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麦克纳尔蒂夫人”，她们这样称呼她，仿佛“亲爱的”是一种荣誉称号，即便她没在她们身边，我也会听到她们提起她，可能坐在猴面包树的树荫下，“亲爱的麦克纳尔蒂夫人”这“亲爱的麦克纳尔蒂夫人”那的。
但是我似乎能清楚地看到曼，年轻时明艳动人的曼。她的头发还没有向非洲的光照丢盔弃甲，她的皮肤也没有向非洲的温度缴械投降，像年老的杰克·雷诺兹和比利·凯彻姆的妻子们那样，他们是我们驻地的另外两位殖民地官员。她和大家相处时带着显而易见的优雅从容，让大家都很喜欢她，有时很夸张，特别是雷诺兹夫人和凯彻姆夫人，她们俩都有和曼一般大的女儿，但是都远在英格兰。曼不像她们那样爱喝酒，但是很喜欢她们的鸡尾酒里的樱桃，她们会给她吃那些樱桃，就像是你在喂特别的宠物。
起初，经历过她口中的“相当有趣的艰难跋涉”之后，我们抵达驻地。我们的交通方式是一辆尘土飞扬、闷热难当的小巴士，它穿越撒哈拉沙漠，在北非和黄金海岸之间往返。它之前也上过漆，但是几次沙尘暴之后它又褪成金属的颜色了。这片沙漠快有欧洲那么大。人们，当地人和来自帝国的人，在绿洲闲逛，带着神秘的意图蔑视酷热。然后他们会渐渐散开，渺无人烟的广阔沙漠重新登场，只有巴士这位吵闹的入侵者。
但是如果我回到三十年前，1927年，我们一起出发的时候，我想知道我还有多大可能再回到一个真实的世界？那时初次体验的殖民地生活，那个看似明亮广阔的世界，给我当时的生活带去了一种好奇和高扬的质感。
巴士里，滚烫的金属外衣下，坐着我和曼，她凝视外面，和人类文明渐行渐远，她不看的时候，我就凝视着她，担心她会怎么看待非洲，怎么看待我把她带到这里。
我前往伦敦去外交部面试。那里有位和蔼的绅士，很奇怪，他对我只有二等荣誉学位这个事实颇受鼓舞。他说最适合殖民地的人不是那些只会舞文弄墨的一等荣誉学位毕业生，而是那些足智多谋的二等荣誉学位毕业生。我在黄金海岸谋得一份工作，他们曾经把那里叫作白人的墓穴。我没有和曼说这件事。
但是当我看着她，她脸上有时会浮现出纯粹的快乐，无论是出于她自己的思绪，还是她看到的什么让她开心，虽然这片广阔无垠、千篇一律的沙漠上有什么我不知道。根据我的地质学学位我知道我们正驶过哪种地表。我能猜到砂粒的历史，知道哪些岩石被裹进其他岩石中，也能想象曾经为这片土地增色的古老森林和海洋。我知道这一切地质学知识，却对我这位新婚妻子知之甚少。
起初她并不愿意出去，服役，为英国，可以这么说。
但是，总的来说，殖民地生活让曼十分激动。我们的驻地偏远又袖珍，但是一切井然有序。她喜欢我穿上我的白色制服，她喜欢有泥墙和大屋子的平房，她喜欢事物的秩序，她称之为英式风格，以及大家对她表现出的尊重。她把自己之前的政见搁在一边，以开放而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四周。她阅读书籍，了解黄金海岸的部落、语言、珠宝和家具、部落首领和巫医。
我们在非洲的日子，我们的青春岁月，一去不返，千金难买。
她的存在耀眼夺目，如同这个国家源源不断的热量。她正值青春年华，她也未曾背弃她年轻的天分。她好像对这份特权了解得一清二楚，且恣意享受。
我很自豪，自豪能在这样一群人之间，能被他们接纳。我在基尔纳莱克[5]被大家称为“杰克·麦克纳尔蒂，曼·柯万的丈夫，年轻的土木工程师”——仿佛这是一串高贵的头衔。
夜晚，非洲仿佛是扩大版的奥玛德，她为我们弹奏钢琴，凯彻姆夫妇、雷诺兹夫妇和我。一天晚上她弹奏了一曲肖邦，精妙绝伦，事先未经练习。曼神情专注，双眼似乎要穿透乐谱，直到你担心会不会有小黑点冒出来，迸发出火苗。女士们带着习惯性的好奇倾听着这位多才多艺的爱尔兰女性。杰克和比利，轻轻倚靠着俱乐部吧台，似乎也被曼的演奏打动了，她敲击琴键，用完美的和弦结束演奏，雷诺兹夫人和凯彻姆夫人从藤椅上跳了起来。
白嘴鸦在山毛榉上大发牢骚，夕阳落下枝头，失去光彩，网球选手们在暮色中依旧奋战，求胜心切。杰克·柯万从河边归来，钓鱼竿上挂着鲑鱼，老菲利克斯在路上胡言乱语，玛丽亚在屋内生火，煮起一大锅土豆，又烘又烤，显然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向前推进，令人鼓舞。
“棒极了，亲爱的麦克纳尔蒂夫人。”凯彻姆夫人说。
1920年，谢里丹一家曾收留过迈克尔·柯林斯的未婚妻凯蒂·基尔南住在奥玛德。当然了，我们初次造访时柯林斯已经过世。但是独立战争期间，他曾因选举事宜来到卡文，结识了基尔南一家，他们在格拉纳德[4]经营一家小旅馆和一家杂货店。一天，一位来自都柏林的警官被射杀，当时他正在旅馆酒吧喝酒。基尔南一家与那位年轻的警官相识，也和柯林斯相识——冲突中两个对立的阵营，我们在联合国会这样说。那位警官很有可能死于柯林斯同伴之手。但是不论爱尔兰错综复杂的时局如何，九辆载满人的卡车从卡文的军营驶来，车上的皇家爱尔兰警队警察和士兵报复性地将基尔南家的房子，连带着格拉纳德的大部分地方付之一炬。基尔南一家，包括凯蒂在内，逃到了奥玛德，谢里丹一家收留了他们，我相信，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这让柯林斯感激不尽。
然后曼提议我唱《皮卡第的玫瑰》[6]，她现在经常听我在刮胡子时唱这首歌。
晚上曼大胆地演奏钢琴。白天，她在网球场上大杀四方，不论老少。她穿着深蓝色连体式泳装，自信地在鲑鱼池中转圈，她的亲戚菲利克斯看着她，呆呆地笑着。我对着玛丽亚既安心，又开心，我和她说起我的旅行，她似乎很喜欢，我和她丈夫尼古拉斯谈起桥梁、道路和沟渠，这是我们的三个共同点。尼古拉斯是旧政府时期前太平绅士[3]，也是很少见的天主教地主。
“好吧，如果你想让我唱的话，曼。但是我可比不过你的演奏。”
身为曼的丈夫，我受到了盛情接待，对此我不胜荣幸。长长的餐桌上堆满了农场的水果，我们不仅是客人，更是带来快乐的客人——玛丽亚显然很喜欢她挑选的这些人出现在她家里。
“来吧，杰克，”她说，“看在我的面子上。”
“好了。”他说。我想在整段做客过程中他总共就说了这么多话。
“我当然会唱了，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们到之前，曼的兄弟，杰克，已经到了，他气质沉静内敛，身高非比寻常，从罗斯康芒带着他的钓鱼竿和鱼线急匆匆赶来，因为除了飞钓，或许还有打猎，当然了，还有曼之外，他对任何事情都概不关心。当我走进陈旧的走廊，他朝我走来并同我握手，我如释重负。
“要我也这么想。”杰克·雷诺兹不动声色地幽默道。
谢里丹一家就是热情的典范，曼之前就常常说起。谢里丹夫妇没有子嗣，他们常常暗示曼作为他们最爱的侄女，可能会继承奥玛德的房子——想到就令人激动。当蜉蝣黄色的翅膀在谢灵湖[2]上空熙熙攘攘，这就是玛丽亚的朋友和家人期盼已久的信号，他们会抛下一切，来到卡文。尼古拉斯的兄弟菲利克斯，虽然呆头呆脑的，但是温和无害，他会仔细地扫去网球场上的落叶和冬日留下来的垃圾，山上的泉水汇成小溪流下来，他会修理溪流里的旧坝，让鲑鱼栖身的河床深度足以游泳。教区神父、医生、律师、银行经理，周边各色强健的天主教农户们，以及所有的姑母和表亲们，都汇集到这所老房子，好像他们也是一种蜉蝣，遵循着远古的召唤。
夏日来临，玫瑰将要凋谢，
新婚一个月不到，我们收到了玛丽亚·谢里丹那封有名的电报，蜉蝣季到了，我们兴致昂扬地驱车向东前往奥玛德，炫耀我们新婚夫妇的身份。
我们也将相隔天涯，
我们在戈尔韦一处破旧的老宅子租了几个房间，还在四周围起栅栏，称自己是真正的已婚人士。
但是皮卡第有一朵玫瑰不会凋谢，
“啊。”汤姆说着，就此打住，仿佛他并不愿意为这种事冒险说谎，甚至不愿发表任何意见。然后他去厨房泡了点茶。克里斯蒂安森医生让我买了各种药品，汤姆尽职尽责地喂我吃下，一勺又一勺，一片又一片。也许他并不认为姨姨能治疟疾，虽然她对付宿醉颇有一手。
那是我心中的玫瑰。
“你已经解释过不会有钱了，我希望这位男士明白现在的状况，是不是，汤姆？”
“太棒了，杰克，太棒了。”比利·凯彻姆说，最后，他眼含热泪，毕竟这个男人曾经经历过歌里提到的皮卡第。
我感到无比宽慰，因为一直到那时，在他说话的过程中，我一直有种强烈的不祥预感，觉得汤姆会劝我给钱，这会让我很伤心。现在他的确定和睿智鼓舞着我。而且，在我病得最重的时候，他一直照料我，用他宽大的手臂一次又一次扶我到厕所，凭着母亲那般的意志力清理我的呕吐物等等。我知道，两周来，每天晚上他都坐在前屋，在我的桌子和随笔旁边，藤椅拉到墙角，因为他喜欢往后靠，用椅子后腿保持平衡。我退烧后，能听到他在那儿轻轻哼唱，一遍遍诉说他隐秘的心事。我亏欠他很多，其实可能我也愿意拿出一些钱帮助根菲先生。但是汤姆不同意。
【注释】
“不，少校，你不应该。他不是个好人。他进过好几次牢房。他是个暴力的人。轰掉了！你一旦给那种人一分钱，他就会每天上门来要一块钱。记住我的话。”汤姆说道，措辞得体。
[1] Poitn，爱尔兰特有的私酿威士忌。
“好吧，汤姆。”我说，“你和他说了什么？你觉得我应该支付一部分根菲先生的费用吗？”
[2] 位于爱尔兰中部的淡水湖泊。
事实上，我缠绵病榻时，的确有人来看望，但是我也不记得他了。很显然，汤姆说是打科菲·根菲的人，应该说是第二个打他的人，那位美丽的女人的兄弟，来要钱。警察好像已经完成了调查，现在这个人有胆量，或者说有责任来为他的受害者索取赔偿，这真是既古怪又复杂，即便是像汤姆这样英语很好，也很难解释清楚。是他自己打了他妹妹的爱人，但是这个事实并没有我一开始以为的那么要紧，除了也许让他更加有勇气来找我，我猜他一定很后悔。但是在这个男人看来，他觉得他是在帮我，他阻止了一场谋杀，甚至是两场，那个女人和我。然而，关键是他想要拿钱给因为住院而一贫如洗的科菲·根菲，汤姆告诉我，对加纳人来说，住院是非常昂贵的。科菲·根菲头部遭重击，现在很难从事日常工作，更别说他的手臂也伤得很重了。我想汤姆是在小心地暗示可能是我伤了他的手臂。
[3] Justice of the Peace，起源于英国，是由政府委任民间人士担任维持社区安宁、防止非法刑罚及处理一些较简单的法律程序的职衔。
汤姆从镇上找来一位医生，克里斯蒂安森医生，一位笑声爽朗、行事冷酷的大块头丹麦人。我不记得我在最初的几天里对他说了什么。很多事情我都记不得了。有许多人来来往往，但是我想，除了汤姆和那位医生，其他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曼没有出现，但是我最神志不清的时候，我依稀记得我呼唤过她。或许她不来也好。那样会很奇怪。
[4] 位于爱尔兰朗福德郡北部。
汤姆赶紧去找医生，但是其实他立马就知道了，我自己也很清楚，是疟疾。我得过好几次疟疾，但是它的混沌和凶猛总是会令我吃惊。人会忘记得疟疾的感受。曼说如果女人真的能记得生育的体验，她绝不会再生孩子。要是人们能保存得疟疾的记忆，没有人能受得了留在非洲。
[5] 位于爱尔兰卡文郡的一座小村庄。
过去两周里，蚊子在我四周阴魂不散，让我受尽折磨。我第一次感受到它时，那次醒来，就像是喝下了一罐变质的卜丁酒[1]，尽管自从打斗那晚过后，我滴酒未沾——其实蚊子就是从那一晚开始骚扰我的。一阵恶心和高烧向我袭来，我出汗不止。我既没法起床，也不能舒舒服服地躺着。我母亲来到我床侧，如幽灵般照料着我，抚平我的眉头，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不可能的，包括事实上她所站的那侧床沿紧贴坚实的墙壁，或者说至少在这条奥伊斯威大街上这已经算是一堵坚实的墙壁了。她朝着我微笑，然后消失不见。巨大的悲伤席卷着我，被一阵阵咳嗽打断，猛烈的咳嗽。等汤姆·奎伊终于来上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雇主像个小耶稣一样伸着手臂，胸口不停起伏，他的头就像是块小石头，一次又一次经受着锤子的敲击。
[6] Roses of Picardy，英国流行歌曲，由弗雷德里克·韦瑟利（Frederick Weath-erly）作词，海顿·伍德（Haydn Wood）作曲，1916年在伦敦发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著名的歌曲之一。皮卡第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省份，从努瓦永北部一直延伸到加莱，这个地区包括索姆河战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激烈的战斗现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