的是魏源生，他从龚国华处取来工分册，钻在他的小屋里统筹了半夜，才发现他是大大地吃了亏，他每日里是八分半工，而齐小兰与张达玲仅只八分工，凭什么要以各人十斤来平分秫秫?他再也睡不安宁。他决不会想占别人的便宜，可也决计不会让人占了便宜，因不让人占便宜他才不想占人便宜，他不想占人便宜也为了不让人占便宜。这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因了这哲学，他们才得以人不负我我不负人地理直气壮地生活，他们才得以不卑不亢地做人，他们才得以精心设计自己的一份生趣，他们才得以万无一失地沉浮于世。而他只是他们这一个家庭世代承继的一个小小的环节，他是承前启后的一个环节，这会儿，他好像有一种很惭愧的心情，有负使命似的。他想将他的想法公布于众，可他又极怕伤了和气。他毕竟是初出茅庐，还不知应当如何不伤和气地捍卫自己的利益。他放弃了开诚布公的计划，想着与龚国华私下谈谈，可他立即想到，龚国华会以一番不切实际却又绝对正确的大道理将他抵挡回去。还会对他产生不好的看法。他又推翻了这一个计划。这一个夜晚，他过得十分折磨，愤愤不平又惴惴不安，可他终究是他们魏家的后代，这一点小小的困难还不至于难倒他，于是，到了黎明的时刻，他便很安宁地睡着了。
张达玲却没有回家，她一个人留下了。她裹了一件难看的棉大衣，站在离拽子稍远的地方，停住了脚。他们俩一前一后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不约而同地转过身，一前一后地回去了。
说话间，就到了割黄豆的季节，他们在此已度过了第六个月，他们的知青补助，是到了最后一月了。他们从此就要凭了一本工分手册度日，这一本工分手册此时此地才呈现出严肃的生存意义。于是，他们不知不觉地都对那一本工分的记载认真起来。凭了工分，他们分到了小麦和夏红芋。隔壁的拽子帮他们切了红薯片，用线串起来晒干。作为酬谢，他们将分得的一堆红薯秧子全部送了拽子去喂猪，小麦则装了麻袋吊在了梁上，既可防潮也可防耗子。他们的房里竟有了耗子，大约是被他们那些稀奇的吃食招来的，他们稀奇的吃食培养了一代摩登的耗子。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无需去动这些粮食，因他们尚有着半月的供给。然后，这一日，他们又分来了五十斤大秫秫。这时节，早已长得不甚茂密也绝不稀疏的黄豆，在夏末的一场大雨中，全部沤成了绿肥，连抢上一季荞麦也来不及了，眼巴巴地望了一湖大水慢慢地退去，而一无所措。庄前庄后又在作着外出要饭的计算，而他们则已着手回家的准备。
“你不走家，小张?”拽子扯着尖细的哑嗓子问道。
他是实在打熬不下去了，在他自制的小屋里的独处的时光，则又培育了他的勇敢。他在他独处的天地里，得了保护的，才又渐渐地找回了往日里的自己。找到了自己，他方才有了行动的自信与勇气。在那过去的三个月里，人与人毫无障蔽地厮磨，他几乎要忘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他扮演着一个陌生的角色，角色没扮演好，自己倒要丢失了。现在，他又回来了。他躺在小屋里，运转着脑筋，他发现自己的脑筋还管用，还可生出灵感。黎明时分一声遥远的鸡叫，他便想到了鸡蛋。他想到，每日里吃一只盐鸡蛋有什么不可呢?好比得了病的人每天吃一片或几片药片。吃一只鸡蛋与吃一粒药片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况且这是吃自己的，并不是吃任何别人的。这计划在他独自个儿的冥想之中，坦坦荡荡，磊磊落落。而当他一走出他那自辟的天地的时候，却陡然地有些退缩。可是面对了一碗连酱油都不再有的白饭，他只得重鼓勇气。他终于下定决心，在一个他当厨的白天里，去到民兵营长家，买了三十个鸡蛋。他将鸡蛋掩在书包里，紧紧地系上带子，溜似的走出营长家，营长女人在身后大声叫他慢走，他来不及回答就窜下了台子。他禁不住地东张西望着，活像一个大白天行窃的没有魄力的贼。他又溜到供销社里称了一斤盐，以后的事情便是要物色一只不大不小的坛子了。当他从隔壁的拽子女人那里，讨得一只破了口的罐子，提到他的小屋里，塞进床肚的时候，满庄子里都知道了他从民兵营长家买了三十只鸡蛋，甚至五十只，七十只鸡蛋。有人从门前走过，便要问道：“炒鸡子儿哪!”又有谁家的女人特地来到屋里，询问还要不要鸡子儿了。到了收工的时候，张达宏很激动地跑进门，满心以为有一顿改善了的伙食，却是一场空欢喜，便极不识时务地问道：鸡蛋在什么地方?然后，齐小兰和龚国华也到了，以疑问的目光望着他，他只得喃喃地说明，这鸡蛋是他自己买的，如果他们也想买，谁家都很愿意卖的。说罢这些话，他便镇定了，而其余的人都像是羞惭了似的，纷纷避开了目光，各自走到一边，去嚼一碗白饭。这一餐的晚饭是特别的无味，并且沉闷。谁都没有说话，连多嘴多舌的张达宏也安静了下来，拽子挑来了水，水倾入水缸的声音，在这尴尬的静默中，几乎是汹涌澎湃的。拽子微笑着向大家招呼，说道：“吃饭了?”又格外地对魏源生说道：“那罐子管不管?要不管，我再找一个来。”这一句问话，使得气氛陡地紧张起来，屋里人几乎都要闭过气去。不想，魏源生却和蔼地回答：“很好，就这个。谢谢。”拽子说了声：“不谢。”悠悠地担了副空水桶走了。这于魏源生，等于撕破了最后一层脆弱又虚伪的幕幛，他便彻底轻松下来。吃过饭，他刷净了锅，先煮蛋，再煮半锅盐水，将蛋浸在盐水里。这是他从善持家务的母亲那里得授的简易而速成的腌蛋法。他一边做着这些工作，一边轻松地吹着口哨。他的口哨声，在寂静的空荡荡的屋子里到处回荡，刺激着纯洁的灵魂。数日过去，那盐水浸透了蛋壳，他开始吃蛋，每日一个。他总是盛了满满一碗饭，钻进帐子后面，然后，那纱帐里便传来了清脆的敲击蛋壳声。那蛋壳轻微的碎响具有一股强大的穿透力，任凭怎么喧闹依然清晰悦耳。不甘落后的张达宏终于也步了后尘，他先向妹妹张达玲打了招呼：“你要吃，你就去买，民兵营长家的鸡蛋多得很。”然后他便向营长的女人买了同样的三十个鸡蛋，同样地称了一斤盐，同样地腌浸了数日数夜，同样地每日吃一个。他做着这一切的时候，不具备一点点创造性，他全是依样画葫芦，思想很不解放，大大的不如齐小兰。齐小兰此时此刻才从箱底里翻出一筒卷子面，却原来，她早已埋下了心机，瞒下了财产。她只需到邻家菜园子去掐一苗青蒜，便可下得一碗香味扑鼻的阳春面，她是比谁都经济实惠的了。自此，他们这一个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里出现了私有制的萌芽。从历史发展的意义来说，魏源生无疑的是一个革命者了。他如同历史上一切革命者一样，因脚步太快，而将自己孤立了。此时此刻，龚国华要做一个小小的酋长的理想眼看着就要落空。可以告慰的是无论私有制的因素是多么活跃而蓬勃，他们这一个集体户的主体形状暂时还未瓦解，他们仍在一个锅里吃饭，工分记在一本账上，除去各人从家里带来的而外，别的收支仍是全民经济核算。
“不回家。”她答道。
而魏源生却有些熬不住了。这一个会计师的独生子，肠胃的积存原比任何人都要丰厚，因此也少经锻炼。数月清汤寡水，他的胃壁便很脆弱。他比任何人都不堪忍受这饥荒，他本是一张剥光鸡蛋的白白胖胖的脸蛋枯缩了起来，竟有了少许皱纹，他连头发都缺了滋养，枯黄稀落下来。他情绪十分委顿，精神会餐已不足以使他振作，对于那笔他比任何人都更丰厚的资财的浮想，也无以安慰他了。而比这白饭拌酱油的生计更不容他忍受的，则是这一派个人利益毫无保障的公共生活。他们就这么袒露无遗地毫无障蔽地生存活动在一个屋顶之下，没有一件东西可以绝对属于个人。因直到这时候，他们还极要面子，不能够撕破温情脉脉的面纱。任何人都可在任何人的饼干箱子里捞一把饼干或者糖果，任何人都可在任何人的牙膏里挤一段牙膏。这是与他从小出生并成长的那一套一居室里的生活相去实在太远。他们是连隔壁的邻居都不常照面的，他们不知道他们隔壁究竟住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和故事，就如隔壁的人们无从知道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和故事。他们从不互相侵犯，从不互相干扰，他们不轻易同别人说话。假如有一件晾在阳台上的衣服被风吹落，飘到下一层的阳台，他们便会无限抱歉地，挑选一个最合宜的时间，彬彬有礼地敲门。他们决不会冒昧走进门去，穿过一个客堂间兀自走向阳台，他们只有等待主人拾起那衣服交还他们手中，然后他们再将反复地道歉数次。住在他们那一幢老式的、陈旧的、墙壁已开始剥落石灰的公寓大楼里的人们，将你的和我的分得十分明白，犹如墙与楼板将他们各自为阵地分隔开来一样，他们之间决计产生不了一点混淆。小小的时候，魏源生在班级里交到了第一个小朋友，有一次他们交换了礼物，一支带橡皮头的花杆铅笔和一支也带橡皮头却没有花的铅笔。当夜，便遭了母亲的查问，母亲责令他次日就必得换回。要好归要好，东西是不可随随便便地赠送与接受的，以后要不好了，免得算不清东西，而东西算清楚了，也不会不要好，不要好往往是从算不清东西起因的。母亲的劝诫里更深一层的处人处世哲学，是不能为小小的魏源生懂得的，可他却受了打击。这是他第一次受了打击的交友，留给了他不知怎么带了些伤心的屈辱的印象与回忆，像一个小小的伤疤似的。很长时间他不忍回首。似乎是为了避免对它的回忆，他很长时间里不再热情地交友。他与人相处，总是恰到好处便停了步骤，留下一个礼貌的距离。这段距离在较长一个时期内，令他觉着孤独，惶然不知所措。可渐渐的，他却因了这距离而深感安全和自由。他所环身的那一周空白的地带，为他营造了一座城池，犹如那一座他从小寄生的公寓，他藏身在内，十分自在。他可将他所有的，独属他个人的财物与心情一一安置，独自个儿地享用，决不使其浪费，他精打细算，无论在物资上还是情感上都确保收支平衡。而他所居身其间的这一座安全的城池，却在龚国华领导的部落式的集体户里遭了彻底的摧毁。起初的日子里，因人地生疏，与同伴们相依相助，并不使他对这公有制的生活反感。而时日过去，他渐渐稳住了阵脚，镇定下来，对这陌生的环境完成了初步的探视。他这才猛省到他的损失的惨重了。他越来越无法容忍这种生涯了，他视这种生涯为强盗的生涯，他几乎觉着他们都在堕落。他憎恶这堕落，又无力反抗。而他终要作一点小小的反抗了。他最先的不为人知的反抗，便是对他床铺的改造。他本是睡在里墙的一边，他就将床拉开一些，与墙壁之间留下一条窄窄的走道，然后，挂起一顶帐子，背朝外，口朝里，于是，他便有了一个小小的房间。他将他的两只板箱靠了墙角摞起，箱子上压了一块玻璃，玻璃下放了两张年历片，这小屋便有了一些装饰。如此这般，他睡在里面，才觉着微微的安慰。可是时至那日，他终究还不敢独自在里面吃东西，有了东西，他还须钻出“小屋”，与大家共产分享。一直到麦收的季节，他才动了腌鸡蛋的脑筋。
“在此地过年啊，小张?”他又问。
事情似乎是从那一个名叫魏源生的男生和他的三十个腌鸡蛋开始的，事实上，危机是与这一个集体户生而俱来的。当大家从上海下来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地都带了一笔私有财产，这是谁也不曾公开的，甚至包括了龚国华。因有了这笔小小的或多或少的资产作底，那些少油没盐的惨淡的日子才有了指望似的，比较容易打发了。这笔资产给了他们各人一线光明的希望，在那些饥肠辘辘的夜晚，他们的精神会餐便可有一些切实的依据。而也正因为他们可进行经常的精神会餐，他们才都各自将一份财产完好地保存下来，而没有及早地挥霍。他们如一个个守财奴一样，牢牢地守着那么一点财产，白日做梦般地度着饥荒。而这笔宝贵的财产却一无增加的希望，他们没有收入，惟一的收入便是前半年里每人十元的伙食费，他们贪婪得竟要去打这活命钱的主意了。无奈这十元已经合伙，每个人便都觉得在这合伙中吃了亏。于是，谁吃得多，谁吃得少，吃肉的日子里，谁多了一块，谁少了一块，便成了每个人耿耿于怀的心事，尽管碍了面子嘴上不说，心里却一清二楚。因这些共同生活中很难避免的不等现象，使得他们不约而同地渐渐取消了一月一次的吃肉。他们只有将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才可使不均等的差异压缩到最低限度。他们便越过越苦，甚至连一棵白菜都不愿去买，全凭着左邻右舍送来的半碗臭豆子或者一碟咸菜下饭。在没有人送咸菜和臭豆子的日子里，他们便吃白饭拌酱油。到了末了，连酱油也被他们列为奢侈品，不再去打。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成日觉着肚里的空旷。幸好，他们本都是普通人家出来的孩子，并非养尊处优，紧勒一下裤腰带，也可将这日子勒过去的。只要他们各自那一份小小的财产得了保护，只要没有亏吃，便可告慰了。
“在此地过年。”她答。
就在麦收的季节里，以龚国华为首的这一个小小的公有制集体里，开始分化与瓦解了。
他们一前一后地聊着，往回走了。白色的粉末在空中旋舞，转眼间便成了鹅毛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