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用的。难道你爸爸没有去科卢尼的教堂翻过登记簿吗？我应该是在那里出生的，但是什么痕迹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哪里都没有我的痕迹。”她说。
“妈妈，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你记得的一切，我们一起想办法，看看我们能做点什么。”
“妈妈，把你知道的那些名字告诉我。全都说出来，你现在还记得的那些事。”
眼泪似乎从胃里涌了上来，哽在她喉头，因为她几乎没法说出话来。
“不，”她说，“不。”双手紧紧攥住。
“你知道吗，”她说，“我真的觉得是曼的离开，抱歉这么说。你看她，年纪轻轻，五十一岁，已经过完了自己的一生，而我，还坐在这把椅子上，这幢房子里，这座小镇上，对自己依旧一无所知，不知道我是谁、我来自何方，也不知道我家人是谁，什么都不知道。”
“你看，妈妈，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你当时只是个婴儿，不是吗？成年人的所作所为与你无关，就是这样。”
“这次是什么勾起的，妈妈？”
她沉思片刻。然后她从袖子里掏出手帕，用它擦了擦鼻子，那里开始有发痒的晶莹液体落下来。
好吧，我知道老问题是什么，我确定。
“好吧，”她缓缓说道，重振精神，两只小小的手现在放在她的两个小小的膝盖上，“我娘家的姓当然是唐纳伦，这是我父亲的名字，他是名士兵，他们对我视如己出，但我并不是他们的孩子。但是问题是，我没有出生证明，到现在都没有，我爸爸结婚的时候应该有一张的，但是我没有，我们必须向牧师解释这一切。我妈妈，我妈妈——”她停下来，我本以为她不会再说了，但是她继续了，她滔滔不绝地说着，仿佛我已不在那个房间，甚至仿佛我从未出生，而是在很久以前，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十六岁，怀有身孕，有一个美好未来，那是必定的，有年轻的汤姆·麦克纳尔蒂在她身旁，想要娶她，“我妈妈是舞女，是舞女，杰克。”她说，仿佛嘴里进了沙子，“她叫莉齐·芬恩，和一个叫吉布森的男人有了纠葛，我听说他是贵族的儿子，凯里郡的卡斯特曼因家族……而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我，在那个母亲死后送给了吉布森的勤务兵。还有……”她又说道，但是在说完“还有”之后，她似乎没有话可以说了。可能她只知道这些，不论如何，我从没听过她说这么多话。她脸上沾满泪水，甚至懒得再去擦。
“好吧，”她说，“好吧，就是老问题。老问题。”
“妈妈，他们有你的时候结婚了吗？”我说。
“妈妈，我觉得你可以告诉我怎么回事。”
“我觉得没有。”她说，情绪突然激动。
“我很好，杰克，我很好。”她说，语调是惯常的耐心与友善，但是她头低了下去，又有泪水沿着她脸颊流下来。
“但是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呢，妈妈？唐纳伦妈妈有没有说起过？唐纳伦爸爸有没有对给你和爸爸主婚的牧师说过这件事？”
“不可能没事。”
“人们是不会说这种事情的，杰克。”
“没事。”她说。
“为什么？”
我想她可能同时在想着好几件事情，她消失不见的儿子埃内亚斯，他离开斯莱戈已经有大约十年了，她那无可指摘的丈夫，却一直让她心烦，时至今日他还是如此精神矍铄，骑着他的黑色大自行车穿行于斯莱戈的大街小巷和城郊，退休之后变得只用长笛和短笛吹奏吉格和里尔舞曲，大提琴则在食品储藏室里积灰，也可能是其他许许多多让她坐在椅子里烦恼的事。
“因为羞耻！”
“妈妈，”我说，“怎么了？”
“我想大概是这么回事。但是，妈妈，这并不羞耻。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羞耻的。我为你感到难过，妈妈。我也为她感到难过。”
但是，我妈妈在哭泣，这好像某种药，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泪水在她的脸颊上静静地流淌，在脂粉之间汇成一条条小溪，就像月球上那些神秘的沟壑。
“为谁？”她说道，一脸不敢置信，“你不会是说那个舞女吧？”
我妈妈就那样坐在那里。这个房间是在客厅后面用一堵水泥墙辟出来的，意外地和约翰街老房子的客厅一样。所以，有那么片刻，在无尽的悲痛之中，我能够想象着我才刚刚走进那间已经消失的房间里，问她我到底该如何追求曼·柯万这样的大美人。
“也许是的。”我说。
所以，有一天，我浑浑噩噩地走进那个房间，没有什么原因，只是因为一直待在狭小的卧室里忍受着刚成为鳏夫的日子，想出来走走。妈妈坐在那里，身穿紧身黑裙子，裙角已经有点磨损，可能甚至还有点污渍，膝盖处有点亮闪闪的，那是前一晚炖羊肉时擦手留下的痕迹。确实，屋子里现在还残留着羊肉的味道。
妈妈看着我，仿佛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看到我。
在我看来，胶水、刷子和那些剪贴簿，这些消遣就类似于她曾经工作过的精神病院的病人在编织篮子。除此之外，每张椅背上都套着刺绣椅套，用来隔绝爸爸、我自己和汤姆的发油，但凡有人在这个房间里坐下，就一定会碰到这些椅套，她就会伸出她那短小的手臂，似乎只是下意识地，将你背后或者身下的椅套铺平。
我突然坦然地说出口了，那件沉默的、不幸的，一直以来视作禁忌的事情。我十分震惊，妈妈也是。突然之间，仿佛前方出现了一条路，或者说古老的黑暗中出现了一盏灯。我真的笑了出来，这让我那可怜的妈妈更加疑惑。因为，虽然对妻子的死亡我无能为力，但出乎意料的是我觉得我可以为我母亲的身世做些什么——要是能帮她摆脱自责，把故事从不幸变得幸运就好了。
一天，我在她的小客厅和她聊天。她椅子旁边是剪贴簿，大概有六本，贴满了各种传单、剪下来的图片，还有《斯莱戈冠军报》上关于麦琪小时候在斯莱戈艺术节上大获成功的报道，各种在悠长的粘贴挑选的过往中吸引她注意的东西，虽然这并不是当初那个客厅，而是在新的平房里的一个小房间，也许现在也没有那么新了。
“我们改天得开车去凯里郡，和卡斯特曼因家的人喝杯茶，我们应该这样做，妈妈。”
我回到了斯莱戈，想看看我能否在那里找回平静和理智。我的父母开心地接纳了我。
又是那种惊讶的眼神。
我感觉自己变回了初次见曼之前，那个无处安身的男人。
“他们不是你的家人吗？”我说。
我在说话，但是我并不是真的在思考。我是麻木的，空洞的，真正的伤痛和哭泣到得比较晚，在这里，阿克拉，在汤姆·奎伊的照顾之下，在这间我独自一人的小房子里。
“他们把我扔了。”她说，企图把我和她拉回事实就是事实的论调中去。
厄休拉，和奥乌的奥罗伍的孙子本人一起走在街上，当然对古老又思想保守的都柏林产生了影响。美国军人出现在都柏林已经好久了，从战时休整期就来了——其实是种入侵。但是哪怕这样，我也毫无反应，即便汤姆问我“发生了什么？”，我也只是含糊地点点头。“他是个好人，”我说，“他会对厄休拉好的。”“你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了吗，杰克？”他惊讶地问道。“我没有，汤姆，因为他们是在利物浦悄悄结婚的。但是爸爸去了。”“爸爸去了？没人告诉过我。”他说，仿佛几乎是在为自己的缺席而遗憾。
“可是你不是有唐纳伦一家吗？而且，妈妈，你是个贵族，不是吗，贵族，却没有那些麻烦事。”
我自己也没法得到安慰，因为悲伤就像一块面团，塞进我的身体里。汤姆试着帮我，甚至连厄休拉也试了，但是都没有用。
“什么麻烦事？”她说道，一脸怀疑。
我努力对厄休拉和麦琪说些安慰的话，但还是开不了口，我和其他所有活着的人之间相隔无限远。
“一幢没法供暖的发霉的老房子，一大片破烂的土地，这些年月里还有炸弹掉落在门前，把房子烧毁。”
我该拿自己怎么办？葬礼后一天，早上醒来后，我走到卫生间，发现头顶上的头发全掉了。
“什么？”她说道，有片刻仿佛是在担心她自己的小平房。
回想起她的苦难，我没法不同意奎尼。我不明白她怀上孩子为何会不开心，虽然妈妈曾经试图告诉我。失去哥拉顿街的房子是因为我。面对科林的死，我的做法是搬得远远的，然后战争一爆发就马上入伍。在她显然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又回到了战场上。而且从始至终，我都在喝酒，告诉她喝酒是怎么回事。
“而且，妈妈，难道你和我们在一起不是更好吗，我们比任何老贵族或者夫人更加爱你。”
葬礼上奎尼·莫兰轻轻走到我身旁，说是我造成了曼·柯万的死，还说那么多年前柯万先生叫我无赖是对的。我无言以对。她说如果她不说，她会觉得背叛了对朋友的回忆。她的话当时可能没有击中目标，但是现在，这些话语的力量击中了我。
有史以来第一次，我费尽努力，终于似乎找到了她的笑穴。她开始大笑，这种笑声在我童年时一直标记着严肃时刻的终结。那笑声持续了一会儿，仿佛安静的小提琴声，然后音量不断扩大，然后喷薄而出的笑让她前仰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