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讨厌支票。”
“你在想什么？我告诉你，他给我开了一张支票。”
“我没有喝醉。这是一张伊斯坦布尔银行的支票。我们一到热那亚，我就去土耳其领事馆，看看这张支票是否可靠。”
“蠢货！你不能再干这种傻事了。”
“他们会知道很多东西——他们也愿意管很多事情！”
“你不能管好你自己的事吗？他身无分文，我借给了他两百法郎。”
“够了！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准备好了吗？不！那么……”
“怎么了？”
格雷厄姆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查看了一下左轮手枪。这是比利时造的，比科佩金的那把要小。他扣上保险栓，扣了扣扳机。这件武器很小，拿在手里很方便，看起来保养得也很好。他看看自己身上各处，心想放在哪个地方好。不能鼓得太明显让别人看出来，但也必须保证能很快掏出来。他最终决定把它放在马甲的左上边口袋里。正好能放进枪管、缺口和一半的扳机护弓。他扣上夹克的纽扣，衣服就盖住了枪托，夹克的翻领把隆起的部分藏起来了。更关键的是，他一摸领带，手指头离枪托就不到两英寸。他准备好了。
过了一会儿，马蒂斯离开了。格雷厄姆等着。他听到法国人走进隔壁客舱的声音，听到马蒂斯夫人尖厉的说话声。
他把库维特利先生的子弹盒扔出舷窗，走出客舱来到甲板上。
“我确定。”
轮船已经进港，正朝西边驶去。大海上的天空晴朗无云，但是岸上的城镇却薄雾笼罩，不见了太阳，白色的圆形建筑看起来显得冰冷而荒凉。
“我明白。”他伸出手来，“祝你好运，我的朋友。”他激动地说，“如果你确定我没有别的事可以帮你了，那么……”
甲板上没有别人，只有巴纳特站在那里看船来船往，好像一个小男孩那样兴趣盎然。真是让人难以想象，大约在十小时之前，这个脸色苍白的家伙，带着那把曾刺进库维特利先生脖子的匕首，从四号客舱走了出来，口袋里装着库维特利先生的文件、库维特利先生的钱和库维特利先生的手枪，再过几个小时，他又要杀一个人。这个极其可怕的人现在看上去如此不起眼。他的这个样子给人以一切正常的假象。要不是格雷厄姆对自己目前所处的危险境地如此敏感，他就一定会受到这假象的迷惑，以为他在四号客舱看到的那个场景不是真实发生的事，而是梦中出现的幻觉呢。
“非常感谢，马蒂斯。一登岸，你就去找土耳其领事。”
他不再有任何的恐惧了。奇怪的是，他感到自己的身体阵阵刺痛着。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不时感到反胃和恶心，大脑与身体好像失去了联系。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他的思维却变得异常敏捷。他知道自己差一点要放弃及时赶到英国，在规定日期之前完成与土耳其人签订合同的全部希望，现在，他能活着离开意大利的唯一机会就在于如何打败莫勒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库维特利先生明确对他说过，莫勒的这个“替代方案”是一个诡计，其唯一目的就是把杀人场地转移到一个隐秘的地方——他们是绝不可能在热那亚的大街上下手的。换句话说，他会被他们“带出去兜一阵风”。很快，莫勒、巴纳特和其他几个杀手就会站在海关小屋外面的一辆小车旁边恭候格雷厄姆的到来，如果情势有变，他们可能就会立刻开枪将他当场打死。不过，如果他没有乱来，乖乖地坐进了他们的小车，他们就会带着他去圣玛格丽特，在半路上把他打死。他们的这个计划只有一个弱点。他们以为，如果他坐进了他们的车子，那就意味着他相信他们会把他带到一个安静的旅馆，到那里去装病，去度假。
“没帮什么！枪已经装了子弹，你看到了吗？这是保险栓。扳机扣动起来很轻松。不需要什么大力士。开枪的时候手臂要伸直……我想这些不用我来告诉你。”
他们想错了。这个错误就给了他一个逃脱的机会。如果他的动作迅速、大胆，他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
格雷厄姆要感谢他自己一时兴起，昨天主动向马蒂斯道了歉：“你已经帮我够多了。”
他在想，他们不可能等他一上车就对他宣布他们的下一步行动。圣玛格丽特附近的那个旅馆、那个诊所的故事将一直讲到最后一刻。在他们看来，车子开在热那亚狭窄的街道上，为了不引起行人的注意，让坐在车里的这个人沉迷于即将到来的六个星期的假期吧——如果里面坐着一个被他们绑架来的人，那不知要有多少麻烦呢。他们要好好逗他开心。他们甚至会让他到旅馆登记。不管怎么说，小车穿梭在城市里，一次也不遇到交通阻塞是不可能的。他逃跑的机会全在他能不能来个出其不意的动作了。一旦逃到拥挤的街道上，他们就很难抓住他了。他的目标，是去土耳其领事馆。他选择土耳其领事馆而不是英国领事馆，原因很简单，与土耳其人用不着多解释了。只要提到哈基上校，事情就会大大简化。
“我送给你。给……”他从屁股口袋里掏出一把镀镍的左轮手枪，塞到格雷厄姆的手里，“请你拿着。这没什么。我愿意帮你做更多的事情。”
轮船正在靠近泊位，码头上的工作人员正准备接缆绳。巴纳特没有看见格雷厄姆。现在乔塞特和何塞也到了甲板上。他很快走到甲板的另一边。这个时候，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人就是乔塞特，他不想与她说话。见了他，她可能会建议他们共坐一辆出租车去市里。他就只好解释他为什么要与莫勒、巴纳特一起坐小车离开码头。谁知道还会不会出现别的什么麻烦。这时，他迎面碰见了莫勒。
“但是……”
这个老家伙态度友好地点点头：“早上好，格雷厄姆先生。我刚才一直想见到你。又要登岸了，这是一件很令人愉快的事，不是吗？”
马蒂斯挺直了身子：“我不卖。”
“但愿如此。”
“这把枪我拿着比你拿着更有用。”
莫勒脸上的表情略微一变：“你准备好了吗？”
“但是……”
“准备好了。”他面露愁容，“可是，今天早上我没见过库维特利。我希望一切都顺顺利利的。”
“我的左轮手枪被人偷了。多少钱能卖给我？”
莫勒的眼里没有闪过任何一丝异样的表情。“你不用担心，格雷厄姆先生。”接着他面露宽容的微笑，“我昨天晚上对你说过，你可以放一百个心，一切有我呢。库维特利不用我们操心。如果实在不行，”他冷冷地说，“我就得使用武力了。”
“你的意思是你身上没带武器？”
“我希望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我想买下你的左轮手枪。”
“我也是这样想，格雷厄姆先生！我也这样想！”他压低声音，说起了悄悄话，“既然我们谈到了使用武力的问题，我想问你，登岸的时候是不是不要太急？你要知道，如果在巴纳特和我还来不及跟岸上等着的那些人解释，你就上了岸，那就可能发生意外。你一看就是英国人。他们很容易就能认出你来的。”
马蒂斯皱起了眉头，有点不耐烦：“什么事？”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
格雷厄姆一把抓住马蒂斯的胳膊：“那么你就可以再帮我做一件事。”
“好极了！我很高兴你很有合作精神。”他转过头去，“啊，我们先上去了。那么，过几分钟我们再见面吧。”他眯起了眼睛，“你不会让我觉得我看错人了吧，格雷厄姆先生？”
马蒂斯面露挑衅的神色：“我当然有一把左轮手枪。为什么不呢？在土耳其……”
“我马上就去找你们。”
格雷厄姆吓了一跳：“你说你有一把左轮手枪——就在这里吗？”
“我相信你是靠得住的。”
法国人张开嘴巴，很有力地伸展着下巴。“太荒谬了！”他脱口而出。接着压低了声音，对格雷厄姆严肃地耳语起来：“必须十分谨慎。我理解这一点。你是英国特勤局的，有些话不能乱说，但我也不是一个傻瓜。很好！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动手，干掉这些肮脏的家伙，然后逃跑呢？我有一把左轮手枪，还有……”
格雷厄姆走进空无一人的酒吧。透过一个舷窗，他看到一部分甲板已经用缆绳围起来了。马蒂斯夫妇和贝罗纳里母子站在乔塞特、何塞和巴纳特的旁边。就在他注视着他们的时候，莫勒带着他的“妻子”走上了甲板。乔塞特环顾四周，好像在等什么人，格雷厄姆猜想，她一定是因为见不到他而感到困惑吧。要躲开她，还真不那么容易。她说不定会在海关小屋那边等他。他必须做点什么事，以绝后患。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你能帮到我的最要紧的事，就是为我传递这个口信。”
他一直等到舷梯到位才出去。乘客们开始排队走下舷梯，走在最前头的是马蒂斯夫妇。格雷厄姆紧跟在队伍的最后面，就在乔塞特的身后。乔塞特转过半个头来，看见了他。
“当然可以。我还能为你做别的什么事吗？这些德国特工——你为什么不能叫人把他们抓起来？”
“啊！我一直在寻思你到底去哪儿了。你在干什么？”
“我很想对你解释，但我想我不能解释。现在的问题是，你能帮我带这个口信吗？”
“整理箱子。”
法国人非常惊恐地盯着他。“这不可能，”他低声说，“为什么……”
“要这么久！幸好你还是出现了。我想或许我们坐同一辆出租车去，把行李放在车站的寄存处。这样可以省一辆出租车的钱。”
他觉得这句话说得有点悲壮，但也正是他想说的。他对马蒂斯感到一丝歉意。
“我恐怕会让你久等。我有些东西要申报。再说了，我必须先去领事馆一趟。我想我们最好还是按原先的安排，在火车上见面吧。”
“我会设法逃脱，想办法来找你的。如果我死了，请通知英国领事，这两个人应该对此负责。”
她叹了口气：“你这人真难弄。好吧，我们在火车上见面。不要迟到了。”
马蒂斯咽了一口唾沫：“可以。可以。我真没有想到……请说。”
“不会的。”
“不是。我可以继续说我的口信吗？”
“小心那个满身香水的家伙。”
“我看你感觉一直不舒服，原来你不是晕船！”
“警察会处理他的。”
“很不幸，就有这样的事。”
他们来到海关的入口处的护照检查处。走在前面的何塞焦急地等着，好像每分每秒都在浪费他的钱。乔塞特匆忙按了一下格雷厄姆的手。“Alors, chéri!tout à l’heure.”（法语，意为：好了，亲爱的！等会见。）
马蒂斯惊讶得下巴都要掉了，大叫一声：“真有这样的事？”
格雷厄姆拿着自己的护照，慢慢地跟着前面的人通过海关小屋。小屋里只有一个海关官员。格雷厄姆走上前去的时候，海关官员已经检查完乔塞特和何塞的护照和行李，转向贝罗纳里母子的那一大堆东西。格雷厄姆松了一口气，他还得等。在等待的这一会儿，他打开了箱子，将一些所需的文件放到了口袋里。几分钟之后，他给海关官员看了过境签证，海关官员在他的箱子上用粉笔做了个记号。格雷厄姆将箱子交给了搬运工。等他穿过围在贝罗纳里母子周围那一堆哭哭啼啼的亲戚，乔塞特和何塞已经不见了。
“口信是这样的：通知伊斯坦布尔的哈基上校，特工I.K.死了。不要通知警察。我被迫与两个德国特工待在一起，他们分别叫莫勒和巴纳特，在护照上的名字分别是菲利兹·哈勒和马弗罗多波洛斯。”
他看见了莫勒和巴纳特。
“准备好了。”
他们站在停在出租车后面的一辆美国产的大轿车旁边。离车子很远的地方还有两个男人，一个又高又瘦，身穿雨衣，头戴工人帽，另一个肤色很黑，下巴很厚，穿着一件阿尔斯特宽大的灰大衣，头戴一顶软帽，这顶软帽戴在头上没有一点凹痕。还有一个男人，是个年轻人，坐在汽车方向盘后面。
“我知道我可以信赖你。请你把这个口信写下来好吗？这里有铅笔和纸。要是我写，你不会认出我的字的。你准备好了吗？”
格雷厄姆只觉得心怦怦乱跳。他朝正往出租车走去的脚夫招招手，脚夫于是就朝他们走来。
“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守口如瓶。”
脚夫走上前来。莫勒点点头：“好的！是格雷厄姆的箱子？啊，是的。”莫勒朝高个子男人点了点头。高个子男人走过来，从脚夫手里接过箱子，放进这车子的后备厢里。
“我首先得让你记住，这是一个高度机密的信息。你明白了吗？”
格雷厄姆给脚夫付了小费，然后上了车。莫勒紧随其后上了车，坐在他的旁边。高个子男人也上了车，坐在司机旁边。巴纳特和那个穿宽大大衣的男人打开座位，坐在格雷厄姆和莫勒的对面。巴纳特面无表情。穿阿尔斯特大衣的男人避开了格雷厄姆的眼睛，往窗外看去。
马蒂斯盯着格雷厄姆看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很好。我愿意帮你。是什么口信？”
汽车开动了。巴纳特几乎立刻掏出手枪，啪的一声打开了安全扣。
“没关系。我要你去土耳其驻热那亚领事馆，找到领事先生，把我的这个口信带给他。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
格雷厄姆转向莫勒。“有这个必要吗？”他问，“我又不会逃跑。”
“对不起，我……”
莫勒耸耸肩：“随你吧。”他对巴纳特说了几句话，巴纳特咧嘴一笑，啪的一声扣上了安全扣，把枪放回了口袋。
“我想这绝对是真的。我没有兴趣编造这样的故事。”
汽车摇摇晃晃开上了鹅卵石路，往码头的大门开去。
“真有这事？”他满心疑虑，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要去哪家旅馆？”格雷厄姆问。
“我对你说过，我是一家武器制造商的雇员。这是实话。但在某种意义上，我现在也同时为英国和土耳其政府服务。今天早上我登岸的时候，有几个德国特工计划要杀死我。”
莫勒微微转过头来：“我还没有拿定主意。等一会再说吧。我们先去圣玛格丽特。”
幸运的是，马蒂斯并没有领会这句话的全部含义。他点了点头：“我听着。”
“可是……”
“我们必须小声说话。”格雷厄姆说，“舱壁很薄，我不想惊动你的妻子，那没有必要。”
“没有什么‘可是’。一切都安排好了。”这一次，他都懒得转过头来。
“当然可以，如果我能办到的话。”
“库维特利呢？”
“我需要你的帮助。”格雷厄姆低声说，“不，我不是要借你的钱。我想请你帮我带个口信。”
“他今天一大早坐领航船登岸了。”
他们走进五号客舱，格雷厄姆赶紧关上门，闩上门闩，转过身，看到马蒂斯困惑地皱着眉。
“后来呢？”
马蒂斯瞥了他一眼，颇觉好奇。“天哪，你的脸色太严肃了，我的朋友。是的，我当然可以去。”他转向他的妻子，“我马上就回来，亲爱的。”
“大概在给哈基上校写报告吧。我劝你还是忘了他吧。”
“你能去我的客舱待一会儿吗？”
格雷厄姆不作声了。其实，他问起库维特利先生的情况，唯一的目的是掩饰他无比恐惧的心情。他上车还不到两分钟，他的胜算似乎已经大大减少了。
“当然可以！”他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衣，开心地笑着走出客舱，“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只有自己看自己是个人物。谁都可以来找我。”
汽车颠簸在鹅卵石路上，向码头大门开去。格雷厄姆做好了向右急转弯的准备——他们朝一个小镇的方向开，开到去圣玛格丽特的路上。可是，不一会儿他的身体猛地歪向一边：汽车向左转弯了。巴纳特拔出了手枪。
“我能和你说一句话吗？”
格雷厄姆慢慢坐直了身体。“对不起，”他说，“我想，去圣玛格丽特应该右转才是。”
马蒂斯的头从她的肩膀后面探过来：“你好！早上好！你这么快就收拾好了？”
没有人应答。他坐在角落里，尽量不露任何声色。他想当然地以为，他的这次“兜风”路线，一定会经过热那亚的街头，然后走上到圣玛格丽特的路上。他所有的希望都建立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他把事情看得太理所当然了。
“早上好，夫人。我可以和你丈夫说几句话吗？”
他瞥了莫勒一眼。这个德国老特工正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这个老家伙已经完成了今天的任务，接下来就是巴纳特的事情了。格雷厄姆知道，老家伙那双深陷的小眼睛一定在同情他，看他那张饱受痛苦的嘴巴咧着，笑着。巴纳特就要高高兴兴地做完他的事。另一个男人依然望着窗外，一声不吭。
马蒂斯夫人原以为是服务员来了，一看是格雷厄姆，皱着的眉头一下子舒展了。她有点吃惊，说了一声“早上好”。
车子开到了一个岔路口，接着右拐，开上了一条辅路，上面的路标指向诺维-托里莫。他们这是在往北走。路很直，两边是积满灰尘的梧桐树。树那边是一排排看起来阴森森的房子，还有一两家工厂。很快，开始上升，路也变得弯弯曲曲，房子和工厂被抛在后面。他们进入乡村了。
他站了起来。这里没有别的事可做了。他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走出客舱，向六号舱走去。他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声音，马蒂斯夫人打开了门。
格雷厄姆知道，除非出现完全意想不到的逃跑机会，否则他活命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不久汽车就会停下来。汽车随时都会停下。他会被赶下车，像一个被军事法庭判了死罪的犯人一样，被行刑队有条不紊地、弹无虚发地枪毙。他的血在脑袋里轰鸣，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尝试着慢慢地深呼吸，但胸部的肌肉似乎无法做到这一点。他继续尝试。他知道，如果他现在屈服于恐惧，如果他现在就泄气，那么，不管发生什么，他都死定了。他绝不应该害怕。他告诉自己，死亡并不那么糟糕。片刻的震惊之后，一切就收场了。他迟早会死，现在让一颗子弹穿过头盖骨，总比年老的时候在病床上躺几个月要好。活了四十年，这一辈子算是值了。眼下，欧洲的许多年轻人觉得能活到这个年纪，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成就了。有人以为，正常的寿命缩短了三十来年简直是一场灾难，其实，这是一种谬论，因为你的生命毫无价值。活着本来也不是那么令人愉快。多数人活着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自己从摇篮到坟墓的这一路尽可能地减少痛苦，满足身体的需要，减缓身体衰败的过程。放弃这样一桩沉闷乏味的事情，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真的有这个必要吗！可是你真的大惊小怪了……
格雷厄姆并没有太失望。有了枪会让他感觉安全些，但他并没有指望能找到这把枪。枪是很有用的东西。巴纳特当然把枪拿走了。格雷厄姆在库维特利的夹克口袋里摸了摸。口袋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显然，巴纳特拿走了库维特利先生的钱，也拿走了他的通行证。
他意识到一把左轮手枪顶住了他的胸膛。他们是要搜查他的身体吗？不，他们不会这样做的。他们已经偷走了他的一把左轮手枪，又拿走了库维特利的那一把。他们不会怀疑还有第三把。车上除了他，还有五个人，至少四个人带着枪。他的左轮手枪只有六发子弹。在别人拔枪向他射击之前，他也许可以先撂倒两个。如果他抓住巴纳特注意力分散的时候出手，他也许可以干掉他们三个，甚至四个也说不定。即使他自己最后被杀，那也得让他们看看，要杀他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把手伸进夹克，装出在找火柴的样子，乘机把手枪的保险扣打开了。有那么一刻，他想立刻拔出枪来，想碰碰运气，想着司机的一把急转弯能让自己躲过巴纳特打出的第一枪。但是巴纳特手中的枪稳稳地顶着格雷厄姆的胸膛。再说，总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总有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比如，如果司机一下子拐弯太猛，撞坏了车子……
很明显，那把枪不在他的屁股口袋里。他跪在尸体旁边。他觉得又有呕吐的感觉了，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他身体前倾，一只手抓住库维特利的右肩，另一只手抓住他右边的裤子，用力拉着。他让尸体侧着身。尸体的一只脚压到另一只脚上，落到了地板上。格雷厄姆立刻站起身来。过了一会儿，他弯下身去，伸出手，拉开了库维特利的夹克。他的左臂下面有一个皮套，但没有枪。
汽车依然呼呼地往前开着。车窗关得严严实实，车里弥漫着巴纳特身上的玫瑰油香味。穿阿尔斯特宽大大衣的那个人已经昏昏欲睡了。他张着嘴，打了一两次哈欠。接着，显然是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他掏出一把沉甸甸的德国手枪，检查起弹匣。过了一会儿，他把手枪放回原处，看了格雷厄姆一眼，眼袋下垂，目光呆滞。然后又漫不经心地看别的地方，就像火车上的乘客，扫了一眼对面的陌生人，目光移向别处。
他浑身冒汗了。他拿手帕擦擦手和前额。他想起他的指纹可能会留在箱子的硬皮把手上，留在门把手和盥洗柜上。于是他拿手帕把这些东西仔细擦了一遍，然后把注意力转向尸体。
他们继续往前开了大约二十分钟。他们穿过一个杂乱的小村子，村子里只有一家咖啡馆，看上去苍蝇乱飞，咖啡馆外面有个加油站。另外还有两三家小店。车子开始爬坡。格雷厄姆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刚才看到大路两旁净是牧场和农田，已经被树丛和无法耕种的山坡所代替，他猜想汽车开进了热那亚北边、铁路道口以西的一片山地，底下就是庞特德西莫。突然，汽车向左一拐，开进了树林间的一条小路。司机放低挡位，汽车开始在树木茂盛的斜坡边上的一条长长的、蜿蜒的山路上慢慢爬行。
他打开盥洗柜，把二十里拉的硬币放到盥洗盆的一个角上，起身走到门口。外面还是静悄悄的，没有什么动静。他打开舱门，拎起手提箱，把箱子拖到四号客舱门口。他迅速走进客舱，关上舱门。
格雷厄姆觉得身边的莫勒动了一下。他迅速转过身，血液猛地涌上他的脑袋。他看到了莫勒的眼睛。
格雷厄姆把子弹放进口袋，把箱子合上。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箱子。显然，巴纳特指望那个服务员会把这二十里拉装进腰包，把箱子拿到海关小屋去，把库维特利先生彻底忘掉。从巴纳特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等到海关人员开始对这个无人认领的手提箱起疑问时，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格雷厄姆想着自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活下来了。另外，他还打算——在同样的情况下——用自己的护照越过意大利边境进入法国。库维特利先生的尸体一旦被发现，其他的乘客将受到警方的一一盘问。他只有一件事可做：必须把库维特利先生的手提箱藏起来。
莫勒点了点头：“是的，格雷厄姆先生，你只能走这么远了。”
他把箱子放到铺位上，打开了它。箱子上层很杂乱，显然是巴纳特随便塞进去的，但下层的东西摆放得非常整齐。不过，格雷厄姆唯一感兴趣的是一盒手枪子弹。但手枪却不见踪影。
“可是，那旅馆……”格雷厄姆结结巴巴说不出话了。
库维特利先生的行李是一个老式的手提箱。手提箱用几条带子绑着，立在地板的中央，其中一条带子上放着一个二十里拉的硬币。格雷厄姆捡起这枚硬币，举到鼻子跟前。硬币上玫瑰油香味还很明显。他在衣橱里和门后寻找库维特利先生的大衣和帽子，但没有找到，于是他断定，大衣和帽子肯定从舷窗丢到大海里了。巴纳特什么都想到了。
那双苍白的眼睛并没有眨一下：“格雷厄姆先生，我觉得你的头脑太简单了。或者，你认为我的头脑太简单？”他耸耸肩，“毫无疑问，这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我有个请求。你已经给我造成了这么多麻烦、不适，耗费了我这么多钱物。那么，我建议你不要再为我制造新的麻烦了，这要求不过分吧？当车子停下来，让你下车的时候，请你不要乱叫，不要挣扎。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不能顾及自己的尊严，那请你想想汽车里的坐垫。”
他开了一道很小的门缝。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片刻之后，他走出了客舱，随手带上了门。他没有犹豫一秒钟。他知道他必须往前走。走了五步，他到了三号客舱。他走了进去。
莫勒突然转过头去，向穿着宽大大衣的那个人点了点头，那人便敲了敲身后的车窗。汽车猛地停住了，穿着宽大大衣的人从座位上抬起屁股，猫着身子，伸手去抓车门闩，准备开门。与此同时，莫勒对着巴纳特的耳朵咕哝了几句。巴纳特咧嘴一笑。
格雷厄姆转过身，抓住门把手，轻轻地转动了一下。他知道，如果让自己再考虑下去，他就会改变主意的。想定的事就不要犹豫，他不能再让自己思前想后了。
就在这一刹那，格雷厄姆动手了。他们撕开了最后那点可怜的伪装。他们就要杀他了，不管他知情不知情。他们只担心他的血会沾污了他屁股底下的那个坐垫。他的心头突然升腾起一股不顾一切的愤怒。他本来竭力克制着自己，现在，他身上的每根神经都在颤抖不已，他的自我控制力突然全部不知去向。还没等他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他就拔出了马蒂斯的那把左轮手枪，对着巴纳特的脸就是一枪。
但是，这个受害者不可能毫无防备。有一个非常渺茫的机会……
砰的一声枪响几乎震荡了他自己的脑袋。他看到巴纳特的脸发生了极其可怕的变化。接着，他猛地向前一冲。
假设这是莫勒策划的。假设莫勒或者巴纳特听到了库维特利先生对格雷厄姆下达的指示，相信感受到了足够威胁的格雷厄姆会采取一切措施来保全自己，因此想到要使用这种方法来拖延他的归国时间。或者，他们可能正准备抓住格雷厄姆与尸体待在一起的这个事实，嫁祸于他，指控他杀了人。不。这两种假设都是荒谬可笑的。如果他们获悉了库维特利先生的计划，他们会让这个土耳其人坐领航船上岸的。这样一来，躺在这里的应该是格雷厄姆的尸体，发现这具尸体的将会是库维特利先生。显然，莫勒既不知道库维特利先生的计划，也不相信库维特利先生的尸体会被人发现。一个小时之后，格雷厄姆就要与巴纳特和前来迎接的枪手们站在一起，这几个枪手会冷眼看着格雷厄姆这个受害者毫无戒备地走上来……
穿着宽大大衣的男人刚开了个门缝，格雷厄姆的身体一下子压倒了他。这家伙顿时失去了平衡，猛地向后倒去，擦着门，跌落到地上，格雷厄姆压在他身上。
可是，如果他不想向船长报告这件事，不准备让警察介入，那他又能做什么呢？
格雷厄姆也被这冲击力撞了个半晕，他滚了一下身子，立刻爬到车身后面，寻求掩护。他知道，这事只要一两秒钟就完了。那个家伙已经被打昏了，另外两个人声嘶力竭地喊着，奋力将门打开。莫勒很快就会捡起巴纳特的那把枪。他也许还有机会再开一枪。莫勒，或许……
他抿紧了嘴唇。他觉得心中慢慢升腾起冰冷的怒火，差不多要扼杀他的自我保护意识。如果他真的叫来别人，他可以指控莫勒和巴纳特，但他能有办法让他们给这两个人定罪吗？他的指控本身是没什么分量的。很有可能，别人会以为这项指控是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而耍的诡计。就说事务长吧，他一定会这样想。这两个家伙手里拿的是假护照，毫无疑问，这个事实是可以得到证明的，但光是为了证明这件事，也得耗费很长时间。这样一来，意大利警方就可能会提出这样那样的理由，不放他回英国去。为了能让他安全回到英国，按时完成那个合同，库维特利先生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让库维特利先生的尸体成为阻止他履行这个合同的一种手段？那是非常愚蠢、非常荒唐的事；但是，如果格雷厄姆想确保自己能活命，那必须这样做。太匪夷所思，太不可想象了。莫勒把库维特利叫作爱国者，现在格雷厄姆站在这里看着这个爱国者的尸体，突然想，这个世界上似乎只剩下一件要紧的事了：不能让库维特利先生的死显得愚蠢和荒唐，只有谋杀他的人才会觉得他的死是毫无价值的。
就在那一刻，运气之神出手了。格雷厄姆意识到自己就蹲在离汽车油箱不到一英尺的地方。他想着不能让莫勒他们有机会还手。突然，他的脑子里浮现出一个能让自己脱身的疯狂念头，于是他举起手枪，朝油箱开了一枪。
从血液凝固的样子看，库维特利先生一定是在轮船停止之前就死了。在这之前很久就死了！他没有来得及请求船长允许他乘领航船离开。如果他提出过这个请求，那么等领航船靠近的时候，他们就会到处找他，他的尸体就会被人发现。但现在没有发现。他用的不是普通护照，而是外交人员的自由通行证，因此不必把证件交给事务长保管。这意味着，到了热那亚，除非事务长与护照检查员仔细核对所有乘客的名单——格雷厄姆从过去的经验可以推断，在意大利港口，他们是不会费劲干这件事的——否则谁也不会注意到库维特利有没有下船登岸。莫勒和巴纳特很可能指望着这一点。如果死者的行李已经整理好了，服务员就会把他的行李与其他行李一起放到海关小屋里，看这件行李迟迟没人来取，还以为行李的主人故意躲着，以免付小费。如果格雷厄姆不对任何人说，那么可能要过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他的尸体才会被人发现。
当他扣动扳机的时候，他的左轮手枪的枪口几乎碰到了油箱。火焰顿时呼啸而起，把他掀到了好远的地方。枪声响起，一颗子弹从他的头边上掠过。他感到一阵恐慌。他转身向树林跑去，向路边的斜坡冲去。他又听到两声枪响，然后，不知是什么东西狠狠地砸到他的后背，他的眼前和脑子里闪过一道亮光。
格雷厄姆听到外面走廊里有人在走动。他猛地抬起头。外面的动静似乎让他的头脑猛然清醒过来。他开始迅速而冷静地思考起来。
格雷厄姆昏迷的时间不可能超过一分钟。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脸朝下趴在低于路面的斜坡上那些枯死的松针上。
毫无疑问，这是巴纳特干的。这个小个子的土耳其人显然是在他自己的客舱或外面的走廊里被巴纳特打昏在地，然后被拖到这个最近的空客舱里，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被巴纳特用刀捅死的。莫勒就这样除掉了一个可能的威胁，以使他能集中精力对付主要的受害者。格雷厄姆还记得半夜有一个声音惊醒了他。那个声音可能就是来自隔壁客舱。“不管发生什么，在八点钟之前千万不要离开你的客舱。否则是非常危险的。”库维特利先生自己反而没有执行这个指令，于是遇到了这个危险。他曾经说过他随时愿意为他的祖国献身，他就这样为他的国家献身了。他可怜地躺在那里，紧握着胖乎乎的拳头，一绺灰白的头发与他的血凝结在一起，那张嘴半开着，毫无生气。
他的头疼痛得厉害，好似被一把匕首刺穿。他趴在那里，好一会儿都不想动弹。然后，他再次睁开眼睛，他的目光一点一点往外移，看到了马蒂斯的那把左轮手枪。他本能地伸出手去抓枪。尽管他身上的脉搏在痛苦地跳动，他的手还是抓住了那把枪。他又趴了一两秒。他慢慢地弓起身子，把双膝拖到身下，双手撑起上身，缓缓地向路边爬去。
意识到这一点，他心里猛然一惊，一下子恢复了理智。他又低头看去。
油箱爆炸的冲击波很大，路面上到处散落着仪表盘碎片和还在冒着烟的皮革。废墟中侧身躺着一个戴工人帽的人。他身体左边的雨衣已经成了烧焦的碎片。汽车只剩下一堆闪闪发光的白东西，钢架子还隐约可见，在可怕的高温下弯得像一张纸了。再往前看，司机站在路上，双手捂着脸，摇摇晃晃的，好像喝醉了酒似的。燃烧的尸体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没有看到莫勒的踪影。
格雷厄姆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干呕，两只手紧紧抓住盥洗柜，不让自己倒下。他首先想到的是，他一定不能呕吐，一定不能瘫倒，然后向别人求救。他没有立即意识到眼前发生的这件事对他意味着什么。他的眼睛现在始终盯着舷窗，不让自己再往下看一眼。他看到了一艘轮船的烟囱，那艘轮船正停靠在长长的混凝土防波堤后面。他立刻明白了，这艘船正在进港。不到一个小时，舷梯就会放下来。库维特利终了也没有能与土耳其领事馆取得联系。
格雷厄姆在斜坡上爬了几码，忍着疼痛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往前走，穿过树林，朝地势较低的小路的方向走去。
大部分血似乎是从后脑的一处伤口流出来的，但脖子的左边下方还有一处伤口，看起来像是被刀割的，出血不多。轮船的晃动使血到处乱流，在铺着油毡的地上胡乱涂成一团，现在这血已经慢慢凝结了。他的脸色如烂泥一般。库维特利先生显然已经死了。