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害怕。”
“怕什么呢？怕什么呢？”
她抬头看我。
“我害怕，”她说，“我害怕。”
“没什么可怕的。”我说，心里却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是这样吗，曼？你不想嫁给我？是这样吗？”
“你觉得我们能翻窗进去吗？”她说，“我想再看看这个地方。”
“我知道。”她说。
“这并不合适。”我说着，走近客厅的窗户，我以前常常会敲这扇窗来引起她母亲的注意。我正要试试往里看。但是这只是借口。我一走开，她就走了，飞奔向花园围墙，轻轻一跃，落入漫水的泥地。她在水中走了五六米，天知道这块地有多大，显然她很快会沉到水下，不见踪影。我也越过围墙走进泥泞的水中，想要追上她，这种彻底的黑暗、模糊令我恐惧。她停下了，我走到她身后。我看到她肩膀沉下去了。我能听到她在哭，我想我从没听过她这样哭。她的哭声低沉得奇怪，这让我害怕极了。
“天哪，天哪。”我说。
“我想回去。”她说。
然后她直起身子转了过来。我从没见过有人如此浑身湿透，除非是刚游完泳。她那美丽的婚纱就像是白色的海草，贴在她身上。
“你想回去哪里？”
“我知道。”她说。
“我想回去，我想回去。”她说。
“你父亲，你记得的，曼，他已经走了。”
“我不明白。”我说。
“我以为爸爸可能会在这儿，但是他不在。”
我走近一步，双手搭在她两边屁股上，看她没有明显的反抗，又用双臂环住她，尽可能靠近她。我怕把她撞倒，倒在我们脚下粗糙的地上。很奇怪，大雨倾盆，尽管她浑身湿透，没穿外套，也没戴帽子，但是丝绸之下她的身体却和正在运作的引擎般温热。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曼。”我说。
“我把我的婚戒给了一个乞讨的小女孩。”
“他不在这儿，”当时她说，“他不在这儿。”
“我要回来了，”我说，“我给了她一先令。”
“曼。”我说。我感觉可以听到她喘着粗气。冷冰冰的屋顶上空乌云疾驰。所有的美好和渴望似乎都离它而去。我没想到她的兄弟杰克，这所房子现在的主人，竟然任由它荒废，不过当然了，他住在罗斯康芒，他的工作在那里。原本干净的石子路上有春草冒出来。由于潮涨得很高，房子旁边的泥地里黑水漫延，只有去年种的狗舌草还从水线上冒出褐色的茎秆。何其可悲的一幕。
“她真是个小可怜。”
现在我走到了那古旧漂亮的大门前，透过栅栏向里张望。我大大松了口气，她在那里，在走廊里，姿势相当怪异，她右手紧抓门环，如果她之前在叩门环的话，现在已经不再那么做了，她身体悬挂在这只胳膊上，头靠在左侧肩膀，整个躯干和双腿耷拉着。她的脸倚靠着门，好像倚靠着前门上无人看顾的涂料。我悄悄走到她身边。我想我本可以生气的。我本可以责备她、控诉她，但是没想到，事实上我对她只有敬意。
尽管如此，和婚礼宾客们解释这件事情并非难事。我敢肯定他们都摸不着头脑，但是也被逗乐了，把这一切都归结为曼亢奋激昂的天性。玛丽亚·谢里丹说我跟着她走到水里，这是她听过最浪漫的事。玛丽亚似乎和曼很亲近，据她说，她打算在她和尼古拉斯“登极乐”之后把卡文的财产都留给曼。所以玛丽亚说的肯定都是对的，我想。这就是曼亢奋激昂的天性罢了。她兄弟杰克给她开了镇静药，确保她还没死。玛丽亚和我母亲为她脱下了湿透的衣服，我在走廊等的时候听到她们在酒店房间里笑。
黑棕部队[4]曾经驻扎过的军营就在我右侧，昏暗，废弃，正如它所铭记或遗忘的那段历史一样。我还记得柯万先生控诉过他们一度“在这个无辜的爱尔兰海边地带”出没。最后我来到哥拉顿街的转角，通往房屋的前面。我能看到他们那可怜的家蜷缩在雨中，好像是过世的柯万先生那孤零零的象征，宣告他的时代已经结束。
之后我们度过了最甜蜜的蜜月。曼爱都柏林。我们每天下午都去看电影，晚上听音乐会。曼最喜欢的作曲家是普赛尔[5]，我们还在古音乐剧院看了《狄朵与埃涅阿斯》。我常常能听到曼自己哼唱这部歌剧。《狄朵的哀歌》（Dido's Lament）。曼大方地包容了巴里酒店的不足，后来还给汤姆写信称赞酒店并道谢。她在都柏林好像变了一个人，坚定、有活力。她在街上大方地挽着我，滔滔不绝地和我讲述她在萨希尔的童年趣事和在英格兰的教书奇旅。突然之间，我们的婚姻好像一枚贝壳，是她在风雨肆虐的海上立足的地方，维纳斯重生了，为她的第二次生命做好准备。我们在老旧的酒店房间里做爱，享受尘世爱侣最真实的、不可撼动的快乐。
她就在那里，我的新婚妻子，依旧在十五米开外。现在，暴风雨觉得还不够猛烈，开始怒吼、咆哮。就在几年前，我正是在这条路上，跟着她从大学走回家。当时我还对她一无所知。现在我对她了解得更多了吗？表面看起来，我可能很尴尬，完全不知道要对我们婚礼的来宾说什么，但是内心深处我很担心她，仿佛她要逃离的不是我，我只是这件怪异的紧急事件的旁观者。
当我长眠于地底
很快她就会走过沃尔夫·托恩桥[2]，我想。然后她就会沿着克拉达[3]的边缘走去。她要去哪里？她在想什么？我跟着她过桥，我沿着克拉达沿岸走，确保她在视线范围内。春日潮涨，海风喧嚣，潮水拍打着海港与堤坝，水柱旋转着抛向空中，打湿了行人。现在我走到了哥拉顿街，狂暴的海水挤满了海湾，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
愿我的罪行
远处，小房屋对面，雨滴打在许多巨大的灰色窗帘上，破败不堪。虽然才刚下午，却因为这连绵的雨滴，到处都漆黑一片。置身其中的，宛如跳动的白色心脏，是曼逐渐消失的身影。
不会扰乱你的心——
曼走得很快，等我走到那条狭窄的街上，她早已没了踪迹。但是教堂边上有她的面纱，像是从上帝的庄园里清扫出来的蜘蛛网，显然是从她头上扯下来丢在一旁的。外面大雨滂沱，我没有外套，但是我想如果我沿着巴特米尔克路跑快点的话，也许可以追上她。等我绕过街角进入圣奥古斯汀街时，一个小女孩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手掌，我能看到她手心有个金环，曼的结婚戒指。十五米外是曼，滂沱大雨中的白色幽灵，朝着河边，步履匆匆。
记住我，忘掉我的命运
我们在教堂门厅签署婚姻登记表，形形色色的人聚在一起，我母亲，兴高采烈，几乎快要跳起舞来，你可以想象那样子，我父亲微笑着，发自内心地开心，平顶帽堪堪抵在他头上。曼在我的名字旁边签下自己的名字之后，我父亲热情地握住了她的手，她微微靠向他，亲了亲他的脸颊。然后她亲吻了我的母亲和她的那些姑母和表兄妹们。之后她兄弟和我握了手，我对他这一天的好心帮助表示感谢。场面和谐。一切都很正常，井然有序，至此我的人生圆满，我对曼的爱修成正果。尼古拉斯付了南方大酒店喜宴的钱，我母亲做了一个大蛋糕。汤姆买了到都柏林的火车票，还安排我们在巴里酒店住了几晚。神父完成仪式后，就像下班的演员，一身轻松。雨中的光线从大门闯进门厅，像是美满和希望之光。
【注释】
现在我站在曼身旁，看着面前的神父。他问了我那个问题，我回答“我愿意”，他盯着我，强大的威力让我也看着他，那疯狂的一刻好像是我要和他结婚，然后他问了曼同样的问题，现场陷入一片安静，乞求着她的声音，她的首肯，但是什么都没有。我不敢看身旁的她，现在我有点生气，气这该死的安静，你都不会这样对一条狗，更何况是穿着自己父亲亲手做的礼服的男人，扣眼上配有精致的花，我视线远处母亲的脸吓得发白，可能我自己的也是“我愿意。”她说。
[1] 爱尔兰的一个郡，位于爱尔兰岛北部。
然后是曼，挽着玛丽亚的老公尼古拉斯·谢里丹走来，身着婚纱，一袭丝绸长裙。
[2] 得名于沃尔夫·托恩（Wolfe Tone，1763—1798），反抗英国统治的爱尔兰革命领袖。
他旁边是我母亲，大概是白日里发生的什么事让她的打算落空了，因为的确可以说她的着装不大对。她戴着旧布帽，穿着简洁朴素的黑裙子，不像玛丽亚·谢里丹的，虽然也很简洁，但是她的原本就没花多少钱，因为我母亲不在意这些事情。
[3] 靠近戈尔韦市中心的一片地区。
另一侧，我的那一边，是我矮小利落的弟弟汤姆，穿着他最好的西装，当然是我父亲做的，都柏林没人能做出更好的西装了，即便严格来说，这已经是几年前的款式了，但是哪怕他看起来像是乡下来的，这种乡下也带着一丝讨人喜欢的神气。后面是我的父亲，老汤姆，戴着一顶从卧室的某个阴暗角落找出来的平顶草帽。他给自己做了一套燕尾服和黑色西裤，以及一件略显逊色的灰色旧外套，他从没试过做这样的衣服，所以应该是店里买的。他在长凳上坐着，纹丝不动，双目紧闭，这样看起来他好像是在美国被行刑的火车劫匪的旧照片，张贴在各处用来警告边境人口。
[4] Black and Tans，指皇家警队后备队，是皇家爱尔兰警队部署的两支准军事部队之一，用于镇压爱尔兰共和军在爱尔兰发动的革命。
这些人都坐在他们那一侧，姿态放松，神色庄严，引人注目，要是换作其他场合，我会怀疑他们其实是新教徒。
[5] 亨利·普赛尔（Henry Purcell，1659—1695），巴洛克时期的英格兰作曲家，吸收法国与意大利音乐的特点，创作出独特的英国巴洛克音乐风格。
1926年。我们的婚礼。教堂这一侧，优雅体面的人们赶来参加曼的婚礼，从卡文赶来的姑母玛丽亚·谢里丹，就是和柯林斯认识的那位，穿着织锦日礼服，让她看起来似乎不可违抗，但又十分精致。曼的其他姑母们，来自罗斯康芒、卡文和利特里姆[1]，古老的戒指、项链与手环上点缀的黄金和红宝石，在教堂神圣的幽暗中闪闪烁烁。还有最重要的，她那华贵的兄弟，杰克，罗斯康芒的医生，高傲，戴着绸缎帽子，自信，沉静。曼很喜欢他，据说他也很喜欢曼，即便他很少回来，总是在罗斯康芒钓鱼、狩猎。他穿着袜子就有一米九八，我知道的，而且不论从哪方面看他都和她父亲一样让我钦佩，我祈祷着他会喜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