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默默地骑上马，走了。
“他死了，”农民们嘟囔着。
可怜的马克西姆的死不禁使我陷入沉思。俄国农民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令人惊异的！弥留时的状态既不能说是淡漠，也不能说是迟钝；他们的死就像在举行一种仪式：冷漠而简单。
大家把他抬到席子上……他全身颤抖起来，像一只中了弹的鸟，接着便挺直了……
几年前我另一个邻居的村子里有一个农民在谷物干燥房里被严重烧伤了。（他很可能就这样待在谷物干燥房里，幸好一个过路的小商贩把他这个半死的人拖出来：他先在一桶水里浸湿一下，然后跑去拆掉正在燃烧的屋檐底下的那扇门。）我顺路到他的小屋里去看他。屋子里非常昏暗，烟雾弥漫，很闷。我问病人在哪里。“在那边呢，老爷，在炕上，”一个闷闷不乐的农妇拖长声音回答我。我走近去——一个庄稼汉躺在那里，身上盖着一件皮袄，困难地呼吸着。“你觉得怎么样？”病人在炕上动了动，想坐起来，可是全身都是伤，已濒临死亡。“躺着，躺着，躺着……你，怎么样？”“当然，不好，”他说。“你痛吗？”他不作声。“你要点什么吗？”他还是不作声。“要不要给你倒杯茶来，怎么样？”“不用。”我从他身边走开，坐在长凳上。我坐了一刻钟，坐了半小时，屋子里像坟墓里一样静。屋角圣像下的桌子旁躲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正在吃面包。母亲有时用手指警告她别乱动。过道屋里有人在走动、敲击、说话；弟媳妇在切白菜。“喂，阿克西尼娅！”病人终于说话了。“要什么？”“给我一点克瓦斯。”阿克西尼娅给他克瓦斯。又是一片寂静。我悄悄问她：“给他领过圣餐了吗？”“领过了。”这么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是等死。我受不了，便走了……
“我向叶菲姆……西乔村的……”垂死的人含糊不清地说，“昨天买了一匹马……付了定金……这马是我的……也……交给我老婆……”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顺路到红山村医院去看一个熟人卡皮通医士，他是个着迷的猎人。
有两个人往大车奔去。
这家医院设在从前地主庄院的厢房里；女地主亲自创办了这所医院，也就是叫人在门上钉了一块浅蓝色牌子，上面用白字写上“红山医院”，又亲手把一本很漂亮的登记册交给卡皮通，让他登记病人的名字。在登记册的第一页上由这位乐善好施的女地主家一个善于逢迎拍马的听差写的下面一首小诗：
“可是不能让他死在这儿，”阿尔达里昂·米哈伊雷奇大声说，“伙计们，把那边大车上的席子拿来，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
在这充满快乐的美好地方，
他突然使劲摇了一下头，痛苦地挺起胸膛，接着，胸膛又平伏下来。
一位美人亲自创办了这殿堂；
“上帝会饶恕你的，马克西姆·安德烈伊奇，”农民们用低沉的声音一起说，并且摘下帽子，“你也饶恕我们。”
都来赞美你们主人的慷慨吧，
“不，我快死了。瞧，她来了，死神，喏……饶恕我，伙计们，要是我有什么地方……”
红山村的居民们，你们都那么善良！(6)
他想睁开眼睛，结果只是吃力地抬了抬眉毛和眼睑。
而另一位绅士又在下面添了一句：
“我们派人去请医生了，马克西姆，”我的邻居说，“也许你还不会死。”
我也爱大自然！
“我的钱……请交给我老婆……我老婆……扣去……这件事奥尼西姆知道……我欠谁……就还给谁……”
伊凡·科贝里亚特尼科夫(7)
他透不过气来，停了一下。
医士自己出钱买了六张病床，得到许可以后，便开始为上帝的子民治病。除了他，医院里还有两个人：精神失常的雕刻工帕维尔和担任过厨娘工作、患手麻痹症的农妇梅利基特里萨。他们两人负责配制药剂，烘干或浸泡草药；他们还要负责安定热病患者的情绪。精神失常的雕刻工外表忧郁，少言寡语，每天夜里都要引吭高歌一曲《美丽的维也纳》，还要走到每个过路人跟前，要求允许他娶一个早已死去的名叫玛拉尼娅的姑娘。患手麻痹症的农妇经常打他，叫他去管火鸡。有一次我在医士卡皮通那里聊天。我们刚刚谈起最近的一次打猎，突然一辆大车驶进了院子，车上套的是一匹只有磨坊主才有的非常肥壮的瓦灰马。大车上坐着一个穿新外衣、胡子斑驳、身体结实的庄稼汉。“啊，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卡皮通隔着窗子叫道，“欢迎您……是雷鲍夫希诺的磨坊主，”他轻声对我说。那庄稼汉喘着气爬下大车，走进医士的房间，找到圣像，画了个十字。“怎么样，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有什么新闻？……您大概不大舒服吧？您脸色不大好。”“是啊，卡皮通·季莫菲伊奇，有点不对头。”“您怎么啦？”“是这么回事，卡皮通·季莫菲伊奇。不久前我在城里买了几块做磨盘用的石头，就把它们运回家，我从大车上搬下来的时候使了一把劲，您说怎么着，我肚子咕噜响了一声，好像什么东西断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不舒服。今天感到特别难受。”“呣，”卡皮通呣了一声，嗅了嗅鼻烟，“这是疝气病。这件事发生多久了？”“已经第十天了。”“第十天了？（医士倒抽了一口冷气，摇摇头。）让我检查一下。嗯，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最后他说，“我很同情你，从心里同情你，你的情况不好，你的病可不是闹着玩的，留在我这儿吧；我一定尽一切努力，不过我也不敢担保。”“我的病有这么重吗？”吃惊的磨坊主咕哝着。“是啊，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很重；要是你早两天来就没事了，真可以说是手到病除，可现在已经发炎，眼看就要变成坏疽了。”“不可能，卡皮通·季莫菲伊奇。”“我已经对您说了。”“怎么会这样！（医士耸耸肩膀。）难道我会因为这点该死的小病死掉吗？”“我没有这么说……我只是请您留在我这儿。”庄稼汉想了又想，看看地上，然后望了我们一眼，搔搔后脑勺，便伸手去拿帽子。“您上哪儿去，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哪儿去，当然是回家去啰，既然病得这么重。要是这样，就得回去安排后事啰。”“您这样会害了自己的，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别这样；我就感到奇怪，您是怎么把车赶到这儿的。留下来吧。”“不，卡皮通·季莫菲伊奇老兄，既然要死，就死在家里；我要是死在这儿，上帝知道家里会发生什么事。”“瓦西里·德米特里奇，还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样呢……当然危险，很危险，毫无疑问……所以您应该留下来。”庄稼汉摇摇头。“不，卡皮通·季莫菲伊奇，我不能留下……您是不是给我开点药啊。”“光吃药是没有用的。”“我不能留下，我说过了。”“那就请便吧……以后可别怪我！”
“老爷，”他口齿不清地说，“把神父请来……派人去……请您吩咐……上帝……在惩罚我……腿、手都压断了……今天……礼拜天……可我……你看……没让伙计们休息。”
医士从登记册上撕下一张纸，开了药方，嘱咐了还应该做些什么事。庄稼汉拿了药方，给了卡皮通半个卢布，走出房间，坐上大车。“那就再见了，卡皮通·季莫菲伊奇，过去要是有什么事得罪了，请多原谅，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请不要忘记我那几个孤儿……”“嗳，留下来吧，瓦西里！”庄稼汉只是摇了一下头，用缰绳抽了一下马，便驾车驶出了院子。我走到街上，目送他离去。道路泥泞不堪，坑坑洼洼；磨坊主不慌不忙、小心翼翼地驾着车，灵巧地赶着马，不时和迎面碰到的人打打招呼……第四天他就死了。
我们向他弯下身去。他认出了阿尔达里昂·米哈伊雷奇。
俄罗斯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令人惊异的。许多死者的音容笑貌至今犹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起了你，我的老朋友，没有读完大学课程的学生阿维尼尔·索罗科乌莫夫，一个非常出色而高尚的人！我又看到你那患肺病的发青的面孔，你那稀疏的淡褐色头发，你那温和的微笑，你那热情的目光，你那修长的肢体；我听见你那微弱而亲切的声音。你受聘在一个大俄罗斯地主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家，教他的孩子福法和焦佳学俄语、地理和历史，耐心地忍受着古尔本人那令人难堪的戏言、管家粗暴的客气、怀恨的男孩们庸俗的胡闹；带着苦笑，然而又毫无怨尤地执行无聊的女主人各种异想天开的要求；然而，在晚饭之后的傍晚，你得以休息，又是多么怡然自得啊，那时你终于摆脱了所有的责任和工作，坐在窗前，若有所思地吸着烟斗或者如饥似渴地翻阅着那本残破而油污的厚杂志——那是那个像你一样无家可归的苦命人土地丈量员从城里带来给你的。那时你多么喜爱诗歌和各种小说，你的眼睛多么容易噙满泪水，你笑得多么开心，你那纯洁得像婴儿一般的心灵充满了对人们多么真挚的爱，对一切善良美好的事物怀有多么崇高的共同感情！应该说句实话：你并不特别机智，你天生没有好的记性，你也不很勤奋；在大学里人家都认为你是个劣等生，上课时打瞌睡，考试时高傲地一声不吭；然而是谁为了同学的一帆风顺和优异成绩高兴得眼睛放出快乐的光芒，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是阿维尼尔……是谁盲目地相信朋友的崇高志向？是谁自豪地赞扬他们？是谁倔强地保护他们？是谁既不嫉妒也不怀有虚荣心？是谁无私地牺牲自己的利益？是谁乐于服从那些连替自己解鞋带都不配的人？……都是你，都是你，我们心地善良的阿维尼尔！我记得：当你为了履行“合同”离开的时候，是怀着悲痛欲绝的心情和同学们告别的；不祥的预感折磨着你……果然，在乡村里你备受艰辛，在乡村里没有谁能让你虔诚地洗耳恭听，没有谁能让你感到惊奇，没有谁值得你去爱……那些草原居民，那些受过教育的地主对待你就像对待一般教师一样；有的态度粗暴，有的漫不经心。况且你貌不惊人，你腼腆，容易脸红、出汗，说话结结巴巴……连乡村的空气也不能使你恢复健康：你像一支蜡烛那样消融了，可怜的人！不错：你的房间朝向花园；稠李树、苹果树、菩提树都把它们的落英撒在你的桌子上、墨水瓶上和书本上；墙上挂着一块浅蓝色绸钟垫，那是一位善良、多情的德国女子，长着一头金黄鬈发和一双深蓝色眼睛的家庭女教师在离别时送给你的；有时会有一个老朋友从莫斯科来看望你，拿出别人写的甚至是自己写的诗歌，使你欣喜若狂；然而孤独的生活、教师的身份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奴隶地位，无法摆脱的境遇、漫长的秋天和冬天，加上病魔缠身……可怜的，可怜的阿维尼尔！
我们看到可怜的马克西姆躺在地上，十来个农民站在他身旁。我们下了马。他几乎没有呻吟，偶尔睁开眼睛，睁得大大的，似乎在惊奇地看着周围的景象，咬咬发青的嘴唇……他的下巴在颤动，头发粘在前额上，胸部不均匀地起伏着：他已是奄奄一息。一棵小菩提树的淡淡的阴影在他脸上轻轻地浮动。
在索罗科乌莫夫去世前不久我去看望过他。那时他已经几乎不能下地走路了。地主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没有把他赶出去，但已停发他的薪金，并且为焦佳另请了一个老师……把福法送进武备中学。阿维尼尔坐在窗前一张旧的高靠背圈椅上。天气极好。一排光秃秃的深褐色菩提树上方，晴朗的秋日天空呈现出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蔚蓝色；树上最后几片零零落落的金黄色叶子在微微抖动，发出簌簌的声响。冰冻的土地在阳光下冒着水气，缓缓地解冻；太阳嫣红的夕照淡淡地投落在泛白的草地上；空中仿佛可以听到一种轻微的噼啪声；花园里雇工们的说话声清晰可闻。阿维尼尔披着一件破旧的布哈拉式晨衣，绿色的围巾使他那枯瘦的脸上映出一片淡淡的灰绿色。他看到我非常高兴，伸出手来，开始跟我说话，同时咳嗽着。我让他平静下来，坐到他身边……阿维尼尔膝盖上放着一本认真抄写的柯尔佐夫诗集；他微笑着用手轻轻敲敲它。“这才叫诗人，”他竭力抑制着咳嗽，喃喃地说，接着用极其微弱的声音朗诵起来：
阿尔达里昂·米哈伊雷奇吩咐甲长快马加鞭到村里去请谢利维尔斯迪奇，自己则快马跑往林垦地……我也跟了去。
雄鹰的翅膀
“没有，老爷，还活着。可是两条腿和两只手都给压断了。我这是去请谢利维尔斯迪奇，去请医生。”
是不是被缚住？
“压死了吗？”
它高飞的前方
“压着了，老爷。”
是不是被围堵？
“那么，马克西姆给压着了吗？”
我拦住他：医生禁止他说话。我知道，怎么才能使他高兴。索罗科乌莫夫如常人所说从来不“注视”科学的发展，但他对于现在伟大的学者们的最新成就还是很感兴趣的。他常常在某个角落里拦住一个同学，详细询问各种情况：他听着，感到惊奇，相信对方的话，然后再把他的话讲给别人听。他特别关心德国哲学。我就跟他谈黑格尔（你知道，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阿维尼尔深信不疑地频频点头，扬起眉毛，微笑着，轻声地说：“我明白，我明白！……啊！好极了，好极了！……”这个命在旦夕、无处栖身、孤苦伶仃的可怜人的孩子式的好学精神实在使我感动得流泪。必须指出，和所有患肺病的人相反，阿维尼尔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病情……从哪里看出来呢？他不唉声叹气，不悲观失望，甚至从未暗示过自己的处境……
“是包工的，老爷。我们在砍一棵梣树，他站在那儿看……站着，站着，便走到水井那儿去打水：大概是想喝水。突然，那棵梣树格格地响起来，直朝他身上倒下去。我们直对他喊：快跑，快跑，快跑……他要是跑到旁边去就好了，可是他一直朝前跑……他一定是慌了神了。梣树的树梢压在他身上。那棵树为什么倒得这么快，只有天知道……大概树心烂空了。”
他振作起精神，谈论莫斯科，谈论同学的情况，谈论普希金，谈论戏剧，谈论俄罗斯文学；他回忆起我们的聚餐，我们小组里热烈的辩论，惋惜地提到两三个已故的友人的名字……
“这是怎么搞的？……是包工的马克西姆吗？”
“你还记得达莎吗？”最后他又说，“那是一颗金子般的心！多好的心肠！她曾经那么爱我！……现在她怎么样了？大概又憔悴又虚弱，这可怜人。”
“老爷，马克西姆被树压伤了。”
我不忍让病人失望，的确，又何必让他知道呢，他的达莎现在发胖了，和商人康达奇科夫兄弟频繁来往，涂脂抹粉，尖声尖气地说话，出口伤人。
“什么事？”
“可是，”望着他那疲惫不堪的脸，我暗自思忖，“能不能把他从这儿弄出去？也许还能治好他的病……”但阿维尼尔不让我把话说完。
“唉，阿尔达里昂·米哈伊雷奇老爷，不好了！”
“不，老兄，谢谢你，”他说，“死在哪儿都一样。我反正活不到冬天了……何必徒然去惊动别人呢？我在这儿住惯了。不错，这儿的主人……”
他立刻站住了。
“很凶，是吗？”我接着说。
“什么事？你跑哪儿去？”阿尔达里昂·米哈伊雷奇问他。
“不，不凶！不过，都是些木头人。再说，我也不能怨他们。这儿有几位邻居：地主卡萨特金有个女儿，是个很有教养、很亲切、心肠非常好的姑娘……不骄傲……”
我们艰难地走到伐木的地方，突然，在一棵树轰然一声倒下之后，传来了一阵叫喊声和说话声，过了一会儿，一个青年农民脸色苍白、披头散发从树林里向我们跑来。
索罗科乌莫夫又咳嗽起来。
那些倒在地上的橡树使他特别感到可惜——确实：有的磨坊主会出大价钱购买这些树的。可是甲长阿尔希普却无动于衷，保持着平静，一点也不感到伤心；相反，他甚至很开心地从这些树干上一棵棵跳过去，还往每一棵树上抽一鞭。
“一切都无所谓，”他歇了一口气又继续说，“只要让我吸烟就行……我不会就这样死去的，我要吸烟！”他调皮地眨了一下眼睛，又说，“荣耀归于上帝，我活得很满足了，我结识了许多好人……”
“就是可惜，我是想说。”（大家知道，所有的德国人在花了好大力气终于学会字母л的发音后，总是把这个音咬得特别重。）
“可你应该给亲戚写封信，”我打断他的话。
“怎么可气？”我的邻居微笑着问。
“何必给亲戚写信呢？要帮忙吗——他们又帮不了我的忙；我死了，他们会知道的。何必谈这件事呢……你最好还是跟我说说你在国外的见闻吧。”
“我的天！我的天！”(5)冯·德尔·科克走一步叫一声。“多么可气！多么可气。”
我说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听我说。临近傍晚的时候我走了。过了十来天我收到克鲁皮亚尼科夫先生以下一封信：
“那要问我的姑母了；商人们来过，钱也带来了，缠住不放。”
先生：我荣幸地奉告，贵友，在舍下寄居之大学生阿维尼尔·索罗科乌莫夫先生于三日前午后二时逝世，今日由鄙人出资已于敝教区教堂内落葬。遵照贵友嘱托，特随函送上书籍簿册若干。彼尚有款项二十二个半卢布，已连同其他遗物送交其亲戚。贵友临终时神志清楚，可谓十分安详，即使与敝人全家诀别时，亦毫无遗恨之意。内子克列奥帕特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特嘱笔向您问候。对于贵友之死，内子颇为伤痛，贱体则感谢上帝得以粗安。
他只是耸耸肩膀。
您恭顺的仆人克·克鲁皮亚尼科夫
“怎么，阿尔达里昂·米哈伊雷奇，”我开口说，“这些树木为什么不在那年的第二年砍伐？现在可卖不到从前价钱的十分之一了。”
我还记起其他许多例子，但是不能一一尽述，只再说一个。
如今在何方？……
一个年老的女地主临终时我恰好在场。一个教士站在她身旁为她作临终祈祷，他突然发现，病人真的快断气了，连忙把十字架递上去。女地主不高兴地挪开身子。“你忙什么，神父，”她转动僵硬的舌头说，“来得及的……”她毕恭毕敬地吻了吻十字架，刚要把手伸到枕头底下去便断了气。枕头底下放着一枚银卢布：她准备把它付给教士，作为临终祈祷的报酬……
绿色的奇观，
是啊，俄罗斯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令人惊异的！
为何都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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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的不凡，
自豪的力量，
(3) 1840年遇到严酷的冬天，到12月底还未下雪，秋播作物的秧苗全部冻死，许多郁郁葱葱的橡树林也被这个无情的冬天毁灭。很难用新的树林代替它们：土地的生产力显然衰退了；在“禁区”（捧着圣像绕行过的）空地上，代替从前贵重树木的是自生自长的白桦和白杨；而用另一种办法造林，我们还不会。——原注
高雅的言谈，
(4) 柯尔佐夫（1809—1842），俄国诗人。下面一节诗引自他的《森林》。
我从小就熟悉阿尔达里昂·米哈伊雷奇家的树林。我和法国家庭教师德西雷·弗勒里先生(1)常常到恰普雷吉诺去，德西雷·弗勒里先生(2)是个心地极其善良的人，不过他每天晚上都要我服一种叫勒鲁瓦的药水，几乎损害了我一生的健康。这座树林共有两三百棵大橡树和梣树。它们那挺拔、粗大的树干在榛树和花楸树的金黄晶莹的绿叶衬托下黑黝黝地矗立着，显得无比雄伟。长到更高的地方，它们在明净的碧空中显现出清晰的轮廓，并在那里伸展出宽阔多结的树枝，像一顶顶帐篷。苍鹰、红脚隼、红隼在静止不动的树梢下鸣叫、飞翔，杂色的啄木鸟使劲啄着厚厚的树皮；一只乌鸫响亮的啼鸣突然紧跟着黄莺悠扬的鸣啭从浓密的叶丛中响起；在下面的灌木丛中，知更鸟、黄雀和柳莺啁啾、歌唱着；燕雀灵巧地在小径上跑着；一只雪兔小心翼翼地“跛行”着，顺着林边溜了过去。一只红褐色的松鼠活泼地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突然停住，把尾巴翘到头顶上。草丛中，在一些高高隆起的蚁冢附近，蕨类植物仿佛雕刻出来的美丽的叶子的淡淡阴影下开放着紫罗兰和铃兰花，生长着红菇、毛头乳菌、卷边乳菇、牛肝菌和红蛤蟆菌；在一片片小草地上，茂盛的灌木丛下面，成熟的草莓红成了一片……树林里的浓荫又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在最炎热的时候，在正午……竟如同深夜一样：静谧、芬芳、凉爽……在恰普雷吉诺树林里，我曾经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因此，说实话，现在我走进这片极其熟稔的树林，不禁产生了一种淡淡的哀愁。一八四〇年那毁灭性的无雪的冬天竟不放过我那些老朋友——橡树和梣树，它们枯萎、凋零，有些地方覆盖着干枯的树叶，凄凉地高耸在“换了班，前来替换”你们的幼小树林上面……(3)有些下面还长着叶子的树木仿佛怀着责备和绝望的神情把它们没有生命的已被折断的枝条伸向高处；一些粗大、干枯、已经死去的树枝从虽然不像从前那样茂盛，却还相当浓密的叶丛中伸了出来；有些树的树皮已经脱落；有些树终于彻底倒下，像尸体一样在地上腐烂。谁会想到——浓荫，恰普雷吉诺树林的浓荫竟然荡然无存！望着这些垂死的树木，我想，你们大概会感到惭愧和痛苦吧？……我想起了柯尔佐夫(4)的一首诗：
(5) 原文为德文。
我有一个邻居，是个青年地主，也是个青年猎人。在七月的一个早晨，我骑马到他那里去，建议和他一起去打松鸡。他同意了。“不过，”他说，“我们一起穿过我那片小树林，到祖沙去；我要顺便去看看恰普雷吉诺；您知道我那片橡树林吗？那儿正在伐木。”“走吧。”他吩咐备马，穿上铜钮扣做得像野猪头的绿色常礼服，带上用粗毛线绣花的猎袋、银水壶，背上一支还有八成新的法国枪，不无得意地在镜子前转来转去，唤上他的猎狗埃斯佩南斯，那是他的表姐，一个心地善良然而掉光了头发的老处女送给他的。我们出发了。我的邻居带了甲长阿尔希普同行，他是一个四方脸、颧骨非常突出的矮胖农民，陪同的还有一个不久前从波罗的海沿岸省份雇来的管家戈特利布·冯·德尔·科克先生，他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瘦削，黄头发，高度近视，肩膀下垂，脖子很长。我的邻居本人也是不久前才掌管这份领地的。把领地作为遗产留给他的是他的姑母，五等文官夫人卡尔东-卡塔耶娃，她是个特别肥胖的妇女，即使躺在床上也要不断苦恼地喘气。我们骑马走进了“小树林”。“你们在这块林中空地上等我一下，”阿尔达里昂·米哈伊雷奇（我的邻居）对我们这些同行的人说。德国人戈特利布鞠了一躬，下了马，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小册子，好像是约翰娜·叔本华的小说，在灌木丛下坐下。阿尔希普仍在太阳下晒着，在一个钟头内竟动也没动一下。我们在灌木丛里转悠了一阵，连一窝小鸟也没有找到。阿尔达里昂·米哈伊雷奇说他想到树林里去。我自己对这一天打猎是否会获得成功也缺乏信心，便拖着沉重的脚步跟了他去。我们回到林中空地上。德国人在书页上做了个记号，站起来，把书放进口袋里，费了不少力气才骑到他那匹已经退役的短尾母马上，那匹马只要一碰它就会嘶叫，尥蹶子踢人。阿尔希普抖擞一下精神，同时勒紧两根缰绳，两腿一夹，终于策动了他那匹受惊的载了人的劣马。我们动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