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我站在小苦湖[5]岸边。士兵和官员在四处转悠。我脚下是淡黄色的沙子，无尽的沙漠中的日晒与风吹让沙质变得细腻，湖水吸吮着沙子，沙子似乎也吸吮着湖水。我拿出我的两本护照，英国的和爱尔兰的。
解雇令下达之前，我临时被调派到苏伊士。
纳赛尔上校[6]要穿过沙漠，收回运河区，让苦湖与运河水域回归埃及的怀抱。一百年来，成百上千的埃及挖掘工人命丧于此，不论如何，这只是一小块区域，有点像殖民时代的伤疤，残留在埃及的侧面。这里的鸟儿带着异国的叫声，这里的鱼儿梦想着法老而非国王。纳赛尔来了，带着他的现代化坦克和激昂的军队。我站在那里，翻看着我的护照。我想象中的纳赛尔思虑严谨、行动果决、冷酷无情。他面对的是古老的力量，笼罩着巨大魔力的观念，是帝国那种漫不经心的威力，所以我确信他会拼尽全力抵抗。期待着他狂野的、鼓舞人心的意志力能成功。破坏与混乱，我感觉它在步步逼近。
昨晚我想起我可怜的弟弟埃内亚斯，想着爱尔兰走向独立时他在旧皇家爱尔兰警队会怎么样，当时各方不惜一切代价要阻止独立，皇家爱尔兰警队预备队和黑棕部队在整个爱尔兰引发动荡、造成破坏、带给人们绝望。埃内亚斯总是说皇家爱尔兰警队不插手这件事，但是我并不怎么相信他。他们当然没有插手。他是一个被排除在行动之外的角色。我必须承认，作为曾经的帝国官员，我感觉、预感、暗示这一切演变成这种地步，这让我十分悲伤。像汤姆·奎伊这样极其正派的人，落入那些丧心病狂的人手里，受尽铁棒的折磨。托梅蒂提到了巴勒斯坦，如果有人想知道黑棕部队离开爱尔兰之后到底去了哪里，这就是答案——圣地。
我将我的英国护照扔进缓缓流动的水流之中。我想我拿着爱尔兰护照活下来的机会更大。事实上，纳赛尔并没有来，但这并不重要。
折磨汤姆·奎伊，将他当成煽动者扣押审讯的那些人也很忙。我印象中都是暴力和强权，有时披着官方话语和诉求的外衣。其实，听到汤姆说战后他在阿克拉警方手中遭受的种种苦难之后，可能这比我原先知道的更加普遍。过去几年里我们在肯尼亚对基库尤人[4]的所作所为是相当黑暗的，任何肯尼亚老兵，在伦敦的陆军或海军俱乐部喝上几杯苦啤酒之后都会悄悄和你诉说此事。我想托梅蒂督察对此肯定不陌生。这里和英国的联系依旧紧密，我也不大确定汤姆是否曾经在别的地方见过他。这里所有的新事物里都包含着腐朽的旧事物，就像我们自己在爱尔兰那样。
我出生的时候自然是英国人，我那一代人都是如此。英国，多么奇怪的词语。它意味着一百种不同的事物。人们用它代表他们的选择。这是个神奇的词语。不列颠群岛，它们位于何处，哪片海洋？
当他打着小算盘，提议把枪支引进多哥公投时，他将其更多地表述为一个社会命题，而非商业命题。虽然我敷衍地帮他做了点事，可能还协助挑选军队步枪，但是很快我就决定罢手了。当时已经有文件说要开除我了。因此最终是联合国，用他们那种出奇地得体和迂回的方式，多多少少可以说是解除了我的职务。但是我并没有多内疚，想到当时奇特的混乱，那种缓慢的、颇为残忍的、可疑的、令人沮丧的混乱，当时多哥兰各个派系都想达成各种不同目的，即使当他们与英国目标一致时，即希望多哥兰并入黄金海岸，为的也不是同一种原因。
我将我的英国护照扔进运河，我不如把一部分自己也扔进去。归于终结的不仅仅是我努力将自己想象成为绅士的那一部分——专业阶层，英国官员，英国外交部的政务专员，英国商船队的无线电操作员——这是杰克·麦克纳尔蒂的全部。那个狂热的酒鬼已经消失了，那个丈夫也已经消失了。
回到多哥兰，我努力投入到工作中。埃曼纽尔·海斯特是个极具魅力的人。首先，他有五个本地妻子，一个比一个美。他费了很大的劲，给自己建一座游泳池，就在一座三十米高的山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会给他做事。日落时分，他喜欢带他的白人朋友们去那里，开着他之前军队里的吉普车队，喝着鸡尾酒，他的五位黑人妻子优雅地坐在镀金的木椅上，好像是酋长的座椅和妻子们。
然后我启程回到黄金海岸，沿着美丽的航线网络和小飞机场，在非洲中部火热的大地四处停留——用我的爱尔兰护照。我回到我在阿克拉的小房子，回归汤姆·奎伊的照顾，以及工作上有各种缓慢的暗示表明出了差错。
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感觉好多了，但同时也更糟糕了。
今天早上，在我刮胡子用的小镜子里，是我的错觉吗，我头顶似乎长出了新的头发？虽然只有小小的一撮冒出来，但却真真切切地存在？不是红色，和乞力马扎罗山顶的雪一样白。
没有意义的话语，有时也是最有力量的。
我从汤姆的村庄提提克普回来。
“很高兴见到你，杰克，”她说，“你最近怎么样？”
虽然我对托梅蒂督察颇有成见，但我还是去镇上找了他，告诉他我已经决定离开加纳。某种冲动让我那样做。我本不用如此。不知为何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但却没法说出原因。
她拿着一束小苍兰，是曼最喜欢的花。现在并不是这种花的时节，但是我想奎尼应该认识有温室的人。
我们在他木质墙壁的办公室里，在巨大的加纳警局内。这里的一切都井然有序，阅兵场扫得干干净净，屋子刚刷过漆，和周边街区欢快的破旧形成鲜明对比。这次见面他全程气定神闲的样子，虽然他会用他警察的眼光看着我，偶尔记点笔记，但是很少。他穿着硬挺的卡其衬衫，大汗淋漓，虽然他基本没动。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穿着雨衣，也是大汗淋漓。无论如何，雨后的阿克拉的确热得要命。空气闷得人透不过气，就像一个大胆的实验，看看要多热才能把人热死。铁桌子上有瓶苏格兰威士忌，但是托梅蒂没有表示要让我喝。我沉浸在奇怪的情绪中，感受到了曾经的渴望，好想来一杯那琥珀色的液体。我彻底变了。如果我发现我头顶被重重打了一拳，速度极快，快到我都没有发现，切断了我的头盖骨而我的头盖骨只是像顶帽子一样放置在我脑袋上，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我没有像托梅蒂一样大汗淋漓，我就像壁炉搁架一样干燥。和他一起坐在那里聊天可真是奇怪，仿佛我们两个之中他是那个成年人，是聆听重要真相的人。突然之间，各种我本不打算说的话我都说了。那些我独自一人时都不敢轻声诉说的话。我觉得我没法就这样离开这个国家，我说。我想知道能不能做些补偿措施，他或者司法部是否想要起诉我。我详细地说了多哥兰的事，坦白了我在军火走私中担当的角色。我说我觉得这是在极端动荡和不确定时期的可怕行径，和我在那里应该做的事完全相悖。我还问了奥科先生和联合国是不是想要检举我。
“哦，杰克，”她说，“杰克。”
尽管天气炎热，我当时却浑身颤抖。我进门时只打算说声我要走了。但是突然之间，我发现我需要将整件事情都说出来。这很危险，我想，是毁灭性的，我能看到他冷漠的大脸的边缘泛起一丝微笑，我想那并不是鼓励的微笑，而是嘲弄的微笑，掩饰得很好。
“奎尼。”我说，回想起我们上次见面说的话，不甚自在，但我还是很开心还有人记得曼。
然后我说，我觉得仿佛好人先离开这个世界了，就像是某种经验法则。好人先离开，还有正义的人，而坏人和不义之徒却长命百岁，而且基本上不会受到惩罚。这对托梅蒂而言可能太过分了，因为等我说完，他说：
我慢慢走出铁门时，奎尼·莫兰独自一人走来。
“这和你在那本书里写的有关吗？”
我突然想起这个名字对别人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除了那些记得她，曾爱着她的人以外，所以我决定尽全力记得她、爱着她。
“嗯，我不知道，”我说，“可能是吧。”
1902—1953
“我早就告诉过你，麦克纳尔蒂，你得离开加纳。这是我和你说的第一件事。你说你现在要走了，这很好。我以前对你的警告依旧成立。你得小心点，麦克纳尔蒂。你在这里结下了仇家。趁现在情况还好，你得离开。”
曼丽（曼）·麦克纳尔蒂
【注释】
还是那次休假，我去了格拉斯纳维[3]，因为那是曼的三周年忌日。坟墓前没有别人。经过我的多方奔走，泥瓦匠终于完成了墓碑，并在上面刻下了她的名字。
[1] 出自《新约圣经》中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决定改信基督教，成为后世所知的外邦人使徒这一事件。
“好吧，这有什么改变吗？”我母亲说道，但是她在笑。她一身轻松，闪耀着合法的光芒。
[2] 正式名称为圣三一座堂，位于都柏林，是爱尔兰圣公会都柏林和格兰达洛教区以及都柏林和卡舍尔教省的主教座堂。
“坏消息是，妈妈，她是新教徒。好消息是他们结婚了。”
[3] 都柏林的一个街区，内有格拉斯纳维公墓。
虽然如此，不过回家探亲时，我还是在都柏林逗留了几日。我一直有种想法，我妈妈的母亲很有可能是新教徒，所以一切都是那么遮遮掩掩、神秘莫测。我去教会咨询，教会说如果当时举办了婚礼，而且男方出身富裕，那可能是在基督教会座堂[2]举行的。于是我去了那里，花了一下午翻看1870—1880年间婚姻登记的名字，果然，神奇的事实出现了，伊丽莎白·芬恩和罗伯特·吉布森在此登记结婚。于是我带着这个象征着自由的珍贵事实回家告诉我母亲。
[4] 发源于肯尼亚中部的民族，1952—1960年间肯尼亚曾爆发反对殖民统治的“茅茅起义”，参加成员多为基库尤人，遭到了英军强力镇压。
我在多哥公投期间抵达黄金海岸时，我所缺乏的并不是道德观，我根本就没有思想，就像酒店房间里的窗户，面向空无一物的高墙。
[5] 苏伊士运河的一部分，经由苏伊士运河与大苦湖连接。
当时我唯一能想到的事情就是回到非洲去。我对那之后一年的事情几乎没有印象。我喝酒喝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厉害，天知道我的老板是怎么忍受我的。1954年，我的大马士革转变时刻[1]到来，我不再喝酒。但是我发现有一种东西叫酒不醉人人自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袋都不是很清醒。那段时间，我为之工作的那些人似乎失去了对世界的掌控。
[6] 纳赛尔，埃及第二任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