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伍吧，入伍吧，
为什么老兵不会死，
跟随鲍勃叔叔的脚步。
如果你想知道
曼现在不会再提起去都柏林，在政界扬名了，她渐渐地会带着幽默的轻蔑谈论刚当选的人物了。但当时是失望和幻灭横行的时代。人们耗费巨大努力创造新的国家。它自然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特别是1932年，所谓的内战的失败者，德·瓦勒拉[5]当政时。
我通常会把它捣碎和土豆混在一起。正是我所需要的东西。
“爸爸是对的，”曼说，“我们本应该跟随以前的约翰·雷德蒙德，因为这些家伙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
“你想吃“超棒”吗，少校？”他现在如果在菜场上看到好牛肉的时候，可能会这样说。
但是无论是思想上还是其他的，她都不像我弟弟汤姆那样喜欢奥达菲将军[6]之类的人，她不喜欢他的做派。曼在戈尔韦有个朋友叫罗茜·范恩，是当铺老板范恩的女儿。每当汤姆模仿奥达菲，漫不经心地评论犹太人，曼就会生气。
“这真是超棒。”他第一次端上这道菜的时候我说道。
“这太愚蠢了。”她会摇头说道。如果汤姆提醒曼说，柯林斯在世时奥达菲是他的得力干将，曼会嗤之以鼻。
汤姆·奎伊的“超棒”炖牛肉：炖锅上熔化一盎司的脂油，将一磅切好的牛肉放入锅中，至棕色。取出牛肉。炒胡萝卜、芜菁及洋葱，加入半品脱高汤。放入肉，盖锅盖，炖煮一小时。大功告成。
“现在柯林斯在的话一定会用马鞭抽他。”她说。
写下这一段的时候，我看着门外的汤姆。我只能在他走来走去、砍柴、收拾的时候，隐隐看到他在做什么。天气酷热，他好像穿了一身汗做的衣服。外面的大雨毫不留情地倾泻而下。屋顶上方有几百个发狂的鼓手在敲打。这种激烈的噪音，嘈杂无序，但又怪异地平静。
不知怎的，听她像以前那样说话让我很激动。现在我突然想到，如果当时大家都说“这太愚蠢了”，我们就不会有这场战争。
对杰克而言这已经是很长一段发言了。连曼也看着他，仿佛他突然变成了埃德蒙·伯克[4]，在下议院里探讨某个想法。
我自己，我发现作为工程师根本不可能找到好工作，所以我进入土地委员会担任助理检查员。我在英国外交部的工作经历在这里什么都不算，我只能从头开始。我买了一辆小巧的奥斯汀车，因为我的工作要求我辗转多尼戈尔、利特里姆和卡文，将古老的地方划分成可供使用的农场之类的地方。但是薪水微薄，难以为继。曼很开心能回到哥拉顿的家里，但是要维持这么一桩房产，价格昂贵。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咸咸的空气里唯一没有腐朽的就是千军万马般的餐盘、刀具和茶碟，那是曼的母亲经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是富有的家族成员过世后留下的遗赠。但是老旧的窗帘和地毯必须更换了，木蛀虫和老鼠军团常常在门边出没。
“好吧，好吧，”杰克说，“你是在帮我忙，曼，帮我脱手，房子空置着，房子里需要住人。我定居在罗斯康芒。还有谁能比我自己的妹妹更合适呢？”
但是曼毫不在意，她将她母亲给她的一袋金币和她的防蚊靴以及其他从非洲带回来不用的工具一起放在橱柜里，将朋友都聚到身边，每个月为朋友做两三次饭，或者带着麦琪去她们家吃饭。奎尼·莫兰（等她从斯莱戈回来的时候）、罗茜·范恩——她用友谊方面的专长将这群坚强的女性聚集到自己身边。我从某个地方长途跋涉回到家里，站在玄关处，常常能听到里面传来女人的欢声笑语，不知怎的就会有点嫉妒她们。男人可能就不太擅长这种友谊。她拥有喜欢的房子，住在中意的城市。戈尔韦在她心目中的地位高于都柏林，虽然她很喜欢时不时去一趟，在斯威泽店里买最新款服装，在韦尔店里买手链和戒指，去电影院或者音乐厅，她最喜欢的酒店在基尔代尔大街上，而她总是住在同一个房间。说到中意，有多少“不中意包退换”的裙子、大衣和衬衫会从都柏林的百货商店来到她面前。数不胜数。
“他要送给我们，”曼说。“天哪，杰克，”她说，是对她哥哥，不是我，“我再也不会不开心了，如果我能住在哥拉顿的房子里的话！”
麦琪出生一年后，厄休拉也出生了。两年，两个孩子，这对曼来说很是艰难，别的暂且不论，这对土地委员会的低级员工来说相当昂贵。
“那可太大方了，”我对他说，“但是我们无以为报。”我当时有点头晕目眩。他想和我们要钱吗？他要卖给我们一个“友情价”？
尽管如此，曼大步走在萨希尔广场上的样子依旧是道风景线，来自凯里郡[7]的小女佣推着摇篮车，两只狗轻快地跑着。曼喜欢海风，越猛烈越好。麦琪拉着妈妈的手，她穿着巴黎样式的大衣，乌黑的头发在风中飘扬。曼一从杂志中看到要穿长裤的信号，就赶紧穿上，先是紧身骑马裤，后来是像睡衣一样宽松的款式，那似乎能让她扬帆起航。她有一套“泽西式”泳衣，乐意穿着它进入冰冷的水中，迎着波浪，游到遥远的海湾中。不管是穿长裤还是游到遥远的海中，在萨希尔村庄里都招来了流言蜚语。曼还有一个习惯，在街上碰到小孩乞讨，她就会往那只伸出的手里塞六便士。正义的人们也会摇头反对。
我惊讶极了。给我们哥拉顿街的房子！
她的另一项乐趣就是在网球场上大杀四方。比赛后她就会和我一一细数，每一发球，每一次胜利，晚上入睡时，我和她躺在她父亲豪华的旧床上，她会和我复盘整场比赛，演示一个向前或向后的击球，修长的手臂在旧锦缎被单和羽绒被上来回比画。
“杰克，杰克，”曼说，“他要把哥拉顿街的房子给我们。你觉得怎么样？”
冬天这个房间格外冷，整个屋子都覆了一层冰，醒来时我们就像身上落了一场薄雪的北极探险家，得要祈祷和诅咒一阵子才能穿衣服起床。
之后，杰克下楼了，曼跟在他身后。
那段时间另一大乐趣，和曼无关甚至是要对她保密的，是赛马。我在土地委员会来回赶路时，常常会溜去赛马场，在刮着风的多尼戈尔海滨有小型越野赛马，或者是更远处有大型赛马，如果都去不了，我就会去隐秘偏僻的戈尔韦赌场下赌注。
我在厨房洗涤室帮妈妈切晚饭用的羊肉。麦琪醒来了，妈妈用奇形怪状的瓶子给她喂奶。她裹在襁褓中，脚上穿的却是旋转弯曲的紫色旁普丁式皮鞋[3]——缩小的婴儿版，曼从一本巴黎杂志上看到后，在奥康奈尔街的约翰斯顿店特别定制的。
哦，斯莱戈赛马场，春天的暴雨中，多么令人沉迷。抑或是在夏日漫长的夜晚，爱尔兰最诗意的赛马场，凤凰公园[8]，值得你凌晨一路驱车回戈尔韦，穿过沉睡中的小城镇和村庄，有时因为出乎意料的胜利而备受鼓舞，雨刮器来回摆动就像是受折磨的节拍器。也许总的来说，输多于赢。输了很多、很多。的确，我最大的缺点就是花一整晚研究那些表格，然后带着令人赞赏的怯懦，支持那些该死的我最喜欢的马。但是，但是，凤凰公园，围墙四周是大树，到处都弥漫着阴谋的气息，精巧的木质建筑，精雕细琢的时钟，古怪的老情报贩子从不会离开吧台半步去观看比赛，赌注登记人们在包厢中，用奇怪的暗号叫嚣着手中的信息，马厩男童透露出驯马师们的秘密，让每一段对话都沾染上焦虑与激动的气息，夏日的风穿过树丛，人群咆哮着、咆哮着，恰似一曲人生的合唱。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快乐，再长的距离也不算远。
我引他穿过窄小的门进屋。杰克和妈妈点头致意，仿佛他并不知道她是谁，但是他一贯如此，让他费心相处的凡夫俗子迷惑不解。然后他沿着如棺材般拥挤的楼梯去到后面的卧室，杰克一进去，它仿佛突然变成了《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那些古老的插画。他递给我一个眼神，显然是想和曼单独说话。毫无疑问，曼的心已经放晴，从她欢迎的微笑中就能看出来。
这个时候，我弟弟汤姆已经和萝珊·克利尔在一起好几年了。
“嗨，杰克·柯万！”我叫他道。
萝珊的父亲曾在旧警署工作，和我弟弟埃内亚斯一样，内战时期惹上了很多麻烦，据说已经惨遭新国民军[9]毒手。当然那得是在独立之后了，那时她父亲也不再隶属于皇家爱尔兰警队，因为他们早已被遣散。但是据说他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告密，试图巴结新党——告密当然是当时流行的。他重蹈了爱尔兰所有告密者的覆辙，惨遭毒手。这些都没能打消汤姆的念头。但是现在我们从非洲回来了，曼把他拉到一边向他解释，约会和订婚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结婚又是另一番光景了。汤姆好脾气地接受了，无论如何，他没有反对，不，他完全被迷住了。
曼想见她哥哥杰克。他开着崭新的克鲁斯利双门跑车登场了，哪怕是在斯莱戈金属色的空气中也闪闪发光。当时我正从赌注登记人那里出来，走在约翰街上，就看到他从那辆惹眼的车上下来，像大主教般衣冠济济，神秘莫测。
妈妈也不大喜欢她，不仅仅因为她是长老会的，还因为她说过斯莱戈每一个该死的男人都“不怀好意地”打量过她，而且她并不认为女人应该在乐队里弹钢琴。
斯诺医生定期上门来帮曼解决母乳问题，我母亲说这对她而言异常艰难。她奶水不足。原本我们从远菲尼斯克林请来一位奶妈，但是妈妈说她没有受过洗礼，又把她送回去了。
尽管如此，汤姆还是娶了她。他们只好去都柏林秘密地结了婚。曼是她的伴娘。那应该是1934年，德·瓦勒拉上台已经好几年，汤姆的政治野心土崩瓦解。他接受了那个奥达菲的思想，你可以理解为爱尔兰的小墨索里尼[10]，但是他谁的话也不听，而且不知怎的与萝珊·克利尔结婚也被牵涉进了这一切之中，就好像长脚秧鸡总会时不时地被粗心的收割者捆进一捆谷穗中。
“有一只眼睛的猫总比没有猫好。”我母亲颇有哲理地说道。
这就是那时的事情，事情就是这么发展的。
第二天，她打电话给都柏林动物园，他们表示很乐意接收狄安娜长尾猴。曼让我照料家里，便登上去都柏林的火车，让那小东西和它的同类在猴子馆团聚。
【注释】
我妈妈回家后，我们只得向她坦白真相。曼为她沏了壶茶，将她安顿到床上睡下。
[1] El Dorado，传说中南美的藏宝城。
我正想着柯勒律治那首诗，诗中他形容自己就坐在这样的炉火旁，他的孩子在身旁的小床上熟睡，壁炉里的灰烬在微风中颤动，让他想起自己的境况，无人打扰，在1798年某个已经逝去的夜晚[2]。猫那深邃的绿眼睛中倒映出微弱的火光。猴子伸出瘦削的手臂，精准地剜下一只猫眼。曼惊恐地跳起身来，从她的白日梦中惊醒。
[2] 柯勒律治于1798年写作的诗歌《午夜霜》（Frost at Midnight），描写了诗人自己的童年经历并表达了对他的儿子能在乡村中长大并成为一名真正的“自然之子”的盼望。
那只狄安娜长尾猴坐在暖炉栅栏边上，和我们一样在安静沉思，妈妈的猫在一旁舔自己的细长的爪子。曼深思着，脸上没有笑意，但是即便在那一刻，我也能感受到她是开心的。
[3] Pampooties，阿兰群岛特色样式的鞋。
几个月后，约翰街的客厅里，我坐在她身旁。我们的孩子在摇篮中熟睡着，我们没开灯也没点蜡烛，只有炉火散发着微弱的光，映衬出曼的容颜，而那炉火此刻也快燃尽了。屋外，天色已暗，细雨纷纷，层层的樟树之间，斯莱戈小镇万籁俱寂，深夜的时刻里只有最后几个归家的人，还有老基隆的马飞驰而过去往面包店。曼像只猫咪，一动不动。房间里安静得可以听到麦琪的呼吸声，这声音如此细微而有趣，连隐藏在黑暗之中的罪犯也会因为微笑而露出马脚。我父亲和乐队不知去往何处，我母亲善解人意地和她自己的母亲去了至圣救主会布道，或者我应该说她的养母，唐纳伦妈妈。镇上来了一位热情似火的年轻助理牧师，冈特神父，妈妈觉得他是耶稣转世。
[4] Edmund Burke（1729—1797），爱尔兰裔英国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
四月，玛丽亚·谢里丹邀请我们去奥玛德看蜉蝣，我们没能如约前往。但是曼说我们下一年一定会去。她觉得带着孩子去力不从心，而且最近感觉自己“有点没精打采”。
[5] 埃蒙·德·瓦勒拉（éamon de Valera，1882—1975），爱尔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和第三任总统。
斯诺医生开了一些药——白色小药片，就像是缝在知更鸟的西装马甲上的纽扣。
[6] 欧因·奥达菲（Eoin O'Duffy，1892—1944），法西斯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家、军事指挥官和警察局长。
但是我母亲绝不是个愚蠢的女人，她也发现了曼的其他信号。二十多年来，她一直在为精神病院里的女性缝补围裙和罩衫，她对女性的苦痛略知一二。她好几次看到曼在后面的卧室，沉溺于妈妈口中的“愁思”之中。
[7] 爱尔兰的一个郡，位于爱尔兰岛西南部。
是的，妈妈将她视若珍宝。我想她是不是把对自己亲生母亲残留的想法投射到了曼身上，她从未提起的亲生母亲。对私生子身份的恐惧让她在自己的痛苦中缄口不言。但是也许在妈妈眼中她的母亲就和曼一样，高挑，给人感觉有些夸张，穿着精心挑选的皮草和裙子。当然了，每每看到她们一起走在街上，你就会忍不住觉得，正如我说过的，由于巨大的身高差，感觉就像是母亲和孩子。
[8] 爱尔兰都柏林的一座城市公园，面积达707公顷，为欧洲最大的公园之一。
曼回到斯莱戈后大放异彩，据我母亲说，她走在红酒大道或是奥康奈尔街上，迈着坚定的步伐穿过哥拉顿桥，进出时髦的商店，在开罗咖啡店饮茶，咖啡店里有嘶嘶作响的锅炉声和轻声细语的女仆，斯莱戈的名媛贵妇们都围坐在桌旁，就像某处虚幻的水池里华丽的兽群——穿着她在直布罗陀买的大衣，长尾猴在她肩上微微摇晃。现在我母亲说的全是关于曼的。她觉得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
[9] 1922年1月至1924年10月爱尔兰自由邦的军队。
不久后我回到家中。那时孩子出生已经好几周了。我走进门，发现曼在狭窄的走廊等我，一只手倚在酒红色的墙壁上。她身子微微朝一侧弯曲，我不得不拉过她才能将她拥入怀中。我担心怀孕生产让她变得虚弱。但是我能感受到她松了一大口气。她哭着，轻拍我胸膛。看起来是多么有爱的一刻。然后她带我进房看麦琪。世界上没有什么感受堪比看到你的第一个孩子，第一次。那就是你心中的黄金国[1]。
[10] 墨索里尼，贝尼托·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