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在花园里见过一眼的那个姑娘走进客厅。
“他原来也是个地主，”我的新朋友继续说，“很有钱，可后来破产了——现在就住在我这儿……当时他是全省最风流的人物，拐走了两个有夫之妇，家里养着歌手，自己也能歌善舞……您要不要来点伏特加？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这是奥丽娅！”拉季洛夫稍稍转过头去，说，“请多多关照……那么我们去吃饭吧。”
费奥多尔·米海伊奇立刻把小提琴放在窗台上，先向我这客人，然后向老太太，再向拉季洛夫鞠了躬，便走出去了。
我们走进餐厅，坐下。我们从客厅里出来到落座的时候，费奥多尔·米海伊奇由于能够“享受”一下，眼睛便闪耀着光芒，鼻子微微发红，正唱着：“胜利的炮声响起来！”(2)屋角里一张没铺桌布的小桌上为他安放了一套专用的餐具。这可怜的老头不能保持整洁，因此常常让他呆在离大家远一点的地方。他画了十字，叹一口气，便狼吞虎咽起来。饭菜确实不错，因为是礼拜天，便少不了会颤动的肉冻和西班牙风（馅饼）。席间，这位在步兵团服务了十来年、远征过土耳其的拉季洛夫便说起故事来。我仔细地听着，同时悄悄地打量着奥丽加(3)。她并不很漂亮，但她脸上果断而恬静的神情，她那宽阔、白皙的前额，一头浓密的头发，尤其是那对虽然不很大，然而显得灵秀、明亮、富有生气的眼睛，任何处在我这种地位的人看了，无疑都会为之怦然心动。她仿佛在仔细地谛听拉季洛夫的每一句话；她脸上的神情所表现的并非兴趣，而是热烈的关注。从年龄上说，拉季洛夫可以做她的父亲；他用“你”称呼她，但我立刻猜出，她不是他的女儿。在谈话中，他提到他已过世的太太——“她的姐姐”——他指着奥丽加作了进一步说明。她立刻满面飞红，垂下眼睑。拉季洛夫停了一下，换了个话题。吃饭的时候，老太太始终一言不发，几乎什么也没有吃，也不劝我进食。她脸上满是某种胆怯和无望的期待，一种老年人的忧伤，任何人看了都会为之感到心痛的忧伤。快吃完的时候，费奥多尔·米海伊奇想用他的歌声为主人和客人“助兴”，但拉季洛夫看了我一眼，便叫他别开口；老头儿用手抹了一下嘴唇，眨眨眼睛，鞠了个躬，又坐下了，但只坐在椅子的边缘上。散席后我和拉季洛夫一起到他的书房去。
“好啦，老头儿，停下吧，”他说，“你可以去享受一下了。”
大凡经常专注于一种思想或一种追求的人，不管他们的品性、能力、社会地位和教育程度如何，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总有些明显的共同之处和外表上的相似。我对拉季洛夫观察得越久，就越觉得他是属于这一类的人。他谈田产的经营、收割、刈草，谈战争、县里的流言蜚语和近期的选举，丝毫没有勉强的样子，甚至很投入，却突然叹着气，像个被繁重的工作压垮的人一样跌坐在圈椅上，用手抹一下脸，他的整个善良而和蔼可亲的灵魂仿佛只渗透着、贯注着一种感情。我看不出他对食物，对酒类，对打猎，对库尔斯克夜莺，对患癫痫病的鸽子，对俄罗斯文学，对溜蹄马，对匈牙利骠骑兵外衣，对打纸牌和台球，对舞会，对去省城和京城旅行，对造纸厂和甜菜糖厂，对装饰得金碧辉煌的亭子，对茶，对训练得能歪着头拉车的边套马，甚至对把腰带系在腋下的胖车夫，对那些上帝才知道为什么脖子一动眼睛就往旁边一睃、几乎要瞪出来的出色车夫……有任何兴趣，这使我大为惊奇。“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主！”我心里想。然而他绝对不装成一个愁眉苦脸、对自己的命运不满的人；相反，他身上洋溢着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的亲切和热情，几乎准备降低身份同每一个随便遇到的人亲近。诚然，您同时也会感觉到，他不能同任何人结成知交和真正亲近，这并不是因为他不需要朋友，而是因为他城府太深。仔细观察拉季洛夫，我无论如何不能想象他是幸福的，不管是现在还是随便什么时候。他也不是一个美男子。但是在他的神态中，微笑中，在他的全身，都隐藏着一种非凡的魅力，确实是隐藏着。因此我似乎很想能更好地了解他，喜欢他。固然，他也常常暴露出一个地主和草原居民的本性，但他毕竟是个很出色的人。
费奥多尔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从窗台上拿起一把破旧小提琴，拿起弓，不像正规的方法那样抓住弓的末端，而是抓住弓的中央，把小提琴搁在胸前，闭上眼睛，唱着歌，在琴弦上叽叽嘎嘎地拉着，并且跳起舞来。他看上去有七十岁模样；长长的土布外衣在他骨瘦如柴的干瘪肢体上悲惨地晃荡着。他跳着舞，有时使劲地抖动一下他那小小的秃头，有时仿佛凝住不动，慢慢地把头向上抬起，伸直他那青筋突暴的脖子，原地跺着双脚，有时则显然很吃力地弯弯双膝。他那掉了牙的嘴发出一种衰弱无力的声音。拉季洛夫大概从我脸上的表情看出费佳的“表演”并没有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
我们刚谈起新任县长，突然门口响起奥丽加的声音：“茶准备好了。”我们走进客厅。费奥多尔·米海伊奇仍旧坐在窗户和大门之间他那个角落，小心翼翼地缩起双腿。拉季洛夫的母亲在织袜子。通过敞开的窗子，从花园里飘来一阵阵秋天凉爽的气息和苹果的香味。奥丽加忙着倒茶。现在我比在饭桌上更加注意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她像一般县城里的姑娘一样很少说话，但至少我没有发现她想说点什么好听的话而苦于自己缺少知识，无力表达。她不作无谓的叹息，仿佛心中有无尽的难以表达的感触，她不会把眼珠往上直翻，不作充满幻想而又用意暧昧的微笑。她的目光坦然而安闲，像一个经历大喜大悲之后平静下来休息的人。她的步态，她的举止果断而自然。我很喜欢她。
“这位是，”拉季洛夫指着一个我走进客厅时未曾注意到的瘦高个子，接着说，“这位是费奥多尔·米海伊奇……喂，费佳(1)，给客人表演一下吧。你干吗躲在角落里？”
我又和拉季洛夫闲聊起来。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怎么会谈到一种大家都很熟悉的情况：一些极其微不足道的小事怎么往往会比一些重大的事件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老太太没再问下去。
“是啊，”拉季洛夫说，“这一点我有亲身体会。您知道，我结过婚。没有多久……三年；我妻子难产死了。我想，她死了，我也活不长；我非常伤心，痛不欲生，但我哭不出来，整天发呆。我们按规矩给她穿衣服，把她安放在桌上——就在这个房间里。神父来了，诵经士也来了，开始念经、祈祷、焚香；我磕头鞠躬，可眼泪一滴也流不出来。我的心好像变成了石头，脑袋也是这样，全身都麻木了。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您相信不相信，夜里我竟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走到妻子那儿——事情发生在夏天，太阳从头到脚照遍了她全身，阳光亮得耀眼。突然我看见……”说到这里，拉季洛夫不由得打了个冷颤。“您想我看见什么啦？她的一只眼睛没有完全闭上，一只苍蝇在上面爬着……我顿时像一束禾捆似的瘫倒在地上，苏醒过来以后，我便哭啊哭啊——怎么也抑制不住……”
“我想，住到冬天到来以前。”
拉季洛夫停了下来。我望望他，又望望奥丽加……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脸上的神情。老太太把袜子放在膝盖上，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块手帕，悄悄地擦着眼泪。费奥多尔·米海伊奇突然站起来，一把抓起小提琴，用嘶哑而粗野的声音唱起歌来。他大概想让我们高兴些，可是我们一听见他的声音都打了个寒噤。拉季洛夫便叫他停下来。
“您打算在这儿长住吗？”
“不过，”他继续说，“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已经过去的事情不能挽回，再说……这儿的一切毕竟都在向好的方面转变，这好像是伏尔泰说的吧，”他连忙补充了一句。
“不，老太太，不很久。”
“是啊，”我说，“当然。而且任何不幸都是可以忍受的，天下没有走不出的逆境。”
“您光临敝村已经很久了吗？”她眨着眼睛，轻声细语地问我。
“您是这样想的吗？”拉季洛夫说。“是啊，也许您说得对。记得我在土耳其的时候，有一次躺在医院里，病得奄奄一息：我因伤口溃烂而发烧。唉，我们住的地方实在太糟，不用说，在打仗嘛——就这样还得感谢上帝呢！突然又来了许多病人，把他们安置在哪儿好呢？医生跑来跑去，就是找不到地方。他走到我跟前，问医士：‘还活着吗？’医士回答：‘早上还活着。’医生弯下腰听了听：我还在呼吸。这位朋友等不及了，他说：‘这个人不行了，他快死了，他必死无疑，还在那儿喘粗气，拖延着，白白占着地方，妨碍别人罢了。’‘唉，’我心里想，‘这下你可完蛋了，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可是我康复了并且活到现在，就像您看到的那样。可见您的话是对的。”
老太太欠身向我点点头，枯瘦的手没有放下那只像口袋一样的粗毛线手提包。
“我这句话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对的，”我回答。“即使您死了，您也是走出了当时的逆境。”
“妈妈，我来给您介绍：这位是我们的芳邻某某某。”
“当然，当然，”他说着，用手使劲拍拍桌子……“只要下决心……人活在逆境里还有什么意思？……干吗还要犹豫不决，拖拖拉拉……”
我跟着他走。在客厅当中的沙发上，坐着一位身材不很高大的老太太，她穿着褐色连衣裙，戴着白色睡帽，清瘦的脸显得很慈祥，神情畏葸而忧郁。
奥丽加霍地站起来，走到花园里去。
“好，现在我们就到客厅去吧，”拉季洛夫亲切地说，“我给您介绍一下家母。”
“喂，费佳，跳个舞吧！”拉季洛夫高声说。
我们走进屋里。一个穿蓝色厚呢长外衣的小伙子在台阶上迎接我们。拉季洛夫章即吩咐他拿伏特加给叶尔莫莱喝。我的猎人便在这位慷慨的施主背后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我们从贴着各种色彩斑斓的图画、挂着许多鸟笼的前厅走进一个不大的房间，这是拉季洛夫的书房。我卸下猎装，把枪倚在角落里，那穿长外衣的小伙子便忙着为我掸去身上的灰尘。
费佳立刻站起来，用他那优雅而特别的步态在房间里走着，就像大家所知道的“山羊”在驯熟的熊旁边表演一样，接着，他唱起来：“有一次在我们的大门旁……”
“好，那就请吧。”
大门口传来轻便马车的辘辘声，过了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体格强壮的老头走进了房间，他是独院小地主(4)奥夫夏尼科夫……这位奥夫夏尼科夫是一位出色而又独特的人物，因此我们要请读者允许在另一篇笔记里再介绍他。现在我只作一点补充：第二天我和叶尔莫莱天未亮就出去打猎，打完猎就直接回家了。过了一个礼拜，我又顺路到拉季洛夫家里去，但是在他家里没有遇到他，也没有看见奥丽加，又过了两个礼拜，我才知道，他突然抛下母亲，带着妻妹到某个地方去了，从此杳无踪影。全省大哗，纷纷议论这件事，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拉季洛夫在谈话时奥丽加脸上表现出来的神情。当时她脸上流露出来的不只是同情，而且燃烧着妒火。
我没让他说完，便对他说，恰恰相反，我很高兴到他家做客吃一顿饭。
我在离开乡下之前去看望了拉季洛夫的老母亲。我在客厅里遇到她，她正和费奥多尔·米海伊奇打牌，玩“捉傻瓜”游戏。
“不过，”他和蔼可亲地望着我说，“我现在有另一种想法；也许您并不乐意到我家来；要是这样的话……”
“令郎有消息吗？”最后我问她。
我对他说了几句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话作为回答，便跟着他走了。不久前才打扫干净的小径引导着我们迅速走出菩提树林；我们走进一个菜园。在一片老苹果树和茂盛的醋栗丛之间长着一棵棵圆滚滚的淡绿色白菜；啤酒花缠绕在高高的杆子上；在一块豌豆地里，密密麻麻地插着许多褐色的树条，上面攀附着干枯的豌豆蔓；一些很大的扁平南瓜安坐在地上；黄瓜在积满尘土的多角形叶子下发黄；高高的荨麻顺着栅栏随风摇摆；有两三处地方成堆地长着鞑靼金银花、接骨木和野蔷薇——这是昔日“花坛”的残余。在贮满发红的脏污池水的小鱼池旁边有一口井，周围布满大大小小的水洼。一群鸭子在水洼里忙碌地拍打着翅膀，翻寻着什么。一条狗浑身颤抖着，眯起眼睛，在草地上啃骨头；一头花斑母牛也在那里懒洋洋地嚼着青草，偶尔甩起尾巴拍打那瘦骨嶙峋的脊背。小径转了个弯，从粗壮的爆竹柳和白桦树后面露出一幢盖着木板屋顶的灰色老式小房子，门前有几级弯曲的小台阶。拉季洛夫站住了。
老太太哭了起来。我就没有再问她拉季洛夫的事了。
“我是这儿的地主，您的邻居拉季洛夫，也许您听说过，”我的新交继续说，“今天是礼拜天，我家里的饭菜也许还可以，不然我是不敢邀请您的。”
————————————————————
说实话，我不大想接受他的邀请，可是又无法拒绝。
(1) 费奥多尔的小名。
“好吧，”他微笑着对我说，“我接受您的猎物，不过有一个条件：您得在舍下吃一顿便饭。”
(2) 沙皇时代的国歌。
没等我回答，没等我的狗威风凛凛地把中弹的鸟衔来，我就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一个留着小胡子的高个子便从树林里走出来，满脸不高兴地站在我面前。我连声向他道歉，作了自我介绍，并表示愿意把在他领地里打下的鸟交给他。
(3) 奥丽加是奥丽娅的本名，后者是小名。
有一次，我和叶尔莫莱在田野上打鹌鹑，看见旁边有一座废弃的花园，便往那里走去。我刚走到树林边上，一只山鹬便噗的一声从灌木丛中飞起；我打了一枪，就在这一瞬间，在离我几步的地方响起了一声尖叫：一个年轻姑娘惊慌的脸从树木后面闪了一下，立刻就隐没了。叶尔莫莱跑到我跟前。“您怎么在这儿开枪：这儿住着一家地主呢。”
(4) 俄国农奴时代低级官吏后裔出身的小地主，土地不多，可蓄农奴，但与农民一样缴纳赋税。
秋天，山鹬常常栖息在一些古老的菩提树花园里。这样的花园在我们奥廖尔省相当多。我们的祖先在选择居住地点时必定要辟出两俄亩好地来做果园，并在其中筑起几条菩提树林荫道。经过五十年左右，多者七十年，这些庄院，也就是“贵族之家”，便渐渐从地面上消失，房屋倒塌或拆卖，石砌的附属建筑物变成了废墟，苹果树枯死，被砍下来当劈柴，栅栏和篱笆也都拆光了。只有菩提树依然根深叶茂，欣欣向荣，四面被耕地围绕着，向我们浮躁的子孙诉说着“早已长眠的父兄”的往事。这种老菩提树是极好的树木……连俄罗斯农民无情的斧头都合不得砍伐它。它的叶子很小，而粗壮的树枝则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在树下留下一片永不消失的清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