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达玲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一张呆板的脸上抹了几道黑色的烟迹。她问他，喊她做什么事。他略略有些发窘，可是很快就恢复了镇定，他说他要与她谈谈。张达玲便跟了他走出门外，两人站在门口一盘破碾子旁边，开始谈话。他微微有些语塞，咳了两声，不知说什么才好。她只静静地立着，两只戴了袖套的手插在裤兜里。他觉着有些窘迫，暗自惊奇这张达宏张达玲兄妹俩是如此的大相径庭，完全不像一个家门里出来的孩子。一个是那么外露得可怕，讨嫌到了天真烂漫的地步，而这一个却是那么幕帏森严。她是他们这一伙里惟一的外校的，与他们都有些隔膜，可他看出她是与别人很不一样的，沉默里像隐了什么深奥的思想。他断定她是个有思想的女生，希望能将她发展成为他的助手。如洗的月光竟也将她枯瘦的脸颊照拂得有些柔和，他的心情也柔柔和和的，开始说话。他说到他下乡之后的感想，他曾有过的和将会有的动摇，他克服自己和改变自己的决心，还有这叫作金刚嘴的村庄是何等美丽。隔壁的“吁”听见他们说话，忙忙地跑来，在他们脚下很亲热地周旋，期望得一些好处。它于他们已有了经验，他们一般总不会使它失望。它从他们那里，已尝到了它的父辈们从没尝到的吃食，它是它们这一家族中最得见识的一条狗了。可是他们这一回并没有在意它，他们说着自己的话。龚国华说过之后，才问道：“你下来之后，有些什么体会?”因不好回答，她竟微笑了一下。他等待了一会儿，她依然没有作答，两只戴了袖套的手一动不动地插在裤兜里，一双脚埋在了破石碾的阴影里。
当他跨进门时，他们正在打牌，围了一张案板，打得吵吵闹闹的。隔壁的男孩坐在外围，很热心地观战，不时说一声：“要了!好牌!”他还帮着出点子，如点子不被采纳，他便说：“对，这样好，好牌。”牌甩出了案板，他便很殷勤地去拾牌，放回到桌子上。张达宏是打得最不出色又极赖皮的角色，直要闹得别人说道：“不来了，不来了!”他才老实下来，过了一会儿却又忘了。男孩便作调解和安抚，见他闹凶了，就说：“小张，小张，你看你，你看你!”只有他一个人看见龚国华走进屋来，抬起脸招呼道：“回来啦，小龚!”其余人依旧打着他们难解难分的一副牌，顾不上与他说话。龚国华的心顿时有些发凉，方才洋溢满怀的激情，不由退去好些。他因走得急了微微有些喘息，他便喘息着在门前地上站了一会儿，眼睛在案板周围点了点人数，发现少了一个张达玲，便问道：“张达玲呢?”那男孩回答他道：“里屋看书哩!”他略有些无聊地在屋里走动起来，来回走了两遭。张达宏闹得越发不像话了，竟偷了牌，被人揪了后领推到水缸边去喝水。那男孩则打着圆场：“算了，算了，下回不敢了，下回不敢了。”龚国华有些厌烦，却又不忍扫大家的兴，可见这实在闹得无聊了，便动手将张达宏救了下来，张达宏已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开心得不得了，他踉踉跄跄回到座位上，又继续瞎闹着打牌。龚国华又在当门地上来回走了两遭，想看书又看不下去，方才那股激情还在回荡着余波，平息不下。他迟疑了一会儿，终于走到女生宿舍的门帘前，朝里喊了声“张达玲”。
“劳动能吃得消吗?”他启发地问道。
龚国华走在已为他所熟悉的村道上，学了乡里人的口音，步步招呼道：“吃过了吗?”或者回答道，“吃过了。”月亮渐渐在前边小杂树林里升起，昨日还是一弯残月，今夜已是新月。从那里有挑水的人走来，脚步沓沓着，水在桶里活泼地晃荡，与他擦肩而过。风是暖多了，吹在脸上不再刺痛，还很熨帖。村道上也热闹了一些，吃过晚饭的男人令女人在家刷锅，自己抱了孩子溜达着去串门，透明的夜色中交流着响亮的问好。场上铡麦穰的铡刀声，一声一声顺了风传来。在这和煦的月亮初升的夜晚，他心里竟也生出了一些抒情的诗意。他放慢了脚步，一步一步走着，路边新发的小草沿了他的布鞋帮弯下腰去，他想着他是来对了。他想着，他们来得很对，这里确可以大有作为，至于作为些什么事业，他其实并无规划，他只有些零零星星的计划，这些零星的计划就足以使他奋发了。这么慢慢地走着，受着乡村里没有污染的晚风的吹拂，他轻轻地感动着。他心里渐渐涌满了情感，十分渴望对人说一说。于是，他再收不住脚步，三步并两步上了台子，向他们的住处跑去。
“还可以。”她回答道。
下一日傍黑的时候，吃罢了晚饭，龚国华去了书记家。仅是数十天的工夫，他已熟门熟路。他们的住处与书记的家，其实只隔了一条村道，走过三个巷口便是了，闭了眼睛也错不了的。那第一个夜晚，现在回想起来，就像一个怪诞的梦，他是越来越无法相信了。他是个很缺想象力的孩子，他没有想象力为自己设计一个未来，于是，他只得将视线移到了脚下，脚踏实地地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既是他的一大优点，也是他的一大缺陷。可不管怎么评价他，这开初的日子里，因他与他的集体户在劳动上的努力，以及生活上的有条不紊，给了队里极大的好感，深觉得这些上海学生是来过日子，而不是胡闹的了。这会儿，他又来向大队书记作汇报了。他是永远需要有个人听他的汇报，再向他发出些指示。他无法单枪匹马地行动，这样他会感到手足无措。他的智慧和魄力都远构不成一个甚至是中等的野心，于是，他便成了一个顶顶忠厚老成的孩子了。书记刚放下碗，正要出门去开会，见他上门，便慷慨地留下了，喝令女人赶紧收拾了桌子去烧茶，要与小龚好好地谈话。龚国华将他们这几日劳动生活的情况先作了汇报，然后又一一详细介绍了各位同学的家庭及个人的情况，最后，谈了他们的初步打算，把过劳动生活关，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与积极参加农村建设、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也就是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结合，同步进行，互相促进。他是很善汇报的，汇报起来要比指导起来更具情绪与灵感，口齿也流利得多。书记用心而矜持地倾听着，时而赞许地点头，时而打断了谨慎地询问一声，他便又再作一些补充或纠正，还将这些补充和纠正仔细地记在了随身携带的工作手册上。书记心里很觉得这学生有水平，毕竟是从大地方来的，态度且又如此谦和，越发地暗暗感动，脸上因不便有所流露，只矜持着。等他终于说完，又沉吟了一会儿，然后就说，你们先这样干起来，过几日得了闲，再去看大家。现在，他不得不去开会了。他们同时站了起来，双方都为自己的表现满意，很愉快地一同出得门去，下了台子，朝不同的方向去了。
他不免有些扫兴，就再一次启发道：“生活上还习惯吗?”
拽子与他的女人厮混了一阵子，便沉沉地睡去了。他与这黑暗早已相守得稔熟，他可从这黑暗中洞察一切，他与这黑暗已成为一体，彼此可自由地活动其中。半大的拽子犹如一个天生的哲学家，天文地理他全谙熟。他知道那整齐排列的三颗星叫作什么名字，天上每一颗星星他全知道名目和来历。他认识路边田间的每一株草，每一只虫，哪一种草是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哪一只虫是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醒，他全明白，好像与它们结了亲家。他还更知道天地间的人物，什么样的人物该什么样的对待，什么样的人物是什么样的结果，他无需思想，便全明白了。从未有人教育过他，他也从来不曾请教过人，他甚至是早早地丧了父母，连个楷模都没了。可是，这一部学问，就好比是从血液里传给了他，与他生而俱来，与他一同生长。他生来便明白了，他是没什么不明白的了，即使有一些暂且不懂，也只需慢慢地过些日子。自然也定会明白。他无需处心积虑，他只需天真烂漫，便将一切洞穿。他极其安然地睡着，养蓄起体力与精力，以应付下一日的劳作。
“还可以。”她又回答道。
她原以为已经静下的心，此时又乱了，她原以为已经寻到的出路，此时又断了，她又惶惶不安起来。她的思路总是从书中走开，她困倦地翻着早已卷了边角的《红楼梦》，煤烟已将她的鼻孔熏黑，她终于吹灭了灯，睡下了。灭了灯后才会觉着那一点如豆的灯光是多么辉煌，世界一下子沉入到极深的黑暗之中。她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真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她感觉到黑暗的压力。黑暗无处不在，渗透了每一点空隙，从她身体里穿过。然后她开始做梦，梦见了那个为他们担水的半大男孩，在梦中他木讷的呆笑里，却不知为何透出一股令人不安的狡黠。男孩一直在她的梦里走动，最后走了出去。走了出去，她的梦便安然了。与她隔了一道窄窄的巷道，那一间土坯茅草顶的小屋里，则有着一个无梦的黑夜。
“想家吗?”他触及了这一个于大家是最敏感最易动情绪的问题。
她躺在被窝里看书。她在床头的墙上敲了一枚铁钉，挂了一盏墨水瓶做成的油灯。没有灯罩的裸着的火苗，冒着细细直直的黑烟，已在墙上熏出一条漆黑的烟迹。她依然是看的一本《红楼梦》，好比圣徒临睡前必得读一页《圣经》一样，她每晚都必看一回“红楼”。然而，她却也无可奈何地发现，书中那一个闲情逸致的世界，与她目下辛劳的不惯的需拿出许多精力以应付的生活，是那样的大相径庭。惟有她那一股似乎是永远的寂寞的心境，才不使她完全的对那一个世界生出反感与排斥。要以她刚刚得以教授的宿命的观念，去面对她所置身的这一个纷繁而简单，困难重重却又结结实实的存在，却忽然空灵到了空泛，超脱到了虚无，令她抓不住要领。她分明知道在这辽阔的冥冥的空间的某一处里，确有着她的一部与生俱来的命运。可是，眼下的每一日每一时，依然需她付出沉重的切实的劳动与努力。那一部遥远的命运似乎成了人家的事情，与她失了联系，倒不如这些琐细的快活与烦恼，与她处处同在。那命运是好是坏，都于她的今日无补，她今日的目的鲜明而简略：劳动，吃饭，睡觉，与这一个奇异的金刚嘴相互熟惯。她应接不暇，来不及寻找象征和预兆，好去揣测她的不可知的宿命。那些寻找与揣测，变得无聊和滑稽。她是那么累，她是那么容易饿，惯于独处的她在这小小的集体里，是那么深觉着孤独与寂寞，且又时时为她的哥哥难堪，她甚至是那么地想家，却又没什么亲爱的回忆供她想的。她觉着了生活的切实的困扰，她还将越来越为这困扰所包围，这仅仅只是开头呢!还仅仅是开头，她却已经为她初初皈依的宗教所抛弃，她觉得她渐渐地握不住她的宗教了。那文字织成的奇妙的境界，因与平淡孤寂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反令她厌倦与腻味，像遭了嘲弄似的。她究竟还只短短十七年的生平，什么幸与不幸都还不曾结成正果，比向她显示命运的力量。她既还不及得胜也还不及失败，生活还在准备和酝酿的时期。她究竟还是个新教徒，修炼很不到家。她是六根未净，极易为俗事所扰。在她这样涉世很浅，远还没有谙熟人情世故的时候，便想要超然物外，做世外的神仙，那是痴心妄想，万万不可实现。否则，世外便要过于拥挤，世内反忒清静，无人演绎出一世界的悲欢磨砺来唤醒人的觉悟，又哪里来的出家的人!她是劫数未到，还将有一大番的磨练，她是想静也静不下来，想认命也无命可认，她还要有长长的一段坎坎坷坷，才可有望得所皈依。
她依然回答：“还可以。”
那生了气的男生邀龚国华一同出去方便，张达宏不顾廉耻地跟了上去，因他也是一样地怕黑和怕狗。他们三人一同走到家后，月亮已经升高，从家后照到了庄前，将他们三人的身影清清楚楚地映在了泥垒的墙上。“吁”像梦游似的游荡，猪从鼻孔里吐着气地打鼾。他们一同看见天空的偏西方向，有三颗排列整齐的明亮的星星。他们看了一会儿这很妙的星星，便鱼贯回了屋里。这时候，两个女生都已进了被窝，躺下了。
他彻底没了办法，沮丧地站着，说不出话。她也同样地沮丧，心里十分抱歉，觉着辜负了他的器重。可她也无奈，她还不及为这生活的突然变故培养出可以言说的感想，她如同蒙了似的，什么感想也没有，什么心情也没有，她丧失了她原本赖以为平静度日的宗教，她正是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她正是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而他的思想于她，本就是另一个世界，隔了几重幕帏，她与那个世界从未走通过，她几乎与他没有对话的基础。可是，他那一股庄严的神情却强烈地感染了她，她竟有些自卑，便更加沮丧了。“吁”周旋了一阵，一无所得，失望而愤懑地走开了。他们都有些垂头丧气，站在月光里的碾子旁边，不知该怎么收场。她是向来没有应对人事的经验，最终还是他老练，抬起头说道：“你应当多想想，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问题，要多读书，读了书还须做笔记，不做笔记的读书，等于不读。以后，我们还要多多交换意见。”说罢转身要走，她却抬起了头，问道：
就在拽子跨出他们的朽烂的门槛的那一刹那，他们不知怎么，全醒了，纷纷活动起来，首先过去将门插上，然后各人分头从自己床下的饼干箱或者火油桶里，掏出各色各样的吃食：苔条麻花，鸡子饼，太妃软糖，苏打饼干，话梅，等等，摊了满满一床，相互热情客气地邀请。那些吃食是前所未有的馋人的香甜，他们从未发现过这些他们吃了长大的吃食竟是这样馋人的香甜。他们酒肉不分家地豪爽地将饼干嚼得咕嗞咕嗞地响，惟有龚国华还在朗朗地念书。于是，大家便纷纷往他手中塞去吃食。他不好意思拒绝，只得用手捧着，一边坚持着念完最后一句。吃着东西，大家的情绪便逐渐活泼起来，聊着闲话，开着玩笑，开始快活。这时候的他们，是极易快活的，略略一句玩笑，便使得他们纵情地开怀地放声地大笑。他们其实是有意无意地将这快活夸大，以这夸张的快活来驱散他们不知所措的茫然的心情，他们有意无意地以这夸张的笑声来压抑只需一点点引动便可喷涌而出的眼泪。他们这才真正是苦中作乐了。张达宏自然是最最快活的一个，他很快便失了分寸，竟擅自到别人的饼干箱里去摸鸡子饼，将这昂贵的鸡子饼像炒米花一样塞了满嘴。他是太渴望快活了，他分不清什么是真的快活，什么是假的快活，于是就一径地真正地快活起来。这会儿，他是真心地以为生活美好得不得了，世界美好得不得了，他能到这里来，真是来得太对了。他无法克制他的欢欣，他非得将它宣泄出来才得安宁。他是被他那个烟纸店老板娘的外婆宠坏了的长外孙子，他的无法无天，欺负弟妹，多吃多占，好逸恶劳，全因了外婆的保护而过错全消。他犯了错就像立了功一样，很是荣耀。他几乎很难懂得什么是应该的，什么又是不应该的。幸而他极胆小，过马路都颤颤的，等了半天看不见车辆了，才飞快地奔去，奔又奔得那么仓皇，好像有车子在追赶着他要杀他。如不是他的胆小救了他，他是连杀人放火的事也会去做的。因他胆小，他便只敢这么鬼鬼祟祟地打闹打闹，到人家饼干箱里摸摸鸡子饼而已。他其实是一种亲近的表示，是想将那快活的气氛掀到热烈的高潮。不料那快活本不是那么坚固，其实是十分的虚弱，不堪一击。被他这么一折腾，先是那遭了抢的男生变了脸，不客气地将他推到一边，空气顿时有些紧张，由紧张而转为暗淡。张达玲是最最难堪，她的难堪使得她几乎要去掐死她的哥哥，而她的骄傲抑制了她，她一声不吭，首先退出，回到了那一间用秫秫秸隔成的女生宿舍。然后，那女生也跟了进来，一个快活的夜晚便这样不欢而散了。
“读什么书呢?”
而他们竟一无所觉，他们几乎将这男孩忘了，他们几乎将这男孩忘了地认真地开始讨论另一个问题，那便是他们的共有财产管理问题。这是他们的小小的集体户初生的时候，尚处在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他们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突然之间离家来到这远远的陌生的地方，好比初生的人类在蛮荒的世界，一无安全的感觉。他们很自然地生起相互依靠团结生存的要求，他们甚至是很亲密地挤作了一团，相濡以沫，甚至也包括像张达玲这样孤僻的不善亲近的人。他们互相间不知不觉都有些讨好，以求得安全与庇护。更何况，还有龚国华这样一个户长，一心愿意做一个小小的部落的酋长，腹中尚有一些浅浅的春秋三国，这一个集体便分外的团结与一致，犹如一个小小的又大大的家庭。他们一切的考虑都本着公有制的原则，几乎没有丝毫的异议和分歧。这时候，他们尚有着每人每月十元的插队补助，三十斤粮食，这仅够吃饭，没有一点剩余。他们将所有的粮本和支票，全交给龚国华保管与支配。他们团团地挤在一起细细地划算了一番，除了买粮，买油，向队上买烧草外，尚有一些余钱，可够一个月里吃一次肉，想到肉他们便有些嘴馋。他们暖融融地想着那一月一次的吃肉的情景，彼此和睦得要命。然后他们又划算着，是否向队里要自留地。开始都说要，不仅为了地，而是为了争取平等权益。一旦决定要了，便进一步想到了种与收的问题，才发现了无穷的麻烦，就一个一个动摇了下来，又一起决定不要，但要队里负担他们全年的菜吃。然而，龚国华则又一次提出要，因他认为应以这行动向全体贫下中农表示，他们不是来走过场，而是扎根了。“扎根”这个字眼在那起初的日子里还很不刺耳，还只是一个美丽的激动人心的幻想。于是，大家很觉兴奋，一致推选龚国华明日一早去找队长提出。事情都安排妥了，他们便开始学习《青年运动的方向》。龚国华念一段，再让大家讨论，大家不开口，他便进行启发，大家却还沉默，他则笑道：“难道由我一个人唱独脚戏吗?”大家这才出声地笑了起来，由独脚戏扯开去，说了些有趣的闲话，再由龚国华将话题收拢，读第二段《青年运动的方向》。渐渐地，大家都有些困倦，迷迷糊糊地听着龚国华的声音．十分寂寥地在草顶泥地的屋里回荡。连案板边坐的那半大男孩也有些瞌睡，他的头在渐渐地向双手抱着的膝头上一点一点地垂去，然后陡地一惊，醒了。他咽了口唾沫，望了望缩在墙角那一伙昏昏欲睡的学生，龚国华朗读的声音像从天穹传来。男孩立了起来，说了声：“明早还要做活，早早休息吧，再会。”告辞过后便走出了门去。谁也没听见他的告辞，没有人响应他的告辞，没有人注意到他费了苦心和勇气学习的那一个“休息”与“再会”的文明用词。他没有人响应也没有人注意地落寞地走出门去，心里渐渐涌起一股委屈的情绪。他微微打着寒战，袖着两只粗糙的手，走过一条巷道，朝巷道那边的他的小屋走去。巷道里吹出一阵夜风，月光从巷道里面照了过来，映下窄窄的一条光明的道路。家后的田地浴在月光里，分外的恬静，拽子走过光明的巷道，向自家的小屋走了进去。
他站住脚，看了看她，又低头沉吟了一会儿，说：“我借你一本《共产党宣言》。”他进了屋里，她一个人留在了门外。
他听不懂他们的上海话，叽里呱啦的，听得脑子疼，像是外国话。他不知道他们正商讨着他们的劳务分配和作息制度，不知道他们叽里呱啦地刹那间已经决定好了，每人轮流做一周的饭，逢到做饭的这一周，便可只出半日工，早工也可免去。所有的工分全记在一个工分本上，秋后平分。他们还决定了周六的晚上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并要写日记。他只知道，那个坐在床沿上的男生一直在说话，那个坐在床沿上的女生一直没说话，而那三个坐在床的深处的两男一女则不时小声叽叽咕咕，像一群啄食吃的鸽子。这伙异邦人，在男孩眼里神秘莫测。他们的犹如隐语似的语言，他们所来自的遥不可及于他一无经验的地方，他们每一人都要比他们一大家子有更多的行李物件，他们白生生嫩生生像是婴儿一般的手和脸，都有着无穷无尽的内容，可供他长期的研究与学习。拽子慢慢地掏着灶里的麦秸，将没烧透的麦穰一丝一丝理了出来；他细细地铲着不平整的泥地，将泥地铲得很平又很光；拽子一瓢一瓢淘着水缸，再将新挑来的水清清澄澄哗啦啦地倒满；拽子抱着膝头，膝头夹着一张脸地瞌睡，细细的口涎流在地上，淹了一只无名的肮脏的小虫。那五个来自异邦的陌生的男生与女生，全没有逃出拽子的洞察，为这男孩一网打尽了。
她一个人站在月光下的碾子旁边，她慢慢地抬起脚搁在碾子上，她看见自己露出在方口布鞋外边的脚面上，尼龙丝袜上抽了丝的一条长缝，然后又将脚放下了。这一片皎洁的月光里，平地升起一股庄严的气氛，她突然被一股庄严神圣的气氛笼罩了。龚国华万万也不会想到，他那些平庸而教条的思想与语言，在她心里产生了如何奇异的效果。她天性里崇尚一切庄严伟大的事物，因她绝不轻佻，她不轻佻得已经有些过头，连轻松都不会了，连幽默都不会了。她渴望重力，她负了重力，才能摒除失落的感觉。她讨厌一切卑琐渺小的事物，内心总是搜寻着高尚的情感，无奈于人世间的事情多是平凡而平庸。于是，她便不得不自己为自己创造伟大与沉重的事业与情感，她只需小小的一点材料便可成功地创造。龚国华的那一股煞有其事的神气，被她误以为是神圣不可侵犯，深深受了感动。她将他的谈话摒除了内容，只汲取一股抽象的激情。他的那些她所匮乏常识的理论术语，则为这激情装饰了美丽的花边。而她以她所制造的宗教为信赖地平静了这两年，她少年时期受了挫伤的身心和希望已渐渐复原，她已经复原的身心里，蓄积了一整座火山的沸腾炽烈的岩浆，那是压缩了一千一万倍的热力与能量，早已在低沉地轰鸣，只需找着一个出口，便将喷射。当她重新走进他们的房屋，她的心境是与走出来时大大的两样了。她的情绪亢奋，甚至她的眼睛也有了光彩。她觉得，有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世界将改变模样，生活也将改变。
这是一座三间头的草房，西边的一间，用秫秫秸架了墙，门上拴一块包袱皮做了门帘，且成为女生宿舍。里边顺了墙，一横一竖安置了两张铺秫秫秸的床。外面的两间则是男生宿舍和灶房和堂屋，三间无遮无拦，顶了东山墙顺着放了三张床。门边就是一口灶，对门一张小矮桌，此地叫作案板的。拾了几块大半砖，充了板凳。他们的会议是在东山墙下，男生宿舍里召开。户长坐在其中一张床的床沿上，两个男生占了第二张床，背靠了墙歪着，女生占了第三张床，一个歪着，一个坐着。当门正中的案板边，蹲了那一个老实且机灵每日为他们挑水，名叫拽子的男孩。男孩极自然地成了这屋里的一个成员，因受了书记的委派，为他们挑水，他便在此获了一种义务和权利，他随时都可进来坐着。而其他的若想进来，都须经了他的允许。那其他的想进来的，有时是一群孩子，有时是那只隔壁的叫“吁”的大狗。这个古怪的名字，是出自于那家最小的孩子的口中，他竟将这狗当作一只叫驴来“吁吁”地使唤，叫久了，这狗便成了“吁”。吁也是很好奇的，经常伸头探脑，冷不防就进来拉一点屎，很得意地走了。他们很快就对这男孩习惯，他在他们的堂屋中央，就好比是一口灶，一张案板那么顺乎自然，他们说话做事便也不太避讳他了，他们开他们的会，他坐他的。
然后，她向他借了一本《共产党宣言》。仅只这“宣言”二字，便使她肃穆。第一行是——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她被这宏大的怀有不可测的恐怖感和悲剧感的一行攫住了，——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她心中所有潜伏着等待着的庄严伟大的情感全由了这一行升腾起来，她心跳着，颤抖着，胸中洋溢和梗塞着痛苦与欢乐，沿了这一行往下读去。那全是她所陌生的，她所太嫌深奥的，可是因了那第一行的援引，因了这第一行已将她攫住了不放，她咬紧了牙关一字一句地读了下去。那一行——“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早已离开了它的原义，只是犹如一盏光明的神灯，照耀了她艰苦的读书的道路。她每读一段，就要记一些笔记。因她一无基础为这读书生出心得，她于是只是大段大段地抄录。因她读不懂，她便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提纲挈领的，而什么是不那么重要。在她看来，所有的句子一无区别全是重要的。她几乎是将一整本的《共产党宣言》全抄在了她的笔记本上。她带了一股狂热读着与抄着这书，她克服着她内心深处因不解而时时涌起的乏味，她一字一句，反反又复复，末了，她便将这一本著作全部背了下来。
龚国华在这些孩子中间是最最平常的一个，无论是头脑，智力，还是能力与野心，都处于中庸。他既摒除不去血缘里那一股小农经济的狭隘意识，又避免不了人口密集的小弄堂里的小市民气质的濡染。他没有大的眼光，他看不懂大的局势，只能理解局部，并且也仅止是局部表面形态。他没有大的志向，自个儿这份人生就足够他运筹的了，甚至连儿子那一辈也顾及不了。在一个五六人的集体户里，做一个户长，无论是于他的智力，还是于他的野心，都正是恰恰合适，再合适不过的了。于是，他便很认真很努力又绝对胜任地担负起一个户长的职责。他将大家召集起来开会。
自从那一个月夜，龚国华就经常地与她谈话了。他们总是在晚上的月光下或是中午的阳光下，站在门前那一盘破碾子旁边谈话。他们谈话的神情是那么严肃而认真，就连对男女接触极为敏感的乡里人都不会有那样的猜想。他们俨然是在谈着最为重大的事情，那事情重大得足以消除男女的界线了。龚国华用她已能背诵的《宣言》中的理论，奇妙地联系了当前的现实。比如，两个私有制的摧毁，他便可联系改造主客观世界来讲解。那样费解而深奥的著作由于他的解释，变得浅显而真切，她真是从中得了极大的教益。在这一个革命早已如火如荼到了高潮的高潮还将有无穷的高潮的时候，她才刚刚想到了要去革命，而她的迟到了的革命热情却是无比的高涨，她的高涨的革命热情使她的导师龚国华渐觉抵挡不住而甘拜下风。渐渐的，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个新的张达玲，一个迟到的革命者，在三间草房门前的一盘破碾子旁边的月亮地和太阳地里，冉冉诞生了。
他们这一个集体户的户长，叫龚国华，与张达玲的哥哥张达宏同是一所普通的高级中学的六八届初中生。龚国华在班级里，是最最一般的学生，到了“文化大革命”，却因了一个极好的成分，做了红卫兵的小头头。后来，红卫兵分裂了。分裂的时候，他正全国各地地进行革命大串连，戴了一块革命初期的无派无别的红卫兵的袖章。等他到了学校，见那混乱的形势，他因一时摸不着头脑，便引退了。在家里也很无聊，便也有时去走走学校，凡有无派无别的大事情，他都积极地参加，如“复课闹革命”，如“工宣队进驻”，又如“九大”开幕和闭幕啦。他永远是别了那一块单只“红卫兵”三个大字的红袖章，提了糨糊桶去贴一些中性的却绝对革命无疑的标语口号。到了大联合的时候，他也得了一个小小的职位。他的出身是绝对无疑的赤贫，祖祖辈辈是苏北的船民，是祖父那一代在日本人打来的时候逃到了上海。一个在淮海路做佣人的同乡人将他祖母也介绍到一户人家帮佣，这户人家都是基督教徒，心肠极好，又给他祖父找了份看弄堂兼扫地的生活，于是他们合家举迁，离开了苏州河边那一卷滚地龙，进了市中心，住在弄堂口的半间板壁棚里。后来，板壁棚渐渐朽烂了，他们就备了木料拆去重建了一下，重建时稍稍往外推宽了一点。再后来，祖父死了，那看弄堂兼扫地的生计和这板壁棚就由他的父亲承继了下来。再后来，父亲被市环卫局招了工，却依然住在这板壁棚里。等到弄堂大修的时候，因尊重历史，承认这板壁棚的存在，给予了修缮，将板壁换成了砖墙，他们这一份人家便正式地在此扎下了根。他的父亲与母亲全是扫马路的工人，这样一份纯洁的血缘，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怀了发财的鬼胎投奔而来的冒险家的乐园里，尤其是在这乐园的中心地带，可说是稀世珍宝了。然而，他却很难说准是为这份血缘自豪还是自卑，即便是到了这样一个赤贫万万岁的年月里，他也依然拿不定应该如何。一整个在“有本事跳龙门，没本事钻狗洞”这样的人生观上建立起的百余年的上海，一整个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培养出的“有本事跳龙门，没本事钻狗洞”的百余年的人生观，要以寥寥数年的“文化大革命”来推翻，那是太嫌仓促了。而在这个“一分钱逼死英雄汉”的金钱至上的世界里，一两级官阶，也实是引不起太多的敬意，往往是从山东南下而来的干部们，如要由上海人来划归，是决归不到一二等市民里去的。做官的只有到那北京的地场上方可耀武扬威，在上海则是不行的。在上海，令人羡慕的是那昔日法租界的林荫道上，钢窗蜡地的花园洋房里的一份生计。龚国华是已经到了那份生计的弄堂口了，他们是到了弄堂口整整三代人了却还进不去，那一种自卑已经到了龚国华的血液和骨髓里了，革命也很难革掉。然而，这改天换地的“文化大革命”又确实给予了他们这样的孩子一份希望，尤其是这革命最初体现在上海的“均贫富”的印象，他们这些孩子便可有理由希望这世界能重新建立，各自撇清了各自的祖先与遗产，在同一地平线上起跑。于是，他们就都积极热情地参加到这一场宏伟的充满了激动的幻想的革命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