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的助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开口：
“完全，”陶西先生开口道，他嗓音有些嘶哑，于是他又重复了这个词，“完全没有尝试，没有尝试还款，所以这幢房子现在全部归我们所有。我有责任处置它。我深感抱歉，麦克纳尔蒂夫人。”
“的确。”他说，似乎曼脸上显而易见的痛苦让他无法继续沉默，即便他的老板早已提点他在这种微妙的场合下要始终保持沉默。
愧疚，万分的愧疚，此刻正侵袭着我。
曼说“呃”，转头望着海湾。“呃”，她又说了一声。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她原谅我了，或者这件事实现了她的某个想法，某个她一直瞒着我的想法，可能是摆脱这幢房子……
“杰克。”她又叫了一声，这次声音更轻了。
“但是，”她说，“钱并不是问题。如果你要的只是钱……”然后她走到门边。“我有钱，陶西先生，你绝不知道的钱。你看，我们不会把所有东西都放在银行里。不会的。”她说着，笑了起来，“只要稍等片刻，我给你看。”
“麦克纳尔蒂先生，”陶西先生说，“我并非是想在您自己的客厅里反驳你，但是我今天登门拜访的目的就是要说明立刻售卖房子的必要性。您的负债已经达几百镑了。”
“你要去哪里，曼？”我说，双倍地、三倍地，惊恐。
“好吧，”我说，软弱战胜了我，“是有一些贷款，是真的。”
“等着瞧，陶西先生。”她说完，便出去完成她的使命。我们继续坐着，陶西先生时不时点头，似乎是在继续和自己说话，他朝我略微一笑，我听见曼上楼梯，急匆匆走进我们的卧室。我听到她的高跟鞋——双色彩革的——踩在波斯地毯和抛过光的通往橱柜的地板上，我能够在脑海中一丝不差地描绘这幅场景，然后我听到门打开了，听到更模糊的声音，那是她在翻找那些摆放有序的非洲生活的碎片，自信满满地寻找，我猜测，那袋硬币。然后我听到，如果你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沉默、怀疑的裂缝、她脑袋嗡嗡作响，试图得出合理的结论，合理的解释，杰克最终还是把它们存进银行了吗？还是她存了但是记不清了？说起来，她已经五年没有朝这个小袋子里看过一眼了，不是吗？还是她把它放在房子的其他角落了？在哪里，在哪里？
“杰克？”她说，就只说了那一句。
答案无处可找，钱财无迹可寻，她只好折回，穿过美丽的地毯，沿着镶边的楼梯，穿过充斥着悲伤的玄关，回到阴郁的房间，她没有选择，只能带着碎了一半的心回来，但是很快又恢复了，然后她站在那儿，看着此刻愤怒的波涛，古老的窗玻璃隔绝了声音，和刚才一样，两个动作之间相隔漫长。我知道她想说话，但是似乎她连说一个字的力气都没有。而且也并不是真的想说，万一她说完之后会有答案呢？整整五分钟，她一言不发，就像跳水运动员在跳板的边沿上保持平衡，准备起跳、起跳，穿过清澈的空气，然后，由于没有其他事可做，她转头不再看海，用残存的力气，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力气，再次看向我，微笑，灿烂的微笑，这是我爱她、追求她、娶她的原因之一，我是如此珍视这微笑，导致我情不自禁地也笑了。曼，站在那里——即便是此时此刻，身处非洲，写下这些，我也怀念着那一刻，即便我能感受到其中的恐怖。
我能从陶西先生说话的语气中听出来，他似乎把我们当成了小孩子而选择了把一切都解释清楚。曼不是小孩。她看着陶西先生，仿佛自己的体形扩大了十倍。我觉得在她的凝视之下，四面墙可能会破裂，会冲到狂风大作的海里。现在，要说窘迫已经不足以形容我的感受。我坐在那儿，无地自容，然后曼转身面对我，那美丽、光滑、双眼有神，而今隐忍着强烈情绪的脸庞。
“所有钱，杰克，所有钱。”她说。她的声音里还有爱意，就像八月还残存着暑气。但是也有冬天的荒凉。
“我已经给麦克纳尔蒂先生写了好多信，他完全了解事情的进展。他贷款的时候就知道要偿还，也知道如果没有其他解决方式，你们最终总是要交出抵押的东西来偿还贷款的。”
哥拉顿的房子卖掉了。现在一切都已真相大白，就像纸终归包不住火，此时真相对于曼而言已经没什么用处，对我更是如此。是的，我偷偷造访过橱柜好几次，为了赛马的欠债，为了衣服店和帽子店的欠款，为了斯威泽店和韦尔店传来的账单，为这个，为那个，为另一个。每次去袋子那里都不会逗留太久，不愿过多地思考自己在做什么，每次都想着，“只是几个硬币而已，还剩好多呢”，直到那该死的一天，我手伸进去的时候，即便是古今中外世界上最不愿意发现什么的人，也会发现我拿出来的是最后一枚硬币。
“抱歉，陶西先生，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曼用她讨人喜欢的戈尔韦口音说，带着一种独特的平和悦耳。
“输掉”哥拉顿的房子，与之相关的愧疚依旧深刻、永恒，且可怕。但是在当时，我不知道我是否完全明白我到底做了什么。
有几封关于贷款的信，不止几封，我已经仔细研读过。我内心深处知道他为何而来。但是我惊恐万分，头晕目眩。我抓住椅子扶手，在我慌乱的脑海中，默默诉说着匆忙却发自真心的祈祷。为了能努力偿债，能让一切有序向前推进，我多么成功地忽略了这一可怕事件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天赋，我绝望地想着，一种天赋，现在为了偿还这种天赋，我迎来了这场审讯。
回首过往，坐在阿克拉简易的木头房子里，显然当时应该向她敞开心扉，和她谈谈我们的生活方式，乞求她原谅这一切。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做。
“异常艰难？”她说。
我用仅剩的钱付清了她在萨希尔的迪维利肉店和瑟诺特夫人百货店里的欠款，以及我在巴尔的酒吧账单，我没法对它们置之不理，房子挂到市场上，三次售卖给了陶西先生的朋友，于是我们开始上锁、存放、移动，或者不上锁、不存放、不移动，到斯莱戈的马格赫拉布伊的一个“小巧的房子”里，那是爸爸从他的朋友那儿弄来的，租金很低，不知为何，我告诉她时她双手拍大腿，到底是出于对我们新处境的厌恶，还是对斯莱戈的房子租金低廉的喜悦，我分辨不出，但多半不是后者。
我倒还好，这话打得曼措手不及。
因为，仿佛是麦克纳尔蒂家族婚姻里某种潜在的疾病般，她不再直接同我说话，就像妈妈对爸爸那样。如果我们现在在妈妈家里喝茶，这必将是一个复杂的夜晚。由于在这幢房子里曼没有年龄合适的通讯员，只有两个到处乱跑的小孩，要想完全实行间接对话的方案相当棘手，所以她有时候出于必要只好说些话，这时她会说得简短切题，就像长官下达的指令。
“多好的房子啊，”他说，“我从房契上了解到你父亲六十年前买下了它，麦克纳尔蒂夫人。它属于你们家已经很久了。进来还能听到小孩的声音，真好。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会异常艰难。”
她还坚持要分房睡。
陶西先生盯着窗外白马般奔涌而来的海水看了一会儿，微微颔首，肿起的下巴有些许摆动。
虽然这让我痛苦不已，但是我想从她的立场来看是正当的，现在狭窄的沙发是我的床，每天晚上睡在那儿，我都会祈祷时间能治愈一切伤痛这句话总有几分是对的。但是她的绝望、无助和愤怒令人惊恐，晚上我在斯莱戈镇上阴暗冰冷的酒吧里纵情于酒精，试图抹去脑海中那飘浮着的高挑纤瘦、面色苍白的灵魂，那是我现在的妻子。一天晚上，我喝得烂醉如泥，朝家里走去，我到处找哥拉顿街的房子，迷糊间以为那还是我们的家，遍寻斯莱戈的大街小巷，找一所在其他城市的房子。
凯里郡来的女佣将他们带到客厅，曼正流连于《时髦女郎》（La Femme Chic，去报刊店取杂志总是很尴尬，这是特别订购的——“麦克纳尔蒂先生，您的法国杂志……”），而我正在看赛马报纸，准备再去趟某个遥远的赛马场。曼起身，看到他们似乎很开心，也许也有点惊讶。她让女仆上茶，但是陶西先生似乎并不口渴，他也没有询问他那看起来很不安的助手。我们再一次坐下来，互相致以微笑。
然而，我也没有完全绝望。她依旧在我身边，我相信我们之间的情分终归会重新建立起来的。我毫无保留向汤姆倾诉，他点点头，如圣人般一言不发。
曼比我更了解陶西先生，虽然最近他帮我借了一些贷款。房子自然是挂在我名下的，这是很好的抵押品，小额贷款很容易就批给我了。
我在自己的家里也不得不躲藏起来，像杰西·詹姆斯[2]那样，诚心祈求谅解，如果不是来自曼的谅解，也是来自生活的秘密法官。祈求我们能在寻常的狂欢之中，再次找到牢固的立足点。
陶西先生下巴下方甲状腺肿得很大，那改变了他的声音，他仿佛并非在说话，而是在唱歌，忧伤的素歌[1]。他看起来总是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据说他非常痴迷恩尼斯克朗的海藻浴。他身材瘦削，所以远看时，他穿着黑色西装，就像一条铅笔线。
【注释】
那是一个刮着风的夏日，东边风儿喧嚣。
[1] 素歌，也叫单声圣歌，是单声部自由节奏的曲调。
之后的某个下午，两个银行的人过来了。经理本人，陶西先生及其助理。
[2] Jesse James，美国强盗，是詹氏-杨格团伙最有名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